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宿

目录·二十八宿

·东方七宿

·西方七宿

·北方七宿

·南方七宿

·四灵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中西星名对照表

二十八宿

[解释]中国古代天文学家把天空中可见的星分成二十八组，叫二十八宿，东南西北四方各七宿。东方苍龙七宿是角、亢、氐、房、心、尾、萁；北方玄武七宿是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是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是井、鬼、柳、星、张、翼、轸。印度、波斯、阿拉伯人古代也有类似中国二十八宿的说法。

中国古代为了认识星辰和观测天象，把天上的恒星几个一组，每组合定一个名称，这样的恒星组合称为星官。各个星官所包含的星数多寡不等，少到一个，多到几十个，所占的天区范围也各不相同。在众多的星官中，有31个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就是三垣二十八宿。在唐代，三垣二十八宿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的星空划分体系，类似现代天文学中的星座。

三垣 指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紫微垣包括北天极附近的天区，大体相当于拱极星区；太微垣包括室女、后发、狮子等星座的一部分；天市垣包括蛇夫、武仙、巨蛇、天鹰等星座的一部分。

二十八宿又称为二十八星或二十八舍。最初是古人为比较日、月、金、木 水、火、土的运动而选择的二十八个星官，作为观测时的标记。“宿”的意思和黄道十二宫的“宫”类似，表示日月五星所在的位置。到了唐代，二十八宿成为二十八个天区的主体，这些天区仍以二十八宿的名称为名称，和三垣的情况不同，作为天区，二十八宿主要是为了区划星官的归属。二十八宿从角宿开始，自西向东排列，与日、月视运动的方向相同。

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萁；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营室）、壁（东壁）；西方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七宿：井（东井）、鬼（舆鬼）、柳、星（七星）、张、翼、轸。此外还有贴近这些星官与它们关系密切的一些星官，如坟墓、离宫、附耳、伐、钺、积尸、右辖、左辖、长沙、神宫等，分别附属于房、危、室、毕、参、井、鬼、轸、尾等宿内，称为辅官或辅座。

唐代的二十八宿包括辅官或辅座星在内总共有星183颗。

二十八宿释名

古人将黄道附近的星空划分成若干个区域，称之为二十八宿，又将这二十八宿按方位及季节和四象联系起来。张衡在《灵宪》中有一番描述：“苍龙连蜷于左，白虎猛据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后。”下面结合二十八宿在天空中的位置对宿名作一介绍。

二十八宿按东北西南四个方位分作四组，每组七宿，分别与四种颜色、五种四组动物形象相匹配，叫做四象或四陆，对应关系如下：东方苍龙，青色；北方玄武，黑色；西方白虎，白色；南方朱雀，红色。

东方七宿

1 东官青龙

东方七宿包括：角，亢，氐，房，心，尾，箕。

角，就是龙角。在现代的星座组织系统中，角宿属于室女座，其中较亮的角宿一和角宿二分别是一等和三等星，现代称它们为室女alpha及室女zeta。黄道就在这两颗星之间穿过，因此日月和行星常会在这两颗星附近经过，古籍上称角二星为天关或天门，也是这个原因。

亢，就是龙的咽喉。《尔雅 释鸟》上云：“亢，鸟咙”，注称：“亢即咽，俗作吭。”亢宿也属于室女座，但较角宿小，其中的星也较暗弱，多为四等以下。南京地区四月下旬，室女座在晚上9时前后位于东南方的半空中。

氐，《说文》：“氐，至也；从氏，下著-，-，地也。”。《尔雅 释天》：“天根，氐也。”注称：“角，亢下系于氐，若木之有根。”因此氐可理解为龙的前足。氐宿属于天秤座，其中的氐宿一（天秤sigma），氐宿三（天秤beta）和氐宿四（天秤alpha）都是二至三等的较亮星，这三颗星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顶点的氐宿四就落在黄道上。

房是胸房。《史记 天官书》：“房为府，天驷也。”府通腑。《尔雅 释天》：“天驷，房也。”注称：“龙为天马，故房四星谓之天驷。”房宿属于天蝎座，房四星就是蝎子的头，它们都是二，三等的较亮星（天蝎beta，delta，pi，rho）。

心是龙心。心星，即著名的心宿二（天蝎alpha），古代称之为火，大火，或商星。它是一颗红巨星，呈红色，是一等星。心宿也属于天蝎座，心宿三星组成了蝎子的躯干。

尾即龙尾，《左传》：“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注称：“龙尾者，尾星也。日月之会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见。”尾宿也属于天蝎座，正是蝎子的尾巴，由八九颗较亮的星组成，其中位于蝎子尾巴尖端的天蝎lambda亮于二等。

箕，顾名思义，其形像簸箕。《诗 小雅》：“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指的便是它。箕宿属于人马座，箕宿四星（人马gamma，delta，epsilon，eta）组成一个四边形，形状有如簸箕。在南京地区，以上的氐房心尾箕五宿，凌晨时相继出现在南方的半空中。

西方七宿

2 西官白虎

西方七宿包括：奎，娄，胃，昴，毕，参，觜。

奎，《说文》：“两髀之间”，《广雅》：“胯，奎也。”奎宿十六星，左右两半正如两髀的形状。《步天歌》中则把奎宿描述成：“腰细头尖似破鞋，一十六星绕鞋生。”奎宿一至九属于仙女座，奎宿十至十六属于双鱼座。这十六星多数是四、五等的暗星，其中最亮的奎宿九（仙女beta）是二等星。在奎宿七上方（也就是奎宿这只鞋子的鞋尖附近）有一视星等四等左右的亮斑，这就是著名的仙女座星云（M31）。

娄，通搂。搂，《说文》：“曳聚也”，《集韵》：“曳也，通作娄”，《公羊》：“牛马维娄”，注称：“系马曰维，系牛曰娄。”《史记 天官书》：“娄为聚众。”古代的天文典籍中把娄宿视为主管牧养牺牲或兴兵聚众的地方。娄宿三星属于白羊座（白羊alpha，beta，gamma），其中最亮的娄宿三（白羊alpha）是二等星。娄宿位于白道（月亮的运行轨迹）和黄道的交点附近。

胃，《释名》：“胃，围也，围受食物也。”《史记 天官书》：“胃为天仓。”胃宿三星属于白羊座（白羊delta，zeta，63），均是四、五等的小星。

昴，《史记 天官书》：“昴曰髦头”，髦，《说文》：“发也”。昴又称为留，留有簇聚、团属之意，例如：果实多子而团聚的称为榴，因病变血液积聚而生的称为瘤。昴宿正是由一团小星组成的，目力好的人能分辨出七颗来，希腊神话中称它们为“七姐妹（Pleiades）”。古人用昴宿来定四时，《尚书 尧典》：“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是指如果日落时看到昴宿出现在中天，就可以知道冬至到了。昴宿属于金牛座，由一团小星簇聚在一起的便是它了。

毕，《仪礼》：“宗人执毕先入”，注称：“毕状如乂”。《诗 小雅》：“有捄天毕”，朱熹注：“天毕，毕星也，状如掩兔之毕”。毕宿八星属于金牛座，它的形状有如一把小叉子，也像是英文字母Y。《西步天歌》：“毕宿八星如小网，左角一珠光独朗。”这左角的一颗亮星是毕宿五（金牛alpha），一等星。《史记 天官书》上说：“昴毕间为天街”，是指日月行星常经过这里，目前水星正位于这两个星宿之间。《诗经》称：“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是指月亮经过毕宿时雨季来临。

参，参宿在西方称为猎户座，这两个名字在中外都是响当当的。《西步天歌》：“参宿七星明烛宵，两肩两足三为腰”。参宿在夜空中的夺目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从冬季到次年的初夏，参宿都是夜空中最醒目的一个星座。参宿一，二，三（猎户delta，epsilon，zeta）组成了猎人的腰带。《唐风》：“三星，参也。”参是象形的写法，象征了腰带三星。《左传》上载：“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辰即心宿，参宿一和心宿二的赤经相差约180度，同一地方的人们不能在同一时间看到它们，因此民间有“参商不相见”的说法。参宿四（猎户alpha）是猎人的右肩，参宿五（猎户gamma）是左肩，参宿六（猎户kappa）是右足，参宿七（猎户beta）是左足，它们都是亮星。

觜，《说文》：“鸱奋头上角觜也“，注称：“凡羽族之咮锐，故鸟咮曰觜。”觜宿三小星位于参宿两肩上方，形状可与角状的鸟嘴相联系，故名。

北方七宿

3 北官玄武

北方七宿包括：斗，牛，女，虚，危，室，壁。

斗，也称南斗。与北斗七星一样，南斗六星在天空中的形状也很像斗，故名，但南斗的范围和亮度较之北斗则有所不及了。斗宿与东方七宿中的箕宿同属于人马座，黄道就从斗把子的斗宿二（人马lambda）和斗宿三（人马mu）之间穿过。冬至点目前位于这二颗星中点右五度处。

牛，古称牵牛；女，古称婺女或须女。一说牛宿和女宿的名字是从牛郎和织女二星转移而来。古诗“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中的牵牛指的便是河鼓三星（河鼓二即牛郎）。1978年在湖北随县发掘出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个漆箱，其箱盖上以篆文书有二十八宿的名称，其中牛，女二宿写作牵牛和婺女，可见这两宿的名字由来已久，不一定是从牛郎和织女二星转变而来的。牛，女二宿均是不甚显著的星宿。牛宿中牛宿一

（摩羯beta）和牛宿二（摩羯alpha）是三等星，余者皆为五、六等星。

女宿中更是只有最亮的女宿一（宝瓶epsilon）为四等星。从织女向牛郎作一假想的连线，并延长约一倍的距离，便可找到牛宿。女宿一位于牛宿二星之左。在五月上旬的南京，可以在日出前南方的半空中找到这二宿。《礼记 月令》中云：“孟夏之月。。。旦婺女中。”就是指如果黎明时看到女宿在南方中天的位置，便晓得初夏来临了。

虚，《说文》：“丘谓之虚。”古代的城邑，往往是丘居的，在城邑毁灭后，丘就改称为墟。虚位于北官的中央，《尔雅 释天》：“玄枵，虚也。”注称：“虚在正北，北方色黑，枵之言耗，耗亦虚意。”因此虚有大丘，故地及虚耗的意思。虚宿在远古时即已相当著名，成书于周代的《尚书 尧典》中记载的四仲中星里就有虚宿，“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彼时虚宿在秋分前后的傍晚出现在南方中天。从牛宿二向女宿一作假想的连线，并延长约一倍半，所碰到的一颗三等星便是虚宿一，它也属于宝瓶座（宝瓶beta），虚宿二在虚宿一上方，是四等星，属于小马座（小马alpha）。

危，是屋栋之上的意思。《史记索隐》中引《礼记》称：“中屋履危，盖升屋以避兵也。”《史记 天官书》：“危为盖屋。”《晋书 天文志》：“危三星，主天府市架屋。”危三星包括危宿一（宝瓶alpha），危宿二（飞马theta）和危宿三（飞马epsilon），均为二、三等星。这三星的形状就有如一个尖屋顶。

室和壁是相连的两宿，古有营室，东壁之称。营室原为四星，成四方形，有东壁，西壁各两星，正如宫室之象。《周官 梓人》：“龟蛇四游，以象营室也。”其后东壁从营室中分出，成为了室，壁两宿。曾侯乙墓漆箱盖上称这两宿为西萦与东萦。东壁，西壁四星，就是著名的飞马座四边形。室宿一（飞马alpha）和室宿二（飞马beta）是西壁，也称为定，《诗 #123;风》：“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春秋时期室宿在秋末冬初的傍晚出现在南方中天，此时是农闲时节，人们利用这段时间建造房屋为冬天作准备，因此有营室之称。壁宿一（飞马gamma）和壁宿二（仙女alpha）是东壁，这二星的赤经都非常接近于0度，从壁宿二向壁宿一连线并约延长一倍，就可找到目前春分点的大概位置。

南方七宿

4 南官朱雀

南方七宿包括：井，鬼，柳，星，张，翼，轸。

井，《史记 天官书》：“东井为水事”，井宿八星的形状有如一个水井，故名。井宿属于双子座，其中最亮的是井宿三（双子gamma），是二等星。井宿三与北河二，北河三（即双子alpha和beta）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井宿就位于北河和参宿之间，这是寻找井宿的一个方法。

鬼，又称舆鬼。舆，《集韵》：“众也”，因此舆鬼可理解为众鬼之意；《说文》：“舆，车底也”，鬼宿四星呈方形，似车，这或是另一层意思。《步天歌》：“四星册方似木柜，中央白者积尸气”，《观象玩占》：“鬼中央白色如粉絮者，谓之积尸气。一曰天尸，主死丧祠。”鬼宿属于巨蟹座，鬼宿四星（巨蟹gamma，delta，eta，theta）均为四，五等的小星。其中央的所谓积尸气，是一个星团，西方称之为蜂窝（Beehive），学名是M44。数年前曾风行一时的日本漫画《圣斗士星矢》中，巨蟹座黄金圣斗士的绝招就叫“积尸气冥界波”。伽俐略曾认为积尸气是一颗星，当他率先用望远镜对这一星团进行观测后，发现里面有四十余颗星，不禁为之惊讶。一千多年前夏至点位于巨蟹座（Cancer），夏至日太阳直射在北回归线上，因此西方把北回归线称为Tropic of Cancer。目前金星正运行在M44附近。

柳，原名为咮，咮是鸟嘴的意思，这与角为龙角的意义相似。《尔雅·释天》：“咮谓之柳，柳，鹑火也”，注称：“鹑，鸟名；火属南方”。柳宿八星，形状弯曲，像鸟嘴，也像垂柳，《步天歌》：“柳八星，曲头重如柳”。柳，星，张三宿均属于长蛇座，柳宿位于蛇头的位置，其中最亮的是柳宿六（长蛇zeta），三等星。

星，也称七星，共有七颗星，《礼记·月令》称：“孟春之月，旦七星中”，指的便是它。《史记 天官书》：“七星，颈，为员官，主急事”，《史记·索隐》：“颈，朱鸟颈也。员官，喉也。物在喉咙，终不久留，故主急事。”星宿位于长蛇的心脏，其中最亮的是星宿一（长蛇alpha），是二等星。《步天歌》：“七星如钩柳下生，星上十七轩辕形”，指出了星宿的相对位置。这里的轩辕是一个著名的星群，西方称为狮子座，轩辕十四就是狮子座alpha星。

张，《尔雅》：“鸟张嗉”，注称：“嗉，鸟受食之处也。”可见张宿取意于朱鸟。《史记 律书》另有所指：“张，言万物皆张也。”张宿六星，其形状像张开的弓矢，均为四，五等小星，其中较亮的是张宿二（长蛇lambda）。翼，也取意于朱鸟，《史记·天官书》：“翼为羽翮”。

翼宿二十二星，形状就如张开的鸟翼，部分属于长蛇座，其余属于巨爵座。

轸，在曾侯乙墓的漆箱盖上写作车，《史记 天官书》：“轸为车”，《索隐》：“轸四星居中，又有二星为左右辖，车之象也。”《说文》：“轸，车后横木也”，辖是指车轴上插着的小铁棍，可以使轮子不脱落。轸宿四星和左右辖均属于乌鸦座，《西步天歌》：“轸宿四珠不等方，长沙一黑中间藏”，长沙是一颗五等星，学名乌鸦座zeta星。

四灵二十八宿

道教崇奉的星神。指“四象”和“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亦称“二十八舍”，或“二十八星”。我国古代为了观测天象及日、月、五星的运行，选取二十八个星官作为观测时的标志，称为“二十八宿”。它又平均分为四组，每组七宿，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和苍龙、白虎、朱雀、玄武（龟蛇合称）等动物形象相配，称为“四象”，道教名之为“四灵”。二十八宿在四象观念的形成很早，至战国初已见于记载。稍晚的《礼记·曲礼上》云：“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孔颖达疏：“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汉代纬书《尚书考灵曜》云：“二十八宿，天元气，万物之精也。故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其形如龙，曰‘左青龙’。南方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其形如鹑鸟，曰‘前朱雀’。西方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其形如虎，曰‘右白虎’。北方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其形如龟蛇，曰‘后玄武’。”

①道教对此天象加以拟人化，为之定姓名、服色和职掌，顶礼膜拜。《云笈七签》卷二十四《二十八宿》称：“甲从官阳神也，角星神主之，阳神九人，姓宾名远生，衣绿玄单衣，角星宿主之。乙从官阴神也，亢星神主之，阴神四人，姓扶名司马，马头赤身，衣赤缇单衣，带剑，亢星神主之。”

②其余二十六宿类此。《太上洞神五星诸宿日月混常经》又对二十八宿之状貌、行为作了描述。曰：“角星之精，常以立春后寅卯日游于寺观中，形少髭鬓，参问禅礼，……或游于酒肆自饮，……识者求之，多示人养生播种之术。”“亢、氐、房三星之精，常以寅卯日同行，衣青苍衣，……游于人众中或大斋会处，……即是求之，多与人救世之术”。

③其余二十四宿类此。二十八宿合成的四象（四灵）更受道教尊崇。主要特点是以之作为护卫神。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即以之为太上老君的侍卫，称老君“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并谓“此事出于仙经中也”。

④《北帝七元紫庭延生秘诀》更为之取名，曰“左有青龙名孟章，右有白虎名监兵，前有朱雀名陵光，后有玄武名执明，建节持幢，负背钟鼓，在吾前后左右”。

⑤此又以之为道士行法时的守护神了。后世道教宫观又于山门前塑青龙、白虎神像，以之为宫观守护神。清姚福钧《铸鼎余闻》卷一云：“宋范致能《岳阳风土记》云：‘老子祠有二神像，所谓青龙、白虎也。’明姚宗仪《常熟私志》叙寺观篇云：‘致道观山门二大神，左为青龙孟章神君，右为白虎监兵神君’。”

四方四灵，自古以来只被作为守护神，地位是不很高的。但其中的玄武神自宋以后却独受尊崇，成为赫赫有名的真武大帝、玄天上帝，作为道教大神加以崇奉。在明代地位尤为显赫。这与明太祖，特别是明成祖利用它以神化皇权有关。

我国古代把黄赤道带分成二十八个星宿，它的主要作用是月亮差不多每一天都行至一宿，利用它来描述月亮，太阳及五星的位置。

我国唐代的历算家袁天罡（一说是阮天罡）把它和七曜（木金土日月火水）及包括十二生肖大内的28种动物（它包含12生肖中的12种动物）结合形成了它的全称为：

东方青龙 角木蛟 亢金龙 氐土貉 房日兔 心月狐 尾火虎 箕水豹

南方朱雀 井木犴 鬼金羊 柳土獐 星日马 张月鹿 翼火蛇 轸水蚓

西方白虎 奎木狼 娄金狗 胃土雉 昴日鸡 毕月乌 觜火猴 参水猿

北方玄武 斗木獬 牛金牛 女土蝠 虚日鼠 危月燕 室火猪 壁水獐

我国古代主要用它纪日并标定日月五星位置，但也有时用它纪年纪月纪时。

康熙戊辰年是哪一年

星象学与古代学术

星象学在历史上，曾对中国文化的学术领域发生过深刻影响。以下只从史学、经学、文学三方面略加探讨。

在史学方面，星象学的流传可以说离不开史学。在远古以来，史官便与星象家二位一体。到西汉的司马迁，还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筮之间”（《汉书·司马迁传》），将史与星并称，盖二者本为一事。直到唐代，皇家更高天文长官仍称太史令。由此可知星与史的密切关系。

史官既然掌管天文星象之事，便负责记载观星占测的工作，使之成为史书的一部分。早在《左传》《国语》当中已记载了不少星象家及其占星事例，据不完全统计，约有44条星象记事和20多位星象家。相比之下，这些记载在二书中所占的比例不能算小。之所以如此，大概与当时星象家同时即为史官不无关系。

到西汉的司马迁，开始在史书体例中创设专门记载天文星象之学的专章：天官书。以此为滥觞，以后各代正史便一致肯定了这一体例，基本都设置了天文志的专章。正是依靠历代相继沿袭的天文志的 记载，中国古代的星象学才得以在 正史中占得一席之地，诸多星象异变及其占测的资料才得以保存和流传。

反过来讲，历代正史能给予星象学如此地位，也正好说明星象学对于史学具有重要价值。由此可知星象学对史学的影响之深远。

谈到星象学与史学的关系，不能不提到司马迁与他的《天官书》。 司马迁及其天官书，前面已有介绍，这里只论其历史文化上的意义。

司马迁写出《天官书》，除了为中国古代正史开创一个新的体例，使星象学在正史中占据一席之地外，还在《天官书》中阐述了“究天人之际”的著名命题。将“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司马迁撰述史学巨著《史记》的根本目的，这不能不说是司马迁将星象学与史学的成功结合，是司马迁对星象学以及史学的重大贡献。

正是由于司马迁这一重要工作，使得古老的星象学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司马迁之前，尽管星象家与史官二位一体，但毕竟还有此疆彼界，分属不同的学术，人们并未注意将此二者结合起来。到司马迁撰述《史记》这种从未有人尝试过的通史时，他能超出前代史官只记载一朝一代史事，编纂各个时期史书的局限，远骗，贯通整个历史，因而能够看出星象学在史学中的应有地位，而给星象学设立席之地，更能在追求人类历史普遍规律（所谓“通古今之变”）的远见卓识中，意识到通过星象学来探究天人之际（即天人关系）的重要性，并更进而看出“通古今之变”与“究天人之际”的关系：“通古今之变”乃是为了终极性地追“究天人之际”，而“究天人之际”又能更高更深地“通古今之变”。

无论是“通古今之变”，还是“究天人之际”，都少不了星象学。星象学是自古及今（指司马迁之今）一直存在的历史文化现象，与历史的进程有息息相关的关系，回顾历史就必然要弄清星象学的兴衰。所以，“通古今之变”少不了星象学的内容。

星象学本身是探讨天上星象的变化与人间事务变化之间的关系的学问，虽然它仅局限于具体星象与具体人事的关系上，但毕竟为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即一种终极性追究天人关系的努力提供了基础材料。故“究天人之际”也少不了星象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星象学成了联结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和“究天人之际”两大任务的中间环节。

因此，星象学在司马迁手中与中国古代史学结合起来，为司马迁将中国古代史学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工具。这就是星象学对中国古代史学发生重大影响的更好例证。

星象学对中国古代经学的影响，可由西汉的董仲舒、京房、刘向、刘歆和东汉的马融等经学家与星象学的关系中看出。

董仲舒治经学，以《春秋公羊传》为主，在解释《春秋》所载的几十次日食及其他星象异变与当时诸侯的关系时，董仲舒坚持公羊学派的意见，发展出一整套以天人为基础的灾异说和天谴说。如前面介绍董仲舒时所提到的几次星象解释，便是反映其观点的好例。

春秋公羊学派在两汉经学中属于今文学派的主干内容之一，是当时立于官学的正统学问。其后的刘向便坚持这一学派的观点，但他的时代已近西汉晚期，他看到外戚专权，皇室衰弱，做为刘汉皇亲的后裔之一，感到有呐喊挽救的责任，便在今文学派的基础上，将之一的《尚书》之中的《洪范》一篇，与五行及星象学结合起来，写成《洪范五行传》，专门讨论历史上的以星象变异为主的各种灾异现象与君主的关系问题。故做为经学家而言，虽与董仲舒同为今文经学派，但其解释历史上的星象异变与君主之关系时，又与董氏有所不同，而以《春秋谷梁传》为主。

刘向的儿子刘歆同样是经学家，但他却 在古文经学派一边，不同意董氏及其父的今文派观点。刘歆更爱好古文经学的《春秋左氏传》，故其解释历史上的星象异变与当时的关系，又与董氏及其父不同。

此三人的解释详见《汉书·五行志》中，此不具述。

刘歆后在王莽纂汉时期甚受重用，尊为国师。又曾为立古文经于学官事与五经博士们争论甚为激烈。因此其学说议论对当时经学实有重大影响。

由于《汉书·五行志》详列了董仲舒、刘向、刘歆三家之说，故当时及后来治经学而言星象灾异者，罔不宗之。更因《汉书》首先开创《五行志》的体例，为后代正史所遵循，故后来无论治经治史还是议政者，均深受三家影响。由此可见星象学对经学之影响。

京房是西汉《易》学。《易》为十三经之首，汉代仅有五经，治《易》经者分为若干派，京房《易》学就是其中影响更大的一派。《汉书·五行志》就在董仲舒、刘向、刘歆之外专列京氏一派的解释，可见他的经学及星象学的地位和影响。

京房的《易》学专讲灾异，而星象异变即古人心目中最主要的灾异。故《汉书·五行志》所引《京房易传》多为讲解星象异变与之关系的内容。直到唐代的《开元占经》，其中仍大量援引京房的各种《易》学著作，足见其《易》学与星象学关系之深，几可谓之星象学的改头换面。

马融是东汉时期最为著名的经学，其学生多达几千人。集两汉经学之大成的郑玄，就是他的学生。马融因经学中必然涉及星象之学（如《易》、《书》、《诗》、《春秋》诸经中，均有 星象的内容），故也深明星象之学，堪称专家。《后汉书·五行志》刘昭注引有马融 占星论政的一段上书，看其中的内容，知马融确信天象不虚，又是星占内行。通过这个事例，可以想见东汉时期经学之中的星象学因素的分量。

在东汉时期，经学衍生出一个奇特的变种：纬书之学。纬与经相对而言，意谓的补充性说明。虽然正统的经学家认为纬书内容荒唐，来历不明，根本不能算做经学，但纬书确是当时人们根据经学延伸出来的结果。故虽非正宗经学，亦属经学变种。所以它仍属于古代经学领域的内容之一。

纬书由于不受 正统学派的承认，其后便逐渐散失亡佚。但《开元占经》中尚保存了多达80多种纬书的部分内容。据这些残存的内容看，可以知道纬书中大量搀杂星象学的内容。这也是星象学对东汉经学发生重大影响的例证。

星象学与文学同样关系深远。早在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之中，已有不少以星象入诗的句子，比如：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出处。

“月离于毕，俾滂沱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有捄天毕，载施之行”，

“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

“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

“跂彼织女，终日七襄”，

“皖彼牵牛，不以服箱”，

“嘒彼小星，维参与昴”，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等等。

《诗经》之后的诗文，则更为普遍地涉及星象，说明星象学知识的普及，随便可举出不少例子。

如曹植《办道论》中有“傅说上为辰尾宿，杂岁星降下为东方朔”的句子，这是融有关的星象神话故事入文：

商代贤臣傅说上为尾宿之一星，岁星下凡，变为汉代东方期。

李白也有类似的句子：“岁星入汉年，方朔见明主。”

牵牛、织女星更常为文人引入诗文。比如，南唐李后主诗云：

“迢迢牵牛星，杳在河之阳。粲粲黄姑女，耿耿遥相望。”

梁武帝亦有诗云：

“东飞伯劳西，黄姑织女时相见。”

象此类的句子，在古代诗文中可以说举不胜举，俯仰皆是。

不过，诗文所言星象，毕竟与星象学所言星象不尽相同，这也许是文学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但是古代文人 星象则是普遍现象，所以古代文人为吟诗作赋而编的类书之中，几乎都有日月星象的专类。文人们一般不大关心星象的占验，只不过借用星象的文学特点引入诗文，为其作品增色罢了。

尽管如此，仍有少数文人对星象学颇感兴趣，并用以感叹人生，甚至能用来占测。如前面介绍的韩愈、杜牧、文天样、宋濂就是其例。补入此内容。

这里还可举出两人为例。一是宋代大文豪苏轼，一是清代名诗人吴伟业。

苏轼曾为韩愈《三星行》写过一段文字，表示自己的看法。他说：

吾平生遭口语无数，盖生时与韩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间，而退之身宫在焉。今谤吾者或云死，或云。退之之言，良非虚也。乃知退之摩羯为身宫，仆以摩羯为命宫。平生多得谤誉，殆同病也。

由此可见苏轼于星命术之熟。他看到韩愈《三星行》，回顾自己生平遭际，同有横遭口语、多得谤誉之感，而二人身命又相同，又同由星命术领悟到这一点，岂非巧合？岂能不令人感叹？也许是由于这层缘故，苏轼诗文多有星象之句。

如其著名的《前赤壁赋》便有“月出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若无对星象的深刻领悟，恐怕难以写出此二句。

苏轼还有一首名为《夜行观星》之诗：

天高夜气严，列宿森就位。

大星光相射，小星闹如沸。

天人不相干，嗟彼本何事？

世俗强指摘，一一立名字。

南箕与北斗，乃是家人器。

天亦岂有之？无乃遂自谓。

迫观知何如？远想偶有似。

茫茫不可晓，使我长叹喟。

看来此时苏轼尚不相信天人相干的关系，以为星象与人事无涉。所以他说不必为星象而嗟叹。但他又说星象茫不可晓，似乎天人之间又有某种神秘关系，想来想去，无法定夺，只有长叹喟了。

清代诗人吴伟业，也是文学史上有名的人物，他亦擅长星命术。据说他有十三个女儿，到五十岁时才得一子。在为其子过周岁生日时，有一位以 出名的儒生孙华在坐，吴伟业对孙说：

我儿子将与你同年中举。

到康熙戊辰年，果如其言（见《清稗类抄·方伎类》）。

这个是否真实，已难查考，但吴伟业精通星命恐非虚言。

做为一个诗人，而对星命术感兴趣，这恐怕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癖好：懂点秘术，也算是一种风雅吧。

韩愈等人的事例告诉我们，尽管不很普遍，星象学对于文人仍有一定吸引力，连带文人对于星象的普遍爱好和广泛运用（涉及各种文学体裁：文赋诗词曲、、神话、等），使得星象学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仍有一定程度的和不同形式的影响，这是无庸讳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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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开物》是宋应星主要代表作，此书于崇祯十年(1637)由友人涂绍(约1582—1645)资助刊刻。《天工开物》共3卷l8章，计有《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咸》、《甘嗜》、《陶埏》、《冶铸》、《舟车》、《锤锻》、《燔石》、《膏液》、《杀青》、《五金》、《佳兵》、《丹青》、《曲蘗》及《珠玉》等章，所叙述的内容涉及农业及工业近30个生产部门的技术。

《天工开物》所述几乎包括了社会全部生产领域，各章先后顺序的安排是根据“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原则作出的。宋应星把与人民衣食有关的农业各章置于全书之首，其次是有关工业各章，而以不切国计民生的珠玉一章垫后，体现了作者重农、重工和注重实学的思想。

  宋应星把天工开物分为三编，全书按照"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原则列为十八个类目，每类一卷，共十八卷。

隋朝以前，主要的书籍还都是手抄本，手抄书籍费时费力费钱，非皇室官宦之家不能为之，所以，藏书也就只能是“政府投资工程”，一般的读书人能看到都算不易，惘论藏书了。中国的雕版印刷起源于隋朝，发展于唐代，而真正用于大量印刷书籍是在宋代，也就是说，民间开始有能力进行藏书活动从隋朝开始，在宋代最为繁盛。越到近代，藏书的种类越多，学问越大，门类越全。举例来说，藏书界最常用的“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旧刻、精本、旧抄、旧校。按照他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直到70年代末，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的标准才真正确定下来，所编的《中国善本书总目》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一、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二、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三、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四、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