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山法是湖南地区一个流传很久的大门派,在明朝的时候已经出现梅山法,可知此法流传之久远其实梅山法是由茅山法演变过来的,也就是由茅山法加上湖南当地的民间巫教而成的"独特门派"。

"梅山法"其实是跟湘西南地区,以新化、益阳、娄底、新邵、冷水江一带为中心的梅山地区而恒生出来的民间法教当然,也跟这个法的主神"梅王"有关系

梅山法在湖南地区被广泛应用之后,再由湖南法师迁移到其他地区,结合当地的法脉,又变出了很多混合梅山法例如:江西地区的"茅梅法"(茅山加梅山),福建地区的"闾梅法"(闾山加梅山)四川地区的"鲁梅法"(鲁班加梅山)、广西地区的"瑶梅法"(瑶山加梅山)等法

梅山法是国内民间法里面最完善的几个法脉之一,其法之庞大、系统是少见的说这个法是"法术大全"一点不为过阳法和阴法具备攻击、防身、抗打、斗法、治病、表演、解禳、祈福、收禁、迁坛、收魂招魂样样都有

茅山很擅长寄法，寄痛、寄病、寄打、最上一层听说是寄刀，民间有法师用这个法门整杀猪的，让他怎么都杀不死猪。

茅山法因善于役使地面上的鬼灵精怪和凶神恶煞，故异常凌厉迅猛，宁都人习惯称之为“下坛”，师公师太是他们的标志性神明。

茅山法最高的成就是三身，即定身、隐身（含隐遁），分身。这些法大多在绝教里面，所以得者很少。

梅山法和茅山法一对比那肯定是梅山法更胜一等

　　湖南中部，是一片亟待开发的土地，山水隽永，民风淳朴。从远古时候开始，这里便孕育了一种神秘古朴的巫文化。在这种古朴巫文化的影响下，这里原始遗风千姿百态，民俗事象多姿多彩，极富学术价值和可利用价值。这种独特的巫文化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梅山文化。

　　上篇：文化起源

　　梅山文化，是湘中地区自远古到今一直保存较为完备的一种文化形态，是梅山地区人们世代创造、传承的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性民族文化。它属于中国文化两大主流之一的荆楚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支流，与其他区域的文化共同构架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要了解梅山文化，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梅山”？

　　所谓“梅山”，是一个历史的地域名称。据《宋史·梅山蛮传》记载：“上下梅山峒蛮，其地千里，东接潭（潭州，今湖南长沙），南接邵（邵州，今湖南邵阳），其西则辰（辰州，今湖南沅陵），其北则鼎（鼎州，今湖南常德）。”即今天的洞庭湖以南、南岭山脉以北、湘、沅二水之间成西南—东北走向的资水流域—雪峰山区。土地面积近5万平方公里。

　　那么，这片地区历史上为什么被称为“梅山”呢？目前，为大多数人肯定的一种说法是：春秋战国时期，湘中地区是楚王部众居住地，楚为芈（音Mi）姓，楚人居住地为芈山。而到秦汉时，梅因助汉高祖灭秦有功，故封侯，所封之地即为湘中山地（今新化、安化一带）。人们把他所据之地称为梅山，这又恰好与当地Mi之音吻合。之后，积习成俗，这片土地就被称为梅山。

　　宋代之前，梅山地区因山高林密，民风强悍，“语言侏离”，交通不便以及当时的统治阶级实行封锁政策，故“不与中国通”。这里的人民过着原始农耕、渔猎生活，形成了带有浓厚的巫文化色彩的原始、封闭的土著文化。当时这里的居民以瑶族人和其他土著居民为主。

　　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蔡煜、章敦开梅山置新化、安化两县之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均有意往这里移民，梅山地区逐渐成为汉、苗、瑶、土家等多民族杂居之地。由于生存空间的相对封闭和族群的相对独立，900多年来，深厚悠远的土著文化和历代移民带进来的外地文化不断整和、交融、同化，形成了丰富多彩而独具特色的梅山文化。梅山文化以远古渔猎文化为基石，在古老巫术外衣的包裹下，有着自己独特的民间文化与民俗特色，打上了鲜明的地域性烙印。它对于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等领域的研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梅山文化虽发源、形成于古梅山地区，但作为一个文化体系，它的流传地却远远不止古梅山的范围。在我省，它的覆盖面积达四分之三的地域，同时还几乎涉及到中国南方的许多省份和诸多民族。目前在北美、西欧、南澳、印支半岛等地，也相继发现了梅山文化传播的踪迹。

　　中篇：文化内涵

　　梅山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宗教信仰；二是生活习俗；三是反映梅山峒民的劳动、生活，表达思想的文化方式，或称为文化载体。

　　宗教信仰梅山人信奉原始宗教“梅山教”，它具有系统的神、符、演、会和教义。他们信奉的男神是梅山张五郎。张五郎，又叫开山五郎，是梅山祖师。相传他是狩猎能手，开山修路的巧匠，抗击外侵的英雄。他长着一双反脚，倒立行走，飞禽走兽都是他的传令兵。人们将其雕像敬奉于神龛上，逢年过节，进山巡猎，抗击外敌之前，必先祭祀一番，此习历千年不变。梅山人信奉的女神则有众多，流传较为广泛的是白氏仙娘、梅婆蒂主和梅山猎神梅嫦。这三位梅山女神不曾受封建伦理约束，原始性极强，展示了人的本性。

　　民风习俗独特的民族风情，是梅山文化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梅山地区分为上峒、中峒、下峒三个部分，不同的地区其生产习俗也略有不同，“上峒梅山上山打猎”、“中峒梅山掮棚放鸭”、“下峒梅山打鱼摸虾”就体现了他们的各自特色。除了生产习俗，峒民们有着自己的婚嫁习俗和丧葬习俗，峒民在治病、驱魔、婚丧时以鼓锣相击。逢年过节或喜庆丰收，全峒男女一起吹吹打打载歌载舞，一连数天。此外，梅山人还有喂饭怪俗、诅咒骂俗、炒虫俗、喂烟习俗等独特的习俗。可以说，梅山习俗千奇百怪，五彩缤纷，是其他区域所不曾有的，尤其是黄河流域不曾有的。

　　文化载体梅山文化是一种古老的巫文化，该地域的口头文学非常丰富。尤其是一些古老的神话传说、史诗、歌谣和民间艺术等，可谓是中华文化遗产大观园里的朵朵鲜花。

　　梅山峒民们表达思想，传递信息，反映生活，记事传书，甚至宗教教义都用歌谣表现。梅山歌谣，组合起来，就是梅山人历史的再现和写照。在记事传经方面，他们有峒事歌、族歌、节气歌、樵歌、秧歌等，这些歌或直传史事，或细唱传文，或详述经历，或明教事理。如史诗《酒歌》有3000多行，内容包括天文地理、部族迁徙、人伦教育、民情风俗等，是一部综合学科价值极高的史诗。梅山诗歌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立足生活，想象丰富，意境奇特。同时，音节匀称，顿数整齐，具有音乐之美。小孩从懂事起就由父母或兄弟姐妹教唱，以代代相传。这些诗歌和《炎帝传说》、《神农传说》、《孟姜女传说》等诸多传说一道都是中华民间文化宝库中的颗颗明珠。

　　作为梅山文化中的艺术，也五彩斑斓并独呈风采。如变化万千的剪纸艺术，被称为民间美术一绝的滩头年画，梅山文化区惟一的表演艺术———布袋戏，等等。

　　下篇：保护与利用

　　梅山文化是楚巫文化中的一颗灿烂明珠，其影响之大，辐射海内外。但是，由于社会物质化程度加速，民众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迅速变化，再加上时间的不可逆转以及民间老艺人的相继去世，许多梅山文化的事象和民俗珍品正在迅速流失或消亡。那些记录着宝贵文化信息的的古老建筑正一处接一处地拆毁或坍塌；老一辈视如珍宝般传下来的器具、经籍、谱牒正一批接一批地毁坏或流失，而古老的民间绝艺、风俗习惯、渊源典故和方言谣谚，则因为年轻人的无暇顾及或不屑一顾，正随着老人的辞世一项接一项地断传或消散。因而，梅山文化的保护问题迫在眉睫。

　　对于梅山文化的研究，其价值远不止于学术意义上的认识作用，从上面例举的事象来看，其可利用价值是多方面的。

　　可以利用其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繁荣我们的文艺事业。如著名花鼓戏《刘海砍樵》就来源于城步白水洞的“刘海故事”，明代的《杨家将演义》的许多章节来源于城步“杨家将”系列故事。如今，梅山文化区神话传说故事可继续为小说创作、戏剧创作提供源泉。众多的歌谣可丰富音乐艺术，花瑶服饰绣绘、滩头年画等可为美术创作提供素材，“布袋戏”、“傩戏”则可为戏剧脚本、综合表演提供艺术营养。

　　可以利用其独特民俗风情及自然风景名胜，推动旅游事业的发展。“旧不与中国通”的梅山文化区多为奇山、异洞、古木、怪石以及原始古朴的自然村落，这些都是不可再生的旅游资源。而原始风貌极浓的民俗风情又为这些旅游资源赋予了神奇瑰丽的人文背景。二者结合，极富旅游价值。若加以适当地开发，如修建“梅山文化民俗村”，将奇特的民俗风情合理取舍，浓缩其中，必将对游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此外，梅山文化中的民间中草药单方，亟待医药界进行研究，为现代医学发展服务。简捷而古朴的民间武术，古老而简朴的民间冶铸、制陶和织染术，等等，也都具有不小的开发空间。

　　值得高兴的是，在社科学术界，自从在1988年5月召开的“中国长江文化研究会”上，“梅山文化”的学术地位正式确认后，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梅山文化的研讨由区域性范围扩大到全国性乃至世界性范围，这为梅山文化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学术基础。在记者的采访中，许多专家呼吁要建立多样化的保护机制和保护手段，利用现代高科技成果，发挥资料馆、音像、等特殊功能来保护这些民俗珍品。难能可贵的是，许多学者还一边呼吁一边亲入田野发掘抢救。

　　在梅山本土，一些地方政府也相继作出了积极反应：邵阳市和隆回县正紧锣密鼓地筹划举办新一届梅山文化学术研讨会；冷水江市专门组建了“梅山蚩尤文化研究中心”，征得了40名志愿者展开抢救性的田野调查；新化县则由县政协牵头扩充了原“梅山文化研究会”机构，举全县之力打造地方文化品牌……

　　可以预期，随着国家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正式启动，梅山文化课题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开发必将乘风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黄帝家族入主中央帝后，出于统治的目的对四方夷进行贬损压制，四方夷概念到“三代”后“夷”逐渐具体化成“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而黄帝家族在长江流域的传统“芈氏”分支逐步形成了楚的主体；正因为这样，后来黄帝家族在长江流域的分支也同样成为夷系受到打击。如尧舜时鲧因与海外地中海沿岸的炎帝系共工作战失利而受到打击，被中央政权诅咒成切不烂煮不熟的肉“鲧”，又赠以“梼杌”贬号，意为木头疙瘩，“梼杌”为“楚”一音的来源。后大禹承父遗志治水西征地中海沿岸取得成功，东归才继承帝位，并背弃了尧舜时期的“禅让”制，让儿子夏启继位建立夏，又废除贵族联盟议会制，这也是这一家族对先皇杀其祖父“鲧”不满而所做的反应吧。《诗·小雅·斯干》有：“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这些诗句披露的信息是什么？黄帝熊姓罴氏，由男姓替代以往族姆入主中央帝，掌管四方，从此民间由此联系起妇女身孕时如果梦见熊罴则为生男之预兆，梦见虺蛇便为生女之预兆。

黄帝家族以“熊、罴、貔、貅、貙、虎”为图腾的六大部落又是当时的准军事力量。熊山（湖南新化大熊山）正是熊氏家族的“熊、罴”部的兵营所在，如果是冬天穴门打开，则必将兴兵举事了。黄帝登“熊湘”之时，也许“蚩尤”部众还迎接同祖同根的胞族“天子”的到来，不满归不满，礼节是礼节。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果然后来这里又是蚩尤起兵举事的地方，只是这次可是针对中原黄帝的起兵，可谓是黄帝的“谪系”造反了，由此蚩尤也成为苗瑶九黎族的首领。斗争是长期的，长江流域的好汉一个个前赴后继，刑天虽被黄帝断首，但“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执干戚以舞”。蚩尤势力是长江流域炎帝势力消弱后在中华本土与黄帝族进行抗争最惨烈的，历史必然留下不少记忆。海外地中海沿岸神糯炎帝共工势力与黄帝势力也是长久之争，共工撞坍不周山，古希腊、罗马文明其也实正是黄帝势力地中海斗争胜利的另一硕果。看看刑天、蚩尤、共工，那个不是顶天立地、气傲山河的英雄，这也就是梅山文化、湖湘文化的精气、血性所在，所谓“楚有三户，亡秦必楚”是也。事物的本身就是矛盾的统一体，炎帝黄帝是矛盾，但后来走向联合；黄帝蚩尤是矛盾也统一了，蚩尤失败，但黄帝族还是要选用蚩尤家族，并以其画像威镇四方，可见蚩尤之威。因此，梅山文化中即有黄（帝）老（子）的道家，又有蚩尤的尚武，就不足为怪了。 神糯时代晚期的炎帝时期，黄帝部族在西北、中原一带向炎帝势力发走“夺权”的斗争，取得成功。因为是继承权的宗族理念上发生的根本的转变，由上万年的女系继承权转变成男姓继承法则，这是根本常纲的改变，引起全球糯民体系如此激烈的反应在情理之中。但炎黄蚩尤部族本又是同根同系，都是长江流域伏羲、神糯的子孙，因此炎黄联合，蚩尤部族代表长江流域、代表女系神权的抗争战败后，蚩尤部族又是黄帝系中重要的管理者，管仲把蚩尤说成是黄帝的“六相”之首，是最大的臣子，相当于今天的总理。《管子·五行篇》载：“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为使当时，大常察于地利，故使为禀者……”。并且连蚩尤手下部将如与黄帝大战时的“风伯”、“雨师”都成为黄帝的左右重要使臣。《史记·封禅书》说：“合鬼神于西泰山，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好不威风八面。黄帝入主中央帝后，“炎帝”、“赤帝”这个首领职称又改为了“祝融”，今天湖南境内五岳之一的南岳衡山主峰即为“祝融峰”，有“祝融祠”，可能为当时司南治所。今天南方少数民族大都说他们的祖先是从北方南下的，这其实说的就是炎黄时代长江流域势力从黄河流域退却的史事。其实不只是南方的少数民族，当时长江流域的糯民是向四周退却，如青藏高原的藏族就是这个时期的炎帝部姜族系向西北西南退却后成为羌族而来，向四周退却的糯民逐渐成为后来所称的四方夷，西北方游牧民族逐渐形成，四方夷又具体化成“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所以蚩尤又成了南方进一步分化后的百越、丰濮、九黎族共同的祖先、首领。

蚩尤特点之一就是战神。但这个战神注定要以反面的人物现场，要不，黄帝主宰的位置往那儿搁。《龙鱼河图》记载：“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马戟大弩，威振天下。”这段有几点信息非常明显，一是点明了蚩尤与轩辕熊氏（因为还没入主中央帝，故还不能称之为黄帝）其实都是末代炎帝朝的实力派臣子；轩辕熊氏实力当然强劲，是当时正在升起的政治明星，将要替代末代神糯炎帝入主中央帝位，也即天下帝位——天子、万邦之君；而蚩尤部众显然代表了炎帝家族长江流域最强实力，部落甚众，有九九八十一头领；因长江流域已进入了金石并用时代，开始用重金属煅造武器，故蚩尤能“铜头铁额”、“造立兵杖马戟大弩”“威众天下”。接着说蚩尤“诛杀无道，不仁不慈。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仁义，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敌，乃仰天而叹。天谴玄女授黄帝兵信神符，制服蚩尤，以制四方。”说蚩尤“诛杀无道，不仁不慈”基本是属于“胜者王”对“败者寇”的指责，是不需要道义理由的莫须有。蚩尤的武功是不可战胜的，但最后黄帝战胜炎帝并联合标志着历史前进的潮流——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无论蚩尤部众怎样的武功天下，但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蚩尤部众除远走海外的外，中华本土的部众最后还是加入到黄帝的进步行列中来，成为黄帝政权中的得力支柱。所谓“天谴玄女授黄帝兵信神符，制服蚩尤，以制四方”实属史家为黄帝争面子而附会。事实上，黄帝的战胜蚩尤，其实还是黄帝借助于长江流域传统的母系宗法祖制，由族姆娭毑（湖南长沙地方今天叫祖母还是称娭毑）调节，使蚩尤部最后臣服的。《黄帝玄女战法》云：“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黄帝归于太山，三日三夜，雾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问？’黄帝曰：‘小子欲万战胜’遂得战法焉。” “人首鸟形的妇人”正是伏羲神糯炎帝之祖图腾之一的鸟图腾。《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日魃，雨止，遂杀蚩尤。”因此说，无论是“玄女”还是“天女日魃”，都是神糯炎帝族的族姆娭毑，反黄帝父系制的蚩尤部众在族姆娭毑的调解下最后放弃抵抗也在情理之中。《龙鱼河图》记载黄帝得玄女兵信神符而擒杀蚩尤之后，”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威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珍服。”由此也证炎帝蚩尤部族在黄帝族入主中央帝前本为天下共主、万邦之君的传统帝承祖族。梅山文化中尚武的传统与蚩尤是密不可分的，熊湘梅山一带又是重金属蕴藏量很大的区域，自古开发冶炼，商代高质量的青铜器大多出自熊湘梅山一带就不足为怪了，且民间铜铁匠自古闻名。 “数”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原初思维工具，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莫不如此。中国初民的“结绳记事”，与后来发展形成的易卦数码推演系统，以及西方毕达哥拉斯学派阐释的“数是宇宙的本原，自然界是受数字支配的”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人类在认识“数”、掌握“数”这个工具之前，曾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迷茫的原始数觉（“Number Sence”）时期。何谓原始数觉呢？原始数觉是人类童年时期对“数”的一种朦胧意识，即觉察数之有无与数之多少的感知能力。它犹如“味觉”、“嗅觉”、“触觉”一样，是人的一种本能感觉。

作为一种本能感觉，原始数觉并非人所专有。美国数学家丹齐克研究认为，人和动物都具有某种原始数觉。如，在有些鸟类的巢中如果有四个卵，那么你可以放心地拿走一个，鸟不会觉察；但如果拿掉两个，这鸟通常就会逃走。乌鸦也有某种原始数觉，它能辨别“四”位以下的人数。人类童年时期的数觉范围与某些鸟类一样，也是极为有限的，很少能达到“四”。“所以，在人类文明诞生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三’往往也就成了与原始数觉相应的极限数，并且，因其极限性数位关系历史地常被人们用以表示‘多’的意义。”①许多语言几乎都带有这种早期局限性的痕迹，如英文的thrice和拉丁文的ter，都同样具有双重意义：“三倍”和“许多”。 在中国文化中，也能找到这种早期局限性的“痕迹”：如，用“三”座山来指代“很多的山”，用“三”棵树来指代“很多的树”，用“三”根火苗来指代“很多的火苗”，用“三”个人来指代“很多的人”——这就创造出了“山”、“森”、“火”、“众”等汉字（在甲骨文中，“山”是“三座山峰”的象形；“森”是“三棵树”的象形；“火”是“三根火苗”的象形；“众”字下边是“三个人”）。在古汉语中，还直接以“三”（以及三个“三”即“九”）来表示“多”。

这种状况反映在中国古代数理思维的集大成之作——《易经》中，就是阴阳两爻的合数和易卦的“单卦”、“重卦”编码都受“三”的制约：首先，易卦的“阳爻”和“阴爻”相加之和为“三”；其次，易卦的八个“单卦”均由“三”根爻叠加而成；再次，易卦的六十四个“重卦”亦均由两个“三”即两个“单卦”进行不同的叠加排列而成。

毫无疑义，在中国初民的原始数理思维发展过程中，曾存在一个无法超越“三”、对“三”充满迷惑、恐惧和敬畏的原始数觉时期。通过对梅山文化的发现、发掘和研究，我们惊讶地重睹了那个时期。 梅山文化作为一种原始渔猎文化，浸透了原始巫术的因子。古代的梅山人和今天的梅山巫术承传者们，在进山狩猎前要举行“安梅山”的原始巫术仪式。所谓“安梅山”，即给“梅山神”设坛并举行祭祀。安“梅山”要用“三”块石头或“三”块瓦片架在猪、牛踏不到的僻静地方，或安在“三”岔路口的古树下，表示梅山神在此；土家人安梅山大都选在屋角右侧空坪中的隐蔽洁净处，用岩石砌“三”面墙，上盖一块岩板，前面空着为门；猎人到了山上，如果发现野兽脚迹，要扯“三”根茅草，把草尖挽个疙瘩，放到“三”岔路口，拿块小石压上，这叫“封山（封三？）”；还有的猎人进山之后，随手折一根树枝，向这个山扫一下，向那个山扫一下，再绕自己所在的山头扫个圈（三座山），然后盘腿而坐，口念咒语，名为“下法”。——传说这样做了，野兽就会“迷”路，总是在山里转来转去，不会逃走。②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了梅山巫术的原初仪式对“三”这个数字的广泛运用，更注意到了这个仪式对“三”的运用是将其作为一种神秘力量来“迷惑”野兽！这与古汉语中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诸多中国民间宗教仪式及道教、佛教中对“三”这个数字的用法是不一样的——虽然它们在无意识中也是源于人类在数觉阶段所形成的“三”的心理积淀，但梅山巫术的用法更为古老，是对原始数觉“极限数”——“三”的“迷惑”特性的直接运用，属于一种更典型的原始数觉的“原生态遗存”。 梅山巫术中这种用“三”来“迷惑”动物的原始数觉特性，是梅山文化的一个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特征。这一特征除了在上峒梅山的山林狩猎活动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外，在中、下二峒梅山的水域平原农耕渔牧活动中也有反映。如，具有梅山神力的中峒“活梅山”在放鸭时，要用一根竹尖鸭梢“朝天划三个弧圈，再向前摇晃三下”，据说这样做了，鸭群就会朝着他指定的地点而去；而且到那里后，只“在鸭梢圈定的几块十几块田里的附近范围活动，从不越雷池半步”。下峒梅山巫术活动中“三”的运用要隐晦些。下峒“活梅山”在水田或水塘捉泥鳅时，首先要把捉到的第一条泥鳅的尾巴用口咬断，然后放回水里，据说这样做了，在捉泥鳅时泥鳅就会随手而来；但等到再捉到那条被咬断尾巴的泥鳅时，却不管这时捉到了多少泥鳅，整个捉泥鳅的活动就必须结束。③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举动呢？我认为这也是运用“三”来迷惑捕捉对象的一种巫术行为。这个过程很像易经阴阳二爻的形成和单卦的排序过程：第一条泥鳅表示阳爻“—”，把它咬断则裂变为阴爻“——”，这就恰好构成了一个数字“三”，把它放回水里，就是用“三”去迷惑对象；而再捉到那条泥鳅，表示复得阳爻，即一个单卦（“离卦”）的排序过程结束，所以必须停止捕捉泥鳅的活动。

梅山先民在原始数觉时期形成的这种对“三”的“迷惑”，不仅成为“三峒梅山”巫术的基本构架，更被作为一种神秘力量继承和定格在了梅山神张五郎身上。——在梅山文化中，张五郎就是一个具有“迷惑”法术特征的“倒路鬼”！梅山地区都这样传说：某人走夜路，如果在非常熟悉的地方迷失方向，转来转去又转到原处，怎么也走不出去，那他便是碰到了“倒路鬼张五郎”；因此，张五郎又叫做“倒路张五郎”。

在梅山地区，特别是梅山腹地的安化(包括新中国成立以前现今涟源市和新化县的的一部分,古县城一直在现今安化县的梅城镇)、新化等地,人们往往还要在“三”岔路口立一块指路碑，上刻“弓开弦断，箭来碑挡”八个字。一般传说这是为了挡“将军箭”，但“将军箭”与三岔路口毫无关联，因此我认为这最初也应当是用来防“倒路张五郎”的：在下峒梅山，张五郎又称“坛主”，据说他常常用箭射人（梅山人骂人常说：“你这坛主射的！”）。人们在三岔路口的指路碑上刻“弓开弦断，箭来碑挡”八字，便是想以此作为咒语来挫败张五郎的法力，不让他的“迷惑”之箭射中，从而在三岔路口不迷失方向、走错路。

梅山巫术原初仪式中这种用“三”去迷惑渔猎对象的巫术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原始思维互渗律的体现。所谓原始思维互渗律，是一种决定原始社会集体关于它自身和它周围的人类群体与动物群体关系的思维规律。布留尔说：在原始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都具有一种可被感觉到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和作用，并且，这种神秘的属性可以通过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行动，通过接触、传染、转移、远距离作用、亵渎、占据、感应等想象的形式，作用于其它客体、存在物、现象；从而使原来的那些客体、存在物、现象同时既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事物就是通过原始人想象的“互渗”关系彼此关联起来的，在其反映形式上，某种集体表象也就与其他的集体表象彼此相互关联。 梅山巫术对“三”的运用，正是企图通过这样一种想象的原始思维互渗关系，把“三”的神秘力量传递给动物。在梅山原始人类眼里，动物和人是同一的，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他们以为：“三”这个数字既然能迷惑人，肯定也能迷惑动物，从而他们在巫术中频繁地使用“三”，用“三”这个迷惑着人类自身的数字去迷惑野兽，以达到猎取野兽的目的。

梅山初民的这种原始思维互渗观念，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梅山文化作为一种原始渔猎文化，从经济形态看，整个狩猎分配过程具有鲜明的原始共产主义色彩；从原始宗教崇拜看，很多原始宗教礼仪保留著明显的原始生殖崇拜内容，因此，在其巫术活动中出现原始思维互渗观念，是很自然的。

至此，就梅山文化的本质意义而言，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原初的梅山文化，是一种以原始数觉极限数——“三”为媒介，借助“三”的“迷惑”力量，通过想像的原始思维互渗关系迷惑对象来开展渔猎活动的原始巫文化。她应产生于中国原始人类的“数觉时期”，是形成中国哲学“一生而，二生三，三生万物”观念的文化源头。而所谓“梅山”，其真实含义应为“媒三”（梅山腹地新化方言“山”即读为“三”）；所谓“梅山文化”，其实也就是“媒三文化”。——“梅山”，当为后来的梅山文化圈以外的儒生们记音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