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编纂"六经"是我国古代对档案文献第一次有目的的大规模的整理和利用

"六经"大多为文书档案材料的汇编或摘要;"六经"的成书过程就是就是搜集档案资料并加以整理的过程孔子为后世保存了比较系统的历史档案,开创了利用档案编纂史书的优良传统,提出了"述而不作"的编纂档案资料的原则,开辟了档案利用的新领域--使档案成为传道授业的工具,因此说孔子对中国古代档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对于诗经，大家已经非常了解了。它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记录了311篇诗歌，诗经中的作品约在前1066年就产生了。

首先孔子非常喜欢诗经这部巨著，他常常在教导弟子的时候引用到诗经中的内容，并且竭力推荐自己的弟子来阅读诗经和用其中的文章及句子。这也是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的原因之一。基于孔子对于诗经的喜爱，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孔子愿意花费自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修改和删除诗经。

经过汉代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录，在孔子世家中详细陈述，认为是由孔子删除了部分内容，并将诗经编辑成书的，孔子删除了很多重复的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来的都是能够现实应用的，可以看出他也是一个非常务实和果断的人。

还有一种传言说诗经不是孔子编撰的，编撰诗经这本巨著的是周王朝的太师，因为要将古时候的乐曲和歌曲整理好唱给君上听，所以基于现实，他们会选择将所有的诗词都整理好放到一起，这也就有了诗经是由周朝的太师编定的说法。

诗经是我国历史上的巨著，不管它是由谁修订，给后世带来的深远影响都是非常大的，里边所传达的爱情故事和政治思想，对我们现世仍有深刻的影响。况且，孔子下列门徒众多，若是要完成诗经的编写，应该也不是孔子凭借一人之力能够完成的。

孔子晚年修订的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

孔子编纂六经的原因之一是他视文献存亡继绝为己任，原因之二是他要以六经做教材。

孔子认识到文献对于了解过去、鉴往知来以及垂训鉴戒的作用，因而重视文献。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注：《论语·八佾》）又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注：《论语·卫灵公》）还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注：《论语·述而》）孔子所说的“文”、“文献”，就是文书档案、历史资料。他认为文献的足或不足，是能否正确了解过去的关键。“信而好古”的孔子在研究夏商周时，深感文献不足，所见现存文献缺遗或“不知而作”之处又不少。这表明孔子对文献不足及文献缺佚与穿凿妄作现象的深切忧虑。他还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注：《论语·为政》）孔子所说的“礼”包含了文献，说明文献能起鉴往知来的作用。他曾评论晋太史董狐书“赵盾弑其君”且“示于朝”一事，赞扬“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注：《左传》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闵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隐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条)、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条)、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充分肯定董狐的记载所起的垂训鉴戒作用。据《论语·乡党》记载，孔子“式负版者”。说的是孔子乘车在外，遇到手持邦国图籍(地图户籍)的人，必俯身表示深深敬意。这些足以说明孔子对文献的高度重视。但是，孔子适逢诸侯争霸、东周之“季世”（注：《左传》宣公二年、昭公三年、定公四年、闵公元年、哀公十一年、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二年、文公七年、隐公六年、昭公十七年、成公十四年(二条)、哀公六年、僖公二十八年(二条)、僖公元年、昭公二十九年）：天子式微，公室卑弱，大夫兼并，礼乐废，《诗》、《书》缺；再者，史官职位并不稳定，有的失守，有的“不知而作”，甚至抱典载籍，流亡他国。

因此，博学多闻的孔子不无自豪而又自信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注：《论语·子罕》）面对各国文献有散佚、妄作之虞，他不得不把文献存亡继绝的历史重任担当起来，因而编《诗》、《书》，定《礼》、正《乐》，赞《周易》，作《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