古籍版本按照刻书时间有哪些分类呢?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20浏览:1收藏

古籍版本按照刻书时间有哪些分类呢?,第1张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知识信息;

著作方式;

文字;

物质载体;

文字制作技术;

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一、中国古代典籍分类有:

1、《七略》的六分法,把天下图书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

文学在诗赋略。

2、《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部下有类,类下有属。全书共4部44类66属。

文学在集部。

二、《汉书·艺文志》沿用了《七略》的六分法,具体为:

(一)六艺略,著录易、诗、书、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类图书,这些都是儒家经典或与儒家经典有关的著作,它们被安排在最突出的位置,单独为一略,体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儒家经典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指导作用;

(二)诸子略,著录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著作,西汉去古未远,诸子书保存颇多,而西汉后期虽尊儒学,但对诸家学说基本上还是兼收并蓄的,不象后世那样极端,所以诸子列第二大类;

(三)诗赋略,著录了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五类文学作品;

(四)兵书略,著录了兵权谋、兵形势、阴阳、兵技巧四类军事文献,包括了战略思想、战术技巧各个方面;

(五)术数略,著录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类图书。

(六)方技略,著录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著作,大体上是医学、科学及方士、巫术两方面的杂拌。

以上六略三十八类,共著录了当时可以看到的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图书。

扩展资料:

《七略》分成六类的原因:

一、 学术有所不同。《六艺略》的主要部分是王官之学。《诸子略》所收为个人及他那个学派的书,是私门之学。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则因为各有专门,必加分列。

二、校书有分职。刘歆是这次校书工作的主持人,他负责校理经传、诸子、诗赋,而他不熟悉的兵书则由步兵校慰任宏分校,数术由太史令尹咸分校,方技由侍医李柱国分校。

三、卷篇有多寡。群经、诸子,性质不同,当然应当分开,至于后世史书出于《春秋》,诗赋出于三百篇,然而《七略》却将史书附在《春秋》之后,而诗赋却自成一略。

源流虽然相同而处理各异的原因就在于篇卷多寡不同。史家之书,自《世本》以下,仅八家四百十一篇,不足成略;而诗赋自屈赋以下,达百六家千三百十七篇,非单独自成一略不可。

——七略

——四库全书

国学宝典》的经部·纬书集成和子部·琴棋游艺分别收录了多少册古籍74

目录

经部·十三经

1 《周易》 7卷.〔阮元校刻本〕

2 《尚书》 58篇.〔阮元校刻本〕

3 《诗经》 30卷.〔阮元校刻本〕

4 《周礼》 6卷.〔阮元校刻本〕

5 《仪礼》 17卷.〔阮元校刻本〕

6 《礼记》 49卷.〔阮元校刻本〕

7 《春秋左传》 12卷.〔阮元校刻本〕

8 《春秋公羊传》 12卷.〔阮元校刻本〕

9 《春秋谷梁传》 12卷.〔阮元校刻本〕

10 《孝经》 18章.〔阮元校刻本〕

11 《尔雅》 19卷.〔阮元校刻本〕

12 《论语》 20篇.〔阮元校刻本〕

13 《孟子》 14卷.〔阮元校刻本〕

经部·十三经注疏

1 《周易正义》 王弼等注、孔颖达疏 10卷.〔阮元校刻本〕

2 《尚书正义》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 20卷.〔阮元校刻本〕

3 《毛诗正义》 郑玄笺、孔颖达疏 70卷.〔阮元校刻本〕

4 《周礼注疏》 郑玄注、贾公彦疏 42卷.〔阮元校刻本〕

5 《仪礼注疏》 郑玄注、贾公彦疏 50卷.〔阮元校刻本〕

6 《礼记正义》 郑玄注、孔颖达疏 63卷.〔阮元校刻本〕

7 《春秋左传正义》 杜预注、孔颖达疏 60卷.〔阮元校刻本〕

8 《春秋公羊传注疏》 何休解诂、徐彦疏 28卷.〔阮元校刻本〕

9 《春秋谷梁传注疏》 范宁注、杨士勋疏 20卷.〔阮元校刻本〕

10 《孝经注疏》 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9卷.〔阮元校刻本〕

11 《尔雅注疏》 郭璞注、宋邢昺疏 10卷.〔阮元校刻本〕

12 《论语注疏》 何晏注、宋邢昺疏 20卷.〔阮元校刻本〕

13 《孟子注疏》 赵岐注、宋孙奭疏 14卷.〔阮元校刻本〕

经部·其他

1 《韩诗外传》 10卷.〔四部丛刊影印沈氏野竹斋刻本〕

2 《春秋繁露》 西汉·董仲舒 17卷.〔乾隆卢文弨校本〕

3 《大戴礼记》 西汉·戴德 40卷.〔通行本〕

4 《白虎通义》 东汉·班固 10卷.〔道光陈立白虎通疏证本〕

5 《尚书大传》 西汉·伏生 3卷.〔皇清经解续编本〕

6 《周易集解》 唐·李鼎祚 17卷.〔学津讨原本〕

7 《古三坟》 17卷.〔汉魏丛书本〕

8 《六艺略》 西汉·刘歆 1卷.〔通行本〕

9 《易经原典》 1卷.〔通行本〕

10 《经传释词》 清·王引之 10卷.〔清嘉庆王氏家刻本〕

11 《尚书古文疏证》 清·阎若璩 14卷.〔眷西堂本〕

12 《孟子字义疏证》 清·戴震 14卷.〔微波榭丛书本〕

13 《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 清·刘逢禄 10卷.〔通行本〕

14 《经学历史》 清·皮锡瑞 10卷.〔清光绪三十三年湖南思贤书局本〕

15 《经学通论》 清·皮锡瑞 5卷.〔通行本〕

16 《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 22卷.〔通行本〕

17 《四书章句集注》 宋·朱熹 26卷.〔江宁局本〕

18 《宋本切韵指掌图》宋·司马光 2卷〔四库全书本〕

19 《中原音韵》 元·周德清 1卷.〔永乐大典本〕

20 《五经异义》 汉·许慎 1卷.〔皇清经解本〕

21 《春秋集传纂例》 唐·陆淳 10卷.〔嘉兴钱氏经苑本〕

22 《周官新义》 宋·王安石 16卷.〔四库全书本〕

23 《七经小传》 宋·刘敞 3卷.〔涵芬楼影印宋刊本〕

24 《大学衍义补》 明·邱濬 160卷.〔四库全书本〕

25 《国朝汉学师承记》 清·江藩 8卷.〔《粤雅堂丛书》本〕

26 《经义述闻》 清·王引之 32卷.〔皇清经解本〕

27 《今古学考》 清·廖平 2卷.〔通行本〕

28 《读书杂释》 清·徐鼒 14卷.〔通行本〕

29 《国故论衡》 清·章太炎 1卷.〔右文社〕

30 《方言》 西汉·扬雄 13卷.〔四部丛刊本〕

31 《说文解字注》 清·段玉裁 30卷.〔嘉庆二十年刊本〕

32 《广雅疏证》 清·王念孙 10卷.〔道光九年学海堂《皇清经解》本〕

33 《订讹类编》 清·杭世骏 6卷.〔通行本〕

34 《订讹类编续补》 清·杭世骏 2卷.〔通行本〕

35 《大学》 1卷.〔通行本〕

36 《中庸》 1卷.〔通行本〕

37 《马氏文通》 清·马建忠 10卷.〔清光绪三十年排印本〕

38 《纬书总汇》 郑文杰 1卷.〔通行本〕

39 《读全唐文札记》 清·仁和劳格 1卷.〔通行本〕

40 《庚辛之间读书记》 清·王国维 1卷.〔《王国维遗集》本〕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

按照正常的思维和逻辑,按照古代典籍“经史子集”四库分类的标准,《红楼梦》毫无争议地应该归入“集部”,而不是“子部”。

“经”指的是经书,即儒家经典著作,如《四书五经》,涵盖比较全的儒家经典丛书是“十三经”及“十三经注疏”,“经部”典籍还包括经学史及小学类(训诂、字书、韵书)书籍;“史”指的是史书,即历朝历代被称为“正史”的史书,如“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史部”典籍还包括历朝历代的编体、纪事本体史书以及别史、史评(史论)、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目录(经籍、金石)等类书籍;“子”指的是先秦诸子百家(除儒家经典以外)的著作,诸子百家主要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释家(佛家)、兵家、农家、阴阳家(又将阴阳五行归入“术数”)、名家、杂家、医家、小说家(不包括全部的小说作品,一般只包括杂事、异闻、琐语三类,如《博物志》《太平广记》等归入“小说家”的“子部”)等,“子部”典籍还包括天文算法、术数(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科技、艺术、谱录、类书、蒙学等类别的书籍;“集”指的是文集,即诗词文赋的单集和汇编等,包括历朝历代的绝大部分文人的个人诗文集即单部作品,如历代作家的诗集、词集、文集、赋集、曲集、笔记、小说、戏曲作品等。“经史子集”语出《新唐书·艺文志一》:“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经史子集”是中国古籍按内容区分的四大部类。一些大型的古籍丛书往往囊括四部,并用以命名,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可见四部分类对古籍的重要意义。

公元前26年西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主持整理国家图书馆所藏古籍,最终编成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目录《七略》。《七略》将当时搜辑整理的典籍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诗赋六大类,加上概论性质的辑略,总题《七略》。该书早已亡佚,但它的基本内容都被保存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因此,《汉书·艺文志》成为今存最早的古籍分类目录。西晋时荀勖的《晋中经簿》将《七略》的“六分法”改为“四部”,即甲部录经书(相当于“六艺”等),乙部录子书(包括诸子、兵书、数术、方技等),丙部录史书,丁部为诗赋等,这是四部分类——“四分法”的基础。东晋李充所编的《晋元帝书目》根据当时古籍的实际情况,将史书改入乙部,子书改入丙部,这样,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正式初具雏形。四部体制的最终确立,体现在《隋书·经籍志》中,这部实际上由唐初名臣魏征所编的书籍目录,正式标注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并进一步细分为40个类目。隋朝以后图书分类的主流是沿用四部分类。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分为四部44类,有较大的权威性。

周汝昌先生在他的论文《〈红楼梦〉与中国文化》中提到:陈蜕庵曾指出《红楼梦》不是一部小说,而应当归入子部。这种说法(观点)其实是很搞笑的。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本身就充满了争议以及夸大其词、自相舛互、前后矛盾、逻辑混乱等问题,而且,周先生学术态度非常不端正,频频出现为达到“耸人听闻”的效果而主观编造“文物”的“罪行”,使人对他的学术研究的真实可靠性不能不产生怀疑(所以,我很怀疑他提到的陈蜕庵先生的这一说法的真实性;但是,在历史上和实际上,“小说家”的确是归入“子部”的,但是这并不是囊括全部的“小说”作品的),总体上周先生所谓的“红学”研究,已经不是在研究《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的“小说”作品,他先是“神化”这部小说,然后又将主要的精力去研究《红楼梦》这部小说之“外”的东西,因而几乎完全脱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本身,他在“红学”上的主要“贡献”是“曹学”,而不是“红学”,一言以蔽之,他在“红学”研究导向上带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头”,流毒无限,贻害无穷。

周先生在他这篇论文提到的陈蜕庵,即陈范(1860-1913),是我国清末民初著名报人。其人本名彝范,晚年更名蜕庵,字叔柔,号梦坡、退僧退翁,别号有梦通、忆云、锡畴、瑶天等,湖南衡山人。陈钟英仲子。是一位精通诗文、很有气节的清末报人,也是中国最早提出节制生育人口的人(另外还有福建长乐陈范、福建海澄陈范、湖北安陆陈范、少将-陈范、江苏泰县陈范)。清光绪十五年(1889)考中秀才,嗣任江西铅山知县。光绪二十年(1894)以教案被劾罢官,退居上海。光绪二十六年(1900)购得上海《苏报》产权,先后刊出章太炎所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又发表章太炎、章士钊为邹容《革命军》所作序言和介绍《革命军》的文字,一时举国震动。“苏报案”发生后,被列入逮捕名单,脱险后东逃日本,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结识后,往来于东京、横滨、香港。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返国,在上海被捕入狱,翌年获释。武昌起义后,曾在湖南进行革命活动。不久,先后主持上海《太平洋报》、北京《民主报》笔政。1913年1月病故于上海。遗稿有《映雪轩初稿》、《烟波吟航诗存》、《卷帘集》、《庚中集》、《蜕僧余稿》等。遗稿由妹夫汪文溥编为《陈蜕庵先生文集》、《蜕翁诗词刊存》、《蜕翁诗词文续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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