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学习古文的三本经典古书

谈自学古文字 李学勤 李学勤先生，北京人，生于1933年，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研究专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西北大学 教授。

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中国青铜器的奥秘》（英文版）等。 案头这封长信，是远方一位青年教师寄来的。

信中谈到他在十年浩劫期间失去了读书机会，但由于爱好篆刻，经常接触古文字，逐渐对古文字学发生兴趣，连同古文字产生的历史时代，也想深入研究。他迫切希望能根据业余自学的特点，告诉他怎样着手学古文字学，拟定一个系统学习的计划。

这样的信，近年我陆续收到过好多。写信的青年朋友，有文物考古界、艺术界的新同志，也有文史学科的教师或学生。

每当我披读信里充满热情的文句，总是思绪萦回，沉浸于回忆之中。 我学习古文字，就是自学出身的。

曾有人传说我得力于家学，这与事实不符。我的家庭是知识分子，却与古文字这一行无关，我在清华念书也没有学过与此有联系的课目。

作为被古文字的“神秘感”牢牢吸引的年轻学生，我所仰赖的只有北京图书馆。巍峨的馆门，存衣处，目录箱，等候取书的长椅，阅览厅的净案明窗，至今追想，犹历历如新。

不分寒暑，晨昏，奔走于文津街上的生涯，直到1952年，我去考古研究所参加编《殷虚文字缀合》，才告结束。这样一段经历，使我对有志自学古文字的青年朋友倍觉亲切。

中国的古文字学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又是一门罕人问津的冷僻学科，过去甚至被称为“绝学”。建国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繁荣开展，新发现古文字材料层出不穷，古文字学的实用价值日益显著。

但是这门学科的研究力量仍很薄弱，同摆在面前的繁重任务很不相称。这种形势，限制了古文字学本身的发展，也不利于考古学和整个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

能看到不少年轻同志愿意学这个冷门，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 根据亲身经历的甘苦，我觉得有义务告诉大家，自学古文字学实在是很难的。

今天的古文字学，已非历史上的小学、金石学可比，它介乎考古学、古代史、语言学、文献学之间，和这几门学问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学古文字学，需要相当广博的基础知识。

这是困难之—。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大都是珍贵文物，分散各地，有些不易见到。

就连著录，一般也是印数甚少，价格昂贵，在图书馆列于善本。有关论著多较专门，缺乏有新水平并用现代语言编写的概论性书籍。

这是困难之二。所以，有些自学者虽然努力，或不得门径，或缺乏必需的条件，成效不多，徒费精神，实在令人惋惜。

这么讲，意思绝不是要泼冷水。难学，不等于不能学，而是需要更大的决心和毅力。

荀子有云：“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自学，自然比不上有导师可随时请益，不过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即便学有良师，功夫还得自己去做。

导师的可贵，最要紧的是指点治学的方向方法，避免弯路错路。我们自学，更必须注重学习的方法和途径。

不妨通过前辈古文字学家的论著，仔细体会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所走的路数，吸取其中的丰富经验。假如走的路子错了，再想改正，便得用许多时间和气力，这种教训，我们见过得也有不少。

那位教师问我怎样系统学古文字，依我看，可以有两种学法，因人而异。 对于以古文字研究为终身职志的人，我建议最好从《说文》入手，先学秦汉文字，如秦简、秦刻石、汉简、汉碑，以后再上溯两周金文，最后学甲骨文等商代文字。

记得二十多年前，陈梦家先生讲过这样的学习法，我当时颇不以为然，事经多年，才认识到这样学能对古文字源流演变，文字形音义及其所以然，均有透彻了解，奠定古文学知识的深厚基础。表面看似乎迂缓，实则事半功倍。

《说文》一书，现在看来固然有很多时代局限，但仍不失为研究古文字的出发点。汉儒所见古籍，所闻师说，不少是后人无法直接接触的。

许慎号称“五经无双”，《说文》集汉代文字学知识大成，清人注解《说文》更有重要成果。开始学古文字，不可不读《说文》，但不要单看大徐本本文（如最近影印的一字一行本），应当兼读注释。

大家喜欢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这是对的。如果觉得段注卷帙浩繁，一时读不完，建议先读王筠的《说文句读》，比较简明。

此外，徐灏的《说文解字注笺》，对读段注很有帮助。至于丁福保编纂的《说文解字诂林》，汇集众书，便于检索，不能作为阅读之用。

上 面说的自下而上，循序渐进的学习法，需时较多，只适用于专门研究这一学科的同志。如果出于工作要求，或本人兴趣，一开始就学甲骨文或金文，也无不可。

比如，先读郭老《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和《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1955—1956年连载），及《金文编》、正续《甲骨文编》等，都是很好的。我起初就是先学甲骨和战国文字的，到六十年代不得不补学青铜器，说明不管先学什么，想要在古文字学范围内有所建树，还得认识古文字发展的全过程。

借用武术家一句话说，叫做“及其至，则一也”。 有些自学者担心古文字难记，以致把精力全用在摹写《说文》篆字或《。

中医是我国汉族人在社会实践中慢慢探索的药物。它也被称为汉中医。人民和人民的整体观点，以及辩证Tunicigo的原则。它在中国和世界医学界深处达成了深远。高价值和状态。如果我们想知道中医，你可能希望阅读一些中医古代书籍。在我看来，中医是神秘的，令人着迷的，但很难理解，所以我想学习中医是非常困难的，但“书籍读过过去”，如果你有强烈的兴趣医学，你可以通过阅读进入中医世界，然后你知道中医需要什么？

《药性赋》一般认为这本书是林宇的过程，陈静，金王朝的工作。这本古老的书将分类常用的中药，包括四种冷，热，热和平，并总结了这些药材的作用，并用节奏的语言准备它，读郎郎的嘴，很容易诵读，是中国人的启蒙书。《黄帝内经》据说这本书是黄迪，所以所以所以命名，创作是第一个到汉族，包括《灵枢》和《素问》的两部分，这是最早的中药经典，称为“祖先的祖先药物。”如果你想看看中医古书，这个基本的医疗课程必须是必不可少的。

《伤寒杂病论》作者是张忠井，东汉代的末端，创意提出了伤寒发烧的辩证实践，即“六分类”，对临床医学具有高参考价值。如今，这本古老的书是我国中国高校的主要基本课程之一。《本草纲目拾遗》作者是清代医学的赵旭门，是在1765年。该书已在李世珍的《本草纲目》完成了不满意和叙事的错误，修订，并在国内外研究《本草纲目》的重要参考价值它引起了很多反响。

上述是我看来，但古老的书是由文本的文本写的。当第一次阅读时，一定很难理解，所以当我们读古书时，你可以找到一个注释，并阅读，如果它不明白，你也可以问相关的专业教师或老年人说去，“功夫没有一个人”，只要它愿意学习，它就会了解中医的谜团。

可以明确的说，是真的

是山中宰相陶弘景创立的，说起这个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其实他就是《琅琊榜》里梅长苏的原型，他是南京人，虽然常年修道，但是却是个智囊人物，比如他是梁武帝的军师，却又不去上班，使得梁武帝每次遇到事情都要派人去求教他。

茅山道士源于道教的茅山宗，而陶弘景就是创始人，也就是祖师爷。茅山宗是以茅山为祖庭而形成的道教派别。它宗承上清派，是上清派以茅山为发展中心的别称。它的实际开创者是陶弘景。茅山宗的弟子就被统称为茅山道士。

中药文化 底蕴丰富

说到中国的药文化，由于它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所以其底蕴十分丰富。

然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故而导致某些误识。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药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很不够，长此以往，无疑对中药事业的继承、发展与推广是十分不利的。

这里，择其要者，略加论述，以飨读者。

在中国古籍中通称“本草”。

我国最早的一部中药学专著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唐代由 颁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药按加工工艺分为中成药、中药材。

有人说中药就是树皮，草根，这话说对了一部分。

中药离不开树皮，草根，如苦楝根皮，牡丹皮，茜草根，白茅根等均是中药，但不是所有的树皮，草根都是中药；中药主要起源于中国，除了植物药以外，动物药如蛇胆，熊胆，五步蛇，鹿茸，鹿角等，介壳类如珍珠，海蛤壳，矿物类如龙骨，磁石等，都是用来治病的中药。

少数中药源于外国，如西洋参。

目前，随着对中药资源的开发和研究，许多民间药物也归入中药的范畴。

所以，中药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用于防治疾病的植物，动物矿物及其加工品，不论产于中国，外国均称中药。

中药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充分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特点。

其一，毒药非“毒”

追溯到远古神农时代，《淮南子·修务训》中这样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

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二毒。

”由此，古代把所有治病的药物泛称“毒药”。

《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

”在古人看来，是药三分毒，实际上是指药物的特性；后来才用以专指毒性较大的药物。

《医学问答》对此有解释：“夫药本毒药，故神农辨百草谓之‘尝毒'。

药之治病，无非以毒拔毒，以毒解毒。

”医圣张仲景更有精辟之论：“药，谓草、木、虫、鱼、禽、兽之类，以能治病，皆谓之毒”，“大凡可避邪安正者，均可称之为毒药。

”神农一日而遇七十二毒，是说他一日之中，辨别了 70余种药物的特性。

药之特性，用对了可以治病救人，用错了就会伤人害命。

对中药，一言以敝之，就是用毒药治病。

神农尝百草的本草，是一种勇于探索的伟大义举，是一种舍生忘死的高尚行为。

无怪对起步于先秦、成书于东汉、历经几百年、融汇了几代医药学家的辛勤劳动与智慧的第一部中药学巨著，作者们宁肯要隐去自己的姓名，而冠以“神农”之名——《神农本草经》，除了受托古之风的影响之外，恐怕也是对这位中华民族药物学的圣祖的一种纪念吧 ! 由此不难看出，“毒药”一词的丰富文化内涵。

正是这毒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疗病保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二，四气疗疾

中药有“气”，“气”是什么？它能治病？我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在《神农本草经》中说：“药又有寒、热、温、凉四气。

”“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

”药之“四气”便由此而来。

中医药理论中说到“气”，居然有 27个义项。

这个“气”，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概念，而是特指“药性”。

我们的先祖用寒、热、温、凉来诠释药的特性，比“毒”要具体、科学多了，这中药的补，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别具文化情趣。

有补气、补心、补血、补肾、补脾、补肝、补肺、补阴、补阳等等，与之相应的 方药有“补心丹、补肝散、补肺散、四物汤、归脾汤、补阴丸、补血荣筋丸、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百合固金汤、补阳还五汤、补肾磁石丸、补肺阿胶汤等等，有以上功能的单味药，不下数十种，举不胜举。

此类补法多是补脏气。

这个“补”，是调理、增强的意思；这个“气”，是指生理功能，即用药物来调理增强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使之发挥正常作用，充分体现中药对人体功能器官治本的作用。

《神农本草经》中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 (即“类”)，并说：“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

”又说：“上药……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为臣，主养性以应人”，“下药……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

所谓养命、养性，都是突出了中药调养人体的功效，从而保证机体、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正常，这就是许多人信奉中药的原因之一。

这是中药学的进步，也是它的特色，这其中也充满了文化意味。

中药的这种特性，被一一体现在每一味药中，因为它对于疗疾治病十分重要。

对于寒病就要用热性药，对于热病就要用寒性药，这里药性与病性是相逆的，所谓相反相成，这就是药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

若非如此，如果“以热益热 (用热药治热病，下句仿此)，以寒增寒”，就会导致“精气内伤，不见(现)于外”，这是治疗上的严重失误 (《汉书·艺文志·文技略》)。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严肃地批判了那些“寒而冷之(是寒病，却用寒使病症更寒，下句仿此 )，热而温之”的医生，“是重加(即加重)其病”，必导致死亡。

中医药学上称这种用药方法为“正治”，即常规治法。

还用一种“反治”，将在本文“其五”中有述。

由此可见，运用药的“四气”来治病，是多么重要，许多服用过中药的人，或许对此知之甚少。

其三，药补趣话

此外，还有味补。

《神农本草经》中说：“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

这五味对人体有何作用呢？在《素问·宣明五气篇》中讲得明白：“五味所入 (即进的器官)：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

可见药味不同，功效各异，原因是，酸味能收能涩，苦味能泄能燥，甘味能补能缓，辛味能散能行，咸味能软坚润下。

根据五味的药用功能与进入相应脏腑的情况，也可以发挥其“补” (或补养、或调理)的作用。

这些恐怕都是一般人并不熟知内涵。

更有出人意料的补，将在本文“其五”中有述。

其四，君臣佐使

君臣本是一个政治术语，古代天子、诸侯都称君，辅佐君者称为臣，君臣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

古代药学家将它引入药物配伍组方中，成为方剂组成的基本原则。

早在西汉初年成书的《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岐伯回答黄帝关于“方制君臣”时说：“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神农本草经》说：“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欇”。

明代的何伯斋更进一步阐释说：“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使治病之药至病所者，使也”。

十分清楚地讲明了君、臣、佐、使之药的功能。

更详尽一点说，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作用的药物，按需要可用一味或几味；臣药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作用的药物，或者是对兼病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是辅助君臣药起治疗作用，或治疗次要症状，或消除 (减轻)君、臣药的毒性，或用于反佐药，使药是起引经或调和作用的药物。

以《伤寒论》中第一方“麻黄汤”为例，主治外感风寒的表实证。

君药——麻黄 (3两)，辛温，发汗解表以散风寒，宣发肺气以平喘逆。

臣药——桂枝 (2两)，辛甘温，温经和营，助麻黄发汗解表。

佐药——杏仁(70个)，苦温，降肺气助麻黄平喘。

使药——炙甘草(1两)，苦温，调和诸药又制约麻、桂发汗太过。

麻、桂、杏皆入肺，有引经之效，故不再用引经的使药。

麻黄、桂枝、杏仁、炙甘草的药性有有次，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协调作用，形成一股强大的药力，去攻克外感风寒这一堡垒，临床疗效十分显著，成为千古名方、经方。

中药方剂的组成不是几种药物的简单组合，而是在丰富的临床实践基本上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中文化内涵的核心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和”。

其五，药中哲理

中药自有它的药理，如前所述；还有它的哲理，常为人所忽视或不识。

我们知道，哲学是教人如何以更高层次认识事物、认识世界，并从中找出规律，以更好地指导我们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这里仅就药中哲理略谈一二。

(一)药性有“阴阳”：“阴阳”本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概括了天下万物相对的两种不同属性，大至宇宙天地，小至草木鱼虫的矛盾与对立、共性与个性，无不尽在其中。

这里仅择一些与自然、医药、人身有关的概念，以见一斑：天地、日月、男女、刚柔、动静、升降、生死、长消、寒热、正邪、益损、增减、气血、脏腑……《神农本草经》说：“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

”后世医药学家多用“阴阳”来阐释药理。

金代医家李杲在《东垣十书·汤液本草》的“药类法象”一章中说道：“温凉寒热，四气是也。

温热者，天之阳也；凉寒者，天之阴也。

此乃天之阴阳也……辛甘淡酸苦咸，五味是也。

辛甘淡者，地之阳也；酸苦咸，地之阴也。

此乃地之阴阳也。

味之薄者，为阴中之阳，味薄则通，酸苦咸平是也；味之厚者，为阴中之阴，味厚则泄，酸苦咸寒是也。

气之厚者，为阳中之阳，气厚则发热，辛甘温热是也；气之薄者，为阳中之阴，气薄则发泄，辛甘淡平凉寒是也……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甘涌泄为阴。

”通过阴阳，既阐释了药之特性，又阐明了药之功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规律性。

(二)治则有“反治”。

在其二中提到了“正治”，还有“反治”。

反治与正治相反，是当疾病出现假象，或大寒证、大热证时，对正治法发生格拒而采用的治法。

其中有“热因寒用”，是以热药来治疗真寒假热证，要佐以少量寒药，或热药凉服才发挥作用；有“寒因热用”，是指用寒凉药治真热假寒证，要佐以少量温热药，或寒药热饮才发挥作用。

这既体现了中医的辨证，又体现了用药的辩证法，具有很深的哲学内涵，这是中医药文化的独特之处。

(三)补益有哲理。

在其三中，讲到两方面的药补，金代医家张以正论补，颇具哲理，别树一帜。

1、他在《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一文中，从扶正祛邪的角度，按照中医五行理论，认为祛邪就是扶正，独出心裁，提出了与《素问》不同的“五补”：“辛补肝，咸补心，甘补肾，酸补脾，苦补肺”的观点。

以“辛”为例，辛味原本入肺，属金；肝属木，金能克木，所以用“辛补肝”(以下均仿此)。

张以正治病强调以祛邪为主，认为邪去正自安，偏重攻法，他所谓“补”，实际上已含有“攻治”的意味，后世称他为“攻下派”。

2、他在《补论》中，更是高论迭出：“予请为言补之法，大抵有余者损之，不足的补之，是则补之义也。

阳有余而阴不足，则当损阳而补阴；阴有余而阳不足，则当损阴而补阳”。

那么，具体如何补呢？他是这样阐述的：是热证，就用芒硝大黄一类的寒药，为了“损阳而补阴”；是寒证，就用干姜附子一类的热药，为了“损阴而补阳”。

他的结论语出惊人：“岂可以热药而云补乎哉？而寒药亦有补之义也。

”仅此二例便可以看出，这正是张从正所以能自成一家的超人之处。

其中的哲理和文化底蕴，需要我们细细品味，方解药文化之三昧。

(四)用药讲“中和”。

“中和”是儒家的哲学，认为能“致中和”，则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

《说文》云：“……事之调适者谓之和。

”中和，用于药理之中，含义有三层：一是调和，以不同的因素适度配合，使之比例恰当，如厨师之烹调羹汤，含有方法的意思；二是和谐、均衡、统一的状态。

“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

”是说君子用自己的正确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做到恰到好处，却不肯盲目附和。

可见，君子是很懂得“和”的道理的，我们的古代医药家们就是这样的君子!杨伯峻在《论语注释》中形象地解释“和”：“和，如五味之调合，八音之和谐，一定要有水、火、酱、醋各种不同的材料才能调和滋味；一定要有高下、长短、疾徐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使乐曲和谐。

”君臣佐使之中，还有一个最佳组合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麻黄汤中的几味药能达到最佳的辛温解表之效，而麻黄与细辛、羌活等辛温解表药物相配，却达不到这种效果的原因。

君臣之间，不但有相互协调(配合)的关系，还有相互制约的关系，晏子说：“君臣亦然。

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而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何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

”意思是：君臣也是这样，不能君说可，臣也说可；君说否，臣也说否，这样“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应当君说可，臣献其否成全可，反之亦然。

方药中的君臣，也是这样的道理。

从麻杏石甘汤，是治疗邪热壅肺的名方，用麻黄为君药，宣肺平喘，是“火郁发之”之义，但其性温，故配辛甘大寒之石膏为臣药，石膏既可清宣肺热，又可制约麻黄温性，使其去性存用，两者相配，肺郁解，肺热清，咳喘平，疗效可靠，深得配伍变通之妙，此可谓“臣献其可而去其否”之范例。

我想，中药方剂之所以有数千年的生命力，决不是偶然的，我们在本文中所提及的其二、其三、其四及其五的内容，在世界药学理论和文化中，都是独具特色、独一无二的。

它们不仅融汇了我们祖先在药学上的唯物辩证的睿智，而且形成了中药方剂必须遵循的圭臬，还具有极其丰厚的文化底蕴。

其六，用药有兵法

古人说：“用药如用兵，任医如任将。

”用兵用兵法上的战略和战术，而用药也是如此，不但要熟知药性，更要切中病机，有的放矢，才能达到治病的目的。

若说用药如用兵，就必须要了解它们的比拟中的联系：药有性属类别，兵有种类装备；药有轻用重用，兵有辅攻主攻；药有缓急攻补，兵有虚实强弱；药有配伍精良，兵有出奇制胜……清代名医徐大椿，不仅精通医术，而且深谙兵法，“舞刀夺槊、勾卒嬴越(布阵指挥作战)之法，靡不宣(广泛)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曾专著《用药如用兵论》，以讲述其中的道理。

他十分形象而透辟地论述道：对于循着六经传变的病邪，要预先占据它尚未侵袭的部位，就好比切断敌军的必经之路一样；对来势凶猛的病邪，要赶快守护那尚未致病的部位，就好比守卫我方险要的疆土一样；对挟带积食而造成的疾病，要首先消除积食，就好比敌方的辎车粮食已经烧毁一样；对新旧病的并发症，一定要防止新旧病邪会合，就好比切断敌方的内应一样……此外，还说到用药要辨明经络，好比派出侦察部队；依据病的寒热有反治之法，好比实施分化离间的策略……病势正在发展，就不宜在病邪猖獗时攻治，应坚守正气，好比使敌军疲惫；病势衰退，就一定要穷追病邪退去之处，再增加精锐药物，这好比摧毁敌人的巢穴。

还涉及到许多方面，这里不一一例举。

总之它充分启迪我们，在用药、用兵之间，去深入探讨其中的道理，决不是故意耸人听闻。

徐大椿最后总结道：《孙子兵法》一书，治病的方法完全包括在里面了。

多么催人深思

其七，中药理念

说到中药理念，似乎没有问题，但实际并非如此。

在许多普通人、乃至专业人士中，仍对此存在模糊的认识。

这里仅就一个热门话题“天然药物等于中药吗”谈谈看法。

前些年当世界兴起“天然药物”热的时候，我们自己业内的人也主张用“天然药物”来取代“中药”，并说这是与世界接轨，是让西方人接受中药的一个重要举措。

此举曾在药界掀起了不小的浪潮，一直延续至今。

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天然药物”的提出和兴起，是西方医药界针对西方人惧怕化学合成药物的毒副作用，从而转向自然界寻找新的药物途径，通过研究，从某些含有特殊药用成分的动植物身上，运用科技提取一种或(几种)药用成分，制成药物，用于临床，这无疑是当代制药学的一个新的领域、一种新的发展。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有些人竟以接受新事物为幌子，一下子就联系上中药了，认为中药汤剂西方人说它是“一锅浓浓的草根树皮黑汤，既不卫生，又难喝，还说不清它的成分，实在可怕”；中药丸剂西方人说它是“一团黑乎乎的药丸，难以接受”。

于是就下了这样的结论：中药落后，成分讲不清，应该赶紧改成“天然药物”，否则就会在国际上没有市场、没有前途。

难道“中药”真的面临绝境，惨到要改名换姓才能生存的地步吗？我们的观点是明确的：“天然药物”不等同于“中药”，务请诸君保持清醒头脑。

对于“天然药物”的概念与内涵，上文已做简述；而“中药”的概念与内涵，与之决不相同。

尽管中药材大都取自“自然界”，有些也可以直接药用，但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药”，我们称之为“中药”的，也不是可以笼统而言的，首先，是指经过炮制的各类饮片。

炮制的作用，除了清除杂质，便于制剂和服用外，更重要的是消除或减低药物的毒性和副作用，改变药物的性能，加强疗效。

以地黄为例，生地黄清热凉血，经用酒蒸晒成熟地黄之后，就具有温性而滋肾补血的功效。

炮制总分为水制、火制、水火合制等。

水制有洗、漂、泡、渍、水飞等；火制有煅、炮、煨、炒、烘、焙、炙等；水火合制有蒸、煮、淬等。

而每一种方法中又细含若干种具体方法，其内涵是极其丰富的。

而这些炮制方法，现在已成为我们国宝级的机密。

其次，中药是指按照四气五味、君臣佐使等特性与法则配比而成的方剂药物，而不是随心所欲的杂合物，然后根据需要，或汤、或丸、或散、或膏……由此可见，“中药”与“天然药物”，既不可混为一谈，又不可相互取代。

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药，有什么必要因“天然药物”的兴起，就乱了阵营，自动退避，主动靠拢，甚至要宣告投降呢？中药，就是中华民族的药，只有首先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它的四气五味、君臣佐使、正治反治等一系列独特法则与文化内涵，是不可轻意弃置，更不可随意取代的。

不能西方人说它是“一锅浓浓的黑汤”、“一团黑黑的药丸”，我们就自觉中药落后，没了底气。

如果放弃了汤药，中医的特色(辨证论治)也就失去了光彩，后果严重。

现在有模糊数学、模糊逻辑，无疑都是高深的科学门类。

由此我联想到了一锅汤药、一团药丸，目前对它们经过配比后的药物成分暂时说不清，那么，何不将它称之为“模糊药学”呢？由此我又联想到世界无论是自然界或是科学界不是有着许许多多的“模糊”难题在困惑着人类，等待我们去考察、研究、揭秘吗？对宇宙，我们知道了多少，又有多少模糊未知的，但是，我们不是有综合宇宙学吗？对人类居住的地球，我们依然存在许多模糊与未知，不是有综合地球学吗？就说对人体自身，我们到底还有多少模糊与未知，人类基因图谱的问世，无疑是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而综合性的人体科学还面临着多少有待探索的课题。

人类不会因为对某种自然现象处于模糊之中，而去指责它；人类不会因为对金字塔等许多古代建筑处于模糊之中，而去指责它们；人类更不会对自身的器官、组织、功能模糊不解，而去责怪它们……同理，人类暂时对一锅药汤、一个药丸的成分处于模糊之中，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何况它们已存在了几千年，救治和保养的人数以亿计，仅这一条就足以证明中药的科学性与实效性。

我不相信把这些道理告诉西方人，他们还要跟中药较劲 !要让世人都知道中药的内涵、中药的文化，其底蕴是何其丰富!我们的任务，在把中药推向世界的同时，要加大药文化宣传的力度。

我主张“中药”与“天然药物”应该相互并存、相互借鉴、友善共存、各谋发展。

世界如此辽阔，人类如此之多，不可能容不下这两种事物同生共存。

它们各有特色，各有优势，完全不必“合二为一”。

是金子总在闪光。

西方人不是照样吃上了中国的煎饼、油条、豆汁和菜肴吗？照样唱上了中国的歌曲、京剧，说上了中国的相声，穿上了中国的旗袍、布鞋吗？如果真有需要，外国人照样会喝中药汤、吃中药丸的。

中药的配伍

配伍是指有目的地按病情需要和药性特点，有选择地将两味以上药物配合同用。

、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往往是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常表现为虚实并见、寒热错杂、数病相兼，故单用一药是难以兼顾各方的。

所以临床往往需要同时使用两种以上的药物。

药物配合使用，药与药之间会发生某些相互作用，如有的能增强或降低原有药效，有的能抑制或消除毒副作用，有的则能产生或增强毒副反应。

因此，在使用两味以上药物时，必须有所选择，这就提出了药物配伍关系问题。

前人把单味药的应用同药与药之间的配伍关系称为药物为“七情”，“七情”之中，除单行者外，其余六个方面都是讲配伍关系。

现分述如下： (一)单行：即不需配伍，单用一味药即可治愈疾病，称为单行。

如清金散就是单用一味黄芩，治肺热咳血的病证。

(二)相须：即将性能功效相类似的药物配合应用，以增强原有疗效。

如石膏与知母配合，能明显增强清热泻火的治疗效果；大黄与芒硝配合，能明显增强攻下泻热的治疗效果；全蝎、蜈蚣同用，能明显增强止痉定搐的作用。

(三)相使：即在性能功效方面有某些共性，或性能功效虽然不相同，但是治疗目的一致的药物配合应用，而以一种药为主，加一种药为辅，能提高主药疗效。

如补气利水的黄芪与利水健脾的茯苓配合时，茯苓能提高黄芪补气利水的治疗效果。

(四)相畏：即一种药物的毒性反应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种药物减轻或消除。

如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性能被生姜减轻或消除，所以说生半夏和生南星畏生姜。

(五)相杀：即一种药物能减轻或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

如生姜能减轻或消除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性或副作用，所以说生姜杀生半夏和生南星。

由此可知，相畏、相杀实际上是同一配伍关系的两种提法，是药物间相互对待而言的。

(六)相恶：即两药合用，一种药物能使另一种药物原有功效降低，甚至丧失。

如人参恶莱菔子，因莱菔子能削弱人参的补气作用。

(七)相反：即两种药物合用，能产生或增强毒性反应或副作用。

如“十八反”、“十九畏”中的若干药物。

上述除单行外的六个方面，其变化关系可以概括为四项，即在配伍应用的情况下：①有些药物因产生协同作用而增进疗效，是临床用药时要充分利用的；②有些药物可能互相拮抗而抵消、削弱原有功效，用药时应加以注意；③有些药物则由于相互作用，而能减轻或消除原有的毒性或副作用，在应用毒性药或烈性药时必须考虑选用；④一些药物因相互作用而产生或增强毒副作用，属于配伍禁忌，原则上应避免配用。

基于上述，可知从单味药到配伍应用，是通过很长的实践与认识过程逐渐积累丰富起来的。

药物的配伍应用是中医用药的主要形式。

药物按一定法度加以组合，并确定一定的分量比例，制成适当剂型，即为方剂。

方剂是药物配伍的发展，也是药物配伍应用的较高形式。

1 文言文 《资治通鉴》翻译

文言文是外语吗？。

郑文贞公魏征卧病在家，皇上派遣使者慰问，赏赐药品，往来不绝。又派了中郎将李安俨住在魏家，以便随时将病况上报。

皇上又和太子一起到他家，指名衡山公主将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正月十七日那天，魏征去世了，皇上命令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赏给羽盖鼓吹，恩准陪葬昭陵。

魏征的妻子裴氏说：“魏征一生节俭朴素，现在用一品官的仪仗举行葬礼，这不是死者的心愿。”她婉言推托没有接受，而用布蓬车载运棺柩去埋葬。

皇上登上禁苑的西楼，望着灵车痛哭。皇上亲自撰写了碑文，并亲笔往石碑上写。

皇上对魏征思念不止，跟左右大臣说：“人们用铜做镜子，可以用来穿好衣服，戴正帽子；用古史做镜子，可以从中看到国家兴盛衰亡的道理；用人当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魏征去世了，我丢掉了一面镜子啦！”。

2 如何把文言文学到可以阅读古籍的地步

《资治通鉴》是宋代史书，距今不很遥远，文章不很难懂学好高中文言文，就差不多能读下来向你当地刚毕业的高中生借一套高中语文课本，以及与之配套的练习题，买一本《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认真学习其中的文言文课文记住课文下所有重要实词虚词的意思凡是要求背诵的课文一定背下来把高中必须掌握的180多个实词和15个虚词的常用义项记住勤查古汉语字典了解常见的词类活用的用法，了解常见的通假字的使用，了解古汉语4大常见特殊句式（也就是古人行文的语法特点）掌握了这些，基本差不多了还要做一些必要的练习，检验学习掌握的情况其次，还要了解一下古代的文化知识，比如历法、职官、礼仪、避讳、习俗等，对于理解文章也很有用（记得必须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这办法看似笨拙，其实很有用起码也要熟读）个人看法。

3 文言文翻译（资治通鉴二十八卷）

臣司马光认为（因为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作者对一些历史事件会做一些评价让皇帝参考）：诸葛丰对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先是赞誉后上书弹劾，他这种行为不是真的在为朝廷引见贤才除去奸邪，而是想结党营私求上进而已。这是郑朋、杨兴（这两人背景请查阅相关资料，是拍马屁界比较有名的人物）这一类的人，怎么能说他是刚正的人呢。一国之君，要仔细去考察人事的好坏，辨别人事的是非，有所奖赏是为了劝导人们行善，有所惩罚是为了警惕奸邪，这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如果诸葛丰的话是确实的，那么就不应当罢黜他；如果他是诬告诋毁，那堪、猛又有什么罪啊！现在皇上对双方都加以惩治，贬弃了他们，那么所谓的是非好坏究竟在哪里呢？

=====================================

背景资料

====

诸葛丰，字少季，琅邪郡人。因通晓经书而成为郡中文学之士，凭借刚直著名。汉元帝提拔他做了司隶校尉，诸葛丰检举、揭发，无所畏避。京师的人们为了赞扬他而说：“为什么好久不见有谗言离间的小人了，这是因为朝廷上有了个诸葛丰。”汉元帝赏识他的这种节操，让他和光禄大夫享有同等官秩。当时，侍中许章因为是皇帝的外戚受到宠信而显贵，骄奢*逸，不遵守法令制度，他的宾客犯了罪，与他有牵连。诸葛丰查证了许章牵连在案的事实，正想向皇帝上奏，恰好碰到许章外出，诸葛丰停下车，举着符节对许章说：“下车。”想就此逮捕许章。许章窘迫之际，驱车逃走了，诸葛丰也驱车追赶。许章因为能够自由进入宫中，故自己到皇上那里投案自首。诸葛丰也就进宫上奏，皇帝就收缴了诸葛丰的符节。司隶校尉没有符节，是从诸葛丰开始的。诸葛丰于是上书谢罪，说：“我愚蠢、怯懦，皇上您没有考虑我的能力大小，让我做了司隶校尉，又让我和光禄大夫享有同等官秩，这官职已很高了，身在其位，责任重大，本不是我能够胜任的。我常常担心突然死去，没法报答您的大恩大德，永远背上尸位素餐的名声。所以我时常盼望能有朝一日为朝廷献身，不顾一切地惩治奸邪，将他们的头颅砍下来悬挂在都市之中，再书写出他们的罪恶，使天下人都明白作恶的人应受到惩罚，这样以后我就是被诛杀，也心甘情愿。现在奸邪污浊之气惊动了上天，因此灾难、变异屡屡出现，老百姓因之而贫乏。这是臣下不能效忠朝廷的应验，我对此实在有一种无尽的羞耻感。现在皇上您的宽厚就像上天能覆盖一切，大地能够承受一切一样，没有什么不能够容纳的。您派尚书令尧给我诏书说：‘司隶校尉批评、举奏之事，褒奖善良，惩治邪恶，不能专权行事，应中庸平和，顺应经术宗旨。’皇上对我恩深德厚，我深感荣幸，叩头拜谢。但是我承受不了内心的忧闷，恳求皇上赐给一点闲暇召见我，请皇上裁决。”皇上没有答应他。此后，诸葛丰提的建议皇上更加不采纳。诸葛丰常在春、夏两季逮捕、惩治犯人，朝廷官员大都反对他这样做。于是皇上让他去做了城门校尉，诸葛丰便上书皇上告发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皇上认为他不正直，就下诏给御史说：“城门校尉诸葛丰，以前和光禄勋堪、光禄大夫猛一起在朝的时候，多次称赞二人的长处。诸葛丰前段时间做司隶校尉时，不顺应时令整饬法纪，专门从事残酷的惩罚，想用这种方式获得虚假的威名，我不忍心把他交给有关衙门处置，调任他做城门校尉。但他不从内心反省自己，反而怨恨堪、猛二人，并以弹劾进行报复。他所告发的都是毫无根据的事，只不过是为了张扬他人难以验证的罪过，他任意地褒奖、诋毁他人，不顾及以前说过的话，是极不信实的行为。我可怜他年纪大了，不忍心用刑法惩治他，可罢免他为平民。”（选自《汉书·列传第七十七·诸葛丰传》）

皇上下诏给御史又说：“诸葛丰曾告发堪、猛二人贞信不立，我可怜他们而不惩治，又爱惜他们的才能没有很好发挥，可降堪做河东太守，猛做槐里令。

司马光说：诸葛丰对于堪、猛二人，先是称赞后是诋毁，他的心意并不是为了朝廷的善政而进言，也不是为了除去奸邪，只是想借此亲近皇上，求得进身之阶罢了，哪里可以算是一位刚直的人物啊！一国之君，要仔细去考察人事的好坏，辨别人事的是非，有所奖赏是为了劝导人们行善，有所惩罚是为了警惕奸邪，这样才能把国家治理好。如果诸葛丰的话是确实的，那么就不应当罢黜他；如果他是诬告诋毁，那堪、猛又有什么罪啊！现在皇上对双方都加以惩治，贬弃了他们，那么所谓的是非好坏究竟在哪里呢？

辟邪 1避凶 “辟”即“避”，“邪”即“凶”、“不好”。辟邪是一类铭记历史教训、避免重蹈覆辙的信物。广义而言，民间使用的辟火、辟水、辟兵、辟车等都可称为辟邪。 辟邪起源于原始宗教中的特怖符号，是禁忌的对象，与图腾相对。不同部落形成的背景不同，图腾和禁忌的对象也是不同的。 商周时期，饕餮纹饰在青铜礼器上广泛应用，是一类常见的辟邪。传说饕餮是一类猛兽，贪婪狠毒，食人未半而死。商代和西周以此为禁忌，将其图案铸在青铜礼器表面，祭祀时，下面以炭火焚烧、上面以热水蒸煮，使其倍受折磨和煎熬，以示惩戒。 东汉时，人们又常以龟为辟邪，已见有龟形炉灶、龟形水壶等文物现世。传说龟为龙之九子之一，龙生了九个儿子，但没有一个成龙，尤其令人难堪的是，其中一个竟是乌龟，是“龟儿子”。为了表示对“龟儿子”、“王八犊子”的惩治，汉人使其陷于大苦，或做成器物受烘煮，或令其驮碑负重，以示镇压。雷台汉墓中，有八只石龟分别置于两具棺椁的四角，即是“镇压”的意思，表达了雷台汉墓主人对不肖子孙的忿忿之情，其情形无异于破口大骂。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是民族英雄，但被秦桧夫妇陷害，获“莫须有”之罪而死。岳坟遂以秦桧夫妇为辟邪，铸像于岳坟旁边，以示纪念。 现代的辟邪除了保留传统之外，种类更趋于多元。在我国东北，多以日本战刀为辟邪。一件品相好、工艺精、又见过血的日本战刀特别受到收藏家的青睐，市价每每过万。厅堂之上高高悬挂杀我同胞的日本战刀，以示永志不忘，表达了东北人的勇气和尚武精神。 2神兽辟邪 辟邪南方人称貔貅又名天禄。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龙头、马身、麟脚，形状似狮子，毛色灰白，会飞。貔貅凶猛威武，它在天上负责的巡视工作，阻止妖魔鬼怪、瘟疫疾病扰乱天庭。 古时候人们常也用貔貅来作为军队的称呼。它有嘴无肛门，能吞万物而从不泻，可招财聚宝，只进不出，神通特异。现在很多中国人配戴貔貅的玉制品正因如此。 汉魏玉辟邪 玉器上的辟邪，今所见最早作品为汉魏至南北朝物，现将此期的典型代表作分述如下： 迄今所知，汉代遗址和墓葬中曾出土三件玉辟邪，其中两件于1966年在陕西省咸阳市西汉渭陵遗址出土，一高25厘米，长58厘米，圆雕，作昂首前视，张口露齿，头顶中部有独角，颔下有须，尾垂于地，腹两侧有羽翅，表面保留一些原玉璞皮质色，呈挺胸伏卧状。另一件长7厘米，高54厘米，形式与前述一器同，亦为圆雕，唯形作直目前视，作捕物前的爬行状。玉辟邪的另一件出土品是1978年在陕西省宝鸡市一东汉墓出土，器较高大，计高185厘米，长18厘米，形式与前述西汉渭陵遗址出土的两件相似，唯背中有圆筒式插座，脑后有方筒形插座及首和身上阴刻圆圈纹、短平行线纹等略异。此外，除上述三件出土的玉辟邪外，另在东汉和魏晋南北朝墓中亦常见用琥珀、蜜蜡和石料制作的辟邪，亦见一些魏晋南北朝陵墓前雕塑辟邪兽作镇墓用。 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玉辟邪，今仍有一批早年出土或传世品，其中较精美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四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一件和一些散失传世品。上述各器形态与出土三件很接近，唯有的为双角，有的以纹图等形式琢饰在器皿上。其中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件辟邪式水呈尤特别，其上除整器是一双角辟邪且较大外，又于其胸腹间爬行两只小辟邪，后者或即其子。 从上述近十件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玉辟邪情况分析，知此期玉辟邪有如下一些情况和特征： ①此期之西汉陵区出土的两件玉辟邪，是迄今所知在科学考古发掘中最早遗物，说明以玉作辟邪形器，最晚在西汉中期已开始。 ②此期玉辟邪，其制作手法除一些以琢纹手法饰于器物上外，就主流而言，都是用圆雕法琢制，其器用主要有作镇邪、器座、实用器皿等三种之用。 ③此期玉辟邪尽管形式没有一件是相同的，但其共同特点很多，是综合狮子头和身，犀牛或双角兽之角，羊须、鸟翅、虎爪子一体之作，充分表现其凶猛超凡、神奇威武之势。 ④此期玉辟邪之所以有双角和单角之分，可能有两种原因：一种可能是代表不同的神兽，如有的古书记述，称双角者为辟邪，独角者为桃拨或天鹿、角端等。而有的书则与前述完全相左，把独角者称辟邪，而双角者为其它神兽。另一个可能是，独角或双角不是表现不同的神兽而是与此期的早晚所代有关，如本处所录各器中，一般年代较早者为独角，而年代较晚者为双角。因此，究竟何说为宜，唯待今后更多的科学资料来证实，在没有完全搞清其确切原因之前，此皆暂称为辟邪。 清代玉辟邪 玉辟邪，自唐代以后极少见，及至清代中期，特别在清乾隆年间，复以新的形式出现。如曾见清中期一件玉辟邪式器，以立雕加镂雕和浮雕，线刻而为，作子线和大小不同的三辟邪复合为一器。各辟邪皆双角，背有齿状凸脊，体光素无纹且无羽翅，头顶有双角，颔下有须，形如狮或虎，大小不等，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近似的辟邪，亦见用其形作一仿古器皿者。 综观清代辟邪，计有如下一些情况： ①此期玉辟邪之料，全部用和田优质玉料制作，表面讲求平滑的抛光，亦便于保存原玉璞皮色，但总体的神气，没有汉魏时期的古朴典雅和威武。 ②此期玉辟邪中的具体形态，凡前期的双角、羊须、猛兽身躯等都保留下来，是知它与前期是有延续和继承的关系。 ③此期玉辟邪亦有一明显的变化和差异，主要表现为极少见有独角者(按此期凡独角神兽，另称为"角端")，腹间无羽翅，背有齿状凸脊，蹄足等。 辟邪，神兽名，在汉唐及其后古籍常有关于其传说古事之载，原文摘录如下： 《十洲记》："聚窑洲有辟邪，天鹿。"《急就篇》："射魃"、辟邪，除群凶。"颜师古注："射魃、辟邪，皆神兽名。"关于辟邪的形状，说法不一，大多认为它是一种似狮、独角或双角，身有翅的兽，这与今所见六朝墓前之贴一幅 辟邪美图 欣赏 或辟邪 为我的2005年石辟邪之形是一致的，其作用，顾名思义，主要当然是辟邪祛凶。 辟邪是一种传说中的神兽，颜师古注<<急就篇>>云：「射鬾、辟邪，皆神兽名」，多同天禄，（又称天鹿）对举。<<十州记>>云：「聚窟州有辟邪天鹿」又宋欧阳修<<集古录>>一：「郑州南阳县北有汉宗室墓,通碑旁有两石兽,一曰天鹿（禄），一曰辟邪」，汉代是它们最受青睐的时期。看来天禄（鹿）与辟邪同为一神兽的化身。 在古时辟邪的天然主要任务是尽守护的责任，后世年节人们「总把新桃换旧符」，即源於此。固此，东汉时宫阙、陵墓神道等多置此物以镇之，汉代的神兽多有翼，造型相似，如辟邪、羽人、翼兽等都反映了东汉升仙思想的雕塑艺术的流露，在大唐之后，这种辟邪翼兽就此多见了，随之而来的是以狮为至的雕塑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