磬是古代一种打击乐器，最早用于先民的乐舞活动，后来专为历代帝王宫廷、达官贵族的殿堂宴享、宗宙祭祀、朝聘礼仪活动演奏，成为象征其身份地位的“礼器”。唐华原磬就是这样一种宫廷乐器，它采用铜川市耀州区磬玉山的磬玉精心制作。唐代耀州区属京兆华原县，故名华原磬。华原磬是铜川先民对中华文明的一大贡献。传世的国宝真品唐华原磬现藏日本国奈良市，是中华瑰宝。

古籍中对于华原磬的记载不多，人们对于华原磬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两位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和元稹的诗作《华原磬并序》，这也是最早的文字记载，一般以为华原磬创制于唐代天宝年间，依据的就是这两则记载。元稹的记载很简单，只“天宝中始废泗滨石，用华原石”数字，而白居易的记载稍详，谓“天宝中始废泗滨石，用华原石代之。询之磬人，则曰，‘故老云，泗滨石磬下调之不能和，用华原石考之，乃和’，遂不改。”另一大诗人李绅也曾有诗传华原磬，但《全唐诗》录李绅诗中未曾发现。李绅有很多诗作亡佚，他著名的悯农诗作有三首，就亡佚了一首，华原磬诗当也在亡佚之列。唐人郑启有笔记《开天传信录》，记载开元、天宝年间轶闻，有“太真妃(杨贵妃)最善于击磬，拊搏之音，泠泠然新声，虽太常梨园之能人，莫能如也”。杨贵妃是天宝四年进宫封为贵妃的，故其所击之磬，当是华原磬。

细审有限的文字记载，从白居易的“故老云”可以推想华原磬应该早于天宝年间就已经诞生，天宝中下令宫廷中废弃泗滨石磬、改用华原磬的，当然是酷爱音乐的唐明皇李隆基了。宫廷礼乐一律改用华原磬开始于此时，作为国宝国礼，赠送各国使节和日本、新罗遣唐使的也在这一时期。那么华原磬诞生于什么时候？

日本国奈良市现存的华原磬为我们提供了相关的信息。

在古代作为重要礼器的古磬，分特磬和编磬两种。特磬是皇帝祭祀天地和祖先时演奏的乐器；编磬是若干个磬编成一组，挂在木架上演奏，主要用于宫廷雅乐或盛大祭典。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曾出土了战国初年的一套石编磬，共32枚(大部已压碎、粉化，完好的共9枚)，依次悬挂于精美的兽座龙首铜架上。奈良兴福寺华原磬就属于特磬。

奈良兴福寺藏华原磬外径243厘米，悬挂于一精美的青铜铸磬架上，周身裹以4条灵动的云龙，显示大唐精湛的写实艺术风格：底座是一只栩栩如生的卧狮，双目端注前方，狮尾卷曲；狮背上升出一根六棱柱，龙身盘旋而上，龙头昂扬顶端，鬃毛舒张，向两边傲立，龙身构圆弧形挂磬，顶部一对龙爪，托起一盘形佛座，高96厘米，造型构思和战国时期的特磬有异曲同工之妙。

据日本奈良寺的介绍，现华原磬悬挂的被四条龙所盘绕已经不是华原磬玉所特制的磬，而是一面金鼓。这个金鼓为后铸，是相当于我国宋元时期日本镰仓时代补造。补造原因，不外乎天长岁远，至日本镰仓时期，已经无人知道损毁的华原磬玉出于何处，乃以金鼓补之。此外，龙爪所托起的盘座上原有一尊可以四面旋转的合掌菩萨像，据说是妙幢菩萨，也已佚。华原磬还配有精美的作击磬姿势的婆罗门像，原物亦佚，现存的婆罗门是江户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明晚期至清早期)重铸的。

兴福寺的华原磬，当为礼佛所用，故磬在寺院摆放的位置，是在佛殿正面的坛下，最早是存放于石座上，后来换作木座。这座华原磬，据资料考证，应该是是唐时日本高僧玄昉学习中国用磬礼佛的传统，从中国带回去的。玄昉是日本法相宗的第四代传人，曾在中国学习法相宗二十年，归国时从中国带回很多佛教物品，有的是宫廷敕赐之物。归国后玄昉弘法的寺院就是兴福寺。玄昉回日本的年代是日本天平七年(公元735年)，即唐开元二十三年。据此可知，最晚在开元初年或更早，中国的华原磬就已经问世，而作为专为礼佛制造的华原磬，和法相宗有很大的关系。

法相宗是我国著名高僧玄奘三藏法师创立，玉华寺是法相宗的诞生之地，是法相宗的祖庭。唐僧在这里译经四年，并和弟子窥基一起创立了法相宗。唐僧有弟子三千，其中日本法相宗的第一代传人道昭、第二代传人智通·智达，都就学于玄奘，是玄奘的入室弟子。第三代传人智凤和智鸾等和第四代传人玄昉，入唐后皆就学于玄奘三传弟子智周，玄奘的唯识法相之学得以传到日本。

玄奘在玉华，距离华原比较近，这里民间南北朝起就广泛应用磬玉石造像，玄奘当为了解，特请工匠造华原磬礼佛并非无可能。他还请曾在天竺募画佛教造像的著名画家、塑工宋法智到玉华，敬造佛像。用华原磬礼佛，或当是玄奘的创造。他在这一时期大造法器，遗传至今的还有他敬造的释迦牟尼佛像金刚座，上有玄奘亲笔题字；另有石刻佛迹记碑等。兴福寺华原磬上佛座上亡轶的佛像，应当是释迦摩尼坐像，后来的妙幢菩萨是和金鼓一起补造的。作为日本法相宗第四代传人，玄昉当然要朝拜法相宗祖庭玉华，也会知道玄奘用华原磬礼佛的故事，只是期间的详情，已经无人知晓。幸有华原磬，为后人留下些些畅想和线索，让后人去猜想和考证，同时也为我们留下来华原磬的珍宝，让后人一睹真容。

主要特征是：柔软的身体表面有外套膜，大多具有贝壳；运动器官是足。

软体动物的形态结构变异较大，但基本结构是相同的。身体柔软，具有坚硬的外壳，身体藏在壳中，藉以获得保护，由于硬壳会妨碍活动，所以它们的行动都相当缓慢。不分节，可区分为头、足、内脏团三部分，体外被套膜，常常分泌有贝壳。足的形状像斧头，具有两片壳，如牡。

人们推测原软体动物出现在前寒武纪，生活在浅海，身体呈卵圆形，体长不超过1cm，两侧对称，头位于前端、具一对触角，触角基部有眼。身体腹面扁平，富有肌肉质，形成适合于爬行的足。身体背面覆盖有一盾形外凸的贝壳（shell），保护着整个身体。

扩展资料：

软体动物门的物种进化：

软体动物的海产种类个体发生中为螺旋型卵裂，且具有担轮幼虫，排泄器官为后肾管，这些特点均与环节动物尤其是多毛类近似。故有理由认为软体动物和环节动物在系统发生中有着共同的起源，在长期进化中，朝着不活动的生活方式发展，因而体节消失，产生了贝壳，运动器官和神经感官均趋于退化。

软体动物中单板纲、无板纲及多板纲较为原始，这几类的次生体腔发达，近似梯式神经；有的体呈蠕虫形，无壳，许多器官如鳃、肾、外壳等显不出分节排列现象。这些原始性状的存在认为它们接近软体动物的原始祖先，各自独立发展一支。

腹足类较为原始，其生活方式活跃，头部发达。瓣鳃纲生活方式不活动无头，但原始种类具盾鳃，足部具趾面，这与腹足纲接近。掘足纲头不明显，套膜在胚胎时为2片，后才愈合呈筒状，成对的肾，脑神经节与侧神经节分开；

这些表明接近于原始的瓣鳃类、但掘足类无鳃，无心脏，贝壳筒形，又显示与其他纲动物在演化上较为疏远，可能是较早分出的一支。头足纲为一古老的类群，起源早，化石种类多。它们生殖腔与体腔相通，似无板纲；个体发生中在胚胎早期无肾，似多板纲和无板纲；生殖导管来源于体腔导管又似多板纲。

由于头足纲其有原始软体动物的特点说明它们与软体动物的原始种类接近。但头足纲有机结构，复杂神经系统高度集中，且为软骨质包围；眼的结构似脊椎动物，基本为闭管式循环系统；直接发生，无幼虫期。

由于头足纲既有原始性状，又有高度的进化特征，故推测它们可能很早分出的一支，沿着更为活跃的生活方式发展的一个独立的分支。

-软体动物门

-软体动物

清朝前期是很强大的，康乾盛世的时候，是世界第一啊。但是所谓盛极必衰，从乾隆后期开始，国力慢慢衰弱了。中国其实在五千年来，并没有非常大的变化，也没有短期内明显的进步，但是外国就不一样了。从工业革命开始，进步得非常快。清朝实行闭关锁国，就慢慢拉在人们后面。清朝末年就一点也不强大了

　　中国古代王朝大治局面人所共知,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明章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仁宣之治、康乾盛世等；宣王中兴、少康中兴、昭宣中兴、光武中兴、元和中兴（唐宪宗）、弘治中兴（同时，在古代也出现过明孝宗）、同治中兴等中兴局面。

　　1、宣王中兴

　　周宣王即位后，任用召穆公、周定公、尹吉甫等大臣，整顿朝政，使已衰落的周朝一时复兴。“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诗经·大雅·烝民》

　　宣王的主要功业，是讨伐侵扰周朝的戎、狄和淮夷。宣王四年(前824年)，秦仲为大夫，攻西戎，被杀。宣王又命其子秦庄公兄弟五人伐戎，得胜。五年，宣王还曾与尹吉甫一起伐猃狁(即西戎)于鼓衙(今陕西澄城西北)。尹吉甫在征猃狁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率师直攻至太原(今甘肃镇原一带)，迫使猃狁向西北退走。

　　对于侵犯江汉地区的淮夷，宣王命召穆公及卿士南仲、大师皇父、大司马程伯休父等率军讨伐，沿淮水东行，使当地大小方国中最强大的徐国服从，向周朝见。十八年，南仲派驹父、高父前往淮夷地域，各方国都迎接王命，并进献贡物。这一时期，宣王还曾命方叔率师征伐荆蛮(即楚国)。

　　为了巩固对南土的的统治，宣王将其舅申伯徙封于谢(今河南南阳)。宣王二十二年，还继续西周早年分封，封其弟友于郑(今陕西华县东)。

　　不过，宣王中兴，为时短暂。宣王晚年，国势又走下坡路了。宣王连年对外征战，非但没有解决奴隶于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反而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虽然使西周的疆域扩大不少，但是从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西周的灭亡 。

　　2、昭宣中兴 西汉汉昭帝和汉宣帝时代 (约为公元前87年至前49年)，西汉处于稳定发展阶段。汉昭帝8岁即位，霍光辅政，继续实行武帝后期以来的政策，多次下诏赈贷农民，减免田租、口赋等税收，减轻农民的力役负担。宣帝即位后，更着力整顿吏治，推行招抚流亡、安定民生的措施，使社会生产重新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政治又出现新局面，史称“昭宣中兴”。

　　3、元和中兴 中国唐代宪宗时出现的安定繁荣的局面。

　　唐代自中期以来，中央宦官专权，地方藩镇割据，政治局面混乱。永贞元年(805)，宦官俱文珍迫顺宗禅位，拥李纯即位 。李纯是唐朝后期较有作为的皇帝。在位期间，整顿江淮财赋，以增加财政收入。后以李绛、裴度为相，利用藩镇间矛盾，取消宦官监军，先后平定了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镇海节度使李锜叛乱，招降河北强藩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并集中全力消灭淮西节度使吴元济。为此，很多藩镇相继归命，后又平定了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宪宗虽然平定部分藩镇的叛乱，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造成割据的根源。宪宗宠信宦官吐突承璀，元和十五年(820)因皇位继承问题，被宦官毒死。元和中兴只是唐中期政治上的一度振作。宪宗死后，各藩镇重又变乱或不禀朝命，且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

　　唐宪宗元和年间，政府财政情况有所好转，同时吐蕃势衰，各地藩镇在长时间的战乱中实力也有所削弱，借助这大好形势，唐政府“以法度裁制藩镇”，陷于强藩多年的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区又归中央政府管辖，唐王朝复归于统一，史称“元和中兴”。

　　4、弘治中兴 成化二十三年(1487)春，万贵妃病死，宪宗也因悲伤过度于八月去世。太子朱佑樘于九月壬寅日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弘治”，是为明孝宗。

　　事实上，宪宗留给儿子孝宗的，不仅是一个紊乱的朝政，而且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对于这些情况，孝宗在宫中为太子时已经是有所了解的。他即位之初，就着手改革弊政。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员的人事安排上，待到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他便开始注重于对内忧外患的治理。

　　由于成化时期，宪宗皇帝宠信佛道，致使许多佞幸小人混入朝中，李孜省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以方术、房中术进献皇帝得到宠幸，然后与太监梁芳狼狈为奸祸乱朝政，打击忠臣，扶植朋党，是当时朝廷中的第一大害。孝宗即位之后立即逮捕了两人，使文武百官弹冠相庆。接着，孝宗皇帝开始整顿吏制，将成化朝通过贿赂，溜须拍马发迹的官员一律撤换，改革首先从内阁开始，罢免了以外戚万安为首的“纸糊三阁老”。同时，孝宗大量起用正直贤能之士。象王恕、怀恩、马文升等在成化朝由于直言被贬的官吏；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贤臣。为于谦建旌功祠，使得无论是朝中还是宫中都为之一新，时称朝序清宁。

　　在万安的被逐罢之前，人们并不十分了解孝宗其人。只知道他是一个出生于冷宫的一个身份卑贱的宫人之子，后来虽得到宪宗承认，但一直受嫉于万贵妃，甚至到成化末年，还有废立之危。因此，当这个十七岁的青年登极为帝的时候，除去得到一些正直大臣们的拥护之外，恐怕多少还有些同情，他的皇子生活实在太坎坷了。但是人们很快就不得不对这位年轻皇帝刮目相看，斥佞用贤的弘治初政，给成化后期混乱的朝廷打了一针兴奋剂，使明朝有了中兴的希望。

　　而这位皇帝又出奇地宽和善良，即使对当初迫害其生母的万贵妃家人，也表现了极大的宽容。对万贵妃本人，也没有听从臣下的建议对她削溢议罪。这一切都出于一个孝字，孝敬父皇，维持传统，以宽仁忠孝为主，他死后被定庙号为孝宗，也正因为此。 孝宗在内政治道上最主要的措施是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繁荣经济。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开封黄河决口，孝宗命户部左侍郎白昂领5万人修治。

　　弘治五年（1492年），苏松河道淤塞，泛滥成灾。孝宗命工部侍郎徐贯主持治理，历时近三年方告完成。从此，苏松消除了水患，再度成为鱼米之乡。

　　由于幼年生活的坎坷，孝宗一直身弱多病。但孝宗却勤于政事，不仅早朝每天必到，而且重开了午朝，使得大臣有更多的机会协助皇帝办理政务。同时，他又重开了经筵侍讲，向群臣咨询治国知道。孝宗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其作用是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共同切磋治国之道，商议政事。孝宗皇帝的勤政终于得到了回报，弘治朝吏治清明，任贤使能，抑制官宦，勤于务政，倡导节约，与民休息，是明代历史上少有的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被史家称为“弘治中兴”。

　　5、同治中兴 “同治中兴”是指清中叶后，同治在位期间(1862-1874年)为维护满清统治的一个惯性恢复阶段。适逢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合作，及太平天国崩溃(1864年)，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平静时期，下开洋务运动。

　　亦有人把清时咸丰至同治时期定为咸同中兴，作为一个惯性恢复的阶段，但现时普遍都认为恢复时期主要在同治统治年间。

　　措施

　　自然修补内部的政治秩序。基于封建统治者利益，部分儒生与农民在官僚带领下，收编武装力量，试图剿灭太平天国。

　　对内乱后的经济调整。降低农村赋税，鼓励耕作及发放粮种，安抚人民的反抗情绪。

　　大兴科举，增加考试取录名额以笼络人才，防止类似太平天国的出现，笼络更多人才维护清廷统治，客观上造成近代中国人思想进一步腐化。

　　办洋务，主要在外交方面，与外国列强谋求共同合作。

　　影响

　　中兴的主持大臣主要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胡林翼。他们在镇压反抗人民和平定社会动乱方面发挥了很大效果，同时亦成为了之后洋务运动的重要官员。

　　钱穆《国史大纲》有提：

　　"曾氏同治元年五月七日日记，详论洋务，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云云。"

　　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的“同治中兴”是某些历史学家歪曲历史、刻意美化清朝的做法。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以后，无能的清朝政府就在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各族人民也不堪清朝统治者的残酷剥削，纷纷揭竿而起反抗，爆发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同治年间的实际掌权者是慈禧，这个慈禧老妖婆的统治时期居然也是什么“中兴”，那岂不是说窃国大盗袁世凯统治时期是“洪宪之治”？在同治年间，清朝统治者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缓和是有原因的。就帝国主义国家来说，他们看到中国爆发了为民族独立而战的太平天国起义，发觉到一个强势的汉人政权必然会损害它们的殖民利益，因此扶植清朝政府来压迫中国人民才是明智之策。就清朝统治阶层来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一伙仓皇逃窜，满清统治者认识到帝国主义国家不好对付，还是服从合作比较好，反正非己所有、弃如敝屣。于是新老殖民者就勾结起来共同压迫中国人民，慈禧还提出了那个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两个殖民者的最初合作就是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在随后的中法战争中，清军虽然战胜，却仍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这就是慈禧的统治政策。所以“同治中兴”是中国殖民地化加深的一个时期，而不是什么所谓的“中兴”。

　　另一种观点认为，“同治中兴”是促进中国近代历史进步的一个阶段,主要体现在洋务运动上，当时大兴洋务，先提出“自强”以后标榜“求富”创办了一系列近代企业，包括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开平煤矿等等，这客观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运动过后的“实业救国”思潮不能说与这段时期没有关系。同时洋务运动种的近代企业虽然管理不属于规范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但是也从某些方面刺激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出现。具体可以参看洋务运动的词条。

　　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认为当时的外国人（外国殖民者）对中国兴起的这股潮流感到吃惊、害怕和敬佩，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大小官员全部行动起来了”。

　　但同治中兴并没有造成什么好的后果，封建制度的腐朽，统治者的愚昧最终毁掉了这场“自强”的迷梦。

　　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大家可参考美国汉学家芮玛丽(Mary C Wright)的经典之作《同治中兴》。

　　6、少康中兴 我不同意LZ的夏朝少康帝复国是推倒重来的看法，毕竟少康是仲康的孙子，相的儿子，历经磨难复国，仍然沿袭了夏朝的政治体制，史籍记载为夏朝的第六代王，我们应该以正史记载为准。当然这一问题仍然可以争议，存疑，因此我把它列到最后。

　　少康中兴乃中国史上首个出现「中兴」二字的时代。据史籍记载，夏启死后，将帝位传给了儿子太康。太康终日不理政事，宴饮游乐，东夷有穷氏的首领后羿(音yì)乘机把太康赶下台。不久，后羿又被他的亲信寒浞(音zhuō茁)杀掉，寒浞取得王位。太康死后，他的弟弟中康得立，中康的儿子相，投靠同姓斟(音zhēn)灌氏和斟寻氏，但仍然被寒浞所杀。相的妻子无以为计，只好逃到有仍氏娘家，生下了儿子少康。少康成人后又被寒浞所打败，投奔有虞氏。有虞氏国君见少康年轻有为，就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为他修建了纶(音lún)邑(今禹州顺店康城)让他居住。纶邑西有嵩山，北有具茨，南临颍水，土地肥沃，气候宜人，有田一成(方圆10里)，有众一旅(500人)，少康从此有了安身之地。少康便以纶邑为根据地，抚恤招纳散亡的夏遗民旧部，发展生产，积蓄力量。又纠集自己的亲信氏族及对寒浞不满的部族，合力消灭了寒浞及其余党，“整威仪东南行，求阳翟夏王之故都”，葺宫室，修钧台，视九鼎，天下诸侯纷纷拥戴。夏帝太康失国数十年后，少康终于“坐钧台而朝诸侯”，重登天子之位，历史上称之为“少康中兴”。�

　　少康是中国夏朝的第六代王。第二代夏王太康被东方一个诸侯国有穷氏（今山东西部）后羿所伐，后羿取代了夏之政权。后来后羿的宠臣寒浞发动政变，血洗后羿一族。而太康抑郁而终，弟仲康继位成第三代夏王，寒浞对太康一家穷追不舍。於是仲康逃难时死，儿子相也被杀死，相的妻子是有仍国（山东济南）诸侯的女儿后缗氏，有身孕，逃回有仍国，生下了少康，当上牧正，负责管理畜牧。寒浞不肯放过夏朝王族，寒浞之子浇派人杀少康。

　　后来少康避难，逃往有虞国（今河南省有虞县），担任有虞氏庖正（掌厨），国王虞思把女儿「二桃」嫁给了少康，并积极厚植势力，有田一成（方十里），有众一旅（五百人），又得有虞国诸侯伯思相助。一日少康发起义师，联络夏朝遗臣伯靡，派女艾刺探浇的军情，伯靡挥军直攻有穹国都穹石，寒浞自杀未遂，被人民绑住拖到伯靡面前。伯靡历数寒浞各项罪状，将他的肉一片一片割下，凌迟至死。接著少康命女艾攻打浇，季杼则奉命攻打豷。功成之后，少康命人将豷剁成肉酱，奡被设鼎烹杀。少康重新取回夏朝的政权。在位期间，少康勤政爱民，专心农业水利，史称为「少康中兴」。

　　至于东汉光武中兴，我也同意LZ的意见，毕竟是推倒重来的，属于统一政权的重建，与少康中兴还是有区别的。

　　以上这些中兴之主锐意改革，积极进取，兴利除弊，既继承了祖先制度的精华，又不断地发扬光大。创新政z体制和经济体制，保障社会的安定和谐。大力发展经济，增收节支，开拓财源，提高王朝的综合国力，为社会政z的稳定提供物质保障。加强对少数民族和少s民族政权的友好往来，屯田备边，提高国防防御能力，为国内政z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安定的外部环境。解决了王朝面临的内忧外患，振兴了王朝的政治，恢复了大治的局面。

左丘明;春秋

班固:东汉

司马迁:西汉

司马光:北宋

努尔哈赤:明末请初(清朝第一个皇帝)

左丘明（公元前556～公元前451） 姓丘名明。石横镇东衡鱼村（春秋时鲁国都君庄）人。为炎帝后裔，左丘明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任鲁国左史官，在任时尽职尽责，德才兼备，为时人所崇拜。孔子曾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明耻之”。左丘亦编修国史，日夜操劳，历时30余年，一部纵贯200余年、18万余字的《春秋左氏传》定稿。

其历史、文学、科技、军事价值不可估量，为历代史学家和文人所推崇。他还撰写了历史名著《国语》，与《春秋左氏传》成为珠联璧合的历史文化巨著。公元前451年，左丘明病逝，葬于东衡鱼村东北处。647（唐贞观二十一年）李世民封左丘明为“经师”，墓前建石坊。1530年（明嘉靖九年）明世宗封左丘明为“先儒”。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朱由俭封左丘明为“先贤”。1725年（清雍正三年）为避孔子名讳，奉旨“丘”旁加“阝”改为邱氏，今石横邱氏皆为左丘明之后人。

班固（公元 32～92）

东汉史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九岁能文。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前后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建武三十年，其父班彪卒，自太学返回乡里。居忧时，在班彪续补《史记》史记之作《后传》基础上开始编写《汉书》汉书，至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

班固的地理学成就有以下五个方面,

1．开创了正史地理志的先例

2．开创了政区地理志的体例

3．开沿革地理之始

4．记录了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

5．保存了宝贵的边疆地理资料

明帝时，曾任兰台令史，与陈宗、尹敏、孟异共同撰成《世祖本纪》，升迁为郎，负责校定秘书。又与人共同记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上。

章帝时，班固职位很低。建初三年（公元78）升为玄武司马，是下级官吏。由于章帝喜好儒术文学，赏识班固的才能，因此多次召他入宫廷侍读。章帝出巡，常随侍左右。奉献所作赋颂。对于朝廷大事，也常奉命发表意见，与公卿大臣讨论，曾参加论议对西域和匈奴的政策。

建初四年，章帝效法西汉宣帝石渠阁故事（见石渠阁会议），在白虎观召集当代名儒讨论五经同异，并亲自裁决（见白虎观会议）。其目的是广泛动员经今古文学派的力量，促进儒家思想与谶纬神学紧密结合，加强儒家思想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在这次会议上，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奉命把讨论结果整理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白虎通义。

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大将军窦宪奉旨远征匈奴，班固被任为中护军随行，参预谋议。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命班固撰写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还。班固与窦宪本有世交之谊，入窦宪幕府后，主持笔墨之事，关系更为亲密。永元四年，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洛阳令对班固积有宿怨，借机罗织罪名，捕班固入狱。同年死于狱中。

班固还擅长作赋，撰有《两都赋》、《幽通赋》等。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5年) 司马迁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 六岁，在故乡读书。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 十二岁。

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年朔二年)

十九岁，从夏阳迁居长安。汉武帝从主父偃建议迁民于茂陵。司马迁随家迁于京城。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 二十岁，游历各地。

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 二十二岁 公孙弘为丞相，请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司马迁得补博士弟子员。

公元前123年(元朔六年) 二十三岁，为郎中。以考试成绩优异为郎中，即皇帝的侍卫官。

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 二十四岁，为郎中。

司马迁随汉武帝祭祀五帝到雍(今陕西凤翔县)，到河东三十五岁，为郎中将。

汉武帝与公卿、诸生议泰山禅。司马迁受命为郎中将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达邛(今四川西昌一带)、笮(今四川汉源一带)、昆明(今云南曲靖一带)，安抚西南少数民族，设置五郡。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

三十六岁，为郎中。

汉武帝前入泰山封禅，太史公司马谈随行，至周南(今河南洛阳)而病危。司马迁自西南归，见父于周南。谈临终嘱司马迁继孔子而续《春秋》。

司马迁以郎中身分侍从汉武帝至泰山，又至海边，自碣石至辽西。又经北边、九原(今包头市西)，五月回到甘泉。

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

三十七岁，为郎中。

春，司马迁随汉武帝到缑氏(今河南偃师)，又到东莱。四月，黄河决口，司马迁从武帝至濮阳瓠子决口处，与群臣从官负薪塞黄河决口。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

三十八岁，为太史令。司马迁继父职为太史令。《太史公自序》：“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绅石室金匮之书。”与朋友挚峻书信往还，勉励其抛弃隐居生活，立志于事业，从而立德、立言、立功。

公元前107年(元封四年)

三十九岁，为太史令。

冬十月，司马迁随汉武帝至雍，祭祀五帝。经回中道，批出萧关(今宁夏固原县东南)，经涿鹿，从代地(今河北蔚县)而还，经河东回长安。

公元前106年(元封五年)

四十岁，为太史令。

冬，司马迁随武帝至南郡盛唐(庐江)，望祭虞舜于九嶷山，自寻阳(今湖北黄梅县西南)过长江，登庐山，北至琅琊(今山东诸城)，增封泰山，沿海而行。

公元前105年(元封六年)

四十一岁，为太史令。

冬，司马迁随汉武帝行至回中(今陕西陇县西北)。三月，经夏阳至河东，祭于后土祠。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

四十二岁，为太史令。

司马迁介议并与与上大夫壶遂等制定《太初历》，汉武帝宣布废《颛顼历》，改用此历法。太初历对后代有极大影响。

冬十月司马迁随武帝祭泰山。

司马迁开始著述《史记》。

公元前103年(太初二年)

四二三岁，为太史令。

司马迁专心著述。

“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

公元前100年(汉武帝开汉元年)

四十六岁，为太史令。

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武帝发兵讨伐匈奴。

李陵为将，请“自当一队”。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

四十七岁，为太史令。

三月，司马迁随汉武帝至河东，祭祀后土。

十一月，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司马迁因替李陵讲公道话，而被捕入狱，判死刑。

公元前98年(天汉三年) 四十八岁。

李陵被灭族。

司马迁为著作史记而忍辱苟活，自请宫刑。

《悲士不遇赋》约作于是年。

公元前97年(汉武帝天汉四年)

四十九岁，为中书令。

司马迁被赦出狱，任中书令。《汉书•司马迁传》：“迁既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发愤著史记。

公元前93年(太始四年)

五十三岁，为中书令。

任安(少卿)此年四、五月间有信给司马迁。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

五十五岁，为中书令。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作于是年。

司马迁完成《史记》。《报任少卿书》说：“仆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改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武帝患病，奸臣江充谎称宫中有人埋设木偶诅咒武帝，武帝命江充查抄。江充与太子有矛盾，勒逼皇后自杀，并要挟太子。太子杀死江充，武帝发兵讨伐太子，太子起兵反抗，兵败逃亡自杀。此即为历史上有名的巫蛊案。

公元前90年(征和三年)

五十六岁，司马迁约死于本年。

司马迁死年死因不明。

《汉书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郭沫若《关于司马迁的死》：“下狱死事，必世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谅不能无中生有，以歪曲史实”。

司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实，陕州夏县（现在属山西省）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宋代政治家，文学家，主持编纂了中国重要的史书《资治通鉴》。

宝元进士。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他立志编撰《通志》，作为统治者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撰成战国迄秦的八卷上进。英宗命设局续修。神宗时赐书名《资治通鉴》。王安石行新政，他竭力反对，与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被命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于熙宁三年（1070）出知永兴军（现在陕西省西安市）。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成书。他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都亲自动笔。元丰八年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传郎，数月间尽废新法，罢黜新党。为相八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遗著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等。

清太祖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一五五九年），在位时间是(1616-1626年)，是明朝末年我国东北少数民族，女真族的杰出首领，他的祖先猛哥帖木儿，曾被明朝任命为建州左卫指挥使，但后来家道就渐渐衰弱，努尔哈赤年青的时后经常采集松子和人参，到汉人的市集去卖，因此逐渐受到汉人文化的影向，学会说汉语，并且喜爱读三国演义。

努尔哈赤二十五岁的时候，他的祖父和父亲在一次战乱中，被明朝的军队杀死。努尔哈赤继承了父亲遗留下来的十三副铠甲，开始招兵买马，发展自己的力量。他作战非常勇敢，也很有谋略，不久就征服了邻近的几个部族，并且吞并了女真族的其它部落，在明朝万历四十四年（公元一六一六年），建立国家，定国号为金，历史上称为后金，从此，他就公开与明朝为敌了。

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一六一八年），努尔哈赤向明朝提出「七大恨」的誓词，发誓要报杀父之仇，于是率领军队两万多人，攻打明朝边关，明朝派了八万多人的军队去抵抗，经过五天的战争，明朝军队大败，这就是有名的萨尔浒之役，这一仗努尔哈赤获得了辽宁、沈阳一带的地区，力量愈来愈强大，奠定了清朝政权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