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神爷临洮八位“官神”之一

官神之一般是朝廷敕封的，地方官方下谕迎请的，地方县令要致祭的，但神分官神、方神、私神、坐神、走马神。所以八大官神又同时是方神和走马神。但临洮八大官神基本无考，县志古籍没有明确记载所以资料基本是民间流传。

显神爷“敕封天竺宝山显世大王”，显神爷伍子胥，

春秋时吴国大将伍员(吴子胥)，因进谏未成，被吴王赐自尽。后人感其功德，建祠奉祀。是为水神，历朝历代都有册封，“显圣王”，入陕甘逐渐叫做显神(圣)大王！信仰广泛，几乎各县俱有奉祀。现秦安县叶堡镇有庙“三圣庙”供奉：显神伍员！财神关羽！文昌帝君！

扩展资料：

临洮八位“官神”：

常爷，金龙爷，濂洞爷，显神爷，大郎爷，二郎爷，白马爷，索爷。

白马爷和八蜡爷。

据史书可考，白马爷是春秋战国时郑庄公的一名白马大将，叫殷考夫。封神演义记载，八蜡爷当时封为五谷神，是商朝殷纣王的次子，叫殷蛟。

很早以前，在距金崖巴石沟13公里外北山卧牛坡庙沟岘老庙旁，一棵白刺长成人型，以白马点化被人发现的传说。人们便在这里的下庙沟修建了三间大的庙宇，叫白马庙，供奉白马爷。

传说由于“白马爷”、“八蜡爷”二神灵为民赐福降祥，消灾免难，于是敬神的乡民越来越多，香烟旺盛，缕缕香烟冲进了南天门，惊动了玉皇大帝。

玉皇便派天王下凡查访，始知白马、八蜡施展神恩，感动了黎民百姓，故有此盛大香烟，玉皇传旨赐封白马为天子，八蜡为田祖，二神为地方官神。

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它综合记述了一个地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从秦汉之发端，两宋的成熟，到明清的鼎盛，乃至于今天的盛世修志，两千年来人们已经编纂了大量的方志，并将继续编纂下去。为了使方志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人们对其的典藏、整理、研究也随之展开、深入，并且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为便于人们的工作与研究，人们编制了大量的方志书目与索引。一方志著录于书目始于南朝宋王俭的《七志》，其“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著录有地记、地志等方志。到了唐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时，其地理部首开将方志纳于正史艺文志的传统。此后，方志的不断发展，数量逐渐增多，在目录学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1912年近代第一部方志书目——《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终于问世。从此以后至今，不同的单位和个人陆续编制了众多的方志书目。北京图书馆是收藏中国新旧方志的最大藏家，对方志的整理也取得相当的成果，先后数次编制了馆藏方志书目，《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系缪荃孙编。清学部图书馆是清政府筹办京师图书馆时的称谓，也就是北京图书馆的前身。该目录是清点内阁大库移交京师图书馆的方志目录，收入《古学汇刊》丛书，于1912年刊行。它著录通志60部，府、州、县志1676部，其中明代方志224部，不全志360部。1933年5月，谭其骧编制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收志书3800余种。该书目对著录项目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书后附索引。这对于以后方志书目的编制起到了很好的规范、指导作用。1936年6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二编》出版，它收录了1933年5月－1936年6月入藏方志862部。1957年11月《北京图书馆方志目录三编》印行，它反映了抗战期间于西南等地区的采访成果和新中国成立后该馆的入藏情况，收志书2177种，附名胜、古迹、山志等180种，总计2357种。此后，北京图书馆入藏方志又有较大的收获。该馆现正在编制《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地方志门》，预计将在1996年内付梓。它反映了北京图书馆善本古籍以外的普通古籍中的总志、省、府、州、县、乡土志以及山、湖、江、河、塘、寺庙等志书。其中的省、府、州、县、乡土志等约6700余种。基本反映了该馆普通古籍中的方志情况。它与《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地理类方志目一起，可反映现藏古籍中的全部方志。《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地方志门》是我国第一部采用国家《古籍著录标准》著录的古籍书目。有馆藏索书号。书后附书名、作者四角号码综合索引，便于检索。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计算机开始进入图书馆领域。该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利用计算机建立了《新方志书目数据库》，它将所收藏的新方志按照CN-MARC格式及其相应的著录标准输入到计算机中，建立起书目数据库。该数据库可以从书名、著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分类、主题等途径检索进行单项或复合检索。该数据库收录了1980年以来全国各地修志机构编纂出版的省、地、市、州、县、旗、镇、村、街道等志书3000余种，并将随着该中心采编工作的开展而不断增加。

《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该馆1979年印行。著录该馆现藏方志5400余种，并有馆藏索书号。书后附书名索引。上海图书馆自1952年成立后，即重视方志的收藏。1957年曾编印过《上海图书馆馆藏方志目》(油印本)。后与上海市人民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合并，致使馆藏方志遽增，其中不乏珍本、善本，如宋绍定二年刻本《吴郡志》；明成化刻本《金华府志》等，是我国收藏方志较多的图书馆之一。《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油印本)，该馆1976年编印。该馆现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书目收录该馆馆藏方志4200余种，其中包含从天一阁、天津、南京各图书馆以及日本藏书单位补充的国内外稀见方志缩微胶卷561种。是我国收藏方志较多的图书馆之一。《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油印本)，该馆1982年印行。该目录收1980年10月以前入藏的不同版本方志计3115种，附录53种，合计3168种。为便于民族研究工作者使用，除西藏、新疆、云南、广西等方志外，凡有民族内容而自成篇目者，均加以附注说明，此为该书目一特色。书后附有书名索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该馆1987年印行。目录收该馆1986年6月以前入藏的方志2400余种，约2700余种不同版本。范围包括总志通志，府、厅、县志，乡土志、乡镇志、村里志、卫志等。目录附有书名笔画索引，每种书附有馆藏索书号。《故宫方志目录》，故宫博物院图书馆1930年编印，收方志1400余种。该馆所藏方志基本为皇家藏书楼之旧藏，其中的珍本、善本较多。书后有附录和索引，1948年编印了该书目的《续编》。此外，自1912年以来，全国各类型图书馆、书店和私人藏书楼在不同时期编制了大量的馆藏方志目录，主要有：《金陵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方志目》、《九峰旧庐方志目》、《天春园方志目》、《来薰阁书店方志目》、《松筠阁方志目》、《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录》、《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室方志目》、《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等数十种。

从上述方志书目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1]编制书目的单位多、数量大，全国各主要图书馆均编制了馆藏方志书目，而收藏量多的图书馆数次编制其方志书目，反映出这些图书馆对方志工作的重视，对于推动全国方志书目的发展也起到积极的作用；[2]所编书目多以各单位自编自用为主，正式公开出版的不多；[3]著录项目基本齐备，书名、卷数、纂修者、版本、附注、索书号等一应具备，有的还对方志内容做了析出；[4]在编排上，以行政区划为主，在一个地区下，将方志按编纂时代的先后排序，使人们对该地区方志发展情况一目了然；[5]在收录范围方面，基本以省、府、州、县、乡镇志为主，有的兼收总志、山、水志等；[6]在书目形式方面，打破了单一的传统印刷型，出现了机读书目数据库，这必将对方志书目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二一个单位或个人的方志书目反映的情况毕竟有限。因此，在馆藏方志书目编制的基础上，联合目录也开始编制。目前，全国性的联合目录主要有《中国地方志综录》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综录》，朱士嘉先生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早在1932年，朱士嘉先生就将其调查情况——《中国地方志统计表》发表在《史学年报》1卷4期上。该表初步统计了宋、元、明、清和民国的方志数量。1935年朱士嘉先生根据国内外50家图书馆和私人藏书楼所藏方志编成了《中国地方志综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著录方志5832种，书后附17种方志统计表、15幅方志统计图、《民国所修方志简目》、《上海东方图书馆所藏孤本方志录》、《国外图书馆所藏明代孤本方志录》和书名索引，后又有《补编》问世。1957年，朱士嘉先生又根据全国41家图书馆的馆藏方志对原书进行了修订，著录全国28家图书馆的方志7413种。《中国地方志综录》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该目录收全国190个图书馆、档案馆等单位藏1949年以前各时代编纂刊行的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所志、关志、岛屿志等8264种。书后附有索引。它是目前反映方志藏书单位最多的一部联合目录，也是目前了解全国方志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中国新方志目录(1949－1992)》，中国地方志资料工作协作组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它既不是馆藏方志书目，也不是联合目录，而是出版目录。它收录了这一时期全国各修志机构正式与非正式出版的各类方志9391部。其中省、地、县的志书1157部，乡镇、村、街道的志书1162部，各类专业志书7072部。专业志书的收录是该书目区别以往各方志书目的一个显著特点。因为此书是由全国各地修志机构提供资料编辑而成，所以该书目对于了解这一时期方志编纂出版情况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国性联合目录编制的同时，地区性的方志联合目录也开始编制。进入70年代后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为配合新修方志工作的开展，山西、福建、山东、四川、安徽、烟台、湖南、广西、江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和江苏等地的图书馆或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相继编制了一批地区性的方志联合目录。台湾地区现存方志数量较多，并编制了相应的联合目录。1956年台湾“中央图书馆”编有《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先发表在《学术季刊》4卷4期至《卷3期上(1956年6月－1957年3月)，后发行单行本，收方志3530种；1980年增订后重新排版发行，比1956的目录多收方志568部。1985年由王德毅先生编制的《台湾地区公藏方志目录》出版发行，该目录收录台湾地区12家图书馆的馆藏方志4600余种，它以本国文字为主，外国人编纂被译成中文者也兼而收之，并附有日文编纂的台湾各地方志。该书目反映了台湾地区所藏方志的三个特点：一是多藏台湾志书，二是所藏志书以明代方志为丰富，三是多存海内孤本。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我国方志大量流失国外。美、日、英、法、澳等国对其所藏方志进行了整理，出版了方志书目。主要有：《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朱士嘉编，美国政府印刷局1942年石印出版。它著录了该馆馆藏宋代方志23种，元代方志9种，明代方志68种，清代方志2376种，民国方志463种，总计2939种。在该馆所藏方志中，一是乡镇志多为其他图书馆所罕见，如《康熙浒墅关志》等；二是藏有不少清代著名学者所编纂的志书，如章学诚的《乾隆永清县志》、戴震的《乾隆汾州府志》等。后有《续编》，增收方志300余种。《欧洲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 (法)赫·渥艾特(Y·Hervouet)编，法国巴黎耶区莫顿公司1957年出版。此书收录欧洲9国25个图书馆藏中国方志2590种，除其复本为1434种不同版本。其中有207种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所未收的。书后附有方志地名索引。该书目编纂简明扼要，使用方便。

《英国各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总目录》， (英)安德鲁·莫顿(Andew Morton)编，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1979年出版。收录大英博物馆、牛津、剑桥等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251》种方志。《中国方志目录》， (澳)唐纳德·莱斯利(Donald Leslie)和詹瑞姆·戴维德森(Jeremy Davidson)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远东史研究系1967年出版。该书是一部“目录的目录”，它根据中、日、欧、美等国出版的中国方志目录汇编而成，收有111种资料，对每种加以简介。这111种资料中，既有专著，也含论文。书后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地名、主题、人名、引用期刊和著作索引。日本是收藏我国方志较多的国家，所编制的方志目录反映了该国收藏方志的基本情况。如：《日本主要图书馆、研究所藏中国地方志总合目录》，日本国会图书馆参考部1969年编印。该书目反映了日本主要图书馆现藏方志(含丛书)以及缩微胶卷方志约万余种，是日本近年来所编最全的日藏中国方志目录。《东洋文库地方志目录》，东洋文库编，1935年出版，收方志2550种；《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目录》， (日)山根幸夫编，东洋文库1967年出版，1971年增订本，收明代方志299种；《中文地志目录》，日本天理图书馆编，天理大学出版部1955年出版，收方志1430种。《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东洋文献中心联络协会编，东洋文库1964年出版，等等。从上述情况看，首先，全国性联合目录的编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书目资源的共享，这对于人们利用方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次，地区性联合目录的编制主要是各修志机构所为，所编目录不仅增补了全国性联合目录的不足，而且还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可与全国性联合目录互为补充；再次，海外方志目录可以使我们了解方志流失的情况，对于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方式使其回流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也表明海外对方志这一文献的重视。三众所周知，由于方志的内容丰富，资料甚多，因而方志的篇幅一般都较长。要了解一部方志的基本内容，提要是不可缺少的。它可以使人们在不长的篇幅内对一部方志的发展脉络、编纂原委、编纂者简历、价值高低、版本流传等情况有所认识。而方志的辑佚考录则可使人们了解方志的历史。

方志提要是随着方志的发展而出现的。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史部地理类中著录了《三辅黄图》、《长安志》等志书。全国性方志提要书目主要有：《方志考稿(甲集)》，翟宣颖编著，北平天春书社1930年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方志提要专著。它以天春园所藏方志为基础，撰写了600余种的通志、府志、直隶州志、州志、厅志、县志和乡镇志的提要。包括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山西、河南、江苏8个地区。多数为清代方志。每部方志“必首严名称，次述其纂修年月与纂修者姓名，次叙旧志之沿革，次叙其类目，次辨其体例，最后评其得失，尤注意所包之特殊史料。”《中国古方志考》，张国淦编著，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张国淦先生在30年代就开始系统整理元代以前的方志，著有《中国地方志考》在《禹贡》4卷3—5、7、9期和5卷1期上连载。《中国古方志考》是在其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该书“凡属方志之书，不论存佚，概行收录，因系资料性质，故只辑录旧文，有删无改，分析论断，多出前入，编者间抒己见，则附著案语之中”，共收元代以前的方志2071种，计总志151种，河北49种，山西32种，辽宁7种，陕西74种，甘肃43种，新疆2种，山东36种，江苏178种，安徽118种，浙江246种，福建98种，河南91种，湖北129种，湖南154种，江西203种，广东141种，广西95种，四川290种，贵州7种，云南27种。是当时我国收志书最多的方志提要专著，对以后方志提要考录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稀见地方志提要》，陈光贻编著，齐鲁书社1987年出版。该书共有方志提要1120余种，多为上海图书馆所藏之书。该书内容丰富，体例完整，阅读该书，不仅可以了解方志的编纂者情况，地理沿革，前志源流，当地土特产，还可以略识名胜古迹，著名人物的活动等。书后附有《古今图书集成方志辑目》。《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所录诸书今天基本散佚，尤其方志甚多，约有1430余种。经陈光贻先生考证，在已散佚的方志中，宋以前的有455种，元志12种，明清志140余种，合计600余种。该《辑目》所注方志的存佚情况主要依据《中国地方志综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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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

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

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它综合记述了一个地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从秦汉之发端，两宋的成熟，到明清的鼎盛，乃至于今天的盛世修志，两千年来人们已经编纂了大量的方志，并将继续编纂下去。为了使方志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人们对其的典藏、整理、研究也随之展开、深入，并且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为便于人们的工作与研究，人们编制了大量的方志书目与索引。

不辍，已有2500年的历史。据1985年《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载，我国现存旧地方志8264种、1232万卷，占全部古籍总数的10%。《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今重要图书总汇，存“经、史、子、集”178万卷，其中地方志著作是史部著作的441倍。

1、周

方志很早就受到了重视。《周礼·诵训》上记载：“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当时，“诵训”这一官员的职责就是为王述说方志所记述的四方之事，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以便于治国。

2、秦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郡 县志书随着郡县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也有了相应的发展。

3、两汉

朝廷命令地方官府，把记述郡国地方的山川、物产、贡赋、风俗等情况的“郡国地志”，随同“计书”报送太史府。刘秀做了皇帝后，为表彰他的家乡南阳，诏令撰作家乡风俗志书。由于帝王、朝廷的倡导，“郡国之书，由是而作”。此后，郡县编纂志书的风气大兴。东汉的郡县地志，随同郡国的“计书”上报朝廷，大多保存在兰台。作为兰台令史的班固，才有可能利用这些郡县志书资料，写成了著名的《地理志》。可见两汉时期，曾经编纂和保存了大量的郡县地志。据古籍记载，如《寿春记》、《巴郡图经》等等，都是著名的志书，并为后人所征引。

秦汉以后，地方志逐步发展和充实，发展为舆地图、图经、图志、图记、地记和郡国之书。

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正史；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地理志》是第一部全国性的区域志；东汉光武帝刘秀诏令撰修的《南阳风俗传》，是我国官修地方志书的开端。

4、魏、晋和南北朝

魏、晋和南北朝时期编史修志之风盛行。地方豪门势力为了炫耀一方，不仅修家谱，还修地方志，于是支持官府，或是私下纂修地方志；地方官也为了更好地了解和统治一隅之地，也乐于修志。编修了大量的地方志书。

当时大多叫做“地记”，著名的有《娄地记》、《冀州记》和《会稽记》等。晋人常璩编纂的《华阳国志》，是目前保存下来较早的一部私人编修的地方志书。该书内容翔实，已有一定的“义法”。后人编修云南、四川等地的志书，往往“据以为典则”。

5、隋

大业年间，隋炀帝“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从此以后，历代统治者都竞相仿效，由朝廷或官府出面来编纂地方总志。渐渐地修志也就成了历代官府的主要职责之一了。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隋朝曾经编修了《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五十卷，《区域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其余记注甚众”。可见隋朝曾经编修了相当数量的地方志书。

6、唐

朝廷规定：各州郡的图经，每三年编修一次，并报送尚书省。以后改为五年编报一次。如果州县有所变动，山河有所改移，则不在五年之限。唐王朝先后还编纂了《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等全国性的志书。《括地志》一书曾“博采方志”。《元和郡县图志》是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编纂的，在各道之下，均记述了郡县的基本情况。这从侧面可以说明唐代州县志书的编纂，是比较广泛的，如果没有郡县志书作为基础，全国性的志书是难以编成的。

7、宋

朝廷重视图经的编纂，规定每三年编修一次。各名郡大县都编修了图经，有些郡县数次编修。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朝廷命知制诰卢多逊等“重修天下图经”。大中祥符年间，李宗谔撰修《祥符州县图经》，计一千五百五十六卷。该书是以各路州县所报送的图经为基础编成的，成为北宋州县图经的总汇。宋徽宗大观年间，朝廷置“九域志局”，专门从事志书的编篡工作，这是史书记载较早的专门修志机构。

宋朝三令五申编纂图经，大大促进了地方志书的发展。“州县皆修图志”。当时编修地方志书相当普遍。宋代流传下来的府、州、县地方志书，远远超过了它的前代。其中著名的有《三山志》、《新安志》、《剡录》等等。南宋时期修纂的乾道《临安志》，记载了宫阙官署、沿革、星野风俗、州境、城社、户口、学校、物产等等，书后还附有亭、台、观、阁、轩等。

传说当时朱熹到江西某地上任，当地属官搜肠刮肚，准备垂询，并备礼载酒，远远跪接。谁知朱熹撩开轿门，开口就问：“志书带来没有”众人末料到这一着，面面相觑，悔之莫及。从此这一带便形成习俗，凡地方官上任或离职，先交接地方志书。

8、元

地方志的编修在元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元朝廷在地区方志的基础上，编纂了全国性的《大元一统志》，记载全国范围的内容。还诏令各省、府、州、县编纂了一定数量的志书，比较有名的有《镇江志》、《四明志》等等。著名的农学家王桢在任旌德县尹时，纂修了《旌德县志》，并用木活字印刷。

宋元时期，志书的体裁也由历史、地理的记载向更高更广的水平发展起来，地方志体裁和形式日臻完备。

9、明

明清时期，是我国古方志发展的兴盛时期。

明代是我国地方志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明廷十分重视编纂地方志书。由朝廷颁布修志凡例，体例全国统一。全国修有《一统志》，省有总志，有通志，都是官修。省以下有府、州、县志，有官修也有私修。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志向远大的平民皇帝，称帝立足不久，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便命儒士编修一统志。后又命各地将城池、山川、关津、水陆道路等编报朝廷。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朝廷下令：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书。此后，各郡县有志，“实始于此”。明万历年间，已有人盛夸“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乾隆《满城县志》序)。当时，有些府县志书，编修多次。关于专志的编纂，也相当普遍。现存明代志书约有上千种，其中以县志为最多。

东港区地域内有历史记载的第一部县志《日照县志》，就是明代万历十八年（1590年）由知县杜一岸主持编修而成。

10、清

清代是我国古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

清代是我国封建时代地方志发展的全盛时期。清代修志的规模是空前的，清代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三次重修《一统志》，清政府还一再诏令全国各州县修志，雍正时更规定各省府州县志要六十年修订一次。因此，我国历史上清代编纂的地方志最多。

清王朝在全国巩固了统治地位后，地方官府就积极倡导修志了。顺治年间，河南巡抚发动修志，当时的十二州九十五个县，基本上都编修了志书。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玄烨下令编修一统志，并命各省及府、州、县编纂志书。雍正、嘉庆年间，清王朝又先后下令编修一统志和省通志。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州县志书的发展。光绪年间，学部下令编修乡土志。不少州县的乡土志内容编纂得比较简明。在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还编修了相当数量的乡镇志，如《南翔镇志》、《乌青镇志》、《杏花村志》等等。清代方志鼎盛的原因，主要是清朝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和倡导，同时，时势造英雄，一批著名学者在地方志工作中脱颖而出，如戴震、钱大昕、章学诚、李慈铭等。据初步统计，现存的清代志书，约6000种，占现存旧志总数的75％左右。著名的志书有《灵寿县志》、《遵义府志》、《六安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等等。

清代官修的州县地方志书，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内容很丰富。其中关于地理、自然资源、自然灾害、科学技术、农民起义、典章制度及历史人物等方面的记载，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最早记载飞碟的是《晋阳秋》这本古书。书载：“有星赤而芒角，由东北西南投于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俄而亮卒。”在＜三国志》的裴松之的注中、郑樵的《通志略》、马瑞临的＜文献通考》中都有类似的记载。这是公元234年秋天的事，西北五丈原地区的天空中出现一颗发射红光，来去自由的“星”，它三来三往，从东北向西南，以后使消失了。如果是星，它不可能“三投再还”，也不可能“往大，还小”。从记载中，它能自由飞行，很像是飞碟。

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在他的科学名著《梦溪笔谈》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嘉佑中，扬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见，初出于天长县陂泽中，后转入荣社湖，又后乃在新开湖中，凡十余年。居民行人常常见之。余友人书斋在湖上，一夜忽见其珠甚近，初徽开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横一金钱。俄顷忽张亮，其大如半席，壳中白光如银，珠大加拳，灿然不可正视，十余里间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远处但见天赤如野火，倏然远去，其行如飞，浮于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类月，荧荧有芒焰，殆类日光。崔伯易曾为明珠赋，伯易高邮人，盖常见之，近岁不复出，不知所往。樊良镇正当珠往来处，行人至此往往维船数宵以待现，名其享为玩珠。”’记载此事的是一位科学家，给他提供情况的是他的好友，好友就在蚌所在的湖边，当不是杜撰。珠发白光，光亮使天发红，把十余里之间的林木都照得清清楚楚，可见其亮度很高，它的速度很快，“其行如飞”，“倏然远去”，从记载看，这个能发光，能飞行的珠不就像足一轮飞碟么？

宋朝大诗人苏轼在镇江金山也曾见到过不明飞行物。这一天他游 金山，寺僧仰慕他的诗名，留宿寺中。这一夜二更天，东坡尚未入睡，只 见一个光亮的物体在江心降落，并发生光焰，他用诗记录了这个奇观：“是时江月初生魄，二重月落光深黑。江心似有炮火明，飞焰照天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让，非鬼非人竟何物？’诗写完了，作者又加了个注：“是夜所见如此。”说明不是虚构，而是实见。

《竹溪县志》中曾记载一次飞行物坠地的事。那是同治元年，即公元1862年农历八月十九日夜，这一夜“东北有星火如月，色似炉铁，人不能仰视，初出声则凄凄然，光芒闪烁。顷之，向北一泻数丈，欲坠复止，让辄动摇，直至半空忽然银瓶乍破，顷出万外明珠，缤纷满天，五色俱备，离地丈余没，没后犹觉余震散彩，屋瓦皆明。”这个飞行物温度极高，极为光亮，使人不能仰视，后来“银瓶乍破，倾出万觎明珠”，似乎显爆炸了。

湖北《松滋县志》记载了清代光绪六年即公元1880年覃某的奇遇。“西岩嘴覃某，田家子也。光绪六年五月初八日，晨起，信步往屋后山林，见丛林间有一物：光彩异常，五色鲜艳，即往扑之，忽觉身自飘举，若在云端，耳边飒飒有声，精神倍昧，身体不能自由，忽然由高坠下，乃一峻岭也。覃某如梦方醒，惊骇非常，移时来一樵者，询之，答曰：‘余湖北松滋人也。’樵者咤日：‘子胡为乎来哉，此贵州境也，去尔外千余里矣．’指其途径下山。覃丐而归，抵家已逾十八日矣。究不知所为何物吁，异矣。”这个物体有光彩，能使覃某飞入云端，它的速度极快，使人感到“飒飒有声”。覃某因扑这个物体，遭到了报复。覃某不识此为何物，从记载看，似乎是有意识的。

1892年前后，南京的市民们蜂拥在朱雀桥边，万众仰头观看空中的飞行物。画家吴友如目睹了这个动人情景，画了一幅画，画上是朱雀桥一角，万众挤挤，有的仰望率中，有的互相谈论，有的则发着惊叹。天上一角有一圆球，闪闪发光。画家在图上还题记：“九月二十八日晚间八点，时金陵地南隅忽见火球团，自西向东，形如巨卵，色红而无光，飘荡半空其行甚级。”“约一炊许，渐远渐灭。”从记载看，这个飞行物速度不快，温度也不高，因此人们举头仰视，看得很清楚，它停留的时间也比较长，约有一顿饭时间。有文有画，描述生动逼真，当是可信的。

从上述记载看，中国古代确实有一种不明飞行物光临过。这种飞行物有的发白光，有的发红光，有的快如星火，有的则缓缓而行，它们各有不同的特点。但是，这些飞行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发出光亮，来去自由。

主张UFO访问过古代中国的学者认为，这些记载中的飞行物就是飞碟。《竹溪县志》中记载的是一次飞碟“坠毁事件”，因为从记载看飞行物能倏忽而过，而“欲坠则止”，这个高速物体有很高的灵敏度，后来出了故障，变得摇摇晃晃，终于有意识地加以摧毁。 有些研究者还认为，《松滋县志》记载的覃某被不明飞行物带到贵州的事件是飞碟人被发现以后的报复行为或保密行为，与近代一些接触飞碟的人们遭劫持的情况极为相似。

但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籍中的这些记载是转辗传闻的故事，记载又十分简单，不足为信，可能是一些道听途说的奇事轶闻，经过夸张、编造。有些研究者则认为，这可能是古人记下的还不清楚的自然现象，它们能发光，能飞行，被现代人误认为是飞碟。

这些古籍记载的飞行物究竟是什么？ UFO究竟访问过古代中国吗？这个谜只有在现代的飞碟之谜揭开以后才能给予可信的答案

乐陵地名之来源，根据1991年《乐陵县志》记载，主要有四种说法：

一是筑“重合”城，乐陵得名说。主要依据《元和郡县志》载：重合“故城在县东南二十五里，汉置，属平原郡，今名魏王城。”重合“县北至沧州一百三十五里，本乐毅攻齐所筑。”

二是因“乐成陵”得名说。主要依据清顺治《乐陵县志》载：《舆郡要览》中“汉桓帝由河间入继大统，尊崇祖父陵为乐成陵。乐陵之得名由此始。”

三是因“阿斗墓”得名说。主要依据清乾隆《乐陵县志》载：蜀汉后主刘禅降魏，封为“安乐公”于此地，死后葬于县城南五里一大高丘上（今五里冢）。而县因此得名“乐陵县”。

四是大阜曰陵说。主要依据清《山东通志》载：“大阜曰陵；乐取四民用足，国乃安乐之义也。”这四说中，经过当时修志者们再三核实，反复考辩，一致认为前三说都有错误，唯以后者立说较妥，便一直沿用。

在1991年县志编修，由于人员文化水平差异大，阅读史书明显不足，以致误导。当时修志人员根据个人需要断章取义地摘录古籍，不管其中逻辑关系。论证乐陵地名来历，首先要从《史记》、《汉书》着手，然后才是地方志有关乐陵的记载。

这两部地方志非常的大，内容也十分丰富，基本上包括了全国所有的地方志，找寻全部资源不易，不过我还是收集到了全部资源，

全国最全方志丛书大合集《中国方志丛书》一千七百二十九册约58G

集成了国内最全最广泛的各省县志、乡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一千四百一十二册约180G

这两部巨大的地方志我是在 古籍阁  中下载到的全部资源，现在还可去下载到

《中国地方志集成》各省份目录：

上海府县志辑(全10册)

乡镇志专辑(全32册)

乡镇志辑, 史念海、谭其骧等编，中国书店1992年，pdf格式

云南府县志辑(全83册）

北京府县志辑(全7册)

台湾府县志辑（5册全），上海书店，1999，pdf格式426M

吉林府县志辑（全10册）,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pdf格式，14G

四川府县志辑(全70册)

天津府县志辑(全6册)

安徽府县志辑（63册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pdf格式

山东府县志辑（95册全），凤凰出版社, 2004，pdf格式

山西府县志辑(全70册)

广东府县志辑(全5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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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府县志辑（68册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pdf格式

河北府县志辑(全73册)

浙江府县志辑（全68册）

海南府县志辑

湖北府县志辑(全67册), 民国以前湖北方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pdf格式，115G

湖南府县志辑(86册全)，江苏古籍出版社，pdf格式14G

甘肃府县志辑(全49册)

目录树bat

福建府县志辑（全40册）

贵州府县志辑(全50册)

辽宁府县志辑（全23）

陕西府县志辑(全57册)

陕西编（57册全），凤凰出版社, 2007，pdf格式

黑龙江府县志辑（全10册）

《中国方志丛书》省份目录：

01江苏

02安徽省

03浙江

04江西省（缺1种）

05湖南省（全）

06湖北省（全）

07四川省-全

08山东省（全）

09山西省（全）

10河南省(全）

11河北省（缺2种）

12陕西省（全）

13甘肃省（全）

14广东省（缺2种）

15广西省(缺1种）

16福建省（缺3种）

17云南省（缺3种）

18贵州省（全）

D西部地方（全）

E塞北地方（全）

F东北地方（全）

中国方志丛书(补残缺24种),

部分省份目录：

─安徽府县志辑（63册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pdf格式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01  嘉庆庐州府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02  光绪续修庐州府志(1)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03  光绪续修庐州府志(2)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04  光绪续修庐州府志(3)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05  嘉庆合肥县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06  康熙含山县志  道光巢县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07  光绪直隶和州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08  嘉庆无为州志地  民国无为县小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09  光绪庐江县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10  康熙安庆府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11  民国怀宁县志  民国怀宁县志补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12  康熙桐城县志  道光续修桐城县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13  光绪霍山县志  乾隆望江县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14  民国宿松县志(1)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15  民国宿松县志(2)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16  民国太湖县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17  民国潜山县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18  同治六安州志  （一）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19  同治六安州志  （二）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20  同治霍邱县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21  光绪寿州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22  嘉庆重修舒城县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23  道光阜阳县志  民国阜阳县志续编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24  乾隆颖州府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25  光绪亳州志  民国毫县志略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26  光绪重修凤台县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27  同治颖上县志  颖上县志校补 民国临泉县志略 民国太和县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28  光绪宿州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29  乾隆砀山县志  嘉庆萧县志  同治续萧县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30  乾隆灵璧县志略  乾隆泗州志  光绪泗虹合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31  嘉庆怀远县志  光绪重修五河悬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32  光绪凤阳府志（一）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33  光绪凤阳府志（二）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34  嘉庆备修天长县志稿  光绪滁州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35  民国全椒县志  道光来安县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36  道光定远县志  光绪和凤阳县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37  乾隆太平府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38  民国芜湖县志  雍正建平县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39  民国当涂县志  （一）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40  民国当涂县志  （二）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41  道光繁昌县志  乾隆铜陵县志_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42  光绪广德州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43  嘉庆宁国府志  （一）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44  嘉庆宁国府志  （二）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45  光绪宣城县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46  嘉庆泾县志  道光泾县续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47  民国南陵县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48  道光徽州府志（一）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49  道光徽州府志（二）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50  道光徽州府志  （三）  徽州府志辨证  徽志补正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51  民国歙县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52  道光休宁县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53  嘉庆旌德县志  道光旌德县续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54  民国宁国县志  嘉庆绩溪县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55  同治祁门县志  光绪祁门县志补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56  嘉庆黟县志  道光黟县续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57  同治黟县三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58  民国黟县四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59  乾隆池州府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60  光绪青阳县志  青阳县志刊误补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61  光绪贵池县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62  嘉庆太平县志  嘉庆东流县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63  民国石埭备志汇编  宣统建德县志

黄金台燕昭王筑，,礼郭隗以致士。乐毅剧辛先后至。故址在县西三十里北章村。年华旷邈，风雨崩摧于此，愈彰深古，触人远怀。不知乃自何人构为梵宇，缀以浮屠，则悬金区作布金地矣惜也。在陈村者,形稍亚,旧名《燕王台庙》,祀昭王,以郭、乐配食。

白话文应该是：黄金台，燕昭王所筑。用来礼郭隗以招贤纳士。乐毅、剧辛先后来到燕国。黄金台故址在定兴县三十里北章村。因年代久远，当年招贤时所建殿宇，经风吹雨袭，早已崩摧倾圮。（黄金台）更显得深古，触人思幽远怀。不知何时代的人，把当年招贤的黄金台，建构了寺庙，并立了佛塔，悬金纳贤之地变成布施金钱的地方，可惜呀！在陈村也有一个台，规模比北章的稍小，旧名《燕王台庙》，是为祭祀燕昭王修建的。燕王塑像旁配有郭隗、乐毅两位贤臣的塑像，陪燕王享受人间香火。

两千三百多年前，燕国由于多种原因逐渐衰微，又经强齐入侵而失国。后出现一位贤明君主，听取贤臣郭隗建议，建黄金台招贤纳士才使燕得以复国，又励精图治多年，终使燕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从此，黄金台也就和这段历史紧密联系起来，不仅国内家喻户晓，而且名播国外。

但是，黄金台故址究竟在哪里？近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现在县与县之争已见分晓，黄金台在定兴县高里乡境内无疑，黄金台在高里乡陈村和北章村也无疑，但究竟在陈村和北章哪个村，已争论了很久。陈村和北章相距不足千米，说在陈村的依据是有庙、有古井、有碑；说在北章的依据是有庙、有碑、有塔而且有台。两方各持一词，相持不下。

在争论的同时，北章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声不响地组成一个六人“黄金台遗址考查小组”，对有关定兴县的古籍进行了细致考究，对从易县至定兴县高里乡这一区域的易水古河道两侧进行了多番实地勘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北章村古台是燕昭王为礼郭隗招贤纳士而建的黄金台；陈村之台庙是后人为纪念燕昭王而建的“燕昭王台庙”。

据查考，定兴县有史以来编纂过四部县志，最早是清康熙12年县志，距今341年；其次是清乾隆四十四年县志，距今235年；再次就是光绪十六年县志，距今124年；最切近的就是一九九七年问世的县志，距今17年。

目前，康熙、乾隆、光绪年间编纂的这三部县志已被北章考查小组从《首都图书馆》找到，可以证明黄金台故址在北章村。

　　中国地方志体例基本定型、内容趋于完备是在宋代。

　　这时，“地记”。“图经”等已经基本上被“志”所取代，方志记述的重点也开始从地理情况到社会的众多方面，“人物”和“艺文”在方志中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地位，形成了后来方志的一般格局。像《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以及被称为“临安三志”的《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都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志。元大德七年（1303年），修成《大元一统志》1300卷，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规模巨大的全同一统志，为明清两代修大一统志提供了范例和模式。明代志书约有1500余种，现存400余种。清代是修志极盛时期，乾嘉之际三修《大清一统志》，形成举国上下修辑方志的高潮，政府还明确规定各省、府、州、县60年修一次，各地都设有专11的修志机构，许多文人学者也竞相编纂、辑录方志，出现了一大批方志学家和高质量的方志，保存至今的达5500种之多。

　　中国的地方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体例、内容逐渐完备，积累的数量也极多。可惜的是，许多方志在流传过程中都已亡佚了，特别是宋代以前的方志。目前国内收藏的地方志，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统计有8500多种，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现存全部古籍的十分之一。其中以北京图书馆最多，约6000部，上海图书馆次之，约5000部，南京图书馆居第三，约4000部。大学图书馆的收藏也不少，北京大学第一，南京大学第二，北京师范大学第三；宁波天一阁收藏明代地方志最有特色，1961年以来已影印出版《天一阁藏明代地方杰选刊》107种。

　　我国方志不少流散到国外。美国人从1869年起就有意搜集我国珍贵图书，其中有方志5500多种，仅哈佛大学就藏有宋明珍贵方志上百种。日本所藏比美国还多。此外，英、法、德、意、荷兰、瑞典等国也都有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