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木雕刻的发展高峰是明清时期，雕刻技艺不断创新，艺术名家接连涌现，致使竹木雕刻艺术大大超越了历朝历代，成为了我国工艺美术史上的一朵奇葩。从明朝晚期开始，竹雕形成了两个中心，即两个艺术流派——金陵派和嘉定派。金陵派由濮澄（字仲谦）在万历年问创立，其工艺特点是以用刀很浅的浮雕技法为主，代表人物有濮澄、方洁（字矩平，号治庵）等；嘉定派则由朱鹤（字子鸣，号松邻）在明晚期创立，其工艺特点是以笔法运用于刀法之中，“洼隆浅深”，深刻透雕镂空五六层，该派的优秀艺术家较多，影响较大，其代表人物有朱鹤及其子朱缨（号小松）、其孙朱稚征（号三松），其中较为突出的有吴之瑶、周灏、封锡爵、封锡禄、封锡璋等。此外，还有一种创立早、流传时间长，且在明朝晚期发扬光大了的工艺也焕发了异彩，留青刻竹的工艺技法经明末竹刻家张希黄在唐代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后，利用了竹筠、竹肌质地色泽的差异，首创出阳文浅浮雕的留青技法，代表人物有张希黄等。

明清时期的家具雕刻艺术是中华民族雕刻艺术的辉煌创造，雕刻饰件焕采生辉、超凡脱俗，是明清家具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

明朝时期，象牙雕刻艺术在此时也达到一个高峰，雕刻流派形成一定规模。从古籍记载以及留存的作品来看，大致主要集中在今天的苏州、广州、上海、北京等地。苏州地区是明清时期的经济文化中心，传统文化深厚，故苏州象牙雕刻艺术一直充溢浓郁的文化气息，总体风格典雅醇厚。艺人善于用隐起手法，在其隐起适应的面上施展技艺，形象生动，意境幽远，布局疏朗得当，给人以恬静之感。从现在的留存作品来看，主要以一些比较小件的文房四宝为主要雕刻对象。在题材的选择上多以一些名家书画作品作为雕刻粉本。山水画作品的雕刻风格近似于吴门四家风格，而在花鸟画的雕刻风格创作上与恽寿平的风格很接近。

清朝微雕在象牙雕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曾涌现过一大批微雕名家巨匠。

明清时期,陵墓雕刻与宗教雕塑，特别是在朝廷官府直接控制下所产生的作品，规模大，材料贵重，制作精细，石雕工艺更加精巧。如明、清皇陵即是典型代表。佛教雕塑发挥艺术想像进行创造，对群众有很大的吸引力。

世界十大著名雕塑有掷铁饼者、大卫人体、断臂的维纳斯、雅典娜神像、夫妇像、复活岛雕塑、罗马母狼铜雕、狮身人面像、汉谟拉比碑刻、思想者。 雕像是一种很久远的艺术,是用材料经过特殊工艺,雕塑出各种像的一种作品。历史上有许多优秀的艺

《母狼》雕塑,青铜制,创作于约公元前500年,现收藏于罗马市政博物馆,已成为罗马市的象征。 《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大理石雕像,创作于公元前190年,现藏于法国卢浮宫,作者已无从考证。

世界十大著名雕塑有掷铁饼者、大卫人体、断臂的维纳斯、雅典娜神像、夫妇像、复活岛雕塑、罗马母狼铜雕、狮身人面像、汉谟拉比碑刻、思想者。 雕像是一种很久远的艺术,是用材料经过特殊工艺,雕塑出各种像的一种作品。历史上有许多优秀的艺

《母狼》雕塑,青铜制,创作于约公元前500年,现收藏于罗马市政博物馆,已成为罗马市的象征。 《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大理石雕像,创作于公元前190年,现藏于法国卢浮宫,作者已无从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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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大家都不明白这些石雕作品摆放在门口除了美化环境，使得门口变得新颖亮丽外还有什么作用？

　　1、最常用的

就是石雕狮子，可以镇宅，增加主人权势和威望，石狮子安放在家门口有着悠久的历史，北

　　京故宫的门前爱你有两对威武的狮子，故宫里面也有好几对狮子雕刻，国外的银行也有石狮子，不过他们

　　的狮子是形象的，接近于真狮子，可见狮子雕刻作为镇宅的吉祥物在哪里都有的。

　　2、石雕龙龟；龟有着传奇的色彩，他不吃不喝也可以生活，而且他善于以柔克刚，符合风水学的“宜解

　　不易斗”原则。所以龙龟受到历代风水名家的喜爱。

　　3、石雕麒麟；他是我国四大吉祥物之一，作用也非同小可，麒麟是仁兽，能带来吉祥好运，安防麒麟雕

　　刻，只要不做坏事，就没什么忌讳，什么人都适合安防。

　　4、石雕貔貅；也叫皮休，他是聚财镇宅的作用，皮休凶猛无比，性格暴烈，他还护主心很强，所以貔貅

　　也很受人喜爱，不过貔貅要开光才有效果。

文字的雕刻技术

中国古代的文字雕刻技术历史很久，商代的甲骨文，就是先写字后雕刻而成。

青铜器铭文，在浇铸前需要刻制字范，这种字范当是凸起的反体字，说明当时已有高超的文字雕刻技艺。有的铭文，是由单个字范拼组而成，这对后来的泥活字技术，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中国古代的石刻文字，历史久、数量多，反映了精湛而娴熟的文字雕刻技艺。最着名的石刻文字有先秦的《石鼓文》、秦刻石、东汉《熹平石经》、三国时魏《正始石经》。

南北朝时，出现了反体石刻和凸体石刻以及在木板上雕刻一百多字。这些技术，与印版的雕刻更为接近。

印刷工具

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

雕版印刷术——大约在公元3世纪的晋代（公元265年～公元420年），随着纸、墨的出现，印章也开始流行起来。公元4世纪东晋时期，石碑拓印得到了发展，它把印章和拓印结合起来，再把印章扩大成一个版面，蘸好墨，仿照拓印的方式，把纸铺到版上印刷，即为雕版印刷的雏形。大约在公元7世纪前期，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术在唐朝（公元618年～公元907年）诞生了。雕版印刷需要先在纸上按所需规格书写文字，然后反贴在刨光的木板上，再根据文字刻出阳文反体字，这样雕版就做成了。接着在版上涂墨，铺纸，用棕刷刷印，然后将纸揭起，就成为印品。雕刻版面需要大量的人工和材料，但雕版完成后一经开印，就显示出效率高、印刷量大的优越性。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实物是在敦煌发现的印刷于公元868年的唐代雕版印刷《金刚经》，印制工艺非常精美。

雕版印刷的印品，可能开始只在民间流行，并有一个与手抄本并存的的时期。唐穆宗长庆四年，诗人元稹为白居易的《长庆集》作序中有"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烨卖于市井"。"模勒"就是模刻，"烨卖"就是叫卖。这说明当时的上层知识分子白居易的诗的传播，除了手抄本之外，已有印本。

1944年，发现于成都唐墓，是唐末期的雕版印刷品。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雕版印刷唐代尚未盛行。五代时期开始印制大部儒家书籍冯道始印"五经"。以后，经典皆为版刻本。

宋代(960-1279)，雕版印刷已发展到全盛时代。公元971年成都刻印全部5048卷的《大藏经》，雕版13万块，花费12年。至今中国仍保存着大约700本宋代的吊版印刷的古籍，清晰精巧的字迹使之被认为是稀有的书中典范

对传统民居雕刻的自觉守望

记王山水先生

高建龙

由于爱读书，同时对书籍又有极强的收藏欲。1999新年伊始，从《铜川日报》获悉《这方山水》可爱的铜川诗歌作品集开始发行后，便徒步30余里，到市区书店购买。

书的前边配有几页铜川自然风光摄影作品，其中一幅题为《跳跃的旋律--陈炉三叠泉》照片，使我记住了王山水这个名字。一个外乡人，把陈炉人司空见惯，觉得没有啥特别的石罅流水，拍得这么有诗意有美感，不由人不佩服。

后来，陈炉陶瓷厂要作宣传册，请人来拍产品照，当得知眼前这位身材高大的摄影师就是王山水时，我很高兴，便主动和他聊起了《这方山水》书中那幅陈炉三叠泉照片的事，并由此话题，展开了对文学对摄影艺术的请教。平易近人的王山水老师，不厌其烦地一一解答，使我获益匪浅 。

2004年6月间，王山水同已82岁高龄的摄影艺术家黄复老先生来陈炉古镇采风，我给他们作向导，陪他们转了两天，拍风光，拍民居，拍人像。又走进陶工家拍生活场景。在坡子村，王老师对一陶工家里的雕花大板柜特感兴趣，从不同角度拍了好几张照片，女主人对我们说，这个柜子是民国32年(1943年)她结婚时，她的木匠父亲为她特意打制的嫁妆。她父亲还用六句话来说明这些雕花的含义：六十团圆莲花瓣，交技牡丹心意连。卐字八捌头不断，石榴寿桃伴牡丹。双技梅花报五福，荣华富贵万万年。难得她还能记起她父亲当年讲的话，这是一个父亲期盼女儿婚后生活幸福美满，夫妻恩爱的美好心愿啊。

2007年夏，王老师打电话，说是准备出版《陕西民居木雕集》，要我篆刻几方书名印，计划从中选一方作为书的封面装饰。我欣然接受，并很快刻了6方不同风格的印章给他。次年1月，《陕西民居木雕集》正式出版发行，典雅厚重的金色硬壳书皮，我刻的一方圆形朱文印章，压印在书脊书名的上端。捧读此书，深感木雕图录精美的同时，更为王山水老师十多年，不辞劳苦，于千方百计中四处寻访，苦心搜集拍摄，为散存于陕西民间的这些瑰宝，留下珍贵的图像资料，又不计回报大量付出的精神所折服。

在拍摄过程中，看到这些历尽苍桑岁月洗礼的雕刻，保护状态岌岌可危，情况日益堪忧，越来越少。好多古宅老院年久失修，老百姓大多认识不到它的价值，只是觉得它好看而已，很多人拆了旧房盖新房，拆下的木雕、砖雕、石雕，不是被低价出售，便是被弃置一边。老百姓富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要改善居住条件，无可厚非。且这些旧民居雕刻物品，不属于国家保护的范围，又加之现在各地城镇化建设的大力推进，势必会从根本上，对过去农耕文明遗留下的民居建筑，造成毁灭性的冲击。抢救保护刻不容缓，促使王山水老师走遍陕西大地，对散存于民间的雕刻物品进行拍照，要为社会留下一份较为系统完整雕刻资料。老宅子一天天消失，那些依附于古宅老院而存在的木雕、砖雕、石雕作品，也同样处于消亡的困境之中。稍感欣慰的是，随着古董贩子日益频繁密集的下乡收购，现在的老百姓也知道了这些雕刻作品的价值，有了保护意识，但受利益驱动，散存于各地的各类雕刻被盗、被卖的现象也日趋严重。王山水先生自觉自愿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要为国家为社会存点念想的行动中。18年间，他自费走遍了陕西省内，大大小小难以数计的乡镇和荒野村落，拍摄了万余幅民居及其木雕、砖雕、石雕照片。王老师时常遗憾的说，书里这些雕刻物件，除过那些被政府部门刻意保护，或被有识之士收购后，异地原样复建，开辟为旅游景点的外，关中民俗博物院就是一个很成功的范例。其它零散的，却是数量巨大的雕刻，已不复存在了，因此，收入《陕西传统民居雕刻文化研究》中的好多图像，如今已经成了绝版。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科学技术的提高，很多农耕时期遗留下的物件，都被现代生活所抛弃。如：石碨子、石槽、纺车、风车、织布机、碌碡、栓马桩、上马石、石臼、犁，搂，磨，耙等等。王山水要出版《陕西传统民居雕刻文化研究》，计划分为《木雕集》、《砖雕集》、《石雕集》，借以全面展示这些民俗文化的珍宝。有了万余幅图像，经过归纳、分类、精选、整理。要出书了，才知道先前18年的春秋冬夏，风霜雨雪，到处奔波所拍摄的图像，不过才只是开了个头，后边要做的事还很多很多，其艰难程度一点也不比拍摄时少。虽然王山水在拍摄过程中，也作了一些记录，常常向所拍物品的主人，或其周围的老人询问，但大多记录，不过是拍摄时间、地点、物主、浅显寓意等。其中有些人的说法还比较靠谱，而有些人，也许是由于年深月久，缺乏传承吧，说法竟南辕北辙、荒诞不经。为了真正弄清这些栩栩如生，形象生动的人物、动物、花卉、清供、博古等图像，都有怎样的寓意和象征，有着怎样的源头和故事，又涉及到那些典故？要注解好这些图像，从很多查询笔记出中去伪存真，写出恰当的文字，无疑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工程。

于是王山水又开始了拍摄之外的第二次征程，去省级、国家级图书馆和大的院校图书馆查阅文献，在茫茫书海中找寻蛛丝马迹，期盼获得一点有用的线索。古代先民在耕读传家的农耕文明护持下，对儒、释、道文化有着相互借鉴与高度融合。他们把一个个美好的祝愿和对子子孙孙的教化，巧妙地融入到那些精美绝伦的雕刻艺术品中。凡图必有其寓意，多为祈盼生活幸福美满，家庭和睦，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子孙加官进爵等。唯此，才是雕刻工匠们创作的精神力量和灵感源泉。王山水从《中国传统吉祥纹样》、《中国神话传说词典》、戏曲演义、名人掌故入手，逐渐掌握了一些规律，知道过去工匠是如何利用物品的谐音、象征、比喻进行创作的。如：牡丹寓意富贵，荷花寓意高洁，竹子寓意刚正不屈，松柏寓意健康长寿，石榴寓意多子，竹笋寓意子孙，老鼠、蝙蝠寓意福，猴子、鹿寓意王候、俸禄，喜鹊为报喜鸟，蔓带类植物寓意干秋万代，龙凤类图案则有望子成龙、盼女成凤、龙凤呈祥、美满和谐之寓意。其它各类花卉、动物、纹饰都有其特定寓意和暗示，在此基础上，人们又对其进行了艺术再加工，将几种东西巧妙组合，使其表现形式更活泼，意义更丰富。同时还有数量可观的二十四孝图，神仙人物，三国故事，戏剧，传说等内容。

古人寓教于乐，寄教于图，把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的道德观念，在过去民间的家居生活中，以雕刻的形式世代传承。这些华夏民族的生活追求和行为规范，或许便是古人在美化家园，愉悦身心的同时，对后代子孙进行启蒙教育潜移默化的最初读本。可以设想一下，那时在古民居中的老爷爷、老奶奶，指着那些雕刻图案、牌匾、家训，对娃娃们讲述里面蕴含的故事和道理，讲解其代表的寓意，教他们认识世界，认识善恶美丑忠奸仁义，促其见贤思齐，自强不息，从而逐渐形成良好的个人修养。

要彻底弄清楚这万余张雕刻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及流派传承，王山水犹如大海捞针一般在古籍文献中仔细甄别，苦苦搜求，不放过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有的注解还好查一些，能在《中国古代建筑》、《全像中国三百神》、《芥子园画传》、《中国历代名人图像大典》、《中国吉祥图案实用大全》、《中国历代装饰纹样》、《陕西民间美术研究》、《韩城文史资料汇编》等书中查到。而有些就只能借助雕刻图像本身的信息，在诸如《道德经》、《山海经》、《诗经》、《史记》、《古文观止》、《风俗通义》、《永乐大典》、《搜神记》、《太平广记》、《说文解字》、《四库全书》、《康熙字典》、《资治通鉴》等以文史为主的典籍中去抽丝剥茧，其难度可想而知。王老师在《陕西传统民居雕刻文化研究》一书中，罗列的40余种参考书目，就已令人称奇。但王老师说这只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分，约占全部参考书目的2%左右。难的是好多书是冷僻的，即使知道书名，也不是随便哪个图书馆就能找到的，为此便不得不四处寻访，期间做了海量的寻访笔记，回来后又沙里淘金般对素材进行细选，力求用最简洁最生动的文字，即引经据典又深入浅出，为备用的图像作出精确注释。使读者在欣赏美图的同时，又能从文字上体会古人的智慧。

2016年7月，《陕西传统民居雕刻文化研究》含《木雕集》、《砖雕集》、《石雕集》圆满出版，成为一部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的文史资料宝库。此书篇目分类细致准确，文字注释语言精练。计有：龙凤、道教、佛教、儒家典故、性与生殖、孝道、婴戏、名人故事、戏曲、神话、吉祥图案、福禄寿喜、瑞兽、花鸟、花卉、景观、杂宝、博古、家具、匾牌、宅第构筑、宗教、传说、姻缘、子嗣、砖雕家训、书法题刻、恭贺颂祝、石雕牌坊、石雕牌匾、石雕廊心墙、墙带石、下碱石、门墩石、上马石、栓马石、柱础石、石雕器物、阴宅石雕等……凡30余目。

王山水先生为了做好这部书，27年来穷个人之力，做了本该专门机构、专项人才、专业团队才可完成的不凡事业，可谓功在当下，惠及千秋之大事。

特为王山水先生《陕西传统民居雕刻文化研究》出版发行，作诗恭贺：

三秦大地踏遍，

二十七载搜求。

挑灯熬夜费力，

魂牵梦绕破题。

万图注释寓意，

木砖石雕汇集。

喜报巨著出版，

干秋功业称奇。

中国古代雕塑经历了萌芽期、成熟和繁荣期、高峰期、低潮期四个时期。

1、萌芽期：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

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可追溯至公元前4千年以上，这一时期石器和陶器的出现，拉开了中国雕塑史的序幕。其雕塑作品侧重于动物外形的器皿、饰物和人物的捏塑，形体小巧，造型粗略，带有浓厚的人情味，青铜器艺术代表了商周雕塑的最高水平。此时的青铜作品虽然多具实用目的，但已初步具备了雕塑艺术的特性，一些夸张、变形、奇特的纹饰，渲染了威严神秘的气氛，形成了端庄、华丽、气质伟岸、形象乖张的艺术特性，突出反映了商周时期人们的审美观和对自然环境的理解。鼎是这一时期典型的雕塑作品。

2、成熟和繁荣期：秦汉和魏晋南北朝

秦汉雕塑突飞猛进，形成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临潼出土的数千兵马俑，给世人展示了秦代雕塑艺术的辉煌成就，其兵俑体态与真人相等数量众多、形态各异、栩栩如生；马俑形象写实身体矫健、活灵活现。人物雕塑更注重面部的形象刻画，神态万千、精细逼真。

汉代雕塑在继承秦代恢弘庄重的基础上，更突出了雄浑刚健的艺术个性。这一时期的墓葬雕塑特别发达，在形式上突出了石雕作品的雄浑之势和整体之美。马踏匈奴是霍去病墓前石刻最重要的一件。它采用象征手法，以气势雄壮、昂首挺立的战马象征霍去病和他所统率的英雄健儿；以马下所踏的一个面目狰狞作垂死挣扎的人物象征被战败的奴隶主贵族侵略者，采取了大起大落，精细有别的手法处理，形象十分醒目，是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典范，是西汉纪念碑雕刻取得划时代成就的标志。

源于魏晋时期的佛像雕塑艺术风格的多样化与技巧的纯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此时的佛雕作品既有博大凝重之态，又不失典雅鲜活之美。雕塑制作规模宏伟，数量巨大，艺术技巧有很大提高，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方面，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都不同程度超过前代。各族人民在雕塑艺术上互相交流，促进了雕塑的发展，在总的时代风格下有一定的地区特色。

3、高峰期：隋唐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步入更为成熟也是成就最高的一时代，主要体现在佛教美术方面，出现了内容更丰富、表现范围更广大技巧更熟练的佛教造像。于此同时，从事雕塑的艺术家与工匠也更多的出现，创造出一批划时代的作品。宗教题材以外的雕塑，则以陵墓雕刻最为重要。它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唐代雕塑艺术的水平和风格。

隋代至盛唐时期是古代大规模开窟造像的最后一个高峰期，石窟寺遍布北方、西北以及巴蜀地区。现存著名的石窟寺有：山东云门山、驼山石窟、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炳灵寺石窟、天龙山石窟、广元千佛崖和皇泽寺造像等。其中敦煌石窟的彩塑和龙门奉先寺的雕像艺术水平最高，唐代的艺术风格也最为鲜明。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在经历魏晋唐多个朝代的开凿后，虽历经千年岁月的风霜，仍不失其神秘华丽之彩。龙门奉先寺群雕更显示出大唐帝国的强盛。此时的佛像雕塑艺术已逐步摆脱外来佛像样式的影响，走向了雕塑作品民族化的成熟期。

4、低潮期：唐之后至清末

宋元雕塑缺乏隋唐时期的宏伟规模和奔放气势，在写实手法的精雕细刻上却有所发展，宗教雕塑占重要地位，开凿石窟的风气已趋衰微，寺观雕塑仍具一定规模。由于宗教艺术进一步世俗化，神佛塑像中理想化成分明显减弱，现实性生活气息则大大增强，特别是菩萨、罗汉、侍者像几乎是现实生活人物写照。继中晚唐之后的宋代雕塑进一步生活化、世俗化，创作手法趋于写实风格，材料使用则更加广泛。宋代的彩塑较为发达，在佛雕造像上较唐代有了较大变化，此时的佛像造像以观音菩萨居多。宋代帝陵的表饰仿效唐代，但其表现手法以写实为主，石雕作品更具端庄温顺之态。宋代雕塑的过分世俗化，严重削弱了雕塑艺术应有的纪念性、恒久性，其作品在空间布局、形体数量上的追求也不及前代。

元代喇嘛教佛像又出现于寺庙之中，帝王陵寝缺乏汉唐之气魄。从雕塑整体发展来看，宋至元题材因袭唐代而有变化，雕刻手法虽细腻写实，缺乏洗练，整体不够坚实有力，造型上缺乏深沉豪迈的气概，是中国古代雕塑日趋衰落的时期。

明清的雕塑沿着古代传统继续发展，呈现了定型化与世俗化的面貌。雕塑艺术的进展主要表现为敬神意识的衰落与世俗审美趣味的增长。名目繁多的寺庙里，供奉着各式各样的神像，从题材到表现手法日趋世俗化、民间化，形成了工巧繁缛、萎靡纤细、色彩亮丽的艺术风格。佛教石窟造像骤减，佛寺造像虽亦有世俗化佳作，但一般流于定型化而失生气，城隍、土地、关帝等偶像增多。明清帝陵的陵墓表饰较前代规模更大、像设更多，布置讲究，技术娴熟，但其既缺乏唐代的超然、也缺乏汉代的雄浑，此时的作品更能满足人们的赏心悦目之功能。得到发展显著的雕塑品种是小型的案头雕塑和工艺装饰雕刻，生气勃勃，品色繁多。如泥、陶、瓷塑，明清有广州石湾陶瓷、福建德化瓷塑、广东潮安漆泥塑和无锡惠山泥塑等。明清雕塑有明显追随唐宋风格的痕迹，在明清石雕佛像几乎绝迹，寺庙造像逐渐发达，且趋于程式化。

隋唐五代的建筑技术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隋唐五代以其大量的建筑遗迹和出色的建筑技术而著称于世。

其中，隋代采用的 坦弧石拱 的建桥技术，隋唐城市建筑的整体规划设计和木结构为主体的建筑体系，以及砖石结构等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创造出许多惊世骇俗的杰作，并以其特有的技术风格，谱写了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重要篇章。从而确立了这一富有民族特色的建筑思想体系和技术规范体系的历史地位。隋唐五代的雕塑艺术。隋唐的雕塑艺术，正是对南北朝时期各地不同风格的雕塑进行大融合、大发展的结果，成为雕塑史上继魏晋南北朝以后又一高峰。

隋唐时期，雕塑受到高度重视。其一是由于统治阶级为显示帝王权威大兴陵前石雕和墓中随葬俑人，其二隋唐时期，佛教几近国教，佛教造像遍及全国。隋唐统治者继秦、汉、南北朝之后，为自己大造陵墓，并在陵前设石雕人马作为仪卫，仅 唐十八陵 前的石人石兽就不下数百件。

而且，所有雕像和墓内俑人都以现实为依据，运用写实手法进行雕塑，作品精致完美、绚烂成熟，足以与质朴道劲、含蓄蕴藉的秦汉雕塑，健壮精练、极富装饰意味的南北朝雕塑相媲美。隋唐雕塑作品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可以看出隋唐人对现世的满足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这种自信豪迈的气度和神采瑰丽的风貌，使隋唐雕塑艺术在中国古代雕塑史上成就空前。从佛教题材的雕塑来说。隋唐不仅提倡固有的道教，而且不限制外来的其他宗教，准许它们在中国建寺传教。尤以佛教流行最广。佛教造像此时趋向于世俗化，如佛、菩萨或天王、力士等。那美仑美奂的菩萨或观音像，把广大人民对于人世间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热爱，用光彩美丽的艺术形象充分表达出来，成为人世间美与善的象征，体现了唐代民间雕塑大师卓越的创造才能和天才的艺术感受力。隋、唐，尤其是唐代佛教造像，在造型方面有明显的特点，即强调对典型形象的刻画和主题的突出。唐代佛教造像，与魏晋时期相比，宗教色彩大为减弱，手法更为写实，更接近生活，更具人间意味。唐代，除了佛教，道教和儒教也多利用造像作为宣传工具，甚至还以皇帝的雕像作为配侍。道、儒、佛三教建庙造像之风兴盛，又促进了雕塑艺术的发展。同时，唐帝国的帝王贵族厚葬之风较之前代更为盛行。

于是，陵墓雕塑相当考究，其艺术水平之高可与宗教造像艺术相匹敌。陵墓雕塑分为陵墓石雕和墓俑雕塑。陵墓石雕是指统治者在其陵墓前设置的守墓。唐代的守墓兽由前代附会神权思想的飞狮、飞虎演变为现实中的狮和虎。如唐代各帝陵前的翼马，与现实中的马匹基本一致。墓俑雕塑也就是陶俑，是统治阶级作为墓葬以及陪葬的用品。俑塑是一门很古老的艺术，发展到隋唐时代，可谓登峰造极。隋唐的陶俑大致分为镇墓兽、人俑、动物俑三大类。

这些作品多出自民间匠师之手，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隋唐的装饰雕塑是与佛教雕塑和陵墓雕塑联在一起的，也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这可从建筑装饰和碑石、墓志、石棺、石椁线刻以及工艺雕刻小品上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