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五年，深秋八月，兖州官渡地界。这一年的北方，异常躁动，因为东汉末年最大的两位诸侯，在这一年夏天，开战了。曹操和袁绍这对总角之交，在背靠背各自扫平了正面战场后，终于翻脸了。

八月初，震动华夏、举世瞩目的官渡之战，正式打响。曹操驻兵中牟县西北的官渡，袁绍亲提十万机动兵力，从黎阳南渡黄河，在官渡以北与曹军相接。袁绍大军东西连营几十里，遮云蔽日，排山倒海，欲以雷霆万钧之势，无情碾压曹军，将曹操踏平在官渡。曹军这边，则寒碜得多，机动兵力不满万人，而且十分之二、三都是伤员。是的，曹操不得不用七千多人，对抗袁绍十万大军。

八月，袁绍连营稍前，东西数十里。曹操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曹操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袁绍进临官渡，起土山地道。

曹操当时的情况，实际只会更惨。其一，史料中的“曹操分营与袁绍相当”，说明曹操的七千多机动人马，甚至不能集中力量，而要分散防御袁绍东西数十里的连营。这样一来，曹军战斗力又要削弱。比如，当时程昱镇守的鄄城，守军就只有七百人。其二，曹军当时的军粮已几乎消耗殆尽，这一点比曹操的劣势兵力，更具有毁灭性。军队一日无粮，则立刻土崩瓦解。想想曹操和吕布争夺兖州时，因为饥荒而立即两相罢兵，就可知了。但后面的事，诸位知道，奇迹发生了。

曹操听了许攸的话，孤注一掷，亲自率领五千精兵，连夜奔袭袁绍的屯粮基地乌巢，在清晨六点，发动突袭。斩袁绍大将淳于琼，把乌巢烧掉，然后，回营，再然后，袁绍败了。

曹操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人夜往，会明至。曹操急击之，淳于琼退保营，遂攻之。张郃等闻淳于琼破，遂来降。袁绍众大溃。

东汉末年最大的一场战役，也是最离奇的一场胜利，就这样戛然而止。袁绍恐怕至死都不能明白，自己到底为何败得这样快。

官渡之战已历千年，但疑点迷雾向来重重。最大疑点是：曹操怎么就能以区区七千人，在阵地战中，挡住了、最终还打败了袁绍十万人？从任何角度看，这都匪夷所思。

如果还认为袁绍不如曹操——无论个人能力，还是其他方面——都是拜《三国演义》所赐。别的不说，仅公孙瓒这位袁绍劲敌，就抵得上曹操周边一圈子被他撂倒的诸侯之合——包括刘备——因为刘备当时整体实力很弱；也包括吕布。

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守之。

《孙子兵法·谋攻篇》这二十二个字，以袁绍当时的实力，随心所欲，想用哪个就用哪个。袁绍可以步步碾压，分兵围攻曹操的重要据点和城邑；袁绍可以正面强攻，可以不计伤员，不惜代价，不顾损失，和曹操硬杠死磕；袁绍可以稍用计谋——如曹操在白马和延津时做的一样——调虎离山，急行军，打回马枪，和曹操缠斗；袁绍还能就这么耗着，耗到双方都弹尽粮绝，看最后一口气，十万能不能吹过七千人；是的，袁绍甚至可以死守——如司马懿在雍凉和诸葛亮龟缩般死守——有什么了不起呢，最后赢，就是了。

袁绍竟然还是输了。

然而，一部失传千百年的神秘古籍，可以让当年的真相，大白于世。《魏晋世语》这部古籍，为晋朝史学家郭颁所著，但这部宝贵的历史资料，在历史的浪尘中，早已灰飞烟灭，不知何所了。幸运的是，我们能从裴松之对三国志做注时所引用的众多古籍资料中，一窥这部失传千年古籍的风采。

这部古籍有一段残言，保留了下来：公与绍相持，公时有马六百余匹。意思是：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曹操当时有六百多匹马。

对比陈寿《三国志》，我们在《钟繇传》里找到一条对应信息：太祖在官渡，与袁绍相持，繇送马二千余匹以给军。

钟繇当时在司隶，曹操命他镇关中。《钟繇传》说，他曾在曹操与袁绍相持官渡时，送马两千匹支援曹操，而《魏晋世语》却说当时曹操只有六百多匹马。

请问，钟繇支援曹操的马，哪去了？

古人作史，多引前著，陈寿写《三国志》，即是如此，则《魏晋世语》这则信息，可以肯定是来自曹魏时期的史料，具体哪一本，现在已不可考了，但很可能是王沈的《魏书》或鱼篆的《魏略》。而且这条史料，《三国志》是没有记载的。

《魏晋世语》这条残存史料的价值在于：它证明了陈寿记载官渡之战这部分内容时，据以引用的曹魏官修史料，水分很大。

那曹军当时的兵力到底多少？曹魏官修史料，将“两千匹”马，压缩为“六百匹”马，压缩了三倍有余。我们是否可以对应此比例，推算出曹军当时的机动兵力总数，约为七千多人的三倍，即大约不到两万五千人？

裴松之针对这一问题，曾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讨论：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绍为屯数十里，公能分营与相当，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绍若有十倍之众，理应当悉力围守，使出入断绝，而公使徐晃等击其运车，公又自出击淳于琼等，扬旌往还，曾无抵阂，明绍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

首先，袁绍东西连营几十里，曹操还能“分营”与袁绍抗衡，说明曹操的兵力不可能只有七八千人。曹操如果只有这么点人，那他分营几十里与袁绍相抗，则每一处据点，兵力最多不过几百人。这就荒唐了，袁绍随便派出几千兵力，就能分分钟把曹军灭掉，即便如程昱这位被曹操赞为“勇气胜过孟贲和夏育”的存在，领兵七百据守鄄城，袁绍难道攻不下来？

第二，袁绍有十万多人，如果曹操只有七八千人，袁绍理应围攻，断绝曹军粮道水源，但曹操尚能让徐晃出兵，袭击袁绍粮草辎重车辆，还能自带五千精兵，偷袭乌巢。请问，曹操还守不守官渡大营了？张郃又是如何败的？

第三，诸位知道，袁绍败后，曹操坑杀了七八万袁绍兵卒，如果曹操只有七八千人，即便他全部用上，怎么可能控制住七八万人？如果您想起白起，您要知道，白起坑杀的那四十万人的水分更大，而且其中还不知有多少是老百姓。

曹操收编青州黄巾精锐，至少得几万人。后来在兖州和吕布交战，因为饥荒削了一部分兵。但之后曹操又经历了一系列征伐战争：击吕布，打刘备，围黑山，等等，历经的战役数不胜数。而且，曹操拿下豫州，迁都许县后，大兴屯田，一年得谷一百万斛，从这些分析推测，曹操在兖州裁军后，不可能不征兵。估计官渡之战时，曹军兵力至少在三万人到四万人之间，还可能更多。

众所周知，晋承魏统，陈寿作为晋朝官方修史人员，他是尊崇魏武的。那他在编写史书时，必然要在细微处抬举曹操，又怎么敢在史书中将曹操这么出世的“大捷”，掰回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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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部典籍，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同时，《尚书》也是一部非常复杂的经典，研究《尚书》的学问，叫“尚书学”，是一个非常专门、非常庞大的学问。古往今来，不知多少学者为之皓首穷经，相关的著作也是汗牛充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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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雀山汉墓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市区银雀山西南麓，是全国规模较大的古代墓群之一，以西汉墓葬为主，兼有战国至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墓葬群。该墓葬群于1964年被发现，1972年至1986年先后发掘一百余座墓葬，大多是西汉前期墓葬。

银雀山汉墓出土有竹简、漆木器、陶器、铜器和钱币等，以竹简最为珍贵。考古人员在古墓群发现的大量竹简，其中有中国古代四大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和《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相狗经》《曹氏阴阳》等先秦古籍。尤其是失传1700多年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震惊海内外，《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

银雀山汉墓群出土的这批珍贵竹简为研究中国先秦和汉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文学、音训、简册、历法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兵书有4000多部，而产生于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被世界公认为最出色的一部，然而，它的作者是谁，学者们争吵了一千多年。汉墓中出土失传1700多年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解开了历史上孙子和孙膑是否一人、其兵书是一部还是两部的千古之谜。汉简出土名扬四海，震惊中外，甚至与“马王堆”“兵马俑”齐名，被列为“新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但银雀山汉墓竹简所载史实与传世史籍有不同之处，如《史记·孙武吴起列传》记载齐魏桂陵之役比较详细，但根本未提及庞涓。至十三年之后马陵之役，方谓庞涓自杀，魏惠王的太子申被俘。简本《孙膑兵法·禽庞涓》谓孙膑擒庞涓于桂陵，与《史记》显然矛盾。从已有材料来看，孙膑擒庞涓确有可能在桂陵而不在马陵。

银雀山还有紧挨旁边的金雀山就是谜团组成。原来山体均呈红色，旧时总称赤石山，赤石山什么时候才开满金雀花和银雀花？为什么近在咫尺的两座小山岗却有两种相近的植物开着不同颜色的花朵？金雀和银雀花遍布大半个中国，为什么临沂唯独在这两座山岗上才能看到？是人为栽种，还是天然形成？

“金雀花”和“银雀花”，除了颜色有区别（金雀花和银雀花初开时都是**，但后期金雀花呈现红色，而银雀花则逐渐褪色成白色)外，形状也有差异(金雀花和银雀花从正面看都呈中轴线对称形，金雀花在中轴线上有一条凹陷槽线，而银雀花则无)，它们都像一只只振翅飞翔的小雀。

发现的一号墓和二号墓，墓主人到底姓啥名谁？他们是夫妻，还是相差百年素昧平生的陌路？一号墓的主人为什么要以兵法殉葬？二号墓主人为什么要把《汉元光元年历谱》竹简带进阴间？《汉元光元年历谱》是我国考古史上发现的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古代年历，所记的朔晦干支，订正了自宋《资治通鉴目录》以来有关诸书的错误，难道他或者她和历法有什么瓜葛因由？

在那个时代考古发掘，出土的竹简自然会受到损坏，据说损坏的数量很是可观，这是时代造成的先天不良，不能怪罪在任何一个人的头上，但有一个问题也随之提出，既然损坏了那么多竹简，《孙子兵法》就仅仅只有短短的十三篇？

金雀山和银雀山是巨大的汉墓群，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为后世留下了什么？结合我们本地出土的众多的汉画像石，在汉代时，我们这里该是怎样的一番胜景？

到底是谁第一个发现了银雀山汉墓中的竹简？这个问题在竹简问世的前30年就不是什么谜，但随着人们对竹简汉墓的重视，特别是随着一些当事人的离去，原本清晰的历史现场变得扑朔迷离。

而在一号墓出土的两个耳杯底部刻有隶书“司马”二字，刻工较粗，据考古人员分析，应该为墓主人的姓氏，而非官衔。因为按照一般习惯，不会把官衔随意刻在器物上。但是从墓葬出土的大批兵书来看，可以肯定墓主人是一位关心兵法或与军事有关的人物。二号墓出土的陶罐肩部刻有“召氏十斗”四个字，“召氏”或是墓主人姓氏，但从1951年湖南长沙西汉刘骄墓出土署有“杨主家般”四字漆盘的情况看来，也可能是赠送人的姓氏。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墓葬距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的“焚书”，不算太远，而这座墓的随葬器物里，竟这么集中地保存下来了一批先秦典籍，却唯独不见儒家经典残简断片，难道这仅仅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吗？秦始皇所焚的究竟是些什么书？这些竹简，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