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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00年前，它以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峰形象横亘在世人面前。在古籍的记载中，那时的人们身穿宽袖大袍，生活散淡不羁。正是这样一群不拘形迹的文人，用他们神奇的笔墨，把汉字实用性的书写带到了一个艺术自觉的书法时代。他们流传至今的作品，多数只是当年随意涂抹的书信便条或是文章草稿，上面的文字通常缺失不全，而且文意多数不可考证，正是这样的一些只言片语，构成了影响后世数千年的“魏晋书风”。

这里是中国文化的家园，也被后世的书法爱好者当作书法艺术的起源地。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现为人们展示了距今三千多年前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中国古文明最辉煌的发明除了大量的青铜器外，就是这些体系完备的文字。这些文字被刻在乌龟的外壳和牛的肩胛骨上，所以叫做甲骨文。甲骨文不仅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历史信息，还让后世的书法家看到了祖先最早的书写艺术。当时，汉字的书写者中，已经出现了一个在最初意义上的书法家群体，他们被称为“贞人”。

贞人在当时掌管着被称为国之大事的祭祀活动。他们根据每次祭祀活动的内容，在龟甲兽骨上刻写相关的卜辞。在出土的甲骨文中，有一些龟甲上的文字内容非常奇怪。在一片甲骨上，相同的内容刻写了好几行。其中最右侧的一行刻写工整流畅，而其余几行字迹潦草而生涩。据郭沫若先生考证，这些内容重复的龟甲，可能是当年贞人在练习刻辞，工整的一行是老师在进行示范，其余的则是学生的仿刻。

不同时期不同贞人所刻的甲骨文，在字形的结构布局上，也已经呈现出不同的个人风貌。可以说，在甲骨文时期，先人对于文字的书写，就已经开始注重实用之外的美感了。在那个书法还没有进入艺术自觉的时期，殷商先民在充满宗教意味的契刻中，给后人留下了神秘的原始线条。

文字还被浇铸在青铜器上流传下来，后人把它们统称为金文。这些青铜器上的铭文，由于是浇铸而成，线条浑厚凝重。再加上岁月的销蚀，往往字迹斑驳模糊，呈现出一片苍茫古朴的气象。几千年后，它们将重新出现在后人的视野中，给后来的书法家带来新的艺术启示。

经过甲骨文、金文的缓慢发展，古代书法开始缓慢地步入它的成熟期，出现了篆书和隶书。今天的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发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与甲骨文同一时期的西方文字，无一例外都选择了广义上的象形文字。所有的象形文字都在一定程度上模拟自然界和人们生活中的图像，因此具有很强的绘画特色。这些文字有的已经不能解读，它们更多地被当作艺术作品让后人欣赏和揣摩。但是，当时间步入公元前10世纪到15世纪的时候，中西方文字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大约在中国的周代，中国的先民们正在一件件瑰丽的青铜器上镌刻着声形兼备的独特文字，而同时期的西方文字却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字母化的道路。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西方文字基本上失去了艺术特性，而仅仅保留了传言记事的功能。古老的汉字却在实用之余，不断地融入艺术化的审美书写，进而形成了独有的书法艺术。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巨大的分野，也许只能定格成难以破解的历史悬案了！

尽管久远的历史给后人设置了重重的谜团，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古老的汉字在艺术性的书写上正日渐成熟起来。距离殷商甲骨文1000多年后的魏晋时期，一个真正隶属于书法的时代来临了。

甲骨文

在研究书法成熟的历程时，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从甲骨文到魏晋书法的成熟，汉字先后出现了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五种不同的字体。是什么力量在推进着汉字的革新演变呢？因为从文字实用角度而言，早在甲骨文时代，汉字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字体系。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年代，七国文字曾经统一于一种美术化的小篆书体。这是统治者意志第一次达成了文字的大一统。文字自上而下的统一也丝毫阻止不了字体的演变。汉代，隶书风行天下，统治者再次修订文字，颁布了各种标准，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这块石碑便是当年标准的官方字体。但是汉字依然在不同的书写者手中演变着。学者把这种推动字体演变的力量归之为日常书写时便捷与实用的需求。

但是，汉字并不仅仅是实用的，当作为文字的汉字在逐步完备的同时，书法艺术也在一点点推进。实用与审美始终是汉字两条并行不悖的脉络。关于字体的演变曾经出现过一个无法解释的空白期。从外形上看，篆书和隶书，几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字体，他们二者之间的演变应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至关重要的衔接环节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得以发现。

在近代的一些考古发现中，出土了大量秦汉时期的竹简和帛书，正是这些弥足珍贵的古代墨迹，让后人看到了字体演变的关键环节。这些造型独特的字体既像篆书又像隶书，它正是古人出于便捷的需求，逐渐简化篆书的繁复，而开始走向一种全新的隶书字体。隶书的简便性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巨大的创作空间。

在两汉时期，人们还没有书法艺术的自觉意识，艺术的创造都是在无意书写时完成的。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五种字体都已发展完备，博采众长成一代宗师的书法名家也开始出现了。比如钟繇、王羲之、王献之。长时间的无意书写终于转变成为自觉的创作，针对书法的各种理论也在这个时期逐渐形成体系。书法和绘画一样，进入到中国文人的文化生活中，成为一门自成体系的艺术类别。

兰亭序

此后，从魏晋一直到清代，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一些天赋超群的书法家，总是将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赋予那些变幻莫测的笔墨线条，给后人留下了难以计数的书法珍品。在这些被后世尊称为法书的小纸片上，密密麻麻的盖上了各种各样的印章，每一枚印章的背后就是一位当年的收藏者，他们之间的时间跨度长达百年甚至千年。每个时期的书家不断赋予各种字体独特的审美意蕴，篆书的庄重古朴、隶书的典雅高贵、楷书的端庄秀丽、行书的洒脱随意、草书的落拓不拘，虽然只是线条的描摹，但是一片片黑色的墨迹，却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艺术世界。

这里埋葬着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皇帝唐太宗。唐太宗是一个狂热的书法爱好者。据说，他在临死前，要求一定把一件书法作品陪葬到墓中。这个传说给后人带来了无数的烦恼。此后几百年间，人们孜孜不倦地追寻那件书法瑰宝的下落，直到今天还是一个谜。它就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传奇——《兰亭序》，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当时一些书法家的摹本。

这幅作品文字的内容十分优雅，它是在一次文人雅集中为诗集写下的序言草稿，但人们关注的却不是文章的优美，而是书写的韵味。28行，324个字，每个字都体现了中国书法的极高境界，遒劲中透出飘逸，沉着中变化无穷，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是古代书法发展到东晋时期的集大成者，在后人的心目中，他几乎成了中国书法的代名词。用笔细腻和结构多变，是王体书法的最大特点和最重要的创新。后人评价他的字雄伟秀丽，出于天然使得古法为之一变。

王羲之不仅集前代之大成，而且开后世之风气，历朝历代的书家对王体书法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近代的研究者在仰视这位被尊称为“书圣”的先人时，不由得频频发出“不知如何言说”的慨叹。

据史籍的记载，王羲之在世的时候，他的书法就已经价值连城。在当时，上至皇帝，下到百姓，都以模仿王羲之书体为荣，以至于在东晋就有人模仿他的书法在市井间叫卖。王羲之书法经过历代的追捧，到唐代达到了巅峰。唐太宗李世民由于酷爱王羲之书法，命百官四处搜寻，并进行摹写保存。史书上说，当时世间的王氏书法都已被收购殆尽。今天的人们能看到的王羲之书法，多数也都已是唐人的摹本了。

这位开创大唐盛世的一代帝王甚至亲笔为王羲之写下了一篇传记述评。在传评中，唐太宗赞叹道：历朝历代，书法尽善尽美的，仅此一人而已！王羲之书法在唐代的影响不仅仅限于中原地区，在敦煌莫高窟中，今天的考古学家就发现了许多临摹王羲之的作品。甚至在远隔重洋的日本，当时最负盛名的几位书法家，也完全是一派王羲之的书风。

到了清代，酷爱王体书法的乾隆皇帝，专门在皇宫里辟出了一间书屋，赐名“三希堂”，用来供奉他收藏的三件王氏法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他第七个儿子王献之的《中秋帖》、还有远房的侄子王珣的《伯远帖》。据说乾隆皇帝对三件法帖酷爱有加，一生赏玩无数，仅在上面的题词就有74次。他甚至还把自己临摹王羲之的书法刻制在精致的玉片上。

在王氏书风的影响下，一些书家开始变法。唐代的张旭和怀素是其中开一代狂草书风的代表人物。两个人都嗜酒如命，人称“颠张醉素”。同时代的李白、韩愈，在评价二人的书法时，说他们但凡有种种情致，不论是“喜怒、忧悲、穷困、怨恨”都能抒发于他们的狂草之中。

毛笔

在他们传世的作品中，文字的可读性完全让位于书写时的情绪表达，线条纵横跳跃、连绵环绕。不论单一线条的造型，还是不同线条间的组合变化，都让后人叹为观止。

直到今天，楷体仍旧是中国最流行的一种印刷字体。楷书最早形成于汉代，钟繇的这副作品还仍然带有隶书的痕迹，但已经显示出另一种别样的风格，字体工整而清秀。到了唐代，楷书发展到一个高峰，并形成了影响后世的三种书写派别。这三种派别各自有着鲜明的特色，欧阳询的欧体楷书清丽秀美、颜真卿的颜体楷书厚重宽博、柳公权的柳体楷书则吸收了欧体和颜体的特点，更加工整清晰。这些代表性书家共同造就了唐代书风的另一个标尺——唐楷。这种法度完备的唐楷也成了后人创作楷书难以逾越的一个高峰。而就在唐代之后不久，一种技术力量的介入，让楷书这种标准化的字体彻底定格在了唐代。

楷书由于工整和清晰，不仅成为最具有大众化色彩的书法艺术，而且理所当然地成为历代的官方字体。

公元758年，盛极一时的唐朝开始走向衰落，安史之乱让安逸的盛唐子民饱受战乱之苦。49岁的书法家颜真卿得知自己的侄子被叛贼杀害，悲愤之余，提笔写下了这篇悼文草稿。初看起来，这幅作品似乎是在很草率的情况下完成的，不少地方还有涂抹的痕迹，满篇笔墨狼藉。但是，它却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篇旷世佳作，被称作继《兰亭序》之后的“天下第二行书”。

这篇228字的草稿删改涂抹，行文最初字字断开，然后连笔疾书。尤其在草稿的末尾，作者一笔写下“呜呼哀哉”四个字，一气呵成，犹如一声悲鸣，沉痛至极。后人形容“人书合一、浑然天成”。

唐代末年，战乱频繁，古代书法代代传承的法书真迹在这一时期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书法的风尚一度走向低靡。直到北宋后期，一股崇尚意趣的书风才重新振作书坛，这一时期的书家抛却古代成法的束缚，更加推崇主观情趣的表达，这种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一代文豪苏东坡给后人留下了一幅具有典范性的作品。

这一年，苏东坡遭遇了仕途生涯中的最低谷。在书作的开头，作者缓缓开始叙述，说自己被流放到南方的黄州已经过了整整3年了。此时字迹中规中矩，字势平缓。当行笔数十字之后，作者的情感开始激越起来，用笔越发沉着痛快，字迹也随之参差跳跃。当作者叙述到自己流放异乡枯寂萧瑟的心境时，字迹遽然变大，这种肆意突兀的效果让观者感哽震惊。行文到最后，作者思念远在万里之外亲人的坟墓，心境更加悲凉，在一句“死灰吹不起”的感叹中草草收笔，并且一反常态的没有署下自己的名号。书法语言讲究意境与神韵，后人用八个字来形容这幅充满愤懑之情的书法佳作——“宛若天成、如有神助。”

青瓷对书俑

同时代的另一位大书法家黄庭坚更是发出了这样由衷的赞叹。他在跋文中写道，苏东坡的这两首诗作，恐怕连李白也有比不上的地方，而这种神来之笔，就算是苏东坡自己重新写过，或许也难以达到这样的高度了。

琴的音色质朴而沉静，它暗合了古代文人的修身养性之道。宋代之后的文人，讲究琴棋书画各个门类的博涉兼通，这种情趣与学养并重的时风，让书法作为艺术的特质越发得到彰显。在今天的中国，书法的含义出现了一些变化，在成为一个专门艺术类别的同时，它也是普通人用来怡情养性的一种方式。

讲述三千年的书法史，似乎还有另一种方式。历史的追溯可以从考证一张普通书桌的诞生开始。这是一张漆木几，1972年出土于湖南长沙的马王堆汉墓，距今2200多年。这张木几长60厘米，宽21厘米，高51厘米，它的作用是陈设家居物品的。这种形状类似于桌子的小木几，其实并不等同于今天意义上的书桌。从考古的实物和古籍的记载中可以证实，书桌的概念到唐末宋初的时候才开始出现。

在这家收藏有明清家具的博物馆中，可以看到明清时期，文人墨客用于伏案作书的桌子今天的人们所理解中的书法创作与书桌密不可分，而这种坐在书桌前，将纸张放在桌面上，然后挥毫作书的场景，其实宋代之后才开始出现。在宋代的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书写姿势，与今人理解中的书法创作并无不同之处。

宋代之后才出现书桌的事实让研究古代书法的学者困惑重重。后人难以想象，在没有书桌的依托之下，古代经典的书法创作如何才能得以完成？难道古人会有完全不同的书写方式吗？

这具古俑1958年在湖南长沙出土。距今1700多年，属于西晋时期。晋代是王羲之生活的年代，这是中国古代书法的第一个高峰期。这尊“青瓷对书俑”清晰地记述了晋人的书写姿势。两个俑人对面而坐，中间是一个长条型几案。上面放着砚台、毛笔和笔架。右边的俑人手里捧着几块薄木板，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可供书写的“尺牍”。左边的俑人，左手举着尺牍，右手握着毛笔，凌空书写。

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让学者大为惊讶。古俑所处的年代是一个书法的鼎盛时期，难道让后人顶礼膜拜的晋人法书，竟然是在这样的书写姿势下完成的吗？同一时期流传下来的古代绘画为后人提供了相关的佐证。

书法

这是东晋顾恺之留给后人的名作《女史箴图》。图中站立的女史左手拿纸，右手执笔，也是凌空书写。

300年后北齐时期的《校书图》中，同样可以看到这样的书写方式。居中的一个人坐在交椅上，一手捏着书稿的下角，旁边的书童帮忙抻着纸的上端，正在执笔校书。相同时期的绘画中，这样的姿势比比皆是。毫无疑问，这种姿势正是书桌出现之前古人的书写方式。古人正是以这种姿势，创作出了流传后世的经典法帖。

一个疑问产生了，在这种凌空书写的姿势下，柔软的纸张如何能承受住毛笔书写的压力呢？其实，在纸张出现之前，古人的书写材料历经了长时间的演变过程。商代，龟甲兽骨是最早的书写材料。

到秦代，竹简大量通行。当时掌管书写的文官被称为“刀笔吏”,他的身上要配备两样特殊的物件，一把铜刀，一块磨刀石。写在竹简上的文字需要修改，就用铜刀刮去上面的字迹，重新写过。而经常刮削竹简，铜刀容易发钝，因此磨刀石也是刀笔吏的必备之物。

另一种小木片也是当时常用的书写材料，人们称它为木牍。木牍的宽度在10厘米左右，上面可以同时书写多行文字。一直到汉代，简牍仍然是重要的书写材料。今天的考古发现让后人看到当年面貌各异的简牍实物。有的长达半米，有的宽度还不到一厘米。

根据史书记载，公元1世纪，一个叫蔡伦的宫廷太监制造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张纸。几百年后，造纸术陆续传到世界各地，成为影响人类文明史进程的重大发明。但是，考古发现把中国人造纸的时间又往前推进了两百多年，这是迄今为止出土年代最为久远的纸张，它距今两千多年，隶属于西汉时期。汉代，造纸术刚刚出现，古人的技术还远没有完善，当年造出来的纸张只有1尺左右大小，而且表面粗糙，纸质厚重。

书法

东汉末年，造纸的技术更加普及，这一时期纸张和简牍同时并用。等到魏晋时期，纸张已经是最通行的书写材料了，当年朝廷还明令昭示天下，要求用纸张取代简牍。这种书写材料的变革，给魏晋书法的兴盛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物质基础。

除了纸张，毛笔是最为关键的书写工具。据考证，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就出现了最早的笔字——聿。它的形状生动的再现了古人右手执笔书写的情形。上端一只右手，中间是一根棍子，棍子的下端分出三个叉，表示笔毫。以后，在“聿”上加了一个竹字头，也就是现在通用的笔字的繁体——笔。而原来的“聿”字反而成了一个虚字。

是毛笔的诞生，奠定了汉字从书写演变为书法的物质基础。古人说“唯笔软则奇怪生焉”。书法最核心的审美对象是线条，笔毫柔软的毛笔，赋予了书法变幻莫测的线条，而后人关于书法审美的一些特定语汇正是由于毛笔的不同书写方式而产生的。比如：方与圆、虚与实、枯与湿、疾与涩、巧与拙。这些特定的审美取向，经过历代书家的完善而日趋丰富，进而构建出古代书法独特的审美意蕴。

最早的毛笔，笔毫用羽毛做成，后来逐渐改用兽毛，其中最常用的是兔毫。据说讲究的兔毫要用秋天的狡兔背上，两道比较硬而有弹性的毛来做。史书还记载，王羲之用的毛笔是用老鼠胡须做成的。那么，古代的毛笔是什么样子呢？它与古人独特的笔法有什么关联吗？

1954年，湖南长沙左家公山战国墓，出土了现存最早的毛笔。笔杆直径4毫米，粗细程度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圆珠笔芯。笔毫比较长，有三分之一扎在笔管之中。这种毛笔令后人大为惊讶。手执这种毛笔，书写的感觉与现在通行的毛笔完全不同。古人为什么要制作这种似乎不太适合于书写的毛笔呢？

相同形状的毛笔在其它考古现场相继出土。1975年，湖北荆州的一个汉墓中出土了这只毛笔。它的年代比湖南战国墓的毛笔大约晚了300年。1985年，在江苏连云港又出土了一只相同形状的毛笔，它的年代是西汉时期。三个不同地点出土的毛笔横跨了三个不同的年代，而毛笔的形状却始终一致。毫无疑问，这就是当年普遍通用的毛笔。专家推测，它的造型可能是为了方便在简牍上书写细小的字体而设计的。汉代之后，毛笔的笔杆逐渐加粗，它的形状与后世的毛笔已经没有太多的区别，这种变化或许也是为了适用与不同字体的书写而逐渐演变的。

王羲之

上个世纪初，这种新型的书写工具传入古老的中国。千百年使用毛笔的中国人很喜欢这种方便的笔，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自来水笔。这个名字的来源显然和钢笔的吸管装置有关，用不着像毛笔那样需要不停地蘸墨汁。中国人最早发现自然界中有一种天然矿物，可以留下清晰的黑色痕迹，这就是最早的墨。大约到了汉代出现了烟煤加胶粘合成的人造墨。这一时期，制墨技术还不发达，墨只能制成小小的丸状，需要用一个小石块配合砚台磨制使用。这种功能类似的砚台在不同的考古现场都有出土磨墨时必须用清水，当年连倒水的铜水注都是专门制作的。转着圈慢磨，直到墨汁渐渐稠浓。在这样的静心准备过程中，书写具有了修养品性的文化含义。

但是，后人在研究这段历史时，似乎会有更多的疑问产生。用古人当年的这种书写姿势，书写的感觉与今天的书法创作完全不同。由于没有书桌的支撑,双手的稳定度极难掌握。有学者推测,古人在当年独特的姿势下,可能会有独特的书写技法。

从东汉开始，随着书法的成熟兴盛，书法理论出现了。

在今天信息通行的时代，从网络上便可以轻易的搜索到历代浩繁的书法理论著作。在这些书论上，从东汉直到清代，每个时期的理论家总是不厌其烦的论述着笔法的玄妙。在古人的记述中，用笔的法则是成就书法的核心技艺，得笔法才能领悟书法的真意，不通笔法，即使穷其一生也劳而无功。

他们用各种在今天看来已经几乎消亡的古文字来描述这些高妙的笔法。在古代书法理论中，古人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笔法动作，它的核心便是毛笔的使转。

毛笔在手中并不是僵死不动的，古人书写时，大拇指会根据书写线条的变化，来回拨动笔杆。古人一再推崇的五指执笔法，正是由于这样的执笔方式更有利于毛笔灵活自如的转动。

写字

在这样的书写方式下，双手都没有任何的依托，转动毛笔的方式可以分散笔尖对简牍和纸张的压力，更容易控制笔画的粗细变化。同时，笔杆的来回转动，可以使毛笔的笔锋始终裹束在一起，不容易开叉，保证行笔的快速流畅。

专家推测，书法在诞生之初，文字的书写更重要的是实用性的记录，古人对书写时的便捷与快速的要求无疑是第一位的。正是在这种需求的推动之下，古人总结出了这种笔法动作。之后，转笔的技巧逐渐成熟，不同的书写者不断融入各自独特的审美意韵，实用性的书写更多的倾向了艺术性的创作。

书法的面貌到唐代晚期时，迎来了一个变革的契机。而这个契机正是书桌的出现并进而带来的书写方式的改变。在唐代之前，古人席地而坐，使用的都是低矮型的家具，到在唐末宋初的时候，胡人使用的高脚书桌开始走入中原地区的寻常人家。

从宋代开始，由于书桌的出现，古人凌空书写的姿势变成了垂直书桌的书写。这种姿势，在宋代之后的绘画中也多有反映。在这些绘画中，清晰的描绘了宋代先人书写的场景，这种情形已经与今人相差无几了。

书桌出现后，书法的工具——毛笔和纸张也悄悄发生了变革。毛笔的工艺发生了改变。一种笔毫柔软的羊毫笔渐渐流行起来。到明清之际，长锋羊毫更是受到了书家的青睐。柔软的羊毫在书写时，线条的变化更加的变幻莫测，再加上纸张的渗化效果，完全是另一派全新的气象。对墨的讲究也越来越多。好的书法家都有自己喜欢用的墨，墨中以产于安徽徽州地区的徽墨最为著名。

根据水分的多少，墨色又分为浓墨、淡墨、干墨、渴墨、枯墨等。但是，墨色的变幻必须通过纸张来表达。宋代之后，造纸技术日趋发达，不同尺寸、不同质地、不同性能的纸张出现了。尤其到了清代，书法作品几乎已经是宣纸的天下。宣纸因产于安徽宣州而得名，这种纸绵白细匀，具有良好的渗水性，墨色在纸上生润有色，笔痕清晰，被人称颂为“发墨定笔”。

五种书体

浓淡不同的墨色在质地各异的宣纸上经过渗化，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从而形成不同的书法风格。狂放张扬的字体更适合使用沉郁浓烈的墨色，而清秀飘逸的书法则偏好清淡的墨色。一幅好的书法作品在用笔、结字和章法、墨法方面都有相当的讲究，所有技艺统一于书者的情感、气质和艺术修养。宣纸上的笔墨歌舞，体现的是人的精神风采。

对书法艺术的更高追求派生出了书写工具的独特审美观。笔、墨、纸、砚被称作文房四宝，它们甚至逐渐脱离了书法艺术，成为专门的艺术门类。直到现代，对宣纸和砚台的赏玩仍旧十分流行。

无论时代怎么更迭，书法艺术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顽强地生长和发育。宋代之后的书法家在传承古人笔法的基础上，对传统书法进行了全新的演绎。创作这种张挂于墙壁上的巨幅作品，书家不仅要把握细部的精到，更要关注作品整体的气势神采和给观者的第一感受。它把书法的欣赏方式从手头的赏玩变成了站立式的远观。这种转变直接影响到了现代书法的创作观。

清代末年，古代书法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这一时期，北方出土了大量的墓志和造像，年代大约在公元5世纪左右的北魏时期。这些石刻文字生动稚拙，充满了古朴的意趣。而到19世纪末，殷墟甲骨文和大量青铜器的出土，更多的古文字展现在世人面前。清末一些力求革新变法的书家，一变风气，以苍茫质朴为美，用柔软的毛笔模拟这种刀刻和青铜浇铸的古文字，开创了影响至今的碑学书法。直至今日，在美术学院的书法教育中，魏碑石刻仍旧是重要的取法对象。

今天，中国古代的传统书法，已经在众多的艺术门类中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后人正在用现代的艺术眼光审视着这门古老的艺术。这种跨越千年的文化传承，起始于一根根变幻莫测的神秘线条，而在线条的背后，是这个古老的国度对这个线条构筑的世界深深的迷恋和无休止的追寻。

清代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状元宰相翁同(音“和”)六代家藏书画首度归国公展，并在世纪坛开箱点交。展览将于12月10日至2009年2月1日在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公展。

60年后归故土

翁家的书画收藏始于19世纪，以翁同的收藏为主。据翁同的五世孙翁万戈介绍，由于翁同没有子嗣，因此他的家藏，均传给他哥哥同爵过继给他的儿子曾翰。在之后的传承中，又有两人因没有子嗣，均从翁同另一个哥哥同书那一支的血脉里，过继了孩子来继承。

翁万戈回忆说，他刚被过继并接手这笔家藏时才两岁，什么都不懂，“就跟天上掉馅饼似的”。翁万戈于1938年赴美留学。1948年，为避战火，他将家藏转移到美国的居所“莱溪居”特设的库房中，细心呵护了60年，直至现在才带它们重归故土。

展品以书画为主

本次展览共展出53件翁氏所藏的中国书画精品，其中41件为古代书画，时代自宋至清，其余均为古籍善本及杂项，大部分展品是首次与公众见面。展品以明清 文人书画作品为主，包括文征明、董其昌、清代“四王”等大家墨宝。翁同身居高位时，有机会看到不少历代著名的碑帖、书法及绘画，这些家藏多数为其忙里偷 闲，到厂肆里猎珍“淘”来的。

百岁丝绸包裹名画

历经百余年，由翁家6代祖传的家藏件件都被层层包裹着，分别呈圆筒形和长方形。率先开箱亮相的是清王的《长江万里图》。这件家藏最外层由牛皮纸包裹， 宽胶带密封，第二层为长方形木匣，最内层是一方丝绸包首。据翁同的五世孙、现年90高龄的翁万戈介绍，这件穿在最里边的丝绸“内衣”是清光绪时翁同收 藏此物的原配包首，已有上百岁的“年纪”。

本报记者欧阳晓菲摄

经典家藏

买房钱换购王名画

清王的《长江万里图》是翁同非常得意的“战利品”。据当年的日记记载，这幅王画作，是光绪元年(1875)3月26日翁氏在厂肆看到的。因为要价 千金，没买下来。后来，有人把这画送给他鉴赏，翁氏越看越喜欢，于是折回博古斋讲价，愿出三百两白银，但未成交。之后，又在翁氏手中把玩了4天，最终以四 百两白银成交。翁氏在4月23日的日记中写到，他把预备买房子乔迁的钱换了这幅王的名作，因此在此卷木匣盖上题诗一首，以表达买画的心情：“长江之图疑 有神，翁子得之忘其贫。典屋买画今几人，约不出门客莫嗔”。

世上仅存宋梁楷白描

在这批归国家藏中，有一幅翁氏收藏中唯一的宋画――南宋宫廷画家梁楷的《道君像卷》。据翁万戈介绍，梁楷作品存世较少，目前台北故宫藏一件水墨画，北京故宫也藏有其作品。但他的工笔白描真迹，这是世上的唯一一件。

翁同

翁同(1830-1904年)，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1856年)考中状元。同治、光绪帝师。翁氏在朝40多年，参与了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 戌变法，以及对英、法、德等国的交涉和近代银行开设、铁路修建、新式大学堂兴办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他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等进 步人士，被康有为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

翁同在任刑部右侍郎期间，处理了很多案件。最有影响的是他为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 。

清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