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时期的江夏八俊分别是谁?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21浏览:1收藏

东汉末年时期的江夏八俊分别是谁?,第1张

喜欢三国的人肯定都对荆州军阀刘表非常熟悉。刘表在三国时期的表现并不是非常出色。不过就算是这样,在当时,刘表确实有名的名士。由此看来,刘表应该也是一个喜欢附庸风雅的人。

刘表还在当时结交了七个名士,而且跟他们往来非常密切。所以当时的人从他们八个为江夏八骏。

所以当时的名士真的不一定是什么非常有文化的人。

除了刘表之外,江夏八俊其他的成员有:陈翔 、范滂 、孔昱 、范康 、檀敷 、张俭 、岑晊。

陈翔最后因为到叛军牵连而被株连。范滂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杀。孔昱孔子的第19代孙,鲁国人。是党锢之士的领袖,但是也因为相同的原因丢了官职,不过他并没有因此丢掉性命。范康他的生平已经无从考据了。张俭也是因为党锢之祸导致后半生一直流亡。

檀敷是真正的君子,他为人清高,不与的贪官污吏同流合污,并且长命百岁,直到八十多岁才去世。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位儒生,虽然家境贫困,但是他还是不愿意接受邻里的恩惠。后来檀敷被举荐为孝廉。后来建立精舍教授学生,闻名而来的人有几百人。岑晊这也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才子。

刘表和孙坚两个人不管是在正史还是在野史中,关系都非常不好。所以刘表和孙坚不和,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刘表是荆州刺史,孙坚是荆州下属长沙的太守。但是孙坚并不服管,这让刘表感觉到非常不爽,所以他要求孙坚交出玉玺,同时还想教训一下这个不服管的家伙。

这也为后来刘表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他本身就是个没有什么大志向的人,平常最大的爱好就是和结交的名士作乐,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最终遭到了报应。

位于江夏的灵山生态文化旅游区是一处有着优美自然风光与美景的地方,并且这里是以“生态旅游”为主线,依托灵山和将军山治理复垦区域约2000亩核心区,整合优化六平方公里范围内山、水、林、田、湖、草、花、洞、村湾等综合资源。

具体地址

灵山生态文化旅游区位于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林港村、乌龙泉街灵山村及幸福村,东起天子山大道、南临乌勤路、西倚纸贺线、北至西家湖港,规划总面积6平方公里。

交通|驾车定位至“灵山生态文化旅游区游客中心”后步行入园。也可乘电瓶车入园,5元/来回。

开放时间

开放时间|预计2022年4月下旬

江夏灵山生态文化旅游区以“生态旅游”为主线,依托灵山和将军山治理复垦区域约2000亩核心区,整合优化六平方公里范围内山、水、林、田、湖、草、花、洞、村湾等综合资源,以矿山花园为形,展现自然之力,探求陡险峻秀;以江夏文化为魂,触摸文化之美,彰显人文魅力;以江夏风土为核,复现江夏之脉,感知闲静田园。按“4A”级景区标准规划建设一镇、两廊、两环、三苑,即灵山生态小镇(矿居苑),灵港湿地长廊、乌勤五彩廊道,灵山生态环、将军山绿道环,灵山矿花苑、灵山矿水苑和将军山矿山苑。

灵山生态文化旅游区的灵山二期及将军山复垦工程已进入施工阶段。其中,灵山二期计划于2022年9月完工,将军山复垦工程计划于2022年6月完工。

长江三峡之巫峡的神话故事:

巫峡的峰上有一挺秀的石柱,形似亭亭玉立的少女。她每天最早迎来朝霞,又最后送走晚霞,故又称“望霞峰”。

据唐广成《墉城集仙录》载,西王母幼女瑶姬携狂章、虞余诸神出游东海,过巫山,见洪水肆虐,于是“助禹斩石、疏波、决塞、导厄,以循其流”。水患既平,瑶姬为助民永祈丰年,行船平安,立山头日久天长,便化为神女峰。

扩展资料:

巫峡秀峰岂止十二座,更有零星百万峰。十二峰之外,还有众多的险峰异壑,令人目不暇接。苍峡连彩霞,出峡复入峡。

巫峡是三峡最连贯、最整齐的峡谷,分为东西两段,西段由金盔银甲峡、箭穿峡组成,东段由铁棺峡、门扇峡组成。

巫峡名胜古迹众多,除有十二峰外,还有陆游古洞、大禹授书台、神女庙遗址、孔明石碑以及那悬崖绝壁上的夔巫栈道、川鄂边界边域溪及“楚蜀鸿沟”题刻,还有那刻在江岸岩石上的累累纤痕等,无不充满诗情画意。滋润了历代迁客骚人的生花妙笔,留下了灿若繁星的诗章。

—巫峡

  武汉历史概述

  武汉历史悠久,据考古发掘和古籍记载,远在5000年前,已有先民在此生息繁衍。市郊黄陂区的盘龙城遗址,是距今3500年前的商代方国都邑,保存完整,也是迄今为止在长江流域发现的唯一一座商代古城。周初属鄂国,秦属南郡,西汉属江夏郡。东汉以后,江北先后置沌阳县(公元25年)、石阳县(三国时期)、曲阳县(公元280年)、曲陵县(公元305年)、汉津县(公元597年)、汉阳县(公元606年)。江南先后置沙羡县(公元25年)、汝南县(公元378年)、江夏县(公元589年)。

  武昌之名,源于孙权以鄂城为都时,改其名为武昌,寓"因武而昌"之意。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改江夏郡为武昌郡,治所在江夏县,即今武昌城区。江北有汉阳,故有"双城"之称(元代诗人余阙诗)。"武汉"一词,在明代《重修晴川阁记》中,即有出现。至清代,曾国藩、胡林翼等在信札中,更是经常使用。由于明代以后,汉阳县所属之夏口镇商业发达,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之首,又有"楚中第一繁盛处"之称。故双城演变为三镇,亦有"武阳夏"的说法。1898年,张之洞奏请将阳夏分治获准,1899年,夏口从汉阳县治下划出,成立夏口厅。而夏口开始有县的建制,是在民国元年(1912年)。然市民习惯称夏口为汉口,故"武汉"之名顺理成章成为三镇的统称,因武昌、汉阳、汉口皆有一字在其中。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后,先后建立汉口市政委员会、武昌市政厅和汉阳市政委员会,1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宣布"确立国都,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为武汉", 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三国时期,武汉是魏、蜀、吴三方鏖战地。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汉口正式开埠对外通商,至1889年英、德、俄、法、日5国先后在汉口开辟租界。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创办近代工厂,兴建新式学堂,修筑铁路。1911年10月10日,武昌辛亥革命首义,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1921年夏,董必武、陈潭秋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武汉江岸车站成为罢工总指挥部所在地,2月7日罢工失败后,林祥谦、施洋等工人运动领袖在汉就义。1926年12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1927年2月7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由毛泽东主持,恽代英、瞿秋白、李立三等都曾来校执教。1927年2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2月南京沦陷后,武汉曾一度成为全面抗战的指挥中心,国民政府在武汉周围组织了规模巨大的武汉保卫战。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武汉光复,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

  历史沿革

  武汉历史悠久,据考古发掘和古籍记载,远在5000年前,已有先民在此生息繁衍。市郊黄陂区的盘龙城遗址,是距今3500年前的商代方国都邑,保存完整,也是迄今为止在长江流域发现的唯一一座商代古城。周初属鄂国,秦属南郡,西汉属江夏郡。东汉以后,江北先后置沌阳县(公元25年)、石阳县(三国时期)、曲阳县(公元280年)、曲陵县(公元305年)、汉津县(公元597年)、汉阳县(公元606年)。江南先后置沙羡县(公元25年)、汝南县(公元378年)、江夏县(公元589年)。

  “武汉”的由来

  武昌之名,源于孙权以鄂城为都时,改其名为武昌,寓"因武而昌"之意。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改江夏郡为武昌郡,治所在江夏县,即今武昌城区。江北有汉阳,故有"双城"之称(元代诗人余阙诗)。"武汉"一词,在明代《重修晴川阁记》中,即有出现。至清代,曾国藩、胡林翼等在信札中,更是经常使用。由于明代以后,汉阳县所属之夏口镇商业发达,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之首,又有"楚中第一繁盛处"之称。故双城演变为三镇,亦有"武阳夏"的说法。1898年,张之洞奏请将阳夏分治获准,1899年,夏口从汉阳县治下划出,成立夏口厅。而夏口开始有县的建制,是在民国元年(1912年)。然市民习惯称夏口为汉口,故"武汉"之名顺理成章成为三镇的统称,因武昌、汉阳、汉口皆有一字在其中。

  近代史上的武汉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后,先后建立汉口市政委员会、武昌市政厅和汉阳市政委员会,1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宣布"确立国都,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为武汉", 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重大事件概要

  三国时期,武汉是魏、蜀、吴三方鏖战地。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汉口正式开埠对外通商,至1889年英、德、俄、法、日5国先后在汉口开辟租界。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创办近代工厂,兴建新式学堂,修筑铁路。1911年10月10日,武昌辛亥革命首义,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1921年夏,董必武、陈潭秋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武汉江岸车站成为罢工总指挥部所在地,2月7日罢工失败后,林祥谦、施洋等工人运动领袖在汉就义。1926年12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1927年2月7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办,由毛泽东主持,恽代英、瞿秋白、李立三等都曾来校执教。1927年2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2月南京沦陷后,武汉曾一度成为全面抗战的指挥中心,国民政府在武汉周围组织了规模巨大的武汉保卫战。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武汉光复,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

  历史人物

  作为"九省总汇之通衢"的武汉,可谓群贤毕至、才俊荟萃。

  先古以来,孙权江夏筑城、岳飞屯兵武昌、崔颢黄鹤楼题诗等先贤足迹至今千古传诵。明末抗击后金统帅熊廷弼修江堤,造福人民。特别是进入近代史后,辛亥首义地武汉,产生了刘静庵、黄兴、孙武、蒋翊武等一批革命志士;张之洞治鄂兴办工厂,开创了中国乃至东亚领先的现代工业先河;特定的土壤,培育了大批文化名人,如: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地质学家李四光、文学家闻一多、哲学家熊十力等等数不胜数。

  本世纪三大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都不止一次到过武汉,在史书上留下光辉篇章。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1894年、1912年两度来汉,对辛亥首义的武汉给予了"武汉一呼,天下响应","民国开创,武汉实为首功"的高度评价。在他编制的《建国方略》等巨著中,曾为武汉专门作出建设规划。伟大领袖毛泽东曾在武昌农讲所、"八七"会址、东湖梅园等留下历史性脚印;"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等诗词手迹,炳蔚江城;17次在汉畅游长江的实践更深深地激励着武汉人民奋勇前进。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巨轮加速前进,1992年初南巡首站抵达武汉,发表了"发展是硬道理"著名论断,迎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个春天。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豪迈步伐,武汉已经成为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综合性工业重镇、商品贸易中心、交通枢钮和教育、科研基地。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文化名城更添活力。

  在这跨世纪的交替中,武汉人正以改革者的魄力和创新者的勇气,锐意进取,再创辉煌。为把武汉建设成为中国钢铁、汽车、高新技术三大产业基地和金融、流通、运输、信息、科教五大聚散中心,塑造并充分展示开放式、多功能、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奕奕风采而团结奋斗。

  武汉的城市文明可追溯到3500年前的盘龙城。

  盘龙城位于现在黄陂县境内,是在长江流域发现的第一座商代古城。在春秋战国时期,武汉地区长期隶属楚国,楚文化也因此成为今日武汉文化的渊薮。武汉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四通八达的水运,历来就是商贸中心和兵家必争之地。十八世纪的汉口,是中国四大名镇之一。1861年开埠后,汉口成为当时中国内陆最大的通商口岸。1911年,武昌城上空响起辛亥革命第一枪,由此结束了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帝王统治,翻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

一“中华诗祖”尹吉甫

生卒年不详。房陵(今房县)青峰人,兮氏,名甲(一作伯),字吉甫(一作吉父)。死后葬于青峰山,周宣王的大臣。湖北历史上第一位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是《诗经》的主要编纂人和代表性作者。被誉为“中华诗祖”。房县至今还保存着尹吉甫的墓葬、祠庙、碑刻等遗迹。 二屈(原)宋(玉)辞赋

屈原(约前340-约前275年)名平,字原,战国楚丹阳(今秭归)人。初辅佐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后被谗去职,顷襄王时被放逐,游泳于沅湘流域。都城郢被秦兵攻破后,投汩罗江自尽。著有《离骚》、《九歌》、《天问》等不巧作品传世。

宋玉

(前290-前223年)又名子渊。战国时鄢(今宜城)人。生于屈原之后,或曰是屈原弟子。曾事楚顷襄王。好辞赋,为屈原之后辞赋家。相传所作辞赋甚多,《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录有赋16篇,今多亡佚。流传作品有《九辨》、《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等。 三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

(689-740)本名浩,字浩然,襄阳人。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主要作家之一。因他未曾入仕,又称之为孟山人。曾隐居鹿门山。诗与王维齐名,号王孟。其诗每无意求工而清超越俗,正复出人意表,清闲浅淡中,自有泉流石上,风来松下之音。有《孟浩然集》。

据不完全统计,唐代诗人出自荆楚地区的诗篇达两千多首。唐代诗人中荆楚籍或寓居荆楚、游历荆楚的有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张说、陈子昂、王维、岑参、李商隐、元稹、柳宗元、杜牧、刘禹锡、韩愈、王建、钱起、温庭筠、皮日休等。他们为荆楚风物吸引,或被荆楚山河陶醉,自然也受到荆楚文化的熏陶,留下了许多永垂诗坛的瑰丽诗篇。 四茶圣陆羽

(703—804年)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号竟陵子、桑苎翁,东冈子,唐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一生嗜茶,精于茶道,以著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闻名于世。陆羽多才多艺,除《茶经》外,其他著述亦颇丰,但传世者不多。 五袁宏道和公安派

袁宏道(1568-1610年)明文学家。字中郎,又字无学,号石公,又号六休。公安人。宏道在文学上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风气,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与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并有才名,合称 “公安三袁”。 

公安派为晚明文学中的重要流派。主要创始人是“三袁”,即袁宗道1560-1600年)、袁宏道(1568-1610年)、袁中道(1570-1623年)三兄弟,公安人,皆为万历朝进士。“公安派”反对复古派用拟古、摹古和八股文等种种清规戒律来束缚作者的个性,具有进步意义。 六钟惺和竟陵派

钟惺(1574-1624年) 明文学家。字伯敬,号退谷,湖广竟陵(今天门)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曾任工部主事,万历四十四年(1616)与林古度登泰山。后官至福建提学佥事。不久辞官归乡,闭户读书,晚年入寺院。其为人严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谢人事,研读史书。他与同里谭元春共选《唐诗归》和《古诗归》(见《诗归》),名扬一时,形成“竟陵派”,世称“钟谭”。

竟陵派是与 “公安派”同时出现的文学流派,创始人是竟陵(今天门)人钟惺、谭元春。“竟陵派”的文学见解与“公安派”基本相同,反对摹古,主张抒写灵性,对当时散文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七 嘉鱼二李

明湖北嘉鱼出了一对颇具才名的兄弟,兄李承芳、弟李承箕文学上很有成就。时人称之为“嘉鱼二李”。

李承芳

生卒年均不详。字茂卿。约明孝宗弘治四年前后在世。弘治三年(1490年)进士。官大理寺评事。承芳撰有东峤集十五卷,《四库总目》传于世。

李承箕

(1452-1505年)字世卿,号大崖居士。弘治三年(1490年)进士。曾往五岭之南(今广州一带)拜新会学者陈献章为师,后隐居于嘉鱼黄公山中读书。又筑台于黄公山西麓,持竿垂钓以自适。著有《大崖集》二十卷行于世。 八吴伟和江夏派

吴伟(1459-1508)明画家。字次翁,又字士英、鲁夫、号小仙。江夏(今属湖北武汉)人。自小孤苦,却酷嗜绘画,十分出色。后来他到金陵,声名鹊起,名驰两京,被明宪宗召入宫廷作画,另授他锦衣卫镇抚。孝宗时授锦衣卫百户及赐“画状元”的图章。精山水,最长于白描人物。时与杜堇、沈周、郭翊齐名。吴伟画艺成熟后,逐渐摆脱前人的束缚,以“浙派”脱颖而出,成为“江夏派”的开创人。传其画法的有蒋嵩、张路、宋臣、蒋贵、宋澄春、王仪等,被称为“江夏派”。代表作品有:《采芝图》、《仙踪侣鹤图》、《芝仙图》、《溪山渔艇图》以及白描《人物图》、《神仙图》等。 九医圣李时珍

(1518-1593)字东璧,晚号濒湖老人。蕲州(今蕲春)人。明医学家。幼习儒,后从医。曾精研古籍及医典,并亲自上山采药,收集民间的经验。有感于历代本草谬说多,历27年撰成《本草纲目》52卷,约190万字。对脉学、经络也有研究,著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流传于世;而《五脏图论》、《命门考》等医著已佚。除医药学的成就外,他还是一位很优秀的诗人兼画家。他一生写了许多诗,都收在其《艹+过所馆诗集》里,并写过一些诗话。但遗憾的是,这些诗文著作都已佚失,现仅存《吴明卿自河南大参归里》《题雪湖画梅》两首诗。此外,李时珍还是一位画画好手。他的《本草纲目》也是一本颇有特色的画谱,书前附药物形态图1227幅。

十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

(1839—1915年)字惺吾、晚年自号邻苏老人。宜都市人,是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艺术家、藏书家,被誉为“晚清民初学者第一人”。同治元年(1862年)中举,1874年考取国史馆誊录。1880年至1884年任驻日钦使随员,归国后先后任黄冈教谕、两湖书院教习、勤成(后更为存古)学堂总教长。1909年被举为礼部顾问官,次年兼聘为湖北通志局纂修。1915年1月9日逝于北京。编纂有《历代舆地图》、《水经注疏》等83种著作传世。

此外,还有: 1刘表和“荆州学派”

东汉末年,刘表在治理荆州期间(196一208年),在襄阳建立学校,设置学官。竭力网罗天下英才,一时间名士云集,“荆州学派”横空出世,声名远扬。刘表命宋忠组织儒生撰写《五经章句后定》,这是古文经学第一次列于官学。由于当时宋忠、司马徽、颍容、谢该等荆州学派代表人物的学术活动,使古文经学在荆州盛行,并且与黄河流域的郑(玄)学相抗衡。湖北第一次成为名符其实的全国学术文化圣殿。 2王圆箓和敦煌学

(1849——1931)湖北麻城人(一说陕西省汉中人)。本名圆箓,一作元录,又作圆禄。家贫,为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至敦煌莫高窟。当时,莫高窟一带有三座寺庙,即上、中、下寺。上、中两寺为藏传佛教的喇嘛常住,以千佛洞为主体的下寺久已荒废,无人看管。于是,王圆箓就在下寺住下,逐步整修破损的洞窟,并将一小部分改造成道观,并在第16号窟中发现了震惊中外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1931年,

王圆箓80岁高龄死去。即葬于莫高窟窟前大泉河东岸,同年七月三日,其弟子就其墓起塔立碑,塔碑上记载了他发现藏经洞的过程。

3黄冈杰出人才

黄冈人杰地灵,在历史长河中人才辈出,遍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宗教各个领域。出生在这里的著名学者、科学家、作家数不甚数。有创造“新唯识论”的哲学家熊十力、“现代大儒”徐复观、“中国冰川之父”李四光、著名诗人、教授、民主斗士闻一多、文艺理论家胡风、国学大师黄侃、历史文献与方志学家王葆心、贯通中西印的学术大师汤用彤等。

更耐人寻味的是,透过喧嚣与纷纭,人们或许会发现一个奇特的文化密码:中华民族极力推崇的忠义和智慧的化身——关羽和诸葛亮,其祖籍虽说与湖北无涉,但其品行砥砺于湖北,才识升华于荆楚,是湖北造就了“武圣”关公和“智圣”孔明。

关羽(-220)字云长,号美髯公。并州河东解州(今山西省运城市)人。曾任蜀汉政权前将军,爵至汉寿亭侯。建安二十四年冬,退守当阳麦城遇害。谥曰“壮缪侯”。

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号卧龙。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蜀汉丞相,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发明家、军事家。建安十二年(207年),刘备三顾襄阳茅庐,诸葛亮提出《隆中对》出山成名。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谥曰忠武侯。

米芾(1051—约1108)字元章,号襄阳漫土、海岳外史。祖籍山西,迁居襄阳,有“米襄阳”之称。米芾及其长子米友仁的书画堪称一绝。父子俩都擅长山水画和书法。米芾自号襄阳漫士,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著述有《书史》、《画史》、《砚史》、《海岳名言》等。

那个是你们的堂号

堂号

堂号的类别和特色

“堂号”,本意是厅堂、居室的名称。因古代同姓族人多聚族恧在,往往数世同堂,或同一姓氏的支派、分房集中居住于某一处或相近数处庭堂、宅院之中,堂号就成为某一同族人的共同徽号。同姓族人为祭祀供奉共同的祖先,在其宗祠、家庙的匾额上题写堂名,因而堂号也含有祠堂名号之含义,是表明一个家族源流世系,区分族属、支派的标记,是家族文化中用以弘扬祖德、敦宗睦族的符号标志,是寻根意识与祖先崇拜的体现。

堂号不仅书写于宅院厅堂、宗祠祖庙、族谱封面,而且也题写于店铺、字号、书斋别墅、文集书画及日常生活用具(如车舆、灯笼、钱袋、家什)上面,用以区分姓氏族别,作为本族标记。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实际意义。

堂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堂号与姓氏的地望相关,或以其姓氏的发祥祖地,或以其声名显赫的郡望所在,作为堂号,亦称“郡号”或总堂号。同一姓氏的发祥祖地和郡望不同,会有若干个郡号。如李姓郡(望)号有:陇西、赵郡、顿丘、渤海、中山、江夏、范阳、汉中、代北、鸡田、柳城等30余个;王氏有:太原、琅琊、京兆、元城、汲郡等地38个;张姓有清河、范阳、太原、京兆、南阳、中山、安定、河内等40余个。

狭义的堂号,也称自立堂号,在同一姓氏之间,除广义的郡望之外,往往以先世之德望、功业、科第、文字或祥瑞典故,自立堂叼,其形式多种多样,五花八门,不胜枚举,若按每姓一个堂号来计算的话,全国至少有数千至一万个堂号,是姓氏文化中有待开发、整理、研究的资料宝库。

现依据各姓氏堂号的来历、特色、分为几大类型:

以血缘关系命名堂号

中国的姓氏文化,首先表现出来的社会心态就是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不仅同一姓氏使用相同的(一个或若干)堂号,而且有血缘关系的不同姓氏,也会使用同一堂号。如著名的“六桂堂”,是闽粤一带洪、江、汪、龚、翁、方六个姓氏共同的一个堂号。据文献记载,这六个南方家族,虽然姓氏不同,但却是一个先祖所同一家族,追本溯源都是翁姓的后裔。

以地域命名堂号

地域观念命名的堂号,最为普遍,往往和各姓氏的郡望相关,也就是以郡号或地名作为堂号。如前述之陇西李、赵郡李、中山李,太原王、琅琊王、京兆王、清河张、安定张、河内张等皆是其例。再如诸葛氏,系出葛伯,望于琅琊,发祥地是山东诸城,后世遍布全国各地的诸葛氏,绝大多数都世代沿用琅琊的堂名。此外,如海氏的“薛郡堂”、陈氏的“颖川堂”、徐氏的“东海堂”、欧阳氏的“渤海堂”,以及呼延氏的“太原堂”、林氏的“西河堂”等,都是以地望为堂号。

以先世的嘉言懿行为堂号

中国人向有慎终追远的美德,往往以先世祖宗的嘉宗懿行深感自豪,往往以此命名堂号,千古留芳。如弘农杨氏“四知堂”、“清白堂”即是以东汉太尉杨震的美德作为堂号。据文献记载,杨震为东莱太守时,道经昌邑,县令王密深夜求见,以黄金十斤贿赂杨震。杨震严词拒绝说:作为故人知交,我对您是了解的,而您怎么对我的人品不了解呢?王密说:我深夜而来,无人知道这回事情。杨震回答说:此事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怎能说是无人知晓?王密只好羞愧而退。杨氏后代子孙为尊崇和怀念这位拒腐蚀,不受贿的先祖杨震,便以“四知堂”,“清白堂”为堂号。

而范氏“麦舟堂”则是来自北宋名臣范仲淹济危扶困的典故。有次范仲淹遣子纯仁,至姑苏运麦,舟至丹阳,遇石曼卿无资葬亲,纯仁即以麦船相赠。纯仁回家后告知其父,深得范仲淹嘉许。故后世以此为典,以“麦舟堂”为堂号。

以祖上的功业勋绩为堂号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个姓氏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涌现出一批功勋卓著,名垂青史的历史人物,后人往往以此作为堂号。如东汉名将马援,战功卓著,名闻遐迩,“马革裹尸”便是脍炙人口的历史典故。后因功封“伏波将军”,马氏后人中有一支便以“伏波堂”为堂号。楚大夫屈原曾任三闾大夫,屈氏遂以“三闾堂”为堂号。

再如唐代宗时郭子仪,因平安史之乱,屡立战功,出将入相二十余年,是维系李唐王室的功勋大臣,被封为“汾阳王”。其后子孙繁衍遍布各地,多以“汾阳堂”为堂号。至今海内外郭氏子孙,也多以“汾阳郭氏”为荣。

以传统伦理规范为堂号

在封建宗法社会,各个家族常以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为堂号,以劝戒训勉后代子孙。如李氏“敦伦堂”、张氏“百忍堂”、朱氏“格言堂”、任氏“五知堂”、刘氏“百忍堂”、朱氏“格言堂”、任氏“五知堂”、刘氏“重德堂”、郑氏“务本堂”、周氏“忠信堂”、蔡氏“克慎堂”、许氏“居廉堂”等,都体现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在各氏自立堂号中,十分普遍。

如唐代郓州寿张人张公芝,九世同居,麟德年间唐高宗祭祀泰山,路过郓州,至其家,问何以能九世同居,安然相处。张公芝于纸上连书百余“忍”字,道出其中诀窍全在于百事忍让。故名之为“百忍堂”。

以祖上情操雅量、高风亮节为堂号

在封建社会中,有一批文人学士,才气横溢,品格清高,深为世人所推重。其后代族人也引以为荣。

如宋代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品格高雅,酷爱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清高品格,以所居之处为“爱莲堂”。其后人遂以此为堂号。晋代陶渊明因不肯为五斗米折腰,遂辞官归里,赋“归去来辞”以明其志。因陶渊明号五柳先生,其后人以“五柳堂”为堂号。再如唐代大诗人李白,自号“青莲居士”,李氏族人中遂有“青莲堂”堂号。

以祥瑞吉兆为堂号

古代人对祥符瑞兆十分重视,常认为是上天预示吉祥的征兆,往往以之为本族堂号。如宋代王礻右曾的手植三槐于庭院,言其子孙必有位居三公者(古代百官朝会,三公对槐树而立,故以三槐象征三公),其子王曰果然位列宰相,当政十余年,深为朝廷寄重。其后人便以“三槐堂”为堂号,成为中国王姓中名人辈出的名门望族,与太原王氏,琅琊王氏并列为王氏三大支派。

以先世名人的厅堂别墅为堂号

为表示对同姓先世名人的仰慕之情,各姓中以其厅堂,居处为堂号。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晚年隐居洛阳香山,号香山居士,其后人便以“香山堂”为堂号。

再如唐代宰相裴度,以宦官当权,时事已不可为,乃自请罢相,在洛阳午格创建别墅,起浩凉亭暑馆,植花木万株,绿荫如盖,名为“绿野堂”。裴氏一支遂有“绿野堂”之堂号。

以家族中科举功名为堂号

在封建社会,一些名门望族人才辈出,科第连绵,为世人称羡,遂以之为堂号。如唐代泉州人林披,有子九人,俱官居刺史(俗称州牧),门庭显赫,世人敬仰,这支林氏遂以“九牧堂”为其堂号。再如宋人临湘人徐伟事迹至孝,隐居教授于龙潭山中,有子八人,后皆知名,时称“徐氏八龙”,后人即以“八龙堂”为其堂号。

以垂戒训勉后人的格言礼教为堂号

此类堂号在各姓氏自立堂号中较为普遍。如“承志堂”、“务本堂”、“孝思堂”、“孝义堂”、“世耕堂”、“笃信堂”、“敦伦堂”、“克勤堂”等等。

以良好祝愿为家族堂号

此类堂号也较为常见。如“安乐堂”、“安庆堂”、“绍先堂”、“垂裕堂”、“启后堂”等。

以封爵、谥号或旌表褒奖为堂号

此类堂号为历代朝廷或地方政府封赏、恩赐、旌表而来。如“忠武堂”、“忠敏堂”、“节孝堂”、“孝义堂”等等。

总之,堂号作为家族的徽号和别称,不仅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血缘内涵,而且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法色彩,既是对某一姓氏家族特色的高度概况,也是当时社会形态的反映。同样具有区分宗支族别,血缘亲疏的社会功能。它的产生、发展,多与修族谱、建宗祠、祭祀祖先、宗亲联谊活动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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