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服饰象征意义有：

[苗族历史] 解读苗族服饰

苗族服饰其现行的每件款式和饰物几乎都隐藏有极为古老的文化内涵。一定的服饰符号系统与相应的史诗、神话、传说、习俗解释所构成的全面阐释系统，起着沿袭传统，追根忆祖、记述往事、储存文化信息的巨大作用。在少数民族服饰的百花园中，苗族服饰最能系统地体现祖源与战争迁徙这类历史意识。苗族服饰的相当部分，都可说是历史意识的符号载体，而祖源与战争迁徙，亦可说是苗族服饰千年不辍的母题。

黔东北松桃和湘西苗族的“骏马飞渡”、“江诃波涛”图案；黔西北威宁、赫章和滇东北彝良苗族“天地”、“山川”、”田园”、“江河”、“城池”图案；川南苗族的“黄河”、“长江”、“城池”图案；贵阳市郊高坡苗族“蚩尤印”图案；黔东南凯里、黄平、施秉、台江一带苗族的“媪仿”

(黄河)、“媪育” (长江)、“盖霞” (军旗)图案等，就是其历史传统在服饰上绽开的奇葩。它们是苗族妇女盛装诸图案的母本，含有“妈妈花”的意思。即主体图案“母花”。图案的构思、设计、造型不仅凝聚着苗家妇女劳动智慧的结晶：还表现出苗族人民对历史祖先故土、战争、迁徙的回忆与缅怀之情．凝聚着巨大的心理容量和强烈感情色彩的诸多原型。它是一种社会历史意义沉淀，一种深厚的符号积累。

“骏马飞渡”

图案是凤凰、古丈、松桃一带苗族的花边、花带最流行的图案。其特点是色调古朴，素雅大方。造型是：首先出现一条洪水滔滔的大河。苗语叫做“埋迈埋清”，即“浑水河”

之意。苗族妇女是根据花边带底色来说的。花边图案是由无数个像“马”的花纹组成的，相互连成一串横贯河水中间，表示万马飞渡黄河，驰骋中原。苗语谓之“大迈档务”

或“大迈长务”．意为“骏马飞渡大河”。“大迈”即“飞马”的形象，有“迈单”一直足马、“迈勾”一变足马之分，

比较抽象。只有从名称上才能联想到它们相似于直立的马鬃和或弯或直的马足，其造型与汉字的“马”的原始型态接近．构图虽然简单但富有腾空起飞之猛势，它包含勇猛顽强的意义。

的两边是由无数个形似三角形的或像花塔式的山叠着山相间排列，苗语称之“高本高介”

和“毕高”。意为“金山银山”

(苗族古歌中则有洋洋千言的一篇描述“运金运银”的活动场面)．表示崇山峻岭．五颜六色。编织这些图案(山塔)时．均采用红、绿、蓝、黄、橙、紫各种颜色丝线挑绣而成．给人以一种悬崖深谷意境的感觉。

“骏马飞渡”

图案的两边用一条像铁轨式的图案镶嵌着顺水流方向延伸，苗语叫“乃勾阿登”，汉意就是“大路上的脚印” (此图案在中部方言黔东南苗族妇女服饰刺绣中使用频率颇高。当地苗语谓之“绞欧”，即“江河的意思”；海南岛苗族蜡染中此“江河”

图案也相当普遍)。

位于花带上的“江河波涛”图案的花纹更加明显，呈现两条白色横带，带中由一些细小的星点组成，花纹隐约可见。苗族说是表示黄河、长江同向奔流，苗家妇女管它叫“欧多民务”。北岸是些较小的土山坡，妇女称之“秀高刃”。两条大河的南面，是一朵朵既像花又像树，又像人乘船等形状组成立形花簇象征划渡式的图案，妇女们说它代表“洞庭湖”。这些图案脚下再次出现水波浪式花纹。苗语谓之“昂务乃本”，汉意就是“经过大水大浪的妈妈花”。南岸有一条小路和一排松树．象征苗族经过千辛万苦来到林青茂密的西南山区。

“江河波涛”

母题在“兰娟衣”

中也有生动展现。据说，黔东北苗族妇女穿的“兰娟衣”(一种没有衣领的女装)的来历，是一位叫“兰娟”的苗族女首领，带领苗族同胞南迁时，为了记住南迁的历程．就想了一个用彩线记事的办法。离开黄河时，她在自己的左手袖子上用黄线缝上一根黄线；渡过长江时，她在右袖子上绣下一根蓝线；渡洞庭湖时．她在胸前绣下一个湖泊状图案；每翻一重山，她总是在彩线上缝下一点小标记。越往南，渡的河翻的山越多．她缝下的记号就从领口一直密密麻麻地缝到裤脚口。最后到了武陵山区定居后，兰娟就按照所记符号，重新用各种不同的彩线．精心绣制出一套特别精巧漂亮的女花衣，作为女儿的嫁装。从此，姑娘们争相仿效．传袭至今。

与此相类似的内容同样表现在黔中关岭、安顺诸县市苗族裙子中。苗族妇女为了铭记那不平凡的迁徙和故土，她们把过河翻山的五大难关——黄河(浑永河)、雾罩山、风雨关、长江(清水河)、毒虫冲——制成了大小不同的5条平行线绣在长裙上，不许随意改变。

四川珙县苗族裙子上彩线也有类似的寓意。老人解释说，最上面的蓝色宽条代表黄河，齿轮形表示黄河的缺口，下面的一条较宽的直条代表长江流域，尖齿形表示高山地区．最下面的菱形图案和两侧的花，代表着大西南。其深刻意蕴是：川南苗族曾居住在黄河流域，由于战争迫使苗族西迁，他们在长江中游地区，过着鱼米之乡的生活．后又因战争频繁使他们再次西迁，最后定居西南山区．他们怀念故土．把迁徙的路线绘制在蜡染裙上。

明清文献称为“大花苗”、“小花苗”的苗族，主要居住在以乌蒙山为中心的黔西北威宁、赫章和滇东北彝良，

黔西南普安一带。这里地处高寒山区，为适应环境，他们的衣服多用羊毛和麻编织而成。其男女衣服式样相同，皆以大块对称几何纹为装饰而别具一格。从背后观赏．恰若一只翩翩起舞的花蝴蝶。据古歌的叙唱．它是古代苗族领兵打仗的首领格炎尤老、格蚩爷老的战袍，苗语称之“撮鲁”，汉意为“花衣，独具特色。

“天地”、“山川”、“田园”图案是该花衣的必备花纹。其花纹为对称的几何图纹。每方图案四周饰红黑两色毛线织成的锯齿纹、波浪纹、螺丝纹，

中留较大面积白地．其间又饰以菱形纹．菱形纹内织斜方格纹。肩部为一较宽的菱形纹区，菱形纹区内有流云。每方图案的上方代表“天”，下方代表“地”，左右为“山川”，中间为“田园”。据古史传说，这每一方图案就是一面旗帜的标志。整个衣服花纹图案山环水绕，田连阡陌．宛如一幅美丽富绕的田园山水画。

图案在其背牌上。背牌为背部装饰件，苗语叫“劳搓”，横长方形，工艺以刺绣为主，兼用蜡染、挑花、编织．纹饰有菱形纹、锯齿纹、凸字纹、雷纹等。这些纹样有机地形象地构成了一座古代城池平面图。正规式样为三道绣纹，与古歌“格蚩尤老(蚩尤)练兵场上花三道”

的说法正相符。图案中有城墙有街道，有角楼有守兵。传说这是祖先蚩尤修建的“武城”和“犁城”。古歌对此叙唱道：

格蚩尤老、格炎尤老来筑城，城池转了九道弯才围周，城内九条街相连；城墙用石头垒．城门用石条砌．城门像一只狮子，门楼上设有蚩尤老的位置，武城、犁城里外亮晶晶。格炎尤老、格蚩尤老．把城里城外的好形象，绣制成一张张好背牌．让老人看了个个想，让小孩子看了人人念。

整个图案配色用料比衣裙复杂，背牌下方一般饰以四组垂蕤，蕤端贯串珠、铜珠，长达脚跟。古史传说这垂蕤系由旗须演变而来。

类似这种“城池”

的母题内容图案，在镇宁县空洞河一带苗族的方形披肩中也有反映。披肩上的花纹图案部分分为3屋。里层有6个水生动物；中层有三路规划图案；外层两边各有2组竖条，每组9小条，在两组竖条中间各有3根黄、蓝、绿不同颜色的竖条。据当地苗族干部杨文金先生的调查，披肩上的图案是记录武汉的形状。里层的6个小动物是描绘长江里的鱼类；中层的3根规划图案是记录当时武汉城市的形状；外屋3根不同颜色的竖条是记录迁徙过的黄河、长江和嘉陵江；每组9根小竖条是记录民族的生息繁衍之地。传说过去苗族祖先迁过黄河后，曾在彭蠡洞庭之间的武汉一带生息，后因战争才被迫迁徙离开。为了不忘故土，人们就把江淮湖泊地区肥沃的耕地、城市，以及江河里的鱼虾，绣制到花披肩上，世代相传至今。

水城南开“小花苗”

的坎肩图案，方形象征城市和田土，红色表示田中游鱼，花纹表示田螺、星辰和树林，长长的两条红、黄条纹表示迁徙时过的河流。传说古代，黄河流域战乱．有苗家兄弟要南迁，哥哥已先走，弟弟留恋故土，便将家乡的田园风光描绘在自己的衣服上。

与此表征着城池的背牌略有不同，贵阳市高坡苗族妇女的背牌，据说是象征苗王蚩尤的大印。在古代迁徙途中，

战争频繁，队伍容易混乱，为了避免错杀自己人。苗王就在人们背上盖上苗王大印以作标记，便于识别。背牌的制作，是用白、红、绿、黄、橙、蓝、紫的多色丝线挑刺而成，黑布底，四方形几何图案。前后两块背牌，用布或绸缎连结，胸前一块略小。背上的背牌由三块不同图案拼成，中间一块为背牌心，四方形，中央是三角形，八角星。也有“井”字形的，还有两个四方形呈交叉角的，俨若一方印鉴。它是女性服装中不可或缺的饰物。

基于同样的意识，

黔中安顺、关岭一带苗族妇女围腰“川”

字形彩图的左右两竖，传说是为了纪念迁徙到“雾罩山”时左右两队分支左右而失踪的同胞。至于前述的“花苗”

女性盛行圆椎髻和平髻，亦缘起于战争文化的铸造。前者传说是妇女在迁徙时装藏粮种．以免被敌人发现；后者传说是妇女在迁徙时将钱币卷在其中，

以防敌人抢窃。

图案位于百折裙上。威宁一带苗族，其裙边及腰有一约2厘米宽的蜡染几何纹，二者之间为大面积白底，蜡染内边各加一小块0．5厘米宽的布系，红黑各半。白底有上下两组回环绳辩纹和4组红黑两色布系的平行线段，3组为两段，2、4组为三段。每段长约18厘米。中部三段红黄相间，叠压井行的布条从上而下依次代表黄河(“上朗”)、平原(“布点

)、长江(“下朗”)。白底象征洁净的天空。一腰裙子，简直就是一张优美动人的故园地理图。有歌唱道：

我们离开了浑水．我们告别了家乡；天天在奔跑，日日在游荡，哪里才能生存啊哪里是落脚的地方让我们摘下路边的野花，插在姑娘的头上；让我们割下树浆，染在阿嫂的衣上；让我们把涉过的江河。画在阿妈的裙上，不要忘记这里有过我们的胎盘，时刻记住祖先用汗水浇过的地方。

叙唱这种裙子的古歌还描述道：“我们姑娘聪明有智慧／我们织出漂亮的裙子／像平坦的泽国水乡／像望不到边的田埂／道路宽敞四通八达／我们裙子上的条条花纹／就是我们原来的田园／那阡陌纵横的田地／那流水清清好插秧的地方”

黔中镇宁县革利地区操川黔滇次方言第一土语的不同苗族友系，则分别把饰有“江河”图案的裙子称为Daib

naod、Deib tod at

laik baib、Delb

xangb tod laik，意为“迁徙裙”、“三条母江裙”、“七条江裙”。迁徙裙为老年妇女所穿，它的裙面有81根横线，分为9组，每组9小条。流传当地民间的《蚩尤传说》讲道：古时候有个叫赤炎(蚩尤)的祖先居住在黄河岸边的赤料坝上，他生有9个儿子7个女儿。他的9个儿子每人又生有9个儿子，组成了81个兄弟氏族，曾建立过9帅72将的军事管理制度。当地苗家自称就是81兄弟中的第一个的后裔，由于长时间远距离的迁徙，这支苗族妇女就在裙面上绣制81根横线，以示不忘是九黎81兄弟的裔嗣。而所谓“三条母江裙”就是这种裙面绣染有三大条线，据当地《苗族大歌》的开路词所唱，

系为记录其祖先迁徙经过的黄河、长江和嘉陵江。至于“七条江裙”，民间说是为纪念苗族迁徙途中跋涉过的七条仅次于黄河、长江的河流。

无独有偶，这种“江河”

图案在中部方言黔东南的凯里、黄平、台江、施秉等市、县的苗族妇女中亦有流传。她们满身花饰的花衣花裙，都是靠自家辛勤种麻植棉、纺纱织布、染色、缝纫，精心绣制而成。每件花衣的披肩和褶裙沿的图案中，都绣有两道彩色镶边的横道花纹，象征着黄河与长江，苗语分别叫做“媪仿”和“媪育”。两遭花纹中间绣有山林、田园、牛羊、村庄和人们劳动生活的情景。至于衣袖上的卐(“盖霞”)图案，据说是古代打仗用的一种旗号，那时战斗中因急于渡江，旗号被水浸透而模糊不清，后来，为了便于迁徙，就绣到士兵的袖口上作为记号，以防走散，于是代代相传。

在云南文山州、红河洲的“青苗”、“花苗”中，传说裙子折褶也是表示怀念祖先故土；上半部的几何条纹象征着他们过去逃难，怎么过黄河长江的；那密而窄的横条纹代表长江，宽而稀且中间有红黄的横线代表黄河，这里是苗族的发源地；褶叠代表着洞庭湖的水和田，衣服上的武术动作图案象征古代的战斗。

这些服饰图案与苗族的历史特别是其故土景色、战争迁徙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的造型系列，从发生、发展到成熟，式微都是作为一种共同观念的实用美术，在其中蕴涵了苗族关于自己族源、生息、繁衍以及战争、迁徙的文化涵义。笃信他们的祖先发祥之地原在中原地区，那里有城池、田园(现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境内仍有蚩尤城，蚩尢泉、蚩尤寨)、江河、湖泊，古时因战争失利，被迫南迁，来到西南山区。为了怀念故乡和祖宗，为了让子孙后代铭记苗家祖籍，便在服装上绣织这样一些图案、花纹，以便低头思往事，回首望故乡。诚如古歌所唱：

我们走一步望一步，望着江普这宽广的地方，平整整的土地一丘连一丘，多可惜的地方呀．一定要留下个纪念。照田地的样子做条裙子穿，把江普的瓦房绣在衣囊上，我可爱的家乡江普呀，绣上花衣裙永远叫子孙怀。

三大方言苗族的迁徙史歌亦明白地佐证了这点。

古籍记载和民族学材料表明：苗族的祖先属于我国北方的九黎部落，由81个氏族组成。他们以蚩尤为君长居住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一带，是神州土著民族，有“中国本部之主人，有史以前，曾占优势地位”(王桐龄语)的评说。由于宗教，刑法，兵器三大发明，势力强大，威震天下，在中原打败过炎帝，“代炎帝为政”。后来发生黄帝与蚩尤之战，蚩尤兵败，战死翼州。从此，九黎部落．群龙无首，被当作“四凶”放逐蛮荒．分崩离析。其中大部分忍气吞声，向黄河以南撤退。到江淮河湖地区．建立起了三苗国。至于照应黔东南苗族《跋山涉水》歌的叙唱：“从前五支奶／居住在东方／从前六支祖／居住在东方／接近水边边／山水紧相连／波浪滚滚翻／眼望不到边”则显然说的是徙居在洞庭湖，鄱阳湖一带的情景。《战国策·

魏策》记吴起的话称：“昔日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这里土地肥沃，是个休养生息的理想场所，苗族先民们获得了一个暂时安居乐业，逢勃发展的机会，但好景不长，继又发生了禹征三苗的长期战争．三苗又被迫西迁至武陵五溪地区。大约在汉唐时期形成今天苗族分布的基本格局。正如《续文献通考》所说：“苗，三苗之裔，自长沙，沅、辰以西，尽夜郎(按：古夜郎包括今贵州全省，云南昆明以东，川南，桂北和湘西以西)之境有之，与民混杂，通日南蛮。”

湘西苗族《迁徙歌》(又名《休巴休玛》)说。苗族先民最早生活在黄河(苗语：务稀毫沙)流域。后来因为多次受外族欺侮，受战争和生活所迫而进行迁徙。歌里叙述第一次迁徙是“沿驴迹而下／沿马迹而下”；“沿河而下／驾钢船铁船／行为缓慢／别人划木船／行走快速／好地方别人占了”；他们又“沿黄河而上／沿路而走／一路人马／男女相跟／跋山涉水”，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占楚占菩(苗语地名，指长江流域，楚国某地)地方。在此获得休养生息不久，敌人又来骚扰，他们与顽敌进行一场殊死搏斗后，剩下的男男女女又集合在一起，被迫离开了占楚占菩，再度迁徙；沿着大河小河，顺着大山小山，朝着太阳落坡的地方往上走，从“雾滚雾嚷”、“务流务泡”、“洞务洞党”、“洞焦洞湾”上来．走到一处开发一方。经过长期断断续续的迁徙，历尽起落和兴衰，历尽欺侮和战争的灾难。

西部方言苗族《迁徙史诗·涿鹿之战》叙述逐鹿中原，则以高昂的激情描绘出铁血风尘式的古战场气氛：苗家每一次举旗南迁，都是在经历一次大的战争失败后进行的。而每一次战争，他们都出动成千上万的骑兵．步兵多到数不清——“他们带领的马队好几万／他们带领的步兵无法计算；每一次战争，他们都是据城而守，战败以后就弃城南迁，到了个新地方，就又修筑城池，建造高楼大厦——“在老立修了一座座城池／在老立盖了一幢幢瓦屋”；以后，敌人又来侵犯，他们又出动成千上万的骑兵和数不清的步兵——“千万匹战马／千万个战士／一齐向敌阵冲杀／人人快马加鞭／个个大显神威”；战败了，他们又弃城南迁，重建家园 。

黔东南苗族《跋山涉水》歌述及迁徙的原因是“耕地耕种完／ 剩些空地方／宽处象马圈／陡处象屋檐。”

人口膨胀，生活困难。没有透露出战争痕迹，以本文立论，多少有点遗憾。但一首叫《焚中曲》的指路歌，却透露出了因战争而迁徙的信息，也有“涿鹿之战”的影子；战场是在：“浑水黄水”(黄河)河边，苗族的头领叫炎公”，敌人每次从黄河上游来犯，都被炎公率领的勇士打败了，但后来敌人联合了另一部族人马，并带有长长的弓箭，射死了苗族首族炎公，苗军军心慌乱，终于打了败仗。最后叙述被敌人占去田园和村庄及被驱赶四处逃散，一派血雨腥风的惨状。燕宝先生认为，这“就是涿鹿之战”。流行至今的鼓社节，其中必须举行的几道表演仪式“倒竹、攻城、检阅城池”，似当为古代战争的一种遗承或操练演习。

在这场弱肉强食，火拼斯杀，相互掳掠，人土兼并的持续数千年的战争中，苗族是实实在在地失败了。他们一次次被逐出故土，弃井抛乡，四处漂泊。正是这种深重的历史悲剧，造成了苗族群体不可名状的心灵上的巨创和精神上的负荷。追远慎终的情感上心理上的压抑，加之继之而来的生存上的威胁，必然会喷涌、渲泄于某种精神载体，而艺术似乎成为最好的对象一这当然包括服饰之类实用工艺美术。由于苗族远古以来的群体苦难凝聚于集体意识当中，使得苗族史诗中塑造的众多英雄崇拜偶象，大多具有“战败英雄”这一象征意义。如蚩尤，亚鲁(杨鲁)、祖德龙(诺德中)、格波绿、直至近代吴八月，张秀眉、石柳邓、杨大六等。战败反而成英雄，即是苗族集体潜意识在艺术上的自觉表现。这种集体潜意识的汪洋大海，造就了苗族服饰图案的何种象征意义呢服饰图案不是神话，史诗这种口头文学，也不是舞蹈这种动态艺术．作为一种凝固文化符号，集体潜意识同样发挥作用，只是显现方式，将与上述有别。我以为这种作用体现在苗族服饰图案上，就如同日人鸟居龙藏在《苗族调查报告》中论及苗族性格时曾概括的那样，总体乃是一种浑厚、沉郁、悲壮的格调，其象征意义与文学上的“战败英雄论”有相通之处。认识到了这点，我们就可以理解苗族为何要费工费时地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及重要人物绣织在服装上(如贵州省文化厅1988年在施秉县平寨征集到的一件女装，作者把清代苗族农民起义领袖张秀眉领导的“咸同起义”精心绣制在衣服上，人物多达近百个，场面浑宏阔大，堪称中国近史上规模巨大，时间最长的农民起义画卷。至于剑河、台江一带苗寨中常常见到饰有跃马扬刀人物的银衣片，记录的同样是那场起义中张秀眉率领义军攻地克城的历史事实)。

一般地说，神话，史话长于叙事，舞蹈亦可叙述；而作为美术范畴的服饰图案长于表情拙于记述，并且恰恰难于叙事的服饰图案，苗族居然成功地用它生动地记叙了艰辛的族源史，战争史，迁徙史，这是服饰图案在没有自己通用文字的苗族中，替代文字语言功用，发挥出图画文字文化价值的显著例证；又由于它艺术地翔实地记叙了苗族生息、发展、战争、迁徙的历史功绩，而使没有文字的苗族，在凝固于服饰上的花纹图案中找到了自己特殊的文字。苗族服饰图案充分地展示了它本身文字文化史料的价值，因此，说它是一种象形文字也不为过。至少在苗族自己，是把服饰上的几何花纹当成一种文字符号看待的。据1939年杨力行先生的调查，认为“苗人原有文字，其遗失的原因，系因蚩尤轩辕在涿鹿冲突之役，苗人崩溃后，被逐南迁。当迫渡江时，舟船赶造不及，所携书籍，恐渡江时被水漫湿，故置诸头顶上．及行抵长江，众苗争先抢渡．渡至中流，水势凶猛，人没过半．书籍也什九损失。嗣后。始有人设法将其文字的样式刺绣于衣服上，以为纪念。故今苗人花衣裙上的花纹，仍存有历史遗迹。”井强调指出：流行于花苗中的拼音文字也非英国传教士柏格里创制，而是苗族根据服饰几何花纹自创的。这是问题的一面。

另一方面．现在的湘西苗族和黔西北、滇东北苗族、黔中高坡苗族，黔东南苗族，大都居住在海拔800米至2000米左右的武陵山区、乌蒙山区和苗岭山麓，既少有饲马、骑马的现象，又没有大江大河乃至海的存在，更无城市、平原的踪影。因此，其服饰图案都把“骏马飞渡”、“大河波涛”、“城池”、“平原“、“长江”、“黄河”、“洞庭湖”、“苗王印”等图案视为必不可少的母本图案，不是没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这“历史“以其昭昭形迹，加强着图案艺术中的情绪力量，增益其气魄，其境界的深邃阔大。中原大地因历史的沉埋，那片土地本身历史化了。图案则在苍莽氛围中，使我们感受到苗家人寻根的浓重乡思，那种膨胀了的历史化、道德化了的乡土意识。所有这些充满“凝固历史”意义——古老的平原、黄河、长江、城池、瓦屋、骏马飞渡、大河波涛、苗王印等等，都唤起了对历史的认识，先民的追怀和绵绵的乡思。因为生活在苗文化这个特定环境中的大多数成员都很熟悉它们，在这个“既定的语境中，它们往往有大量的已知联想物”，并且“都是可交际的”。它以艺术的形式象征性地满足了苗家人“生活于过去”

的需求，又以完美的象征符号“告别”和“忘却”，使一种现实过程因艺术化而减少痛苦。因此，以象征性的回归实现“告别”与“忘却”，也许就是苗族这个被放逐者所能为自己选择的自我抚慰的最好形式。

应该强调的是，这些“凝固历史”化的图案的创造和传袭，起初无疑具有明确的功利目的。一则它是祖先辛酸屈辱的历史见证，再则它是日后返回故土的路标。稍后，严酷的现实使回归故里的愿望化为泡影．其功利的目的渐为其思想意义所取代：人们是将其视为本民族的历史加以展示与传承的，而不是作为日后返归故里的路标。创制与传承这些图案，客观上开创了无字的苗族真正民族史载新纪元，培育了苗家人的准历史意识，永远记住祖先的发祥地．记住这苦难的经历。

同时，这些图案作为联系于苗族群体生存的最绵长的历史和最重复不已的经验，一种索价昂贵的情感之物态化符号，使得苗族得以在艺术形式上拥有他们的“黄河”、“长江”、“平原”、“城池”、“苗王印”和“骏马飞渡”，完成其壮丽辉煌的“精神还乡”，不啻为一种呼唤生命力量，寻索“生命图腾”的神圣之举。典型之至者是老人死后，必须穿上饰有这类图案的寿服。“生前记家谱，死后得认祖”。民间认为死者只有穿上这种衣服，才能被祖先所承认，灵魂才能回到祖先居住的地方。

由上可见，苗族服饰肩负起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是谁” (高更语)的历史体现者的重要职责，堪称“穿在身上的史书。”

它的图案无言地向世界昭示：我们是苗族，我们来自黄河之滨．长江之畔，洞庭之波；我们饱受战争烟火，我们长途迁徙，历尽艰辛；我们有自己绵长的历史，我们有自己特悠久的文化 。至此，苗族服饰就构建起了一部苗族直观形象的历史读本．它既与历史有关，又与现实相联，这种双重关系明确地强调了其作为史诗所具有的两种最为重要的原始功能，即历史功能和审美功能。

长宁灯会]

龙灯

彩龙，全长约3米，分首、身、尾三节，竹篾扎，糊纸，彩绘，用黄布连接，各节用竹棍支撑。舞时，龙头对龙尾，按反时针方向变位，舞完四方为一轮，基本动作由龙首指挥，舞目有“黄龙缠腰”，“金龙抱柱”，“鱼跃龙门”等，以锣鼓伴舞，庆贺佳节。

火龙，分首、身、尾三部分，首尾各一节，龙身为五节。装饰与彩龙相似，唯体型较大，长约20米，新年耍龙灯，一般正月初八出龙，十五以后收龙。出龙时，前有牌灯导路，龙随舞宝之后作抢宝状，上下腾飞左右翻滚，气势雄伟，变化无常。闹元宵时，用火炮，烟花向火龙投放，名叫烧龙灯，舞龙人赤裸上身，头戴尖斗笠，手持龙节，在各种烟花爆竹交织声中蹁跹起舞，民间有耍龙灯会把霉气烧掉的说法，故每年烧龙灯时参与舞龙者争先恐后。

狮灯

一般在节日或民间喜庆时举办。多由懂武术的人组成舞狮班子，舞时，锣鼓伴舞，节奏明快，紧张热烈，舞狮一般由四人组成，一人饰沙僧，二人披狮身道具（一人持头，一人摇尾）扮狮，另一人戴猴头面具扮猴，配合舞狮作滑稽动作。

牛灯

多在春节期间举办，耍牛灯需三人，一人扮牧童，两人扮牛。表演放牧情景，同时由“牧童”领唱牛灯调，众和。唱词大多取自山歌，多数唱词是通过叙述耕牛辛苦，以吐露农民的辛劳。

花灯

唱时用胡琴伴奏，内容多为长篇爱情故事，是叙事情歌演唱，演唱者可以自由发挥。

车灯

县内广为流传，是民间文艺的主要演唱形式，农村多数男性老年人一般都会唱。表演时，一男一女（男伴），女的坐车，男的推车，车随人走而似滚动向前，车灯唱腔融山歌、花灯等唱词，而形成多种腔调，无论什么腔调，都有领唱和相配合。

[苗族婚俗]

男女若另寻新欢，妻子有权另嫁他人，并可带走一部分劳动所得的财产。苗族男女青年均豪爽大方，能歌善舞，有着广泛的社交自由。通过各种会期，民族节日，走亲戚，赶歌场，互相结识，对山歌，勾通情感。表达爱恋之意。进而互赠信物表示订婚，在订婚后双方仍是自由地参加各种会期和社交活动。如果一方发现对方在爱情上不专一，就主动地退回信物表示毁约。从订婚到结婚都是自己作主，父母很少包办，也很少提到嫁妆和彩礼的多寡。

苗族青年男女社交自由，导致一些青年早恋，解放前一般在15至17岁就结婚，18岁以前都有第一小孩，俗称三十六岁做爷爷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后，颁布了《婚姻法》禁止了早婚，但在一些偏僻山区仍有早婚早育现象。 男女青年订婚后，男方于春节期间去几个小伙挑着糍耙，腊猪腿、坛子酒，糖果等去女家拜年一、二次。苗族结婚仪式非常隆重，在结婚前一月，女方开始哭嫁，村中未婚姑娘，每晚聚 会陪哭，嫂子们劝解亦哭，统称“哭嫁”，实际是唱出嫁歌。婚前三日男方送肉酒聘礼到女家。女方则宴请宾客，舅爷，姑爷及亲友礼作贺。这时“哭嫁”也达到高潮。

结婚之前一天叫“插花日”此日女方家宾客齐集，男方必须在插花日派迎亲队伍去女方家。迎亲队伍由年青的7----11人单数组成。领队的男人叫“娶亲大哥”，女子叫“娶亲婆”另外还跟随一班吹鼓手[乐队]。迎亲队到女方家寨外即鸣放鞭炮，女方紧闭大门，必待娶亲大哥送 上开门礼红包，讲一番娶亲客套话，才准进门， 迎亲队坐席饮酒时。女方村中的姑娘们会向迎亲客人们劝酒，必将迎亲客人灌醉，姑娘们还借劝酒、上菜、上茶、盛饭等伺机向迎亲人脸上摸抹锅底黑，摸得娶亲人个个成为大花脸，名曰“打粑”， 或用豆渣和荨麻叶对娶亲人围攻，打得娶亲人遍体都是豆渣；荨麻叶蜇得娶亲火焦辣疼，叫“打亲”“打发”，既越打越亲，越打越发。要女方待老年人出来制止才停。然后，晚上男女青年可以对唱山歌，通宵达。结婚日叫做“正日”，正日黎明，开始发亲，由女方送亲大哥[兄弟]背新娘从正门出换新鞋送入户门外的花轿中，抬去男家。若途中与别寨娶亲队伍相遇，则各抢先从高处绕过。到了男家门外就由娶亲大哥背新娘从门前火盆上走过，然后新郎新娘行礼拜堂，男方则大摆宴席三天，答谢亲朋好友等不在话下，过完三早后新郎陪新娘回娘家探亲小住几日。

[僰人风情表演]

兴文县是古僰民族的聚居和最后消亡地，僰人遗迹众多，僰王山景区原为僰人的重要据点，今天，在僰王山景区设有僰苗风情园，可欣赏僰人歌舞和民风民俗节目表演。 答案补充 [宜宾文化艺术节]

宜宾县从汉至民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县地存在着汉晋和宋明岩墓。其岩墓的石刻像内容丰富，形象逼真，堪称一绝。这些像既反映了汉代农业生产技术、制陶、冶铸、酿造等的高水平，又表明音乐、舞蹈、杂技、雕刻等文化艺术已在民间盛行。

在民居建筑方面，宜宾县的建筑很有艺术特色。如集中、西建筑于一体的“朱家民居”。整个建筑占地2400m2，建筑面积1357m2，建筑依地势而置，主体一楼一底，砖木结构，仿“洋楼”，面积660m2。主体楼后隔天井为厨房、杂物仓，右前方建一座6米见方的印子楼。

居民内道路踏步整齐，花木繁多，尤以主楼前两株合抱的黄桷兰树为珍贵，花开时节，满镇飘香。另外有建筑规模宏大，功能分区明确、屋宇高低错落，造型丰富多姿的李场祥湾民居。群众文化活动日渐普及，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文艺创作、书法、美术、摄影等作品常获省级以上各类奖项和入选参加市级以上各类大赛。除此还有各种龙灯、牛灯、狮灯、船灯、扭秧歌，各种健身操运动以及化装游行表演最受广大群众喜爱，其中尤以观音的龙灯表演为上乘，它集舞蹈、杂技、体育于一身。

答案补充 彝族春节

春节俗称过年。据彝文古籍记载，彝族曾用太阳历，将一年分为10个月，每月36天，每月从鼠日起头，十二属相循环三周，以猪日终尾。一年360天，剩下5至6天为过年日，不计入10个月内。过年分大年小年，大年在10月末夏至日，小年在冬至。但现在的元阳彝族过年逐步汉化，与汉族同过春节。

彝族祭倮

祭倮选在农历二月，属牛、属羊日都可举行。如果当月寨里死人了，则视为不吉利，推行到下一个月举行。祭倮活动共三天。第一天全村男女老幼一早打扫家庭和街道卫生，修理村道，中午由毕摩念经文，驱鬼除邪，祈求全村平安，五谷丰登，人畜兴旺；第二天在村外倮树林里杀猪祭神话中的英雄阿倮，从事各种祭祀活动；第三天，每户人家办一桌丰盛的酒席，端到街心相互请客。不论认识不认识，只要跨进村子的人，就被热情邀请入席。

彝族端午节

彝族过端午节的形式，与汉族大同小异。但其节日含义却不同，汉族为纪念屈原，彝族却为纪念为民除害的天皇—妮吉筛。

节日休息二至三天。村民们杀猪、杀鸡外，还要包粽子，祭祀天皇妮吉筛。

彝族端午不忌日，孩童们尽情嬉戏，男女青年则串山对歌、跳乐，是谈情说爱的大好时机。 答案补充 苗族年

苗族看重过年，有过三的，也有仅过一天的。腊月三十打糍粑，叫“假赞”。迎祖宗回家过年，叫“道搏叶”，晚上，烧热水洗脚，叫“染勾娄”（除老腻）。正月初一凌晨，摆设糍粑、酒、肉、唱奠词请祖宗神灵入席祭供，然后合家入席吃新年饭，叫“劳价赞”。初一至十五，男女盛装游玩，参加踩山节或外出走亲访友。唯宜宾县尚有“苗节”，白苗正月初一至初三举行，花苗九十月间卯日、丑时举行。

苗族风情节

2002年5月，兴文县举办了首届川南苗族风情节，邀请了筠连、珙县、叙永、古蔺、云南省威信县苗族同胞同台汇演。风情节以“游览石海洞乡，领略川南苗族风情”为主题，让游客在享受兴文石海大自然奇幻之旅的同时，深刻体验了川南独特的苗族风情文化。

节日期间，举办了形式多样的苗族风情展示活动，有苗族歌舞表演项目，如芦笙舞等，有游客参与项目，如对歌喝米酒、磨秋竞赛等，还举办了苗族歌舞篝火晚会。游客在石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熏染中“乐不思蜀”，流连往返。

这种苗族文化艺术节每两年举办一次。 答案补充 踩山节

踩山节是苗族聚会交往的节日，时间都在正月初一至初十之间，每个踩山的地点和时间，都是固定不变的，并有他的来由。建国前的踩山地，是一些苗族人婚后多年未生育而设定求子地点，他们“固定一山丘，求子许愿当承头，花杆挂壶酒，盛装众老幼，歌舞在四周”，连续三年许愿，有生育后，人们每年就按时到这山上来聚会，由此而俗成节日。建国后的踩山节是根据当地苗族人民的需求而定的，有一定商品交流和旅游性质，如久庆玉屏山踩山节。现在的踩山节，已由起初的祈求人丁兴旺而逐步演变为祈祷年丰、交流生产经验、加强民族团结和交往、会亲、相亲为内容的一项民俗活动，这项活动也为未婚育青年和人们提供了交流感情的机会，也为民族地区的商品交流提供了场地，实实在在实现人民美好的愿望。踩山这一天苗族人人穿着节日的盛装，带上芦笙、箫、笛、唢呐、锣鼓等乐器，在踩山节场内开展集体芦笙舞、连枪舞、对歌等多项活动，呈现出一派欢乐、祥和、平等交往的气氛。

兴文最闹热的踩山节要数1994年和1996年正月初九的久庆玉屏山踩山节，参加人员近三万人。毓秀苗族乡迎春村呼烟坪山，1987年参加踩山节人员上方。

答案补充

兴文县长盛不衰的踩山节很多，这些都是苗族聚居区、交流不方便。中华山海拨1079米，地处久庆、中城、麒麟三乡镇的结合点，每年都有数千人踩山。1950年正月初二是建国后第一个踩山节，是长阎合银亲自上山与万名苗族同胞欢度踩山节，被传为佳话。

　　筷子起源

　　纣王是最早使用象牙箸的君王

　　我国是筷箸的发源地，用箸进餐历史悠久。古籍《韩非子·喻老》载：「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司马迁在《史记·宗微子世家》亦云「纣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玉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这虽是对纣王生活奢侈而引起朝臣恐惧的陈述，但却从象牙筷所引起的宫廷事件中，为我们追溯箸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文字史料。纣为商代末朝的君主，以此推算，我国公元前1144年前后，也就是说我国在三千一百多年前已出现了精制的象牙箸。 也有人怀疑古籍「纣为象箸」的记载，他们认为河南河北等地根本无象，何来牙箸据考古学家发现，在出土的商代甲骨文有「象」字，还有「茯象」和「来象」的记载。《吕氏春秋·古乐》中也有「商人服象」之句。据《本味篇》载：「旌象之约」，就是说象鼻也是一种美食。由此可知殷商时代中原野象成群。正因商代有象群遭到围猎，才有「纣为象箸」的可能。

　　大禹为传说的中国用箸第一人

　　我国东北有一则民间传说，相传大禹在治理水患时三过家门而不入，都在 木质筷子

　　野外进餐，有时时间紧迫，等兽肉刚烧开锅就急欲进食，然后开拔赶路。但汤水沸滚无法下手，就折树枝夹肉或粉粢(米饭)食之，这就是筷箸最初的雏形。传说虽非正史，但因熟食烫手，筷箸因运而生，这是合乎人类生活发展规律的。 《礼记》郑注云「以土涂生物，炮而食之」。这是把谷子以树叶包好，糊泥置火中烤熟。有专家认为这种烤食法也推动了箸之形成。当先民把包好涂泥的谷粒置火灰中烤时，为使其受熟均匀，不断用树枝拨动，我们聪明祖先也就是在拨动原始爆米花的过程中得到启发，天长日久，筷箸的雏形也渐渐地在先民手中出现。 这当然是推测，因为新石器时代末期进入到夏禹时代还没有文字，当时无法记录箸之发明过程，但饮食专家的这些推测是不无科学道理的。 《韩非子·喻老》称筷为「箸」，这再次佐证筷最初是以木竹为材质。因北方多木，而南方多竹，我们祖先便就地取材，故竹木是我国最原始的箸之原料。 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箸「从竹者声」，古人云： 「箸为挟提」而挟从木，这又一次旁证先民最早以细树杆或竹为挟食工具。不过用树枝、细竹从陶锅中挟取烫食到箸之形成，这是一个数百年甚至更远的漫长时间。 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历史，随著饮食烹调方法改进，其饮食器具也 不锈钢筷子

　　随之不断发展。原始社会，大家以手抓食，到了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进餐大多采用蒸煮法，主食米豆用水煮成粥，副食菜肉加水烧成多汁的羹，食粥用上匕，从羹中捞取菜肉用餐匙极不方便，而以箸挟取菜叶食之却得心应手，所以《礼记·曲礼》说，「羹之有菜用挟，其无菜者不用挟。」郑玄注「挟，犹箸也。」由此可知，新石器时代羹为副主流，食羹用匙极不方便，以手来抓滚烫稀薄的羹，更是不可能的，于是箸便成了最理想的餐具。 总而言之，箸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远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了匕匙。当历史推进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的智慧有了一定的发展，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单以匕匙进食已不能适应烹饪的进化，箸也就顺乎潮流而出现。不过四千年前的夏代，箸还处於雏形，后又经过数百年的不断演化，至商汤时代也就渐渐形成比虎口长一些的两根长短相同的小棍棍。继而发展到商代末期，纣为满足於自己君王奢侈的高贵生活需要，而下令猎象锯牙而制成象箸。 因箸的诞生史无记载，现在只能根据一些专家的种种推论和旁证来追溯占箸的产生，但我们认为箸的如此出现是历史推衍的必然结果。

　　筷子的发明与食物形式有关

　　我们的祖先发明筷子与食物有关。中华民族很早就开始了农耕生活方 环保便携式筷子

　　式，主要作物是适应性强的谷子（黍）。黍类粮食有两大特点，一是颗粒小，二是粗糙的外皮不易被除去。在最初的时候，我们祖先可能是将谷粒（小米）捣碎煮粥食用的，往往还要掺杂一些野菜、树叶之类一起煮，以便改善口味，并节约粮食。据有人研究，“茶”字的原始意义是掺有野菜和树叶的粥状食物。至今在西北地区还有一种叫做“油茶”的食物，用羊油把面粉炒熟，再掺上一些甜杏仁之类的东西，食用时用热水一冲即可。在这里，“油茶”一词中的“茶”就是使用的它最原始的意义。广东人至今把吃早点叫做“吃早茶”，实际上也是使用的“茶”比较接近原始的意义。在湖南口音中，“吃”字读作“恰”，很接近“茶”字读音。在华北一些地区，把“熬玉米粥”称为“擦黏粥”，同样，“擦”与“茶”同音。这些现象都说明“茶”原本是一种食物。茶吃起来比较费事，其中的野菜和树叶之类会妨碍茶的流动，而不容易把茶喝进口中。这是我们的祖先发明筷子的关键所在。 西方人最早是游牧民族，食物是烤熟煮熟的肉块，可以切成小块拿在手中进食。印度人的主要食物是稻米，容易去壳，可以蒸煮成团，同样可以用手抓着是进食。我们祖先的日常食物是茶，是一种粘稠的半流质食物，不能用手抓着吃，也不能用手捞食影响其中的野菜和树叶。可能有一个聪明的古人顺手取来小木棍儿之类的东西试着把野菜或树叶拨入口中，这就是筷子的最初形式。筷子最早的称呼是“箸”，箸字的繁体写法是“筯”。从读音和字形上，就可以看出，筷子最原始的作用是帮助进食，并非必不可少的进餐工具。但那时的小木棍儿之类还不能称之为筷子，筷子之所以称筷子，主要在于人们必需具有使用筷子的技术，而用筷技术则需经过刻苦练习才能掌握。我们的祖先发现用小木棍儿之类拨食茶中野菜树叶的方法之后，就会纷纷模仿，最后把小木棍儿的数量固定为两根。熟能生巧，古人们使用小木棍儿的技艺越来越高，直到把两根小木棍儿使得上下翻飞，巧得如同自己的十指一样灵活自如，筷子就诞生了。在这里，本人把筷子定义为两根小木棍及其使用技巧，两者缺一不可。

　　编辑本段名称解析

　　筷子於唐、宋、元、明、清统称「箸」 筷子有多种名称，先秦时期称「挟」，也作「荚」。郑玄注释：「挟，犹箸也，今人谓箸为挟提。」汉代著名史学家太史公司马迁著《史记》时，称商纣时期的筷子为「箸」，古写为「木箸」。两汉又出现了「筋」字。隋唐时李白《行路难》诗曰：「停杯投筋不能食」；杜甫《丽人行》诗云：「犀箸厌饮久来下，鍪刀镂切空纷纶。」从两位大诗人的诗句中，我们知道，唐代「筋」与「箸」通用。不过自唐代起，宋、元、明、清皆统一称「箸」 五彩不锈钢筷子

　　但箸的名称，并非保持到底，明代发生了变化。明陆容《菽园杂记》云：吴俗舟人讳说，「住」与「箸」谐音，故改「箸为快儿」。因为吴中船民和渔民特别忌讳「箸」，他们最怕船「住」，船停住了，行船者也就没生意，他们更怕船「蛀」，木船「蛀」了漏水如何捕鱼。在这种迷信谐音的思想指导下，故见了「箸」反其道叫「快子」，以图吉利。明人李豫亨在《推蓬寤语》中说得更明白：「世有讳恶字而呼为美字者，如立箸讳滞，呼为快子。今因流传已久，至有士大夫间亦呼箸为快子者，忘其始也。」；虽然明代已有人称「箸」为「快」，但清康熙并不承认民间将快加了竹字头的「筷」字。这可以从《康熙字典》中仅收录「箸」而不收「筷」得到证明。但皇帝也难以抵挡民间怕犯忌，喜口彩的潮流。在《红楼梦》四十回，在贾母宴请刘姥姥一段中曹雪芹三处称「箸」，两次呼「筋」，而四次直接写明「筷子」。 当今社会，筷子的称呼己习以为常，但专家学者在书法、诗词作品和文章中依然称筷子为箸或筋，并没有如《推蓬寤语》所言「忘其始也」。

　　编辑本段历代筷箸

　　要论述筷箸，最好不要凭空而论，参照实物而论也许不会给人泛泛而谈之感。因为先秦之箸，多为竹木制品，不像青铜器埋入地下数千年依然形器完整，即使锈迹斑斑，或有些残缺， 银筷子

　　也可修复。而筷箸因身材细小，又是竹木材质，入土多易腐烂，根本无迹可寻。但是近五十年来，由於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从古墓中也发掘了一些古箸。 据《文物》1980年8期记载：「安徽贵池里山徽家冲窖藏出土，青铜箸一双。由於岁月的腐蚀两支铜箸长短不齐，但相差无几，平均为20公分，经考证为春秋晚期之物。」 最著名的为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1973年出土的三干多件精美文物中，有一双竹箸，长17公分，直径0．3公分。笔者1989年曾去长沙拜访湖南博物馆高馆长，当他知道我是一名热心的筷箸收藏研究者，即在我的请求下，提供了一张发掘一号汉墓现场的黑白照片(那时尚无彩照)。照片中为一漆案，案上放有漆盘、耳杯、酒卮等，而竹箸即斜放在耳杯上。这双二干一百多年前的西汉圆箸实物，现藏於湖南博物馆，可谓弥足珍贵。 湖北云梦大坟头，也出土了西汉竹箸16支。甘肃酒泉夏河青又出土了东汉铜箸一双，西汉出土筷箸较多，长沙仰天湖，湖北江陵凤凰山等地也有铜箸竹箸出土。而四川出土的东汉画像砖《宴饮图》中也出现了箸，三位席地而坐的饮宴者，左边一位手中托碗，碗中插有箸，而在另二位面前的低案上也放有箸两双，由此可知汉代使用箸者已较为普通。汉代箸之形状大多为首粗下足略细的圆形。而春秋时代的箸，多为上下一般粗细的圆柱体。相传西汉有位巨无霸，是位武将，他却以重约数斤的铁箸进食，以显示其臂腕有超人之力。 隋代长安李静训墓出土一双银箸，迄今为止是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银箸。 古名医陈藏器说：「铜器上汗有毒，令人发恶疮内疽」。事实证明，铜氧化就会产生铜腥气，铁氧化锈迹斑斑，都难以进餐，故铁箸铜箸渐渐为银箸所替代。 在考古中，根据现在的资料，很少发现有三国、晋代和南北朝的筷箸出土，这并不是说，这三四百年箸在这些朝代中有所减少，因为考古有很大的偶然性，再说这与当年的战乱 银筷子

　　和陪葬习俗也有很大关系。但从唐代出土大量的银箸来看，筷箸在魏晋南北朝的阶段有了很大的发展，在魏晋以前出土的多为竹木箸、牙骨箸和铜箸，而隋代长安李静训墓出土的一双银箸。长29公分，两头细、中间粗，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我国最早银箸。 在我国历史上，从隋到唐的三百多年间，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人民的生活也比前朝有较大的提高，特别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冶炼水平有了更一步发展，所以金箸银箸也就在餐桌上不断出现。 《开元天宝遗事》云： 「宋璟为宰相，朝野人心归美焉，时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箸令内臣赐璟。」当年黄金餐具器皿为皇宫所垄断，北魏时，曾规定上自王公下至百姓，不许私养厂「金银工巧之人」，私造金器者是犯法的。所以当宋璟听说皇上赐他金箸，这位宰相十分惶恐，愣在恫陛前不知所措。唐玄宗见状说：「非赐汝金，盖赐卿以箸，表卿之直耳。」当宋璟知道是表彰他如同筷箸一样耿直刚正时，这才受宠若惊地接过金箸。但是这位「守法持正」的老臣，并不敢以金箸进餐，仅仅是把金箸供在相府而已。 但是以唐代出土的银箸来看，银箸却为达宫贵族及士大夫阶层所宠爱，现将唐代出土银箸列表於下： 综观以上唐代出土银箸，不但数量多，箸也长，最长者竟有331公分，可春秋两汉间出土的各种筷箸中，多在17一18公分之间，最长5l公分，乃木质，银为贵重金属，其价格仅次於金，当年铸造如此长的大量银箸，亦反应出唐代的繁荣昌盛，国富民强。 唐代当年常举行盛大饮宴，让我们来欣赏敦煌473窟的壁画《宴饮图》。凉亭中长桌两边男左女右坐著四男五女，仅从女方一面来看，人人面前皆放有箸和匙。还有一幅西安出土的唐代墓室壁画《野宴图》，赴宴者人更多，坐立者十九人还有侍女两名，餐桌上放满了耳杯盘盏之类，同样也可明显的看到一双双横放的筷箸。 李白诗云：「金樽清酒斗十干，玉盘珍饯直万钱。」唐朝盛世饮宴之风风靡长安，美味佳肴丰富了，箸匙等餐具也向金银豪华方面发展，所以《墨子》说：「食必常饱，然后求美。」 宋辽夏元也有不少筷箸出土，质地多为银制和铜铸。若与唐代相比，相对较短，约在25公分左右，最短者仅15公分。根据现在材料看，没超过20公分以上者。 江西鄱阳东湖出土的两双北宋银箸，长23公分，箸上部有了新突破，改圆柱形为六棱形，其下端还是细圆柱形。 南宋银箸(:《中国箸文化大观》)

　　在四川阆中丝绸厂出土的南末铜箸数量之多大大出乎意外，竟有244支，也就是122双，这批铜箸粗粗细细不一，直径03—06公分，箸长25公分，器形首粗足细，中部有弦纹。辽宁辽阳三道壕出土的金代铜箸1双，长268公分，上部为六棱形，箸身有竹节纹饰。到了元代，箸形又有新的变化，安徽合肥孔庙出土的110根银箸，首部呈八角形，长度为265公分。 我们从宋、辽、金、元朝代出土的铜箸、银箸来看，其最大特征是器形多变，不像唐代以前的箸，多为素面圆柱体，甚为单调。 鄱阳东湖出土2双北宋银箸，对传统的圆柱形作了革新，改圆形为六棱形，而四川闽中出土的南末铜箸，箸上也出现了纹饰，可以说从末代起，筷箸不仅仅只注意它的实用性，进而开始向工艺品方向发展。 造箸的工匠们懂得，墨守成规难以有出路，他们需要显示自己的才华。在江苏无锡幸福水库出土的元代4支银箸上，工匠竟然大胆地镶上了自己的姓名。 到了明代，箸的发展特别明显的一点，首方足圆。所谓“首方”，即是上部为方形；“足圆”，即箸的下半部为圆形。明代以前无论是银、铜、竹、木、牙箸等，大多为圆柱体，也有六棱形，但四方形极少，可是明代箸却以首方足圆为特征。由前代的首粗足圆柱形箸改为首方足圆体，看起来变化并不大，但这一小小的改革有三大好处： l、首先圆柱体筷箸容易滚动，而民间称之为四楞箸的首方足圆箸，不会滚动，设宴待客放在桌上很稳重。 2、四楞箸比圆形箸更稳当的]纵，如吃拔丝类菜，方头筷握在手中用力拨菜也不易打滑，吃面条更得心应手。 3、四楞方箸为能工巧匠在箸上题诗刻字雕花提供了艺术发展良好条件。圆柱体筷箸难以表现绘画刻字，方箸不但可以两筷相应拼组成画幅，也可十双筷箸排列组成更大的画面。 所以说箸首由圆体发展为方体，为生产更精美的工艺筷奠定了广宽的基础。方箸既可以单面刻，也可双面刻，还可以四面刻，圆箸为此相形见绌。 据1980年为7期《文物》载，四川珙县洛表公社的悬棺内，清理出一支明代红漆竹箸，箸长28公分，首方足圆，四楞上部刻有「江山口高曰月口长五子口阿旦休」草书体十四字，其中三字腐蚀难以辨认，由此可以说明，有了方箸也有了箸上诗词。 另在河南宁陵花冈明代的一艘木船中发现一支木箸，长达3l公分：无独有偶，也是方首圆足，还有北京定陵为明代神宗朱翊钧的陵墓，在1956年发掘的地宫中，除了出土有宝石金钗、金壶、金爵、金冠、金匙、箸瓶架等，瓶架上还插有乌木镶金箸。笔者曾慕名参观定陵，欣赏了陈列的明神宗陪葬品两双乌木镶金箸，此御箸也是首方足圆，不过四楞箸顶端镶有方金帽。经专家研究，方首圆足款式为明代箸的流行样式。 清代的筷箸，其特点为制作工艺精巧美观。而竹木筷镶银者特别多。如上海民间民俗藏筷馆所收藏清代筷箸，就有象牙镶银箸，湘妃竹镶银箸、乌木镶银箸、红木镶银箸等。这些镶银筷，不但顶镶银帽，下镶6—7公分银套，还在帽顶镶有7—8公分银链，使两筷相系不离。这不仅仅是为了装饰性，给人以美感：还有它的实用性，两筷配对，易於保管，不会因遗失其一而失去作用。 清代筷箸既有上下双镶箸，也有三镶箸。《红楼梦》四十回中写道：「凤姐手裏拿著西洋布手巾，裹著一把乌木三镶银箸，按席摆下。」所谓《三镶》就是顶镶银帽，足镶银套，中部镶银环。不过到了清代末期，「中环」不再时兴，式样以环镶银链为多。（来源：中国筷子网）

　　编辑本段关联易理

　　筷子直而长，两根为一双。用筷子夹菜不是两根同时动，而是一根主动，一根从动；一根在上，一根在下。两根筷子的组合成为一个太极，主动的一根为阳，从动的那根为阴；在上的那根为阳，在下的那根为阴，这就是两仪之象。阴阳互动，可得用矣；阴阳分离，此太极不存。这就是对立统一，阴阳互根。两根筷子可以互换，主动的不是永远主动，在下的不是永远在下，此为阴阳可变。 看筷子，一头方一头圆。方的象征着地，圆的象征着天。方形属坤卦，圆形为乾卦，如此乾坤之象现矣。坤卦有柄象，柄，把手的意思；乾卦象征着天，象征着第一，常言民以食为天，大概言由此出。手拿筷柄，用筷头夹菜，坤在上而乾在下，这就是《地天泰》卦，和顺畅达，当然吉祥；手拿筷头，用筷柄夹菜，乾在上而坤在下，这就是《天地否（pǐ）》卦，否，闭塞不通，如此用法岂不可笑？ 用筷子时筷子很自然的把我们的五指分成三部分，拇指、食指在上，无名指、小指在下，中指在中。这样天、地、人三才之象成矣，天、地、人三才之道存于中矣。 无名指、小指在下象征着地道。无名指、小指较弱，其位又在下，须相互依倚，象征着广大民众，无职无权，须互敬互爱，彼此扶持，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象征着为人处世，孤木难支，人无辅助难以成功。 拇指、食指在上象征着天道。五指之中食指为要，曲伸开合属它最巧，把握方向属它最妙。其象征着官、长，发号施令，作威作福，然肆意妄为，终招大祸，须拇指管之方可成事。拇指象征着什么？象征着监管、象征着法律、象征着民心、象征着自然规律……这是从不同层面讲的，不可执之一理。食指灵巧，拇指粗笨，灵巧为用，粗笨制约。故天道尚变，但不可乱变。天本健行，但天道不言。 五指之中中指最长，其在人位，象征着人为主体，为万物之灵长。然居于两筷之间其位尴尬，象征着中层领导，下有民怨，上有官威；象征着人在中年，上有高堂应尽孝，下有弱子要奶吃……总归一句话：做人难！但只有做人才最长。中年虽不易，中年最辉煌。 筷子很简单，就是两根棍，随处可见，这就是简易。筷子亦多样，有木也有竹，有金又有银，筷子的种类多样就是变易。尽管筷子多变化，但筷子直而长，两根为一双的情况始终未变，这就是事物的本质属性不易。简易、变易、不易这就是《易经》的三易之理。比如一个人，只用一个名字来代表，简易嘛；但他的容颜、命运、情绪……是始终变化的，这就是变易；可他呢，是男就是男是女就是女，都有七情六欲，都有生老病死，这就是不易。推而广之靡不如此。 易经与筷子 易道含弘无所不包，太极阴阳无限可分，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易理又是人性的，就在我们身边，只“百姓日用而不知”。以筷子小谈或有所益。 易卦解民以食为天：两根筷子，二数先天卦为兑。兑，为口，为吃。筷形直长，为巽卦。巽，为木、为入。组合在一起，就是用筷子吃东西。入口的是什么？是筷头。筷头圆，为乾卦，乾为天。这样吃的岂不是“天”？因此认为“民以食为天”是由这儿来的。

　　编辑本段用法忌讳

　　概述

　　日常生活当中对筷子的运用是非常有讲究的。一般我们在使用筷子时，正确的使用方法讲究得是用右手执筷，大拇指和食指捏住筷子的上端，另外三个手指自然弯曲扶住筷子，并且筷子的两端一定要对齐。在使用过程当中，用餐前筷子一定要整齐摆放在饭碗的右侧，用餐后则一定要整齐的竖向摆放在饭碗的正中。但要绝对禁忌以下十三种筷子的使用方法。

　　三长两短

　　这意思就是说在用餐前或用餐过程当中，将筷子长短不齐的放在桌子上。这种做法 是大不吉利的，通常我们管它叫“三长两短”。其意思是代表“死亡”。因为中国人过去认为人死以后是要装进棺材的，在人装进去以后，还没有盖棺材盖的时候，棺材的组成部分是前后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