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较长乐和常乐的旅行时，我们可以从行程安排、交通方式和住宿三个方面进行比较。

1 行程安排：

长乐行程以历史文化名城为主，第一天参观福州长乐古城，游览景点如西门楼、龙岩门和望厦桥，体验当地特色小吃，并在博物馆了解更多古城历史和文化。第二天游览闽南土楼群，欣赏不同形态的土楼，品尝当地特色餐点，并在芦溪源享受自然美景。第三天进行福州长泰美食之旅，品尝芋艿等特色小吃，游览洛宅和长泰韶山。

常乐行程则以自然风光为主，可以在第一天游览黄山、九华山等著名景点，体验云海、奇松、怪石等自然奇观。第二天可以前往武夷山，品味大红袍茶，感受丹霞地貌。第三天参观庐山，欣赏瀑布、山谷等景观。

2 交通方式：

长乐古城和闽南土楼群距离较近，可以选择自驾或包车，方便灵活，也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巴士或火车。长泰美食之旅需要乘坐长途巴士或火车前往。

常乐的黄山、九华山、武夷山等景点之间距离较远，建议选择包车或乘坐长途巴士或火车，以便更方便地游览各个景点。

3 住宿：

长乐古城和闽南土楼群附近有各类住宿选择，从星级酒店到民宿都有，可以根据个人预算和需求选择。长泰美食之旅可以选择在长泰县城内的酒店或民宿。

常乐的黄山、九华山、武夷山等景点附近也有丰富的住宿选择，从星级酒店到民宿都有。庐山附近的住宿选择相对较少，建议提前预订。

综上所述，长乐和常乐的旅行各有特点，长乐注重历史文化名城和闽南土楼群的体验，常乐则以自然风光为主。在选择行程时，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偏好来决定。在交通方式和住宿方面，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和预算选择合适的交通工具和住宿地点。

有。纵观世界有价值的收藏品，就属字画和瓷器的价值最高，画家长乐的每件作品都富含了文化特色和技术工艺，是后来人无法超越和比拟的。收藏价值极高，从创作者来说，名气和文化底蕴越高，那么作品价值也会随之增高。

郑振铎简介

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1958年10月17日），字西谛，笔名有郭源新、落雪、ct等，出生于浙江温州，原籍福建长乐。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训诂家。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1932年，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 1949年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他编集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三册。

1958年10月17日，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享年60岁。

一、人物评价

郑振铎一生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学在社会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学为人民服务。在文学研究方面，20年代初即提倡和从事中外古今文学综合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一贯重视民间文学和小说、戏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作了很多属于开拓性的工作。

二、郑振铎贡献

郑振铎对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在文学理论方面，他是文学革命初期"为人生"的文学的重要倡导者之一。1921年6月，他进一步提出需要“血和泪的文学”的口号，要求进步作家创作出“带着血泪的红色的作品”（《我们的杂记》）。

从那时起，他一生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学在社会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学为人民服务。在文学研究方面，20年代初即提倡和从事中外古今文学综合的比较研究，较早提出和着手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学史。

三、郑振铎主要作品

专著：《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    

小说：《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佝偻集》   

译著：《沙宁》、《血痕》、《灰色马》、《飞鸟集》、《新月集》

　　古今藏书，大都在书上施以印章。这些印章，勾勒了一部书的流传轨迹，是我们鉴定一书的价值，特别是其文物价值的绝好依据。

　钤在古籍上的印章，就其类型而言，大体可区分为四类，这就是：①名章，②鉴赏章，③训诫章，④闲章。

　名章是钤在古籍上的最重要的印章，因为它表示古籍的归属。

　凡是官方藏书机构，如清代的文渊阁、文源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乃至近现代各类图书馆的藏书印章，均称作公章;属于个人姓名、表字、楼阁、斋堂的，则称作私章。

　明代钤在古籍上的私人印章大都比较简单，如著名藏书家毛晋，即多用“毛晋”、“毛氏子晋”、“毛晋之印”、“毛晋私印”、“汲古主人”、“汲古阁”、“东吴毛氏图书”等，有时亦单用“毛”或“晋”两个单字连钤。另一著名藏书

　家黄虞稷，也多用“黄虞稷印”、“俞邰”这一名一字的印章。

　清代藏书家则多将郡望、姓名、表字合刻在一起，如季振宜，其一章云：“季振宜字诜今号沧韦”，共九个字。徐乾学的一印章为“昆山徐乾学健庵藏书”，亦九个字。而查慎行的一印章则是：“海宁查慎行字夏仲又曰悔馀”，共十二个字。近现代藏书家也有类似的印章，如著名学者郑振铎的藏书章即是：“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此章由著名学者魏建功先生书写制印、全印皆用通行的简化汉字，这在一般藏书印中是不多见的，它体现了作为语言学家的魏建功先生对推行简化汉字的不遗余力。名章还有单刻官衔的，如季振宜就有“御史之章”。但这种印章必须与其它名章一起作用，人们才能知道这究竟指的谁人，否则，就几乎失去了意义。如《天琳琅书目》卷七的《六经图》，仅钤有“汉阳太守印”。这就很难考定究属谁人了。值得提及的是，名章中还有一种寓名章，即不直接写出名字，而读印章的文字，却能悟出其名。如当代著名学者、书画家启功先生，就有一枚“功在禹下”的印章。大禹的儿子是启，故“禹下”自然是寓“启”字，而“功”又在其下，这不就是启功先生的大名吗

　名章之外，古籍上常见的是鉴赏章。如“项墨林鉴赏章”、“莫云卿赏识”、“谨上斋鉴赏章”等，都是直云“鉴赏”或“赏识”，一望而知。有些印章不刻“鉴赏”，如“毛晋秘箧”、“毛晋秘玩”、“晋宝”之类，也应属鉴赏章，表示对被赏古籍的珍视。有些鉴赏章直舒鉴赏结果，如“墨妙笔精”、“天葩云锦”、“稀世之珍”、“善本”、“宋本”、“元本”、“甲”

　等印章，都属此类。

　古籍上的训诫章，对于官书来说，所刻是对读书者的某些必须遵守的规定。如《天禄琳琅书目》卷一著录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原是鄂州州学的官书，上有训诫章云：“鄂泮官书，带去准盗!”意即带着书离开将和盗贼一样看待，其规定可说极为严厉。而对于私书来说，则主要是对后世子孙永保其书的期望，这类印章大都不外是“子孙永保”、“鬻及借人为不孝”之类。

　也有文字较多的训诫章，如《天禄琳琅书目》卷四著录的《宋张时举弟子职等五书》。上有一训诫章，共七行，每行八字，共五十六字：赵文敏公书卷末云：五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

　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

　苟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

　古籍的印章，常见的还有一种闲章。所谓闲章，即这种印章只是抒发一下个人心迹，而对图书来说，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如《天禄琳琅书目》卷一著录的《春秋经传集解》，即有一闲章云：“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再如同书卷九著录的《新编古今事文类聚》，上有一闲章为：“对此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这种印章，就其寓意来说，亦难说不闲雅，但钤在书上，毕竟可有可无，没有实在的意义。近人叶德辉在其所著《藏书十约》中说：“余见宋元人收藏书籍、碑帖、字画、多止钤用姓名，或二字别号，或三字斋名，此正法也。明季山人墨客，始用闲章，浸*至于士大夫，相习而不知其俗……”足见在书上加盖闲章并不受人欢迎，甚至以为这是件粗俗之事。

　古籍上的印章，尤其是名人印章，可大大提高该书的身价，因而，常有伪造，

　这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一、郑振铎的主要作品：

1、专著：

《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基本建设及古文物保护工作》、《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版画史图录》。

2、小说：

《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佝偻集》、《欧行日记》、《短剑集》、《困学集》、《海燕》、《民族文话》、《蛰居散记》。

3、译著：

《沙宁》、《血痕》、《灰色马》、《飞鸟集》、《新月集》、《印度寓言》。

二、人物简介：

郑振铎是我国著名作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和藏书家。1898年生于浙江温州，祖籍福建长乐，笔名西谛。抗战期间，郑振铎在上海倾囊收购流散古籍，并联合张元济等知名学者在上海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抢购如张氏适园、刘氏嘉业堂、邓氏群碧楼、沈氏海日楼、瞿氏铁琴铜剑楼等私藏珍本，为中华文化保存保护作出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出任文化部副部长、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凡有接收捐献或收购到的重要善本，都优先转给国家图书馆收藏。先生去世后，家属秉承遗志，将其生平藏书全部捐赠给国家图书馆，为国图善本馆藏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三、著作介绍：

1、《文学大纲》是2010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郑振铎。

全书分四大卷共四十五章，对于世界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均作生平简介，而对于各种名著，既有故事梗概的简述，也对之作出简要的评论。这使得全书不仅富有较浓的文学史色彩，还兼具世界文学辞书的性质，一册在手，使得当时的中国读者，可以对世界文学史概况有一个较为全面清晰的了解与认识。

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史，也是20世纪20年代最杰出的世界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史巨著，是我国在世界文学史课题方面的开山之作，也是整个东半球较早出现的文学史类专著。

郑振铎首次把东西方文学史平等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明确地摒弃了一般西方学者所持的“西方中心论”，而对东方国家（地区、民族）的优秀文学遗产（尤其是中国的古代文学的伟大成绩）表现了同样的尊重和推崇。

《文学大纲》不仅涉及文学，还兼及史学、古籍、文字、绘画等诸多领域；所述上起人类开化史之初叶，下迄20世纪前期中国新文学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涉及古今中外诸多作家诗人和名篇名作。

2、《俄国文学史略》内容简介：俄国的文学，和先进的英国、德国及法国及其他各国的文学比较起来，确是一个很年轻的后进；然而她的精神却是非常老成，她的内容却是非常丰实。她的全部的繁盛的历史至今仅有一世纪，而其光芒却在天空炫耀着，几欲掩蔽一切同时代的文学之星，而使之黯然无光。

郑振铎倡导对外国文学的学习与研究，又以自己的相应的研究成果，在方法论等方面为同时代的人们初步地成功地构建了某种学术范式。且以那本《俄国文学史略》为例，从由郑振铎编纂的前十三章的内容看，可谓在中国首次完整系统地勾勒了俄国文学发展史的基本线索，或者说是对俄国文学发展史的基本风貌作了鸟瞰式的把握。

3、《中国俗文学史》是20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本图书，作者是郑振铎。本书是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专著。

《中国俗文学史》是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专著。有学者认为该书可以与王国维《宋元戏曲考》、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互为补充，鼎足为三，珠联璧合，均为研究中国文学史必读的基本典籍。

作者认为，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该书上起先秦，下迄清末，对中国历代歌谣、民歌、变文、杂剧词、鼓子词、诸宫调、散曲、宝卷、弹词、子弟书等等民间文学作了系统的梳理，从大体说来，确是关于中国俗文学的非常完善的本子，尤其是许多参考书，是为平常所不易搜求的。

4、《中国版画史图录》是2012年中国书店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郑振铎。本书收录了上千幅图叙述了中国版画的发展历史。

我国版画之兴起，远在世界诸国之先。欧洲之版画，为德荷二国所创，始施于博戏之纸牌上，并以刻印圣经图像，时约在公历一千四百年左右（当我国永乐初）。日本之浮世绘版昼则盛于江户时代（当我国万历至同治间）。

独我国则于晚唐已见流行。迄万历、崇祯之际而光芒万丈。歙人黄、刘诸氏所刊，流丽工致，极见意匠。十竹斋所刊昼谱、笺谱则纤妙精雅，旷古无伦，实臻彩色版画最精至美之境。其时欧西木刻昼固犹在萌芽也。世人唯知有《芥子园画谱》。

5、《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是由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一本书籍，作者郑振铎。全书分为古代、中世、近代三卷，自古代文学鸟瞰至近代阮大铖与李玉，共六十四章，第章分若干小节。所收材料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同时期其他书所未论及的，如变文、戏文、诸宫调、散曲、民歌以及宝卷、弹词、鼓词等。

另外，本书还首次附入插图。在书的论述中，着重于第一个文学运动或某一种文体以及能代表那一时代的重要作家。

——郑振铎

新华网——中华文化遗产保护先驱郑振铎铜像在国图揭幕

五代史中的冯道，是一位相当离奇的人物。他历事四朝，三入中书。不管主子是沙陀人、西夷人或汉人，也不管他们是创业或守成之主，他都能够怡然作首相，左右如意。他也能出使契丹，与“戎王”论道而使之心折。冯道所作《长乐老自叙》，一篇简短的自传，内中列举他的官衔，倒占满一面。他被封公爵五次。既为鲁国公，也被封为梁国公、燕国公、秦国公和齐国公。可是保全原始史料的人都一致承认冯道并非因谀见宠，而他在朝野生活之中，先已造成了一种贤良的名誉。《旧五代史》说他“在相位二十余年，以持镇俗为己任”。《新五代史》也说“道既卒，时人皆共称之，以谓与孔子同寿，其喜为这称誉如此”。而且新旧两史一致认为契丹之没有夷灭中国人，冯道之力为多。这故事赋予我们一种印象：传统历史家以“褒贬”为己任。也就是认为盈天地的事迹都可以用同一道德的尺度衡量。可是在其窄狭的历史观里也终产生例外之情事有如冯道者。今日我们企图放宽历史的眼界，更应当避免随便作道德的评议。因为道德是真理最后的环节，人世间最高的权威，一经提出，就再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只好就此结束。传统历史家忽视技术因素的重要，也不能体会历史在长时间上之合理性，这都是引用道德解释历史，操切过急将牵引的事实过于简化所造成的。公元907年唐朝最后的一位君主昭宣帝李祝禅位于朱温，自此展开了梁、唐、晋、汉、周的五个短朝代，到960年赵匡胤在陈桥驿被军士推戴，成为日后的宋太祖，当中只有五十四年，这期间在历史上则称为“五代十国”。现有的历史纲要，大部分没有叙述到故事的重点。新刊行的研究文字，则又过于繁碎。都不是一般读者亟于领略又能掌握的资料。我们应当先看清：在悠久的中国历史里，五十四年不为过长。况且五代十国上接李唐下承赵宋，彼此都是连亘约三百年的大帝国，可见中国社会在这过程中虽经颠簸，并没有完全垮台；并且这五十四年内，尚可能产生若干积极的因素，这样才能让自北魏拓跋氏所创的“第二帝国”继续在历史进程中迈进。五床十国之产生，由于唐朝的衰亡。但是李唐王朝之崩溃，并非由于社会之退化，而是由于社会之进化。一到八世纪，全国人文因素愈趋繁复，各地区的进展层次却又参差不齐，其整个的毛病是一般情况与唐初行政设计的扁平组织发生距离。两税制一行，各地区又自行斟酌处理其财政，其数目字既加不拢来，于是文官组织之各种事务都能按品位职级互相交换互相策应的原则都行不通。政府的措施也难得公平合理，于是朝臣分为党派，皇帝则无可奈何，只好挪用一笔公款组织禁军信任宦官。一到内忧外患加剧，其分化的情势也更明显。朱温经唐朝赐名朱全忠，他后来又改名朱晃，是从黄巢阵容里降唐的将领，他究竟是狼子野心，老早蓄意篡唐，或事到临头，不得不如此，已无关宏旨。即使他是否如有些历史家所说“自为天子执辔，且泣且行，行十余里”（有些人则说他不过策马先行替天子开道），又是否全部矫饰，也与今人关系至微。这时他的目标则是重组一个统一的大帝国，于是让自己被封为梁王，以掌握开封一带的南北孔道。又诛宦官，强迫昭宗李敏迁都洛阳，以逼近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中原物资。904年他更取得诸道兵马元帅的位置。昭宣帝任命他总判盐铁度支户部三司的事务则辞不就。但是至此他取唐而代之的企图已无法包瞒也无从遏止。因为传统的中国政治就不容在皇帝之外再产生一个如此大权独揽的独裁者。这时候唯一能与朱温对抗的为李克用，他是沙陀人，他的父亲朱邪赤心因勤王赐姓李。在收复长安的军事行动中，李克用建功不在朱温之下。兹后他以晋王的地位，取得太原以北的地盘（河东）作为沙陀骑兵的根据地。五代十国期间，这由太原与开封间造成一项敌对之轴心的情势未曾中断。即使昔日之战友，如今分处两地即为世仇。继朱梁之后李存勖（李克用子）之唐，石敬瑭之晋，刘知远之汉，和郭威之周，其创始人都先后出自李克用的军事系统，虽然在血缘上说，他们和他们的继承人属于几个不同的民族。实际上五代不过是五个希望成为正规的朝代，且一直在北方。除了极短的时间之外，都定都于开封（汴）。十国则系这五代统御不及的王国，也有前后重叠的情事，大都在南方，也是五代政府鞭长莫及时一般草莽英雄割地据土的产物。唯一的例外则系梁唐晋汉周之周在开封成立时，刘知远之弟也仍在太原称帝，国号也为汉，历史家则称之为“北汉”，算作十国之一。唐朝的二百六十八个州，五代所谓中央政府所控制的不及半数。当太原与开封展开斗争的时候，有一种侧面的发展，在历史上留下深远的影响。此即是公元936年石敬瑭在太原与开封作战的时候向契丹乞援。后者的耶律德光和他见面之后石敬瑭承认割幽燕十六州予契丹，这十六州包括今日河北的北端，北京也在内，又及于察哈尔的一部和山西省雁门关以北。并石敬瑭称耶律德光为父，每年又进奉绢三十万匹。传统历史家都以为让异族割据长城以南的地带，又称臣纳款，造成历史上至大错误。迄后中国不知费了多少力气，也收不回幽燕十六州。直到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令大将军徐达北伐，才算还我河山，至此距石敬瑭的割让已四百三十年。然则事实却并不如此简单。契丹发源于东北之辽宁吉林，中国古籍称他们为“东胡”，实际则属于蒙古语系。他们在隋朝即见诸典籍，在七世纪武则天时代即已蹂躏河北。唐朝末年，他们的首领阿保机（生于公元872年），开始引用汉人，建造城郭，奠定了农业基础，又创造文字，开盐铁之利。在朱温称帝的同年（907年）称帝，虽说还要待四十年后才正式立国为辽，但此时已有适当的典章制度和南朝抗衡。同时我们还要看清：当日华北沿长城一带是一个汉人的多数民族的农业社会与少数民族游牧社会互为出入的地区，终唐之世没有一方取得绝对优势。《新唐书》的“北狄传”还说最后的一个庐龙节度使刘仁恭，曾和契丹订约，以牧地换战马。而且936年之前，契丹之侵略山西北部也见诸形迹。所以这一套的发展，并不完全由于石敬瑭之开门揖盗，契丹立国后进出华北，已是迟早间事，只是阿保机和耶律德光父子利用中国国内的间隙作拓土的根据手腕灵活而已。从长时间远距离的观点看来，则是中国的政治中心由长安东移，其国防重点也同时东移，以后不仅契丹之辽，而且女真之金、满州之清都发源于东北，即蒙古部落发迹的克鲁伦河也仍是正北偏东。这中间的一段没有被人注意的发展则是当日河东地区的沙陀势力虽有分化作用，可是经过五代十国的阶段，已渐为次要，以后北宋之征北汉，并不费力。而侧面的契丹问题，则又成为主要。同时宋朝对付这种问题，开始采取一种竞争性的体制。敌方既已成为一个死对头，则不能再以蛮夷戎狄的名义一味轻视，这种态度为汉唐之大帝国之所无，也不是兹后明清两朝所能承袭。按其实则一个国家和一社会采取军事体制，即已经不期而然的采取了竞争性的态度。中国之如此，也不始自北宋，也不始自五代，而是在唐末藩镇跋扈的时候，已具其端倪。当时各节度使，割地自守，都在他们掌管的城市里，创设“牙军”。牙军原系衙内之军，不过是节度使的随身卫队。便是一经各藩镇提倡变成掌管者的亲军，如田承嗣在魏博时，“重加税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之间，其众十万，仍选其魁伟强力者万人。以自卫，谓之衙兵”。其他各地不一定能进展到这程度，但是牙军，成为优秀部队，有特殊的饷项给养。内中的将校，又成为节度使的“假子”和“养子”，不仅职位世袭，而且队伍一扩充时，他们就升任高级指挥官。其他的“外军”和“团练”，则作为第二线和第三线的军备。这样造成一个全国皆兵的姿态。藩镇的军事力量也由所在之镇辐射而达于全道，要不是完全代替了州县的文官组织，至少也构成一种平行的机构，干预或独断民政。这些藩镇内的节度使对于“长史属官任情补署”，则其经理税收，已无一定的法则。不过照现存的史料看来，他们并没有全部创设制度，而是按“两税”的原则大规模的扩充修正。田赋则一般的提高，房屋也有地产税，盐樊专利惩罚严峻，酒醋官卖，及于曲蘖，货物的进出则在各地设有转口税，通常由军人掌握，即所谓“部曲主场院”。唐制节度使和副使各有判官之外，各道另有“军事判官”，这时候各牙军也有“押牙”，掌管经理与后勤。这些人员于是利用军事组织，造成财政税收的系统。五代时承袭这种体制，一般将税收增加到最高限度，为传统中国历史所无，经过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指出，也见于各地方志的记载（有如1566年的徽州府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只是因为藩镇官员一般世袭，他们与所割据的地方，有同的利害关系，他们也能够窥测到财源的所在，双能负责作主，不致因征敛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为官僚制度一切由中央遥制只顾系统之完整，漠视各处实情之所不及。五代对这种军事财政体制，一方面给予承认，一方面也在逐渐加强中央的管制。唐朝的中叶以后，常备兵以名称作番号，有如“威武军”、“长兴军”。五代时因袭这种办法，节度使所管辖者为军，也各有指定的防区。于是全国构成几十个军管区。《五代会要》列举三十六个州改隶于各军节度使的经过，证实其整个组织，实系一个庞大的军政府。而枢密使的设置，则表示着中央集权的趋向。枢密使原为小官，在唐朝以宦官典禁军的时代设置。五代时枢密使则显然的成为一个直接报告于皇帝的军政部长，不受宰相的统御。与之相对的则是三司使。“三司”为盐铁、户部和度支。一般说来盐铁所管为新型商业收入，户部则掌握传统的农业收入，度支则管辖交通和物品的转运。把这些职责归并于一个掌握，也表现着中央政府财政集中，有策应其军事行动的准备。此外后唐于公元926年设官为“三川搜访图籍使”，958年后周派三十四人于诸州检定民租，更显得各地区各自为政的趋向已成过去。这一切措施对奠立宋朝的基础都有相当的贡献。传统的历史家对于五代十国没有多少好话可说。要不是“僭窃交兴，称号纷杂”，则是“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他们不知道在唐宋之间，不能没有这样的一重过渡时期，将军事与财政的管理权放在地方政府头上，使一切更趋紧凑和实际，然后再集中归并。否则就不能构成北宋这样一个带竞争性的体制去和北方少数民族用骑兵为骨干有农业为支援的新型外患周旋。况且军备和税收提高，交通与货币的使用活跃，是中古时代刺激经济成长的不二法门。“十国”在南方之“国”，经常在同一时期只有四个或五个。这样的疆域与面积也比较便于管理，而以发扬各地区经济的潜势力，则较统一的大帝国凡事都要着重均一雷同的办法有效得多。一般的情形，各国间经过初期分裂的争斗，开始承认及尊重邻国的现状。人质则经退回，各世家又约为婚姻，增进友谊，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又能互相通融周济。要不是因为北方的外患关系，这样的安排不见得比统一的大帝国为低劣。钱谬在浙江筑海塘兴水利。王审知在福建开甘棠港，提倡国际贸易。马殷在湖南种茶，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使茗茶行销于华中各地。又铸铅铁钱，以贱值的货币促进民间的商业。这种种作为也不是统一大帝国的官僚组织所能随意创制而能胜任愉快的。只是武人抬头，文士揠蹇。这五十四年不是大政治家建功立业的际会，甚至也不是忠臣烈士青史留名的机缘，所以在这非常时期，产生了一个冯道，他替一般人民请命，保存了传统统一政府行政的逻辑。一般的作史者，对付这样一位“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的“无才无德痴顽老子”，又不能随便褒贬，也只好把他当作一位例外的人物看待，让他去自命为“长乐老”了。

自古龙舟日竞渡，独有三溪夜赛航。这里的龙舟夜渡是我省独有的乡土风情。从村中穿过的南溪，每年端午节夜间灯光辉映，溪中龙舟竞发，两岸及桥上人潮如涌，热闹非凡。三溪以其山水交融、自然奇秀和历史悠久、人文荟萃，造就了文化品位较高的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潜力很大。历史文化名村管委会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山上的摩崖题刻不再被人开采，并在山坡溪畔植树绿化和防止溪流遭受污染。已经疏浚南北双溪河道，游客可以划龙舟从水上进入景区游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