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水胡发展历程探究

“卢水胡”一词的来源于《后汉书·西羌传》，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部族代名词。首先说来，“胡”是古代汉族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统称，所以在此基础上加“卢水”二字应当是对某游牧部落的特指，学术界比较认可的追溯是把区位定在了张掖一带的安定卢水。

而其主要人员构成在学术上也争议不断：杂胡说理论：一种是以小月氏为主，认为卢水胡的种族与小月氏人有关，依据来源从地域角度分析；另一种则是以匈奴为主的杂胡说，或者认为卢水胡原先并非一元部落或者它为部落名字，而是多个部落位于卢水畔而统称，其中以匈奴人为主要构成；此种说法始终认为“卢水胡的发展、形成所谓杂胡，是在西汉以后……魏晋及其以后，卢水胡又通过自己复杂的民族成分吸收了他们同族人的参加，其成分进一步复杂化。”

其他理论如义渠说、月氏说、赀虏说、匈奴说都是一元部落观点。

从人类迁徙发展的规律来看，是动态融合性的，所以“卢水胡”的发展应该是从一元到多元部族复杂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卢水胡”是一个杂糅的部落统称。其人员构成背后，实质上折射了汉魏十六国时期河西民族走向融合的大趋势。

我们这里用一个个例发展模式来直观体现民族的融合趋势。根据《宋书》载：“太且渠蒙逊，张掖临松卢水胡人也。匈奴有左且渠、右且渠之官，蒙逊之先为此职，羌之酋豪曰大，故且渠以位为氏，而以大冠之。”

意思是在卢水胡旧部落当中，有一个叫做沮渠蒙逊的酋豪，这就说明曾经的“卢水胡”是按照酋长制的统治模式，也是早期汉魏北镇少数民族的部落组织管理形式。

初期民族大融合——杂居与通婚

从《宋书》中的史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十六国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的特点是诸多部落的“羌化”现象，“羌化”就是逐渐呈现了羌族的特征，其中的卢水胡沮渠氏也同样受到了羌族的影响，称为“大且渠”。他们通过杂居、通婚的方式在习俗方面相互融合，这一点可以从沮渠蒙逊的妻子部族来源看到，沮渠蒙逊的妻子谓之彭氏恰恰就是羌族部属，这种政治联姻，卢水胡和羌族的通婚，正是民族融合的一大重要方式。

正如前文中所说，卢水胡并非一个单一部族的存在，而是河西地区大量的少数民族杂居，其中自然包括匈奴、小月氏、氐、羌族、鲜卑甚至少量的汉人，他们通过长期的繁衍生息、杂居通婚，从而融合成了一个混合体。

沮渠蒙逊生于东晋太和三年（公元368年），在后凉龙飞二年（397年）时，他与从兄沮渠男成起兵反叛后凉，拥立段业创立北凉，后起兵杀段业，先后被推荐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后来索性自己成了北凉的君主。从沮渠蒙逊的崛起发展史来看，以及他在位期间对北凉的建设，各个层面都刻上了河西民族与中原民族融合的烙印。

从沮渠蒙逊登位后的政策来看，北凉初期内外交困。但是他开始实行中原政权惯用的政策手段，如轻徭薄赋，诏令为：“……戎车屡动，干戈未辑，农失三时之业，百姓户不粒食。可蠲省百徭，专攻南亩。”也就是说沮渠蒙逊把劝课农桑这种政策摆在了首位，要知道卢水胡是典型的西北少数部族，其北凉政权根据地也应该按照传统的游牧方式为主，而沮渠把“专攻南亩”的农业提上台面，也就是把中原范畴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吸纳到了整体发展当中。一旦生产方式发生转化，也就意味着民族融合，或者进一步所谓的汉化正在慢慢发生。

除此之外，沮渠蒙逊在人才吸收方面，提出凡有治国用兵之术，不论其民族和出身，均予擢任，这种上下熙和的政治局面，一方面重用了一批汉族知识分子，一方面也重用了一些少数民族人才。这样一来，进一步通过多民族官员的融合，来直接促成民族融合的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沮渠蒙逊在文化思想上对中原儒学的推崇，和江南地区东晋以及后来刘宋的信使往来，甚至于对佛教艺术的助推，都大大地把河西部族文化和汉文化撮合起来，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融合文化繁荣局面。

纵观卢水胡在历史上的演进发展途径，从秦朝时期就生活在河西地区，到了东汉明帝、章帝时期又独立出现，虽然受到张掖国的节制，沮渠氏先祖曾经服从于匈奴，但是后来面对匈奴和月氏两大强势民族的夹击，卢水胡没有被同化，而是以沮渠蒙逊带领下走上独立政权，也就是在不断地汉化和封建化历程中保存了其精神层面的东西，这是其社会演进过程当中虽以大融合的方式共存，但又要保持独立个性特征的发展趋势，其本质跟今天的国家格局一样，虽民族融合，但求同存异。

卢水胡下的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政权稳定与否，主要统治下的多民族群体能否在一个中央政权下共生。也就是说其民族之间从物质到精神文化碰撞到底是融合大于吞噬还是反向发展，从北凉政权的稳定时间看来，这段时期至少是稳定融合占到了主导地位，纠其原因，是北魏时期河西民族发展必须融合的趋势。

比如当部落酋长制开始向封建君主制发展时，其汉族的统治模式和政治制度就会对以卢水胡为主的其他民族产生极大的冲击，当一个部族的首领更叫倾向于新型政权时，势必会从上而下主导改革发展，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文化融合主要推手。但从军事制度影响来看，卢水胡又不单单受到汉文化影响，而是明显受到北魏和柔然的影响，比如说“幢”的设置就是柔然军事制度。

而柔然也逃不开魏晋文化冲击，再深入挖掘，北魏则主要还是以汉晋文化影响为主。这就说明在民族之间的文化影响既不是单轨的，也不属于简单双向穿透，而是像交通道路一样，不断交叉的、相互的、多方面的糅合，越到后期发展，越是从一元到多元的趋势。当然，依附在北凉政权上的卢水胡随着北凉的灭亡，部分残余势力的迁徙和演化，加大了对卢水胡的分散，那么这种民族共同体也随着土崩瓦解，而残存的部族又将进行下一步的融合趋势。

通过对卢水胡部落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民族融合下的民族个列均具有流动性，催发性；这种文化发展融合现象是典型特征和客观规律下必然趋势，如果从纵观方向看，民族的融合具有连续性，从而构成一部长篇的历史文明，从横向看则是呈现出一种结构性，地域性文明。这这个过程当中，必须具备相应的主客观条件，如民族大迁徙、民族杂居通婚、政权发展方向，也就是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的循序渐进，也同样注定了这种融合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又属于不可阻挡的趋势。

骑兵顾名思义就是骑马作战军队。其实长处在于有强的机动力能力和冲击能力。我国是世界上较早拥有骑兵的国家之一。我国在春秋时代以前作战以车战为主，步兵仅起辅助作用，兵车的数量多少成为军事实力的象征，基本没有骑兵这一兵种。到春秋时期步兵开始兴起，军队成为车步并重，各国的军队中有了少量的骑兵，同战车步兵混编，仅是一种无足轻重的辅助力量。到了战国时代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战术的多样化及同北边游牧民族的战争需要，骑兵作为一种独立的兵种正式登上战争舞台。所以我们的骑兵谈就从战国时代说起。

1战国时代：（含秦代）

历史进入战国时代，战争已经从早年的死板的兵车战术的正面战，转向更为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骑兵作为一种独立的兵种出现了，当时各大国均建立了骑兵部队，如秦、赵等国均号称“车千乘，骑万匹”军队作战由步骑为主渐渐转变为车骑并重。进行最大变革的首先是赵国。地处北边的赵国，与楼烦，林胡，匈奴等少数民族为邻，深受其扰边之苦，而赵国传统的车步兵，在与灵活、快捷的胡人骑兵作战时十分不利。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富国强兵，赵武灵王在国内进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他声明“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削减军中的车兵，增加骑兵；要求改汉族传统宽袍大袖的衣服为胡人式的紧身服装，方便于进行骑射。从这里开始中原各国中骑兵地位逐步提高，成为军队的一支主要力量。赵国也因为有了这支强大的骑兵，使之成为战国后期军事上能与秦国抗衡的强国。

战国时开始大量的使用骑兵作战。赵国以步骑兵攻林胡，楼烦“略地千里”，李牧用万余骑配合步车兵大破匈奴歼敌十余万。秦国也以骑兵精良著称，秦赵长平之战，秦将白起用五千精骑截断赵军，对长平一役全歼赵军四十余万起到了关键作用。楚汉战争时刘邦也曾为了对抗项羽的骑兵而用秦国降将李必、骆甲为校尉训练骑兵；韩信在破赵之战（就是列背水阵那次）中也是用两千轻骑偷袭敌军大营。

战国及秦代的骑兵配有齐全的鞍鞯，但是没有马镫这对马上的格斗战十分不利，所以当时的骑兵主要武器为弓箭，作战以骑射为主，少量的使用青铜剑、戟作战。（劈砍时剑容易折断，以戟为主）并且这时已有专用的马甲出现。（用于保护战马的防具）从出土的兵马俑可以看出当时秦军已是采用车、步、骑混合编队，鞍马俑以持弓为主，戴小帽，穿紧腰窄袖袍，披短甲，足蹬短皮靴，装束便于骑射。这一时期兵法中也有了对骑兵使用的论述。《孙膑兵法》就曾说“险则多其骑”。

2两汉时代：

进入两汉时代，迎来了中国骑兵发展的黄金时代，因为对匈奴等游牧民族作战的需要，骑兵迅速壮大，军队作战从以前的车骑并重转变为骑兵取代车兵，骑兵成为决定胜负的力量。

说到汉代骑兵的发展就该说匈奴骑兵，匈奴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全族均为能骑善射之士汉初处匈奴已号称“控弦之士”三十万，时刻威胁着汉朝的北部。匈奴人是典型的亚洲式轻骑兵，他们作为游牧民族，从小生长在马背上，长于骑射，他们马术精良，射术奇佳，只穿轻便的皮甲十分灵活。汉的晃错曾在《言兵事疏》中说匈奴有三大长处为汉军所不及：其一，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其二，险道倾厌: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其三，风雨罢劳，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这也就指明了骑兵较之车兵的较大优势，车兵只能在平原之上才能发挥威力，而骑兵在较狭小的地形也能做战，比车兵更为机动灵活。 Q(Em

到了汉朝时为了改变对匈奴作战的不利被动局面，汉朝大力发展骑兵，至武帝时已能运用十余万骑兵主动出击，对匈奴作战历时数十年，汉的名将卫青，霍去病等多次率数万骑兵，采用迂回包抄，深入敌后等战法大破匈奴。其公元前119年武帝以卫青，霍去病二人各带五万骑出击，以步卒数十万，马十余万匹转运辎重。霍去病部深入匈奴两千余里，大破敌军封狼居胥山（在今蒙古）而还，传为佳话（ 英雄业绩真是令人神往呀！）

这一时代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官马制度的确立，汉为了对抗匈奴，发展骑兵，建立了饲马的制度。汉文景时期颁行“马复令”用免役的办法鼓励民间养马。并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专管的马政机构。中央任命太仆（就是弼马温了）管理，在地方设有马丞负责。这些官员负责马匹的饲养以备军用。从汉初至武帝时即有厩马四十余万匹。这一制度保证了汉朝对匈奴作战的大量马匹的消耗。

在汉代骑兵发展壮大，成为军队的主力军种，取代战车的位置。兵种内汉代已经有了轻骑兵和重骑兵之分。轻骑兵基本无甲，武器以弓箭为主，配备较矮小的战马，重骑兵着甲，武器为戟，矛，环首刀等近战武器，配备高大的马匹用于冲锋陷阵。汉代随着冶炼技术的提高出现了更适于马上作战的环柄长铁刀，（就是环首刀了）刀脊厚，刃锋利适于劈砍，成为骑兵的重要武器。一般来说汉代的骑兵主要武器有：矛、刀、戟、弓、弩（臂张弩）等。这一时期骑兵作为机动兵力的战术也得以发展汉军在与匈奴作战中就大量采用了长距离奔袭迂回包抄作战。

3三国，晋，南北朝时代：

这是一个战乱的时代，战争十分频繁，特别在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大量北主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骑兵的运用达到了更高峰，交战各方（主要是北方）都大规模的使用骑兵，骑兵成为战场上的最重要的兵种，我国的骑兵也发展到了重骑兵的时代。

这一时期总的来说北方的军力较南方强，北方各国多为少数民族政权，最初的军队均为骑兵，发展后步兵渐渐增多，但军队的主力仍为骑兵，作战时动用相当多的骑兵参战。如前秦的苻坚南下动用了骑兵二十七万；北魏太武帝侵宋时以骑兵六十万渡淮，直逼长江；梁魏钟离之战中魏军八十万中有骑兵二十四万。可以说这一时期骑兵战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

而这时期一大重要发展就是马镫的发明，我国最早的马镫在西晋中出土，可以说我国最晚在晋代就有了马镫。（可偏有人说马镫是欧洲人先发明的。）马镫可以说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类文明。军事上，马镫的出现使骑兵的近距离格斗战更容易，（有了借力之处）并且有利于骑兵的长距离行军。（减少疲劳）能更有效的发挥出骑兵机动性好，冲击力强的优点。在西方马镫的发明，导致了中世纪西式重骑兵，骑士的出现。（一种大而无用的家伙）这一时期的骑兵以重骑兵为主，当时的重骑兵人马均披铠甲－甲骑具装。防护力很好对步兵而言有极大的冲击力。当时重骑兵的防护力很强，骑兵武器除了弓箭外，（不管什么时代，这总是东方骑兵的主要武器。）长兵器大量使用穿透力更好的骑兵用长矛即“槊”（也叫“矛＋肖”），而戟逐步被淘汰，成为一种礼仪用的摆设。而短刀也成为骑兵的制式武器，与前代的环首刀相比，这一时期的刀，刀体加宽，刀头由斜方形改为前锐后斜，更适于实战。

4隋、唐、五代时代：

这一时期，骑兵已经确立了在军中的地位，在这一时代骑步并重，各国的骑兵规模虽不及南北朝时期，但是骑兵仍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受到较大的重视。

唐朝以武功开国，太宗李世民本人就善于使用骑兵，他著名的六匹坐骑被称为昭陵六骏。所以唐（特别是唐初）对骑兵的建设也是很重视的。唐从起兵始就建设完善自己的马政建设，以备军用。唐在边地多置监牧，属太仆管理，监牧马五千以上为上监，三千为中监，以下为下监，置牧监使，对各监牧每年还要进行考课，自唐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所养官马达七十余万匹，置八坊四十八监，占田地一千多顷。

这一时期，骑兵装备战术发展并不大，但是已不象南北朝时代那样注重于重甲骑兵，军中虽仍有甲骑，但是基本上以轻装骑兵为主。主要发挥骑兵，作为机动兵力的优势，正面攻防更多依懒于步兵。

5宋、辽、西夏、金时代。

这一时期，大量的北方游牧民族雄起，成为汉族朝的威胁，这些少数民族军队的精锐主要为骑兵，骑兵的发展也再度转入高潮。

首先说宋，宋朝在我国历史上武功极为不盛的一个朝代，因为在后唐，五代时期崛起的少数民族西北的产马地区，基本掉失，所以宋无论是通过在边地买马，换马，（用物资）或设置监牧等方法，始终都不能满足需要，所以从来都没一支强大的骑兵。到了南宋时更糟，连殿前司（即皇帝禁军）的骑兵都有五分之一的没马可用。（真是好可怜）宋朝喜欢摆阵势，所以骑兵也多半布置在阵中，基本上都是把骑兵布置在大规模的步兵阵周围做策应或掩护侧翼。如宋太宗的“平戎万全阵”就是把主力步兵结合战车，在中间布成密集阵势，反骑后布置在前后左右担任警戒和掩护。防御敌军骑兵的阵势。个人认为这到是与欧洲早年的骑兵运用方式象似，即以步兵方阵为主力，用骑兵来巩固两翼。事实上这种阵式，骑兵成了步兵的辅助力量，用于克敌致胜的是核心的步兵阵。 h|E

在北方先后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都有较强大的武力。军队中以骑兵为主力作战。辽金的军队都很讲究骑兵的机动作战,，一般军中的正兵均配有数匹战马，（辽军一名正军有马三匹）机动力很强，如辽宋的幽州之战中，辽军就凭借当地平坦的地形和骑兵的机动力，先后将宋将曹彬，潘美各个击败。金兵也长于骑兵善于野战，史称“金之初起天下之强莫过于此”，金国有著名的拐子马，在作战时步军为正兵，以拐子马作两翼突击，在平原上对宋军作战有着很大的优势。

这一时代的骑兵，以北方少数民族骑兵为主，他们作战的主要武器为弓箭、马刀、也装备有狼牙棒等特殊的武器。（金国人似乎喜欢这种武器，当时有民谣：它有金兀术，我有岳元帅；它有拐子马，我有麻扎刀；它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当时的骑兵，开始偏向轻装，着少量甲，获得更大机动力，但是各国均还有重甲部队，如西夏的骑兵“平夏铁鹞子”（它的步兵叫“横山步跋子”）就以“乘善马披重甲”战斗力强著称。

6蒙古时代：

这一时代，蒙古骑兵在敌人眼中成了恐怖的象征，蒙古人把骑兵战术推到了冷兵器时代的顶峰。长距离奔袭，迂回，包抄等骑兵的优势被发挥到了极限。

蒙古人实行百户、千户制全民皆兵，军官世袭。他们“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战时自备武器装备出征，和平时期则是普通牧民。为了保证军队的战斗力，蒙古人往往通过大规模的围猎来锻炼部队，对于儿童也从小就专门训练他们骑马射箭的能力。加上有成吉思汗，木华黎，速不台，拖雷等出色的战术家指挥。蒙古人成为当时世上最强大的军队，征服了前所未有的广大领地。在东方消灭了宋、金、西夏，在西方打败了花刺子模，征服了俄罗斯草原，打败了西方联军，一直打到多瑙河边。（如果不是蒙古大汗这时死了！还不知道打到哪呢！）

蒙古军队前期基本是骑兵，后期其野战力量也是骑兵。蒙古骑兵有着超强的机动力，一名士兵往往备有六匹以上的战马，轮换使用,往往一天可以前进近百公里。蒙古骑兵的主要武器是弓箭，长年骑射的蒙古人能拉强弓，蒙古人的弓用混合的木料和骨头制成，具备很强的穿透力和很远的射程。能在高速机动中（甚至一边后退一边回头射击）准确射击的蒙古人能在短兵战前给予敌人极大的杀伤。因为蒙古人往往自备武器，所以在箭、马刀以外，士兵们还带有自己喜欢的武器如长矛、狼牙棒、绳套（套马用的，在战场上也能套人。）等。在防具方面，蒙古人以皮制甲为主，轻便坚固，虽然不象铁甲的防护力好，可是为其赢得了更大的机动力。值得一提的还有蒙古马，蒙古马虽然体型较小，不及阿拉伯，亚利安马速度好、体型高大，但蒙古马适应力强，耐粗饲，易增膘，寿命长，十分适合长距离行军，无后勤保障作战，这些马随处能找到食物，在草原地形能日行军五十至一百公里，可以终年使役。并且重要的一点是蒙古马的母马哺育期可产奶三至四百千克，这成为长时间在外作战，无需后勤保障的蒙古军的一个重要食物来源。（另外就是掠夺了）蒙古人是游牧民族，其人民生长在苦寒之地，对于恶劣气候的忍耐力极强，物质条件要求很低，有着一般农耕民族人民无法比拟的战斗力。（只不过要他们去潮湿，炎热的地方就不行了。如东南亚雨林中。）

7明清及以后时代：

明清以后火器得到了大力的发展，随着专门的火器部队和炮兵的出现，骑兵的地位逐渐下降，明以后很少有作为主要战略力量的骑兵存在，就不再多说了。

明代的骑兵主要和其他兵种配合作战，并配有火器。（骑铁？）名将戚继光设立了车营就是一种步、车、骑配合作战的方式。明孙承宗的《车营扣答合编》中也对这种战术进行了进一步研究。还发展出了先以火器轰击（火力准备？）继以骑兵冲击步兵跟进的战法。（和拿破仑时代的战法像吧？）

到了清朝，清朝自以为以弓马开国，其开国时的女真，蒙古骑兵就是传统上的骑兵，没有什么发展，加上不注重火器的，使我国最终落到了被列强任意欺负的下场。当时已是火器的时代，骑兵地位就更低了。直到机枪，战壕组成的阵地战出现，基本上丧失了在军中的地位，逐步退出军事舞台。只到其后继者装甲机械化部队的出现，骑兵成为了一种历史，只在某些庆典礼仪场合使用

大月氏 前162年，大月氏再度被匈奴攻击。当时冒顿单于的儿子老上单于还把大月氏的国王 杀掉，并把国王的首级割下带返匈奴，把他的头盖骨作杯来使用。月氏人深恨匈 奴，但苦于没有支援力量。而败亡的大月氏唯一再往西迁，来到粟特。在这里，大 月氏征服了大夏，并在当地立国。立国后，因着贸易中转而变得繁荣。(大夏即希腊 人在中亚所建立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有关巴克特里亚的灭亡，大月氏只是其中 一个说法。另一个说法，是指他们被西徐亚人所灭。)其实这两种说法

就是同一种

因为“西徐亚”就是大月支的英文拼音Scythia!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听到月氏王被杀这个消息就立即传诣召募能出使月氏的人，因 为出使月氏必须经过匈奴。张骞前来应募，他只带了一百多人向西而去。 出了陇 西，果遇匈奴骑兵，张骞一行人全被活捉带到了单于面前。单于得知张骞要出使月 氏后恼怒地说：「月氏在我北边，你们汉朝想遣使从我头上过？我想出使南越，汉 天子答应吗？」于是单于将张骞扣留在匈奴十年，逼他取妻生子，希望消磨他的意 志，但张骞始终记得他的使命。 终于有一天张骞趁看守不严逃了出来，翻山越岭，向西走了几十天，来到了大宛， 大宛国王听说了他的遭遇和中原的丰美富庶，非常高兴，很想和汉朝通好，就派向 导把张骞领到康居，再转程到月氏。可是此时的月氏国已经新立了一位夫人为国 王，他们臣服于大夏国，得到一块水草肥美的土地安居乐业，已经不再有向匈奴报 仇的心了。更何况他们觉得汉朝离他们太远，更难帮助他们。张骞在月氏停留了一 年，始终不能圆满达成使命，只好回国。 大月氏相传是把佛教带入中国的民族。当时是公元前2年，有大月氏国王的使者伊 存，把『浮屠教』等口述经典传入。不过，亦有人指这种说法比较草率。 大月氏与贵霜王朝 历史一直以为贵霜王朝是由大月氏一支所创立。 [编辑] 月氏的“月”字读音问题 月氏的“月”字或读作“肉”，这是破音字。《说文解字》中“月”与“肉”是形似而不同的 两个部首，但常被混淆。中国大陆新版的《辞海》将“月支”读音改为“越”。“月氏”国 在先秦史籍中早就见诸记载，即《逸周书》和《管子》中所记载的“禺氏”国。禺、 月是同一外来语音的不同译写，不应当读为“肉”。 中华民国的教育部国语辞典中，月氏亦读「ㄩㄝˋ ㄓ」（yùezhī）。但兼收「ㄖㄡ ˋ ㄓ」（ròuzhī）、「ㄖㄨˋ ㄓ」（rùzhī）两种读音。

参考: zh /wiki/%E5%A4%A7%E6%9C%88%E6%B0%8F

虽是颇长的解说，但仍未看到确实地点在何处！

楼上各位网友虽详尽引述各个有关大月氏起源的资料，例如大月氏本是居于河西走廊一带的游牧民族，被匈奴人所迫在公元前二世纪(西汉初年)举族向西逃至今日中亚阿姆河流域复国(今阿富汗北部一带)，并在该地落地生根，成为中亚大国。但对大月氏为之后的发展却论述不多。 《后汉书西域传》对月氏的发展有以下记载： 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胯顿﹑都密，凡五部斩侯。后百余岁，贵霜斩侯丘就却攻灭四斩侯，自立为王，国号贵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丘就却年八十余死，子阎膏珍代为王。复灭天竺，置将一人监领之。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汉本其故号，言大月氏云。 从以上的记述，月氏在中亚立国后，分为五部，其后其中一部贵霜的族长丘就却攻灭其他四部，持续兴盛，并侵安息(波斯)，灭濮达﹑罽宾(两国均在今阿富汗及巴基斯坦境内)，其后丘就却子阎膏珍继位后更攻占北印度。丘就却建立的，就是当时与中国汉朝、安息(波斯)以及罗马齐名的贵霜王国。所以在一世纪之后，大月氏即贵霜王国。贵霜王国当时疆域，东至与中国西域诸附属国接境，南至北印度，西至里海，北至今乌兹别克，首都就是今日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贵霜王国更相传作为印度将佛教传入中国的桥梁，也是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丝绸贸易的中转站。早前被阿富汗塔利斑炸毁的巴米扬大佛，就是贵霜王国时代建成的。 贵霜王国在公元三世纪被来自波斯的萨珊王朝攻击下灭亡，但由于当时中亚地区历史记载远不及中国，故对贵霜王国灭亡过程以及贵霜王国的遗民下落都无从稽考，只知贵霜王国大部份地区都被波斯萨珊王朝管治。而由于贵霜王国地处中亚游牧民族迁移路线，相信贵霜(大月氏)的遗民应被其他游牧民族同化，或死于游牧民族间的战事中。

参考: 加文‧汉布里：中亚史纲要

月氏（读作「越知」yuèzhī，或「肉知」Routze）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一个民族名称。早期以游牧为生，住在北亚，并经常与匈奴发生冲突，其后西迁至中亚。这时，月支开始发展，慢慢具有国家的雏型。由于大月氏位处于丝绸之路，控制着东西贸易，使它慢慢变得强大。到后来被匈奴攻击，一分为二：西迁至伊犂的，被称为大月氏；南迁至今日中国甘肃及青海一带的，被称为小月支。西王母可能也是月氏Scythia一支，是藏系母式社会。一直到晋朝的「尼雅（西域精绝国）木简」上仍有『王母』称号。 历史 关于月氏Scythia的来源，中外史学家看法颇不一致。据中国学者王国维考证，月氏即《逸周书·王会解》中的"禺氐"，《穆天子传》中的"禺知"或"禺氏"。欧洲学者也在西方古文献中搜求相当于月氏的记录，异说不下六、七种。关于月氏的族属，中国古籍如《魏略》称其为羌，《旧唐书》称其为戎。近百余年来，学术界更加异说纷纭：有藏族说、突厥说、印欧语族说、波斯说等。由于他们没有文字，而且月氏本身的记录亦不齐全，现时我们要了解他们，只能透过中国史书里的片面记录。而我们从中国史书里所知道的，月氏居于约当今甘肃省兰州以西直到敦煌的河西走廊一带。大约远在战国初期，月氏便在这一带过著游牧生活。 秦及汉初﹐月氏势力强大﹐与蒙古高原东部的东胡从两方面胁迫游牧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匈奴﹐匈奴曾送质子于月氏。秦末﹐匈奴质子自月氏Scythia逃回﹐杀父自立为冒顿单于﹐约在公元前205～前202年间举兵攻月氏﹐月氏败。可能从这时起﹐月氏便开始弃河西走廊而向西迁徙。公元前177或前176年﹐冒顿单于再次击败月氏。据冒顿单于于公元前174年致汉文帝刘恒书中说:「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月氏这次败后﹐更西迁到准噶尔盆地。至老上单于时(前174～前161)﹐匈奴又破月氏﹐月氏乃更向西迁移到伊犁河流域。当月氏离弃河西时﹐有一小部分越祁连山﹐「保南山羌﹐号小月氏」。这部分月氏人日后长期留住该地﹐与青海羌人逐渐融合。 伊犁河流域原久为塞族Scythia所居住。《汉书‧张骞传》:「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Scythia。塞王Scythia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塞族Scythia即古伊朗碑铭及希腊古文献中所载Sacae(Sakas)。月氏既击走塞族﹐塞族Scythia便向西南迁徙﹐跨过锡尔河﹐到达河中地区的粟特(Sogdiana)地方。 原已移住在天山北麓并服属匈奴的乌孙﹐在其王昆莫的统领下﹐「西攻破大月氏Scythia」﹐迫使大月氏Scythia和塞族Scythia一样离弃伊犁地区向西南迁徙﹐而乌孙便从此占领了他们的地方。这次迁徙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39～前129年间。有一部分未能西徙的﹐便和少数塞人Scythia一样﹐仍留住原地﹐服属于乌孙﹐所以《汉书》说乌孙国内「有塞种Scythia﹑大月氏种Scythia云」。 公元前2世纪，大月氏从河西走廊出走「塞地Scythia」，后又为同类乌孙所逐，南下吐火罗斯坦，远涉北天竺国。唐代于阗王族「尉迟氏」，宋代西夏大姓「讹氏」，甘青藏族「洼扎」和「吾合扎」等氏族，都是「月氏」或「兀者」之后裔，月氏民族遍布河西、中亚、南亚的格局，是在一个漫长的时期中，通过多次的迁徙活动形成的。 大月氏 前162年，大月氏再度被匈奴攻击。当时冒顿单于的儿子老上单于还把大月氏的国王杀掉，并把国王的首级割下带返匈奴，把他的头盖骨作杯来使用。月氏人深恨匈奴，但苦于没有支援力量。而败亡的大月氏唯一再往西迁，来到粟特。在这里，大月氏征服了大夏，并在当地立国。立国后，因着贸易中转而变得繁荣。(大夏即希腊人在中亚所建立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有关巴克特里亚的灭亡，大月氏只是其中一个说法。另一个说法，是指他们被西徐亚人所灭。)其实这两种说法

就是同一种

因为「西徐亚」就是大月支的英文拼音Scythia!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听到月氏王被杀这个消息就立即传诣召募能出使月氏的人，因为出使月氏必须经过匈奴。张骞前来应募，他只带了一百多人向西而去。 出了陇西，果遇匈奴骑兵，张骞一行人全被活捉带到了单于面前。单于得知张骞要出使月氏后恼怒地说：「月氏在我北边，你们汉朝想遣使从我头上过？我想出使南越，汉天子答应吗？」于是单于将张骞扣留在匈奴十年，逼他取妻生子，希望消磨他的意志，但张骞始终记得他的使命。 终于有一天张骞趁看守不严逃了出来，翻山越岭，向西走了几十天，来到了大宛，大宛国王听说了他的遭遇和中原的丰美富庶，非常高兴，很想和汉朝通好，就派向导把张骞领到康居，再转程到月氏。可是此时的月氏国已经新立了一位夫人为国王，他们臣服于大夏国，得到一块水草肥美的土地安居乐业，已经不再有向匈奴报仇的心了。更何况他们觉得汉朝离他们太远，更难帮助他们。张骞在月氏停留了一年，始终不能圆满达成使命，只好回国。 大月氏相传是把佛教带入中国的民族。当时是公元前2年，有大月氏国王的使者伊存，把『浮屠教』等口述经典传入。不过，亦有人指这种说法比较草率。 小月氏 至于往东南迁至今日中国甘肃及青海一带的小月支，由于当时的甘肃和青海尚在中国以外，为匈奴所管治，这一班居住在匈奴人中间的月氏人，渐渐地与匈奴本族融入，被称为匈奴别部卢水胡。其中沮渠家族推后凉汉官段业为主，在现甘肃地区建立北凉。后沮渠蒙逊杀段业，自立为北凉主。后被鲜卑人拓跋氏北魏所灭。

月氏（读作「越知」yuèzhī，或「肉知」Routze）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一个民族名称。早期以游牧为生，住在北亚，并经常与匈奴发生冲突，其后西迁至中亚。这时，月支开始发展，慢慢具有国家的雏型。由于大月氏位处于丝绸之路，控制着东西贸易，使它慢慢变得强大。到后来被匈奴攻击，一分为二：西迁至伊犂的，被称为大月氏；南迁至今日中国甘肃及青海一带的，被称为小月支。西王母可能也是月氏Scythia一支，是藏系母式社会。一直到晋朝的「尼雅（西域精绝国）木简」上仍有『王母』称号。

参考: zh /wiki/%E6%9C%88%E6%B0%8F

地名酒泉的来历与西汉名将霍去病有关。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进军河西，打到小月氏，大败匈奴，把匈奴残部驱逐到玉门关外，汉武帝龙颜大悦，赐酒一坛，犒赏有功将士，酒多人少，霍去病便将酒倒入泉水之中与大家共饮，这个地方便被后世称作“酒泉”。

扩展资料

“酒泉”历史沿革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但统治范围尚未到达酒泉一带，占据酒泉一带的仍主要是乌孙、月氏、匈奴等民族。

西汉建立后，酒泉、敦煌一带仍被匈奴右贤王属下的浑邪王所控制，称匈奴右地，并不断袭击中原。汉武帝收复河西地区，建立酒泉郡后，在敦煌设立了阳关和玉门关两个军事关隘。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在酒泉西部设置了敦煌郡。公元8年，王莽称帝，沿用郡县制，设辅平郡（原酒泉郡）、敦德郡（原敦煌郡）。

魏晋南北朝时期，酒泉先后属曹魏、西晋、前凉（汉族）、前秦（氐族）、后凉（氐族）、西凉（汉族）、北凉（匈奴族）、北魏、西魏、北周等政权统治。

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改酒泉镇长官称镇军，仁寿二年（公元602年）起，撤郡，仅存州、县两级，改酒泉镇为肃州，州的长官为剌史。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酒泉地方属吐蕃，并建“肃州千户府”，至唐大中五年（公元852年）的88年中，均被吐蕃所据。

唐大中二年（848年），敦煌人张议潮归义军控制河西、陇右11州，河西重归唐朝。

唐朝灭亡前后，张承奉于唐天祐三年（906年），在敦煌建立西汉金山国，脱离唐朝控制。后逼降格为敦煌国。后梁乾化四年（914年）十月，敦煌国灭亡。 

五代宋夏时期，酒泉为甘州回鹘、曹氏归义军和西夏政权所统治。曹氏归义军政权依附甘州回鹘后，到11世纪初期，沙州已经被认同为回鹘所统治。

宋景祐三年（1036年、西夏大庆元年），元昊的西征彻底结束了曹氏归义军政权对河西的统治，宋熙宁六年（1073年），西夏占据沙州。李元昊攻占酒泉后，改肃州为蕃和郡，保留了瓜州、沙州的建置，酒泉地区全部纳入西夏统治范围。

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军平定整个河西走廊，酒泉正式纳入明朝统治范围。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在酒泉境内置肃州卫、威远卫、威虏卫。

清朝定都北京后，清军继续追击陕西、甘肃及嘉峪关以东地区的李自成余部，酒泉东部的肃州、金塔纳入了清王朝的统治范围，酒泉西部地区仍被新疆的吐鲁番速檀所控制。顺治二年（1645年）4月，酒泉沿袭明代建置，在东部地区恢复建立肃州卫，实行军政合一的体制。

民国元年（1912年），酒泉废肃州直隶州和安西直隶州 ，设安肃道。

1949年9月25～28日，酒泉全境和平解放。10月1日，酒泉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辖酒泉、金塔、鼎新、玉门、安西、敦煌6县和肃北设治局，代管宁夏省额济纳旗。专署机关驻酒泉县城关。

-酒泉

地名酒泉的来历与西汉名将霍去病有关。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进军河西，打到小月氏，大败匈奴，把匈奴残部驱逐到玉门关外，汉武帝龙颜大悦，赐酒一坛，犒赏有功将士，酒多人少，霍去病便将酒倒入泉水之中与大家共饮，这个地方便被后世称作“酒泉”。

扩展资料

“酒泉”历史沿革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建立起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但统治范围尚未到达酒泉一带，占据酒泉一带的仍主要是乌孙、月氏、匈奴等民族。

西汉建立后，酒泉、敦煌一带仍被匈奴右贤王属下的浑邪王所控制，称匈奴右地，并不断袭击中原。汉武帝收复河西地区，建立酒泉郡后，在敦煌设立了阳关和玉门关两个军事关隘。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在酒泉西部设置了敦煌郡。公元8年，王莽称帝，沿用郡县制，设辅平郡（原酒泉郡）、敦德郡（原敦煌郡）。

魏晋南北朝时期，酒泉先后属曹魏、西晋、前凉（汉族）、前秦（氐族）、后凉（氐族）、西凉（汉族）、北凉（匈奴族）、北魏、西魏、北周等政权统治。

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改酒泉镇长官称镇军，仁寿二年（公元602年）起，撤郡，仅存州、县两级，改酒泉镇为肃州，州的长官为剌史。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酒泉地方属吐蕃，并建“肃州千户府”，至唐大中五年（公元852年）的88年中，均被吐蕃所据。

唐大中二年（848年），敦煌人张议潮归义军控制河西、陇右11州，河西重归唐朝。

唐朝灭亡前后，张承奉于唐天祐三年（906年），在敦煌建立西汉金山国，脱离唐朝控制。后逼降格为敦煌国。后梁乾化四年（914年）十月，敦煌国灭亡。 

五代宋夏时期，酒泉为甘州回鹘、曹氏归义军和西夏政权所统治。曹氏归义军政权依附甘州回鹘后，到11世纪初期，沙州已经被认同为回鹘所统治。

宋景祐三年（1036年、西夏大庆元年），元昊的西征彻底结束了曹氏归义军政权对河西的统治，宋熙宁六年（1073年），西夏占据沙州。李元昊攻占酒泉后，改肃州为蕃和郡，保留了瓜州、沙州的建置，酒泉地区全部纳入西夏统治范围。

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军平定整个河西走廊，酒泉正式纳入明朝统治范围。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在酒泉境内置肃州卫、威远卫、威虏卫。

清朝定都北京后，清军继续追击陕西、甘肃及嘉峪关以东地区的李自成余部，酒泉东部的肃州、金塔纳入了清王朝的统治范围，酒泉西部地区仍被新疆的吐鲁番速檀所控制。顺治二年（1645年）4月，酒泉沿袭明代建置，在东部地区恢复建立肃州卫，实行军政合一的体制。

民国元年（1912年），酒泉废肃州直隶州和安西直隶州 ，设安肃道。

1949年9月25～28日，酒泉全境和平解放。10月1日，酒泉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辖酒泉、金塔、鼎新、玉门、安西、敦煌6县和肃北设治局，代管宁夏省额济纳旗。专署机关驻酒泉县城关。

张骞，汉中成国人。他是一个意志力极强、办事灵活而又胸怀坦荡、善于待人处事的人。他出使中途即被匈奴截留下来，在匈奴十多年，始终保持着汉朝的特使符节，匈奴单于硬叫他娶当地人作妻，已经生了儿子，也没有动摇他一定要完成任务的决心。他住在匈奴的西境，等候机会。

张骞终于找到机会率领部属逃离了匈奴。他们向西急行几十天，越过葱岭，到了大宛(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由大宛介绍，又通过康居(今哈萨克共和国东南)，到了大夏。大夏在今阿姆河流域。张骞这才找到了大月氏。十多年来，大月氏这个“行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在伊犁河畔受到乌孙的攻击，又一次向西远徙。乌孙，63万人，也是个“行国”，曾在敦煌一带游牧，受过大月氏的攻击。后来匈奴支持乌孙远袭大月氏，大月氏被迫迁到阿姆河畔，而乌孙却在伊犁河留住下来。自从大月氏到了阿姆河，不仅用武力臣服了大夏，还由于这里土地肥沃，逐渐由游牧生活，改向农业定居，无意东还，再与匈奴为敌。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得不到结果，只好归国。回国途中，又被匈奴拘禁一年多。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脱身回到长安。

张骞出使时带着100多人，历经13年后，只剩下他和堂邑父两个人回来。这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但对于西域的地理、物产、风俗习惯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张骞回来以后，向武帝报告了西域的情况。这就是《汉书·西域传》资料的最初来源。之后，由于张骞随卫青出征立功，“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被武帝封为“博望侯”。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这时，汉朝业已控制了河西走廊、积极进行武帝时对匈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几年来汉武帝多次向张骞询问大夏等地情况，张骞着重介绍了乌孙到伊犁河畔后已经与匈奴发生矛盾的具体情况，建议招乌孙东返敦煌一带，跟汉共同抵抗匈奴。这就是“断匈奴右臂”的著名战略。同时，张骞也着重提出应该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这些意见得到了汉武帝的采纳。

张骞率领300人组成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了乌孙，游说乌孙王东返，没有成功。他又分遣副使持节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来，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此后，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中国使者还受到安息专门组织的二万人的盛大欢迎。安息等国的使者也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从此，汉与西域的交通建立起来。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到汉朝后，拜为大行令，第二年死去。他死后，汉同西域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乌孙王以良马千匹为聘礼向汉求和亲，武帝把江都公主细君嫁给乌孙王。细君死后，汉又以楚王戊孙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解忧的侍者冯镣深知诗文事理，做为公主使者常持汉节行赏赐于诸国，深得尊敬和信任，被称为冯夫人。由于她的活动，巩固和发展了汉同乌孙的关系。神爵三年(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分裂，日逐王先贤掸率人降汉，匈奴对西域的控制瓦解。汉宣帝任命卫司马郑吉为西域都护，驻守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这是汉朝在葱岭以东，今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广大地区正式设置行政机构的开端。

匈奴奴隶主对西域各族人民的剥削、压迫是极其残酷的。西汉的封建制度，较之匈奴的奴隶制度要先进得多。因此，新疆境内的各族人民都希望摆脱匈奴贵族的压迫，接受西汉的统治。西汉政府在那里设置常驻的官员，派去土卒屯田，并设校尉统领，保护屯田，使汉族人民同新疆各族人民的交往更加密切了。

汉通西域，虽然起初是出于军事目的，但西域开通以后，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范围。从西汉的敦煌，出玉门关，进入新疆，再从新疆连接中亚细亚的一条横贯东西的通道，再次畅通无阻。这条通道，就是后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把西汉同中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由于我国历代封建中央政府都称边疆少数民族为“夷”，所以张骞出使西域成为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物，逐渐在中原栽培。龟兹的乐曲和胡琴等乐器，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汉军在鄯善、车师等地屯田时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此外，大宛的汗血马在汉代非常著名，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那时大宛以西到安息国都不产丝，也不懂得铸铁器，后来汉的使臣和散兵把这些技术传了过去。中国蚕丝和冶铁术的西进，对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甚大。

莽[莽，读音作mǎng(ㄇㄤˇ)]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古国，出自西周时期西域古莽之国，属于以国名为氏。

据史籍《列子·周穆王篇》记载：“西极之南隅，名古莽之国。”

周穆王西巡，夸父御车，行至西王母之所。途径莽国，受贡。后徐王造反，周穆王日弛千里而归，及时平灭了叛乱，稳定了西周王朝的统治。

期间，有莽国勇士随周穆王归，参与平叛。后留华，称莽氏，世为宗周之卫。

第二个渊源：源于匈奴族，出自西汉武帝时期侍中仆射莽何罗，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汉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汉武帝派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切断匈奴右臂，执浑邪王子，缴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夏天，经居延及小月氏攻祁连山浑邪、休屠二王，使他们遭到惨重打击。同年秋，匈奴单于因浑邪王屡为汉军所破，伤亡数万，怒不可遏，欲召诛浑邪王。浑邪王便说服休屠王共同降汉。而休屠王因其部损失不大，估计单于不会杀他，后又中途反悔，浑邪王便杀了休屠王，其众四万余人降汉。汉武帝封浑邪王为列侯，其属下莽何罗亦被重用被。

休屠王之子日磾因父亲被杀，无所依归，便和母亲阏氏、弟弟伦随浑邪王降汉，被安置在黄门署养的马，时年仅十四岁。

汉武帝晚年深信巫术，有一次身患重病，绣衣使者江充深恐汉武帝驾崩，会遭太子所诛，便想乘机先灭太子，以除后患。于是上奏武帝道：“陛下疾病，乃是巫蛊作祟，必定有人暗中用巫蛊祝诅陛下所致。”汉武帝疑心生暗鬼，夜梦数千木人持杖击头，如是信以为真。就命江充担任治巫使者，江充藉机大作威福，使胡巫掘地寻捕巫蛊，烧热铁钳，苦刑逼迫招供，人民受刑，展转互相诬告，造成史上大冤狱，以致冤死者数万人。江充又奏宫中有蛊气冲天，汉武帝命他清理后宫，江充暗中先使胡巫于太子宫埋蛊，然后掘太子宫，获得数千桐木人，太子恐惧，不能自明，于是矫诏要斩江充，事败，皇后太子都畏罪自杀。后来有朝臣上书为太子洗雪冤情，汉武帝察知江充埋蛊的奸诈，下令诛杀江充三族。

当时，已升任侍中仆射的莽何罗兄弟与江充相善，及江充积极屠杀太子时，莽何罗之弟莽通用诛太子时力战得封。江充被诛，莽何罗兄弟深恐牵连问罪，遂阴谋反叛。莽何罗的行动，被金日磾察觉，遂暗中注视其动静。莽何罗觉察到金日磾注意他，因而迟迟不敢发难。

汉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农历6月，汉武帝出行住在林光宫，金日磾也随从，因小病卧行宫庐舍中。莽何罗便与其弟通、安成三人认为有机可乘，便假传圣旨，“矫制夜出，共杀使者”，当夜发兵。

次日清晨，汉武帝还在睡觉，金日磾正去便溺，发现莽何罗匆忙从宫外闯入汉武帝寝宫内，顿时生疑，马上回身入宫，坐于汉武帝内房。须臾，莽何罗袖藏白刃，从东厢上殿准备行刺，突见金日磾，胆怯变色。但莽何罗反心已定，决意向汉武帝住定急冲，由于行动慌忙，碰到宝瑟(马桶)而摔倒，金日磾趁机冲上去抱住莽何罗，大叫“莽何罗反！”

汉武帝惊起，侍卫们拔刀欲杀莽何罗，汉武帝恐伤到日磾，制止了侍卫。金日磾将莽何罗擒住，用捽胡(摔跤手法)投掷殿下，被侍卫擒缚。

事后，汉武帝大肆搜捕莽何罗兄弟余党，莽氏一族纷散四逃，期间，有改姓氏为芒氏者。

第三个渊源：源于嬴姓，出自东汉朝明德皇后马氏，属于因故改姓为氏。

传说，该支莽氏起源于东汉时期。据史籍《前汉书·武帝纪·莽何罗》记载：“莽氏，本姓马，明德皇后恶其先人有反者，易姓莽。”

东汉时期有一位明德皇后，为汉明帝刘庄的皇后，本姓马氏，其祖先叫马可罗，后因叛逆罪而被皇帝所杀。这位明德皇后感到与祖姓同宗为“马”氏是一种耻辱，就把自己的姓氏改为莽氏。其家族亦因而皆弃“马”氏为莽氏。

注：

按此传说，马可罗当为著名的历史人物，但查阅相关于汉史之古籍，未尝见有关“马可罗”的记载，且历代史书仍称明德皇后为“马皇后”、“马太后”，且西汉时期前有莽何罗谋反，后有王莽篡汉，怎么可能再用“莽”字为姓氏呢，岂不表明还要谋反吗？这显然与中国封建时代的大忌之韪相悖。所以，此说有待进一步考证。

第四个渊源：源于布朗族，出自辽国契丹王族耶律氏，属于汉化改姓以为氏。

据云南施甸布朗族文献《由旺蒋姓宗支叙》中的记载：“吾祖籍镇南京，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先宋登帝于辽，位传十二世至阿育祖……传于太子，被金人所刻。后裔改称为莽……数代亦发数枝，分尼鹤庆、邑林、腾越。后至大明洪武十五年……受恩于洪武十五年，钦授永直郎，延至正统，封受武略将军之职，改莽姓为蒋。由始至今，年远代深，阐明裕后矣。”

这段记录说明，云南的布朗族与辽、宋时期契丹族人有密切关系，曾有一支契丹耶律氏族人迁徙云南地区定居，改姓氏为莽氏，后陆续分衍落业至平安、平戛、猛板等地区。其中有木瓜榔乃莽氏九代驻守之故地(今云南保山戛土舍)，在明朝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被明太祖朱元璋钦授永直郎，世袭数代。后又在明朝正统年间(公元1436～1450年)被明英宗朱祁镇封受武略将军，此后，这支莽氏族人又以“将军”之谐音汉字“蒋”改成了蒋氏。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初年(公元1573年)，保山县戛土舍蒋思孝随明军征缅甸有功，钦授猛板千夫长世职。清朝乾隆年间，戛土舍沦陷于缅甸。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中英勘界，清 收复猛板部分地区，为形势需要，仍设土职，遂以蒋思孝的第八世孙原猛板土官蒋金龙为土千总，世守猛板。

第五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出自蒙古族莽那特氏部落，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附载蒙古八旗姓》记载：

①蒙古族莽格努特氏，源出元朝忙忽惕氏后裔，世居喀喇沁。后有满族引以为姓氏，满语为Manggenut Hala。所冠汉姓为莽氏、牛氏、何氏等。

②蒙古族有莽那特氏。至明末清初，有元朝后裔莽那特·吉尔布什，本蒙古喀尔喀太子，世居西喇木楞(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喇木伦河流域，又称潢河)。清太祖佟·努尔哈赤时期，莽那特·吉尔布什携子莽果尔归附后金政权，清太祖大喜，授其三等子爵，为额驸，赐号“青卓理克图”，隶属满洲镶黄旗。莽那特·吉尔布什后仕至兵部尚书，晋一等子爵。其子莽那特·莽果尔之后族衍有莽果氏。莽那特·吉尔布什的后裔子孙中，有冠汉姓为莽氏者。

第六个渊源：源于满族，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①满族莽吉绰氏，满语为Manggico Hala，世居叶赫(今吉林梨树叶赫乡)，所冠汉姓为莽氏、吉氏、洪氏等。

②满族莽那特氏，满语为Mengnat Hala，原莽那特·吉尔布什家族姓氏，世居喀尔喀图呼尔扎(今蒙古国库伦)，后冠汉姓为莽氏。

③满族莽果氏，亦称蒙棍氏，满语为Manggo Hala，世居乌拉(今吉林永吉)，所冠汉姓为莽氏、莫氏、白氏等。

④满族莽佳氏，亦称迈佳氏，满语为Manggiya Hala，世居盖州(今辽宁盖州)，后改汉姓为莽氏、麦氏。

据史籍《满汉大臣传》记载：

①满族莽努特氏，满语为Mangnut Hala，源于元朝忙忽惕氏部落的后裔，世居喀尔喀(今我国新疆东部，以及蒙古国、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等地)，所冠汉姓为莽氏、牛氏、何氏等。

第七个渊源：源于莽人，属于以民族群体名称汉化改姓为氏。

莽人，是一个至尽尚未识别族属的民族群体，分布在我国和越南、老挝等三国而居的民族共同体。由于居地隐蔽僻远，迄今为止有很少学者去调查研究。从1990年开始，有学者先后到莽人地区实地调查了七次，颇有所获。

1957年，我国莽人散居在今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金水镇乌丫坪办事处和南科办事处西南部，沿中越边境线我方一侧的原始森林中，包括雷公打牛、落邬、坪河上、坪河中、坪河下、河头、管木、纳西、边界、龙树、草果坪、南科等十二个小居住点。当时小的村落只有五、六户，大的村落也不过十来户。

1957年春天，在当地人民 和人民 驻军部队及相邻民族的帮助下，原来的十个小居住点合并为今天的雷公打牛、坪河中寨、坪河下寨、南科寨等四个自然村，九十六户，五百七十五人(1995年末统计数)。

从莽人的图腾姓氏看，它始于何时，目前难于完全说清楚。但现在莽人所行的图腾姓氏中，多少会反映出一些图腾姓氏的来源。

如今，莽人中有以自己的民族群体为姓氏者，称莽氏。

二分布：

今吉林省的吉林市、长春市，北京市的顺义区高丽营镇，云南省的保山县、红河州金平县金水镇等地，均有莽氏族人分布。

三名人

莽英伦：(公元1927～2002年)，著名建筑学家。

据莽英伦的碑文记载，他生前“主持施工了我国第一个无外脚手架百米烟囱，第一个万吨软地质浮筏式基础，第一个采用交叉作业法，为我国积累了宝贵的建筑技术文献。”

莽英伦是一位工程技术专家。“无外脚手架百米烟囱”，使用的肯定是滑模法施工，这种方法适用于比如烟囱这样的施工面规则的项目，其“脚手架”置于建筑内面，可随建筑一同升高，是建筑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实行的一项技术。

一生中，只要做过一件有益于于社会进步的事情，就会将人生的价值体现出来！

莽克荣：(公元1936～今)，北京人。著名音乐教育家。

河北省廊坊师范高级教师，中国音协河北分会会员。

195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曾就职于河北省音乐教育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