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淮南子》《楚辞》都出自谁的著作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20浏览:2收藏

《山海经》《淮南子》《楚辞》都出自谁的著作,第1张

《山海经》是中国志怪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该书作者不详。

《山海经》是一部记载中国古代神话、地理、植物、动物、矿物、物产、巫术、宗教、医药、民俗、民族的著作,反映的文化现象地负海涵、包罗万汇。除了保存着丰富的神话资料之外,还涉及到多种学术领域,例如:哲学、美学、宗教、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医药、动物、植物、矿物、民俗学、民族学、地质学、海洋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可谓汪洋宏肆,有如海日。

《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歌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二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楚辞的创作手法是浪漫主义的,它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且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特色和神话色彩。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写的一部哲学著作。

《淮南子》著录内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今存内二十一篇。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了儒法阴阳等家,一般列《淮南子》为杂家。实际上,该书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会贯通而成,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淮南子》在阐明哲理时,旁涉奇物异类、鬼神灵怪,保存了一部分神话材料,像“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共工怒触不周山”、“嫦娥奔月”、“大禹治水”等古代神话,主要靠本书得以流传。

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诗经》三百篇以后的一种新诗体。这一词不见于先秦记载,最早是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楚辞”这一词在后来的演变中逐渐丰富和扩大,涵盖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以及后人仿效屈原、宋玉等人作品而创作的诗歌。至汉代,由于西汉前朝贵族喜欢用《楚辞》中新奇诡谲的词汇和文句来装饰他们的文章,模仿屈原、宋玉等人的口吻、风格,成为一种风气,这也使得“楚辞”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因此,“楚辞”这一词的内涵在历史演变中不断发生变化,从最初指代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到后来涵盖了仿效《楚辞》而创作的诗歌,并成为一种文学风格和流派。

楚辞 楚辞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一、《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楚辞》作为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由于诗歌的形式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篇中又大量引用楚地的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所以叫“楚辞”。《楚辞》主要是屈原的作品,其代表作是《离骚》,后人因此又称“楚辞”为“骚体”。西汉末年,,刘向搜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辑录成集。《楚辞》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不仅开启了后来的赋体,而且影响历代散文创作,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 《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者。现存的《楚辞》总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传下来。 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顾可谓之‘楚辞’。”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除此而外,《楚辞》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楚文化色彩。这是楚辞的基本特征,它们是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战国时期楚国文学总集 西汉刘向辑,东汉王逸章句。原收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的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该书以屈原的作品为主,其中《离骚》、《九歌》、《天问》等篇保存了较多的历史资料和神话传说,可供治史者参考。屈原(约前339~约前278),名平。初任楚怀王左徒、三闾大夫。因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联齐抗秦,受怀王稚子子兰及靳尚等人谮毁而革职。顷襄王时,屈原被放逐,他无力挽救楚之危亡,又无法实现政治理想,遂投汨罗江而死。《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这篇宏伟的政治抒情诗表现了作者的进步理想,为实现理想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和斗争中所遇到的挫折及自己的苦闷。屈原常常征引历史以抒发情怀,从中寻找经验教训,“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其中有些地方可以和史书互相参证补充,例如《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天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此段所述夏代历史相当完整,可与《左传》互相参看,而补《史记·夏本纪》不言羿、浞之事的疏漏。此外,从《离骚》中关于羲和、望舒、飞廉、丰隆、宓妃的记述,也可窥见上古神话传说的一斑;而“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则是考证古代天文历法的资料。 《九歌》本为古代乐歌,相传是夏启从天上偷来的。屈原在民间祀神乐歌基础上创作的《九歌》,袭用了古代乐歌的名称,共十一篇。其中保存了关于云神、山神、湘水神、河神、太阳神等的神话故事,是研究上古民俗和楚文化的珍贵资料。 《天问》是一首长诗,它对自然宇宙和社会历史提出的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中,保存了许多神话传说和古史资料。例如,关于鲧、禹治水的传说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就涉及鲧和鸱龟的关系,禹和鲧治水方法的不同,禹治水时曾得应龙之助,禹娶涂山氏女等细节;关于后羿的传说所提的问题又涉及后羿射日,射河伯而妻雒嫔,被寒浞杀害等细节。关于商之始祖契,以及自契至汤的历史,文献资料十分缺乏。《天问》透露了许多关于这段历史的重要线索,其中涉及契、王季、王亥、王恒、上甲微等殷人先公先王的内容,尤为宝贵。 三、中国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造的一种韵文形式 楚辞的名称,最早见于西汉前期司马迁的《史记·酷吏列传》。在汉代,楚辞也被称为辞或辞赋。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辑录成集,定名为《楚辞》。楚辞遂又成为诗歌总集的名称。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故楚辞又称为骚或骚体。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四库全书总目》说:「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而各为之注。」但刘向编定的《楚辞》16卷原本已佚。《楚辞章句》即以刘向《楚辞》为底本,它除了对楚辞做了较完整的训释之外,还提供了有关原本的情况。在《楚辞章句》的基础上,南宋洪兴祖又作了《楚辞补注》。此后,南宋朱熹著有《楚辞集注》,清初王夫之撰有《楚辞通释》,清代蒋骥有《山带阁注楚辞》,等等。他们根据己见,作了许多辑集、考订和注释、评论工作。 《楚辞》中《九叹·思古》道:冥冥深林兮树木郁郁。 山参差以崭岩兮,阜杳杳以蔽日。 悲余心之悁悁兮,目眇眇而遗泣。 风骚屑以摇木兮,云吸吸以湫戾。 悲余生之无欢兮,愁倥偬於山陆。 旦徘徊於长阪兮,夕彷徨而独宿。 发披披以鬤々兮,躬劬劳而瘏悴。 魂俇々而南行兮,泣沾襟而濡袂。 心婵媛而无告兮,口噤闭而不言。 违郢都之旧闾兮,回湘、沅而远迁。 念余邦之横陷兮,宗鬼神之无次。 闵先嗣之中绝兮,心惶惑而自悲。 聊浮游於山狭兮,步周流於江畔。 临深水而长啸兮,且倘佯而氾观。 兴离骚之微文兮,冀灵修之壹悟。 还余车於南郢兮,复往轨於初古。 道修远其难迁兮,伤余心之不能已。 背三五之典刑兮,绝洪范之辟纪。 播规矩以背度兮,错权衡而任意。 操绳墨而放弃兮,倾容幸而侍侧。 甘棠枯於丰草兮,藜棘树於中庭。 西施斥於北宫兮,仳倠倚於弥楹。 乌获戚而骖乘兮,燕公操於马圉。 蒯聩登於清府兮,咎繇弃而在野外。 盖见兹以永叹兮,欲登阶而狐疑。 乘白水而高骛兮,因徙弛而长辞。 叹曰:倘佯垆阪沼水深兮,容与汉渚涕**兮, 锺牙已死谁为声兮?纤阿不御焉舒情兮, 曾哀凄欷心离离兮, 还顾高丘泣如洒兮。 楚辞目录 离骚 九歌 天问 九章 远游 卜居 渔父 九辩 招魂 大招 惜誓 招隐士 七谏 哀时命 九怀 九思 四、楚文化和楚辞的形成 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民族兴起以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迟在殷商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至西周初,据说鬻熊曾“子事文王”,后来熊绎又被成王封于楚(《史记·楚世家》)。这应该理解为周王朝对楚人实际控制江汉地区的承认。至春秋时代,楚国迅速发展壮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整个中原相抗衡的力量。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战国时期,楚进而吞灭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说法,意谓秦、楚二国,最具统一全国的可能。最后楚为秦所灭。但楚地的反秦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汉王朝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楚人的胜利。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汇,也由此形成了伟大的“汉族”。 楚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左传》记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例子,就有好多起。但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作野蛮的异族。《小雅·采芑》记叙周宣王南征楚国之事,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并把“蛮荆”与北方的玁狁并列。《鲁颂·閟宫》又把楚人与北方戎狄并列,同作为应予严惩的对象:“戎狄是膺,荆舒是惩。” 而楚人自己,在不愿承认周王室权威的时候,也往往自称:“我蛮夷也。”(见《史记·楚世家》) 一般认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后,这样说不完全对。楚文化的兴起也许比中原文化迟,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落后,主要只是表现在国家制度不够成熟,尤其是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等级关系的政治与伦理思想远不及北方文化完密。——所以楚人需要引进有关的学说和典籍。与此相应,原始宗教——巫教的盛行,也可以看作楚文化落后的表现。但在其他方面,楚文化不一定落后,甚至有许多地方远远超过中原文化。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楚辞十分重要。 首先应该注意到,南方的经济条件较北方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汉书·地理志》说,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由于谋生较为容易,就可能有较多的人力脱离单纯维持生存的活动,投入更高级更复杂的物质生产。所以至少在春秋以后,楚国的财力物力,已经明显超过北方国家。《左传》记重耳奔楚,对成王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已可窥见一二。据历史记载,楚是春秋战国时拥有黄金很多的国家。从近年地下考古发掘来看,战国时代楚国的青铜器,足以代表先秦青铜器冶铸的最高水平。至于楚地漆器、丝织品之精美,那是北方根本无法比拟的。屈原《招魂》中描绘楚国宫廷内极其奢华的享乐景象,当然也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样因为在南方谋生比较容易,途径也多,不需要组成强大的集体力量以克服自然,维护生存,所以楚国也没有形成像北方国家那样的严密的宗法政治制度。据《韩非子》说,楚国的贵族也一直拥有比较独立的势力。这对于楚国同北方国家的对抗也许是不利的。但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一直到汉代,楚人性格的桀傲不驯,仍是举世闻名。《史记》、《汉书》中,可以找到不少例子。 丰富的物质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这是楚文化明显超过中原文化的一个方面。在中原文化中,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歌曲,主要被理解为“礼”的组成部分,被当作调节群体生活、实现一定伦理目的的手段。因而,中庸平和被视为艺术的极致。而楚国的艺术,无论娱神娱人,仍然都是在注重审美愉悦的方向上发展,充分展示出人们情感的活跃性。楚地出土的各种器物和丝织品,不仅制作精细,而且往往绘有艳丽华美、奇幻飞动的图案。《招魂》、《九歌》所描绘的音乐舞蹈,也显示出热烈动荡、诡谲奇丽的气氛。旧楚地、今湖北随县出土的一套具备五个半八度的编钟,被中外专门家誉为“世界奇迹”,实际证明了楚国音乐及歌舞的发达。而北方的正统音乐,通常是限制在一个八度的音域范围内的。 综上所述,应该说:以春秋战国时代而论,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实是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如果单就艺术领域而言,楚文化的成就为高。文学是广义的艺术的一个方面。我们所要论述的楚辞,既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楚国艺术的一般特点,如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等等,也都呈现于楚辞中。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如前所述,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现存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还有刘向《说苑》所载《越人歌》,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舟子的唱辞: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些也成为楚辞的显著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①(《汉书·艺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顺带说,现代人为了区别楚辞与汉赋,不主张称楚辞为“赋”,这不无道理,却不能说汉人这样称呼有何过错。因为本来是先有“屈赋”而后有“汉赋”的。 汉人又有“赋者,古诗之流也”一说(见班固《两都赋序》),当是为了攀附儒家经典,兼考虑到赋的铺张特征。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祠”(《汉书·地理志》)。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见《汉书·郊祀志》)。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也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飘游六合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离骚》这篇代表作的构架,由“卜名”、“陈辞”、“先戒”、“神游”,到“问卜”、“降神”,都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 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对楚辞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前所述,春秋以后,楚国贵族对《诗经》已经相当熟悉,这成为他们的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他们“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余波流衍,渐及文苑,繁辞华句,固已非《诗》之朴质之体式所能载矣。”——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的这一节论述,正确地指出了战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形成的影响。 当然,“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辨骚》)。 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楚辞

[chǔ cí]

中国首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楚辞》是中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和骚体类文章的总集。“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注:即今湖南、湖北、安徽西部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

《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

作为继《诗经》以后,对中国文学最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令后世因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

对《楚辞》(楚辞)及其研究史作研究的学科,今称为“楚辞学”。其上迄汉代,宋代大兴,近现代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殿堂之显学。而《楚辞》早在盛唐时便流入日本等“儒家-中华文化圈”,16世纪之后,更流入欧洲;至19世纪,引起欧美各国广泛关注,各种语言的译文、研究著作大量出现。在国际汉学界,楚辞一直是研究热点之一。

书名:楚辞

作者:刘向辑录,屈原等作

类别:古籍,诗歌和楚辞体文章总集

辑录:公元前26年-公元前6年

性质:国学经典

影响:深远影响中国文学,汉学热点

地位:中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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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梗概

古籍局部

《楚辞》是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及浪漫主义文学源头。“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汇编成集,计十六篇,定名为《楚辞》。是为总集之祖。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分别是:《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这个十七篇的篇章结构,遂成为后世通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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