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点: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长卷风俗画《清明上河图》，是我国绘画史上的稀世奇珍，画之瑰宝。它用现实主义手法，全景式构图， 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北宋王都开封汴京时的舟船往复，飞虹卧波，店铺林立，人烟稠密的繁华景象和丰富的社会生活习俗风情。全图规模宏大，结构严密，构图起伏有序，其笔墨技巧，兼工带写，活泼简练，人物生动传神， 牲畜形态，房舍、舟车、城郭、桥梁，树木、河流、无一不至臻至妙，称得上妙笔神工。综数我国古代绘画，多有那种士大夫的孤芳自赏，实难找到类似“清明上河图”这样不惜以大量的笔墨，描绘数以百计的民众市俗生活与商业经济活动，将民众置于主人翁地位，并加以正确地艺术概括，这在中国古代绘画中是不多见的，就是在现代绘画中也是罕见的。此画的第一位收藏人是宋徽宗，是他用瘦金体亲笔在画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

《清明上河图》卷为绢本，水墨淡设色，纵248厘米、横5287厘米。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的画卷本幅上，并无画家本人的款印，确认其作者为张择端，是根据金代人张著一段题跋，张著的题记寥寥数语："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从跋文知道， 作者张择瑞原籍山东诸城，早年游学汴京，后来在画院任职，自成一家。他的艺术成就，历来不被士大夫评论家所重视，因而有关他的史料极为稀少。所幸的是他的不朽名作《清明上河图》完整地保存至今，才确立了他在中国绘画史上应有的地位。

为什么叫“清明上河图”，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两字，并非指“清明时节”，而是描绘了当时汴京的清明坊到虹桥这一段上河的秋季景色。 而大多数人认为该画描绘了当年汴京近郊汴河上下清明时节的生活景象，所以叫《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时代背景是北宋时期的开封市，开封位于河南省中部，古称汴梁，汴京，为我国七大古都之一，从战国至金代，先后有7个封建王朝在此定都，素有“自古帝王都”、 “七朝古都”之称、其中以北宋年间最为繁荣，人口多达150余万，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清明上河图》全卷内容，可分为郊野、汴河、街市三大段。中段又以“虹桥”为中心，展现汴河漕运的紧张气氛，达到全卷的高潮。

全图观赏是从右往左，从城外到城内，让观者看得有滋有味。开卷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郊外氛围，春寒料峭，嫩绿新发，疏林薄雾，农舍酒家，阡陌纵横。起首为两人执鞭赶着一队驮炭毛驴趟来，逾小桥，疏林茅舍，匆匆向城内进发。沿曲径而来的一骑数仆护卫着，顶插杨柳细枝、四垂遮映的轿子，从郊外踏青归来，其前导一骑受惊狂奔，驭者慌忙追赶，附近人畜，均作出各自不同的反应，此系全图的引子。

《清明上河图》中段汴河漕船部分

中段描写汴河上下， 这条汴河就是当时为汴梁提供漕运，供应城市生活必需品的河道，河上舟来船往，运输繁忙，靠岸的船只，搭着跳板，正在卸货。一艘巨大的漕船落帆降桅，将从桥下穿过，船夫们紧张忙乱，呼唤叫喊，牵动人心，桥上还有些热心者不顾自己的安危，跨越到拱形桥的栏杆外，一手拉住栏杆探出身子，大声喊叫，挥舞另一只手，指挥着船只顺利通过。看热闹的人群，翘首争睹这惊险场面。

《清明上河图》中段全景

《清明上河图》 并非一般的风俗画，专为表现某一风俗的某一细节，而是以清明点题，舍弃了清明的无关紧要的细节，其本意并不在于渲染清明佳节，扫拜新坟、田野如市、遍满园亭等风俗和游乐，更无意歌颂“太平日久，人物繁阜”的升平景象，而旨在揭示远离故土，既不能返乡扫墓，也不能参与汴京清明游乐的船工与纤夫，仍在汴河上像往日一样要逆水行舟、冒险抢渡的真实情景。其实，就是这些被视为卑贱的劳动者为汴京庶众运来了赖以生存的食粮给用，他们正是维系京师繁荣的基本动力。

《清明上河图》中段虹桥部分

画面上一座大型的木拱桥横跨河上，将两岸街市相连，其桥无柱，桥身由上下两层拱骨相贯，互为承托，遂伸展成大跨度的飞桥，宛如一道飞虹。虹桥上的车水马龙，南来北往。推独轮车和骑马的、驮着米袋骡子，正要上桥，挑担的、拉客的、摊贩的，使本来很宽阔的桥面，变得狭窄起来。

画家利用河岸桥梁的高低曲折，引导欣赏者不断转移视点，或仰或俯，成为流动转折的视觉引导。画中最精彩处莫过于对舟船过虹桥的描绘，画面的节奏至此突然骤急，人、畜、舟、车聚集，犹如乐曲呈节奏韵律性，桥上人群的熙攘，桥下急流行舟的紧张，构成了画卷的高潮。画家围绕这座桥，充分施展了自己的绘画本领。画中的人物大小仅寸许，但是神态毕现，极为生动，就好象身临其境一样。

《清明上河图》下半段城楼部分

过了虹桥，汴河转向上方蜿蜒流去，出现熙熙攘攘、车水马龙之街景。汴京作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中官府衙门、民居宅院、作坊店铺、屋宇错落，林林总总。百业兴隆，酒楼店铺百肆杂陈，招牌幡幔目不暇接，饮食百货应有尽有。各类商店经营着罗锦布匹、沉檀香料、香烛纸马等，此外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九流三教，各行各业应有尽有。街市喧嚣，车水马龙，行人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热闹非凡。鼓楼下的驼队远道而来，行色匆匆，茶楼酒馆中的人则轻松悠闲……。

《清明上河图》下半段街市部分

《清明上河图》既是一件伟大的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珍品，同时，它还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为我们提供了北宋大都市的商业、手工业、民俗、建筑，交通工具等丰富的形象资料，百科全书。展开这幅的长卷，尤如步入12世纪我国繁华都市生活，其反映社会生活和物质文明的广阔性与多样性，有着文字难以替代的文献史料价值。《清明上河图》把北宋末期工商业发达的面貌，表现得淋漓尽致，是对北宋社会经济繁荣的赞歌，也是一曲凄凉的挽歌，图成不久，北宋沦亡。

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几个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第一、内容丰富。《清明上河图》在表现手法上，以不断移动视点的办法，即"散点透视法"来摄取所需的景象。大到广阔的原野、浩瀚的河流、高耸的城郭，细到舟车上的钉铆、摊贩上的小商品、市招上的文字，和谐地组织成统一整体，在画中有仕、农、商、 医、卜、僧、道、胥吏、妇女、儿童、篙师、缆夫等人物及驴、马，牛、骆驼等牲畜。 有赶集、买卖、闲逛、饮酒、聚谈、推舟、拉车、乘轿、骑马等情节。画中大街小巷 店铺林立，酒店、茶馆、点心铺等百肆杂陈，还有城楼、河港、桥梁、货船，官府宅第和茅棚村舍密集。 《清明上河图》中画有八百一十五人，各种牲畜六十多匹，木船二十多只，房屋楼阁三十多栋，推车乘轿也有二十多件。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为历代古画中所罕见。各色人物从事的各种活动，不惟衣着不同，神情气质也各异而且穿插安排着各种活动，其间充满着戏剧性的情节冲突，令观者看业，饶有无穷回味。

第二、 结构严谨 繁而不乱，长而不冗，段落分明。可贵的是，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主体突出，首尾呼应，全卷浑然一体。画中每个人物、景象、细节，都安排得合情合理，疏密、繁简、动静、聚散等画面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达到繁而不杂，多而不乱。充分表现了画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高度的画面组织和控制能力。

第三、在技法上，大手笔与精细的手笔相结合，善于选择那些既具有形象性和富于诗情画意，又具本质特征的事物、场面及情节加以表现。十分细致入微的生活观察，刻划每一位人物、道具。每个人各有身份，各有神态，各有情节。房屋、桥梁等建筑结构严谨，描绘一笔不苟。车马船只面面俱到，谨毛而不失全貌，不失其势。比如船只上的物件、钉铆方式，甚至结绳系扣都交待得一清二楚，令人叹为观止。

《清明上河图》在问世以后900多年里，它曾辗转收藏，几经战火，历尽劫难，多次幸免于难。据元代杨准跋云：“卷前有徽庙标题”，李东阳题云：“卷首有佑陵瘦筋五字签及双龙小印。”可证画题由宋徽宗赵佶钦定并亲书，此画亦应作于徽宗政、宣间(公元1111——1125年间)。 《清明上河图》 画幅上有金代人张著等金、元、明十三家题记，印记共90方，又半印6方。说明此图曾经被北宋、金、元、明、清内府和许多私人收藏过，流传有绪。

此画最初收藏应是宣和御府，北宋亡后，流到北方，入元进入皇家内府，被内府一个装裱匠用摹本偷换出来，到了明朝又落到奸相严嵩手里。传说，明朝文学家王世桢，他的父亲是当朝的尚书。王老太爷珍藏着宋代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他对这幅画珍爱备至，轻易不肯示人。但当朝权贵严嵩却对此画垂涎三尺，他依仗权势向王尚书索要该画，王尚书无法回绝，但又舍不得这幅画，于是连夜请来高明的画师，临摹这幅《清明上河图》。第二天，王尚书将这幅赝品交给了严嵩。本来这幅高明的赝品已将严嵩瞒了过去，但严府有一个极有经验的装裱匠，他向严嵩献谀求荣，指出这幅画的左下角，有一只麻雀脚踩着两片瓦，由此可知是赝品。严嵩于是大怒，找了个缘由便将王尚书打入大牢。王世桢为救父亲，不得不拿着《清明上河图》的真迹登严府求情。

明代李日华《味水轩日记》 沈德符所著《野获编补遗》都记载，明代大奸臣严嵩与其子严世蕃依仗权势，巧取豪夺《清明上河图》的故事。后人曾据此写过《一捧雪传奇》一戏，只是将《清明上河图》改成了“一捧雪”白玉杯。隆庆时，严嵩父子被御史邹应龙弹劾，终于官场失势，严世蕃被斩，严府被抄，《清明上河图》再度收入皇宫。

《清明上河图》到清朝后先由陆费墀收藏。陆费墀是乾隆时进士，他得图后也在上面矜印题跋。后被毕沅购得。毕沅，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进士。毕沅生平喜爱金石书画，家中收藏颇为丰富。他得《清明上河图》以后，与其弟毕泷（清代收藏鉴赏家）同赏，现今画上有二人印记。毕沅在关中任职时，对地方上的文物尽心修缮保护，不料这些却成了他的“罪行”。毕沅死后不久，湖广人民反清，清廷认为毕沅任湖广总督期间，“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费”，不但将毕家世职夺去，而且将其全家百口全部杀掉，家产连同《清明上河图》也被抄没入宫。

清廷将《清明上河图》收入宫以后，便将它收在了紫禁城的迎春阁内。嘉庆帝对其珍爱有加，命人将它收录在《石渠宝笈三编》一书内。此后，《清明上河图》一直在清宫珍藏，虽然经历1860年英法联军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两度入侵北京，洗劫宫室，但居然逃过了劫难，均未受损。

1911年以后，《清明上河图》连同其他珍贵书画一起，被清末代皇帝溥仪以赏溥杰为名盗出宫外，先存在天津租界内的张园内。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建立伪满洲国，于是这幅名画又被带到长春，存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溥仪见大事不好，便乘飞机逃往大栗子沟，伪满皇宫因失火而一片狼藉。混乱之中，《清明上河图》等大批珍贵之物便在这场动乱中流散到了民间，194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春。解放军干部张克威同志，通过当地干部收集到伪满皇宫流散出去的珍贵字画十余卷，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1947年，张克威同志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作，临行前他将这十余幅卷轴交给了当时东北革命主要负责人之一林枫同志。《清明上河图》经林枫之手进了东北博物馆，后来又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如今依然珍藏在故宫博物院中。

　　从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到周文矩《合乐图》

　　摘 要：本文主要根据历代绘画史论著作中的文献资料和当前对《韩熙载夜宴图》的最新研究资料，对是图的时代性、画面主要内容、绘画艺术风格及作者进行新的探讨，初步推断出：《韩熙载夜宴图》卷为宋人摹本，它的母本应该是《合乐图》，而真正的《韩熙载夜宴图》却流失到国外成为今天的《合乐图》。

　　关键词：《韩熙载夜宴图》；顾闳中；周文矩；《合乐图》；

　　长期被认为是五代南唐画院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卷（如图一，以下简称《韩》卷），绢本设色，纵287厘米，横3335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⑴此卷描绘了南唐大臣韩熙载为避相而纵情于声色酒宴的放荡生活场面，是我国古代绘画极为珍贵的代表作品，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美术史和了解当时的社会风习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艺术价值。

　　（一） 关于《韩》卷的著录和流传

　　南唐曾有三位画家以韩熙载夜宴为题材作画，其一为顾闳中，最早见于《宣和画谱》，⑵“顾闳中，江南人也。事伪主李氏为待诏，善画，独见于人物。是时中书舍人韩熙载以贵游世胄，多好声伎，专为夜饮，欢呼狂饮，不复拘制。李氏……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 图1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心记，图绘而上之，故世有《韩熙载夜宴图》。”其二是顾大中，江南人，与顾闳中同籍，《宣和画谱》卷七疑为顾闳中的“族属”，他曾绘有《韩熙载纵乐图》，也著录于上书中。其三系周文矩，建康句容人，事伪主李煜为翰林待诏，奉旨窃绘《韩》卷，《宣和画谱》未录有周氏画本，大约未入北宋御府，宋代周密《云烟过眼录》周文矩名下有《韩》卷，其时是“兰坡赵都丞与□所藏”，短卷，“纸本，长七、八尺，前有苏国老题字，内又题：‘不如归去来，江南有人忆’，神采如生，真文矩笔也。”⑶这可能是对周文矩版《韩》卷最早最详细的著录。元•夏文彦《图绘宝鉴》中载：“顾闳中……尝与周文矩同画《韩熙载夜宴图》。” ⑷汤垕《画鉴》亦有同样的记载，“李后主命周文矩、顾闳中图《韩熙载夜宴图》，余见周画二本。至京师，见闳中笔，与周事迹稍异，有史魏王浩题字，并绍兴印。虽非文房清玩，亦可为*乐之戒耳。”⑸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韩熙载夜宴图》与上述三人画本均无牵涉。《韩》卷末未钤有北宋宣和的印玺，故决非《宣和画谱》卷七所著录的韩画。《南宋馆阁续录》卷三中亦无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可见顾画在南宋末时已流落民间，不知去向。本文论及的《韩》卷应该是汤垕《画鉴》记载的“闳中笔”，因卷末钤有“绍兴印”。徐邦达先生曾尖锐地指出汤垕把“绍勋”印误识为南宋高宗的“绍兴印”，⑹也就是说，《韩》卷最初是经汤垕之鉴被断为是“闳中笔”的。那么清代孙承泽的《庚子销夏记》和《石渠宝芨初编》中著录的应为今存的《韩》卷。

　　从《韩》卷的著录及相关的历代收藏家的题跋和印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它传奇而坎坷的流传脉络。现存《韩》卷，无款，姓名见跋中。卷后有“绍勋”一玺，徐邦达先生考证“绍勋”是《韩》卷最早的收藏印，与宋人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上的印文一致，印主是南宋太师左丞相史弥远，“绍勋”二字系史弥远是要克绍父业之意，甚为允当。是图自此流传有序。又有“商丘宋荥审定真迹”一印，又一印存“吴氏家” 三字，其一字漫漶不可识。前隔水存“熙载风流清旷为天官侍郎以修为时论所诮著此图”二十字，余字及款皆缺。后隔水有“蕉林”、“冶溪渔隐”二印。引首有篆书夜宴图三大字，拖尾有行书韩熙载小传，后有元代班唯志题跋，经他手被明末的王鹏收藏，又后经清代王铎的两次题写，相继传入孙承泽、梁清标、宋至等收藏家的府第。它和清雍正朝权臣年羹尧也有过短暂的缘分，所以图上盖有年氏的收藏印，年氏获罪抄家，于是《韩》卷便被清宫收藏。上有乾隆二玺，并御笔题签，“然闳中此卷绘事特精妙，故收之秘芨甲观中，以备鉴戒。”⑺此后它一直被珍藏于清廷内府，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六朝，1921年，溥仪将是图卖出，流落到北京古玩字画市场——北京琉璃厂，恰巧被张大千撞到并购走。1952年由国家从香港私家手中购回，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二） 今存《韩》卷的争论

　　对今存的《韩》卷，在它的创作年代、作者及画面内容等问题上一直存在许多争论，长期困扰着美术史界。可以说《韩》卷最初经汤垕之鉴被断为是“闳中笔”后，明、清的大部分的画家、学者都毫不怀疑的接受了他的论断，惟有清初的孙承泽隐隐感到《韩》卷“大约南宋院中人笔”。⑻文物是历史发展的轨迹，文明传承的载体，能够反射出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文化特征。随着我们对相关《韩》卷的大量的出土文物、资料和历史文献等背景资料的占有，它神秘的纱衣已渐渐被揭开。

　　首先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里质疑了《韩》卷笔墨建构的时代性，认为：一、江南诸臣入宋而在淳化以前，按照法令男子必须服绿，图中男子一律服绿，作画应成于南唐降宋以后。笔者案：李煜被俘，《韩》卷本来的意义就不存在了。二、“叉手示敬”是两宋制度……三图中所列古器物和《宣和博古图》流行相关，本画完成时间当更晚。沈先生的考辨实际上否定了《韩》卷南唐的时代性。前面 图2 《重屏会棋图》（局部）徐邦达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中考证出此图最早印“绍勋”，有根据的上限只能断代到南宋中期，而且图中人物描染细腻精工，决非五代画家所能做到的。又根据是图中所涉屏风画之风格极近似南宋马远“一角”剪裁画法等，最终得出结论：《韩》卷为南宋人摹本。余辉的《〈韩熙载夜宴图〉卷年代考》是一篇考证详实而极具学术价值的文章。是文首先列举作为南唐图像风格的标尺性文物，如卫贤《高

　　图3 《宫中图》（局部）士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卷(如图2，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周文矩《宫中图》卷(如图3，宋摹，分别藏于美国哈佛大学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中心，弗格美术馆和大都会博物馆)等，其次从衣冠服饰、乐舞礼仪、家具、有关器用、画风题跋与作者五个方面，详细考证了《韩》卷绘画的时代性,特别是在画风上，《韩》卷与现存的南唐画迹和摹本相 比较，缺乏一定的风格联系，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风格断层。可以说经过北宋徽宗朝刻意求真的艺术追求，南宋绘画的写实技巧远胜五代，状物精细入微，《韩》卷即已全入此境。如描绘人物，“渲染细腻，神情微妙；勾勒家具，器物，线条平整精到，体现了颇为雄厚的写实能力和界画功底。”⑼与许多宋画的风格技巧极为相近，如北宋末年的《听琴图》轴(传宋徽宗作,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南宋佚名的《女孝经图》卷和《却坐图》轴、《折槛图》轴等(后两幅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苏汉臣的人物画风亦与《韩》卷有许多相近之处。日本著名学者铃木敬先生认为是图中山水画是“北方系山水的样式”，⑽《韩》卷应为南北两宋交替时期甚至还要往后的作品。

　　其次对今存《韩》卷的画面内容和作者也是持论不一。早在二十年多前我国著名美术史论家李松先生就明确指出：“从重新装褙的情况看，第一段听琴与观舞之间屏风处有剪接痕迹，第二、三段之间也有接痕。而没有接痕的最后两段转折最自然。由这些迹象看，这卷画在重新装褙之前，可能有更多内容，由于画面残损被剪掉了。”⑾美术学博士刘伟冬也撰文谈到此画有些不合逻辑的地方，许多美术史论家根据画面表现的不同情节或场景通常将其分为五段，即听乐、观舞、休息、清吹和送别，这五个情节看上去相为呼应、严谨连贯，然而经作者慧眼详察，按照传统的“五段法”去解读或认知画面内容会产生故事情节逻辑上的矛盾，

　　于是推断出最后一段的“送别”应该是紧接在“观舞”之后的。其实这一节中的韩熙载并不是在向友人告别，而是告诉他们自己玩后稍事歇息，各尽所兴，并把图中的人物次序重新进行了更为合理的排列。笔者认为刘氏的论点虽为一家之言，但也能自圆其说，极有创新可取之处。而旅美学者方元先生以“境界说鉴识学”，更是对此图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和细致的求证，不但进行了详细的断代，而且彻底的否定，《韩》卷并非画史上的《韩》卷，历史给人们开了一个惊天玩笑，《韩》卷其实是《龙舒瑞应图》!描绘的应是老将宗泽以舞乐打动年轻的康王赵构，寓教于乐，促其复国救民，进而瑞应称帝的故事。图中衣红服者正是康王赵构，即将称帝的宋高宗，情节展开皆以他为重心；“韩熙载”正是老将宗泽，是瑞应事件的策动者。全卷应分六段，即嘱咐，宗泽布置计划行动；小憩，宗泽洗手准备；听音，宗泽指挥乐队；观舞，宗泽亲执擂鼓，振奋情绪；唱怀，感化赵构瑞应；最后一段应是称帝，是极为悲壮的“中兴”誓师大会。是图后经明人作伪，可能是唐寅所为，重新裁剪接帖，才改成今天的《韩》卷。⑿余辉根据引首的一段佚名题文，认为《韩》卷的作者应是南宋画院的高手，且作者的名字应在题文中，后被人为的删去，其用意可能是出于商业目的，假顾闳中手迹，以求善价。五代周文矩的《韩熙载夜宴图》曾在南宋流传，现存《韩》卷的作者可能是受周氏画本的影响。

　　（三） 笔者对《韩》卷的几点看法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动乱，但南方比较安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南唐在当时割据的诸侯国中，比较强大，因此，各方面人才纷纷前来投奔，其中也包括韩熙载等杰出人物。

　　夜宴图中的主人翁韩熙载（902—970），字叔言，北海（今山东潍坊）人，出身于宦官世家，后唐同光年间（923—926）登进士。其父光嗣被李嗣源所杀，926年，韩熙载被迫南投，其初深受中主李憬的宠信。官至中书侍郎、光政殿学士，还曾有拜他为相的意图。韩熙载定居南京的住所，在今南京城南中华门一带，《同治上江志》载：“戚家山，在江宁城南聚宝们外，南唐朝韩熙载居此。”⒀ 南唐后主李煜继位后，中原的后周、北宋力图统一中国，韩熙载屡献国策，频遭冷遇，使南唐多次错失了北伐的战机。李后主为挽回败局，欲用韩熙载为相，韩氏深知已无回天之力，但又不便违抗君命，遂采取自我放纵的消极方式，沉溺于晚间的美酒佳色和歌舞的狂欢之中。他曾对密友德明和尚说：“中原常虎视于此，一旦真主出，江南弃甲不暇，我不能为千古笑端。”⒁——可能是他不求上进，自甘堕落的真正原因。李后主得知后，命顾闳中等人夜入韩府，详观细察韩氏的夜生活，《韩》卷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绘成的。有趣的是，李后主欲以此画规劝韩熙载，使其自愧，“而熙载视之安然。”

　　是图采用连环画的形式，描绘了韩熙载和他的宾客们——太常博士陈致雅、门生舒雅、紫微朱锐、状元郎粲、名僧德明、教墩副使李家明及其妹歌妓王屋山等人的宴乐情况。全卷共分五段，每段巧妙地以屏风相隔而又连贯一气。第一段画韩熙载坐床上，与其他宾客听李家明妹弹琵琶；第二段画韩熙载自击鼓，与宾客观看王屋山舞六幺；第三段画韩熙载洗手休息；第四段画韩熙载聆听众妓吹奏；第五段画韩熙载宾客与诸妓调笑。

　　《夜宴图卷》是中国人物画史上的杰作，对图卷里所绘各段听乐观舞、言情调笑等诸人色相，已有许多专门文章细细评论，笔者这里不再赘述。

　　《韩》卷经过人为的裁剪而使地画面故事顺序显得不合理，已为众多学者所公认，然就此卷的顺序问题前面已详细论述过，笔者亦认为，是卷最后一段 “送别” 应紧接在“观舞”之后，特别是从韩熙载手里拿着的鼓槌和衣着来看，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根据宋薛居正撰《旧五代史·僭伪传·李憬传》引《五代史补》记韩熙载故事，“韩熙载仕江南，官至诸行侍郎。晚年不羁，女仆百人。每宴请宾客，而先令女仆与之相见，或调戏，或殴击，或加以争夺靴芴，无不曲尽，然后熙载缓步而出，习以为常。后有医人及烧炼僧数辈，每来无不升堂入室，与女仆等杂处。”⒂笔者做出这样一个大胆的假设：最后一段 “送别”应该是原来《韩》卷的“第一段”，即宴饮前众宾客与韩熙载的妻妾女仆相互玩乐、调情，为后面夜宴高潮作铺垫，而“观舞”一节应作为第二段紧接其后的。欧 图6《韩熙载夜宴图》观舞部分（局部） 阳修撰《新五代史·南唐世家·李煜》载“熙载后房妓妾数十人，多出外舍私侍宾客”，⒃这从侧面也能反映出韩氏的风流不羁。如果按照这样的顺序对《韩》卷重新合理的排序，是否更能表现出主人公韩熙载的放旷不羁、声色犬马的荒诞生活，从而达到他“不能为千古笑端”的政治目的？对于《韩》卷被裁剪去的内容，笔者更倾向于任大庆的观点：“我认为，更为合理的推测是裁去了不雅的荒纵*乐形象。”⒄前面汤垕《画鉴》记载：“虽非文房清玩，亦可为*乐之戒耳。”但于画面所见几乎全为“乐”的场面，毫无“*”的内容，只有睡床上隆起的棉被及宾客与女仆的调笑起暗示的作用。又宋郑文宝撰《南唐近事》说：“（熙载）婢妾有北齐徐才之风。客亦赋诗云：‘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之句，熙载亦不介意。”⒅ 徐才之事，见《北齐书·徐之才传》，历事诸帝，以戏狎得宠。其妻与人*，之才遇而退避之，曰，妨少年嬉笑，宽纵如此。且此卷首尾也分别记载了其“致妓乐殆百以自污”、“君臣专事春色游戏，徒贻笑于后世乎？”等评论，因此《韩》卷极有可能描绘了一定的*乐画面，后人嫌其不雅，谋高价而割去重裱，成了今天“乐而不*”的《韩》卷。

　　《韩》卷笔墨构建的时代性，前面已经详细讨论过，笔者基本同意徐邦达先生的观点：五代画家曾作图，是图为南宋摹本。余辉在论证《韩》卷的时代性时，认为图中所绘器物具有典型的宋代气息，这是不科学的。我国著名美术史论家林树中先生考证，图中温酒用的“鸡首壶”类型的注子并非是固定的宋代模式，其实五代末时就已经出现了。

　　《韩》卷在明代江南的流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是现存两件题为《韩熙载夜宴图》的祖本。其一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无款印，亦无清宫鉴藏印，是图共分五段，顺序与《韩》卷相同，只是画中的衣冠与屏风不同，画风稍有生拙粗略之感；其二藏于重庆市博物馆，画中有唐寅题字，一说是唐寅临，据徐邦达先生考证：此图为明人临仿本，但唐氏诗题字却是真迹。全卷共分六段，《韩》卷第四段“清吹”被分割为两部分，画中大量出现了明式家具和器用等，室内更加豪华繁丽，屏画也系明代浙派末流的山水画风，但在人物绘画风格方面，线描显得粗重方硬，眉须草草，毫无唐寅灵动秀逸、精巧慎密的工笔人物画风，缺乏文人情致。⒆明·李日华曾见唐寅笔《韩熙载夜宴图》，他在《味水轩日记·万历四二年九月四日》记载：“唐伯虎笔《韩熙载夜宴图》，是卷共分四段，主人公沉湎声色，神情姿态具备，狎客与其姬妾戏，而熙载于屏后追随。”可见此图在意义上是更接近《韩》卷的。

　　现存于日本东京博物馆的模本《韩熙载夜宴图》是更早的临本。东博本《韩熙载夜宴图》，明·杜堇作，同《韩》卷比较，东博本在背景器物上有所增加，衣裳、屏风等色彩纹样变化很大，画中人物的数量、姿态、动作等与《韩》卷完全一致。但在段落顺序上迥然有异：全图共分六段，《韩》卷的第四段“清吹”接于第二段，而单独切离“韩熙载休息”为第五段。五位吹笛歌伎独坐于屏风后，各具情态，上有杜堇跋文：“上已之月，主人出周文矩画韩熙载夜宴图……因仿而摹之，自愧不至而效颦也。”日本著名学者古原宏伸认为，东博本与《韩》卷出自于同一母本，如果东博本的裁切顺序是合理的，那么《韩》卷的顺序是有问题的。⒇同时根据沈括《梦溪笔谈》载熙载“小面美髯著纱帽”，认为东博本描绘的人物，温厚凡庸，没有个性，不能跟气质高逸的韩夫子相比，只不过一好色之徒耳！

　　（四） 对《韩》卷作者的讨论

　　根据前面的著录，南唐有三位画家以韩熙载夜宴为题材作画，即顾闳中、顾大中、周文矩。顾闳中，一般画史上都说他是“江南人”。“江南”的地域很大，到底是江南何地？这一直是个谜。据《句容县志》的记载，才明确顾闳中是江苏句容人。然而没有一本画史记载他的绘画风格，因此他的绘画风貌现在无从得知。顾大中，被疑为顾闳中的“族属”，《宣和画谱》录有他的《韩熙载纵乐图》，但现已失传，无法比较。我们从《韩》卷画面内容和形象上来理解，画面中使人强烈的感受到纵声情色的气氛，虽然也有宾客宴饮的场面，但占据画面主要内容的还是享乐。而旅美学者方元先生对《韩》卷产生怀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画面中没有夜宴的气氛，因此他对此画的定名彻底的否定。如果前面所猜想《韩》卷中已经裁去了许多荒*的内容是正确的，那么把《韩》卷的母本归属于顾大中的《韩熙载纵乐图》是否更加合理？是否可以这样想，宋人摹了顾大中的《韩熙载纵乐图》，因无款字，被汤垕误识为顾闳中的笔迹而一直误传到今天。或者是宋人临了顾大中此本后，而收藏者认为顾大中的名气不如顾闳中的大，从而依托于顾闳中传世。

　　《韩》卷三位作者中，惟有周文矩的资料稍详细一点。周文矩，也是金陵（建康）句容人，与顾闳中既是同乡，又是同朝为官。周文矩的绘画风格，《圣朝名画评》评曰：“周文矩用意深远，于繁富则尤工。”《图画见闻志》载：“尤精仕女，大约体近周昉，而更增纤丽。” 《宣和画谱》里说他“行笔瘦硬战掣，有煜笔法。”《图绘宝鉴》记“至画仕女，则无颤笔”；《画史》说他“士女面一如昉，衣纹作战笔，此盖布文也。惟以此为别……战笔。”（21）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他从后主李煜书法中得来。周文矩真迹不传，流于世上的都是摹本，如《重屏会棋图》、《宫中图》、《宫女图》（美国芝加哥大学藏）、《宫乐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宋人临古画是很注重原作的，非常写实，因此根据这些传世摹本的画风，我们可以考证《韩》卷绘画与周文矩画风的关系。

　　日本著名学者古原宏伸认为，《韩》卷与《捣练图》（传宋徽宗摹，波士顿美术馆藏）比较，《韩》卷线条更加自然，具有流动性，线描优美，熟练极致，衣服轮廓鲜明，人体纤细，一洗唐代丰满华丽的“周家样”，与同时代阮郜笔《阆苑女仙图》（北京故宫博物院）来看，《韩》卷中的线条更能体现主李煜的线描“铁钩索”，近似“松叶描”，衣纹线较多，与庆陵壁画风格类似，具有形式化的特点。这是与周文矩绘画面貌相近的。而传为他的《宫女图》，人物姿态阔达，衣纹线条比较洗练，笔力瘦硬，纤巧精细，表现出良好的人物画技巧。这与《韩》卷中精细的人物画风是相近的。

　　美国芝加哥美术馆藏传周文矩的《合乐图》与 《韩》卷有重大联系。这不仅是此图在绘画风格上与《韩》卷极为类似，而且在画面内容上也符合画史事实。众多画史记载，韩熙载不但妻妾众多，而且皆通晓音律，《韩》卷第二段中的鼓急第四段“清吹”中的笛子、拍板等都来源于民间乐器。《合乐图》中“吹奏”一节（如图8）所展示的正是画史记载的场景。是图中的主人公头戴轻纱帽，据《清异录·南唐拾遗记》记载，这种轻纱帽是韩熙载自制的，当时非常流行，加上有特征的长髯，正是画史记载的“小面美髯” 韩熙载的形象。（22）著名美术史论家林树中先生认为：芝加哥美术馆所藏传周文矩的《合乐图》，其实是失传已久的周文矩笔《韩熙载夜宴图》的部分。无论从画面内容还是画史著录，笔者也非常同意此观点。《韩》卷为宋人摹本，它的母本应该是《合乐图》，而真正的《韩熙载夜宴图》却流失到国外成为今天的《合乐图》。

　　注释：

　　⑴、⑶、⑷、⒁、⒃、（21）陈高华《宋代画家史料》 [M] 文物出版社 1987年版

　　⑵（北宋）宋徽宗《宣和画谱》[M] 引自《画史集书》第二册[A] 于安澜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⑸ 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C] 上海书画出版社

　　⑹ 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M]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年6月

　　⑺、⑼（22）余辉《〈韩熙载夜宴图〉卷年代考》[J] 《文物》1993年6期

　　⑻ 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M] 转引《中国书画全书》[C] 卢辅圣主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⑽ 古原宏深申《韩熙载夜宴图》[J] （日）《国华》

　　⑾ 李凇 《韩熙载夜宴图》[M] 转引《欢宴的另一面—解析〈韩熙载夜宴图〉》[J] 刘伟冬 《东南文化》 2002年12期

　　⑿ 方元 《〈韩熙载夜宴图〉疑辨》 [J] 《荣宝斋》（总第十九期）2002年11月 荣宝斋出版社

　　⒀ 洪霞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与江苏》[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2004年4期

　　⒂ 潘金玲《韩熙载与〈夜宴图〉》[J] 《东南文化》 1998年4期

　　⒄ 任大庆《〈韩熙载夜宴图〉疑辨的疑辨》[J] 《荣宝斋》 （总第二十期）2002年12月 荣宝斋出版社

　　⒅ 同⒂

　　⒆ 同⑹

　　⒇ 同⑽

　　⒇ 同⑽

1370年5月2日(明太祖洪武三年四月初七)，明太祖朱元璋封其年仅两个月的儿子朱檀为鲁王。《明史》记载：“鲁荒王檀，太祖第十子。洪武三年生，生两月而封。十八年就藩兖州。好文礼士，善诗歌。”朱檀在15岁就藩兖州后，兖州当即升州为府，并扩其封地，辖4州23县。朱檀自幼谦恭下士，博学多识，甚为朱元璋喜爱，但他后来信奉道教，终日焚香诵经，烧炼“仙丹”，求不老之药，希冀长生，但适得其反。“铒金石药，毒发伤目”，结果只活了19岁。朱元璋得知后非常恼怒，认为朱檀的行为荒唐，因此给了他一个恶谥，叫“荒王”。

朱檀之后，其子朱肇辉于永乐元年嗣封为鲁靖王。据记载：“肇辉生于洪武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二十三年五月封为世子，永乐元年三月初二袭封鲁王。成化二年七月十五日以疾薨，享年七十有九。”“肇辉自幼好文墨”，成祖爱重之，永乐年间，“成祖巡狩过鲁，王迎谒有礼”。自朱檀始，明代鲁王延续了10代13王，共276年，鲁藩命运与明王朝共始终。值得一提的是，扎根在齐鲁礼仪之邦的鲁荒王朱檀及其后人，礼仪传家，诗书继世，蔚成一域皇族的文化气象。虽然朱檀少年单纯，误入神仙丹药的歧途，刚刚长大成人即命归道山，但他雅爱诗书，琴棋书画相伴，在王室上下争权夺利的污泥浊水中，其文质彬彬的风度气质自有高标独特的一面。由此可见，朱檀墓葬出土的琴棋书画正和他的生平爱好相符合，这个博学多才、倜傥风流的王子生前生后都以此引为风雅。

“白莲”“蛱蝶”存真容

朱檀墓中有4件卷轴画。由于墓室长年积水，画卷被发现时已经面目全非，致使一卷全部腐烂；另一卷绢本设色金碧山水，因画面受损严重，也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令人欣慰的是，另外两卷保存尚好，经过揭裱方知，一为宋人《葵花蛱蝶》卷，一为元初钱选《白莲图》卷。

宋人《葵花蛱蝶》卷为一绢本，用没骨法绘蜀葵与飞蝶，在画的背面有宋高宗赵构的金字题跋：“白露才过催八月，紫房红叶共凄凉，黄花冷淡无人看，独自倾心向夕阳。”该跋后面还有元人冯子振、赵岩的题跋。冯跋说：“宋高宗德寿宫题葵花扇面，后二百年人间得之，以为珍玩。”那么，此画在墓室里又过600余年，按所谓“纸寿千年”来看，可以想见这两幅古画的价值连城。元代钱选的《白莲图》为纸本设色，工笔绘莲花，三花三叶，亭亭相映，笔致柔劲，着色清丽，确有荷风含露之态。钱选在画上题诗道：“袅袅瑶池白玉花，往来青鸟静无哗，幽人不饮闲携杖，但忆清香伴月华。”在中国绘画史上，钱选是宋末元初出类拔萃的山水花鸟画家，湖州人，南宋景定间乡贡进士，是元初画坛“八俊之一”，大书画家赵孟頫早年曾向他请教绘画。

这两件画幅都钤有宽边朱文“司印”二字的押缝印。据考证，“司印”为明代宫内执掌书画库的“典礼纪察司印”的三分之一，六字印分三行排列，另两行“典礼纪察”四字被钤于册中，作为档案资料保存起来。典礼纪察司是古代掌管制度礼仪的部门，职能范围甚广，其中包括对书画库的管理。“司印”二字钤印说明朱檀于洪武十八年(1386年)就藩兖州府时所携书画已经办理了登记注册手续。事过境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仍然可以见到钤印之后，将其一半印章留在存根上，另一半则落在介绍信等公文上的使用方法。当年这种方法在皇室书画保管中使用，证实了《葵花蛱蝶》、《白莲图》曾收藏于宋、元、明三朝皇室，其显赫身价不言而喻。

听一曲“天风海涛”

从墓葬中出土宋画元刊在考古发掘中实为罕见。在朱檀墓中还出土了一批古籍善本。当时这批图书泥污不堪，粘结成块，后经清理装帧，册册如新，计有7种21册，其中《朱子订定蔡氏集传》、《增入音注括例始末胡文定公春秋传》、《四书集注》、《少微家塾点校附音通鉴节要》、《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等俱为图书典籍中的珍品。就版本学来看，除《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外，其余的都未见过著录，堪为孤本。

读书听琴是古代文人的清雅心志。朱檀墓中有一件唐代雷琴，琴名“天风海涛”，琴面用桐木斫成，底为梓木，琴身通体黑漆，徽为嵌金，轸系雕玉，琴面布满蛇跗断纹，琴底刻有篆书“天风海涛”，琴腹龙池内有墨书两行：“圣宋隆兴甲申重修，大唐雷威亲斫”。这件古琴是朱檀生前娱玩之器，所谓“天风海涛”就是形容那琴声犹如天空的长风、大海的波涛；而所谓雷琴则说明此琴出于名匠之手。

古琴制作在唐代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出现了一批杰出的斫琴名匠，四川成都的雷氏就是当时有名的斫琴世家，直到唐末仍“孙息不坠其业”，雷家先后有雷俨、雷霄、雷威、雷珏、雷文、雷会、雷迅等名匠，这些斫琴能手“其业精妙，天下鲜丽”，他们常于严寒季节冒着风雪前往峨眉山，于山林中“听其声连延悠扬者，伐以为琴。”不仅选材严格，工艺也一丝不苟，就连底面的胶合、施漆、安弦等都有讲究。由于雷琴具有音色清透圆润、韵味含蓄悠长的特点，因而为历代琴家所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唐代雷琴，名曰“九霄环佩”，当“天风海涛”出土之时，天下雷琴就不再形影孤单了。

关于朱檀抚琴的情况史书没有记载，但就其收藏雷琴来看，可以断定他是不一般的抚琴高手。宋代诗人陆游有诗道：“古琴蛇跗评无价，鱼肠宝剑托有灵。”雷琴在宋代就已经是传世珍品了，非为知音，怎么可能得此珍赏？

手谈犹可用此物

朱檀墓葬中有一副完备的围棋实物。围棋起源于我国，棋书棋谱众多，但存世的实物较少，内蒙古敖汉旗辽墓出土了13道棋盘，湖南湘阴县唐墓出土了15道棋盘，河北望都汉墓出土了17道棋盘，新疆某地的唐墓出土了19道棋盘，都是只见棋盘不见棋子。江苏丹阳出土了黑白棋子83枚，淮安宋代杨公佐墓出土棋子50枚，却无棋盘。朱檀墓出土围棋实物，计有一副纵横各19道的棋盘，黑子175枚，白子181枚，配有一副漆盒，属于墓主人生前经常使用之物。今天使用这套围棋比赛也足够完备。

国运昌，围棋兴，开国皇帝大都倡导下围棋，这副围棋就是佐证之一。汉高祖刘邦、魏太祖曹操、唐太宗李世民都是围棋高手，朱元璋农民出身，原对围棋一窍不通，当了皇帝之后就迷上了围棋，常与开国元勋徐达对弈。徐达虽然棋高一筹，但为了使朱元璋高兴，每次必输。有一次徐达故意胜了一局，朱元璋面呈愠色，徐达说：“请万岁再观棋局。”朱元璋俯身细看，只见棋盘上呈现“万岁”二字。朱元璋转怒为喜，当即把一座楼宇赐给徐达，并把该楼命名为“棋胜楼”。

据记载，明代允许在金銮殿上手谈对弈，还把22本围棋棋谱辑录在《永乐大典》中，出现了棋圣黄龙士、棋坛盟主过百龄。在这样的围棋氛围中，朱檀喜爱围棋不足为奇，以他的身份地位，当年使用这套围棋手谈对弈的高手名士一定不少。可以想见，少年朱檀“纹枰对坐，从容谈兵”，迷恋于弈棋游乐之中，忘却上层社会争权夺利的烦恼，当是一片潇洒心境。

鲁荒王作为一个王子，能昭显他王族威仪的要数从其墓葬中完整出土的九旒冕了。

冕，是帝王的礼帽，只有皇帝、太子、封王才能佩戴。冕冠形制过去绘画中常见，诸如武梁祠汉代刻石上的黄帝、尧、舜天子像，唐代闫立本画的历代帝王图，宋代作的晋文公复国图，明人所作圣迹图中的孔子像等。这些画像人物头戴冕冠，身穿冕服，冠冕堂皇，仪表威严。但今天能见到的冕的实物，除了袁世凯复辟时穿戴的那件未被国人认可的“皇帝冕”外，就只有鲁荒王朱檀墓出土的这件九旒冕了。

九旒冕通高18厘米、长494厘米、宽30厘米，藤篾编制，表面敷罗绢黑漆，镶以金圈、金边；冠的两侧有梅花金穿，贯一金簪。据《明史》记载，明朝天子之冕前后分别垂着12道旒，每道旒上有赤黄青白黑共12颗玉珠，太子用11旒、11珠，亲王只能用9旒、9珠。鲁荒王这个九旒冕前后共垂着9道旒，每道上9颗五彩玉珠，共用珠162颗，这和鲁荒王朱檀亲王的身份正相应。

冕的顶部叫“綖板”，綖板前圆后方，比喻天圆地方，表示博大之意；綖板涂黑漆，以示庄重。板前后系垂旒，表示帝王不视非，不视邪，是非分明。板下有玉衡，连接于冠上两边凹槽内；衡两端有孔，两边垂挂丝绳直到耳旁，至耳处系着一块美玉，好像塞住了耳朵，即所谓“充耳”，寓意帝王不听谗言，求大德不计小过，有所闻，有所不闻，从而衍化出一个成语“充耳不闻”。

九旒冕是黑色的，黑色是明代帽子中的流行色，与其他朝代的帽子有明显区别。除了竹、藤篾制成的，由于明代官帽有不少是用染成黑色的纱作的，所以也称“乌纱帽”。当了官叫作“戴了乌纱帽”，革职的称“摘去乌纱帽”，这些说法就源于明代，其他朝代的官帽不限于黑色，“乌纱帽”是明代特有的。

传说“黄帝造冕垂旒”，虽难以考证，但到了周代，孔子说过“服周之冕”的话，可以相信当时冕服制度已经比较完备。后经历朝各代，都以冕服为最高礼仪之物。朱元璋做了皇帝后，更是强调“复汉官之威仪”，朱氏王朝持续了276年，冕冠冕服的崇高地位也保持了276年，直到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原，冕服制度才被废止。目前，作为文物的垂旒全国只有两件，一件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是民国初年袁世凯复辟登基称帝时穿的一套仿古冕服中的冕冠；另一件就是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的鲁荒王600多年前的明初亲王冕冠，也是惟一一件存世的古代冕服实物，填补史阙，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与历史价值。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仅见的一幅精品，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早年游学汴京，后习绘画，宋徽宗赵佶（1101年—1124年在位）时期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中国画中以界笔、直尺划线的技法，用以表现宫室、楼台、屋宇等题材，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他的画自成一家，别具一格。张择端的画作，大都散佚，只有《清明上河图》卷完好地保存下来了。这幅画高25厘米半，长525厘米。这幅画描绘的是汴京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通过这幅画，我们了解了北宋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总之，《清明上河图》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北宋年间的汴京极盛，城内四河流贯，陆路四达，为全国水陆交通中心，商业发达居全国之首，当时人口达100多万。汴京城中有许多热闹的街市，街市开设有各种店铺，甚至出现了夜市。逢年过节，京城更是热闹非凡。为了表现京城的繁荣昌盛，张择端选择了清明这个重要节日的景象进行59表现。《清明上河图》着重描绘了北宋首都水陆运输和市面繁忙的景象。

《清明上河图》的中心是由一座虹形大桥和桥头大街的街面组成。粗粗一看，人头攒动，杂乱无章；细细一瞧，这些人是不同行业的人，从事着各种活动。大桥西侧有一些摊贩和许多游客。货摊上摆有刀、剪、杂货。有卖茶水的，有看相算命的。许多游客凭着桥侧的栏杆，或指指点点，或在观看河中往来的船只。大桥中间的人行道上，是一条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有挑担的，有赶毛驴运货的，有推独轮车的……大桥南面和大街相连。街道两边是茶楼，酒馆，当铺，作坊。街道两旁的空地上还有不少张着大伞的小商贩。街道向东西两边延伸，一直延伸到城外较宁静的郊区，可是街上还是行人不断：有挑担赶路的，有驾牛车送货的，有赶着毛驴拉货车的，有驻足观赏汴河景色的。

汴河上来往船只很多，可谓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有的停泊在码头附近，有的正在河中行驶。有的大船由于负载过重，船主雇了很多纤夫在拉船行进。有只载货的大船已驶进大桥下面，很快就要穿过桥洞了。这时，这只大船上的船夫显得十分忙乱。有的站在船篷顶上，落下风帆；有的在船舷上使劲撑篙；有的用长篙顶住桥洞的洞顶，使船顺水势安全通过。这一紧张场面，引起了桥上游客和邻近船夫的关注，他们站在一旁呐喊助威。《清明上河图》将汴河上繁忙、紧张的运输场面，描绘得栩栩如生，更增添了画作的生活气息。

张择端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使《清明上河图》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清明上河图》丰富的内容，众多的人物，规模的宏大，都是空前的。《清明上河图》的画面疏密相间，有条不紊，从宁静的郊区一直画到热闹的城内街市，处处引人入胜。

北宋以前，我国的人物画主要是以宗教和贵族生活为题材。张择端虽然是在翰林图画院供职，创作的作品都称为“院体画”或“院画”，但他却把自己的画笔伸向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之中，创作出描写城乡生活的社会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画了大量各式各样的人物。而且，张择端对每个人物的动作和神情，都刻画得非常逼真生动。这充分说明，张择端生活的积累非常丰厚，创作的技巧非常娴熟。

千古绝唱《清明上河图》

坐落在市府广场东南隅的辽宁省博物馆，将于11月中旬隆重开馆。届时，曾在沈阳“生活”了6年的国宝《清明上河图》，将回沈“省亲”。《清明上河图》问世近900年以来，经历了大起大落的颠沛流离，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扑朔迷离的谜团。9月13日，记者探询了《清明上河图》的身世，以及鲜为人知的经历———

千古绝唱《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北宋画家，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他早年游学汴京（今河南开封），后习绘画。北宋徽宗时期，张择端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界画宫室，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后来“以失位家居，卖画为生，写有《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曾为北宋宣和内府所收藏，为绢本、淡设色，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原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是《东京梦华录》、《圣畿赋》、《汴都赋》等著作的最佳图解，具有极大的考史价值，它继承发展了久已失传的中国古代风俗画，更继承了北宋前期历史风俗画的优良传统，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期，首都汴京（今开封）清明时节郊区、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城内建筑和民生的繁华景象。

据齐藤谦《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动物208头（只），比《三国演义》的1191人、《红楼梦》的975人、《水浒传》的787人，都要多得多，堪称价值连城的国宝。颠沛流离《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流传后世后，以独具的艺术价值及史料价值，受到后人的关注。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逊位之后的11年中，受到“清室优待条件”庇护，仍在北京紫禁城里称孤道寡，并且监守自盗，乘机大肆窃取宫中珍藏多年的稀世文物，为数之多，竟有千余件之巨。借口赏赐盗国宝

溥仪12岁时，在张勋策动下，重登太和殿宝座，但没多久便再度逊位，处于“小朝廷”风雨飘摇之中。此刻，溥仪着手下一步打算：留学国外。

他们留学国外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于是，他便把宫廷内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运出宫外，存在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运出的字画、古籍皆为出类拔萃的珍品，大约有1000多件手卷字画，200多种挂轴、册页，200种左右的宋板书。其中，便有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

尽管有“清室优待条件”作后盾，但溥仪还是不敢公然盗窃宫中宝物。他便以赏赐弟弟为名，行盗窃文物之实。1922年前后，北京局势动荡，他的父亲便在天津英租界十三号路，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从1922年起，他们就秘密地把宫内收藏的古版书籍、历朝名人字画等文物，以赏赐为名，分批盗运出宫。

溥仪正式“赏赐”弟弟们，从1922年、所谓“宣统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开始。溥仪利用两名弟弟每天上午“进宫”陪同溥仪读书的机会，将珍贵文物包裹在包袱里，由他的弟弟们每天下学时运出紫禁城。从开始“赏赐”起的两个多月中，有时是逐日“赏赐”，如1922年8月14日至26日，没有一天间断过。这些宫中文物积累到七八十口大木箱后，便运到天津英租界的楼房里存放。携带国宝投他国

直到1924年11月5日，当时的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率领20名短枪手突然闯进紫禁城，撵走了溥仪，拆散了“小朝廷”，溥仪窃取宫中所有文物的计划因此中断。

1924年11月5日，溥仪回到父亲的“醇亲王府”；11月29日，溥仪逃往日本兵营，要求“避难”，公然搬到日本公使馆居住，在日本军国主义卵翼下恢复“小朝廷”。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护卫下，溥仪潜逃到天津，在日本租界地张彪私宅“张园”中安顿下来。可是，当时的经济来源远远满足不了他那浩繁的开支，于是，他便打起了变卖宫中国宝的主意。国宝流落伪皇宫

通过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阴谋策划、天津日军的密切配合，将溥仪乔装成日本军人，于1931年农历十月初一，乘小汽船偷渡白河，经大沽口，登上日本商船“淡路丸”，潜到营口，至鞍山汤岗子小住，然后前往旅顺口，进入日本殖民地。1932年4月，溥仪进入长春伪皇宫，登上了伪满洲国皇帝宝座。

溥仪从天津出逃，必须经过国民军的驻扎地区，所以他只能轻装简从，大批的宫中国宝，仍然存放在天津。

1932年至1934年间，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将存放于天津静园的法书名画、宋元善本、珠宝玉翠等约70箱，运到长春伪皇宫内，将装有书画的木箱，存放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楼下东间，即“小白楼”；将装有古玩珠宝的金库，存放于“内廷”缉熙楼客厅。携逃国宝被俘获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伪满洲国汉奸们闻风丧胆，各奔生路。当时，一直由日本关东军担任警卫的长春伪皇宫，改换成伪满军队警卫。傀儡皇帝溥仪见大势已去，惶惶不可终日。他最为忧虑的，是不可能将存放在伪皇宫的所有国宝统统带走，而只能有选择地将晋、唐、宋、元的法书名画大批携逃。为了能够多带国宝，他把保护法书名画的楠木盒、花绫包袱皮等统统扔掉，将这些国宝硬塞进大木箱里。

1945年8月1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小田乙三宣布：伪满国都由长春迁到通化。同年8月13日，溥仪从长春逃到通化大栗子沟；8月17日，溥仪乘坐一架小型军用飞机企图逃往日本。当飞机经过沈阳时，溥仪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和苏联红军俘获。溥仪随身携逃的法书名画和一批珠宝玉翠，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缴获后，上缴东北人民银行代为保存。专家揭秘《清明上河图》

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现辽宁省博物馆）在沈阳成立并开馆，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开放的博物馆。东北博物馆的大部分展品，为东北人民银行拨交、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溥仪处缴获的名贵书画、珠宝翠玉饰品。独具慧眼鉴瑰宝

人民鉴赏家杨仁恺先生，是在溥仪携逃的众多法书名画中，独具慧眼发现了《清明上河图》。

历来，以张择端之名流传的《清明上河图》繁多，杨仁恺先生过目的就有10余件之多。1950年秋，从东北人民银行拨交来的一批《佚目》书画尚未整理，良莠杂存、玉石不分。当时，杨仁恺先生在东北博物馆临时库房里整理书画作品时发现，其中有3件同名为《清明上河图》的作品。杨仁恺先生当时以为，这些都是过去常见的“苏州画片”一类的东西，根本没想到会在此中出现奇迹。

然而，使杨仁恺先生大为出乎意料的是，数百年来始终埋没在传闻中的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会在这个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被意外发现！杨仁恺先生顿时“目之为明，惊喜若狂，得见庐山真面目，此种心情之激动，不可言状。”真本解开百年谜

杨仁恺先生当时的激动心情是有根据的：因为在此之前，专家学者们对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究竟是个什么面貌，一无所知。他们只能从经常接触到的许多苏州画片上，推断《清明上河图》与其大同小异，以为《清明上河图》原作大体是苏州画片的原始所本。《清明上河图》的本来面目，数百年来一直是个不解之谜。难怪杨仁恺先生看到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本后，“目之为明、惊喜若狂”。

至此，杨仁恺先生才真正了解到，苏州画片的作者根本没有见到《清明上河图》原作，只是参照历来文字记载构图铺陈而成的。比如，《清明上河图》东水门前的虹桥为木结构，而苏州画片则为石头建筑；人物衣着、民房、铺面的形制等，也都与苏州画片大相径庭，尤其是船只写实描绘技巧生动自然，已达到出神入化境地。张择端能将北宋京城开封的复杂纷繁景象绘入画图，要比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叙述得更为概括、更为形象，难怪《清明上河图》历代以来一直脍炙人口、经久不衰。仇英临本辨真伪

3件《清明上河图》中既然已经发现了真迹，其余两件自然便是赝品。然而，另外一个奇迹又在杨仁恺先生面前出现了：两件中的一件作品，竟然是仇英的重彩工笔《清明上河图》，并具名款。该作品参照了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构图形式，但描绘的是苏州社会生活现实内容。从此，揭开了“苏州画片”的奥秘：明代苏州坊间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原来都出自仇英此图。由于历来的《清明上河图》赝品，均以仇英《清明上河图》临本为背景，于是，仇英临本也就成为衡量《清明上河图》真伪的一个条件。

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即现今的辽宁省博物馆）开馆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便始终珍藏在沈阳；1955年，被国家有关部门拨交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1、白醋清除法

因为生活中所用的笔种类不同，所以清除方法也会不同。若是水彩笔画的笔迹，这时我们可以去少量白醋倒在衣服笔迹处，接着双手用力搓拭，没一会儿就可以将笔迹清除。

那是因为水彩笔是碱性，而白醋是酸性，通过酸碱中和可以将笔迹清除掉。

2、风油精或酒精清洁法

在生活中，若是衣服上被钢笔、圆珠笔这类的笔画上，那么我们可以取适量的风油精或者酒精倒在衣服的笔迹上面，然后用力搓拭就可以将笔迹清除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