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是珍贵的文献资料，是史学研究中基本的史料形式之一，是研究古史的第一手资料。

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指从古时传抄递印下来的文献，一般来说就是各种古籍；出土文献指的是通过地下发掘得到的各类文献，属于考古文物的范围。

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并不那么泾渭分明，出土文献经历一段时间后必然要变成传世文献的一部分。传世文献，就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如《赫拉克勒斯之盾笺释》，汉译本来自Pelay编写的《赫西俄德的叙事诗》中的希腊文部分，而Pelay编写的这本书，底稿是流传下来的古老手抄本。

具体区别：

传世文献常有多版本可以互证，比如说慕尼黑版本、牛津版本等等，多是中世纪的传世抄卷。而出土文献分广义狭义，广义的出土文献是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的，即考古发掘出土的文字材料，都可叫做出土文献。狭义的概念，一般是指出土的书籍。

例如这条旧闻《希腊考古引发人们对荷马史诗之谜的新关注》，讲2018年在希腊奥林匹亚出土了一块泥土版，是公元三世纪前的文物，上面雕刻着《奥德赛》中的十三行诗句，号称在希腊境内发现的目前最早的荷马史诗文字记录，这就是典型的出土文献。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亦称《古文纪年》《汲冢纪年》，于西晋咸宁五年（279年），被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的墓葬发现。

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竹书纪年》与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系年》相类。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说：“《竹书纪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问题上有其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

《竹书纪年》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为止。

现存《竹书纪年》分为“古本”和“今本”两个体系。“古本”为辑佚本,其纪事起于夏代,终于公元前299 年,无规整的体例。“今本”纪事起于黄帝,终于周隐王二十年( 前296) ,有较为完整的体例。 

《竹书纪年》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但它在宋时历经了佚散后又重新收集整理的过程，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可信度和史料价值。此书开篇是以君主纪年为纲目，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

参考资料：

两次发掘的汉简，多为木简，竹简极少，乃因西北少竹之故。木简长度为汉尺1尺（231厘米）。简牍形式与文种：有简（唐代孔颖达解释为：“简之所容，一行字耳。”）；牍（孔释：“牍乃方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检（覆盖在简牍正文外的表皮，如今曰信封）；符（木制的通行证、身份证或相当于今日之护照）；棨（出入关津用的凭证，亦称“棨信”，在肩水金关遗址发掘，为21×16厘米的红色织物，上写“张掖都尉棨信”，其文字为鸟虫书。）；签（亦称“遣策”，坟墓内随葬品的清单或目录）；多棱之觚（在一块方木的四面写字）；两行（加大宽度的木牍）；削衣（将木牍上错字削下来的木片）等等。还有其字体有小篆、隶书、章草。

这批简牍的形式，有的以前只在古籍文献中有记载，如“检”，此次人们首次见到实物，方知在“检”上还写有收件人的姓名、地址。如发掘出一“甲渠侯官”检，中间一行是收信人官职“甲渠官”，右侧“高弘”乃封信人姓名，左侧小字写上何时到达，收到信后在简侧签名。“检”下端有一凹处，用以绑上细绳，绳之结头封上泥，泥上盖钤记，别人则不便私拆了。因阳文印章盖在泥上，字成阴文，不明显，易仿造，因而纸张发明前，简版泥封多用阴文印章，用阳文印章乃发明纸张之后的事。从发掘的“检”中可知汉代公私信件以这种方式传递，进而还可了解汉代公文和邮传制度。

1972年重点对怀疑是甲渠侯官的“档案室”遗址挖掘，在此出土了从王莽天凤元年（14年）到东汉建武元年（25年）的各种簿籍70余册，每个簿册以二道或三道绳索编缀，缀以红线的多属于王莽时期，为简牍的断代提供了依据。在此“档案室”内还发掘出各种简牍900余枚。在北、东、南三面出土的简牍多为昭帝、宣帝时代的，西北部多为元帝、成帝时代的，西部为王莽时代的，说明在“档案室”内的简牍是按形成时期分类保存的。其文种还有律令、檄文、符券、匡方、日历等等。

就发掘的居延汉简之内容而言，更是丰富多彩，有记载政策汉令（如兵制和屯田制度）和重要事件的、有官吏任命书及侯官组织、有追捕亡人的通缉令、有边境备警的通知、有烽燧制度及烽火信号的规定，还有一些抄写的残简，如《算术书》、《九九术》、药方、《卷颉篇》等等，反映了汉代科技文化知识之普及。

汉代最伟大的科技成就，莫过于继承秦朝，大力修筑长城，秦汉修长城资料，现存极少，但在居延汉简中却有充分的记载。后人经常疑问，在西北荒凉的不毛之地，如何大规模筑城？居延汉简的记载解答了这个问题，秦汉以屯田、徙民来实现筑城、戍边的任务。有一枚居延汉简记载了屯田情况：“元康四年（前62年）二月己未朔乙亥，使护鄯善以西校尉吉、付卫司马富昌、承庆、都尉寅重郎”，这枚木简讲的是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设立了西域都护，以管理当时西域50个属国的行政事务和屯田，自此西域屯田大发展。

还有的木简写有“……诣居延为田，谨诣故吏，孝里大夫……”。是说派一个有经验的官吏孝里大夫到居延管理屯田。“徐子禹自言家居延西第五辟，用田作为事。”“……郡阳槐里景，家居第五辟……”。“田舍再宿，又七月中私归遮虏田舍一宿”等等。可知居延有“田作”所居之“辟”若干、有田舍若干、城里有里居，由孝里大夫这样级别的官吏来管理，可见居延在西汉是屯田、实边的战略要地。

居延汉简还详细记载了发现敌情时，如何发挥长城要塞烽火台的作用。1974年在甲渠侯官遗址出土了《塞上烽火品约》木简17枚。“品约”是汉代的一种文书形式，用于同级衙署之间签订或互相往来的文书。《塞上烽火品约》是居延都尉下属的殄北、甲渠、三十三井这三个要塞（即“鄣”）共同订立的联防公约，反映了发现敌情时，长城各要塞应如何点烽火以传递消息，无疑这对于研究长城御敌详情，弥足珍贵。

《塞上烽火品约》第九条：“匈奴人入塞，守亭鄣，不得燔薪者，旁亭可举烽、燔薪，以次和如品”。是说如果匈奴人攻来，守要塞者来不及燃薪，或被围困而无法燃薪，邻近的烽火台有义务点燃自己的薪火。

《品约》第十条：“若误，亟下烽灭火，侯尉史以檄驰言府。”若万一信号有误，立即“下烽灭火”，由侯官的尉史将书面报告驰报都尉府。

《品约》第十四条：“匈奴人即入塞，千骑以上，举烽，燔二积薪；其攻亭鄣坞，□□□举烽，燔二积薪，和如品。”匈奴来犯，（不满千骑，只烧一积薪；超过一千人，烧二积薪；两千人以上，烧三积薪）。其他烽火台以火势大小判断来敌之数。

《品约》第十六条：“匈奴人入塞，天大风，风及降雨，不举燃者，亟传檄告入，走马驰□以夜，急疾□□□。”匈奴入侵，天气恶劣，无法点薪，则应立即写书面报告驰送上司。

上述几枚木简的内容，形象描绘出长城要塞，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生动画面。

甘肃武威磨嘴子，两千年前，最早的汉墨孑遗 如今的书家，多不重视墨！何故？皆因墨来之容易。一瓶三十元的墨汁，就可尽情挥洒数纸。在古代，墨不易得。好墨，更是寸墨寸金。 如此来看，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汉代丸墨，其价值就无法估量了！它是现存最古老的墨之一，是汉墨孑遗。为我们揭开了汉代的制墨工艺。 1先民最早掌握色彩 对色彩的使用，标志着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比较高的阶段。先民们较早掌握的两种色彩，要算黑色和红色。这一点，从距今八千年前后，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彩陶上能看到。 先民们绘制彩陶图案的色彩，多用红黑两色。这两种色彩，也是先民最容易获得的颜色。 黑色源自于炭黑，可以是烧黑树枝，可以是烧火熏出来黑色。故此，在小篆中黑色字形，上面是古「 ”囱”字，即烟囱；下面是「 ”炎”(火)字，表示焚烧出烟之盛，合起来表示烟火熏黑之意。东汉许慎《说文》中说：黑，火所熏之色也。 红色的来源又有所不同，似乎比黑色的来源更多一点。红色可以是红色砂岩，也可红土，也可以是血，人血或者动物的血等等。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先民们对红黑两色掌握，也从简单，容易获得的物质，逐渐固定到矿物中，其中黑色来自天然石墨，红色来自丹砂，丹砂也叫朱砂。 先民们用红黑两色，在彩陶上绘制出精美的图案，表达着他们审美，记述他们收获，展现他们的崇拜。可以这样说，对于黑色使用，至少已经延续了八千年之久。 2殷商时期出现墨 那么，墨究竟是何时出现的呢？ 墨，由来已久。上古写字多用竹挺点漆而书。但在殷商时就有墨了。春秋战国，大篆流行，墨使用范围逐步扩大，有关墨的词语也多了。不过依旧是石墨磨而书之。石墨，其实是指画眉石。到秦汉之际，墨才渐渐出现。 现存最早的墨，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4号秦墓。这是一块圆柱状的墨，直径12厘米，高12厘米。研究者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人工松烟墨。 从这个墨的形状看，当时墨已经能够大量生产了。 在秦汉时期，墨的加工成型，还没有采用模型，而是采用了后世制作中药丸的方法，加工成丸。古籍中多有丸墨，墨丸之类的词句出现。究其原因，当时墨的颗粒比较粗，似乎掺入的胶也不好，比较松散。到了东汉时期，墨的加工工艺有了突破，逐渐出现了用模具压制的墨锭。 3武威出土的汉墨 甘肃境内出土过多枚丸墨。尤其以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的汉代丸墨最有代表性。 这块丸墨，高45厘米，底径28厘米。算是汉墨的孑遗。略近圆柱体，顶部渐收分为圆弧，底平，似细一点的小馒头，一头大，一头小，有磨用过的痕迹。显然，人们用捏着大头，用小头研磨。墨色乌黑透亮。汉墨的基本原料一般采用松烟或桐油烟，故而墨性浓黑光洁，是现存最早的块状合成墨之一，为汉墨中所罕见。为认识墨的源流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汉代的制墨，比先秦时期，有非常大的飞跃。也是一个转折时期，在此之前，墨的主要来源是石墨。这时，制墨的主要原材料，逐渐转向松树，也就今天人们所说的松烟墨。不过，石墨也延续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到了汉末，曹操修筑铜雀台中还藏有大量石墨。 西汉时期，陕西千阳的制墨已经名重一时，为汉王朝办公墨的主要产地。当时，「 ”尚书令、仆、丞、郎，月赐隃糜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隃糜即今陕西千阳。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人们讲究百里不贩运，从考古资料来看，陕西、甘肃、河南、山西、山东、湖北、湖南、广东等地均出土过墨。可见，各地都能生产墨。 武威磨嘴子出的汉墨，有可能就是武威当地生产的，而且也形成一定规模的墨丸销售市场。《汉书》中提到，当时有人，拿着公款去购买时令水果，谁知他却购买了墨。可见，墨的制作销售，基本上在市场中普及了。 4汉墨从中原传向西域 东汉中期以后，墨的制作逐渐采用了模具。 三国魏晋时，皇象论墨，已有多胶黝黑的说法，魏有韦诞， 晋有张金， 均以制墨著名于当时。卫夫人《笔阵图》曰：「 ”墨取庐山之松烟，代郡之鹿胶，十年已上强如石者为之。”墨丸造型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螺子墨。唐时，祖敏以制墨而闻名。至南唐， 李廷珪父子制墨，墨锭大成。宋时出现了香料金箔入墨。此时，墨已至尽善尽美境地。以后，制墨名家不断，元有十余人，明有百余人。 甘肃酒泉的魏晋时期的墓葬中，也出土过墨。有人记述：「 ”西域僧书，言彼国无砚、笔、纸，但有好墨……人们认为，墨逐渐从中原地带向西传播。 有墨，就有收藏。老墨，研后而写，墨色光亮，阳光照下，泛紫色。宋代司马光无所嗜好，独蓄墨数百两，好之成癖。可惜，不知他藏墨的最后归宿了。老墨价格也不低，1930年前后，用漆盒装的康熙吴守默玉堂墨，八锭，价值八百大洋。便宜的康熙曹素功千秋光墨一盒也要四百元。 5墨书写的汉简寸土不丢 武威是河西走廊东端重镇。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春，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万骑，长途奔袭河西走廊浑邪王和休屠王，汉军「 ”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捷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天，汉武帝又命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乘胜从北地郡再次出兵河西，此次「 ”捷首虏三万二百，获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这一战役，匈奴彻底退出河西地区的关键。 西汉踞有河西之后，打通了连接西域的丝绸之路，隔绝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络，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 汉王朝为控制西域，守卫河西走廊，在这里修筑了规模宏大的汉长城。河西走廊的汉长城东起令居，西达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北到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形成了钉子形的防御体系。 为守卫河西走廊，汉武帝下令大量移民实边，移民的主要是「 ”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抱怨过当……”据记载，西汉 ，先后五次大规模移民河西走廊，到西汉末年，在河西走廊的徙民和戍卒数量猛增到50万。 大批戍边将士，生活在这块地方，扎根落户，成为河西走廊的开发者和守卫者 。们留下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展现着大汉王朝崛起时张力。 武威磨嘴子汉墓群位于武威南15公里的祁连山下，杂木河西岸。这是一处高处河岸的黄土地台，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200米。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这里先后多次发现汉墓，出土了陶器、木器、漆器、铜器、铁器、简牍、鸠杖等等。这些器物见证了汉代，河西走廊戍边将士们的生活。 墨，从土，从黑。土不可丢。据说，张大帅曾给一东洋人，题字，最后落款「 ”张作霖手黑”。别人说写错了。大帅却言，这叫寸土不可丢。 武威市磨嘴子汉墓出土的随葬丸墨，就是当时戍边将士，书写公文，家书所用的残墨。也是那个年代，大汉王朝开疆拓土，昂扬向上的见证。 ​ 王文元原创作品 请关注 请转发 版权已保护，谢绝转载， 盗用必究！

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有一部充满神秘色彩的《竹书纪年》。《竹书纪年》是西晋时从古墓中发现的一部先秦纪年体史书。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十月汲郡汲县(今河南汲县)的一座战国时魏王的墓被盗,墓中沉睡了五百多年的一批古书得以重见天日。这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据说整整装了几十年。晋武帝对这一发现十分重视,命令将墓中出土的全部文物“藏于秘府”。

两年后,西晋朝廷征调了一批当时著名学者,对这批竹简古加以校读整理并将它们由古文改写为当时通行的隶书字体。

这批竹简是什么样子呢

据有关资料,竹简用素竹编联成册,每长度约为晋尺二尺,当战古尺二尺四寸,一简四十字,分为两行,每行二十字,用黑漆书写。简上文字为战国古文,即篆书，人们习称为科斗文。这种文字在秦统一后即已废弃,到了晋代、在当时人们看来简直茫光然若天书,且由于盗墓者的破坏,灯简散乱不全,所以整理起来十分困难。学者们整整花费了二十年时间,才大体整理完毕,计编校出古书十六种七十五篇,包括传世的《易经》《国语》等。

其中尤使人注目的是十三篇编年体史书,记载了夏、商、周、三代史事,西周灭亡后,即接晋国纪年,至战国三家分晋后,又用魏国纪年至

“今王二十年而止”,

所谓今据推算为魏襄王,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99年。令人惊异的是,这部书记述的许多史事与儒家经典所言截然相反,如太甲杀伊尹,文王杀季历、幽王被逐等。以幽王时史事为例,史书称周、召二相共和，竹年称是共伯和执政,孰是孰非,这就在当时学术界中引起轩然大波,至今仍未得出定论。

唐代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统治地位加强,与儒家经典不合的《竹书纪年》,为世人所漠视,经唐末五代战乱,到宋代仅剩残本三卷,约在宋末元初,连残本也流失了。

后代又出现了今本和古本。

今本是元末明清以来的通行本里混入了某些其它古书的内容。一些学者鉴于此,从古书中汇辑出竹书纪年的佚文,即竹书纪年的“古本”。古本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订正和补充一些史籍的失误和遗漏。如《史记》记战国自田成子杀简公自立为齐王,至秦灭齐,共历十世。但《纪年》则记为十二世,与《庄子·肤箧》

“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

的记载是一致的,纪年的记载是正确的。

其记越王朱句名，《史记》中不见。传世的与新发现的两柄越王州句剑铭文有

“越王州句自作自剑”

说明历史上确存在过一位名闩“朱句”的越王。又是《竹书纪年》的记载正确。

再如《尚书·无逸》篇提到商王中宗。《史记》认为中宗为太戊,《竹书纪年》则称“

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

殷墟卜辞出土后，人们发现甲骨文中有“中宗祖乙”四字连文,证实了纪年记载的正确性。

而今本竹书纪年,经著名学者王国维考证,为后人重编,有许多作伪的东西。

关于《竹书纪年》至今还有不少没有解开的谜。

其一、《竹书纪年》是不是晋之《乘》？

《孟子》曾提到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秦焚书坑儒后,除鲁之《春秋》外,其他诸侯国的史书差不多都失传了。那么《竹书纪年》按其用晋国纪年,是否与晋之乘有关系呢历代史学家就持有这一看法,并为许多学者赞同,但这仅是推测,无直接证据。

其二,所谓今本《竹书纪年》,究竟哪些为原文

哪些是混入的他书,仍然没有完全弄楚。

所以史学家没有绝对把握,是不会随引用今本《竹书纪年》的。

中国是一个自古以来就特别关注天文的国家，《周易》写到：“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说明在很久的时候中国人就开始研究天文了。实际上远在更为久远的尧帝时期，中国就已经开始了，《尚书·尧典》记载到：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

不过这些天文学大多是以偏文学性的表述，期间还加有一些神秘主义，由于这些天文学知识跟生产实践和“王权”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一种难以理解的高深莫测，很多人并不承认那时候中国天文学的发展，认为这些只是“迷信”而已。直到湖南古墓当中发现了一本千年奇书，经过研究，让全世界都对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产生了惊讶，西方专家直呼：这不可能！

湖南的马王堆汉墓，是大家周所周知的一座著名古墓。1972年到1974年，考古专家在这里先后发掘了3座西汉时期的古墓，这座古墓发掘出了许多震惊世界的文物成果，比如著名的马王堆女尸，孤本《战国纵横家》，还有《养生方》，这些都是曾经不曾有发现过的，为研究我国古代的文化、科学、技术提供了充分的一手资料。

不为人知的是，在马王堆当中还发现了一本算命的奇书，叫做《五星占》。对于未知和命运的研究，是人类亘古以来的追求和向往，古人也不例外。古代占卜有多种方式，比如用草作为媒介占卜，用龟壳作为媒介占卜，以牛角为媒介进行占卜等等。占卜它本身是一件迷信活动，但是占卜牵涉到的许多知识却是有着科学价值的。

比如这本8000字左右的《五星占》，1973年底考古学家从马王堆墓里发现，它被写在了布帛上，所以也称《马王堆帛书五星占》。《五星占》虽然名义上是一本用来算命的占卜书，但是它的主要内容却是依托天文而展开的，所以我们又可以称它是一本天文学著作。《五星占》记载的古代天文学知识完全超出了现代人对古代天文学知识水平的理解。

《五星占》给出的金星会合周期为5844天，比如今测量的数值只大了048日，误差仅仅万分之几而已；《五星占》给出的木星会合周期为377天，比起现在来的数据也只差了1天左右；同时它给出的恒星周期为30年，比如现在的观测值2946年也只差了054年。这些数据无论是相对古代还是相对近代都是让人震惊的，因为西方同样的研究达到这样的精度远远晚《五星占》的成书时期。所以西方专家直呼：这不可能！

不仅如此，《五星占》还大量的记载了和当时的史实相关的天文学现象，为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现象和科学水平都提供了大量的证据。书中记载了从秦始皇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46年）到汉文帝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77年）70年的木星、土星、金星运行位置，并且用列表的方式对之进行详细的记录。可见当时人对科学研究的执着，朝代换代了2次（周朝变为秦朝，秦朝变为汉朝），而这项科学研究却并没有停止，真是为古人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感到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