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大凡喜欢藏书的名人雅士无不爱在自己的藏书上钤上印。印章上除名号之外，往往还留有别的文字，用以反映藏书者的人品和气质，让读者感到妙趣横生，韵味无穷。最早的藏书印章要追溯到唐代，相传为唐太宗李世民自己写的“贞观”二字连珠印。此后，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字连珠印、李泌“端居”宝印，李煜“建业文房”之印等也颇有名气。

明代以后，使用藏书印的风气逐渐普及开来，私人藏书尤为重视藏书印的应用。明代文学家黄宗羲的藏书印上刻著“穷不忘买，乱不忘携，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我心曲”，爱书之情，尽在其中。 明代“汲古阁”主人毛晋藏书之丰举世皆知。他有一方56个字的大藏书印章，印文为“赵文敏于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如何，后人不卖，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屋，当念斯言，耻非其有，无宁舍旃”。 可谓蔚为壮观。

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他的私人印章寓人品于字里行间，颇具韵味。常见的钤印有“七品官耳”、“动而得谤，名亦随之”。初看印文平淡，细究方觉可贵。 藏书大师马太龙自刻一藏书印章，印文为“印奴”。由于藏书甚多，他的书常被人盗走。他一气之下又刻了“警印”，钤于书之扉页：“窃书非雅贼”。

现代许多文艺家藏书印章独具特色。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常合用一印钤于书扉页，印文是“秋之白华”，含二人名字在内，构思巧妙，用意深刻。 茅盾所藏的《庄子集解》上，盖有他的“玄珠68岁后所读书”的藏书印记，颇有深意。 郑振铎对洋装书籍，往往只在封面签个名，线装书才加钤“长乐郑氏藏书之印”。魏建功替他镌刻了两枚印章，长形者曰“长乐郑氏藏书”，方形者曰“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都是朱文写经体，前一枚每字加框，古风纯然，令人喜爱。国画大师张大千的藏书印章大都自撰自刻，比较耐人寻味的有“大千掌握”“藏之大千”“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等，爱书之情，溢于言表。

鲁迅先生藏过不少石刻拓本、古籍和其他书籍。他用过的藏书印章有“周树人所藏”“会稽周氏收藏”“俟堂”等。鲁迅曾结识著名国画家、金石家陈师曾。陈师曾先后为鲁迅刻过“周树人所藏”、“俟堂”等5方印章。邓拓先生的藏书印也别有格调。他曾刻有一枚“书生之气不可无”的藏书印，形象地表达了自己堂堂正正做人、勤勤恳恳做事的学者风度。董必武爱藏书，他所有的藏书均钤上一方椭圆形“乐益堂”的藏书印，“乐益堂”是他居室客厅的匾额。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解放后他的个人藏书达数万册。他曾有一枚藏书章，是1963年委托陈叔通请上海博物馆的篆刻家吴朴堂刻的一方钱线朱文“毛氏藏书”印章。吴朴堂在刻这方印时，妥善处理了“毛氏”和“藏书”四字笔画疏密和布局的矛盾。这个印章深得毛泽东喜爱，他的所有藏书上均有这枚藏书印章。

举一个杜泽逊老师在视频里举的例子——陈新先生通过《四库全书》中邵雍《击壤集》有挖补行为（最后一首诗挖下来，补在第一首的位置，第一首去了，最后一页修好）论证了“寓禁于征”的说法不客观。是后来要改，才修补的。

所以，第一，有《四库全书》的原稿，是可以观察修补痕迹的。

第二，《四库全书》一共有七部，分藏七处，他是中国18世纪最大的文献集成，但《四库全书》不等于全部图书，不是说世间所有的书只剩下《四库全书》了，他是集成，但民间还有留传，还有私人藏书家，收藏了很多善本。戚继光是明朝人，他的诗《四库全书》不收录，但也不妨碍他的诗流传啊。

而且中国在近代战乱时期，还有很多古籍流传海外，中国实力强盛后，文化部，文物局和国外博物馆，图书馆交流，也能影印一些或者获得其电子版。（还有一些是怎么都不给看的。）清华、北大、上海博物馆、安徽大学都各自有一批购藏简，大多还是战国两汉的，管中窥豹，可见流传在外的中国文献不少。尤其日本，《史记三家注》和《玉篇》原本，一些版本就发现于日本。

第三，禁毁书目，对图书的大清查，“毁及民间”。但政令下达后，不是所有地方政府都能很好执行的。肯定有力所不及之处。比如有权有势的乡绅，官府会带人去查抄他家吗？而且有人偷偷藏书，藏的很隐秘，官府也找不到吧？还有一些爱书者，藏书家，想要保存书，还有书版，方法多了去了。而且书版还在，就还可以再印书。《金瓶梅》还是禁书呢，不还好好的流传至今了。除此之外，还有人藏山上，官府搜的出来吗？“山岩屋壁尚有存者”。（近人邓实《国粹丛书》）

第四，《四库全书》著录的书有3000多种，存目有7000多种，他也没有把所有书都改了，也没那个能力好吧。

第五，文献流传方法不只有书籍一种形式，还有口头流传，镌刻等，靠人记忆背诵、对联、石刻、器物上的文字等等，都是可以流传的。

一般书的版本很多，只要有多个版本，就可以用对校法一一对比不同版本的文字异同，还原本来面貌。校勘学家还会用他校、本校、理校的校勘方法来校书，这是大学问，可以了解一下。

如果依照你的想法，秦火之后，所有被焚书籍都好像应该不存于世了，但事实是，“秦人焚书而书存”。

还有，修复古书好像不是史学家的工作，这怎么说也应该是文物修复，古籍研究的范围。

关于《续修》的可信度，历史上，《续修》的档案手稿被日本一家图书馆买走了，档案手稿都是一手资料，专家整理的《续修》可信度有多少，关键还得看你自己信不信这些史料和专家。

我国印发《关于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的通知》，7月至10月将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文物流通市场专项整顿行动。

我国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及刑法等法律法规对文物流通作了明确规定，倒卖文物最高可判十年有期徒刑。

通知明确了专项整顿行动内容。首先是对古玩（文玩）和旧货市场、涉及文物经营活动的特色商业街、文物旅游景区等进行检查，督促市场开办者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建立并执行市场管理各项制度；对买卖国家禁止买卖的文物、假托“文物”名义售假坑骗、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对文物商店、文物拍卖企业进行检查，对文物商店未经许可销售文物及从事文物拍卖经营，文物拍卖企业未经许可拍卖文物及从事文物购销经营，以及文物商店、文物拍卖企业销售文物未依法备案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经营“旧物”“古玩（文玩）”等的互联网网站，此次也将对这些网站进行检查。

对于涉及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要进行广泛宣传，认真处理群众举报，向社会曝光典型案例，形成震慑非法经营文物行为的高压态势。

关于《永乐大典》的12个知识点

01

《永乐大典》小传

《永乐大典》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类书，编撰于明代永乐年间，这部旷世宏编“合古今而集大成”，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七八千种，所收录内容包括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宗教及各种技术等。

《永乐大典》全书共两万两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并目录六十卷，分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全书约三亿七千万字。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被称为“典籍渊薮“。

02

《永乐大典》的编排方式

一部体量如此巨大的书，怎么编排是个大问题。《永乐大典》巧妙地采用了“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排方式，真正做到了“开卷而古今之事一览可见”。

举个例子，这一页的“一东”，指的是“东”韵，它用“东”韵来统“颂”字，然后解释“颂”的读音、意义。

接下来是“事目”，即我们所说的“词条”。接着再引书，就是把出现这个事目的内容抄录下来。

将当时所能找到的古今书籍七八千种，一字不改地放到各个事目下面，就编成了一部大书。

03

《永乐大典》的编修原则

《永乐大典》编撰之初，明成祖朱棣就定下规则：“毋厌浩繁。”一句话，不怕书多，只要有书都收进来。这才有了这部卷帙浩繁的旷世奇书。

04

《永乐大典》的书本装帧

《永乐大典》皆用明**丝绢包面，开本阔大，极具皇家富贵气象。纸张采用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的皮纸，“茧素灿如雪”，是书写的极佳用纸。全书正文用明代官用楷书“台阁体”抄写，书法秀丽工整，还配有大量插图，形象逼真。

今天，如果你走进国家典籍博物馆，会经过一扇“凌花双龟背”纹样的铜制大门，大门上的纹样便出自《永乐大典》“真”字部“门”字册。

05

《永乐大典》的修撰过程

《永乐大典》的修撰前后历时五年，第一次修书时，朱棣让解缙担任监修，解缙用了一年多时间修成，朱棣看过之后不满意，下令重修。重修的时候，他任命姚广孝、刘季篪、解缙等人监修，整合了两千余人，可谓“天下文艺之英，济济乎咸集于京师”。全天下的英才都聚在一起干这一件事，可见对这部书的重视。

06

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说到《永乐大典》的修撰，有个人不得不提，就是陈济。陈济虽然只是一介布衣，但“读书过目成诵”，被称为“两脚书橱”。朱棣听说了这么个人才，就把他请进京师，“以布衣召为都总裁”，成为制定《永乐大典》凡例的重要人物之一。

根据历史记载，在修撰过程中，“执笔者有所疑，辄就济质问”，大家碰到什么问题都问他，而陈济也随时随地都能“应口辨析无滞”。

07

《永乐大典》的“真爱粉”

虽然《永乐大典》为明成祖朱棣下令所修，但完成后一直深藏于禁中秘府，他自己也并未直接利用过此书，倒是嘉靖皇帝十分喜爱，将其作为自己的案头之书，常备一二帙随时翻阅。

08

《永乐大典》的重录

明嘉靖三十六（1557）年，紫禁城大火，奉天门和三大殿被烧毁。当时《永乐大典》只有一套正本，因怕大火殃及大典，嘉靖皇帝曾一夜之间传谕三四次下令搬迁。为防止不测，嘉靖于1562年下令开启了这部旷世宏编的重录工作。

自此，大典有了“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之分，如今存世的均为“嘉靖副本”。

09

被锦衣卫保护的“修书人”

由于重录工作对书写水平有较高要求，吏部和礼部为此特主持“糊名考试”，最终招收109位善书人负责抄写誊录。朝廷为这些人员提供了优厚的待遇，还由锦衣卫拨送巡禁，保障安全。将主要负责皇帝侍卫亲军和仪仗队的锦衣卫调去保护《永乐大典》的重录人员，由此可见朝廷对此项工作的重视。

10

《永乐大典》正本之谜

令人痛心的是，《永乐大典》副本录毕之后，文献中几乎再难寻到有关大典正本的记述。经历了五六百年的岁月风雨，正本至今下落不明，副本更是星散飘零，百存一二。截至2017年底，《永乐大典》副本仅发现有418册，即便是这400余册，也散落在世界各地。

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世界上《永乐大典》馆藏最多的地方，现存224册，堪称“镇馆之宝”，只字片纸都弥足珍贵。

11

世人对于正本下落的种种猜测

12

珠还合浦，历劫重光

《永乐大典》历经劫难、几经散佚，又不断回归的故事，被称为“珠还合浦，历劫重光”。

乾隆五十九（1794）年，曾对大典所存册数做过一次详细统计，那个时候还剩九千多册，丢失一千多册；

光绪十八（1892）年，翰林院所藏大典册数就只剩下了八百七十多册，短短百年时间，《永乐大典》从九千多册只剩下八百多册；

清朝末年，中国积贫积弱，列强巧取豪夺，大典屡遭散佚。

到了1912年，在鲁迅先生的努力下，第一批《永乐大典》64册入藏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永乐大典》的回归。一代代读书人、藏书人、护书人继续书写着《永乐大典》珠还合浦，历劫重光的故事：

1951年，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将历经了抗日战争烽火幸存下来的21册《永乐大典》，捐献给了国家。

郑振铎先生一贯重视《永乐大典》的收集，自从他担任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局长以来，更是竭心尽力为国家征集大典、保存大典。

1951年，周叔弢先生以个人名义，将珍藏已久的《永乐大典》捐献了出来……

大典珠还合浦的故事，仍在继续。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永乐大典》遗册的面世。

图文/央视新闻《夜读》整编自《典籍里的中国》节目、“国家图书馆”公众号等

一部《永乐大典》，让我们看到了

六百年前修篆之人对于文化的坚守，

也让我们领悟到，

后世无数护典人对于中华文脉的护佑。

而蕴藏着中国精神之源的典籍瑰宝，

又何止一部《永乐大典》呢？

“先贤以典籍为灯，照亮文化之路；

今人借典籍作舟，畅游文明之河。”

何以中国？

面对这个问题，

就让我们

用册册典籍为“是以中国”作答！

清藏书家、学者。

乾隆五十八年（1793）提出辞呈，次年举家南归。尤好金石学、经学，精考证，富于藏书，家有藏书楼“熟南书库”，阮元记其收藏“金石文字数千通，书5万卷”。从军每到一地，访求金石、古籍。好金石考古之学，曾收罗商周铜器及宋、辽、金石刻拓本1500余种，以50年之力，编为《金石萃编》160卷。将草堂（原经训堂）题名为“春融堂”。编印有《熟南书库目录》6卷。藏书印有“经训堂王氏之印”、“一字述庵别号兰泉”、“述庵”、“大理寺卿”、“近文章砥砺廉隅”；有一长印曰：“二万卷，书可贵。一千通，金石备，购且藏，剧劳勚。愿后人，勤讲肆。敷文章，明义理。习典故，兼游艺。时整齐，勿废坠。如不才，敢卖借。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箠”。工诗善文，作品甚多，早年与王鸣盛、吴泰来、钱大昕、赵升之、曹仁虎、王文莲并称“吴中七子”。参与纂修《大清一统志》，主修过《西湖志》、《太仓州志》，编撰有《天下书院总志》。著有《使楚从谭》、《征缅纪闻》、《春融堂诗文集》。辑有《明词综》、《国朝词综》、《湖海诗传》、《湖海文传》等书。

简介

孙星衍（1753—1818），字伯渊、渊如，阳湖县(今常州市区）人。生于观子巷(今和平南路)，后迁居双桂坊。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殿试榜眼，历任翰林院编修、刑部主事。乾隆五十九年(1794)再升刑部郎中。后任道台、署理按察使等职，清廉有政声。嘉庆十六年(1811)，他在任代山东布政使时称病请假回乡。3年后他客居扬州，参与校刊《全唐文》。嘉庆二十一年(1816)，他主持南京钟山书院。先后主讲泰州安定书院、绍兴书院、杭州诂经精舍等书院，乐育英才。嘉庆二十三年(1818)，他66岁时病逝。生平钻研经史文学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精于金石碑版,工篆隶书，尤精校勘，辑刊《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堪称善本。他勤于著述，积30多年之功，集古今各经学家成就，刊成《尚书古今文注疏》，标志清代古文经学达到高峰，孙星衍因此成为乾嘉学派（古文经学派)的重要人物。他还著有《周易集解》、《寰宇访碑录》、《孙氏家藏书目录内外篇》、《芳茂山人诗录》等多种文集。

少年时与杨芳灿、洪亮吉、黄景仁以文学见长，袁枚称他为“天下奇才”。于经史、文字、音训、诸子百家，皆通其义。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三通馆校理。乾隆六十年(1795年)授山东兖沂曹济道，次年补山东督粮道。嘉庆十二年(1807年)任山东布政使。博极群书，勤于著述。阮元曾聘他为“诂精经舍”教习及主讲钟山书院，以学术渊博称。性嗜聚书，闻人藏有善、秘本，借抄无虚日。金石文字拓本，古鼎彝书画，无不考其源委。旋与女诗人王采薇（玉瑛）结婚，夫唱妇和，伉俪殊为情深。

博极群书，勤于著述。阮元曾聘他为“诂经精舍”教习，主讲钟山书院，以学术渊博称。性嗜聚书，闻人藏有善、秘本，借抄无虚日。金石文字拓本，古鼎彝书画，无不考其源委。家有藏书楼“平津馆”、“问字堂”、“孙氏祠堂”、“廉石居”等，贮书极富，以校勘精审见称。编撰有《孙氏家藏书目》，分外编3卷、内编4卷。《廉石居藏书记》1卷、《平津馆鉴藏书籍记》3卷，续编1卷，补遗1卷。嘉庆五年（1800），刊行《孙氏词堂书目》7卷。金石学代表作《寰宇访碑录》12卷，嘉庆七年成书。为收录石刻种类较多的一部石刻文献目录。全书依时代著录，周秦至元代石刻8 000余种，每件石刻注明撰人、书人、书体。编辑和刊刻文献甚多，嘉庆中刻有《岱南阁丛书》16种128卷，主要收集自著诗文集和校订的《古文尚书》、《孙子》和地理、刑律方面的古籍。《平津馆丛书》10集32种，主要为辑校的诸子、医学、历史等方面的古籍，选择精严，校勘精审。藏书印有“东方廉使”、“东鲁观察使者”、“伯渊”、“孙氏祠藏”、“孙忠愍侯祠堂藏书”、“都官”、“星衍私印”、“芳茂山人”、“五松书屋”、“太史之章”、“青溪寓公”、“绿衣执法大夫印”、“丁未对策上第”、“东方都漕使者”等。著述宏富，有《尚书近古文注疏》、《周易集解》、《考注春秋别典》、《尔雅广雅训诂韵编》、《晏子春秋音义》、《金石萃编》、《史记天官书考证》、《明堂考》、《续古文苑》、《平津馆文稿》、《芳茂山人诗录》、《仓颉篇》等。

家有藏书楼“平津馆”，贮书极富，以校勘精审见称．编撰有《孙氏家藏书目》，分外编3卷、内编4卷。《廉石居藏书记》1卷、《平津馆鉴藏书籍记》3卷，续编1卷，补遗1卷。嘉庆五年(1800年)，刊行《祠堂书目》。辑刊文献甚多，嘉庆中刻有《岱南阁丛书》、《平津馆丛书》。《岱南阁丛书》主要收集自著诗文集和校订的《古文尚书》、《孙子》和地理，刑律方面的古籍。《平津馆丛书》10集32种，主要为辑校的诸子、医学、历史等方面的古籍，选择精严，校勘精审。著述宏富，有《尚书今古文注疏》、《寰宇访碑录》、《周易集解》、《考注春秋别典》、《尔雅广雅训诂韵编》、《晏子春秋音义》、《金石萃编》、《史记天官书考证》、《建立伏博士始末》、《明堂考》、《续古文苑》、《平津馆文稿》、《芳茂山人诗录》、《仓颉篇》、《神农本草经》等。

孙慎行、孙星衍故居位于常州市双桂坊59号。

在双桂坊现代建筑的围裹中，路南侧邻公园路的那组占地近900平方米的明清民居宅院虽然显得 两孙故居明式船厅低矮、衰迈,但它却厚重不容小觑。因为它曾拥有过两位历史文化名人：明末著名东林党人孙慎行及他的族七世孙、清代中期被誉为“天下奇才”的孙星衍。

孙慎行、孙星衍故居坐南朝北，原占地面积较大。由孙慎行在做官期间所建，系私人住宅遗址。慎行服官期间曾数次请假里居于此。故居北临双桂坊，东、西、南三面均为住宅区。到清代乾隆年间其族七世孙、著名学者孙星衍又继承此宅，继续居住。5间花厅等建筑于清代后期毁后重建，房地产由孙氏子孙世代继承并居住。后故居部分房屋被后裔卖掉，余下的最后由孙养渊继承时，故居呈倒置瓦刀形，入门为长通道备弄(似刀柄)，备弄尽头为长方形建筑布局，东首为明式船厅,其西有天井,天井北建有清式花厅5间，花厅左右空地堆黄石假山及花圃等。20世纪80年代兴建广南大厦时，两孙故居长条形备弄被拆除，保留故居房屋、天井等。由常州市政协大楼与广南大厦间通道通向广南大厦后故居。明式船厅遗存雕花月梁及明代木隔窗，乃明代所建原屋。据孙氏后裔孙养渊透露传家秘闻：船厅地下埋有其祖先孙慎行棺木。并出示其家珍藏的孙慎行手书《栀子花记》真迹。清式花厅5间面阔197米、进深5檩89米，前廊后轩，硬山式砖木结构。1987年12月，市人民 公布其为常州市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孙慎行、孙星衍故居被原地修复。

孙星衍，字渊如，阳湖人。少与同里杨芳灿、洪亮吉、黄景仁文学相齐。袁枚品其诗，曰“天下奇才”，与订忘年交。星衍雅不欲以诗名，深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皆必通其义。乾隆五十二年，以一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三通馆校理。五十四年，散馆，试《厉志赋》，用《史记》“CC如畏”，大学士和|疑为别字，置三等改部。故事，一甲进士改部，或奏请留馆，又编修改官可得员外，前此吴文焕有成案。|示意欲使往见，星衍不肯屈节，曰：“主事终擢员外，何汲汲求人为？”自是编修改主事遂为成例。

官刑部，为法宽恕，大学士阿桂、尚书胡季堂悉器重之。有疑狱，辄令依古义平议，所 全活甚众。退直之暇，辄理旧业。升郎中。六十年，授山东兖沂曹济道。

嘉庆元年七月，曹南水漫滩溃，决单县地，星衍与按察使康基田鸠工集夫，五日夜，从上游筑堤遏御之，不果决。基田谓此役省国家数百万帑金也。寻权按察使，凡七阅月， 数十百条，活死罪诬服者十馀狱。潍县有武人犯法，贿和|门，嘱大吏。星衍访捕鞫之，械和门来者於衢。及回本任，值曹工漫溢，星衍以无工处所得疏防咎，特旨予留任。曹工分治引河三道，星衍治中段。毕工，较济东道、登莱道上下段省三十馀万。先是河工分赔之员或得羡馀，谓之扣费，星衍不取，悉以给引河工费。时曹工尚未合，河督、巡抚亟奏合龙，移星衍任，寻又奏称合而复开。开则分赔两次坝工银九万两，当半属后任，而司事者并以归星衍。星衍亦任之，曰：“吾既兼河务，不能不为人受过也。”

四年，丁母忧归，浙抚阮元聘主诂经精舍。星衍课诸生以经史疑义及小学、天部、地理、算学、词章，不十年，舍中士皆以撰述名家。服阕入都，仍发山东，十年，补督粮道。十二年，权布政使。值侍郎广兴在省，按章供张烦扰，星衍不肯妄支。后广以贿败，豫、东两省多以支库获罪，星衍不与焉。十六年，引疾归。

星衍博极群书，勤於著述。又好聚书，闻人家藏有善本，借钞无虚日。金石文字，靡不考其原委。尝病《古文尚书》为东晋梅赜所乱，官刑部时，即集《古文尚书马郑注》十卷、《逸文》二卷。归田后，又为《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九卷，其序例云：“《尚书》古注散佚，今刺取书传升为注者五家三科之说：一，司马迁从孔氏安国问故，是古文说；一，《书》《大传》伏生所传欧阳高、大夏侯胜、小夏侯建，是今文说；一，马氏融、郑氏康成虽有异同，多本卫氏宏、贾氏逵，是孔壁古文说：皆疏明出典。其先秦诸子所引古书说及《纬书》、《白虎通》等，汉、魏诸儒今文说、许氏《说文》所载孔壁古文，注中存其异文、异字，其说则附疏中。”其意在网罗放失旧闻，故录汉、魏人佚说为多，又兼采近代王鸣盛、江声、段玉裁诸人书说。惟不取赵宋以来诸人注，以其时文籍散亡，较今代无异闻，又无师传，恐滋臆说也。凡积二十二年而后成。

其他撰辑，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传校正》三卷，《明堂考》三卷，《考注春秋别典》十五卷，《尔雅广雅诂训韵编》五卷，《魏三体石经残字考》一卷，《孔子集语》十七卷，《晏子春秋音义》二卷，《史记天官书考证》十卷，《建立伏博士始末》二卷，《寰宇访碑录》十二卷，《金石萃编》二十卷，《续古文苑》二十卷，《诗文集》二十五卷。二十三年，卒，年六十六。星衍晚年所著书，多付文登毕亨、嘉兴李贻德为卒其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