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 正是有对这句话的认同，我才开始学习有关家庭教育的理念，看一些家庭教育的书籍。

这其中就包括了武大前校长刘道玉的一些文章，刘道玉是著名的 化学家、教育家和 社会 活动家 ，他在48岁时成为武汉大学的校长，也是当时 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 。

原武大教师，现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所长陈加宽曾在文章中评价： “刘校长的气节已经影响了一代武大人。”

即使是在不做校长之后，刘道玉也依然热心于教育，经常举办一些教育演讲，对家庭教育也有所研究。刘道玉还曾发表过关于 “什么是家庭教育” 的观点，坦言： 优秀的孩子，从小离不开这4种家庭教育，值得所有家长学习。

刘道玉认为， 家庭教育是不能以“精英”定成败的 ，毕竟 社会 的精英只是少数，即使 孩子个人的才华、智力和努力都足够 ，但因为 社会 资源和机会有限 ，能 成为精英的孩子还是极其有限 的。

虽然家长不能完全放弃培养精英人才，但却 不能以是否成为“精英”决定孩子的成功或者失败 。刘道玉认为，父母家庭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培养出 有梦想、有所长、有幸福感的孩 子。

教育家蔡元培说：教育的本质在人格。

刘道玉认为家庭教育甚至是教育的真谛并不是 “用知识填满学生的脑袋” ，而是 对孩子的启蒙，培养孩子良好的个性和品格。

因此，家长要重视一些传统美德的培养， 重视亲情、孝道、诚信、守礼、遵守纪律、勤俭等美德的培养 ， 帮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养成好的品格、习惯 。

刘道玉认为 中西方教育理念的差距在于“塑造”和“成长”的不同。

中国教育理念强调 “塑造” ， 重视孩子的人格、品格教育 ，但 限制了孩子自我的梦想和创造性 ，而西方教育强调 “成长” ， 顺其自然 的让孩子长大，孩子 更具创造性和独立性。

因此，刘道玉认为， 优秀的家庭教育应该是中西结合的，既要帮孩子塑造优秀的品格，又不能过多限制孩子的自然成长。

家长应该 允许孩子有自己的个性和思想 ，给孩子平等的地位，尊重他的想法， 不溺爱、不支配、不包办，让孩子更独立、更自由的成长。

刘道玉认为，虽然时代、环境一直在变，但只要家长 坚持正确的教育价值观 ， 树立“以读书为本”的思想 ，抵制功利主义的诱惑，家庭教育就一定能有所作为！

在刘道玉看来，不管孩子的梦想是做什么，要想成为一个对 社会 有贡献的人，就一定要有 辨别是非的能力、有自己的思想、见解 ，而 阅读就是启迪孩子思想最好的方式 。

刘道玉还曾在《什么是阅读》一文中写道： 阅读是一种理解、领悟、吸收、鉴赏和评判的思维的过程。其实，人与人的智力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是由后天的阅读来决定的。

在这篇文章中，刘道玉还提到了培养阅读的方法，他说： 大凡习惯的养成，都要从幼儿开始抓起，一个行为的反复重复，就会成为习惯，久而久之习惯就成为自然。 可见，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最好的方法就是带孩子一遍遍的重复阅读。

# 育儿 有方法#

1934年春，五月的鲜花开遍了整个珞珈校园。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国民军训处处长潘佑强来校检阅学生军训时，负责军训的熊教官因为紧张慌乱之中喊错了口令，致使队形散乱而遭到潘处长的严厉训斥，同学们一时情绪激动欲冲上台与其理论。面对这种场面，潘处长措手不及。

而负责接待的皮宗石教务长走到他身后，拍拍他的肩膀说：“潘处长，同学们年轻，难免容易激动，你不要介意，你也够辛苦了。好吧，随我到办公室去休息吧！”潘处长这才找到“台阶”，跟在教务长后面安全撤退。

这是武大校友回忆录中，有关皮宗石教务长的一段故事。 皮宗石，字皓白，别号海环，15岁时进省城长沙求学，次年考取湖南官费，以实业生名义于1903年到日本，先读中学，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政治经济。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召开，皮宗石正式加入该组织。1912年底，从日本留学回国的皮宗石与杨端六、周鲠生和张秉文等人共同筹办了汉口《民国日报》，投入了讨伐袁世凯的斗争，它不仅成为讨袁的舆论阵地，也是革命党人在汉口的联络地点。由于计划武装反击袁世凯的机密被泄露，报社很快被查封，杨端六、周鲠生等人因此被捕入狱，而皮宗石因为前往九江去领取武装革命党人需要的炸药，得以幸免。

后来，时年26岁的皮宗石和其他报人在黄兴的资助下从上海转道英国留学。在巴黎，他们也参加了阻挠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条约上签字的斗争，以高昂的爱国激情汇入到“五四”运动的洪流中去。 革命活动将皮宗石与蔡元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28年8月，辞去教育部长职务的蔡元培携眷出京，定居上海。离开之际，他力邀皮宗石、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等人一同前往湖北，共同筹建国立武汉大学。皮宗石最先来到武大，作为校务委员会委员的他，鞠躬尽瘁地为武大的建设发展出谋划策。他在武大的九年，除讲授财政学等课外，先后兼任社会科学院院长、法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等职。并先后协助王世杰、王星拱两任校长把武大办成全国著名学府，与北大、清华、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浙江大学齐名。武大所取得的成就，是与皮宗石、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等一批教育家所作的贡献息息相关的。

1936年8月，皮宗石到日本休假，这期间省立湖南大学代理校长黄士衡辞职，校长一职空缺。综合各方因素，湖南各界认为皮宗石为最佳人选。同年7月，省立湖南大学改为国立湖南大学，皮宗石担任第一任校长，从此离开了武大。

1941年，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在皮宗石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开会决定，让其与西北联合大学校长胡庶华对调，并催其早日上任。这显然是陈立夫有意排挤，而性格耿直的皮宗石不屈从恶势力，加上CC对校务的强加干涉，他深深感到已无教育可言，于是坚决辞职离开了教育界。尽管如此，皮宗石社会名望仍在，他随即参加了国民参政会，成为了一名参政员。 国立大学，直属国民政府教育部，校长由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经费主要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拨给。因为经费有保障，学校的实验设备较齐全，图书资料较为充足，教职员工待遇较高，能聘请一批有真才实学、知名度较高的教授任教，教学质量有保证。毕业出来的学生，在社会上反映较好。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前，全国国立大学不足十所，都是名牌大学。

省立大学，由学校所在省领导，校长由省政府聘任，经费一般不充裕，校舍一般较陈旧，因受地域限制，发展受到一定影响，难得有一所有名气的省立大学。

私立大学，顾名思义为私人所办，校长为校董事会聘请，其中有一些教会办的大学，它的经费较充足，校舍也较好，也有一些办得较好的大学，如北京的燕京、辅仁、协和医学院；上海的圣约翰；南京的金陵；广州的岭南；长沙的湘雅医学院等等。不是教会办的，天津南开大学，也是办得很好的。

省立湖南大学，成立于一九二六年，地址在长沙岳麓山的岳麓书院旧址。岳麓书院是长沙岳麓山的一处重要史迹，它不仅反映了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而且对湖南的教育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自北宋创建岳麓书院千余年以来，多少天灾人祸，使书院屡遭破坏，仍不断重建，始终在此兴学不绝，这里一直是湖南高等教育的基地。湖南大学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成为我国较早的、办得较好的省立大学之一。

但省立湖南大学，毕竟受地域限制，较为闭塞，经费不太充裕，教职员工待遇较低，发展前途受到一定的限制。湖南大学师生早就想改成国立大学，并成立了“湖南大学国立运动促进会”，到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请过愿，还敦请湘籍知名人士支持。但省立大学改国立大学不是很简单的。国家要考虑与地方的关系，省里愿不愿意放弃自己管的大学，有的省立大学基础较差，国家也不想接收。国家还要考虑财政预算等问题。所以在抗日战争前，省立改国立的大学几乎没有。 一九三六年冬，省立湖南大学校长黄士衡提出辞职，湖南省在研究继任人选中，提出由时任国立武汉大学教务长的皮宗石来继任。湖南各界公推当时的湖南高等法院院长陈长簇给皮宗石写信，劝其来接任湖南大学校长。陈长簇与皮宗石在清政府时，是同榜考取到日本留学的，在日本一同参加同盟会，私交很好。陈长族的信寄到武汉大学时，恰好皮宗石休假到日本去了。皮宗石的夫人拆看信后，因不赞成其夫到湖南工作，信被扣留下来。过了一段时期，陈长簇对老朋友不回信大为不满，再来信很不客气的质问，为何不回信。皮宗石夫人这时才连同前信，寄我国驻日本大使馆转皮宗石。

皮宗石原计划在日本休假一年，到达日本后，发现日本军国主义者，积极准备扩大侵华，局势较为紧张，加上湖南大学之事要回来面商，所以提前半年于一九三六年底回国了。皮宗石回国后先到南京见他的老朋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关于湖南大学之事，征求王的意见。王世杰与皮宗石同在英国留学，回国后，先后被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共事多年。蔡元培离开北大到南京政府工作，王世杰与皮宗石又一同到南京。蔡元培要他们一同筹建国立武汉大学，王世杰任首任校长，皮宗石任法学院长又共事几年，成为挚友。

王世杰赞成皮宗石去湖南大学。皮宗石则提出，湖南大学如能改成国立大学就去，否则不去。王世杰说，这个问题，不是那方面说了算的，湖大师生虽然为国立事来南京请愿过，但湖南省政府是否愿意交出这所大学。还有人事问题，省立改国立，校长人选难得一致，省里同意的人，中央不一定同意，中央决定的人省里不一定接受。现在是湖南要你去，中央也会同意你任校长。人事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你到湖南去看看，我们再商量。

皮宗石从南京回到武汉稍作逗留，即到长沙了解情况。当时省主席是何键，皮宗石过去也认识。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是老熟人。教育界许多有影响的人，大都是老朋友。经各方面了解商谈，为湖南大学今后的发展，都赞成改国立大学。湖南省政府也愿意将省立湖大交出来，只是过去没有与南京方面沟通。皮宗石得到这个承诺，立即再去南京与王世杰商谈，谈得很顺利。王世杰要皮宗石先接省立湖南大学校长，暑假期间改为国立大学。

皮宗石按照王世杰的意见，于一九三七年二月，接任省立湖南大学校长。在当时长沙犁头街，湖南大学市内办事处，由黄士衡办交接仪式，将湖大的关防交给皮宗石。

同年七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命令，省立湖南大学改为国立湖南大学。行政院简任皮宗石为国立湖南大学第一任校长。湖南大学是抗战前第一所由省立改为国立的大学。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后，特别是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后，国民政府决定从南京迁到重庆。中国的文化重心，迅速发生了南迁和西移的变化。作为抗战战略后方基地的湖南，也就一度成为抗战文化运动的重心。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都迁到长沙，合并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长沙一时成为后方重要的城市。

但好景不长，国民党的节节败退，武汉失守，湖南由战略后方变为正面战场的前哨阵地。长沙也不是安稳的地方了，日寇飞机也经常轰炸长沙，长沙临时大学又西迁昆明，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湖南大学也要考虑搬迁了。北方及沿海一带的大学，大都迁往川、黔、滇、陕等省，湖南大学是否也往这些地方迁？当时校领导经过研究，认为不需迁那么远，湖南西部地势险峻，日寇也许到不了那里。决定迁往湖南西部最远、与贵州省相邻的一个专区——芷江（当时没有怀化，怀化仅是一个小镇叫榆树湾，属芷江）。这里有一所新办的私立弘毅中学，校长姓刘，系北京大学毕业生，是湖大皮宗石校长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是湖大当时文学院长李寿雍的北大同学。由李寿雍与这位刘校长协商好，湖南大学迁芷江，并依托在弘毅中学内。 由于战事的发展，湖南大学在一九三八年春季早就着手迁校的准备，图书、仪器能装箱打包的，都先行装箱打包。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日机轰炸湖南大学，图书馆付之一炬，只留下一个躯壳。但图书损失并不惨重，因事先已将馆藏珍本、善本书籍装箱移置爱晚亭边的山坳里。

八月初，校长皮宗石的夫人及儿子皮公亮、文学院长李寿雍的家属等先行从长沙搬家到芷江。可是情况很快发生变化。国民党决定在芷江修建一个大型飞机场，作为空军基地，并已开始动工，芷江成了军事重地。日寇飞机也开始不断轰炸芷江。湖南大学不得不考虑另外选择地方。湖南大学图书、仪器等早已陆续从水路运往沅陵，所以另选迁校地址，首先考虑还是要在湘西。这时，当时校长皮宗石、教务长任凯南遇到了多年同在日本留学，一同参加同盟会，曾任私立汉口明德大学校长的向绍轩，向是辰溪人，他建议湖大迁辰溪县。辰溪在芷江与沅陵之间，属沅陵专区，是一个很小的县，连一所中学都没有。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经过考察，选址在辰溪县城对河的陇头脑。陇头脑为一个小山包，什么房子也没有，教务长任凯南作为迁校负责人，采取了他们在日本留学时住过的木板房子的模式，利用辰溪木材多，石块多的优势，就地取材，以石块作房屋基脚，所有办公室、教室、学生宿舍等，都采取鱼磷板的形式，很快房子都在这小山包上盖好开学上课了。这个小山包下，就是沅水，水清见底，饮水也没有问题，夏天学生在河里游泳，作为战时大学的校址是很理想的。

一九三九年，薛岳继张治中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战时省会搬到耒阳。当时战区的划分，粤汉铁路以东属第九战区，辰溪的行政区划虽属湖南省，但不归第九战区，而归第六战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是湖北省主席陈诚兼任。

薛岳上任不久，电邀皮宗石到长沙会面，皮宗石过去与薛岳不认识，而薛岳当时也可能不知道国立湖南大学不归湖南省领导。他们见面后，薛岳以第九战区没有一所大学为由，要湖南大学再迁往耒阳附近的酃县，皮宗石当即婉言拒绝了。皮宗石说，大学不像部队，军队接到命令，可立即开拔。大学有教职员工家属，有图书、仪器、设备等，搬一次家是很困难的；湖大是国立大学，重大问题还要请示重庆教育部。

最后皮宗石谈到他与陈诚的交情。抗日战争前，皮宗石在武汉大学工作期间，陈诚一度担任武汉行营主任。陈诚经常拜访包括皮宗石在内的武大一批国民党元老。陈诚夫人是谭延闿的二女儿谭祥，皮宗石与谭延闿又有旧交，为此，皮宗石夫人与陈诚夫人也有交往。皮宗石还委托薛岳有机会见到陈诚时，代为致意。薛岳曾是陈诚部下，听了皮宗石所谈此关系后，不再提起湖南大学搬家之事，只希望今后湖大的毕业生，多输送一些给湖南省政府和第九战区，皮宗石满口答应了。

一九四四年元月，日寇发动强烈攻势，打通粤汉铁路、湘桂铁路，湘南地区全部沦为敌手，耒阳、酃县当然也不例外。而湘西地区，是日寇一直没有占领的地方。国立湖南大学在辰溪平安的渡过了抗日战争的几年，保存了实力。如按薛岳意见，再迁到酃县，其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