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疗如此发达的现代文明，我们还会被疫情困住手脚，可想而知，在医疗技术落后、信息传播缓慢的古代，人们势必经常遭受瘟疫的侵袭，且古代一旦爆发瘟疫，就是一场大灾难。

中国古代大多政权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牢牢地将人民绑在土地上，底层百姓只能靠几分薄田的收成来糊口，若是风调雨顺的年头，全家人或许还能填饱肚子，若是赶大旱、洪水、蝗灾的年景，大多数百姓就吃不上饭了，那时候粮食够当年吃的就算富户了，根本别指望能囤余粮，没有收成的年景只能去乞讨、逃荒、卖儿卖女了。

冯导的**《1942》讲河南大旱，河南人民逃荒寻活路的苦难故事，连地主都要卖女儿了，看得人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候都民国了，面对天灾人们还那么无能为力，就更别提古代社会了。

古代有句谚语“大灾之后，必有大疫”，这是劳动人民根据历史事实总结出来的规律，因为在大规模自然灾害出现之后，百姓就没有了食物，为了活命，顾不得尊严体面恶不恶心了，一切能吃的不能吃的都往肚子里塞，草根树皮挖没了，就吃老鼠，甚至人吃人。

灾荒之年，老鼠也没有吃的，只能吃人的尸体，本来老鼠就脏，是各种病毒的宿主，还以尸体为食，身上的病毒就更多了，它们穿行在人群生活区的时候，都有将病毒传染给人类的可能，更不要说还有人吃老鼠，还有更恶心的请自行脑补，这样一来，不爆发瘟疫才奇怪了。

明朝末年就爆发了一场规模相当大的瘟疫，起因就是连续四年大旱，颗粒无收、灾民逃窜，以鼠为食，爆发鼠疫，感染者身上会有血疙瘩隆起，口吐鲜血，发病快者几刻钟就能身亡。

最可怕的是那次鼠疫传染得极快，往往一人病发后，全家感染，接触者也难幸免，用十室九空来形容当时的情况是很贴切的。瘟疫很快就传到了京城，每日出殡的队伍就挤满了城门，最可悲的是为亲人送行的队伍，回来就会多出几个感染者，甚至直接陪亡者长眠在那块墓地了。

那场瘟疫也波及了朝廷大员和京城的驻军，搞得人心惶惶，因此也有人将大明朝的灭亡归结于这场声势浩大的鼠疫。

那么，在物资和技术有限的条件下，古代人是如何控制疫情的呢？

其实方式和现在也差不多，主要得先隔离，切断传播途径，减少蔓延。

在《汉书》中就提到，民间一旦发生疫情，就让患病的人与健康的人分开居住，由朝廷免费给患病的百姓提供药物。在晋代，朝廷还规定了，官员如果家里有人感染时疫，即使官员自身没有感染，也要在家待着观察，不能上朝。

不过古代瘟疫一般都是从民间兴起，一村一县的感染，若发现是瘟疫，官府就直接封村封县了，只进不出，政府供应白粥和草药，也会派大夫来察看疫情，出应对之策。

瘟疫去世者的尸体，必须焚毁，这时也顾不得入土为安的观念了，还是要先顾活人，控制瘟疫，连死者生前用的器物都要一起销毁，防止病毒传播，那种全家死光的，直接就把房子一起烧毁了，全村死光，就一把火把村子烧了。

要是情况特别严重，十室九空，又传播风险较大，不排除直接烧村子的情况，这就有些残忍了，即使说是为了更多人的安全。

古代村落距离的相对较远，交通不便，人员流动性小，向外扩散的几率相对较小，若是发现得早、隔离得好，瘟疫在一村一镇，顶多一省就控制住了，毕竟像明朝末年那样席卷全国的瘟疫是不常见的。

古代针对瘟疫也没有特效药，不过针对一些常见的疫情，已经产生了疫苗，比如在清朝经常盛行的天花，天花在今天是可治愈的，可在古代基本是必死无疑的病，康熙皇帝体质比较好，小时候得天花挺了过来，虽然也变成了麻子脸，但好歹保住命了，还因为身体好被选为皇位继承人。

康熙深感其害，执政期间命令用人痘接种法，有概率地预防了疫情，1796年英国琴纳发明了牛痘接种法，1805年传入了我国代替了人痘接种法。

古装剧中出现的瘟疫通俗说来，就是现代的传染病。而瘟疫指的不是一种病，而是一类传染性强的病症。瘟疫的出现主要是由容易传染且感染性强的细菌、病毒和微生物引起的，非典、鼠疫、天花、流感也属于一种瘟疫。

至于瘟疫的症状，在古籍《丹溪心法·瘟疫五》中有记载，里面记录得了瘟疫的人的特点是发病很快，一旦发病死亡率特别高，而且容易出现一开始怕冷继而浑身发热，还会伴随头疼、舌头发白等症状出现。

在我国古代，瘟疫常出现于恶劣环境中，如战后尸横遍野之时微生物和病毒大量生长容易引发瘟疫。同时，在类似旱灾、洪水这样的天灾过后，也容易出现瘟疫。古时每每天灾过后，生态环境一定程度被破坏，这便意味着当时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因而极易出现病菌、微生物等大量繁殖的情况，而古代环境卫生难以维护，一旦病菌入体，便容易引发瘟疫。

同时，瘟疫在我国古代的各个朝代皆有记载，如春秋时期的《吕氏春秋·季春纪》中就有说：“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书中指明，在我国春秋时期的时候，人们对瘟疫就不陌生，并且已经摸索除了瘟疫的一些规律，继而侧面表明我国古人在春秋时期就对瘟疫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

春秋时期的古人发现，一年四季无论寒暑都有出现瘟疫的可能，而时令之气不正时，即天气反常之时，就容易出现瘟疫。可见，瘟疫无论出现于何时都害人不浅，由古至今，人类都在与瘟疫斗智斗勇。

大家好，我是六安，很高兴今天在这里回答：最兴来得的瘟疫究竟是哪一种病毒呢？

很抱歉，无论是历史和剧本，都没有任何的解释，只能认作是宋朝瘟疫之中千万人中死去的一员了。在针对民间瘟疫方面，宋朝有一定举措应对。

北宋的疫灾是真有此事吗？

在中国古代，瘟疫是一种泛指，并没有明确划分具体病毒成因，引发的可能是任何传染性强且强致病性的微生物。

北宋可以说是疫情比较严重的朝代了。

据记载，北宋时期（960—1127年）的疫灾年份一共59个，疫灾频度为351%；而两宋的320年间的瘟疫高达49次，平均65年一次，其中北宋发生的 14 次瘟疫中，都城开封有 6次，南宋发生的 35次瘟疫中，行都临安有 16 次。我们从数据本身出发就能看到，宋朝的疫病爆发频率非常高，比如在《宋史·五行志》有这样的记载。“绍兴二十六年（即 1156年）夏，行都（首都临安）又疫，高宗出柴胡制药，活者甚众。”

那么，北宋为什么疫病多发且严重？有如下原因：

其一，冷热交替易生疫。

公元 960年到 1000年正好处于我国气候变化的第三温暖期，年均气温比今天高约 1~2度。公元 1001年到 1279年，又处于我国气候变化的第三寒冷期。我们发现两宋时期正好是冷热交替的气候环境，特别适合传染性疫情发展，因此瘟疫频发的高峰期于两宋也是合理的。

其二，人员流动密切造成传播广。

北宋处于中国战争鼎力时期，战乱导致大量的难民在各地区流动，加上少数民族带来境外输入病例，病毒传播异常强烈。所以理解为，0封城条件下邋遢肮脏的难民涌入城市，管控不好，国外还有境外输入。瘟疫跟今天的新冠病毒很像 ，成因也差不多，但是有独特的历史环境 。

最兴来染上的瘟疫具体是什么，可以参照分析吗？宋朝应对疫情做了什么？

抛开清平乐电视剧，从历史原形看最兴来，这个皇子应该是宋仁宗第二子赵昕。而刘昕只是因病去世，历史记载之中并没有明确说明死因而在电视剧里面，最兴来刚出生就被寄予厚望，宋仁宗给他取的乳名，应该是抒发自己得子的欣喜之情，并且请来了老师，准备好了仆人，一切准备就绪，结果得上瘟疫，加上身子薄弱，高烧而死。

很高兴今天在给大家答疑解惑，希望我的解答可以帮助到大家，也欢迎大家在这里和我一起讨论。

在古代，瘟疫发生时，朝廷又是怎样带领民众抗疫的呢？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受政治体制、医疗水平和战乱的影响，朝廷并没有专业的公共医疗监控系统。也就是现在每个国家都有的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往往发生重大瘟疫时朝廷一般会派些医官下去救治，采取迁移人口，隔绝疫区等行政手段。这其实只是亡羊补牢之举。

到了唐朝，政府终于意识到“疫”重在防。设置了医生巡疗体系，也就是专业的医官，叫医博士或者医学博士，领导一些医学生组成医学团队，到全国各地巡视。防治疫病也是他们的重要工作内容。到宋代的时候，官方在全国各地又设置了官药局，还有安济坊、养济院等医疗慈善机构。并且在唐宋两朝都比较注重对各类疾病预防知识的普及，并张榜公布对各种疾病需要的药物名称、剂量和用法。这些措施有效预防了疫病的发生。

特别在宋朝时，统治者已认识到瘟疫一旦爆发不仅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甚至动摇国本，危及到王朝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设置了惠及广大百姓的“惠民药房”，并于宋熙宁九年（1076）创办官办药局——买药所。也就是负责制作和出售中成药专业机构。这种药局在全国各地都有设置，每到疫情高发季节或逢旱涝荒灾之年，政府就会派医官送医送药，为百姓诊治。

到元朝和明朝时代惠民药房依然存在的。如《明史职官志》记载“洪武三年置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设医官，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但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明王朝统治的日腐败，惠民药局也渐渐没落。到清朝更没有重新启用这一很好的医疗机构，在清宣统二年（1910）东北鼠疫发生时，政府只是临时设立了医官局，但已没有行政效力可言，这是由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造成的。

其实中国古代抗疫最核心的力量来自老百姓和中医的力量。中医在传染病的防治中有很大的贡献，如宋朝时中医就研究出以人痘预防天花的方法。明朝医生就发现水的卫生很重要，就提出：山里清泉可直接饮用，但靠近人多居住的地方就需烧开喝。北宋时“医王”庞安时就曾经历过水源的污染导致开的药影响了治病效果的事件。

据说有一年大旱，湖北浠水县瘟疫流行，可庞安时发现开的药在别处可治病，在这里却不行。他通过调查走访发现村民们吃得水太脏了，他和徒弟又为村民找到干净的水源后，再施药救治，果然药到病除。清代名医吴宣嵩所著的《鼠疫治法》提出环境卫生的重要“庭堂房屋，洒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清洁，房屋窗户，通风透气，凡黑湿处切勿居住”。

古代历代中医都很注重传染病的防治与研究。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疫病的记载，汉代张仲景就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传染病专著《伤寒杂病论》。

三国时方士葛洪写的《肘后方》中，最早记载了一些传染病的症状及诊治方法。如天花、恙虫病等。并立“治漳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劈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㢓散等治疗预防瘟疫的方剂。

古代瘟疫发生原因如下：

第一个方面是瘟疫的产生与传播。产生原因可分为两个要素。一是自然因素，即我们熟知的四种自然灾害：水灾、旱灾、蝗灾、地震。这四种灾害的发生经常是很难预料的，而且它们有时甚至是相伴而生，造成严重后果。水灾和地震的直接后果都是人和牲畜的大量死亡。

大量的人畜尸体若得不到及时的处理，便容易形成疫病的传染源。旱灾和蝗灾则是造成庄稼欠收，粮食不足，继而导致人畜的死亡和传染源的形成。二是社会因素，包括战争和饥荒。战争在古代并不少见，比如王朝交替时的战争、民族之间的争夺、以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

战争之后，不免尸横遍野，死伤无数，如果处理不周，也容易形成疫病。至于饥荒，它的结果和前面的例子非常相似，不再赘述。

当这些自然或人为的灾害发生时，人们会进行迁徙来躲避灾难，迁徙使得疫病广泛地在人与人之间相互传染。即使不发生迁徙，人们相聚而居，接触频繁，也极易导致疫病的流传。所以一人得病，可能全家乃至全村都跟着遭殃。

第二个方面是应对不当。显然，古人有其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在面对瘟疫肆虐时，人们往往很难有效地应对。就大的社会背景而言，各种自然和人为的灾害在瘟疫来临之前已经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

人们早已没有充足的物质条件来及时实行防护和治疗，即使有，效果也相对有限。而中央的救治由于时空的距离，也难以及时到达地方。就个人而言，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人的营养状况变得十分不理想。

古代由于医疗水平相对较差，导致面对瘟疫缺乏有效治疗手段，再加上古代交通通讯手段较为落后，瘟疫爆发之后朝廷也很难迅速组织人力予以施救，从而导致古代瘟疫往往致死率极高，同时传播范围又普遍较小。在古代众多瘟疫之中，尤以东汉末年和明朝末年的瘟疫最为恐怖，这两次大瘟疫不仅死亡人数极多，而且是压垮东汉和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东汉末年和明朝末年的大瘟疫，压垮两个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俗话说中国的百姓是最为淳朴的，但凡能够活的下去，他们根本不会生事，而导致百姓活不下去的，除了王朝的腐败和官员的压榨外，瘟疫同样是极为致命的，东汉末年和明朝末年的大规模民变，背后便有着严重的瘟疫影响。

1、东汉末年大瘟疫。翻开东汉末年的史料，天灾人祸简直数不胜数，尤其是汉灵帝在位期间，从其建宁元年（168年）继位到光和七年（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十余年间天灾几乎就没有停止过。正所谓“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在持续不断的天灾之后，仅汉灵帝在位期间便先后爆发了五次瘟疫。

天灾瘟疫肆虐之下，东汉末年最终爆发了黄巾起义，黄巾之乱好不容易被平定，结果从建安九年（204年）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规模更大的瘟疫再度来袭。关于这场瘟疫带来的惨状，曹植在《说疫气》中写道，“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医圣张仲景则在《伤寒杂病论》中悲痛的回忆道，“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这场持续十余年的瘟疫，不仅造成了大量百姓死亡（人口锐减四分之三，重灾区中原地区更是十不存一），死于这场瘟疫中的名人同样不少，例如“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人，又如偷袭荆州的吕蒙等人。

2、明末大瘟疫。从嘉靖年间开始，由于明朝和蒙古之间的战争，导致大量汉人被俘或逃往草原，大量牧场被开垦为农田，以至于草原上的老鼠生存空间开始遭受压缩，增加了人鼠接触几率。而明末旱灾频发，失去食物来源的老鼠开始大量涌入人类聚居区，最终酿成了这次大鼠疫。

事实上，从万历年间开始，明朝便开始频繁发生鼠疫，而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爆发的这场鼠疫，规模和危害则更为庞大。这场瘟疫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时，已经席卷陕西、山西、河北天津各地，夏燮的《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崇祯实录》则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京师尚且如此，可见当时的惨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