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节目的播出，迅速让大家对文物有了充分的了解，也让文物修复师迅速火热了起来。一部《我在扬大修古籍》的纪录片，以让大家对古籍的修复有了明确的认知，纪录片中的一句”800位实习生当中，却没有人能够成为古籍修复师“，让大家对这一方面人才的缺失引起了很大的重视。

中国的历史长河十分悠久，需要修复的古籍数量也十分庞大，而修复人员和修复速度的不平衡，也让古籍修复面临着很大的矛盾问题。在”十一五“期间实施的对古籍保护计划，尽管让古籍修复人员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是与所要修复的古籍相比，仍然存在很大的缺口。尤其是一些博物馆、图书馆、档案局这种单位由于编制的缺失也导致能够弥补的修复岗位相应的也缺少很多，然而古籍的修复又是一种需要很强实践能力的工作，如果没有接触到古籍的话，那么所学习到的理论知识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人才的学习没有可以施展的地方与需要修复的古籍数量产生的矛盾，是我们现如今仍然需要解决的难题。

因此针对这一现象提高从业人员的薪资待遇荣誉感，重视对古籍的修复工作才是解决这一矛盾问题的根本措施。通过社会力量来解决这一难题是很有效果的，很多人对于古籍拥有很高的热情，愿意为古籍的保护提供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尽管学习古籍保护的理论知识之后，不能够立即投身于古籍的修复工作当中，但是这些人群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志愿者，为古籍修复承担一些要求不高的但是需要投入很多精力的修复工作。比如录入、登记古籍的事物，这样对于一些爱好古籍的人来说，也何尝不是一种奉献呢。

因此，尽管古籍修复这一工作较为冷门，但是随着大家对于古籍的了解，也对其产生了敬畏之心。因此相关部门通过社会力量将古籍的修复工做效率大大提高，也能够很好的帮助古籍修复师的培养，弥补人才的缺失，使古籍保护能够成为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样也能够很好的将古籍内容，进行有效的传承。

五经普数据采集采用的方法有文献资料收集、实地调查、网络搜索、数据库查询。

1、文献资料收集：这是最传统也是最基本的方法。研究人员会查阅各种古籍、史书、专业书籍等，以获取关于五经普的详细信息和数据。

2、实地调查：对于一些特定的问题，如五经普的历史沿革、地理分布等，研究人员会进行实地调查。这种方法可以直接获取第一手数据，但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且受到环境、时间等因素的影响。

3、网络搜索：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搜索成为了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研究人员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查找相关的网页、论坛、博客等，获取五经普的相关数据和信息。

4、数据库查询：许多图书馆和研究机构都建立了自己的数据库，收录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专著、报告等。研究人员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库查询五经普的相关数据。这种方法可以快速获取大量信息，但可能存在版权问题。

五经普主要普查的内容有古籍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古籍文献的数字化处理、古籍文献的研究与解读、古籍文献的保护与传承

1、古籍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五经普对全国各地的古籍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搜集，包括古籍的版本、流传情况、内容特点等。通过对这些古籍文献的整理，可以更好地了解古代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过程。

2、古籍文献的数字化处理：为了便于长期保存和传播，五经普对收集到的古籍文献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将其转化为电子文本，方便后人进行查阅和研究。

3、古籍文献的研究与解读：五经普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对搜集到的古籍文献进行深入研究，对其中的疑难问题进行探讨和解答，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和学术观点。

4、古籍文献的保护与传承：五经普通过建立古籍保护机构、开展古籍修复工作、推广古籍阅读等方式，努力保护和传承古代文化遗产，使之得以延续至今。

　　2011年伊始，北京故宫博物院首次公布紫禁城总藏品达1807558件，其中珍贵文物1684490件，一般文物115491件、标本7577件。届时这本“花名册”将亮相故宫官网，方便世界各地的观众随时查询赏析。

以往北京故宫博物院对外公布拥有文物总数150万件，在册文物总数94万件。此次文物清理工作，众多专家突破传统的文物观念，真正从故宫学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故宫藏品。将60万件古籍类藏品纳入文物系统管理，包括20万件善本、23万件武英殿刻书处的书版、17万件乾隆后到1911年的普通古籍，以及22703件帝后书画作品等。此外，清代“样式雷”制作的“烫样”等11余万件普通文物和约13万件铜钱等，亦都升级为文物。对宫廷生活遗存的清理也采取了新的视角，过去一般认为宫廷生活遗存只是皇帝后妃的日常生活用品，不能算作文物，导致曾对70多万件所谓的非文物采取了物资式处理，现在重新审视这些藏品，其直接地展示了皇帝后妃们的日常生活和艺术理念，与古建筑、历代文物有着同等价值。比如过去只重视皇帝后妃的成衣，对相当数量的衣鞋纸样和衣盒重视不足。其实，它们是清宫服饰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还有反映清代官员觐见皇帝制度的近万件红绿头签，反映皇宫警卫制度的上千件腰牌等。

1807558件可以说是故宫博物院自建院以来在藏品数量上第一个全面而准确的数字，将故宫文物藏品准确到了个位数，且每件都能做到纸质总账、电子总账、分类账、文物卡片、实物完全核对上。这标志着故宫博物院的藏品管理工作进入一个历史性的新阶段。

在这次清理当中，故宫还调整了文物库房布局，改善部分库房的保管条件，研制出4套雨花阁瓷塔木塔“弹性滑移减隔震系统”。

清理工作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工作的完结。此后，故宫将编制《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总目》和《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通过电子本和纸质本两种形式向社会公开，过去一直保密的藏品编号也将对外公开。

我们相信，故宫在2011年伊始公布历时七年的藏品清理数据只是一个开始，是全国文物清理普查工作势在必行的开始，是博物馆藏品管理数据化、透明化的开始。

正如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所言：“文物普查是确保国家历史文化遗产安全的重要措施。开展文物普查有利于全面掌握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分布、特征、保存现状、环境状况等基本情况；有利于准确判断文化遗产保护形势，为科学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和发展规划提供依据；有利于带动可移动文物保护范围的确定、标志说明、文物档案、保护机构等基础工作建设，提高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整体水平；有利于培养锻炼专业人员，提高文化遗产保护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利于提升全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发现文物，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前提和基础。而文物普查工作正是发现文物的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同时，随着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不断发展，以前不被重视的、甚至不能规划入文化遗产范畴内的可移动或不可移动品类可能逐渐被认识到其蕴涵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文物普查将根据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新趋势，将新的文化遗产品类纳入普查范围中，予以重新的身份认定、登记，扩大文物保护工作范畴，真正给予文化遗产最全面的、最有效的保护。

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发生于1956年，国务院在《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中就提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对历史和革命文物遗迹进行普查调查工作”。1961年3月国务院颁发《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再次强调：“各级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必须进行经常的文物调查工作”。1981年，我国展开了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40余万处，并先后公布了235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000余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60000余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当前仍在进行中，从2007年4月始，至今年12月结束，普查范围扩大化，包括我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地上、地下、水下的不可移动文物，且以调查、登录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为重点，同时对已登记的近40万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复查。此次文物普查更是广泛运用最新科技手段，并充分利用已有的文物调查项目成果，了解不可移动文物本体及环境的基本情况，尤其是对不可移动文物的量化指标、保存与环境现状及其变化情况等进行调查、登录。

可以说，文物普查直接关系到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根本。不仅使国家的公共文化遗产得以严格化、系统化、透明化管理，将文化遗产保护切实地纳入全民监督视野中，更是让全民切实地加入文物保护工作中，提升民众保护本民族文化遗产的责任与意识，提升民族自尊心、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