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款是篆书，四个字：家藏珍宝

题主“珍宝”二字不够清晰，恰好网上有这个。

题主：

网上：

注：有人把“珍宝”二字解释成“祖宝”，是辨识错误。

注意下图最右侧三个珍字的写法：

提到夜明珠，想必大家都不陌生，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着夜明珠这种说法，相传，这种珍宝能够在夜晚发出光亮，虽然说随着人类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当今社会中，夜晚能够发光的东西也有很多了，但是，夜明珠却始终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毕竟物以稀为贵，而夜明珠的数量也是非常稀少的。

曾经，有一位来自内蒙古赤峰的老人，他拿出的一颗神秘怪石使得稀世珍宝得以重见天日，在有关专家对这块怪石进行估值之后认为，这块石头的价值应该在两千五百万美元左右。那么，这位老人与神秘怪石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又是什么样的石头能够拥有如此巨大的价值呢？

这块石头的名字就是六方晶系陨钻夜明珠，而这颗珍贵的陨石，正是出自于内蒙古的一位老人王占奎之手。在1977年的时候，住在内蒙古赤峰地区的王占奎意外从雪地里救回了一位马上就要冻僵的蒙古族老人，在王占奎帮助下，这位老人也成功脱离了生命危险。当时，由于老人对王正奎的救命之恩十分感谢，因此，他就决定要送给王长奎一个小玩意儿。

对于蒙古族的人民来说，人们之间互赠礼物这件事情是非常正常的，所以王占奎也并没有将老人的礼物放在心上。在此后的日子里，这个小小的盒子也就成为了王占奎家中一个毫不起眼的小物件。然而，在二十年之后，当王占奎整理家中杂物的时候，却意外发现了这个制作精美的小盒子，当他把盒子打开之后，他也从蜡封的盒子里拿出了一个和泥丸子一样大小的小球。

在最开始的时候，王占奎并没有对这个小球有过多的注意，毕竟这颗小球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然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之下，王占奎却发现这个小球能够在夜里发光，而当王占奎将这个小球放在家里的鱼缸之后，这个小球居然能在半夜里为鱼缸照明。可以说这一发现让王占奎十分惊喜，毕竟大多数人都听说过夜明珠的传说，而王占奎手里的这个小球也与许多古籍中对夜明珠的描述十分相像。

当时，在王占奎和自己的朋友说了这件事情之后，他的朋友也建议他将小球拿到专门的鉴定中心去进行鉴定，后来王占奎就把这颗神奇的小球拿到了天津市的一个珠宝检测中心中做检测。而在专家们对这个小球进行了严密的分析之后，他们也认为这颗小球的价值达到了三千多万元。听到这一结果时，王占奎感到非常高兴，然而，在不到一个星期之后，有关专家却认为这张鉴定证书并不具有什么效力。

当时，他们也认为这个小球并没有什么实际上的经济价值，面对这一结果，王占奎并不满意，因此，他也决定将小球带到北京去进行更进一步的鉴定。最终，在有关专家对小球进行了全方位的鉴定之后，他们也认为这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夜明珠，而是一颗从天上掉下来的陨石钻石。此时，北京的专家也认为这颗小球的价值应该在两千五百万美元以上。

龙宫水府图朱元鱼

东海龙王是高度世俗化的波塞冬。他在东海开了家，完全模仿地球上王子的标准，自己带团队领导水族馆，专门做降水。虽然是海神，但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在mainlandChina，还要求起诉龙王。可见一个农业国的海神定位尴尬，却疏于管理海事，直到崛起的海神妈祖涉足海事。

在代代相传的龙王画像中，龙王往往被描绘成一个头戴朝服、头戴金冠的皇帝，而在世界各地龙王庙的雕像中，龙王则是某一等级的官方形象。明朝救金鲤海龙王报德提到，东海龙王头戴天冠，身穿龙袍，腰系碧玉腰带，脚踏腾云。济公全传说东海龙王身穿红绸紫金龙袍，平冠，前后十二冠，绿缎方头底子。

腾冲龙王马志

在吃的问题上，龙王依然保持着龙的饮食习惯，食材大多就地取材，来源于海里的水生动物珍品。提到有个秀才误入髯国，被招为徐。后来老国王说大胡子国家有难了，就让书生进龙宫见龙王求情。龙王想了想，觉得没有大胡子国。他向左右报告说：“这个岛上的虾本月已经为国王提供了食物，而且是前天捕到的。”龙王笑道：“克谷是被虾蛊惑了。虽然我是国王，但我吃的都是天然的，不能错吃。减少今天给顾客的食物。”原来长胡子的都是虾精，读书人都迷上了虾精。带龙王书生去看。有几十个房子那么大的铁锅，里面全是虾。可见龙王的胃口也非同一般。

杜光庭，酉阳杂俎年：“海龙王府在苏州之东，入海五六日。岛前百余里，海水四面浑。”东海龙王府又称龙宫、龙宫、水府宫、水晶宫等。段录异记说：“龙宫亮如佛寺画的天宫，眼睛看不见。”龙宫是用水晶雕刻而成，里面陈列着无数的珍宝，因此光芒四射，让人难以直视。酉阳杂俎写道，“你看不到。

龙王巡逻文件聊斋志异罗刹海市

至于龙王之行，祭祀仪式更是壮观。点石斋画报里有一张点石斋画报的图。据说龙王“事先持夜叉牌照在水上行进，标志模糊不清，难以辨别。”龙王到了，“虾蟹一队一队来，甲鱼甲鱼儿孙夹着尾巴死，将军跟在后面。这种战斗，胶东地区称为“过龙兵”或“过龙兵”，也是对人类礼仪的模仿。路过龙兵的热闹，通常只是大鱼的迁徙。

今文《尚书》珍宝名物初探

　今文《尚书》为最早的传世典籍之一，历代研究者甚众。然于其名物者鲜有问津。今以珍宝类名物为例，掇拾其文，遍检古籍，参以考古发现，明其源流。

　关键词： 尚书；名物；珍宝

　先秦的珍宝名物研究由于上古文献的缺乏，出土文物的限制，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甲骨文、金文受书写工具、书写材料和文体的限制，也很难全面地反映商周名物的实际情况。今文《尚书》是最早的传世典籍之一，多为可信的商周古文，和商周甲骨文、金文是共时的语言材料，正可弥补上古文献的不足。本文试以珍宝名物类为研究重点，探源溯流，源流并重，为先秦名物研究提供早期的书面语料和理论参考。

　一、大龟

　九江纳锡大龟 （虞夏书·禹贡）

　今文《尚书》中，龟共有11见，其中表“卜筮”义的单音词“龟”有7见，称“元龟”的有2见，称“大宝龟”和“大龟”的各一见。关于“大龟”，历代注释家往往释为“长一尺二寸之龟为大龟，甚不易得，得则奉献于上。”都认为是大型的龟类，但具体为何物则语焉不详。如只言其大，则今文《尚书》中多用“元”而非用“大”，且孔传云：“尺二寸曰大龟，出于九江水中，龟不常用，锡命以纳之。”殷人逢事必占，每占必用龟，而此处曰“龟不常用”，可见此处“大龟”与表示“卜筮”义的龟为两物。

　《甲骨文编·附录上》收一篆三体，编号4831的待问字，以《佚》656为例“ ”。《甲984》中所载一般龟的甲骨文为“”、“”，与《佚》656差别很大，徐云峰先生寻思良久，认为此应为“玳瑁”。［1］玳瑁为较大型海产龟类。体长可达1。6米。背及腹部均有坚硬的鳞甲。头部具前额鳞甲2对。鼻孔近于吻端。上颌钩曲，嘴形似鹦鹉，颌缘锯齿状。背面鳞甲，早期呈覆瓦状排列，随年龄增长而变成平置排列，表面光泽，有褐色与浅**相间而成的花纹。分布我国北至山东，南至海南岛的海域。

　甲骨文中的“大龟”的记载多与祭祀有关而非一般的占卜。如《屯南》2363：“◇玳瑁至？用至？”就是用远方到来的玳瑁作祭品，可见殷王朝本身并没有玳瑁，此玳瑁应来自于玳瑁为图腾的北子族。北子族发源于山东渤海湾附近，是以渔猎为生的古族，对商朝一直有朝贡，后迁移至湖北江陵和湖南洞庭湖沿岸地带，继续从事渔猎活动。《禹贡》篇所指之“九江”即为北子族后期生活的地方。1961年，湖北江陵万城从一古墓中出土一批西周前期的铜礼器，共17件，成批的标明“北”、“北子”，证明北子族曾在这一地区生存、活动过。《尔雅·释鱼》：“涪陵郡出大龟，甲可以卜，缘中文似玳瑁，俗呼为灵龟，即今（晋代）蠵龟。”

　玳瑁一词文献中最早的记载当为《淮南子·泰族训》：“瑶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润泽若濡。”此处的“玳瑁”实指“玳瑁的甲壳”。玳瑁别称“文甲”，或曰“瑇瑁”。《汉书·西域传赞》：“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翡羽之珍，盈于后宫。”颜师古引如淳曰：“文甲即瑇瑁也。”

　二、琅玕

　厥贡惟球、琳、琅玕 （虞夏书·禹贡）

　孔传云：“琅玕，石而似玉。”《尚书易解》：“郑玄曰：琅玕，珠也。”《尚书新笺与上古文明》：“琅玕，似珠之玉。”可见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其为珠玉类的美石，可加工成珠状，但其质地，其本原的材料却不得而知。

　《淮南子·地形》：“掘昆仑墟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上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琼树、不死树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东。”《山海经》亦云：“昆仑山有琅玕树。”两帙皆云琅玕来自于琅玕树，碾而为珠。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石二·青琅玕》：“时珍曰：琅玕象其声也，可碾为珠，故得珠名。〔集解〕：据诸说，则琅玕生于西北山中及海山崖间……其云生于海底纲取者，是珊瑚非琅玕也。在山为琅玕，在水为珊瑚，亦有碧者。今 地方出一种青珠，与碧靛相似，恐是琅玕所作。”又云“珊瑚生海底，五七珠成林，出为变红色者为上。汉赵佗谓之火树是也。碧色者亦良，昔人谓之青琅玕。”李时珍以产地、颜色将琅玕分为两类似可商榷。《灵异兼图》云：“琅玕青色，生海底，以网挂得之，初出水红色，久而青黑，击之有金石之声，与珊瑚相类。”实际已经指出从产地、颜 分琅玕、珊瑚没有任何意义。珊瑚可能是出产地的命名，而琅玕则是转运后的称呼。

　今文《尚书》所贡之琅玕应来自于西域地区，考古发现已经证实早在两千年前，我国的西部地区就与西方有着一定程度的交流，西方的珊瑚就以珊瑚珠的形式流传到我国。1983年在新疆哈密地区七角井细石器遗址采集到一件珊瑚珠。据专家推测，七角井细石器时代距今一万年左右。珊瑚是一种生长于热带或亚热带浅海的腔肠动物，新疆地处内陆，本身不可能有珊瑚原料，只可能外来。说明早在一万年前，新疆就与沿海地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往来关系。雍州是中西方经济交往的中间站，所贡之琅玕当来源于西方。因珊瑚性脆，不便于长途携带，加工成珠状物不仅美观而且轻便。但几经辗转之后，其本身的产地、颜色、外形、制造过程遂磨灭不清，事物的本质越发为事物的外形所掩盖，珊瑚珠到达中原地区之后，人们只能根据其外形判断其“似玉”，由西方传入而推测其“生于山崖”之间，后人以讹传讹，琅玕之实终不可知。［2］

　三、大贝

　胤之舞衣、大贝、鼖鼓，在西房（周书·顾命）

　《尚书·易解》：“大贝，如车渠，散宜生取之于江淮之浦。”《文选·木华海赋》：“岂徒积太颠之宝贝，与随侯之明珠。”李善注引《琴操》曰：“纣徙文王于羑里，择日欲杀之。于是太颠、散宜生、南宫适之属，得水中大贝以献，纣立出西伯。”可见“大贝”在上古应为稀世之珍宝，否则贪得无厌的商纣王也不会轻易动心，赦免文王之罪。

　殷商时代的物质交换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而日渐增多，部分商人“肇牵车牛，远服贾。”商代遗址中出土的海贝、海蚌等物品，其来源除赠送、进贡及征集外，也有商人长途贩运而来的。贝壳曾在此段时间内暂时地充当了一般等价物的角色。《说文·贝部》：“贝，古者货贝而宝龟，至秦废贝行钱。”古者当为夏殷之时。卜辞中有“赐多女有贝一朋”，金文中亦有“王赏戍嗣子贝七朋”的记载。商代货币的主要形式是贝也为出土的文物所证实。河南省郑州白家庄早期的商墓中出土海贝460多枚，小屯殷墟王室墓中发掘贝壳六千多枚，山东益都苏埠屯一号墓中发掘贝壳三千七百余枚。贝壳取之于海，夏商两代的主要活动地区在我国东部，近海或离海不远，贝壳容易获得，加工成货币单位，便于流通。贝有大小之分，小贝价值小，大贝自然贵重。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小形贝6880多枚，而大贝只有一枚。足见大贝价值巨大，可称为无价之宝。

　在古代商业贸易中，贝壳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但在某些情况下会暂时退出流通领域。一些富裕的奴隶主为了积累财富，将贝壳储藏起来，就如同储藏玉器、青铜器一样。因贝壳是财富的象征，一些奴隶主就佩带贝壳来炫耀自己，如同我们今天佩带金银首饰品。普列汉诺夫说：“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在审美的观点来看待它们。”［3］贝壳由一般等价物继而成为装饰品也说明了人们审美的发展过程。

　四、蠙蛛

　淮夷蠙蛛暨鱼 （虞夏书·禹贡）

　郑玄注云：“蠙蛛，珠也，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鱼。”孔疏：“蠙是蚌的别名，此蚌出珠，遂以蠙为珠名。”可见蠙珠即蚌珠。《尚书新笺与上古文明》：“蠙珠，蠙蚌所产之珠。”蠙珠即珍珠，为蚌壳内所生的球状物，形圆如豆，色白如银，清丽可爱，是很珍贵的装饰品，又可做药用。《说文·玉部》曰：“玭，珠也。宋弘云：淮水中出玭珠。蠙，《夏书》玭从虫宾。”《大戴礼记·保傅篇》云：“玭以纳其间，琚瑀以杂之。”根据《说文·玉部》上说的“《夏书》玭从虫宾”可知，玭珠就是蠙珠，而卢辩的注解认为“总曰玭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瑀”，是以蠙蛛为玉珠，与郑、孔之说不同。有学者认为，从现在发现的商周佩玉来看，并未见有用蚌珠的，所以怀疑蠙蛛即为某种玉珠，大可不必。邵望平氏《九州风土考古丛考》云：“蠙，应是泛指与鳄需要相同生态环境的一组淡水厚壳蚌。黄河下游史前至商代遗址里，厚壳蚌多有出土……在商代墓葬中往往发现有许多蚌质团形或其他形状的有孔或无孔的饰件称为蚌泡、蚌珠者。”［4］这里的“蚌泡或蚌珠”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珍珠”。珍珠的主要矿物成分有90％是文石——碳酸钙，此外还有少量的有机质氨基酸和水分，文石是极不稳定的，难抗水溶，却易变为方解石。专家认为珍珠经历60—70年就会渐渐失去光泽，至100年就会“寿终正寝”。我们不能因为没有见到前代的实物而妄断事物的有无。

　五、玉

　我国是世界上有着自己独特玉文化的国家，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玉文化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早在史前时期玉器就已成为沟通人与神之间的灵物。《说文·玉部》：“玉，象三玉之连，丨，其贯也。”胡小石先生《说文部首》：“古玉或贝，皆以丝绳贯之，‘王’象玉或贝之平置侧形也。”今考古发掘，周原周墓葬有，状之物出土，是为确证。《说文》云“象三玉之连”，取数於三，（历史论文 ）包众玉也。由于上古的认识能力低下，对自然界的许多现象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就将一切归结于天神、祖先。只有对祖先进行祭祀，才能保证自己安宁。祭祀的操作者为巫，而祭品则为玉。《说文·巫部》：“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先民认为巫能沟通人与神两界。《易·巽卦》：“用史巫纷若，吉，无咎。”孔颖达疏：“史谓祝史，巫谓巫觋，并是接事鬼神之人也。”许君所云“无形”，当为神言。商承祚《殷墟文字》则以“”（后编下）， “藏龟”为巫字。陈邦怀《殷契小笺》云：“此从冂，象巫在神幄中用两手奉玉以事神。”其说可从。在古人的观念中，“玉”神秘莫测，可以与神灵相通。所以古代巫师们用玉来祭祀神灵和祖先。距今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 六千前的大汶口文化， 五千年前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以及四千年前的齐家文化随葬玉器比比皆是。

　正是因为玉在中国文明发育、奠基的过程中发挥过支柱性作用，所以它才伴随着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过程并一直占有独特的地位。夏商至西周时期，玉在实施国家祀典、规范统治礼仪、昭示社会等级等方面承载着多重职能。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不断证实玉器在古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领域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在玉的使用上，祭祀用玉先于装饰用玉。《山海经》中有近二十处记载祭祀用玉，但仅有两次提到佩服用玉。书中记录的许多神话传说中的帝王和英雄，只有夏后启佩玉璜，而那些处在夏后启以前的神话传说，却没有任何人佩玉。商周时期，装饰用玉在玉的使用中占据主要位置，而祭祀用玉则退居末席。今文《尚书》中玉凡12见，只有1处为祭祀用玉。

　1、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周书·金縢）

　孔传：“周公秉桓珪以为贽，告谓祝辞。”《尚书易解》：“璧与珪，皆瑞玉。”《尚书新笺与上古文明》：“璧，圆形的玉。珪，上圆下方开头的玉。古代祈祷必用珪璧。”璧是环状的扁平圆玉块，珪是上为三角状，下为长条矩形的玉块。邓淑苹《古玉的认识与赏析》云：“璧是最重要的祭品，竖立于坛上，用以依附自天而降的祖灵；圭是最重要的瑞器，主祭者执于手中，以表彰自己的身份。”［5］

　2、辑五瑞（虞夏书·尧典）

　《周礼·春官·典瑞》：“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郑玄注：“瑞，符信也。”瑞是玉制的信物，是权力的象征。相传古代诸侯觐见天子时按照级别分别拿着五种玉器。《仪礼·觐礼》：“以瑞玉有缫。”郑玄注：“瑞玉，谓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谷璧，男蒲璧。”不同等级的贵族所持的玉也有严格的区分。天子将各诸侯之玉收集起来，用一种“瑁”套在五瑞上面来检验是否符合，朝觐完毕后又退还给诸侯。《尚书大传》云：“天子执冒以朝诸侯，见则覆之（谓以瑁覆在诸侯瑞圭上），故冒、圭，天子所与诸侯为瑞也。……无过行者，得复其圭以归其国。有过行者，留其圭。能改过者，复其圭。”“辑瑞”和“班瑞”的过程就是天子行使权利的过程。

　3、禹锡玄圭，告厥成功（虞夏书·禹贡）

　孔传：“玄，天色。禹功尽加于四海，故尧赐玄圭以彰显之。”《尚书易解》：“圭，《说文·土部》瑞玉也。玄圭，玄色之圭。禹被赐玄圭，告其成功于天下。”《礼记·月令》：“孟冬之月，〔天子〕衣黑衣，服玄玉。”此处之玄圭、玄玉，并为信物，犹如后世之传国玉玺，是权力的象征。

　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认知能力不断加强，人们对玉的认知也不断加深。玉以其晶莹绚丽的色泽、清越悠扬的声音、温和润泽的外表等特点，给人们带来视觉、听觉、触觉等多种感官的愉悦。玉的审美功能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

　4、厥贡惟球、琳、琅玕（虞夏书·禹贡）

　5、瑶、琨、篠、簜、齿、革、羽 （虞夏书·禹贡）

　6、大玉、夷玉、天秋、河图，在东序 （周书·顾命）

　7、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虞夏书·皋陶谟）

　8、厥贡璆、铁、银、镂、砮、磬、熊 、罴、狐、狸

　（虞夏书·禹贡）

　今文《尚书》中玉由全国各地进贡而来。如：扬州所贡之“瑶、琨”，雍州所贡之“球、琳”，越地之“越玉”，华山所产之“大玉”，东北出产之“夷玉”等，皆为璞玉。《孔疏》：“郑玄云：大玉，华山之球也。夷玉，东北之珣玗琪也。天球，雍州所贡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见琢治，故不以礼器名之。”商周帝王所用之“玉笏”就是用球玉制成。《礼记·玉藻》：“笏，天子以球玉。”此外还用球玉制成乐器。《虞夏书·皋陶谟》：“戛击鸣球。”《禹贡锥指》：“特磬以玉为之，堂上之乐也。鸣球是已成之磬，其未成器者谓之天球，言天然之球也。郑玄‘色如天’，非是。雍州所贡当为磬材，未经琢治者，故传释‘天球’，以此实之。不然，则豫（州）贡磬错，将安所用耶？” 由祭祀用玉向装饰用玉的转变，表明人们认识能力的加强，人们在认识自己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生活。1974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出土一玉戈，约长62厘米，援长48。8厘米，胡长10。1厘米，形体巨大，制作精良，并非实用器，属于礼器。玉由祭器到礼器的过程说明商周时期玉的职能已发生了转化，玉器本身附着的更多是一种信用，一种证明。

　文献记载商周时期的玉器数量已相当可观。《逸周书·世俘解》：“商王纣取天智玉、琰玉，环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校为“凡武王俘商，得旧宝玉万四千。”虽不为确数，但仍可窥其一般。这一时期玉器的种类相当齐全，大致可分礼器、仪仗、工具、装饰艺术品及杂器等类。已采用圆雕、浮雕等先进工艺，玉器切割整齐、琢磨光润、造型多样、线条流畅，表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随着时间的发展，名物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通过文献考古与田野考古相印证的方法来研究上古名物的形制、性状，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名物本身的认识，也有助于对文献的解读。

　参考文献：

　［1］ 徐云峰：《商代廪、康卜辞中之玳瑁及其他》，《农业考古》，2002年第1期。

　［2］ 吴勇：《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珊瑚及相关问题》，《西域研究》，1984年第4期。

　［3］普列汉诺夫：《论艺术》，北京书店1973年版，第93页。

 

　［4］［5］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20、1227页。

　圆明园盛时文物不少于150万件

　　十二生肖铜像不过是圆明园流失文物中的沧海一粟。

　　今天在圆明园遗址公园，人们只能看到半废的山水和断壁残垣，很难想象这里曾享有“万园之园”的美誉。盛时的圆明园，有著名景群上百处，清朝数代帝王在150余年时间里精心经营这座集中西建筑风格于一体的皇家园林，乾隆皇帝评价圆明园说：“实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但如今，人们只能凭想象来揣测百余年前圆明园的风貌。

　　圆明园究竟有多少文物？这个问题至今众说纷纭。

　　据杨先生推断，圆明园当年的文物数量不会少于150万件。从清代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的研究文章以及《颐和园陈设清档》中，他搜集了不少证据：

　　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朝皇帝，每年居住在圆明园的时间达半年以上。以乾隆皇帝为例，据清内务府穿戴档记载，乾隆二十一年，全年共393天（因有闰月），乾隆去热河避暑山庄及木兰围场66天，去曲阜54天，居宫内（故宫）105天，居圆明园168天。道光二十四年，全年共347天，道光帝在圆明园居住时间达274天，在宫中居住仅73天。所以，圆明园内的陈设应不比故宫逊色多少。

　　圆明园园林建筑达20万平方米，比故宫的全部建筑面积还多4万余平方米。除去不会有什么陈设的亭轩的面积，用于园居、祭祀、读书、游乐、存储库房等的建筑面积在19万平方米左右。这些建筑内按一般陈设和库房存储计算文物数量的话，也应不少于故宫内陈设的文物数量。而据推算，溥仪退位时故宫实存文物至少应在150万件左右。

　　道光年间内务府一份奏折，详尽载明道光十五年奉旨清查宫内及圆明园库贮物件情况：一两重银锞共存569390个，其中宫内存290505个，圆明园存280694个；各式如意1621款，其中宫内存1194款，圆明园存450款；玉砚、笔洗等501件，其中宫内存142件，圆明园存337件；头等瓷炉、瓶、罐等共773件，其中宫内存337件，圆明园存291件……圆明园的收藏情况，由此也略能窥见一斑。

　　流失海外的圆明园奇珍知多少

　　1860年，英法联军劫毁圆明园的时候抢走了绝大部分文物。

　　据当年参加抢劫圆明园的英法侵略军回忆说：为了拍卖从圆明园中抢来的珍宝，他们把赃品“全安排展览在喇嘛庙的大殿中”，其中有各种色调的白的和绿的玉石、古色古香的珐琅瓷瓶、古铜器物、金银的佛像；毛皮制品也特别精致，其中许多都是很名贵的，有黑貂皮、水獭皮、紫貂皮、羊羔皮等；特别醒目的是，还有两三件皇帝的朝服。英军司令格兰特把自己“应得”的那部分分给了士兵，“军官们赠送他一把雕满花纹的赤金酒壶，这是赃品中最精致的东西”。英国女王也得到一份，是两个美丽的大珐琅瓶。

　　法军司令孟托邦把抢到的两块黄金和碧玉做成的朝笏，一块交给格兰特转献给英国女王，另一块献给法王拿破仑三世。回国后，孟托邦又献给拿破仑三世许多东西：两根将军的装饰杖，用金子做成，中间和两端都镶有很大的宝石，做工极为精细；一件乾隆皇帝御用甲胄（现在法国吉美军事博物馆展出），带一顶战盔；鎏金和釉的铜宝塔；好几个用金子和釉做的神像；许多戒指、项圈、酒杯、漆器、瓷器以及数以千计的珍奇玩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劫掠的圆明园文物通过各种拍卖会等途径流散到世界各地。但大部分还是保存在英法两国。

　　大英博物馆的东方艺术馆中保存了两万多件中国历代的稀世珍品。英军曾将所劫走的圆明园文物一部分献给了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这部分敬献文物连同被拍卖的圆明园文物都收进了东方艺术馆。东晋时期大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乃我国古代卷轴画中的稀世珍品，1860年被英法联军从圆明园抢走；一匹3尺长、2尺高的白玉马，这匹玉马曾被和 从圆明园中窃取，和 被抄家后，玉马被重新放回圆明园，最终还是没躲过被劫掠的命运。

　　法国巴黎枫丹白露宫中有个中国馆，是拿破仑三世的欧也妮王后建造的。1860年英法联军劫毁圆明园后，侵华法军司令孟托邦将从圆明园抢来的“战利品”献给了拿破仑三世和欧也妮王后。欧也妮王后于是建造了这个中国馆，将这些文物收藏起来。

　　中国馆内最显著的位置摆放着一座巨大的佛塔，2米高，青铜鎏金，通体各层镶嵌着绿宝石。塔的左右摆放着一对象牙和一对青铜雕龙，与故宫、避暑山庄等处皇帝宝座前放置的青铜龙形制一样，说明这对青铜龙应是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皇帝宝座前的摆放之物。一对金罐和一只金曼扎（藏传佛教的寺庙摆设品），金罐通体如意花纹闪闪发光，金曼扎镶有珍珠、绿松石和红宝石，说明当时圆明园内的摆设有多么奢华。玻璃桌柜里摆放着一串大念珠，这串珠子共有154颗，跟一般108颗珠子的朝珠不一样，这是孟托邦将一串皇帝的朝珠和两串皇后的挂珠串在一起献给欧也妮王后的，没想到欧也妮王后并不满意，因为她早已听说远征中国的军官们个个满载而归。她埋怨孟托邦只带给她这样的礼物，于是孟托邦另外又送她三车宝物，前后总共送了她七车，包括从圆明园抢来的各种青铜器、玉器、瓷器、漆器、金银制品、景泰蓝……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一柄用名贵白玉雕成的康熙玉如意，颜色白中透绿，雕成多孔真菌形状，手柄顶部铭文有“御制”两个大字，下部铭文是：“敬愿屡丰年，天下咸如意。臣吴敬恭进”。展品说明显示，这件精美的玉如意是被英法联军劫掠后，在巴黎拍卖会上买来的……

　　有没有圆明园文物回归的一天？

　　圆明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一直在打听流失文物的下落。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些流落在我国民间的圆明园石刻铜刻文物有了线索。杨来运先生给记者举例说，北京某单位院内有一对铜狮，据说这里曾是意大利驻中国领事馆，1900年前后从西山某地（也有说是从圆明园内）运回这对铜狮。据杨先生了解，这对铜狮为嘉庆年间制作，而嘉庆年间在西山除了建设绮春园外没什么大的园林建筑。而绮春园正是圆明园的组成部分，绮春园的宫门于嘉庆年间落成，这对铜狮应该是绮春园门口的铜狮子。

　　一两年前，一位姓牛的女士将先人流传下来的两个花瓶和一面镜子捐赠给了圆明园。经初步考证，这两个花瓶一个是光绪年间的，一个是嘉庆年间的，三件物品都是恭亲王被贬到戒台寺清修时随身带去的圆明园物品。

　　但是，遗落在我国民间的圆明园文物毕竟是少数，大量的珍贵文物流失于海外，仅靠出资购买，并非长远之计。杨先生无奈地说：“关键问题是缺少有关的国际法则和公约。”虽然我国已经参加了好几个文物保护方面的国际公约，但是，各个国际公约的回溯力和缔约国十分有限。

　　“但我们要不断呼吁，并同相关国家协商，在适当时机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各国出台有关法律，将各国非法所得文物归还原国家。”杨先生说。

　　杨先生所在的文史科这些年一直致力于收集散失在海外的圆明园文物的资料，希望能为将来某一天文物回家作准备。他们希望，在国外博物馆中见到圆明园文物的人，都能捎回一份介绍资料提供给他们。

　　杨先生最后说，历史文物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只有在它的“原产地”才能产生最大的效果。离开了文化母体的历史文物只是孤零零的摆设。圆明园遗址公园正在着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如果申报成功，那么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有关规定和“在起源地保护文化遗产”的原则精神，有关国家更不该“赖”着圆明园文物不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