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塑造了美丑并举、善恶兼具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

　　二、司马迁塑造人物的方法。

　　三、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价值取向与《史记》的人物塑造。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那些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作者同情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为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鸣不平的战斗热情。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家学习的典范，而且也成为文学家学习的典范。

　　《史记》是一部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战斗性的传记文学名著，这首先表现在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汉王朝统治集团和最高统治者丑恶面貌的揭露和讽刺。司马迁写汉高祖刘邦固然没有抹杀他统一楚汉纷争、建立伟大国家的作用，但也没有放过对他虚伪、狡诈和无赖品质的揭露。

　　为了避免被祸害，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不能不写那些荒诞的传说，把他写成是“受命而帝”的神圣人物。但在《项羽本纪》中却通过与项羽的鲜明对比，写出了他的怯懦、卑琐和无能。在垓下之战以前，刘邦几乎无不处于挨打受辱的地位，而下面两个片段更真实地描写了他的流氓无赖、残酷无情的嘴脸。（内容略）

　　其他如在《留侯世家》中写刘邦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中写刘邦猜忌功臣，而《淮阴侯列传》中则借韩信的口，谴责了刘邦诛杀功臣的罪行，道出了“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一封建社会君臣能共患难而不能共安乐的真理。

　　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描写揭露了刘邦真实的精神面貌，从而勾消了在本纪中所作的一些神圣颂扬。

　　对于“今上“汉武帝的暴力统治作者也流露了悲愤和厌恶的情绪。《循吏列传》中写孙叔敖、郑子产等五人，没有一个汉代人。而《酷吏列传》却全写汉代人，其中除景帝时的郅都外，其余九人都是汉武帝时暴力统治的执行者。

　　张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但最为武帝所信任。他治狱时，善于巧立名目，完全看汉武帝眼色行事。杜周也是同样角色，当别人质问他：“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却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里司马迁彻底揭露了封建社会中所谓法律的虚伪性，指出它不过是统治者任意杀人的工具。

　　《酷吏列传》中还揭露了统治者屠杀人民的罪行。义纵任定襄太守时，一日竟“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捕郡中“豪猾”，连坐千余家；二三日内，大举屠杀，“至流血十余里”。汉朝惯例，春天不杀人，王温舒顿足说：“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对此，司马迁愤怒地说：“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这是人民的正义呼声。酷吏虽也打击豪强，但主要是镇压人民。

　　作者在写这群酷吏时，每每指出“上以为能”，用意显然在于表示对汉武帝的讽刺和愤慨。

　　《史记》中还描写了统治阶段内部复杂尖锐的矛盾。最著名的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窦婴与田蚡两代外戚之间的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以及他们同归于尽的下场。这样，作者就进一步揭露了统治阶级残酷暴虐的本质，表达了对现实的深刻批判。

　　司马迁不仅大胆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而且也热情地描写了广大被压迫人民的起义反抗。

　　在《酷吏列传》中作者叙述广大人民的反抗形势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这些反抗虽为统治者所镇压，但并没有被消灭，不久又“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

　　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同情人民的起义反抗的，他承认了“官逼民反”的合理性。基于这种认识，司马迁热情歌颂了秦末农民的起义。

　　他在《陈涉世家》里，详细地叙述了陈涉发动起义的经过和振臂一呼群雄响应的革命形势，指出了农民起义的正义性；分析了他们失败的基本原因，并肯定了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朽功绩。认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他更以极其饱满的情绪写《项羽本纪》，项羽的勇猛直前摧毁暴力统治的英雄形象给予读者极深的印象。

　　作者虽批评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指出了他必然失败的原因。但仍把他看成秦汉之际的中心人物，寄予深刻的同情，说他：“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司马迁这样热烈地歌颂人民对暴力统治的反抗，以及把陈涉和项羽分别安排在“世家”和“本纪”的作法，都充分显露了他卓越的思想见解和救世济民的热情。这是以后的封建正统史家所不可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史记》的人民性、战斗性，还表现在记载那些为正史官书所不肯收的下层人物，并能从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观点出发，分别给他们以一定的评价。

　　《游侠列传》写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写郭解“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对游侠的“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高尚品格的热烈歌颂中，表达了封建社会人民要求摆脱被侮辱、被损害处境的善良愿望。

　　《刺客列传》写荆柯的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是那么绘声绘色，激荡人心。在我们今天看来，刺客的个人暴力行动不可能真正解决政治上任何实质问题，但在漫长的封建黑暗统治之下，刺客们自我牺牲、反抗强暴的侠义精神，却是可歌可泣，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暴力统治的气焰，恰如夜空一颗皎洁的明星，给人们以鼓舞和希望。作者热情地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史记》中还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廉颇蔺相如列传》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等历史情节的叙述，突出了蔺相如勇敢机智的英雄性格和“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贵品质。

　　在《魏公子列传》中，作者亲切地用了一百四十七个“公子”，叙述信陵君“仁而下士”的故事，不仅因为这位公子真能放下贵族的架子，“自迎夷门侯生”，“从博徒卖浆者游”，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这样做的结果，终于得到游士、门客的帮助，抵抗了秦国的侵略，救赵存魏，振奋诸侯。

　　《李将军列传》也是作者用力写作的一篇。“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汉代名将李广，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景慕。他的保卫祖国边疆的功绩，超凡绝伦的勇敢，以及敌人闻之丧胆的声威，是通过太史公的笔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上的。但李广的一生却是在贵戚的排挤压抑中度过的，作者对他“引刀自刭”的悲惨结局，寄予深厚的同情，同时也流露了自己不幸遭遇的感慨，从而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压抑人材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作者不仅写出了李广保卫祖国、奋身疆场的功绩，而且也写出了他的体恤士兵，热爱人民的品质：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

　　正因为如此，当李广被迫自杀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作者通过这些描写，不仅说明将帅应该爱护士卒，而且告诉他们，只有上下一心，同甘共苦，才能战胜敌人，保卫祖国。

　　作为传记文学的《史记》的思想内容是丰富深刻的：它一方面揭露了统治者及其爪牙的无比丑恶，画出他们的真实的脸谱；另一方面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歌颂人民及其领袖的起义反抗，以及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和救人困急的侠义之士，表现了我们伟大民族的革命传统和优良品质，这对今天都还有积极意义。

　　《史记》的思想意义是和作者精心的构思、高度的写作技巧密不可分的。作为一种历史著作，《史记》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记载的，所以刘向、扬雄、班氏父子等都称之为“实录”。但作者却在“实录”的基础上，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人物思想性格的重要特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量，这是《史记》传记的主要特点，也是作者匠心独运的所在。

　　作者并不是有事必录，而是有所选择的。张良平日与高祖谈论的天下事很多，但只写那些和天下存亡有重大关系的事件，从而表现其性格特征。写其他人物当然也不例外，即只写重要的，能够表现人物特征的东西。

　　在《留侯世家》中还有这样的话：“语在项羽事中”、“语在淮阴事中”；其他各篇也常常有这样的话。这就是前人指出过的“互见法”。

　　司马迁使用这种方法情况很复杂，有的注明，有的并没有注明，它不只是消极地避免叙述的重复，而且是积极地运用资料，为突出人物的特征服务。

　　例如《项羽本纪》集中了许多重要事件突出他的喑恶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作者对他的行为在传赞中虽有所贬责，但热情的歌颂、深切的同情却是主要的。这样，就体现了项羽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的完整性。作者在本纪中没有过多地去批评项羽个人的缺点和军事上政治上的错误，而把它放在《淮阴侯列传》，借韩信的口中道出，这样既不至损害项羽英雄形象的塑造，而又显出韩信的非凡的才能和过人的见识。就这样，司马迁通过对历史材料的选择、剪裁和集中，不仅使许多人物传记正确地反映了他们在历史上的活动和作用，而且突出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表达了作者的爱憎。

　　《史记》中人物形象的丰富饱满、生动鲜明，不仅得力于司马迁对材料的取舍和安排，而且也得力于他运用了多种方法去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特征。作者在写作人物传记时，尽力避免一般地梗概地叙述，而是抓住主要事件，具体细致地描写人物的活动，使人物性格突出。救赵存魏是信陵君一生的重大事件，但《魏公子列传》中却没有过多地写他在这一事件中政治的军事的种种活动。而把描写的重心放在他如何和夷门监侯赢、屠者朱亥的交往以及“从博徒卖浆者游”的故事上，通过这些故事的具体描写，突出了他的仁而下世、勇于改过、守信重义、急人之难的性格。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信陵君自迎侯生的一段：（内容略）

　　作者通过不同的角度去写信陵君，他写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写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反映，愈来愈突出信陵君始终如一的谦虚下士的态度，使我们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司马迁还善于通过琐事来显示人物性格的特征，如《酷吏列传》写张汤儿时的故事。（故事略）

　　这虽然是儿时游戏，却异常生动地突出了张汤的残酷的性格。再如《万石张叔列传》中的一段。（故事略）

　　作者通过这些细节，写出了石家一门的拘谨性格和伴君如伴虎的心情。其他如《留侯世家》写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淮阴侯列传》写韩信忍辱胯下；《李斯列传》写李斯少时见厕鼠和仓鼠而发感叹等，都是以琐事刻划人物性格的例子。这些是司马迁表现人物所用的故事化的方法。这种方法避免了平板的叙述，使人物形象具有动人的艺术力量。

　　为了表现人物，司马迁还通过许多紧张斗争的场面，把人物推到矛盾冲突的尖端，让人物在紧张的斗争中，表现他们各自的优点和弱点，表现他们的性格特征。

　　《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是很有代表性的。鸿门宴前，楚汉两军几至火并，而楚强汉弱。刘邦项羽此时相会斗争是相当激烈的。作者就通过这场面对面的斗争来表现人物性格。刘邦的懦怯而有机智，项羽的坦率而少谋略，以及其他人物，如范增、张良、樊哙、项伯等的性格，都由于在这场斗争中的不同态度而有很好的表现。

　　再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灌夫使酒骂座和东朝廷辩论两个场面也写得十分好。

　　前者写在宴会上人们对田蚡、窦婴、灌夫的不同态度，不仅写尽了贵族社会的炎凉世态，而且也很好地表现了这些人物的不同性格：田蚡得势后的矜持傲慢，窦婴失势后结欢当权者的用心和强争面子的窘态，特别是灌夫始则不悦，继则怒而指桑骂槐，终于演成与田蚡的直接冲突，充分地表现了他“为人刚直”，“不好面谀”的性格。后者写大臣们在武帝面前辩论灌夫的曲直，彼此吞吞吐吐，不敢明断是非，武帝大怒，退入后宫，十足表现了饱经世故的官僚们的虚伪和圆滑。故事化的手法和紧张场面的运用，使《史记》的人物传记饶有波澜，人物形象各具特征，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因而成为历史与文学互相结合的典落著作。

　　《史记》在语言运用上也有极大的创造。从文学角度看，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善于用符合人物身分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点。

　　刘邦和项羽都曾见过秦始皇，从他们所表示的感慨中可以看出他们性格的不同。

　　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语气极为坦率，可以想见他强悍爽直的性格； 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又正好表现他贪婪多欲的性格。

　　《陈涉世家》中写陈涉称王后，陈涉旧时伙伴见他所居宫殿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夥颐”是陈涉故乡的土语，是多的意思，这里用以形容陈涉宫殿陈设的丰富；“沉沉”是形容宫殿广大深邃，又带有惊异的语气，它生动地表现了农民的质朴性格。

　　在《张丞相列传》中，作者还写出了周昌的口吃和他又急又怒的神情。

　　《史记》还有一些对话则更深刻地表现了人物的不同性格和当时的精神状态。《平原君列传》中毛遂自荐一节，表现了平原君和毛遂不同的身分和性格，特别是毛遂犀利明快的对答和“请处囊中”的自白，真是“英姿雄风，千载而下，尚可想见，使人畏而仰之”(洪迈《容斋五笔》卷五)。

　　《史记》在叙事和记言中还常常引用民谣、谚语和俗语。由于它们产生、流传于民间，概括了广大的社会生活，是一种精粹的富于战斗性和表现力的语言，因此，使《史记》的语言更加丰富生动，并且有力地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批判。

　　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魏其武安侯列传》引颍川儿歌，对统治阶级进行了讽刺和斥责；《李将军列传》引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说明好人不用自我宣传，自然会获得别人的尊敬。此外如“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以上《货殖列传》)、“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郑世家》)、“利令智昏”(《平原君列传》)等，都是对旧社会、旧风习的深刻揭露，有助于读者对历史、人物的理解。

　　《史记》的语言，在现在看来全部都是所谓文言而不是白话，但它是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提炼加工的书面语，与当时语言是相当接近的。而且为了使那些古奥难懂的古籍能为一般人所理解，司马迁在引用古书时，往往把已经僵化或含义不明的词句改成一般易懂的语言。

一、《史记》是中国的史诗

李长之

常有人说中国没有史诗，这仿佛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大憾事似的，但我认为这件大憾事已经由一个人给弥补起来了，这就是两千年前的司马迁。

不错，他把给绅先生所不道的事经过了选择，然而在《五帝本纪》中终于记载了上古的传说(像黄帝、尧、舜的故事)，在《封禅书》中也多少绘出了古代的神话，即在其他文字中也保存了一大部分春秋、战国、秦、汉间的传奇。保存古代史诗材料的，就是他。

诚然以形式论，他没有采取荷马式的叙事诗，但以精神论，他实在发挥了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

试想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首先是全体性，这就是其中有一种包罗万有的欲求。照我们看，司马迁的《史记》是做到了的。他所写的社会是全社会，他所写的人类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整体，他所写的世界乃是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

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之第二点是客观性，这就是在史诗中作者要处于次要的隐藏的地位，描写任何人物，无论邪恶或善良，描写任何事件，无论紧张或激动，而作者总要冷冷的，不动声色，在这点上，司马迁也做到了。他可以写典型的小人赵高，但也可以写仁厚的公子信陵;他可以写楚汉的大战，但也可以写魏其、武安的结怨;他可以写许多方士之虚玄弄鬼，但也可以写灌夫之使酒骂座;他可以写坚忍狠毒的伍子香，但也可以写温良尔稚的孔子;他可以写将军，可以写政客，可以写文人，可以写官僚，又可以写民间的流氓大侠;这些人物也有为他所痛恨的，也有为他所向往的，但他写时却都是一样不苟，他只知道应该忠实于他的艺术而已。有些场面，在读者或者已经忍不住恐怖或悲伤了，但他冷冷地，必须把故事写下去。他很巧妙地把他的主观意见和客观描写分开，对于前者，他已经尽量的划出，写在本文之外，而归入赞或者序里。

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之第三氛是发展性，那就是一个人物的性格发展，或者一件事情的逐渐形成。他又做到了。他写的李斯，是如何一步步下水，如何为了官禄地位，而和赵高合作，又如何终于为赵高所卖，那是写性格发展之最佳的例证。他写的魏其、武安之逐渐生怨，而灌夫之使酒骂座之逐渐爆发，这又是写事态的发展之最好的标本。他善于写一事之复杂的因素，以及这复杂的因素之如何产生一种后果。

最后一点，我们不能不说，史诗性的文艺之本质在造型性。这更是司马迁所拿手，他天生有种对事物要加以具体把握的要求。诸侯之没落，他是说他们或乘牛车;国家的富庶，他是说仓里的米已经腐烂，而穿钱的绳子是已经坏掉了。他写女人就是女人，骊姬、郑袖都纯然是女子的声口;他写英雄就是英雄，项羽是典型的青年男性。他写的冯唐，绝对是一个老人;他写的公孙弘，绝时是一个精于宦途的官僚。他写的李广，定是一个在性格上有着失败的悲剧的人物;他写的周勃，便又一定是一个粗卤无谋的勇夫。

同时难得的，他之写成他的史诗并不是专在谨细上用功夫，却在于他之善于造成一种情调，一种氛围。他同样写战场，韩信作战是军事学识的运用，项羽作战是凭才气，而卫将军、霍去病和匈奴作战那就是凭运气了，这三个不同的战场，司马迁便都能分别地写成不同的氛围。他同样写失意，写项羽之败是由于太刚必折，写李广之败是一个才气不能发展的人之抑郁，写信陵之败却是一个没受挫折的人之逢到不可抵杭的打击;而屈原之败，则仿佛哀怨无穷;孔子之败，却又似乎始终屹然而立了。这些浓淡不同的阴影，便都系诸司马迁所造成的情调。

文学家之造成情调，是要归功于他之控驭文字的能力的，那就又不能不让人想到司马迁之运用语汇的从容，以及遣词造句之创造的气魄了。

就抒情方面说，司马迁也许是一个最主观的诗人，但就造型艺术说，司马迁却能尽量地维持他对于艺术的忠实，于是中国便有了无比的史诗性的纪程碑——《史记》——了。

(选自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选人时本文有删节)

二、试论史传对古代小说之影响

邱瑞琳

长期以来，一般论者都认为中国古代小说起源于上古的神话，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至于现在一班研究文学史者，却多认小说起源于神话。”（《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实际上，神话是一切意识形态的始祖，不仅是小说，就是所有的文学艺术，所有的意识形态如宗教、道德等等，都发端于神话。鲁迅先生说：“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中国小说史略》），也正说明了这个道理。再则，我国古代神话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神话和历史这两条线往往纠缠在一起，神话历史化，历史神话化，神话被历史意识所掩埋。因此，我们说小说起源于神话，并不能说明小说与神话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

我国上古时代产生的大量神话，但都散见于《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先秦和汉初的古籍中，始终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神话故事体系。我们从各种典籍中将那些神话残片收集起来加以复原，复原的只是神话的内容，而对神话的文体形式却无从考知。这与希腊神话直接演变出相当成熟的叙事文学不同，中国神话主要向历史学方向演变，与小说之间缺少一个文学的中介，没能产生像欧洲那样的史诗和传奇，但在中国却有叙事水平很高的史传为后世小说所仿效。中国古代小说在唐之前处于萌芽状态之时，便是作为一种补正史之不足的手段，在以后的发展中，小说受“史贵于文”观念的影响，也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史传看齐。可以这样说，是史传孕育并催化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

我国先秦两汉产生的史传著作，主要有《国语》、《战国策》、《春秋》、《左传》、《史记》和《汉书》等，它们上承神话，下启小说，是我国叙事文学的艺术宝库。其中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不仅是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更是中国叙事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从神话到史传再到小说，是中国叙事文学的一条独特的发展路线。史传积累了丰富的叙事经验，孕育了小说的产生，尤其是在唐代小说作为叙事文学自成一体后，在它漫长的成长途程中仍然师从史传，从史传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必然要顾及其与史传的密切关系，特别是史传对古代小说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史传本身存在着极其丰富的小说因素，本文着重从结构方式、叙事方式和修辞传统三个方面来论析史传对中国古代小说所产生的内在而深刻的影响。

(一)

我国古代小说大多采用史传的叙事结构方式。史传结构方式有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类型。《春秋》、《左传》是编年体，按时间顺序记叙历史大事，优点是对历史宏观变化可以作连贯的记叙，但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人物或事件却不能作连贯的完整的记叙。而《史记》所确立的纪传体，则对于历史人物的生平以及以人物为中心的事件可以作连贯而又完整的记叙，可以对某些重大的历史场面进行从容不迫的绘声绘色的描写，因而能够局部地再 现历史场景。纪传体对于后世小说的影响尤为深刻。

唐代传奇小说和清代的《聊斋志异》等文言短篇小说在结构方式上，就明显地受到了纪传体的影响。《史记》中的作品，大 多是以人物的名字作题目，故事亦围绕该人物的生平事迹展开，前文叙述故事，后面再直接发表一段议论。对比一下唐代传奇小说的传类作品，几乎也都是这个路数，开篇即介绍主人公姓名、籍贯、家世、时代等，篇末则交代主人公的结局，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局，主要人物都有交代。如《霍小玉传》、《柳毅传》、《谢小娥传》、《任氏传》、《李娃传》等，都是围绕着题名人物的生平经历展开，历叙其一生的起落、命运归宿，甚至包括后嗣情况，宛如纪传体。这是《史记》中《刺客列传》、《田单列传》等那种比较典型的小说结构的发展。陈磊在《略谈〈史记〉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认为：“在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搜神记》的《紫玉》、《三王墓》、《李雪》、《干将莫邪》已显‘纪传体’的端倪，到了唐代传奇，纪传体特征就非常明显了，虽然每篇的格式不尽完全一样，但大体如此，几乎成了传奇的固定格套：开始简单地交代人物的姓氏、家庭状况，次叙故事本末，而故事也只是这个人物一生中有代表性的活动内容，结尾是交代人物的结局或者评赞。有的反复强调材料的来源，以示其真实可靠。这同《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的写法，在形式上雷同。……从传奇、笔记小说的体制上看，与纪传体是一脉相承的，历经几个朝代都不衰竭，到了清代还出现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形成了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又一高峰，显示了它的生命力。这些事实说明，《史记》中的传记，在体制上它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出现作了充分准备，奠定了基础。直言之，中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的形式是发端于纪传体的《史记》。”（转引自《史传文学与古典小说关系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93年第5期）史传的编年体和纪传体结构方式，也为明清长篇小说结构类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总体结构上采用编年体的小说如《三国演义》、《金瓶梅》和《红楼梦》等，这些小说严格按时间顺序结构。《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小说且不论，即以写世情人情的《金瓶梅》和《红楼梦》而论，他们的情节可以排列出一张大事年表，现今已有“金瓶梅系年”、“红楼梦年表”之类的研究专著发表。但是小说并不完全搬用编年体，他们在总体编年的框架中，又吸收了纪传体结构的优点，局部采用列传的写法。例如《三国演义》写关羽“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作者为了使情节一气贯通，叙事的焦点始终汇聚在关羽身上，在关羽过五关同时发生的其他事情都按下不表，等到关羽过了五关，故事告一段落后再来倒叙那同时发生的其他事情。在这局部章回中，作者采用了纪传体结构方式。在总体结构上采用纪传体的小说《水浒传》和《儒林外史》等等。《水浒传》的前七十回基本上是纪传体结构，作者似乎是分别给人物写传，其排列顺序是：鲁智深——林冲——杨志——晁盖——宋江——武松——等等，梁山聚义、三打祝家庄以后按编年体，但局部仍采用纪传体结构。《水浒传》这部小说，尤其是前大部分，理不出一张大事年表来。《儒林外史》可以看作是一部儒林列传，列传顺序是：周进——范进——严监生严贡生——蘧公孙——匡超人——杜少卿等等，其结构比《水浒传》更松散，以上各个人物之间或者根本没有关系，或者只有极其薄弱的联系，我们也无法给《儒林外史》编年。

古代小说结构方式继承史传而又有发展创造这一方面，明清小说评论家们早有认识。清毛宗岗在评论《三国演义》时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出、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后人合《左传》、《国语》而为《列国志》，因国事多烦，其段落处，到底不能贯串。今《三国演义》，自首至尾读之无一处可断其出，又在《列国志》之上。”（《读三国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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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 承影 远古的一个黎明，天色黑白交际的一瞬间，一双手缓缓扬起。双手合握之中是一截剑柄，只有剑柄不见长剑剑身，但是在北面的墙壁上却隐隐投下一个飘忽的剑影。 剑影只存片刻，就随着白昼的来临而消失，直到黄昏，天色渐暗，就在白昼和黑夜交错的霎那，那个飘忽的剑影又再次浮现出来。 扬起的双手划出一条优雅的弧线，挥向旁边一棵挺拔的古松，耳廓中有轻轻的“嚓”的一声，树身微微一震，不见变化。然而稍后不久，翠茂的松盖就在一阵温和掠过的南风中悠悠倒下，平展凸露的圈圈年轮，昭示着岁月的流逝。 天色愈暗，长剑又归于无形，远古的暮色无声合拢，天地之间一片静穆。 这把有影无形的长剑就是在《列子·汤问》之中被列子激赏的铸于商朝后来被春秋时卫国人孔周所藏的名剑：承影。 承影是一把精致优雅之剑。 剑气激射指数：7 故事见于《列子·汤问》 第九 纯钧 春秋时期，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经过数年卧薪尝胆终于击败吴国的越王勾践，睡了一个甜美的午觉后醒过来，心情非常舒畅。 饮了一壶上好的龙井新茶后，勾践兴致勃勃地派手下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薛烛。 薛烛是秦国人，此时正在越国游历。 薛烛虽然年纪轻轻，但却已经名动列国，被人称为天下第一相剑大师。 不大一会儿，眉清目秀文质彬彬的薛烛就赶来了。 宾主一番客套寒暄之后，就带着随从来到室外宽阔的露台之上。 越王勾践酷爱刀剑，这个露台高达数丈，气势舒张，光线充沛，专门用来看剑赏刀。 落座之后， 勾剑扫了一眼身边的薛烛，心想这个年轻人虽然年纪轻轻但却阅剑无数，一般刀剑肯定难入他的法眼，于是一开口就叫手下取来了自己颇为得意的两把宝剑：毫曹和巨阙。 哪知，薛烛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随便地说了一句：“这两把剑都有缺点，毫曹光华散淡，巨阙质地趋粗，不能算宝剑。”说完，他还在温暖的阳光里懒懒地打了一个哈欠。 勾践颇感意外，觉得很没面子。他想了一想，一咬牙，俯在一个贴身侍从耳边吩咐了几句。过了一会儿，侍从率领几百个铁甲武士，护送一把宝剑来到台下。 薛烛感到好笑，问道：“大王这么兴师动众，拿来的是什么剑啊？” 勾践对薛烛的态度有一丝不快，没好气地吐出了两个字：“纯钧”。 只听见“咣啷”一声，薛烛从座位上仰面摔倒，束发的金钗掉在地上，一头长发披散下来，面色突然凝住、呆滞，好大一会儿才突然惊醒。 只见他脚尖点地，几个纵跃掠下台阶，来到剑前，深深一躬，然后又表情肃然地整理好自己的衣服，从侍者手中接过宝剑，小心翼翼地敲了几敲、掂了几掂之后方才将剑从鞘中缓缓拔出。 只见一团光华绽放而出，宛如出水的芙蓉，雍容而清冽，剑柄上的雕饰如星宿运行，闪出深邃的光芒，剑身上阳光浑然一体，象清水漫过池塘，从容而舒缓，而剑刃就象壁立千丈的断崖，崇高而巍峨…… 过了好久，薛烛才用颤抖的声音问道：“这就是纯钧吗？！” 勾践点了点头，道：“是，”得意地接着说道：“有人要用千匹骏马、三处富乡、两座大城来换这把宝剑，你看行吗？” 薛烛连忙说道：“不能换。” 勾践做作地皱了一下眉头，问道：“为什么？你说说道理。” 薛烛激动地大声对道：“因为这把剑是天人共铸的不二之作。为铸这把剑，千年赤堇山山破而出锡，万载若耶江江水干涸而出铜。铸剑之时，雷公打铁，雨娘淋水，蛟龙捧炉，天帝装炭。铸剑大师欧冶子承天之命呕心沥血与众神铸磨十载，此剑方成。剑成之后，众神归天，赤堇山闭合如初，若耶江波涛再起，欧冶子也力尽神竭而亡，这把剑已成绝唱，区区骏马城池何足道哉……” 勾践满意地频频点头：“说得有理，既是无价之宝，我就永远把它珍藏吧。” 故事见于《越绝书》。 纯均是一把尊贵无双之剑。 剑气激射指数：75 第八 鱼肠 黑铁一般的大鹰向大殿疾飞的时候，专诸也正端着亲手烹制的梅花凤鲚炙走上殿来。 天空里阳光猎猎，大鹰疾飞如故。大殿间甲士陈列，专诸稳步向前。 云朵被飞鹰的气势惊呆，纷纷游走起来。王僚被专诸手里的菜香所吸引，提了提鼻子，向前欠了欠身，只看到菜没看到专诸。 那道菜叫梅花凤鲚炙，梅花是严冬的寒梅，凤鲚是太湖里只在酷暑出现的凤尾鲚鱼，炙，是用严冬寒梅的枝杆来烤炙盛夏太湖里的凤尾鲚鱼。 飞鹰已经看到大殿的轮廓，天色突然暗了下来。 专诸已经来到王僚的面前，把菜放在案上。 殿内灯火依旧，乌云在天空翻滚，大鹰已经收翅。 王僚吞着口水，看着面前的美味。专诸稳稳地正在用手掰鱼。 伴随着一声响雷，飞鹰向大殿凌空击下。王僚突然感到一股凛冽的杀气从鱼腹中激射而出，被惊呆了。 鱼肠剑已经出鞘（鱼腹），稳稳地依偎在专诸的手中，疾速向前。两把训练有素的铁戈从面前交叉拦住，鱼肠剑从缝隙中穿了出去，依然疾进。面前有三层狻猊铠甲。第一层穿透，第二层穿透，穿透第三层时，鱼肠剑发现自己已变成了断剑。 剑断，然而杀气未断，鱼肠剑依旧向前。 飞鹰将大殿击碎的时候，鱼肠剑也挺进了王僚的心脏。飞鹰在受伤下坠的时候，满足地打了一声呼哨。断成一半的鱼肠剑在王僚渐渐减弱的心跳中哼起了无声的歌曲。 被刀锋剑雨扑倒的专诸，用最后一丝力气，向着脸下的土地，绽出了一个寂寞的微笑。 “……夫专诸之刺王僚，飞鹰击殿……”见于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 鱼肠剑是一把勇绝之剑。 剑气激射指数：8 第七、第六 干将、莫邪 干将莫邪干将、莫邪是两把剑，但是没有人能分开它们。干将、莫邪是两个人，同样也没有人能将他（她）们分开。 干将、莫邪是干将、莫邪铸的两把剑。干将是雄剑，莫邪是雌剑。干将是丈夫，莫邪是妻子。干将很勤劳，莫邪很温柔。 干将为吴王铸剑的时候，莫邪为干将扇扇子，擦汗水。 三个月过去了，干将叹了一口气，莫邪也流出了眼泪。 莫邪知道干将为什么叹气，因为炉中采自五山六合的金铁之精无法熔化，铁英不化，剑就无法铸成。干将也知道莫邪为什么流泪，因为剑铸不成，自己就得被吴王杀死。 在一天晚上，莫邪却突然笑了。 看到莫邪笑了，干将突然害怕起来，他知道莫邪为什么笑，对莫邪说：“莫邪，你千万不要去做。” 莫邪没说什么，她只是笑。 干将醒来的时候，发现莫邪没在身边，如万箭穿心，他知道莫邪在哪儿。 莫邪站在高耸的铸剑炉壁上，裙裾飘飞，宛如仙女，看到干将的身影在熹微的晨光中从远处急急奔来。她笑了，她听到干将嘶哑的喊叫：“莫邪……” 莫邪依然在笑，但是泪水也同时流了下来。干将也流下了眼泪，在泪光模糊中看到莫邪飘然坠下，听到莫邪最后对他说道：“干将，我没有死，我们还会在一起……” 铁水熔化，剑顺利铸成。一雄一雌，取名干将莫邪。 干将只将“干将”献给吴王。 干将私藏“莫邪”的消息很快被吴王知晓，武士将干将团团围住。干将束手就擒，打开剑匣绝望地向里面问道：“莫邪，我们怎样才能在一起？” 剑忽从匣中跃出，化为一条清丽的白龙，飞腾而去。同时，干将也突然消失无踪。在干将消失的时候，吴王身边的“干将”剑也不知去向。而在千里之外的荒凉的贫城县，在一个叫延平津的大湖（延平湖）里突然出现了一条年轻的白龙。 这条白龙美丽而善良，为百姓呼风唤雨，荒凉的贫城县渐渐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县城的名字也由贫城改为丰城。 可是当地人却时常发现，这条白龙几乎天天都在延平津的湖面张望，象在等待什么。有人还看到它的眼中常含着泪水。 六百年过去了，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丰城县令雷焕在修筑城墙的时候，从地下掘出一个石匣，里面有一把剑，上面赫然刻着“干将”二字。 雷焕欣喜异常，将这把传诵已久的名剑带在身边。 有一天，雷焕从延平津湖边路过，腰中佩剑突然从鞘中跳出，跃进水里。 正在雷焕惊愕之际，水面翻涌，跃出黑白双龙。双龙向雷焕频频点头意在致谢，然后两条龙脖颈亲热地纠缠厮磨，双双潜入水底不见了。 在丰城县世代生活的百姓们发现，天天在延平津湖面含泪张望、据说已存在了六百多年的白龙突然不见了。而在第二天，县城里却搬来了一对平凡的小夫妻。丈夫是一个出色的铁匠，技艺非常精湛，但他只用心锻打挣不了几个钱的普通农具，却拒绝打造有千金之利的兵器。在他干活的时候，他的小妻子总在旁边为他扇扇子，擦汗水。 干将、莫邪是一对挚情之剑。 剑气激射指数：85 故事见于《吴越春秋》、《搜神记》、《拾遗记》。 第五 七星龙渊 这把剑传说是由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 欧冶子和干将为铸此剑，凿开茨山，放出山中溪水，引至铸剑炉旁成北斗七星环列的七个池中，是名“七星”。 剑成之后，俯视剑身，如同登高山而下望深渊，飘渺而深邃，仿佛有巨龙盘卧。是名“龙渊”。 此剑铸造的技艺固然精湛，但它的闻名还在于无法知道其真实姓名的普通渔翁：鱼丈人。 话说伍子胥因奸臣所害，亡命天涯，被楚国兵马一路追赶。 这一天慌不择路，逃到长江之滨，只见浩荡江水，波涛万顷。 前阻大水，后有追兵，正在焦急万分之时，伍子胥发现上游有一条小船急速驶来，船上渔翁连声呼他上船。 伍子胥上船后，小船迅速隐入芦花荡中，不见踪影，岸上追兵悻悻而去。 渔翁将伍子胥载到岸边，为伍子胥取来酒食饱餐一顿。 伍子胥千恩万谢，问渔翁姓名。 渔翁笑言自己浪迹波涛，姓名何用，只称“渔丈人”即可。 伍子胥拜谢辞行，走了几步，心有顾虑，又转身折回，从腰间解下祖传三世的宝剑：七星龙渊，欲将此价值千金的宝剑赠给渔丈人以致谢，并嘱托渔丈人千万不要泄露自己的行踪。 渔丈人接过七星龙渊宝剑，仰天长叹，对伍子胥说道：“搭救你只因为你是国家忠良，并不图报。而今，你仍然疑我贪利少信，我只好以此剑示高洁。”说完，横剑自刎。伍子胥悲悔莫名。 后此剑传于唐朝，为避高祖李渊之讳而改名“龙泉”。 故事见于《吴越春秋》。 七星龙渊是一把诚信高洁之剑。 剑气激射指数：88 第四 泰阿 楚国的都城已被晋国的兵马围困了三年。 晋国出兵伐楚，是想得到楚国的镇国之宝：泰阿剑。 世人都说，泰阿剑是欧冶子和干将两大剑师联手所铸。但是两位大师却不这样认为，说泰阿剑是一把诸侯威道之剑，早已存在，只是无形无迹，但是剑气早已存于天地之间，只等待时机凝聚起来，天时、地利、人和三道归一，此剑即成。 晋国当时最为强大，晋王当然认为自己最有资格得到这把宝剑，但是事与愿违，此剑却在弱小的楚国铸成。 出剑之时，剑身果然天然镌刻篆体“泰阿”二字，可见欧冶、干将所言不虚。 晋王当然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向楚王索剑，楚王拒绝，于是晋王出兵伐楚，预以索剑为名借机灭掉楚国。 兵力悬殊，楚国大部分城池很快陷落，并且都城也被团团围住，一困三年，城里粮草告罄，兵革无存，危在旦夕。 这一天，晋国派来使者，发出最后通牒：如再不交剑，明天将攻陷此城，到时玉石俱焚！ 楚王不屈，吩咐左右，明天自己要亲上城头杀敌。如果城破，自己将用此剑自刎，然后左右要拾得此剑，骑快马奔到大湖，将此剑沉入湖底，让泰阿剑永留楚国。 第二天拂晓，楚王登上城头，只见城外晋国兵马遮天蔽日，自己的都城宛如汪洋之中的一叶扁舟，随时有倾灭危险。 晋国兵马开始攻城，呐喊声如同山呼海啸，城破在即。 楚王双手捧剑，长叹一声：“泰阿剑啊，泰阿剑，我今天将用自己的鲜血来祭你！”于是拔剑出鞘，引剑直指敌军。 匪夷所思的奇迹出现了：只见一团磅礴剑气激射而出，城外霎时飞砂走石，遮天蔽日，似有猛兽咆哮其中。晋国兵马大乱，片刻之后，旌旗仆地，流血千里，全军覆没…… 这件事情过后，楚王召来国中智者风胡子，问道：“泰阿剑为何会有如此之威？” 风胡子对道：“泰阿剑是一把威道之剑，而内心之威才是真威。大王身处逆境，威武不屈，正是内心之威的卓越表现，正是大王的内心之威激发出泰阿剑的剑气之威啊！” 见于《越绝书》。 泰阿剑是一把威道之剑。 剑气激射指数：93 第三 赤霄 秦朝时，有这样一个没有出息、浑身都是毛病的青年。 他懒，从来不干家里的农活。他好酒，常常醉成一滩烂泥。他好色，见着漂亮姑娘就迈不开腿。他没有礼貌，对官对民都大大咧咧。最可气的是他好撒谎，好吹牛。 他经常让人看他左腿上的七十二个黑痣，不说这是皮肤病而说是天相图。 他经常遥望咸阳，摇头叹气：“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他撒谎越来越离谱。 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根生锈的铁棍，告诉乡里人说这是一把从南山仙人那里得来的宝剑，名字叫：赤霄。他把它奉为至宝，整日“剑”不离身。 他还说自己不是人而是天上的一条赤龙。 他的牛越吹越大。 他说他早就认识始皇帝，说始皇帝是白龙。还说始皇帝不如他，因为他是法力更高的赤龙，他将来要取而代之也做皇帝。 他还说他知道始皇帝的元气已化为一条白蛇，最近一段时间正在丰西泽附近游弋。他说他要斩去这条白蛇，边说还边用捡来的铁棍比划了一下。 人们都把他的话当笑话、大话，没有人相信。 可是，在一个晚上，一切都变了。 这天晚上，乡里几十个结伴去县里学徒做工的青年走到了丰西泽，这个青年也在其中，但不是去做工而是凑热闹，一边走一边掏出酒壶喝酒。 这帮人走到丰西泽时停住了脚步。 说来也怪，最近去县城学徒做工的人经常有人莫名其妙地消失在丰西泽附近，所以为保险起见，大家派了一个身手敏捷的青年先走几步前去打探。 过了一会儿，探子吓得面无人色地逃了回来，说他走一段路闻到前面隐隐有腥气，于是爬上一棵大树了望，看见一条硕大的凶恶的白蛇正挡在道路中间，象在等待什么。 人群大惊失色，再也不敢向前。 这时，这个青年分开众人向前走去，说那条白蛇在等他，他要斩了它，一边说一边拔出铁棍，脚步踉踉跄跄。看来他喝了一路，到现在已经喝醉了。 人们屏住呼吸，看着他歪歪扭扭远去的背影，心里都在说：“这个傻小子……” 一夜过去，这个青年也没有回来，人们知道他一定成了蛇的美餐。 云开雾散，大家继续前行。 走了一段路，突然，他们看见一条硕大的白蛇被斩为两截扔在路边。再向前走了几里地，发现这个青年正躺在路边呼呼大睡，他的身体上方有一团云气笼罩，云中有条赤龙正在懒懒洋洋地飞来飞去。而手中的那根铁棍不见了，代之的是一把饰有七彩珠、九华玉的寒光逼人、刃如霜雪的宝剑，剑身上清晰镌刻着两个篆字：赤霄。 这一刻，人们都相信这个青年原来说的话都是真的。 这个青年就是刘邦，这把剑就是斩蛇起义的赤霄剑。 赤霄剑是一把帝道之剑。 剑气激射指数：97 第二 湛泸 湛泸是一把剑，更是一只眼睛。 湛泸：湛湛然而黑色也。 这把通体黑色浑然无迹的长剑让人感到的不是它的锋利，而是它的宽厚和慈祥。它就象上苍一只目光深邃、明察秋毫的黑色的眼睛，注视着君王、诸侯的一举一动。 君贤能，剑在侧，国兴旺。 君无能，剑飞弃，国破败。 五金之英，太阳之精，出之有神，服之有威。 欧冶子铸成此剑时，不禁抚剑泪落，因为他终于圆了自己毕生的梦想：铸出一把无坚不摧而又不带丝毫杀气的兵器。 相传湛泸剑出炉之后，为越王所得，后传至越王勾践。因勾践战败，无奈之下把湛泸剑进贡给了吴王夫差。然而吴王无道，湛泸剑竟自行离开，飞至当世名君楚王身边。从此，湛泸剑便化为正义与仁德的代表。 所谓仁者无敌，湛泸剑就是一把仁道之剑。 剑气激射指数：10 第一 轩辕夏禹剑 众神采首山之铜为黄帝所铸，后传与夏禹。 剑身一面刻日月星辰，一面刻山川草木。剑柄一面书农耕畜养之术，一面书四海一统之策。 轩辕夏禹剑！对这样一把剑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黄帝、夏禹！对这样两个人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勇气、智慧、仁爱……一切归于两个字：圣道。 轩辕夏禹剑是一把圣道之剑。 公元前3000年左右，轩辕黄帝为征伐妖族首领蚩尤，与众神开山取天地精华用以铸造神兵以对抗蚩尤。 可惜事与愿违，剑体虽然天成，但并无剑气。 眼看蚩尤大军即将攻入人界，黄帝用未铸成的神兵斩杀蚩尤。 由于未铸成的神剑灵力有限，并不能击败蚩尤，黄帝只能取下女娲补天时留下的五块神石，再将蚩尤的头部砍下，用自己全身的灵力注入补天石，将蚩尤封印在地下迷宫，并将已经夺取了蚩尤灵魂的补天石散落到人界。 辗转间，黄帝铸造的神兵流落到夏禹手中。 经过了百年的风霜，原本光秃的剑身神奇的出现了花纹：剑身一面刻日月星辰，一面刻山川草木。剑柄一面书农耕畜养之术，一面书四海一统之策。 凭着夏禹手中的这把剑，人类在他的管辖之下，渐渐的学会了农耕畜养，道德伦常。 夏禹去世之后，人们将这把剑命名为——轩辕夏禹剑。 剑气激射指数：无穷大。

　　[编辑本段]十大名剑的产生

　　十大名剑的记载多见于古籍或上古传说，如《史记》、《越绝书》、《列子》、《吴越春秋》，有些是真实存在而有些仅仅是人们假象或文学渲染的产物，但毋庸置疑，作为中华文明一部分的剑文化的代表者，十大名剑在很大程度上象征了中华名族某种正德、正身、正义的气节。 还有另一种说法：十大名剑：胜邪，纯钧，湛泸，巨阙，鱼肠，泰阿，龙渊，工布，干将，莫邪。其中：泰阿，龙渊，工布，湛泸，巨阙，鱼肠，纯钧，胜邪由欧冶子铸就。 欧冶子(约公元前514年前后)，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越国人。中国古代铸剑鼻祖。龙泉宝剑创始人。欧冶子诞生时，正值东周列国纷争，楚先后吞并了长江以南45国。越国就成了楚灵王的属国。

　　[编辑本段]秦时明月中的十大名剑

　　1天问

　　存于咸阳宫内，是秦始皇嬴政的佩剑。

　　2渊虹（残虹）

　　十大名剑中排名第二，剑圣盖聂的佩剑，前身是徐夫子母亲（历史上姓徐名夫人的男性）打造的残虹剑（历史上为毒匕），为天外神铁所铸，被墨家赠与即将刺秦的荆轲，荆轲刺秦失败。渊虹为秦王所得，渊虹剑在残虹之上，由秦国最好的铸剑师糅合五金铸造而成。消除了其中的杀气，增大其威力，被嬴政赐给护驾有功的盖聂。

　　3太阿

　　儒家掌门人伏念的佩剑。

　　6雪霁

　　《秦时明月第二部夜尽天明》中提到，是道家历代掌门的信物，由于门派出现分水岭，就有道家内各派轮流供奉。

　　7水寒

　　高渐离佩剑，十大名剑排名第七，徐夫子所铸，水寒剑如其名，性阴寒，是与渊虹相生相克的剑。 藏于墨家机关城，由徐夫子打造，以高渐离的大哥荆轲的诗句命名，在十大名剑中排名第七，高渐离的佩剑，其剑的状态可随渐离推动内力程度的不同而改变。可结冰。 到第三部《秦时明月之诸子百家》为止，剑谱前十的名剑就出现了这5把。

中华古韵，向有十大名曲一说。这十大古代名曲分别为《高山流水》、《广陵散》、《平沙落雁》、《梅花三弄》、《十面埋伏》、《夕阳箫鼓》、《渔樵问答》、《胡笳十八拍》、《汉宫秋月》和《阳春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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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中国古代十大名曲背后的掌故》

文/秦大路

古人云：“王道举，礼乐兴”。如今每年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倒是很顺应这个说法。“王道”与“礼乐”并举共兴，古今皆同此道。这种盛世荣光是历代统治者追求的目标。2005年春节晚会的大舞台上挂了一副气势恢弘的对联。这副对联的上联为：上下五千年，繁荣盛世庆今日；下联为：纵横九万里，锦绣中华兴未来；横批为：盛世大联欢。这幅对联是否为佳作且不去论他，单就其包藏宇内、舍我其谁的气势，足以让不少人热血彭湃一番。当然，热血彭湃之后，曲终人散之后，“恺撒的归恺撒，洒家的还洒家”（大路一朋友语），现实立即恢复其本来的面目。

因而，所谓盛世的华舞乐章，有如大餐豪宴，偶尔为之尚可，毕竟不能让人酌饮经年。自古以来， 庙堂礼乐，往往相伴于王朝的兴亡轮替，并不能逃出“此时兴，彼时落”的宿命。而真正能够长久的是那些百代流传的如丝之琴瑟，若馨之筝鼓。譬如《梅花三弄》，譬如《十年埋伏》，两百年前有人听，两百年后仍然会有人听。

据专家考证，这些古代十大名琴名曲的原始乐谱大都失传，今天流传的不少谱本都是后人伪托之作。这些乐曲被历代乐师冠以十大古曲名，以历史典故为旁衬，从而借古人之旧事以壮声势。大路于音乐并非行家，虽偶尔聆听古曲，却椟珠难辨，反而对古曲背后的逸事掌故的兴趣更为浓厚。今日且以一篇拙贴，重点在于与众友共话古韵陈事之曲直长短，而不在于交流音乐，还望方家达人多多指正。此处权作小引。

一、被善意无限夸大了的友谊――《高山流水》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郑国人列御寇在《列子·汤问》中记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无论是“志在高山”，还是“志在流水”，伯牙在曲中每表现某一主题或意象时，钟子期必能领会其意。一日，伯牙与钟子期共游于泰山之阴，逢暴雨，二人止步于岩下。伯牙心情郁闷，于是弹奏了一会琴。琴曲起初表现的是雨落山涧的情景，接着模拟山流暴涨和岩土崩塌之音。每段曲弹奏完毕，钟子期“辄穷其趣”，把曲中意象说的穷极通透。伯牙于是离开琴而叹道：“善哉，善哉，阁下能听出曲中志趣，君所思即是我所思啊，我哪里能隐藏的了我的音声呢？”于是二人成为人生知己。但《列子》中并无伯牙因钟子期离世而从此不再鼓琴的内容。

大约成书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吕氏春秋》，在《本味篇》中也做了类似的记载：“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时而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摔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吕氏春秋》的记述与《列子》的记述大致相当，但交代了结局：钟子期死后，伯牙“终身不复鼓琴”。

《吕氏春秋》虽非信史，但有《列子》记述在前，其内容也并非毫无根据。于是伯牙不复鼓琴一说被当作佳话流传下来。伯牙在当时应该很知名，荀况在《劝学》篇里也曾提到他：“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虽然语近夸张，但大音乐家伯牙的琴技之高是毫无疑问的。

《列子》和《吕氏春秋》之后，西汉的《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东汉的《风俗通义》、《琴操》、《乐府解题》等等众多古籍纷纷援引。这些作品里，有关伯牙的描述，在内容上更为丰富。例如东汉蔡邕的《琴操》中还记载了伯牙向音乐家成连拜师学习古琴“移情”之法的逸事。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开卷第一篇是《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在这篇小说中伯牙成了乐官俞伯牙，钟子期却成了汉阳的樵夫，上古的一小段百来字的典故此时完全变成了人物、地点、情节样样俱全的话本小说。

《高山流水》以及伯牙钟子期这一段千古佳话，之所以能在两千多年里广为流传，概因其包含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文化精神在这段佳话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明代朱权成的《神奇秘谱》对此做了精当的诠释：“《高山》、《流水》二曲，本只一曲。初志在乎高山，言仁者乐山之意。后志在乎流水，言智者乐水之意。”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高山流水》蕴涵天地之浩远、山水之灵韵，诚可谓中国古乐主题表现的最高境界。然而，伯牙的《高山流水》琴曲并没有流传于世，后人无从领略伯牙所弹之曲的绝妙之处。所以，后人虽不断传颂《高山流水》的故事，完全是“心向往之”，对音乐并无切身体会。

因而这个佳话得以流传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伯牙与钟子期之间那种相知相交的知音之情。当知音已杳，伯牙毅然断弦绝音。岳飞在《小重山》一词中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正是伯牙当时心境的准确反映。伯牙的绝琴明志，一者做为对亡友的纪念，再者为自己的绝学在当世再也无人能洞悉领会而表现出深深的苦闷和无奈。想那伯牙也必是恃才傲物、卓尔不群之人，他的琴曲曲高和寡，凡夫俗子自然难以领会其乐曲的精妙。所以伯牙才会感到孤独，才会发出知音难觅的感慨。

《高山流水》之所以能被春秋战国的诸子典籍多次记录转载，是与当时“士文化”的背景分不开的。先秦时代百家争鸣，人才鼎盛。很多士人国家观念淡薄，并不忠于所在的诸侯国。这些恃才之士在各国间流动频繁，他们莫不企盼明主知遇。他们希望能遇见象知音一般理解自己的诸侯王公，从而一展胸中所学。这几乎是几千年来所有读书人的梦想。然而能达到此目标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一生怀才不遇而汲汲无名，有的或隐身市肆，有的则终老山林。由此可见，《高山流水》在先秦时代就广为流传，是因为这个故事背后的寓意是人生遇合的美妙，及人生不遇的缺憾。所以千百年来引起无数人的共鸣当在情理之中了。

这么说来，友谊倒在其次了。所以本篇称，《高山流水》为千百年来被善意地无限夸大了的友谊。能引起人们无限向往的乐曲和友谊，也许并非故事的本味所在。

二、刺客的高义，名士的绝响――《广陵散》

《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是一首曲调较为激昂的古琴曲。根据刘东升的《中国音乐史略》，《广陵散》大约产生于东汉后期。据说，《广陵散》这一旷世名曲，因聂政刺韩相而缘起，因嵇康受大辟刑而绝世。因而古曲《广陵散》的背后，实际上包含了聂政和嵇康的两个典故。

《广陵散》的各曲段分别为井里（聂政故乡）、取韩、亡身、含志、烈妇、沉名、投剑、峻迹、微行，与聂政刺杀韩相的整个过程大致相切合。

《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二十六》中记载，聂政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勇士。当时韩国大臣严遂（字仲子）与韩相韩傀（字侠累）产生了仇隙。严仲子花重金试图收买聂政去刺杀侠累。聂政原本为一市井“屠狗辈”，因要赡养老母，故拒绝了严仲子的厚礼。后来聂政的母亲离世，聂政在安葬母亲之后，对严仲子说自己本来是市井之徒，而严仲子作为“诸侯之卿相”，不远千里，驱车前来以重金邀请。此番礼遇，聂政自然要回报，因此他“将为知己者用”，誓死报答严仲子。严仲子说自己的仇人是韩相侠累。他一直想请刺客去刺杀侠累。但侠累是韩国国君的叔父，宗族盛多，周围防卫森严，恐不易得手。聂政随即答应了严仲子的请求。

聂政仗剑只身前往韩国邑都。到了邑都后韩相侠累正在府中。侠累虽然有大量侍卫层层保护，但聂政还是如探囊取物般刺杀了侠累。《史记》中只用了简略的语言描述了惊心动魄的刺杀场面，“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不止，又连杀数十人。聂政最后把剑指向了自己，割面，剜眼，剖腹。聂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有人认出自己而连累严仲子。后聂政被暴尸于市，可无人认得他。韩国国君以百金悬赏提供线索的人。

后来聂政的姐姐聂荣听说有刺客刺杀了韩相而被暴尸街头，就怀疑是自己的弟弟聂政所为，于是聂荣立即动身到韩国去探询究竟。聂荣到达聂政的暴尸之处后，认出了自己的弟弟，大哭。聂荣对围观者说：“这是我的弟弟聂政，他受了严仲子重托来刺杀侠累。为了避免株连我，竟然自破面相。我不能连累聂政的声名啊。”然后聂荣哀恸而死。根据索隐对《史记》的注解，聂荣显然误会了聂政的意图。聂政这么做的目的是保护严仲子，而聂荣以为是为了避免连累自己。但聂荣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以列其名”，以避免聂政成为无名刺客。

聂政刺杀侠累应该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晋、楚、齐、卫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赞赏聂政“士为知己者死”的无畏气概，又赞扬聂荣是烈女，一个弱女子，不惜“绝险千里”，从而使聂政得以名扬天下。同时又称赞严仲子“知人能得士”。偏偏无人对侠累的死表示惋惜和同情。

买凶杀人的严仲子，是整个事件的幕后主谋。无论是《史记》还是《战国策》都很中立的提到严仲子与侠累之间的矛盾冲突。例如《史记·卷八十六》里这样说，“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却”。《战国策·韩策二》提到，“韩傀相韩，严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严遂政议直指，举韩傀之过。韩傀以之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于是严遂惧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韩傀者。”可见当时两人已经水火不能相容。但孰是孰非，谁也不知。

以现代人的标准来看，刺杀一国政要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聂政也许是最凶残的恐怖主义分子之一。根据《战国策·韩策二》的记载，聂政当时还刺伤了正在侠累府中的韩国国君韩哀候。《史记·表》中提到这一事件时，仅一句，“贼杀韩相侠累”。不提聂政的名字，而简略为“贼”，明显带有贬抑刺客行为的意思。然而太史公在刺客列传里则对聂政的事迹基本上采取了一种正面的肯定态度。另外，《战国策·唐睢不辱使命》中提到，唐睢称赞聂政是“士之怒”，气概丝毫不弱于秦王的“天子之怒”。唐睢还说：“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当时天现晴空彩虹的景象，弦外之音即是，聂政刺韩相是顺应天命。可见，聂政的行为在当时被看作是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