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是没有的，通常我们在看电视剧或**里的那都是骗人的。现代标点符号起源于西方。

中国古代的标点符号一般简约概括为“句读”。句，标形如“○”，相当于今用之句号，有大中小之分；读（音dòu），标形如“、”，相当于今用之逗号。实际上，在中国的悠久的文明发展史上，前人用过的标点符号绝不止于这两种，但终究没有循序积累发展为一个统一规范的体系，甚至连“句、读”两种符号的分工亦无定规，甚至未必使用。现代的中国人，如果未经专门训练，捧起未经现代标点的古籍时，即便能凭工具书去认字，也很难过“断句”这一关，问题就出在没有或太少标点符号上。

胡适在1916年发表的《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一文是我国新式标点符号第一篇系统完整的科学论文，此文的主要历史贡献有：⑴提出了划分句读符号（点号）和文字符号（标号）两大系统的初步设想；⑵阐明了标点符号在书面语中的重要地位；⑶制定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符号系统；⑷条析各类标点的使用方法；⑸梳理了句、读、顿三者的关系。1919年以胡适为首的六位学者联名向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1920年经教育部批准，成为我国第一部政府颁行的标点符号方案。

古人的书籍文章，虽然没有标点符号，但是有“句读”（jv dou)，私塾老师教授学生时，用红笔断句，学生水平提高以后，不需句读，就能够通读文章。一般有点文化的人，也逐渐适应了这种读法。就是这样，也没有影响古代文化的发展，但是不利于普及。 例如文章靠每句尾的文言虚词断句；骈文靠对仗断句；诗词格律靠韵脚和当时的曲谱断句。

之前看不同版本的《道德经》和其他的古典名著，都存在不同的断句问题，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现在终于明白了——古文都是一文到底，不用标点符号，注意不是没有，而是不用，“没有”和“不用”是两回事。为什么不用？因为文章一经圈点，文气就断了，正如人的三焦之气本是通畅的，如被截断气机就滞涩不通一样。文章是有生命的，有眼有气，文气一断文意就僵了，文章就死了。一部《论语》一辈子都读不厌，每年读都有每年的理解，每次读都有每次的体会，句读一变，整个文意都大变，所以不能断死。

句读的基本原则就是“语绝为句，语顿为读。”语气结束的地方为“句”，用圈来标记，没有结束的文句叫做“读”，用点来标记，古人常用“可圈可点”一词，赞颂某位历史人物的功业。

句读点错了，常常闹笑话、出歧义。例如当年批孔运动，常用《论语》里面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话来说事，说孔子为专制帝王帮忙，推行愚民政策。还将老子拉过来陪绑，因为《老子》中有“虚其心，实其腹；弱其知，强其骨”的话。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是他把教育从贵族的殿堂推向民间，才有后世的社会教育，这是孔子的伟大贡献。孔子是有教无类，要将所有人都教明白，如果要“愚民”，他又教道谁去呢？这从道理上都讲不通。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误解呢？断句断错了。孔子的意思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懂道理，就随他们去，为政者不要没事找事；老百姓不懂道理，就要教育他们，这是为政者的责任。同理，孩子听话，父母就不要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挑剔；孩子不听话，父母就要好好地对他进行教育。

因不明词义而致误，是古书标点致误最常见的原因。标点古书时,对文句中的词(单音词或复音词)的意义不理解,或者把甲义当乙义,或者以今义解古义,或者误合单音词,或者误拆双音词,都有可能导致标点错误。例如《后汉书·光武帝下》注引《东观记》:左右有白大司马史,病苦如此,不能动摇。自强从公,出乘,以车行数里,病差。(中华书局,1982年)。依原标点,使人可以这样理解:这位大司马史姓白,后面的“病苦”诸语是陈述这位白大司马史的。其实,这里的“白”字是禀白之义;“病苦”诸语也并非指大司马史而言,而是指陈光武帝的。“白”是指示引语的关键字眼。这是把甲义当乙义而导致标点错误。还有,第二句中的“从”字、“以”字,标点者也理解错了。正确的标点应是:左右有白大司马史:“病苦如此,不能动摇。”自强从公出,乘以车,行数里,病差。

古时候写文章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读起来很吃力,甚至产生误解到了汉朝才发明了“句读”符号语意完整的一小段为“句”；句中语意未完,语气可停顿的一段为“读”（念,相当于现在的逗号）宋朝使用“”,“,”来表示句读明代才出现了人名号和地名号这些就是我国最早的标点符号

1919年国语统一筹图备会在我国原有标点符号的基础上,参考各国通用的标点符号,规定了12种符号,由当时教育部颁布全国建国后,出版总署进一步总结了标点符号的用法规律,于1951年刊发了《标点符号用法》,同年10月政务院作出了《关于学习标点符号用法的指示》从此,标点符号才趋于完善,有了统一的用法1990年4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修订颁布了《标点符号用法》,对标点符号及其用法又作了新的规定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