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22年，西汉使者到滇国（今云南省），滇王问汉使“汉孰与我大”。而当时汉朝皆以夜郎称呼西南各国，夜郎国因此得“夜郎自大”之名。从此“夜郎自大”就成了自以为是、骄傲自大者的代名词。实乃千古之冤。这里的夜郎到底指哪儿，史书并无详细记载。大诗人李白的诗句“随风直到夜郎西”中的夜郎又指哪儿？

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夜郎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度，作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它的人文价值正在为世人看重。一段时间以来，湖南、云南、贵州、四川等地都在抢“夜郎”。夜郎国究竟在哪里？ 夜郎国的历史，大致起于战国，至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前后约300年。之后古夜郎国神秘消失。这个古老的文明在史籍记载中留下了一团迷雾。赫章可乐“西南夷”墓葬群的考古发掘，为神秘的夜郎文化揭开了辉煌的一角。可乐距毕节赫章县城西58公里，这里具有乌蒙高原的旖旎风光，富饶的农林牧矿资源，绚丽多姿的民族风情，丰富的历史文化宝藏，被考古学家们称为贵州考古的圣地，夜郎文化的“殷墟”。它历史悠远、厚重，散发着浓郁而古老的文物气息；它神奇、魔幻，在历史长河中曾经显示过繁华而双悲壮地衰落沉没。可乐四周群山拱卫，中间为一坝子，乌江北源的麻腮河、可乐河于坝中交汇后向东流去，坝子周边属缓坡丘陵地起伏延伸至远方山麓，海拔1788米到1890米之间。在这起伏的缓丘陵地上，埋藏着成千上万座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的古墓葬，他们依山傍势，按地形组成14个群体，分布在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墓葬之密集，延续时代之长，实属贵州乃至西南地区之最。夜郎民族墓葬中随葬的器物如铜鼓、立耳铜釜、鼓型铜釜、铜扣饰、铜锄及铜戈、剑等兵器都具有鲜明而独特的地方文化风格，如云雷纹柄青铜剑，卷云纹柄铜柄铁剑，蛇头型柄青铜剑，无胡铜戈等均是典型的夜郎青铜文化的代表。到西汉晚期，夜郎民族墓葬中出土的有汉文化特点的铜釜、铜带钩、陶罐、铁剑等应是民族矛盾缓解，汉文化与夜郎文化相互影响与交流的产物，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汉文化与多种少数民族文化相互影响、交流、融洽、结合的历史现象。

中华文化是多元文化的复合体。当汉文化在中原大地崛起时，边疆也出现了多民族文化，“西南夷”便是其中之一。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志》中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西南夷在历史上泛指云贵高原与川西的古老民族，夜郎文化便是西南古老民族文化的代表。

据负责可乐墓葬考古发掘的贵州省博物馆研究员梁太鹤介绍，自1958年在赫章县可乐民族乡发现第一批出土文物以来，考古部门先后进行了9次发掘，但再次引起国家和考古界关注的还是2000年的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及历年调查有几方面值得重视，一是可乐墓葬分布面大，涉及范围达35平方公里以上；二是墓葬高密集中，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墓葬80多座，其中有不同时期的墓葬叠压在一起，为省内考古罕见；三是延续的时代长。战国、西汉、东汉时代都有大量的文物出现；四是反映的文化底蕴丰厚。出土的大量文物，反映了战国至秦汉时期独特的夜郎民族文化，以及秦汉时期的汉文化与夜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特点。

“可乐”以其独特而丰富的地域文化属性，荣获200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可乐遗址·古墓群，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以史书记载及考古成果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后，夜郎国在贵州已成为不争的史实，但夜郎国的都邑究竟在哪里？梁太鹤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可乐“西南夷””墓群的发掘，对探究古夜郎族属和地域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可乐，彝文古籍称为“柯洛倮姆”，意为“中央大城”，史志记作“柯乐”，后演变为“可乐”。今天杂居可乐的彝、苗、布依等少数民族中，彝族人最多。当地人说，彝族最先进入可乐，他们将这批“西南夷”墓葬叫做“莕人坟”或“莕人洞”。

一直生活在“柯洛倮姆”的百姓们，哪里想到他们捡回家去砌猪圈、盖茅厕的砖瓦，竟是秦砖汉瓦；那些从“莕人洞（坟）”挖出来，认为带有邪气而随手扔掉的坛坛罐罐，竟然是价值连城的国宝。今天，人们无不惊喜慨叹，贵州这片一直被视为蛮夷之地的土地上，竟然沉淀着厚重的古老文明。

宋世坤说，可乐地处滇、黔边界，交通发达。据文献记载，这里曾是进入贵州的彝族默部（黔西北彝族水西始祖）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

贵州何处是夜郎

夜郎国的疆域究竟有多大？有专家分析，夜郎在建邑可乐时，已发展到鼎盛时期。夜郎王为了扩展地域，先后在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多处建立城池，由于夜郎王在这些城池都有过短时间居住，便成了后人争夜郎古国的理由。

梁太鹤说，从可乐“西南夷”墓群看，只能说明可乐当时的繁荣，夜郎的都邑究竟在何处，疆域有多大，发掘才刚刚开始。除了可乐遗址外，在周边地区发掘的遗址中，还陆续出土一批夜郎时期地方特色的重要文物。

梁太鹤感慨地说，夜郎文化与周边发掘、研究成熟的巴蜀、滇、楚和南越文化相比，有着自己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但由于经费、人才紧缺等问题，使古夜郎文化的发掘、研究进展迟缓。

贵州考古和历史文化研究学家们因此殷切呼吁，希望各级政府进一步重视对夜郎历史文化发掘的力度，这不仅对贵州文化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为填补中华民族文化的完整。 夜郎古国沉睡“沅陵”

由中科院长沙土地构造研究所和湖南考古研究所人员组成的专家组对湖南沅陵窑头村一带的地质地貌进行了调查和测试，初步确认位于沅陵县城南窑头村的古遗址，就是秦代古黔中郡故城遗址。那40余座大型古墓中，大的墓穴规格为40米×40米，一般的在20米×15米左右，远远超过了当年震惊世界的长沙马王堆汉墓20米×17米的规格。

有专家认为在古墓没有开启前，尚无法完全确定窑头村就是古黔中郡郡城所在。

但古书记录表明，这一带的确就是古黔中郡中心地区所在。沅陵县古称辰州府，位于湖南省西北部，西有酉水河，沅水贯穿全境，构成大小910多条复杂的河汊水系。

历史上，这里就是文化昌盛之地。这一带在战国至汉代的数百年间，曾产生过史载的以“五溪蛮”苗人势力为主的夜郎古国，当地土著力量的辖区也大致和古黔中郡的治所范围重合。此发现有望揭开“夜郎文明中心之谜”。

沅陵考古专家夏湘军告诉记者，黔中郡辖现湘西沅水、澧水流域，鄂西清江流域，四川黔江流域、贵州东北部地区。沅陵与贵州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的，而沅水是大西南通往长江的必经之路，是兵家必争之地。传统上认为古夜郎主要在贵州境内，但是据史书记载，夜郎当时有10万精兵，这么庞大的队伍，需要一个广阔的领域来支持，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同时他又指出，唐代这里曾叫过“夜郎县”。据考证，大诗人李白的诗句“随君直到夜郎西”中“夜郎”的方位就在沅陵。 “竹崇拜”能道出夜郎古文明中心吗

熊宗仁所长告诉记者，据《后汉书》记载“有竹王者兴于遁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溪，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推之不肯去。闻有儿声，取持归，破之，得一男儿。

长养有才武，遂雄长夷狄，以竹为氏。”这是来自民间的传说，生动地反映了夜郎的建国经过。夜郎在西汉后期逐渐建立政权。而“竹崇拜”则成为夜郎的一种标志。

夜郎文明中心，当然与“竹崇拜”有紧密的联系。“贵州长顺县广顺镇”为古夜郎文明中心的说法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广顺坐落在天马山下，左有美女山，右有郎山、夜合山。金竹夜郎时的金竹夜郎王府就坐落于郎山、夜合山、摆脱山、金竹大坡怀抱中。当地老百姓称古城池为夜郎王府、旧府、竹王府、金王府等。贵州民族学院王子尧教授告诉记者，现场还可看到残墙断壁旧址。古城池内为2平方公里，是目前发现最大的金家遗屯。周围山峰环绕，仅有4个出口。内有2道城墙，分成内外城墙，用土石筑成，金氏族人长期居住。

郎山西侧山下有被官兵杀害的全族人的万人坑，东边南湖有箭厂及营地等。解放后民间在耕地时挖出的金剑、方印、青铜匙等多种文物，曾为村民所目睹，杜鹃湖在基建时也挖出多处古夜郎的坟墓，保存完好，均是历史的见证。

夜郎家族（金氏家族）自汉始祖夜郎王至今，完整的族谱还保存着。除前几年住镇宁的金氏家族为写延续的族谱取去一本外，现广顺还有金氏族谱。夜郎家族姓金是因夜郎侯曾指竹为姓，所以金竹夜郎后裔大都姓金。

据史书记载，永乐十一年第6任土司德珠病故后由长子金庸赴京承袭安抚使职，次子金鉴分袭后苑土司（今贵阳金筑镇），三子金铎分袭谷通土司（今罗甸）、四子金钧分袭扬义司（今福泉）。在当时社会里长子应掌管中心统治区，其他后裔分袭其他边疆之地，可见当时广顺是处于政治中心地位的。

夜郎县在今府治左右

著名学者莫友芝告诉记者，据清朝著名史学家郑珍认为，夜郎县在今府治左右。

古都城外东面1公里处的九龟下滩处还有大批集中安葬的古墓群。专家们认为整个古都城的布局与设置，都与史书记载的十分吻合。但此处是否是古夜郎的惟一都城，还有待进一步研考。 夜郎水运的起点是夜郎王国的首邑吗

熊宗仁说，贵州的牂牁江被中外专家誉为“夜郎都邑之乡”，木城郎岱古镇被誉为“夜郎国都前宫”，很多的学者都认为这里是夜郎国的首邑。牂牁江区境内的老王山原名叫郎山，因山崖上形似月牙般的月亮洞中埋有夜郎老王和王妃而得名。茅口九层山的来历，就与夜郎国兴起来的牂牁国都有关。相传，夜郎王希望选择有100座山峰的地方建都，因他看到牂牁江打铁关一带山峰重重叠叠，云遮雾绕，恰似大海的波涛，汹涌澎湃，非常有帝王基业气势，于是夜郎王站在中央山头上数山峰，数来数去只有99个，哪知他竟将脚下站着的一个漏数了，为此他只好非常遗憾地将夜郎国都建在美丽壮观、气势磅礴的牂牁江畔。

从这一带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奇特神秘的牂牁江、大补王寨、古驿道、古驿站、牂牁古国的女阴图腾、牂牁江畔硕大的王子坟、古烽火台、“文武官员到此下马”的古石碑，无不显示出夜郎王侯的气势和风度。

另外，茅口一带的老百姓发现的西汉时期的青铜酒杯、青铜手镯、银质针线盒，月亮洞中发掘的夜郎王、王妃遗骸和陪葬的陶釜都证明了茅口是夜郎古文明中心所在。茅口古镇的老百姓修房挖屋基时发掘了连片铺道路的大青砖。不难想象，如果茅口不是夜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中心，绝不会用在当时算是高档豪华的大青砖来铺道路。贺国鉴先生告诉记者夜郎王国的首邑也可从水道进行对照考察。

据《安顺府志》，月亮河在（今六枝）城北20里，流到安南（今晴隆）属而入茅口河。郎岱、镇宁、归化（今紫云）之西北，盖属夜郎。由此可得出郎岱即古之郎山，夜郎由此而得名。由此看来，夜郎国的首邑在今六枝特区月亮河流域，并根据“夜郎临牂牁江”的文献记载，茅口是夜郎水运的起点。

凭面相能认定夜郎王室后裔

据熊宗仁介绍，茅口的河塘城村有一支夜郎王室后裔。木城村坐落在雄山奇水之间，右傍老王山，左临牂牁江，依山傍水。这个村有100多户人家，村口有一棵千年石榕，密密匝匝裸露在地面的根须有8．5米长。

这里民风淳朴，好客热情，尤其是年轻的姑娘媳妇，端庄大方，言谈举止优雅得体。更令人惊奇的是，牂牁江一带属亚热带气候，海拔低，日照强，这一带的人们肤色黝黑，而惟有木城村的姑娘五官端正、粉脸桃腮，身段优美，长得十分漂亮。尤其是姑娘们柳眉杏眼，水灵动人，白玉般的牙齿和仙桃般的红唇再配上浅浅的酒窝，一颦一笑气度不凡，大显王室遗风。

旅游开发专家汪朝阳先生经多次实地考察认为，这里三面环山，惟有险峻的打铁关地势险要。牂牁江解决了古代水运和生产生活用水，两岸土地肥沃，盛产甘蔗、水果、蔬菜、花生，的确是利用天险屯兵建都的好地方。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牂牁江就是六枝的月亮河，从各方面情况看，这一带具有建立都邑的条件。再说这里的姑娘，长相气质与牂牁江其他地方的人大不一样，这可能是遗传基因和宫廷遗风形成的。这里的人可能是夜郎王室的后裔。

夜郎古都一直在变

贵州民族学院的王子尧教授告诉记者，从研究来看，夜郎的国都好像到处都是，除了沅陵、广顺、茅口等3个地方，牵涉到贵州省境的还有安顺、镇宁、关岭、贞丰、桐梓、贵阳、石阡、黄平、铜仁和云南省的宣威、沾益、曲靖，以及湖南省的麻阳等地方。于是有的学者就独辟蹊径，指出：既然在各地都发现有相关文物，证明该地为夜郎古都，这是否说明夜郎都邑处在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没有一个固定的地点。

王教授认为，夜郎国时期战争频繁，疆域不断变动，其国都也不可能长久地固定于一地，应该是不断变迁，经常变化的。

失落的文明——“夜郎”

我们所指的夜郎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战国秦汉时期的夜郎；二是指上溯与它有关的古柯，下延至夜郎灭国以后汉晋直至当今。

夜郎是我国秦汉时期在西南地区由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国家或曰部族联盟。西汉以前，夜郎国名，无文献可考。夜郎之名第一次问世，大约是在战国时期，楚襄王（公元前298年一前262年）派“将军庄跃溯沉水，出且兰（今贵州福并县），以伐夜郎王”，“且兰既克，夜郎又降。（常琼《华阳国志·南中志》）

这时，人们方知西南有一夜郎国。其存在的上限似难确定，下限则被认为是在汉成帝河平年间（约公元前27年）。这一年，夜郎王兴同胁迫周边22邑反叛汉王朝，被汉使陈立所杀，夜郎也随之被灭。这朵古代文明的奇葩尽管过早地凋谢了，而它的影响却历久不衰。

我们现在对于历史的了解，都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通过对各类古籍和古墓的研究而来的。大多数考古人员的工作就是对一些古墓的挖掘和古文物的研究。这些文物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在考古人员挖掘文物的时候都会小心翼翼，生怕会对文物造成毁灭性的伤害。有过一个特殊的例子，考古学家当时在对一个古墓进行挖掘的时候，挖到一半专家就马上叫停。这是因为，这个古墓竟然是这个专家的先祖之墓。

2016年的时候，湖南长沙的一条大道正在施工，在挖掘的时候突然挖到了一块硬硬的石板，打开这块石板就发现有一个很大的洞穴。于是引来了考古学家的注意。考古学家王文元发现这个古墓是一个大型的墓葬。在挖掘的过程中，就发现了这个墓葬的墓主竟然就是王文元的十世祖王世民，吓得王文元连忙阻止了考古人员的下一步挖掘。

王世民是康熙年间的一位松江知府，品级为官职四品，是一个很不错的官位。他的哥哥更是朝中大官，曾经是文渊阁的大学士。王文元的家族族谱上还有过记载，王氏家族在清朝算得上是名门望族，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大家族。他们挖的这个墓很有可能就是当时王氏家族的墓群，也就是王文元的祖坟。

这种规模的墓群完全可以被建立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最后也是因为这个墓群的发现才使得这个原有的施工计划发生了改变。

殷谦：《“曹操墓”的发现及其它 》――专家的质疑

曹操高陵得到考古确认,对此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其实发掘的这个墓并不一定就是曹操的墓,理由很简单,曹操一生狼顾狐疑,这在中国所有文献中都有记载。就算民间传说中的“七十二遗冢”是子虚乌有,就曹操此人多疑,加之掘人坟墓,作为征战一生的他又树敌过多,“奸哉瞒也!”他不可能就这么轻易地让别人挖出他的坟。

我对曹操葬于漳河河底深信不疑,这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包括野史、传说更是不胜枚举。最早看蒲松龄的《曹操冢》,就认为他写的“许城外有河水汹涌”,说的就是漳河。其中“崖下有深洞,中置转轮,轮上排利刃如霜”之句更是说明了曹操的多疑和奸诈,作为一代枭雄、名为魏王实为帝王的曹操,墓中设有机关才符合事实。说曹操“薄葬”更是无稽之谈,这对“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操来说,好像不是一个人。蒲松龄笔下的都是传说,但传说不一定都是不存在的,有传才有说,如果传说都是假的,那么真的东西就太少了。曹操厚葬与漳河底,遭后人破棺散骨,所殉金宝尽被取之,这一点有一天总会水落石出。而安阳今天所发现的“曹操冢”是假的,这是曹操妙葬自己的障眼法,也是“安身计”之一,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正说明了曹操善用计谋的本领。

考古者推出六大证据为曹操“验明正身”,其实这六大证据都站不住脚,墓是真墓,但里面的曹操是假的。这种“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汉魏墓葬不止这一个,不一定说的就是曹操墓。考古者的六大证据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从盗墓分子的手中追回的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这也不能说就是曹操的墓,毕竟是从外面获得的,而不是从里面直接发现的,说不定考古者也有打眼的时候,马未都先生就对此直言,怀疑其是赝品也不是没有可能。再说,看到那么多的石碑,上面都赫然刻着什么“魏武王常用”之类的字,太扎眼了,觉得不像是墓葬,倒像是曹操的博物馆。其余的五大证据皆根据文献记载推断,其实文献记载的也不一定就是真的,曹操不会愚蠢到“慕虚名而处实祸”,“下令”将他的葬身之地载入史册,等着盗墓贼去挖掘。

如果《三国志》也能算为正史,那么其中就有记载曹操的“令”言:“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这就说明,第一,当时已经很重视墓志了,而安阳的曹操墓并没有发现任何墓志。第二,曹操生前欲求“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那么死后,更为合理的是将自己完全隐匿,这才符合曹操的性格。考古学者所说的证据,还有一条甚是可疑,说根据“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的墓志记载,印证了魏武帝陵的具 置。这个鲁潜很有意思,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墓志里记载这么详细的关于曹操墓所在位置的数据他是为了给自己在死后见曹操提供方便还是怕在那个世界迷路而立的路标由此可见,“鲁潜墓志”就是曹操为死后“安身计”的一个障眼法,换句话说,这很可能就是曹操的疑冢之一,就是为了给盗墓者指一条看似合理又永远也找不到他的路。

曹操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这个所谓的“令”更是可疑,不是说怀疑这是否是曹操的令,而是怀疑曹操下此令的动机和目的,其中关于透露墓地的位置,准确详细到令一个普通人都无法相信的程度,何况是魏王曹操,试想一下,多疑奸诈的曹操会做出如此蠢事而事实上是,诸如“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魏墓很多,鲁潜墓就是其中之一。

其实《三国志》等史料都有可疑之处,就同一件事在《三国志》中有三种记载。关于曹操的死,民间传说:“太祖自汉中至洛阳,起建始殿,伐濯龙祠而树血出。”而在现在看来,等同于野史的《曹瞒传》曰:“王使工苏越徙美梨,掘之,根伤尽出血。越白状,王躬自视而恶之,以为不祥,还遂寝疾。”考古学家所说的曹操“薄葬”是有根据的,曹操“遗令”曰:“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这就是《曹瞒传》这本野史中的记载,据此而确定今所发掘的就是曹操墓,是不是有点不严肃而官方的《魏书》并没有提到曹操“伐濯龙祠而树血出”、“掘之,根伤尽出血”的事情,倒是对曹操美誉一番:“太祖自统御海内,芟夷群丑……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这么一个神人,怎么能不“因死设奇”而“变化如神”呢怎么能让别人盗掘他的坟墓《魏书》曰曹操“御军三十馀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而在曹操墓中却未发现一书一经,这难道不奇怪吗《魏书》曰曹操“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而在曹操墓中却不见一道防盗器械,这难道不更奇怪吗官方的《魏书》所说的曹操“常以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故预自制终亡衣服,四箧而已”,这都是此处无银三百的说法,就是明明告诉别人,魏王墓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无非几件破衣烂衫,你们不要盗。

如果考古就凭史料记载而给历史人物盖棺定论,这太荒唐了。纵观史书杂记,疑点重重,是真是假都很难定论,在这里我就不再举例赘述了。

有从事媒体工作的安阳好友对我说,河南方面出奇的重视, 举行了隆重的庆功会,敲锣打鼓,宴娱数日,尤其是组织发掘的考古专家更是欢忭鼓舞,评功摆好。我不觉得发掘祖坟是一件多么令人亢奋事,尽管是考古,也抹不去掘人祖坟的事实。对河南方面的欢腾,更是可恶,无非是与河北“争墓”之战得胜而已,又为自己夺得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各地诸如此类“夺墓”之争不遑枚举,其目的“单纯”到申请国家拨款,名曰保护或拯救文化遗产。这本来是好事,无可非议,但令人愤怒的是,这种“单纯”太 裸了,单纯到只问金钱,不问文化了。几年前,某地争到了“保护权”、“拯救权”,国家拨下来的钱也拿到手了,可这钱到哪里去了也说不清楚,该保护、拯救的“文化遗产”却还是一片狼扈。

考古为了什么学者说是历史学的需要,那就是说,考古就是为了了解历史真相。了解历史真相用不着去挖祖坟,谘经诹史足以让我们了解历史,但是,又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那就是掘人祖坟就是为了给历史真相提供有力佐证。如是说来,今人的尸骸在数千年或数百年之后,也会被后人发掘出来“考古”。考古的前身就是盗墓贼,死人财物的掠夺者,西方一些大盗为了名正言顺地盗掘,于是就披上了考古的外衣,一直到后来,太平盛世了,社会文明了,考古才逐渐体现出了它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中国也有了考古的专业机构。而在这之前的所谓考古,就是疯狂的盗掘敛财,否则,曹操可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最伟大最权威的“考古家”了。

既然考古意义重大,就应该严肃对待,考古是为了解历史,为今人以史为鉴,也就是说其根本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为了教育。当今已进入娱乐化得消费主义时代,“考古”已经结束了传统的超功利的考古,考古、历史文化遗产以及和人文教育相关的一切也随之面临着严峻的危机和严重的挑战。在很多地方, 专门邀请考古队前来“寻宝”,一旦发现“宝藏”, 会酬劳考古队,这已经是不是秘密的秘密了。殷谦认为,当今时代的考古以及它背后的文化、教育日益沦为牟利的工具和手段,沦为一种 裸的市场现象。据报道,某学校组织学生去一个历史博物馆参观,后来的调查结果显示,99%的学生对博物馆陈列品的历史意义毫无兴趣,倒是对其中的金玉器皿兴趣盎然,说到“宝贝”时,个个目光炯炯。很多去博物馆或去古迹参观的人,花钱买门票,就是为了一睹“宝贝”的璀璨,而对其历史知识不屑一闻。考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带来了什么从发掘历史到建设展览馆,最终变成了地方赚钱的旅游景点,这种唯利是图的“工具主义原则”,更大程度上造成一种颠倒的势利,导致了普遍的“庸俗化”和“庸人化”。

当考古由学术化逐渐倾向于市场化得时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灾难。

2009年12月29日于北京

传说当时中国还没有解放，在中国有一个叫做考克斯亨德烈，中文名叫做裘德考的洋传教士，在长沙的教会学校工作，是国民党时期随着当时的东进潮来中国的美国人之一。

这人自小就六根不清净，却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或许在美国人的经济观念里，文物也只是商品之一，能自由买卖，自然也可以出口，所以到了中国的第三年，他就偶尔做一些暗地里的文物走私活动，那一年他才19岁。

1949年长沙解放，国民党全面溃败，之后是1952年，教会开始退出中国，在中国滞留的很多美国人都开始回国，他也收到了教会的电报，让他在安全的时候返回。

扩展资料：

《盗墓笔记》可以说是一部风靡全国的盗墓题材的小说，这一部小说书写的东西非常的诡异神秘，但其中的内容都是取材于现实考古以及传说。如上古玉匣的原型就是汉代的金缕玉衣，秦岭神树就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总而言之，很多文物、古墓都是取自现实。

甚至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裘德考”的原型也是来自民国时期一位来华贩卖走私文物的美国人“考克斯”。此人在长沙盗走无数文物，其中一件名为“战国帛书”的古老文物如今已是美国人的国宝，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无疑是悲痛的。

众所周知，湖南长沙在考古挖掘马王堆汉墓时是邀请了非常多的“土夫子”前来帮忙的，出土了大量的帛书、帛画，但这都是汉代的文物。

而后，有参加马王堆汉墓的“土夫子”建议重新考古挖掘长沙子弹库战国墓，之所以叫“重新考古挖掘”是因为这座战国墓在民国时期曾被盗，而70年代再次考古挖出后，挖出了两件稀世国宝，分别是人物龙凤图以及人物御龙图。

这两幅战国时代的帛画堪称中国最古老的画卷，不过，考古家在1973年挖出这两件文物后丝毫没有高兴，反而非常的沮丧。这不是因为在考古过程中遇到什么变故，是因为考古家都想到了民国时代这一座古墓被盗的一件文物。

这件文物除了是中国最古老的帛书之外。还是中国最重要的战国文物之一，堪称战国时代的稀世国宝。可惜的是，因为盗墓，被《盗墓笔记》中裘德考的原型考克斯走私到美国，如今很难追回，已经成为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国宝级文物。

-裘德考

众所周知，时间并不会倒流，我们要想知道关于过去的历史，那么只有通过前人留下来的史书或者文物古迹来查看究竟。

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古书上所记载的事迹，因为古书虽然是根据历史事件来记录的，但我们却不能保证记录人在记录时不会加入主观因素，也不可能保证记录人没有被统治者要求更改事实，而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做出错误的判断。

比如在我们的认知里，秦朝之后就是汉朝，但是在2013年时，湖南出土了一枚竹简，竹简上面的内容就颠覆了我们的传统认知，其内容不禁让人怀疑在秦汉之间还存在有另外一个朝代。

2013年，某开发商正在益阳市赫山区三里桥铁铺岭社区兔子山施工，工人在施工过程中，无意之间发现了古代文物。该开发商上报情况之后，考古专家随即赶来查看，考察之后发现该遗址是三国之前的，这为考古学家研究益阳三国之前的历史非常有帮助。

经过考古学家们的抢救性发掘，一共发现了16口古井，古井的平均深度大约为9～10米，井中放有大量竹简。考古学家们挖掘了其中的11口古井，出土的竹简约有15000多枚。经过研究，考古学家发现这些竹简是益阳县衙署档案和公私文书，其内容涉及诸多方面，比如人口、赋税、土地以及律法等。

在这些竹简中，有一枚竹简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挖掘的八号井中有一枚竹简上面写有“张楚之岁”四个字，它的意思为“张楚时期”，即类似于我们通常称呼某一个时代的方式，比如“汉朝时期”。如果这是偶然出现的名词也不至于让考古学家们惊讶，但是除了在此竹简中见到这四个字外，大家在《五星占》中也发现了这四个字。

由此判断，“张楚”极有可能是一个政权的名字，但是倘若其为某一个政权，那么为什么有关它的记载这么少，甚至几乎没有呢？而且不论是在《史记》还是在《汉书》中，有关“张楚”的记录只是极为简略的介绍，并没有详细说明。

《史记》中是陈涉建立了“张楚政权”，其中“张楚”的含义为“张大楚国”。另外，楚在先前被秦所灭，记录为“楚已弛”，而陈涉建立大楚，则表示的是相反的意思，所以用“张”字，这里的“张”并不是一个姓氏。此外，陈涉吴广起义时，益阳也曾响应过他们，而且为了表示益阳与其站在统一战线，还沿用了“张楚纪年”，新发现的竹简也就是在那个时期被投入了古井之中。

在《史记》中，陈涉并不是楚国人，而是秦国人，《陈涉世家》中的陈胜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并没有什么大的背景，但是他却说出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样的豪言。其实陈涉当时虽然是农民身份，但是他也是落魄的小贵族，骨子里还有着宏大的理想。

陈涉有着优于常人的见识与胆魄，当时的百姓在秦朝的统治下，生活苦不堪言，赋税徭役太过繁重，就连陈涉自己也被严苛的秦朝律法所累，差一点丢了性命。

之后陈涉以“天下苦秦久也”的理由揭竿起义，号召大家推翻秦朝苛政，百姓们对秦朝统治早已心怀不满，所以陈涉发起反抗之后立刻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陈涉最初发起起义的地点是在之前的楚地，因此在之后建立政权时起年号为“张楚”。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可以推断陈涉建立的这个政权并不是楚国“复辟”，而是一个崭新的政权。

在“张楚”政权正式建立之后，当时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他们也打着“张楚”的旗号揭竿而起。历史中著名的反秦领导者，比如刘邦、项羽、彭越等人都是这个时候出现的，可见“张楚”的势力范围非常广泛。从这个角度出发，张楚确实可以称为一个王朝，毕竟这个政权被很多人承认和支持。

另外除了新出土的竹简中记载有“张楚之岁”外，考古学家们还在《五星占》中发现了“张楚”的年号，只是“张楚”政权存在时间非常短暂。尽管如此，陈涉在很多“反秦人”眼里，他还是一名勇敢者、还是一位英雄，其中刘邦就视他为榜样，在汉朝建立之后，刘邦还将陈涉封为“隐王”，可见其影响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