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鲁国宰相公仪休拒不收鱼。

公仪休，春秋时期鲁国人，官至鲁国宰相，因为廉政，不受人鱼而被流传后世。公仪休非常喜欢吃鲤鱼，有人就送鲤鱼给他，他拒而不收。其子问原因，公仪休说：“正因为我喜欢吃鱼，所以才不能收人家的鱼。如果我收了人家的鱼，却而被免去宰相之职，那我还能再吃得到鱼吗？我现在做宰相，买得起鱼，自己可以买鱼来吃。因此，我是决对不能收人家送的鱼。”

2“新鞋踩泥”。

《松窗梦语》的作者张瀚初任御史时，曾去参见都台长官王延相。王延相没有大谈为官之道，只给张瀚讲述了自己的一次乘轿见闻：一天，乘轿进城，路遇大雨。一轿夫脚穿新鞋，从灰厂到长安街，小心翼翼择地而行，生怕弄脏了新鞋。进城后，路面泥泞渐多，轿夫一不小心，踩入泥水坑中，由此便高一脚低一脚地随意踩去，不复顾惜了……王延相说：“为官之道，亦犹是耳，倘一失足，将无所不至矣？！”张瀚听了这个“新鞋踩泥”的故事后，“退而佩服公言，终生不敢忘”。此后多年，他严谨从政，廉洁为官，后来升任被称为“朝中第一官”的吏部尚书，建树颇多，名留青史。

3“子罕辞宝”。

《左传·襄公十五年》载文：春秋时，宋国有个人得到一块玉石，将它献给掌管工程的大臣子罕。子罕不肯接受。献玉石的人说：我曾经把这块玉石拿给玉工鉴定过，他认为这是一块宝玉，因此我才敢献给您。”子罕说：“我把不贪图财物的这种操守当作是宝物，你把玉石作为宝物。如果你把宝玉送给了我，我们两人都丧失了宝物；还不如我们都保有各自的宝物。”故事中，子罕恪守“不贪为宝”的信条，巧妙拒玉，寓意深刻，真正给人教育和启迪。

4“灭官烛看家书”。

据宋周紫芝《竹坡诗话》记载：北宋时期有位州官，为人极其廉洁。一天晚上，有人从京城送来一封上司的来信。他猜想这一定是朝廷有什么重要指示，马上命令公差点上蜡烛阅读。谁知读了一半，他又命令把官家的蜡烛吹灭，把自己买来的蜡烛点上，继续往下看。公差很纳闷，难道官家买的蜡烛不及他自己出钱买的亮吗？后来才知道，那封信有小半是关于他留在京城家属的情况，他认为这是私事，不能点官家的蜡烛。在有些人看来，为了半封家书，竟然换烛再读，实在有点“小题大做”。但正是这样的小事，却更能从细节上表现出一个人的品质，更足以让当今存在公“话”私打、公车私用、公请私吃、公费私游等等凡此种种揩公家油的一些领导干部汗颜。

朱元璋出身贫苦，受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又鉴于元朝的政治混乱，故以猛治国。即位后在全国掀起了“反贪官”运动，矛头直指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污吏。

首先，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从地方县、府到中央六部和中书省，只要是贪污，不管涉及到谁，决不心慈手软，一查到底。其次，明初的中书省下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由于大量留用元朝的旧官吏，以及一些造反起家的功臣。他们有恃无恐贪赃枉法。

朱元璋对这些官员进行惩处。第三，朱元璋利用残酷刑法处置贪官，采取断指、断手、等酷刑。这种举措震慑了一批官员，使他们行为大为收敛。

第四，朱元璋对自己培养的官员决不姑息迁就。为了培养和提拔新力量，朱元璋专门成立了培养人才的国子监，为没有入仕的年轻读书人提供升迁机会。他对这些新科进士和监生厚爱有加，还经常教育他们要尽忠至公，不为私利所动。第五，朱元璋制定整肃贪污的纲领《大诰》 和《醒贪简要录》。

第六，允许民间百姓上访。明朝允许百姓扭送不法官吏。如果官吏在征收税粮以及摊派差役作弊曲法，百姓可以向上级官吏举报，也可以直接扭送。不仅如此，对于应当接访而没有接访处理的上级官员，亦要依法论处。 此外，朱元璋在午门外特设“鸣冤鼓”，民间百姓若有冤情在地方讨不回公道，可上京击鼓直接告御状。

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格杀勿论，断指、断手、等极刑。

如果六十两银子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是多少钱呢？据史料记载：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十石；银一两，二石。明代的一石约等于现在的100公斤，而一两银子为2石，因此一两银子的购买力为200公斤大米，60两银子能够买到1200公斤大米。以大米目前的市场均价：约为3元一斤，因而60两银子可以约等于现在的7万多人民币。

朱元璋当政三十一年，先后发起6次大规模肃贪，杀掉贪官污吏15万人。他“杀尽贪官”运动贯穿始终未减弱，虽则他晚年依旧哀叹“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

却实为大明朝最清廉的时代。瑕不掩瑜，朱元璋依旧是中国历史上政绩璀璨的一代明君。他从天灾人祸和饥寒交迫的钟离村，一直到南京登基，和他的文臣武将所走的这条道路，不仅仅是为私人和某个阶级的利益，如同他的自述——我本淮右布衣，天下于我何加焉。

身后史书盛赞，《明史》有云：“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

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而能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凤都，正后宫名义，内治肃清，禁宦竖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职相维，置卫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

至于雅尚志节，听蔡子英北归。晚岁忧民益切，尝以一岁开支河暨塘堰数万以利农桑、备旱潦。用此子孙承业二百余年，士重名义，闾阎充实。如今苗裔蒙泽，尚如东楼、白马，世承先祀，有以哉。”

明万历年间，曾实行“一条鞭法”，规定赋税一律征银上缴国库。由于百姓上缴税银大多是碎银，熔化银锭的过程中有所耗损，此耗损部分即称之为火耗。这部分火耗银由百姓承担。为方便征收，火耗银由朝廷统筹各省的火耗征收，制定火耗率，纳入朝廷税收。

简单的说，火耗归公就是一种新的合法税种，纳税人必须交火耗税。而养廉银是从火耗归公后增加的财政中拿出一部分，分发给官员用作日常开支的一项制度。雍正实行火耗归公后接着实行养廉银制度，其目的在于增加地方官员俸禄，用高薪养廉的办法，尽量避免官员贪腐。

雍正实施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原因复杂。“一条鞭”法之前，税收一般是实物，诸如粮食，布匹等，朝廷征收困难，复杂，且成色不一，不利于财政的集中，保存。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后，规定税收一律折算为白银后再运往中央。

“一条鞭”法改革了税收制度，简化了税收程序和成本，让中央更容易组织财政，不失为一项伟大的改革。然而，在往后的运作中却出现了种种问题。

难以解决的便是重铸过程中的火耗问题。火耗自然是无可避免的，重铸过程中必然会有损失。皇帝的钱却一分不能少，这部分损失只能由百姓补齐。这就产生了火耗税。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官员往往借火耗之名，横征暴敛，中饱私囊，征收的赋税往往超过正常火耗数倍。朝廷对此难以监管，贪腐问题随之产生。

清朝大多继承明朝的制度，继承了明朝“一条鞭”法，火耗制度的优劣也一并继承。康熙崇尚儒家的“宽仁”，对臣下借火耗之名大肆贪腐的行为不加制止，导致臣下贪腐问题严重，百姓负担日益加重，而财政却赤字严重。百姓负担重，国库又拿不到钱，全让官吏拿了去。雍正如果想革除官吏贪腐，推行火耗归公制度就不可避免。

康熙一朝，战争不断，平定三藩，平定准卡尔叛乱。丰功伟绩的背后，是国家财政的巨额支出，康熙后期，国家财政已经入不敷出。雍正继位后，康熙留给雍正的遗产是国库存余八百万两。与其说是遗产，不如说是烂摊子。

偌大的帝国只有六百万两的国库剩余，这意味着国家的财政濒临崩溃。雍正继位后，迫切地需要增加国家财政。而火耗归公则能在不增加纳税人负担的情况下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雍正元年，清朝正式实施火耗归公制度。

火耗归公制度的实施则意味着养廉银制度的开始。清朝给予官员的薪俸非常微薄，一品官员每年俸禄不过180两白银。至于六、七品官员，每年不过数十两白银。除去一家老小开支，仅靠俸禄只能勉强度日。

遇到灾荒战乱，朝廷又常令官员捐俸，直接克扣工资，让他们捐给国库。俸禄不足，就容易盘剥百姓。火耗银就是其中之一。官员通过征收火耗银，甚至能过上非常奢侈的生活。

这也是当时官场的常态，毕竟薪俸太少，皇帝也只能默许。雍正对比深恶痛绝，有志于革除官场贪腐之风。他认为官员贪腐成风在于必要经费不足，设立养廉银制度以提高官员待遇，满足官员的必要开支，能减少贪腐的发生。而且，雍正也可以借助设立养廉银制度巩固皇位。雍正继位并非一帆风顺，雍正设立养廉银制度，极大提高了官员的薪俸水平，巩固了自己的皇位，在此则不再赘述。

在他的大力支持下，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得以推行，一定时期内扭转了清朝的财政亏空，巩固统治。

不论剥皮揎草抑或是火耗归公，都是古中国杰出的廉洁制度。人性之恶无法改变，自然贪污腐败无法根除，如何最大程度优化古老帝国的行政效率以及舒缓社会内部矛盾，都是历任明君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