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祖望和李绂都是清代的大学者。雍正年间开三礼馆，全、李二人供职翰林院，得以接触《永乐大典》。他们在《永乐大典》中看到许多世上未见之书，惊呼为“宇宙之鸿宝”。两人一商量，觉得应该先把想见而不可得的书籍辑录出来。全祖望写了《抄永乐大典记》，认为最需要辑录的有五类书，就是经、史、志乘、氏族、艺文。从此，两人每天看20卷，把想辑录的书名签出，再由另外四人抄写。就这样每天爬梳，整理出王安石《周官新义》、高氏《春秋义宗》等十多种书籍。可是卷帙浩繁的《永乐大典》两个人怎么能看过一遍呢？长期的辑佚工作让两人感到身心疲惫。第二年全祖望罢官回乡，辑佚工作只好作罢。但全、李二人的辑佚成果却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为以后《四库全书》馆臣系统辑佚《永乐大典》奠定了基础。

清代乾隆皇帝很想比肩中原皇帝，想做一番大事。康熙、雍正朝曾纂修过一部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乾隆皇帝对这种类书的体例很不以为然，他说，类书虽然能够兼收并录，极方策大观，但“因类取裁”的方法使得人们无法看到书籍的全貌，溯其源流，征其来处。他要做前人未做之事，修纂一部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以补类书的缺失。还把藏《四库全书》的阁名用渊、源、津、溯来命名，凸显他的这部书才真正能够“溯其源流”。这时，安徽学政朱筠和四库总裁于敏中都建议乾隆皇帝辑佚《永乐大典》中的大量散佚古籍，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视。在开四库全书馆之初，他连颁两道圣旨，下令辑佚、汇订《永乐大典》中的古书善本。

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馆校勘《永乐大典》，参加辑佚的有当时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共39人。其中，周永年在宋、元人诗文集上用力最勤。邵晋涵辑《旧五代史》、《九国志》，戴震辑《算经》，也各有所成。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辑出经、史、子、集四部书共385种、4946卷。著名的有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史的《旧五代史》、记载南宋初年史实的重要著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查考唐人世系的《元和姓纂》、目录学名著《直斋书录解题》和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等。至于宋元人的诗文集更达到了175种，许多失传的重要典籍都通过这次辑佚恢复了原貌。

但乾隆皇帝与永乐皇帝不同，没有兼收并蓄的胸怀，加之满清定鼎中原刚刚百年，对宋、明人指斥谩骂北方少数民族的言辞十分忌讳。所以在辑佚中坚持儒家正统观念，认为“菁华已尽，糟粕可弃”，凡佛道、戏曲、小说等概不辑录，对于牵涉违碍的言辞也毫不留情面，一概删去。有些科技方面的著作，如邓御夫的《农历》200卷详细程度超过《齐民要术》，还有些军事方面的发明为怕洋人学去，也都丢掉，不加采录。甚至已经辑佚出的散片如《兼金合璧》、《晋史挥尘》等，或签出的典籍《元一统志》等重要的方志类书籍，都弃置不顾，所以，这次系统辑佚古书工作留下了永远不可弥补的遗憾。

据文津阁藏本，所谓的《四库全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但是，凡是被满清统治者认为不符合他们观点的著作，均不能抄入《四库全书》，均被删减掉了，可惜，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因此常常被人诟病为明为修书实为毁书，为了控制民间反对异族统治的言论，而实行毁书达到以愚黔首的目的。

四库馆对《永乐大典》进行系统辑佚后，嘉庆间纂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时都曾用过《大典》中的史料。不过贡献最大的是徐松的辑佚工作，他辑佚的《宋会要》500卷、《宋中兴礼书》、《续中兴礼书》、《元河南志》等都是超过100卷的大书。以后文廷式辑录过《元高丽记事》、《宋状元及第图》等，缪荃孙辑录过《明泸州志》、《明永乐顺天府志》，董康辑录过《宪台通记》，不过规模都要小多了。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是清学部所辖京师图书馆，民国间改称国立北平图书馆，1949年后称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诞生之初就担负起国家图书馆职责，保存并收集《永乐大典》等珍贵文献。经过90年的努力采集、国家调拨和各界捐赠，收藏的《永乐大典》原本达到221册，现存《大典》的胶卷也基本收集齐全。国内的《大典》除上海图书馆和四川大学图书馆各有一册外，其他都集中存放在国家图书馆的善本书库中。

京师图书馆筹建之初，经学部提议将翰林院残存的《永乐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庋藏。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周树人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残本64册送归教育部，其中60册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后，对《永乐大典》的收集更是不遗余力。副馆长袁同礼和考订组组长赵万里等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到1934年，馆藏《大典》已达93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当时与中国友好的苏联把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收藏的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受后即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并和北图联合举办了一次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惨遭劫掠的遭遇。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向国家捐献了自己收藏的《永乐大典》。

1951年8月20日，著名藏书家周叔弢率先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北图：“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随后赵元方也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捐赠出来。更令人感动的是在张元济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永乐大典》赠送北图。此后，北京大学、广东文管会，以及张季芗、金梁、徐伯郊、陈李蔼如等纷纷捐献了自己收藏的共11册《永乐大典》。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对文物收藏极为关注，特批专款从香港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一批珍贵古籍，其中就有4册《永乐大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之初就和当时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交涉归还《永乐大典》的事宜，得到了苏联政府的支援。1951年，苏联把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收藏的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受后即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因为这些《永乐大典》过去是被当作战利品从大连的满铁图书馆运到苏联去的。如今苏联政府无偿归还这些珍贵文物，对百年来饱受外国侵略和战争蹂躏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件非常振奋的事，也为国家间的平等交往树立了典范。中国和苏联的各大报纸对此事进行了大量报道。

继这次赠还《永乐大典》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藏书机构也纷纷赠还藏书；此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赠还3册，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52册，苏联科学院也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移赠1册。这样67册远离故国的《永乐大典》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 《永乐大典》在收集过程中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1983年，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在偶然看一幅挂历上印的珍贵古籍时，发现过去自己家中有一册与《永乐大典》很相似的书，因为不知道是书名，家中就用它来夹鞋样和剪纸，而且剪掉了书中天头地脚没有字的部分。由于有从祖上因袭的敬惜字纸的传统，有字的地方都保存下来了。孙洪林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掖县文化馆，并要求北京图书馆派人来鉴定。经过专家鉴定，这册书无疑就是《永乐大典》的“门”字韵。孙家将这部幸运的《永乐大典》捐赠给国家。北图在收到此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这册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终于与其他《大典》聚合了。

我们是华夏儿女，这是大家的共识。也知道我们的第一个朝代是夏。这是我们普遍的一个认知，但这却不是史学界乃至世界的认知。关于这个距今已有4000的历史的朝代到底是真是假，一直在史学界都颇有争议。因为关于“夏朝”可以考证的历史文献实在太少。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的夏朝文物出现。应该说，中国有比较准确的历史记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之前的记载，即使是商朝和西周，也都比较模糊。但却有商朝和西周的具体文物出现。至于夏朝，只能说有商朝之前的文物出现，但无法证实这些文物是夏朝这个国家的。因此关于夏朝是否存在过，国内外不少专家对此都抱有怀疑态度。

首先是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从商朝的甲骨文当中，找到任何关于夏朝的史料，而夏朝历史大多来自周朝的西北各少数民族“戎”文化中，关于商夷的神话传说。包括《尚书》的《康诰》《召诰》《多士》《君奭》《多方》《立政》等记载夏朝的史料，经考证也都来源于西周初年。

杨宽先生认为“夏”的称呼，是出自《诗经·商颂》第四篇《长发》中的一句诗：“禹敷下土方”，因为“下”“夏”经常通“假”，所以大禹成了夏朝的开国国君，陈梦家先生认为夏朝很可能是来自商朝的世系分化而来，大禹实际上是商朝的祖神。考古学家陈淳先生则认为“夏是西周统治者杜撰的朝代”。其次上承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下启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安阳殷墟文化中，都提到商汤都城西亳就在偃师。1959年夏，72岁高龄的徐旭生亲自奔赴豫西地区，对“夏墟”进行实地调查，踏察了告成、石羊关、阎砦、谷水河、二里头等重要遗址，这处遗址的断代大致是公元前1950—前1700年。

但在已经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中，也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中提到过夏朝，起初史学界认为二里头是夏都。

后来在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队在河南偃师县城西发现了一处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偃师”，由于二里头文化遗址距商都城“偃师”的遗迹只有7公里，因此很有可能它只不过是商朝早期的文化遗址而已。2008年7月，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楚简中《厚父》一文中记载了“厚父”和“王”对话的故事。“厚父”则是“王”的臣子，他对“王”讲述了夏朝的兴衰。

其中就提到兴起的大禹以及衰落的孔甲。但这个“王”是谁我们不得而知，有人认为是商王太甲，也有人认为是周武王。不管怎么样，就但从目前的考古来看，能证明最早的一个王就是“禹”。历史学家晁福林先生说“禹是站在文明时代门槛上的伟人。他为英雄时代做了总结，又为文明时代铺平了道路”。

无论如何，即使“禹”是存在的那也不代表夏朝就存在，如胡适、顾颉刚和郭沫若，就认为夏朝不应该存在，而是周朝为了推翻商朝，证明自己合法地位，故意杜撰出来的产物。但我们的不能确定事情，却在一本书上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公元279年，西晋人在战国魏襄王的墓中发现了一本史书《竹书纪年》，这本书一共13篇，讲述了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的故事。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现存《竹书纪年》分为“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古本”为辑佚本，其纪事起于夏代，终于公元前299

年，无规整的体例。“今本”记事起于黄帝，终于魏襄王二十年( 前296)

，有较为完整的体例。这本书明确记载了“夏朝”统治期间从禹至桀共有17位帝王，将有王与无王合起来计算，共计471年。由此可见史学家的考古发现还有很靠谱的，最起码说明“禹”是夏朝的开国国君这点是对的。

但唯一和《竹书纪年》出入大的就是，此书说夏朝是真实存在的，但史学家却认为夏朝要么是商朝的世系分化而来，要么是周朝为了推翻商朝，证明自己合法地位，故意杜撰出来的产物。这点和《竹书纪年》上的区别就很大了，那么这本书到底靠不靠谱呢？我们不妨从能证明的部分来进行推敲就不难知道了，根据第10、11、12卷记载的东周时期晋国、魏国到魏襄王20年、周隐王16年。即公元前770—公元前299年共472

年之史事，史学家经过对于这一时期的史事考察，发现不但和《竹书纪年》的记载相吻合，甚至这本书还为他们解答了一些古籍解决不了的难题，因此战国史家皆认为《竹书纪年》所记是真实的。可如今这本书到现在史学家的手中，其真实性就难免不被人怀疑，因为年代相差太远谁知道有没有人修改过？然而有史学家拿《竹书纪年》的内容和《史记夏本纪》对比过，发现其内容基本相同。

就连考古，在宋代宣和时期临淄出土的一组春秋青铜器叔夷钟的铭文上，记载的就是成汤讨伐夏朝的故事。这也和《竹书纪年》中：“

汤灭夏，以至于受。”的说法相同。由此可见夏朝是存在的，虽然《竹书纪年》对于夏朝的资料确实算不上太详细，但它也是目前来说最具权威，最有说服力，也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此书开篇是以君主纪年为纲目，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这本书在史学界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传说中的三坟五典如果不算在内的话，比较著名的几部书有：

1《尚书》的原始版本，据说有100篇，但是现存29篇，鲁恭王古文尚书可能保存了先秦尚书的原貌，但是在汉朝今古文学派的论战后便被遗失，现在的古文尚书58篇除了保留今文尚书29篇之外，其余都是伪书，而最初的100篇尚书，几乎无据可考；儒家经典除尚书外，六经中的《乐经》也已失传，两汉时期的诗经，除毛苌的毛诗流传至今，韩诗剩余一部分，当年的齐诗也已经失传

2《孙膑兵法》，也就是齐孙子，在银雀山汉墓出土之前属于散佚，现在仅有残篇；

3《东观汉记》，东汉官方历史，元朝散佚，后来辑佚得到22卷；

4《竹书纪年》， 汲冢竹书的最大发现，记载了魏国历史并且上溯到了五帝时期，作为上古史料中具有明确纪年的文献，因为一些记载不符合儒家历史观而被排斥，最终在宋朝遗失，今本《竹书纪年》不是真实记录，是后人结合一部分原文加上其他文献伪造的；宋朝时期是我国文献遗失的高峰期，除竹书纪年外，遗失的文献还有《括地志》、二十四史中李百药《北齐书》的一部分、令狐德棻《周书》一部分和《元和郡县志》的图，导致中原王朝第一部地理总志价值减少一半；

5《永乐大典》原本22937卷，正本明末遗失（一说在嘉靖陵墓内），副本历经明末，八国联军侵华和宫中失窃，目前遗存800卷左右；清中期编《四库全书》翻阅《永乐大典》，使得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重见天日。

其实作为一个红楼梦爱好者，最在乎的还是后40回去了哪儿啊。。。

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原书只有一部，现今存世的皆为嘉靖年间的抄本，对于原书的去向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区别：

1、时代背景不同：

《永乐大典》是大明永乐年间由皇帝朱棣先后命解缙和姚广孝主持编纂的一部集中国古代典籍于大成的超级类书。《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丛书。在清高宗乾隆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

2、规模不同：

《永乐大典》是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献合集，全书22,877卷（目录占60卷），11095册，约37亿字，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共收录3462种图书，共计79338卷，36000余册，约八亿字。规模是《永乐大典》的35倍。

3、现存完整度不同：

2008年后《四库全书》大部分内容已经恢复。如今《四库全书》只存3套半，其中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

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现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本于1950年由中国政府下令调拨到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而文澜阁本则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永乐大典》正本尚未确定是否存在长陵，但大典副本却惨遭浩劫，大多毁于火灾和战乱，也有相当一部分被后人以修书之名窃走，现今仅存800余卷且散落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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