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早的几何光学著作是由墨子和他的弟子们所著的典籍《墨经》。

在《墨经》中，墨子深刻地描绘了光学世界的本质。他认为光是一种不可见的物质，存在于能互相穿透的物体中，而它的传播速度不变。同时，他也通过几何的方法来解释一系列光学现象。比如，他根据光线向物体的角度，成功地解释了反光、折光、入射角等现象，并探讨了这些现象的规律性。

在光学实验方面，墨子也做出了一些创新的尝试。他通过实验得出了类似于今天斯涅尔定律的结论：当光线从一种介质进入另一种介质时，它的传播路径会发生改变。此外，墨子还进行了许多制镜和光反射的实验，探讨了反光镜和镜面反射的规律性和意义。

除了以上的研究成果，墨子在光学研究中还提出了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他提出了“照明”和“受照”两个概念，并用它们来解释光线的传播与反射。同时，他还提出了“格物致知”、“兼爱”等哲学思想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强调实验和推理在科学研究中的不可分割。

墨子及其弟子们所著的《墨经》是我国古代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们对于光学基本概念、实验方法、现象规律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为我们今天对于光的理解和利用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他们的成果不仅是光学研究的里程碑，同时也为近代科学哲学的发展和深化打下了基础。

墨子介绍

墨子（公元前479年-公元前381年），名墨翟，字墨子，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哲学家、科学家、教育家、工程师和兵器设计师，被尊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生于今天湖南境内的墨家镇，早年曾拜另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庄子为师，后辞其而自创学派。墨子对于中国古代的哲学、科学、文化等方面均有重要的贡献，并将这些方面的思想贯穿到他的教育和社会治理理念中。

在墨子的哲学理念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兼爱”和“非攻”。他认为，人类应该彼此互相爱护，因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不管来自何处、属于立场如何。同时，他反对战争、暴力、不公等社会现象，主张以和平、和谐、公正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并将“兼爱”和“非攻”理念贯穿到了他的社会治理和国家政策中。

在科学方面，墨子主要探索了几何和光学问题。他通过几何的方法，成功地解释了光线的反光、折射、入射角等现象，并且根据实验得出了类似于斯涅尔定律的结论。他认为光是一种不可见的物质，存在于能互相穿透的物体中，并指出光传播速度不变并且同时到达。

墨子也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之一，他的教育理念主要包括普及教育，注重实践，平等公正等方面。他主张对所有子女实行基础教育，认为教育应该通过实践的方式来引导学生，让他们在实践中自己体会和发现知识，而不是仅仅依赖于书本。

《明鬼篇》是我国古籍《墨子》里记载的一篇文章，见于《墨子》第二十九到三十一篇。 《淮南子·泛论训》：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

基本介绍：

墨子（生卒年不详），名翟（dí），东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宋国人 ，一说鲁阳人 ，一说滕国人。墨子是宋国贵族目夷的后代 ，生前担任宋国大夫。他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墨子创立了墨家学说，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他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墨子在战国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在当时的百家争鸣，有“非儒即墨”之称。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其弟子根据墨子生平事迹的史料，收集其语录，完成了《墨子》 一书传世。

《韩非子》、《墨子》、《庄子》、《论语》均不属于史书，而文集。以《论语》为例，这是一部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文集，全书共20篇492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及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作品多为语录，但辞约义富，有些语句、篇章形象生动，其主要特点是语言简练，浅近易懂，而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和顺、纡徐含蓄的风格，能在简单的对话和行动中展示人物形象。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 ，子姓孔氏[1]，名丘，字仲尼，鲁(今山东曲阜)人。他是中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是自汉代起中华文化中的主流学说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思想对古代中国及朝鲜等周边国家有深远的影响，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 家世与生平孔子是鲁国人，其先祖乃宋国贵族，为商人后裔。如果把传说与信史结合起来，子姓孔氏有着显赫的世系。传说中的五帝时代，有娀氏之简狄生契。契的后裔汤建立了商王朝。周灭商后，封纣的庶兄微子启于宋。微子启传位于其弟微仲。微仲后四世弗父何让国于弟，为宋卿。弗父何后四世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遂为孔氏。孔父嘉后三世防叔奔鲁。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名纥字叔梁)。 叔梁纥居于鲁昌平乡陬邑(今山东曲阜县东南)，72岁时娶18岁的颜征在，生孔丘仲尼。传说中在孔子出世前颜征在曾见到麒麟。孔子3岁时，叔梁纥去世，葬于防山。颜氏移居曲阜阙里，将孔子抚养成人，在他17岁时去世。孔子打听到父亲葬处，将父母合葬于防。 孔丘19岁时娶宋人亓官氏为妻。第二年亓官氏生子，鲁昭公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该子便名为孔鲤，字伯鱼。孔鲤先孔子而死，有遗腹子孔伋，字子思。 孔子生而首上圩顶[2]，长成后身长九尺六寸(周时尺寸，大约176米，一说183米)，被称为“长人”。孔子早年生活极为艰辛，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年轻时，他受过季氏家臣阳虎的欺侮，不过也做过季氏的委吏和乘田，管理仓储和畜牧。 在艰难困苦中，孔子发愤好学，他遍访名师，虚心求教，先后师事老子、郯子、苌弘、师襄等人。大约三十岁左右，最初的一些弟子来到孔子身边。此后，孔子一直从事教育事业，他广收门徒，相传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他首倡有教无类及因材施教，成为当时学术下移、私人讲学的先驱和代表，故后人尊为“万世师表”及“至圣先师” 三千弟子和七十二贤人据《史记》记载，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称“七十二贤人”。 在德行方面出众的有:颜回、闵损、冉耕、冉雍。在政事方面出众的有:冉求、仲由。在言语方面出众的有:宰我、端木赐。在文学方面出众的有:言偃、卜商、颛孙师、曾参、澹台灭明、原宪、公冶长、樊须、有若、公西赤。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这样就在政治上打破了贵族垄断的世卿世禄制，为专制君主自由任免布衣卿相的官僚体制创造了条件。 对古籍的整理编修相传《春秋》是孔子所作(《孟子·滕文公下》:“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使用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寄托孔子的政治理想。(现在一般认为《春秋》是孔子对鲁国原始国家历史材料进行编辑后寄托其政治理想的新作品，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春秋》非孔子所编撰。)《春秋》一书所载年代(前722年到前481年)就称为春秋时代。孔子门人及其再传弟子将其学说结辑成书，是为研究孔子思想最主要的文献:《论语》。汉代定型的《礼记》一书中也有关于孔子思想的记述(如其中的《大学》 及《中庸》等)，又有记录孔门思想的《孔子家语》一书，传统上被认为多伪撰之说，近年来，逐步得到学界重视。南宋时，朱熹将《论语》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反映被称为亚圣的孔丘之后最伟大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思想的《孟子》一书合在一起撰写了《四书集注》，是谓四书。四书与《诗》(诗经)、《书》(尚书)、《礼》(礼记)、《易》(易经)、《春秋》五部经典合称“四书五经”，乃儒家学说之核心经典。 孔子与中华文化秦朝以法家学说治天下，西汉武帝前推行道家理论，以“无为”治国。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黩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华文化从此和孔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孔子也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人物。国学大师柳诒征以孔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其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其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 35岁时鲁昭公被鲁国掌权的叔孙、季孙、孟孙三桓大夫赶走，孔子便离开鲁国到齐国，由于齐相国晏婴的反对，孔子几年没有得到齐景公的重用，又回到鲁国，聚徒讲学。 鲁定公九年至鲁定公十四年，孔子仕鲁，初为中都宰(中都为今山东汶上县)，又做司空，后以大司寇行摄相事，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巅峰。鲁定公十年，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取得外交上的胜利，使齐归还侵占鲁的汶阳等地。鲁定公十三年，为重新确立鲁公室的权威，孔子策划实施了“堕三都”的政治军事行动，希望能够削减三桓大夫的实力，于是先堕叔孙氏之郈，再堕氏之费，然而围攻成的攻势最终功败垂成。 孔子治下鲁国颇有起色，引起齐人警惧，齐大夫黎锄设计，向鲁赠送女乐文马，造成鲁定公不问朝政。这使得孔子与鲁公、季子等在道德与政见上的分歧难以弥合，孔子最终去鲁适卫。其后，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叶、楚等地，然而均未获重用。其间，在匡、宋、蒲等地，孔子一行多次被困遇险;最严重的一次是在陈、蔡之间绝粮，但孔子仍讲诵弦歌不衰。 颠沛流离凡十四年，前484年，年近七十岁的孔子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但未受鲁哀公的任用。这段期间孔子专注于教育和古籍整理。孔鲤、颜回、子路皆先他而去。5年后，孔子离开了这个世界和他的弟子，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众弟子为其服丧3年，子贡为孔子守坟6年。 回首一生，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孟子(约前385年-约前304年)，名轲，其字不详，有说字子车，有说字子舆，均不可信。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山东邹城人。著有《孟子》一书。孟子师承子思，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并称为“孔孟”。 孟子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游说各国。但是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退隐与弟子一起著述。有《孟子》七篇传世，篇目为:《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 (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 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邹国。据说，孟子三岁丧父，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其“迁地教子”、“三断机杼”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是后世母教之典范。身后荣辱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的。自中唐的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1330)，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道教是一种以人为贵、追求实现生命自身价值的宗教，其终极理想就是要扩张人的本真之性而得道成仙。道教秉承道家自然无为、不逐外物的深邃智慧，强调人的自然特质。道家道教认为，现实中的人们在盲目地追求物质享受的过程中，误入了难以自拔的歧途，他们忘却了自身的真正价值，不再谋求生活的真正目的和意义。因此，它们劝导人们返朴归真，过顺应自然、纯朴真实、恬然淡泊的生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真人”。所谓“真人”就是不断炼养生命、存养本性而得以觉悟大道的仙人，他们“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 1。所以，道家道教都非常重视对人的生命问题的探究，其中生死问题又是它们首要关注的大事。 道教以“重人贵生”为修持理念，以“生道合一”为理想境界，敢于正视人的生死困境，以积极的、超然物外的心态，去解决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人类心理和生理的隐痛。主要表现为: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生，因为道家道教是重人贵生的;以安然处顺的态度对待死，因为人虽有生死，而道无生死，人若知“道”，与“道”同在，就超越了生死之域而获得永生。道教正是由于在生死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特有智慧和气魄，而在人类文化中独树一帜。 一、生本源于道 道教的生命观起源于道家对宇宙生成、长生久视以及生死之道的深刻揭示，后经历代祖师的崇仰和阐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命科学理论体系。万物之中最为灵贵的人之生命，从其诞生、成长、修炼及结束都必须遵循大道的运行法则。道教的生死观是建立在“道生万物”的宇宙观上，它要求人们从“道”的高度去审视人的生死，不要局限于小我的视角。道教认为，明白一个人的死，实际上是由明白一个人怎么样地生来肯定的，要善于对待自己的死，更要善于把握自己的生。因为人本生于混沌的阴阳之气，气生精，精生神，神生明。气绝精神散，犹如水绝而鱼亡，不能转世和再生。在生命力最为旺盛的时期，道教热情歌颂并关爱个体生命，以生为天地之大德，人生之至乐。希望人人能如道而行，以期获得健康长寿和美满幸福的人生。《太平经》云:“天下所有的死亡，都不是一件小事情。人一死，永远都不能再见到天地日月了，血脉、骸骨都将化作泥土。死命关天，极为重要，因为人活天地间，只有一次，不得复生”。 2属于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为了享受人间天伦之乐，延寿命尽天年，道教要求人们应珍惜生命。因为“人死就完全消失，一并变成了灰土，将不再出现。现今人居于天地之间，自从天地开辟以来，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不能再生。人类自己的名子叫‘人’，‘人’是天的阳气和阴气化合而成的万物中最高级的，而其尊与贵，同天地一样。现今人一死，就永远从天地之间消失，再也不会有日常的生活起居，所以要表示哀悼、表示深切同情” 3道教从乐生出发，认为死是对生的绝对否定，生死异途。《道德经》就非常强调重身惜命:“吾所以有大患，为我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4这种重视生命的思想为道家道教注重炼养生命的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道教十分关心天地间的生命，《三天内解经》云:“真道好生而恶杀。长生者，道也。死坏者，非道也。死王乃不如生鼠。故圣人教化，使民慈心于众生，生可贵也。”5《老子想尔注》则说:“归志于道，唯愿长生”，并认为:“生者，道之别体也。”6因此道教特别强调“摄生”、“贵生”、“自爱”和“长生久视”之道。人应像卫道一样爱惜、炼养造化赐予自己的宝贵生命。《道德经》认为这个世界到处埋伏着危险，生命随时随地受到各种外物、内因的威胁和伤害，生死事大，不可掉以轻心，故应该防患于未然。“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人们只有善于“摄生”，才能“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7所谓“摄生”，亦即养生，既善用大道以摄养生命。就自身而言，清静冲虚，不为情欲所伤，此谓“内解”。“内解者，言纵入尘境，亦不为色等所伤也” 8。就外在而言，善待万物，心无伤害之情。即:“以虚静为里，以柔弱为表，块然如木石之无知，侗然若婴儿之无欲，虽遇猛兽恶人，亦不能为害也。”9 因此，道教对生死规律进行了艰苦探求，在“道法自然”和“我命在我不在天”的双重心态下，通过“以德为本”、“性命双修”的基本途径，来实现其孜孜以求的“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 10通过内修与外养的修炼途径，来超度生活中的人们，使其摆脱世俗的物累，保持精神的安宁，以便达到心灵的恬淡，即“弃世事而形逸不劳，遗生涯而神凝不损”，从而最终进入形全精复，羽化升仙，生道合一，天人一体的长生不死的最高理想境界。“我命在我，不属天地”鲜明地体现了道教“生道合一”、“重人贵生”的本色，俨然成了道教热爱生命的一面大旗。作为道教养生观的重要纲领，它就像一股原动力，推动道教不断去探索人体生命的奥秘，以致发展出“内丹”、“外丹”等众多炼养生命的道法，为人类健康长寿的神圣事业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死复归于道 在讴歌“生”的同时，面对不可避免的“死”，道教不是以消极回避的态度，而是正面地提出了“安然处顺”、“齐生死”和“死生一体”的豁达观点。道教对死亡的潇洒体认，在《庄子》一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庄子始终追求人生境界的提升和超越，认为生死皆自然之运动，理应一视同仁。他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11 因此，在生死面前，人们应当采取旷达的态度，安时而处顺，就如同“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 12 。他曾借“真人”表达自己对生死的认识:“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盉，其入不距;袺袺然而往，袺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13 他还借子来的事迹，生动地描述了这种安然的心态:子来病危之际，其妻泣之，子犁去看他，他对子犁说，大自然赋我形体，用“生”教我勤劳，用“老”赠我安逸，用“死”赐我安息，如果把“生”看成是一种“安善”，那么“死”也应该是一种“安善”。降生大地的人，如能愉悦、平和、安然地面对人生，勤奋工作，一无所求，善于养生，到年老体衰时，定会毫无悔意，以闲逸而安宁的心态，坦然地面对死亡的到来，视死为一种自然回归的人生态度。总之，庄子志在填平生死之鸿沟，抹去人们心头生死之界线，通过齐生死的途径来帮助人们透彻领悟死的本质，让人们不是惧死，而是以坦然、平静、甚至喜悦的心态，去面对死亡、步向死亡。 三、齐生死于道 道家道教之所以有如此豁达的胸襟，是因为它们是从“道”的高度来看待生死的。《庄子》云:“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死也。”14 他认为，人的生命是从元气而来，死后又复归为元气，生死只是自然的一种变化而已，就如同春夏秋冬四季更替一般。我们不会为季节的更替而痛苦悲泣，那又何必为“死”而嚎啕大哭呢《庄子·至乐》载:“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也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15 庄子甚至还通过“死为南面王乐”的寓言故事来消除人之所以惧死的原因和心理，得出了“死比生乐”的结论。“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迀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蹙頞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16 总之，道教认为:只有跃出个人生死的限囿，以宇宙之胸襟，立于造物者“道”的高度来反观人的生死问题，才能超越生死。不然的话，就会“生”时疲精费神，“死”时惊恐不安。因为，执着于小“我”人生的获取、享受、幸福，亦必然会陷入小“我”的失缺、灾难等痛苦之中，进而视“死”为纯粹自我之事，由此对之产生焦虑、悲泣、恐惧等心理。在道家道教看来，每个人都应随顺造化的安排，“死”犹如睡熟，“生”好像醒来了一样。不为“生”喜，不以“死”悲，使生死在造化中齐一。也就是说，它们要人们摆脱从个人的视角来看确定个体的生与死，而要从“道”的立场来看生死的首尾相续和循环不已，从而悟出无生无死，生死一体的超然境界。 -------------------------------------------------------------------------------- 注: 1 《庄子·大宗师》。2 罗炽主编《太平经·注译》(上)，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 3 罗炽主编《太平经·注译》(中)，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5页。 4 同上书，第603页。 5 《道德经·十三章》。 6 《道藏》第28册，第416页。 7 饶宗颐著《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8 《道德经·五十章》。 9 强思齐《道德真经玄德纂疏》卷十四，《道藏》，第13册，第473页。 10 危大有《道德真经集义》卷七，《道藏》，第13册，第597页。 11 《道德经·五十九章》。 12、13、14、15 《庄子·大宗师》。 16 《庄子·至乐》。

《备城门》是墨子写的。

《备城门》是墨子研究城池攻防战术的主要篇章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割据分裂，互相兼并，战争频繁，给人口带来极大的杀伤。因此，研究战争中的战略战术是当时社会的迫切需要，特别是当时的中小国家，面临大国的进攻和威胁，首先考虑的便是如何利用高城深池，在劣势的情况下以抵御敌人的进攻，保护自己的城邑和国家。即使是大国，有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备城门》便是墨子针对当时实际需要而做出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墨子（公元前476或480年—公元前390或420年），名翟（dí），东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宋国人，一说鲁阳人，一说滕国人。是宋国贵族目夷的后代，生前担任宋国大夫。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

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墨子创立了墨家学说，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

出自——春秋战国墨子的《墨子》第四十四篇《大取》。

原文：子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次察山比因，至优指复；次察声端名因情复，匹夫辞恶者，人有以其情得焉。诸所遭执，而欲恶生者，人不必以其请得焉。

译文：你对于墨家的学说，深奥的就深入探求，浅近的就浅近研究，并体察节用节葬是否应当。其次明察墨家学说之所以成立的根由、学说中的比附、学说的原因，这样，就可以掌握墨家学说的要旨。进一步再深察墨家声教的端绪、借鉴名学的方法、证明它的终因。

这样，墨家学说的实情就能够了解。一个平常的人，他的言词虽然粗俗，但也是实情的论断，人们从中还可以了解实情。那些因自己的遭遇坚持一种成见，感情用事，产生好恶，妄下断语的，人们从他的言词中就不会了解实情了。

扩展资料：

《大取》是我国古籍《墨子》里记载的一篇文章，见于《墨子》第四十四篇。

《大取》主要内容：认为厚葬是爱父母亲的表现，因而喜欢厚葬，这其实并不是爱父母亲；认为厚葬对父母亲有利，因而以厚葬为利，这并非有利父母亲。

认为教给儿子音乐是爱儿子的表现，因而音乐被儿子喜欢，这是爱儿子。认为教给儿子音乐有利儿子，因而音乐被儿子欲求，这并非有利儿子。

在所做的事体中，衡量它的轻重叫做“权”。权，并不是对的，也不就是错的，权，是正当的。砍断手指以保存手腕，那是在利中选取大的，在害中选取小的。在害中选取小的，并不是取害，这是取利。他所选取的，正是别人抓着的。遇上强盗，砍断手指以免杀身之祸，这是利。

遇上强盗，这是害。砍断手指和砍断手腕，对天下的利益是相似的，那就没有选择。就是生死，只要有利于天下，也都没有选择。杀一个人以保存天下，并不是杀一个人以利天下；杀死自己以保存天下，这是杀死自己以利天下。在做事中衡量轻重叫做“求”。

只注重求，是不对的。在害中选取小的，追求合义，并非真正行义。

给暴戾的人说天的意志叫你这样，而且这是天性，等于对暴戾的人歌颂天的意志是不对的。各种学说既已流传天下，如果我再为它们陈说阐释，那么，各种学说必因我而更加发扬光大。如果各种学说没有流传天下，如果我再为它们陈说阐述，那么，各种学说必因我而流传天下。

暴戾的人自私自利，却说是天的意志。把人们认为错误的看作正确的，这些人的天性不可改正，但也要想法加以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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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小说讲述了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从宗法贵族制向官僚地主制过渡的大变动时代。作为这种社会大变动的表现和结果，在当时涌现出许多思想主张互不相同的学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二：一为孔子开创的儒家，一为墨子开创的墨家。它们在战国时期并称为当世的显学。《韩非子·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    

在古代的战争环境下，中国人发明出了各种各样的共鸣器，为侦察敌情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在古籍《墨子·备穴》中，记载了中国战国时期墨家运用共鸣器侦察敌情的方法。当时，中国各诸侯国都是用坚固的城墙作为本国的防御工事。因此，进攻的敌人由于攻不破城墙，就只好采用挖地道的办法。当时的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侦察进攻的敌人有没有挖地道，就发明了共鸣器。这种共鸣器即是一只容量大约为80升的陶瓮，瓮口蒙上皮革。这便是世界上最古老但深含着科学道理的一种简单共鸣器。使用时，人们把这个共鸣器放进一个距城墙不远的深坑里，选一个听觉灵敏的人伏在瓮口上静听。如果遇有敌人在挖地道，瓮里则会发出“嗡嗡”声，而且可以根据瓮里发出的声音大小、粗细、长短等现象，判断出敌人所在的方位和距离，以便及早采取有力的反击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