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达拉宫（藏文：པོ་ཏ་ལ），坐落于中国西藏自治区的首府拉萨市区西北玛布日山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集宫殿、城堡和寺院于一体的宏伟建筑，也是西藏最庞大、最完整的古代宫堡建筑群。

布达拉宫依山垒砌，群楼重叠，是藏式古建筑的杰出代表（据说源于桑珠孜宗堡），中华民族古建筑的精华之作，是第五套人民币50元纸币背面的风景图案。

主体建筑分为白宫和红宫两部分。宫殿高200余米，外观13层，内为9层。布达拉宫前辟有布达拉宫广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城市广场。

布达拉宫最初为吐蕃王朝赞普松赞干布为迎娶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而兴建。布达拉宫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圣地，每年至此的朝圣者及旅游观光客不计其数。

2013年1月，国家旅游局又列其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2018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3月15日，布达拉宫实行免费参观。

扩展资料

自2019年起，中国官方将实施为期10年的布达拉宫文物(古籍文献)保护利用工程，这也是迄今为止布达拉宫最大规模的文物(古籍文献)保护工作。

此次布达拉宫古籍文献保护与利用工程整体实施方案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承担，项目主要分为：古籍文献可预防性保护、抢救性保护修复、数字化保护、展示利用四个部分，该工程将累计投入专项资金3亿元人民币。

据悉，布达拉宫馆藏文物丰富，包含各类古籍文献，总量达10万余件。目前布达拉宫宫藏在册的汉、藏、满、蒙、梵等多文种珍贵古籍文献近4万函。

上世纪90年代，布达拉宫文物建档工作基础较为薄弱，仅对文物进行了目录、名称登记，缺乏完整、规范的详细档案，给文物普查以及科研工作带来不便。

-布达拉宫

人民网-中国官方启动最大规模布达拉宫古籍文献保护工作

第49 集：敦煌

公元1006年，这座戈壁上的城市再次被恐怖所笼罩，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阗王国之后，可能继续向东推进。消息传来，饱受战争劫难的三界寺里的僧人们，意识到又一次大难将至，他们出门逃难。就在逃难之前，他们把所有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全都藏进了这个小小的洞窟中，然后用泥壁封好，绘上壁画，一切显得了无痕迹。三十年过去了，信奉佛教的西夏王朝，最终占领了这座城市。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次出门逃难的僧人们再也没有回去，这个藏有经卷文书的神秘洞窟至此变成了尘封千年的秘密。

九百多年过去了，1900年初夏的一天，一个来自湖北的普通老道士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当洞窟中的这些文物宝藏重见天日，丝绸之路上这座几乎被遗忘的历史文化名城，终于告别了千年的沉寂，重新获得了世界的瞩目，它曾经的辉煌，依然渐渐变得清晰而鲜活起来。

“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史记·大宛传》中这段文字，是敦煌这个地名的最早记载。后人解释敦煌的意思，敦，大也，煌，盛也。战国时代，强大的月氏吞并了羌人，秦朝末年，他们又驱走当地的乌孙人，从此，月氏人成为敦煌与河西地区的主人。然而，没有永远的强者，公元前209年，崛起的匈奴击败月氏，成为这里的新主人，并不断侵犯汉朝边境。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欲联络大月氏合击匈奴，但此时的月氏人乐不思蜀，张骞只好空手而返，张骞却有意外的收获，他将就这次长达13年的出的使见闻，向汉武帝递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成为汉武帝随后用兵西域，和打通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

郑炳林：当时汉武帝打匈奴，就是匈奴与羌人结合以后呢，把河西走廊占领以后呢，汉朝政府在与世界接触的这个窗口路线整个堵掉，他没办法，他要跟世界接触，必须把这个匈奴和羌人对他的围堵形成的包围要打破。

公元前121年，雄大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骠骑大将军霍去病率领一支远征军西出河西，结果，霍去病击败匈奴，从此，河西纳入汉朝版图。为确保敦煌与河西地区的长治久安，公元前111年，西汉王朝在河西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进行行政管辖，并大规模移民屯田，敦煌逐渐繁荣起来，从此，有文字记载的敦煌历史正式开始，中西交通的陆路国际通道丝绸之路也得以开通。

郑炳林：敦煌在这个路线上，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就是你出去不论到哪条线，出了敦煌以后，都得走将近1500里路，因此在敦煌出关的时候，必须经过行资的准备。经过一个月回到敦煌，也得休息，那么就在敦煌地区，这个商业城市就这么形成了，所以敦煌城市的形成。即带着军事性质，又带着商业性质。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军阀混战，虽然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但很快就是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接着西晋灭亡，晋室南迁，中原进入十六国时期。敦煌也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北凉、西凉等五个政权，与战乱频仍的中原地区相比，敦煌社会的总体形势比较稳定，经济持续发展。随着大批中原大族与士人的迁入，文化也逐渐繁荣起来。

儒家经典在在敦煌广为流传，一些大儒如张奂、宋纤、索袭、敦禹、阚裀、刘昞等纷纷隐居于此，聚徒讲学。其中刘昞一生著述甚丰，撰有《略记》八十四卷，《敦煌实录》20卷。张奂之子张芝为著名书法家，擅长草书，被誉为“草圣”，为后来王羲之等书法家开创书风起了先导作用，敦煌已经成为一个人文荟萃之地。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拥有文人和文化的城市，才算是一座真正有内涵的城市，经过四百年积淀，文化敦煌终于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此时的敦煌，仍让人觉得还缺少一样东西。

于是，佛教来了，这正是敦煌一直在默默等待的。大约从公元前260年开始，佛经由天竺僧人带入西域，西域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是当时佛法最兴盛的地区。敦煌是佛教传入中原的第一站，佛教传入之初，敦煌就出了不少著名的高僧。魏正始年间（240—249），月氏人竺法护在敦煌出家。晋武帝时，他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带回许多佛经，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翻译、传播。因竺法护世居敦煌，人们便称他为“敦煌菩萨”。竺法护的弟子竺法乘也是一带高僧，在敦煌一带的影响甚至超过他的师父。

这是敦煌特有的一种佛教祈福仪式，每年春天，敦煌城里的僧人要在城东这座建于公元386年的白马塔前，举行一场法式活动，为的是纪念著名高僧鸠摩罗什的心爱坐骑驼经白马。

十六国时期，龟兹高僧鸠摩罗什来到中原传授佛学。他骑一匹名叫“天骝”的白马向东而行，行至敦煌，白马突然病倒。相传白马临终之前，当晚托梦于鸠摩罗什，说现已入关，前面就是阳关大道，敦煌是自己的超脱生死之地，今后再也不能陪伴他继续前行，并叮嘱鸠摩罗什一路珍重。说毕，化成一片彩霞升天而去。为了纪念一路与他相依为命的白马，鸠摩罗什化缘建造了这座白马塔。一千多年来，白马塔巍然屹立，成为这座古城悠久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

在十六国时期，由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提倡，中原地区佛教愈加兴盛，越来越多的西域高僧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中原弘扬佛法，敦煌依然是他们进入中原的第一站。敦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此前几百年的准备仿佛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

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僔的高僧西行来到敦煌，在城东南鸣沙山东麓，眼前忽然一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在金光之中，依稀有千佛化现而出。乐僔坚信这里就是自己寻找的佛国圣地，于是决心留在这里修行，并在三危山上开凿了第一个禅窟。这件事远近传扬，虔诚的善男信女纷纷来到这里朝拜。许多年后，法良禅师从东方来到敦煌，又在旁边开凿了另一个石窟。从此，香火更旺，信佛的人更多，石窟越开越多。于是高僧大德、王公贵族、普通市民各色人等，不论高低贵贱，男女老少，都在三危山上争相开凿大大小小的石窟。他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做着不同的功德，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中积蓄着智慧的结晶，酝酿着博大的佛教文化。

道证：抄写经卷有功德，挖掘开凿洞窟，能够消除我们的烦恼，这本来在经典上面就有记载，这些行为能够增加我们的福慧，这个过程首先就是一个修行的方法。

每天，莫高窟回荡着钟鼓铃铎的清响，成群结队的善男信女身穿华美的服装，手里拿着香炉、花束或者乐器，嘴里念诵着佛号，从一个洞窟到另一个洞窟，顶礼膜拜，喃喃许愿，每一个洞窟里香烟缭绕，每一坐佛像前点着长明灯。

隋朝虽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但在敦煌佛教传播史上，可以大书特书。因为在短短三十七年中，莫高窟竟留下了94个石窟，平均每年完成两个半以上，有些洞窟规模宏大，绝非一两年可以完成。

雷闻：敦煌的佛教在隋代获得巨大发展，其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整个大的背景，隋代的两代皇帝，就是隋文帝和隋炀帝特别崇佛，这样整个社会上弥漫着一个崇佛的风气。另外一个就是具体敦煌这个地方，它是地处边陲，另外，它是地处中西商路的要道，所以往来的客商其实在一路上并不平安，也面临着很多危险，有人为的，有自然的。所以他们也是需要，到了敦煌以后，祈求佛的保佑。

敦煌城外，漫漫丝绸路，茫茫无人区。敦煌既是起点，同时又是终点。商人行旅由此往西，通过阳关和玉门关就是茫茫戈壁和无尽沙漠。只有两样东西才可能支撑旅人们踏上这条险象环生，甚至完全可能有去无回的险路，那就是：金钱和信仰。敦煌，既是中西商贸的中心，又成为佛教的圣地，其原因正在这里。

公元633年，敦煌正式更名为沙州，随着盛唐的到来，敦煌迎来最为辉煌的时代。大唐王朝如日中天，威加海内，唐太宗被西域各族尊称为天可汗。为控扼西域，保护商路，唐王朝在安西都护府下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史称安西四镇。

郝春文：在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四镇设立之前，一旦西域被少数民族政权控制，敦煌就变成边缘前线了，现在有了安西四镇和安西都护府，这样敦煌就变成了后方了，所以在唐前期，安西都护府存在的时期，敦煌它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据唐人杜佑的《通典》记载，天宝年间，敦煌有人口6395户，32234人，茫茫戈壁滩上的敦煌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唐代近三百年间，人们在莫高窟开窟279个，为历朝历代最多，至此，三危山莫高窟南区崖面上，大小石窟群密如蜂窝，已很难再找到开窟之所。这里，终于成为拥有一千多个石窟的佛教圣地，故又称千佛洞。莫高窟现存洞窟870余个，其中保存较好的492个洞窟内，共存壁画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彩塑2415身，规模宏大的莫高窟不仅蕴藏着丰富的艺术珍品，而且包含了中古中国，以及西域的传统文化艺术。由于其壁画及彩塑艺术的宏富辉煌和内容博大精深，因此得到世界艺术画廊、墙壁上的博物馆，实际艺术宝库等称誉。

赵声良：汉唐是中国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了，那么，唐代的东西在哪找，在内地已经没有了，就在敦煌。所以敦煌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代表中国美术史一个重要的方面。

172窟是盛唐时期经变画中杰出的代表作品，这个洞窟南北两壁的主要内容是《观无量寿经变》，北壁经变画中以西方净土为主，以佛为中心，这是三维复原后效果，四周绘有场面宏大的寺院建筑群，它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形体俊美，庄重大方，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舒展而不张扬。宏伟壮观的楼台亭阁，耸立在碧波荡漾的七宝莲池中，这是唐代壁画中表现建筑群的典型代表作。

赵声良：顺便说一句，这个壁画不光是建筑画的好，人物也画的非常好，那个佛和菩萨画的非常精彩，尤其是前面那些供养菩萨，小的菩萨，各种各样的姿态，有的人好像在沉思的状态，有的人好像在听佛说法，一种喜悦的状态，有的人好像在动作想去看看跳舞的状态，每个人都画得非常生动，它把一个佛国世界展示得非常美妙。天上还有飞天，飞来飞去，这个时候你看那个飞天化的很小，远远地看着，好像从建筑后面就飞过来了，在亭台楼阁的背后，我们还发现，从那个房子后面还发现有一点点山水景色，这样的话，它就有深度了，这是一个很真实的空间。这幅画当中有气、有气势，然后画一个人是有精神神韵，这才是一个艺术追求的一个最终的目标。而不是说它那个细微的地方是不是很像，中国画历来讲究追求，就是艺术真实。

第96窟始建于延载二年（695），主尊为倚坐弥勒大佛，高达355米，据说莫高窟第一坐佛也是依照武则天的形象而塑造。在窟中，抬头欣赏这尊弥勒大佛的丰姿时，许多人都会想起那位以弥勒自居，在许多方面做出辉煌成就的一代女皇武则天。第130窟还有一尊高达27米的“南大像”，走进这个深深的洞窟，仰视这尊雄浑饱满、雍容庄重的弥勒大像，让人感受到来自盛唐穿越千载的那种自信而从容的时代精神：盛唐气象。

赵声良：其实我们要想，古代人的信佛，他进到里面他要拜佛，他是处在一个比较矮的位置，仰起头看这个佛像，那个时候感觉这个佛，那个眼睛往下视，那种慈悲的感觉，你受到关爱这样一种感觉。所以现在我们欣赏敦煌艺术，还是应该想，还是应该体验，体会那个宗教的情怀。如果没哟宗教情怀的话，我们很难体会敦煌最美的地方。

在隋唐的三百多年间，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彩塑，在华夏大地上，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大智大慧的佛法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相遇后，逐渐实现了自己的完美蜕变。

杜永卫在莫高窟从事临摹复制彩塑造像已有二十多年，他一直在潜心研究失传的敦煌彩塑技艺，一百多年，许多艺术家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彩塑，他们都在试图破解盛唐时代彩塑技艺的密码。敦煌目前尚存彩塑三千多身，这些彩塑经千年不裂，历千年色彩鲜艳，技艺之精，为世界所罕见。在杜永卫看来，他的方法和理念更接近于古人。

杜永卫：古人他们就利用这个矿物质颜料，都是来自于这种自然的这种天然颜料，他结合得是那么天人合一，那么自然，做像的时候他们就怀着一种虔诚，一种敬畏，一种慈悲，这种心理去做，他才能做出好的佛像来。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河西防御空虚，吐蕃趁机出兵占领凉州，之后甘、肃二州相继沦陷。公元786年，敦煌为吐蕃政权所占领，吐蕃遵守勿徙他境的盟约，敦煌避免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失。吐蕃当时的赞普是赤松德赞，他大力弘扬佛法，敦煌正是他所要保护的一座佛教圣城。他在敦煌继续开窟建寺，使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

158窟是开凿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一个典型洞窟，在佛坛之上，一座长达156米的涅槃佛像静静地躺在那里。“涅槃”是指灵魂脱离肉体，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教最高境界。这尊佛右胁而卧，神态安详，唇含笑意，没有世人临终的苦痛，表现了“寂灭为乐”的涅槃世界。

与此涅槃像相呼应，洞窟南、西、北壁的壁画描绘的是弟子与世俗人物的举哀图，表现了他们得知佛陀入灭后极度悲恸的场景。引人瞩目的是，在北壁各国王子举哀图中，就有吐蕃赞普的形象，他的旁边，则是一位汉装的帝王像。在他们身边，还有13位中亚或西域的国王，采取了割耳剺面、刺心剖腹等惨烈的哀悼方式。

但吐蕃奴隶主统治的主旋律，终归野蛮残暴，敦煌人民为此忍受了近70年苦难。于是，公元848年，敦煌人张议潮带领人民揭竿而起，赶走吐蕃奴隶主，收复瓜州、沙州等地，赶走吐蕃后，张议潮多次派人赴长安联络，渴望重新回到中原政权的怀抱。从画面可看出，当时敦煌及河西各族人民欢庆光复的盛况。敦煌虽然再度回到了唐朝的怀抱，但此时的唐王朝却已经走向衰落，这昭示着敦煌接下来的坎坷命运。

公元1006年，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阗王国之后，继续向西推进，消息很快传到敦煌。三界寺中一群惶恐不安的和尚，将花费多年心血积累下来的大量经卷、文书和绢画藏进了那个神秘的洞窟。这就是我们本集开头所看到的那一幕。外面的世界从不停止喧嚣，唯有那个幽暗洞穴里的经卷文物，在岁月的长河里冬眠不醒。

公元1036年，西夏占领瓜、沙二州，沙州（敦煌）自此归西夏政权统治前后长达191年，这是敦煌自建立郡县以来，由少数民族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

1524至1714年的近二百年间，敦煌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先后被吐鲁番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使敦煌绵延千年的汉唐文化传统因失去传承而销声匿迹，流行一千多年的佛教绝迹，被佛教徒视为圣地的莫高窟，不断遭到人为破坏，昔日繁荣的莫高窟变得满目疮痍。

明王朝西部边陲是肃州以西70里外的嘉峪关，敦煌被弃至关外，从此失去屏蔽河西的重要作用，而联络古丝绸之路的交通干线，也不再经过敦煌，而该走嘉峪关直通哈密之路，交通枢纽地位的丧失，使敦煌从此失去了它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1715年，康熙派军队大举西征，收复敦煌。之后大量移民至敦煌屯田，社会经济开始恢复，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得以重现。清雍正元年（1723），“复立沙州所，三年，旋升所为卫”。从此，清王朝恢复了对敦煌的统治。清政府广移民，修县城，兴文教，敦煌政治经济文化从此得到重建与发展，佛教开始复兴。但汉唐时代的文化辉煌一去不返，敦煌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的命运。就在清王朝走向穷途末路之时，丝绸之路已成为历史，敦煌也逐渐为人们所遗忘。但时间的脚步不会为敦煌的衰败而停止。

公元1900年初夏，敦煌天气渐热，莫高窟里却仍旧荒凉破败得让人揪心。这位来自湖北的莫高窟看守人——道士王圆箓开始忙碌起来。农历5月26日这天，王道士清沙工作进行到第16窟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正是这次偶然的发现，将沉睡将近九百年的一批长眠者唤醒过来。

这就是今天编号为第17窟的藏经洞，藏经洞里有从公元4世纪末到11世纪初的各种历史文献与文书，数量总计五万多卷，其中百分之九十为佛教典籍，但也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道教典籍、官方与私人文书、档案、以及曲谱、舞谱等，在文字上，除了主体的汉文部分之外，数量最多的是古藏文文献，其次是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以及少量的梵文文献。一批价值连城，非常罕见的珍贵文物，如堪称国宝的绢画，麻布画、木版画，经文、佛像等珍贵文物，满满地堆积在这个见方3米的洞窟里。

沙武田：我们知道正史，二十五史，那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那是政治史，但是，藏经洞，记载的那就是老百姓的历史，这是非常珍贵，为什么敦煌资料这么珍贵，就是因为它这样的第一信、第一手原始资料，还有一个，它记载正史里面的所不计的一些内容。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珍藏的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部分遗书中，有大量的敦煌手抄经卷。李际宁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研究员，今天，他为我们打开了一幅一千多年前珍贵的手写经卷。

李际宁：这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南北朝北魏延昌二年写的，写着延昌二年四月十七日敦煌镇，管经生令狐礼太抄写的，当时由官方聘用的一些写经生，专门来抄书，在那个时期抄的经，我们可以看到，带有很强的浓郁的隶书风格，那么我们现在在敦煌遗书里见到了大量的、这样失传的典籍。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初，这批刚出土的珍贵的文物和文化遗产，随即遭到西方列强的疯狂劫掠。公元1907年5月，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在莫高窟见到了王道士，他自称大唐高僧玄奘的忠实信徒，沿着他的足迹前来朝拜。头脑简单的王道士深为感动，同意将文书和经卷以极低的价钱卖给他，16个月之后，装满写本的24口箱子及五个装满绢、纸绘画艺术品的箱子，在夕阳的余晖下被运离了敦煌。

随后到来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夜以继日地把剩下的所有写本都翻检了一遍，最后仅花五百两银子，就骗走了极具价值的七千多件藏经洞经卷文书和古画。美国人华尔纳、俄国人奥登堡、日本大谷光瑞闻风而至，他们或揭走壁画，或掠走文物。敦煌藏经洞所拥有的五万多卷价值连城的文物，经过西方列强的一再盗劫，劫余的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

一番劫掠之后，敦煌藏经洞的文物散落于世界十多个国家。有人这样说：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秘，藏于中国者最散乱。

目前大约有16000多件敦煌遗书主要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这其实这是冰山一角。

李际宁：这件金刚经是武则天仪凤元年，为她父母祈福抄写的，所以用上好的纸张，著名的书手，这件宫廷抄写的金刚经，这纸非常的细腻，我们在这个高倍放大镜底下看这个纸张，这个纤维打的非常地细，表明处理得非常光滑。

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了世界，从此，国际上多了一门显学：敦煌学。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以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在法国、英国、俄罗斯、美国及日本的学者，对敦煌文献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一百年来，中国同样涌现出许多敦煌学研究者，他们怀着民族文化与文物被劫掠的耻辱感与愤激情怀，对敦煌的历史文化进行潜心研究，取得了一批又一批让世界瞩目的研究成果。

柴剑虹：敦煌学的形成造就了一大批热爱敦煌文化，热爱我们文化遗产的这么一大批人，自觉地、有牺牲精神地去保护莫高窟，保护敦煌这些文化瑰宝，我们最典型的就像常书鸿先生，守在莫高窟，去保护莫高窟，一干就是几十年，还有一代一代的敦煌人，以常书鸿为代表的，后来由段文杰院长，现在有范锦诗院长。所以，我认为他们的一种精神就是热爱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献身文化传承的事业，这点对我们今天是非常重要的。

郝春文：我们经过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努力，我们已经改变了，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这个面貌已经彻底改变了，现在我们的口号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在世界。

虽然敦煌藏经洞多数文物流失国外，但敦煌在中国，敦煌历史文化的根在中国。三危山上的莫高窟已静立一千多年，它脚下的大泉早已干涸，再也照不出伟大佛教艺术的溢彩流光。然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所蕴涵的文化宝藏，都在记录着我们沧桑而辉煌的历史，记录着我们祖先无穷的智慧和伟大的信仰。

敦煌文化的高峰已经不再，汉唐时代的辉煌不会重现，但敦煌的历史还要写下去，对于中华儿女来说，继承它博大的精神内涵最为重要，敦煌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敦煌是我们的文化血脉，敦煌就是我们自己。

　　　史书中关于象雄文明的记载　古格王国遗址所在的西藏阿里高原,位于青藏高原的最西端,其西、南两面与印度交界,西北端与克什米尔相毗邻,北面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接壤,几乎三面环山,处于亚洲大陆干燥的高原地带,平均海拔高度达到4000米。在这片土地上,早于古格王国文明存在的是更为古老的象雄文明。

古代象雄在汉文典籍中有的称为“羊同”。唐代著名史籍《通典》对羊同的记载中说:羊同有大、小羊同之分,其中的大羊同北面与中亚的于阗相接,面积东西可达千余里,拥有八九万兵力,羊同人的发式为辫发,身穿毛毡织成的长裘,以畜牧为业,这个地方多有风雪,地上的积冰可厚达一丈有余,所出的物产与吐蕃相同,没有文字典籍,只会采用刻木记事与结绳记事的方法,但是刑法却十分岢峻。

按照《通典》作者的看法,大羊同的东面是吐蕃,它的西面是小羊同,其它的一些汉文典籍如《册府元龟》、《唐会要》、《唐书》、《太平寰宇记》等史书,对于羊同的地理位置的记载也与《通典》大体上相同。唐人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记载有“杨同”，与“羊同”属于同音异写,所记载的风俗物产也基本相同:“又迦什弥罗国东北隔山十五日程,即是大勃律国、杨同国、娑播慈国,此三国并属吐蕃所管,衣着言音人风并别,着衣裘毡衫靴裤等也,地狭小,山川极险”。

也有的汉文典籍称象雄为“女国”。如唐初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四“婆罗吸摩补罗国”条下记载云,在此国的北境大雪山中,有一个名为“苏伐剌瞿旦罗”的国家,因为出产上好的黄金,唐人也称它为“金氏”。这个国家的地理特点是东西长而南北狭,世世代代由女人执掌国政,所以又号称“女国”。有时虽然也让男人为王,但他们却不知朝政,只知道征战与种田。这里的土地宜于种麦,畜养有许多牛马,气候寒烈,人们的性格也十分暴燥。唐玄奘认为它的地理位置是“东接吐蕃国,北接于阗国,西接三波坷国”。

藏文史书中称象雄为Zhang

Zhung。在西藏古代历史上,象雄疆域辽阔,国力强盛。藏文史书《贤者喜宴》记载说早在西藏“十二小邦”时代,象雄就是其中的一个小邦,其时国王名为黎纳许,大臣名为玛及热桑。吐蕃时代出土的敦煌古藏文文书中,记载说象雄阿尔巴之王为李聂秀,他有两个著名的大臣，一名“琼堡若桑杰”,一名“东弄木玛孜”。此外,汉文史书《唐会要》卷99“大羊同国”也记载说大羊同有四大臣分掌国事,在唐贞观年间还曾遣使来唐帝国朝贡。

古老的象雄王国后来被强盛起来的吐蕃所灭。所留给后人的,是关于象雄文明的一个个历史的谜团。

据文献记载,象雄曾是西藏土著宗教本教的发源地,本教的祖师辛绕在这里创立了系统化的“雍仲本教”,象雄的本教大师据说在吐蕃止贡赞普时代还应邀到吐蕃内地“超荐凶煞”，他们法力无边,能修火神法,可骑在皮鼓上游行于空中;他们能够运用密法,用鸟截断铁器,显示各种各样的法术。据载象雄还有自己独立的文字体系,虽然至今还没有发现这种文字的原始形态究竟是什么样子。象雄不仅有发达的星象学,还有源远流长的医学,本教文献记载,象雄本教之祖辛绕的8个儿子当中,有一个儿子名叫栖布赤西(dpyab

bukhrishes),被认为是后来藏医的始祖,至今藏医的许多药名,如橄榄、苦参等,都是来源于象雄的词语。

然而,文献和传说中所述的这一切,至今还大多无法从考古材料上来加以确认。例如:什么是象雄文明的考古学标志它的人口、市容、民情风貌、生产方式、文化艺术、对外交流等等,究竟在考古学上的面貌如何都令考古学家们苦苦寻觅。可喜的是,近几年来,阿里高原的考古工作在国家文物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部门的领导之下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在追寻象雄文明的踪迹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2001年夏季,四川大学和西藏文物局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在阿里考古工作中调查发现了一处古老的城堡,为寻找象雄都城提供了新的线索。

古籍描述与饭田泰也的照片

象雄据称也曾建有过雄伟的国都。有一部后期的本教著作《世界地理概况》,曾用神话般的笔法,详细地描述了象雄当时的疆域与都城的情况:

象雄有里、中、外三部分,里象雄是在冈底斯山西面3个月路程之外的波斯至拉达克一带,这儿的甲巴聂查城中有座山,山上有自然形成的密尊形象。木里桑拉又在此建却巴城,他在城中修得密法,将人体大小的巨石定在空中,后来人们用土石垒了台基把巨石托住。这里有大小32个部落,后被外族占领。中象雄在冈底斯山西面一天路程之外,那里有詹巴南夸的修炼地穹隆银城,这是象雄国的都城,这片土地曾经为象雄18王统治。……外象雄是以穹保六峰山为中心的一块土地,也称松巴精雪,包括39个部落和北嘉25族。有穹保桑钦、巴尔仓等寺庙和修炼的岩洞。

当我头一次读到这种带有西藏史书传统色彩的记载时,它究竟是信史还是一种神话让人难以判断。但是,由于一封日本朋友的来信,却让我不得不重新认真地来审视这个古老记载的真实性了。

我的这位日本朋友名叫饭田泰也,他本人虽然不是一位学者,但他长期以来一直在尼泊尔、印度和西藏从事旅游业工作,精通藏语、英语,与中国和西方学术界许多研究西藏西部的学者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尤其对象雄文明的研究抱有着极大的个人兴趣,曾经发起组织过一个叫做“象雄文明研究会”的组织,我和他便是在拉萨的一次学者聚会中互相认识的。

在给我的这封来信中,他透露给我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一年前,他曾带领一个旅游团去过冈底斯山附近的一座本教寺院――古鲁甲寺,在寺院后山曾经发现过似乎是用土坯砖砌筑的人工建筑物的遗址,信中还附了一张他拍摄的照片。那时,正当中国的各种媒体将所谓“俄罗斯科学家在冈底斯发现一百多座金字塔”的消息炒得沸沸扬扬之时。他和我都在冈底斯山附近工作过多年,对这类虚构狂想我们俩只是置之一笑,不去理会。但是,他在信中却十分肯定地认为:他看到的这处人工建筑的遗迹,才有可能是真正的“金字塔式的建筑”。为了证明他的看法可信,不久他又寄给我一份西方旅游者所写的游记的复印件。这位旅游者在游记中记述了他在古鲁甲寺的一段神奇经历:“那天晚上,我在寺院里昏然入睡,梦中,我梦见一只大鹏鸟从空中盘旋而来,眼前闪耀着万道金光……,第二天早上,按照梦中的神示,我来到寺院的后山,在一个土丘的旁边,忽然眼前一亮,果然从泥土中露出了一只铜铸的大鹏鸟,虽然很小,却和我梦中所见到的那只大鹏鸟一模一样。”

读完这些材料,我找来西藏自治区的地图,细细地对照分析,心里不竟一亮。饭田所言的这座寺院,正位于冈底斯山的西面,如果骑马,距离也差不多正好一天的路程。更重要的是,地图上所标的寺院所在地的地名,写作“曲龙”,和文献中记载的“穹隆”,可以肯定是同名异译。而饭田所看到的人工建筑物的遗迹,从照片上来看的确可信,那用土坯砖砌筑起的台基清晰可辨。至于那位旅游者所发现的铜质大鹏鸟,过去在西藏也曾经真有过出土,藏民称其为“天铁”,意即从天而降的神奇之物,从考古学的眼光来看,大约应当是西藏早期金属器时代（注：所谓“西藏早期金属器时代”,是考古学界对西藏考古进行年代分期的一个极为概略的推测,最早由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提出。他认为这一时代可能开始于公元前一千年,而结束于公元六世纪,即吐蕃王朝兴起之前）的遗物。广义上的“象雄时期”,也正好被涵盖在这一时代的范畴之内。这一切,都与文献中所记载的象雄都城有诸多暗合之处。

从这一刻起,对这处古遗址进行实地考察的决心便己在心中下定。

寻找象雄古都“穹隆银城”

2001年7月,四川大学和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组成联合考察队对古格王国境内的皮央、东嘎遗址进行第7次考古调查,我终于有机会亲自前往这座古城踏察,同行的有四川大学考古系副教授李永宪和西藏自治区博物馆的夏格旺堆。夏格旺堆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这位年轻的学者现在已经成为西藏博物馆研究部的骨干力量。

7月24日清晨,从札达县启程行车约5小时抵达门士,在这里休息片刻后,即前往古鲁甲寺。经过约两小时的行程,抵达寺院。寺中僧人热情引导我们进入到寺院大殿。

古鲁甲寺是一座本教与佛教并行的寺院,早年己被毁坏,现在重新修建落成不久。主殿门廊内设立有两个转经筒,按照本教与佛教的仪轨,转经的方向两者正好相反。围绕大殿设有转经道,这种寺庙建筑的布局应当是一种古老的形制。主殿外设有置放藏文经书《甘珠尔》与《丹珠尔》的经书库。

寺院北侧的山崖上,布满了密如蜂巢的洞窟,大部分已经倒塌,余下的洞窟表面许多都被一层厚厚的烟炱所覆盖,说明其使用的年代已经相当久远。寺僧带领我们沿着崎岖的羊肠山道登上了其中一座保存尚好的洞窟,十分肯定地告之:

“这座洞窟己经具有三千年的历史,是早期本教大师的修行之所,名叫雍仲仁青巴白扎布”。其中一位年轻的僧人还用规整漂亮的藏文给我写下了洞窟的藏文名字。我们弯腰曲身进入到洞窟内,观察到洞窟的形状为一长条形,长约4米,宽约2米,除了窟壁上厚厚的黑色烟炱之外,己经找不到任何早期的遗物,洞窟内供奉的经卷、唐卡,也都是晚近之物。这显然不是饭田所提供给我的那个地点。

我略感失望地走出洞窟,放眼向四周望去,其东面的一处略呈舌形的山崖上分布着的一片坡地引起了我的注意。不经意地向寺僧打听了一下,结果令我大吃一惊。原来东面的山崖上那片坡地的名称叫做“穹隆・古鲁卡尔”，译成藏文,“古鲁卡尔”(dngulmkhar)的意思就是“银之城”,这两者结合起来,恰好是“穹隆银城”之意。据称在本教传说中,穹隆银城是在天地之间支撑着地平线不至于崩坍的“天柱”，也是本教发源地和中心所在,银城内最盛时居民人数曾达到过上千人。

于是,我们马上下山,赶往穹隆・古鲁卡尔。去往山顶的道路十分难行,沿途的山道早已坍塌,随处可见巨大的岩石横亘在坡麓上。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难攀登,终于来到山顶部的入口处。

登上山顶,风景变得豁然开朗,地势起伏变缓。在山顶的第一级坡地上,我们观察到一个直径达数十米的大坑,寺院的僧人告诉我们说这可能是当年城堡内用以蓄水的水池。

接着向上,可以观察到这片坡地的方向基本上是坐北朝南,略呈舌形,其东西两面为较为陡峭的绝壁,只有南面有陡峭的山道可以通向山顶,在绝壁的边缘上,可见到用土坯砖垒砌起来的城墙的残段,地表上散落着陶器的残片。我们一边低头搜寻地面,一面向上攀登。

当海拔表的高度指向4400米时,眼前果真出现了一座土坯砖砌建起来的城堡,它的正面我已经十分熟悉――这正是饭田拍摄的照片上那段被他称之为“金字塔式建筑”的遗迹。由于它建在山顶,所以从下向上看,土坯砖层层向上垒叠而起,墙体显得较为高大,真有些金字塔的派头:其实真正登上山顶之后,由于城堡大部已经倒塌,城垣残存的高度最高处也不过4-5米左右。

我们分头开始观察、测量和记录这座城堡遗址。城垣的基础系用石块垒砌加固,墙体用土坯砖层层向上砌建,环绕在山顶的四面,若以城垣内的面积估算,城内面积约有500平方米左右。

站在山顶部向四下眺望,才发现这里的山形地势的确非凡。山下有三条河流――曲纳河、曲嘎河、象泉河如同银带般地在这里纠结汇合,蜿蜒向南流去;更为奇特的是,在这里向东眺望,神山冈仁布切可以极为清楚地映入眼帘。我忽然间似乎明白了一个潜在的事实:如果如同文献所载,这里作为本教的圣地,真是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山顶的地表,也散布着大量的遗物,湮灭在萋萋荒草之间。包括寺院的僧人在内,我们四处搜寻,不到一个时辰,便从地面采集到陶片、铁甲片、装饰品以及石磨盘等各类遗物。其中,这些破碎的陶器残片大多是红、褐两色的夹砂陶,器形主要有一种口沿较厚的钵和一种带有扳耳的罐,器表的纹饰有绳纹,器物中还有一种表面磨光的红色泥质陶,烧制的火候都较高。铁甲片锈蚀己较为严重,略呈长方形,上面有圆形的穿孔可供联缀。采集到的装饰品有骨珠和料珠,正中有小的穿孔,其中两粒蓝色和黑色的料珠直径仅才1毫米左右,十分精致。

遗物中最具有特色的是石磨盘、石球一类的工具,它们的用途很可能大多是作为加工粮食的工具,由于使用的年代久远,磨盘的表面已经留下了很深的凹痕;其中也有一些石磨盘或许用来研磨其它物品,其中一件圆石球上还残留着红色颜料的痕迹。

虽然在经过正式的考古发掘调查之前,我们还无法最终肯定这座废弃己久的城堡遗址就是传说中的穹隆银城,但它和城中发现的这些遗物己经足以让我们相信,这的确是一处有着相当久远历史的古代遗址。我的脑海中,再一次浮现出文献中的这段记载:“中象雄在冈底斯山西面一天路程之外,那里有詹巴南夸的修炼地穹隆银城,这是象雄国的都城,这片土地曾经为象雄18王统治”。无论从地理位置上,还是从历史记载、口碑传说各个方面,都把寻找象雄古都“穹隆银城”的焦点聚集在了这里。难怪古鲁甲寺的僧人们会用无比坚定的语气反复向我们强调:这一切己有着三千年的历史,这里曾是本教大师的修炼圣地,“古鲁卡尔”的意思就是“银城”。作为考古学者,学科的职业性要求我出言必得谨慎;但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其实己经相信,这一切极有可能就是事实。在寻找己消逝的象雄文明的漫长道路上,我们又前进了一大步。

我期盼着不久的将来会有一天,象雄古都的秘密终将会被揭开,古格王国诞生立国的基础――古老象雄文明的面貌,也终将会显现其真容。

古印度文明：不属于今天的印度，主要位于巴基斯坦 

一直以来，四大文明古国被认为是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在中国，大多数人都以为古印度文明是在现在的印度版图地域上。本文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古印度文明”不属于现在的印度，而属于现在的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地区。

1国人对于古印度文明的误解

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建立大印度殖民地以前，南亚半岛从来没有统一过。正如古代没有希腊帝国，古代也没有存在过什么印度帝国。

我曾经论证过，历史中存在过两个希腊地区、两个罗马帝国，因而造成中国无知文人的百年误会和混淆。

有趣的是历史中也存在过两个印度。一个是南亚印度半岛的印度，一个是印度大沙漠以西及以北的印度河流域的巴基斯坦印度。这两个印度在古代并不属于同一个国家，也不属于同一个种族、没有共同的语言和古代文明。

由于对地理上南、北两个印度地区发生认知混淆，无知且无脑的中国文人一直把缺乏古文明传统的南亚印度当做一个文明古国，却不知道真正的印度文明之根是在今日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尼泊尔以及克什米尔区域，而不在南亚半岛上的今日印度的主体地区。

印度与印度河流域在地球上的位置

图中绿色为南亚半岛，即通常所说的印度，顶部的浅绿色为印度河流域。

印度河，乃南亚之大河。此河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流经喜马拉雅山与喀喇昆仑山两山脉之间，流向西南而贯穿喜马拉雅山，右岸交会喀布尔河，左岸汇流旁遮普（梵语五河之意）地方之四大支流，经巴基斯坦而入阿拉伯海。

2克什米尔离原古国，和巴基斯坦五河平原，是早期佛教的圣地

围绕着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区域，依托于一个高山——喜马拉雅山和一座高原——克什米尔高原。

克什米尔高原，全称查谟和克什米尔，在中古佛经中称作迦湿弥罗( Kamira)。

克什米尔高原面积约17万平方千米。克什米尔高原位于南亚西北部，东面与中国的青藏高原交界，与尼泊尔相邻，西面是印度河流域的巴基斯坦（古印度），东南面是恒河平原以及位于南亚半岛中部和南部的今日印度，北面与阿富汗接壤。地形主要是高原和山地，与中国青藏高原交界的山脉最高峰为乔戈里峰海拔8611米，是世界第二高峰。

克什米尔高原古国以及巴基斯坦的五河之地，乃是古印度文化之起源地；也是早期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的起源地和兴盛之地。

中国现在很少有人知道真正的印度古文明并不在印度半岛上，而在克什米尔高原以及巴基斯坦、阿富汗地区的印度河——五河流域。

印度河——五河流域

克什米尔高原，在佛经中称作迦湿弥罗(梵 Kamira)，又作羯湿弭罗、迦叶弥罗国、个失蜜国。位于西北印度犍陀罗地方的东北高原、是喜马拉雅山山麓的古国。据佛经说，阿育王曾经派遣末阐提到此地布教，感化当地的蛮龙族，使其解脱罪业；夜叉盘荼鬼的妻子及五百弟子相继皈依佛法。当时国中奉持佛法的比丘有八万人，僧侣有十万人。

公元2世纪时，贵霜帝国的迦腻色迦王曾在此地召集五百位高僧编纂《大毘婆沙论》，并镂镌经论于铜牒之上，封存于石函中，建塔藏纳。相传，当时药叉神保卫迦湿弥罗，不让外道窃取该塔所藏的经论，如果有人想要学习，就必须在塔中受业。

秦汉时期，来自西域诸国的月氏、安息、康居等地的高僧陆续来华译经传教。事实上中国的佛教不是来自南亚半岛的印度，而是来自中亚细亚、西域以及克什米尔和古代巴基斯坦。

据佛经及史籍记载，晋代高僧佛图澄在东来中土以前，曾经前去克什米尔——迦湿弥罗修学佛法；鸠摩罗什也曾经到迦湿弥罗参学，师事盘头达多，研习小乘经典。后来罗什回到龟兹，宣扬大乘教法，远近驰名。盘头达多得知后，还以高龄之躯，不辞长途跋涉之苦，前往龟兹去会晤罗什，听闻大乘妙趣，因而回小向大。

南北朝时，自迦湿弥罗来华从事译经的高僧有僧伽提婆、僧伽跋澄、佛陀耶舍、求那跋摩、佛陀多罗等。我国赴迦湿弥罗求法的有智猛、法勇、智严等数十人，或寻访圣迹，或修学禅法，或求取经典。

3古代克什米尔地区文化历史源远流长

克什米尔地区的古代文明历史极为悠久，这里与印度河流域都曾经是古印度文明与思想（与今日南亚那个印度关系不大）的起源地和交汇场所。

佛教和古代的印度教也都在印度河与克什米尔这个地域起源。

13世纪时克什米尔——拉达克的管辖权属于元朝。明代的拉达克是朝贡藩属。据西藏藏文历史记载，从1683年开始，拉达克也年年向西藏地方政府进贡。清朝以后，拉达克行政直接隶属满清驻藏大臣管辖。

［附注：公元8世纪，拉达克东部的吐蕃扩张，拉达克北部以及中亚地区被中国唐朝控制。唐蕃冲突时代，拉达克宗主权在唐帝国和吐蕃之间几经易手。842年吐蕃王室成员尼马唝（Nyima-Gon）由于王室内乱，逃往吐蕃西部，脱离吐蕃王国，控制拉达克，建立了独立的拉达克王朝。这个时期拉达克涌入了大量藏人，完全藏化。拉达克王朝信仰藏传佛教。］

4英属印度侵吞克什米尔

14世纪伊斯兰教传播至印度河流域以及克什米尔部分地区。

1339年旁遮普王黑兹尔汗在印度河流域包括克什米尔地区南部建立赛义德王朝，居民改信伊斯兰教。

19世纪印度河流域和克什米尔南部一度在锡克帝国的统治之下。锡克帝国的统治区域大致覆盖今日的巴基斯坦全部地区、北印度部分地区以及克什米尔地区。

19世纪初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次大陆扩张。英国人在殖民地扩张过程中，对克什米尔——拉达克地区高度关注，因为该地区扼住了英国通往西藏和亚洲腹地之路。

1834年，得到英国支持的锡克国查谟土邦总督、道格拉族人（藏文文献中一般称作“森巴人”）古拉伯·辛格，派遣克什瓦尔（今查谟东北）地方长官瓦齐尔佐尔阿弗尔·辛格（藏文史料记载为“倭色尔”），率兵侵入拉达克。

拉达克土司派人至拉萨向清朝驻藏大臣求援，但是驻藏大臣拒绝派兵支援。1835年，道格拉军击溃拉达克军主力，攻抵拉达克首府，拉达克被迫签订城下之盟，此后沦为查谟的附属国。

1840年，古拉伯·辛格派兵侵占了拉达克西北的巴尔蒂斯坦（在今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内），此前这里也是中国西藏的一部分。

4梵语不是古印度语

梵语不是古印度语言。梵语与拉丁语一样是一种死语言，现在只有佛经中的书面语存留着。其它一些所谓的梵语文件，例如什么《奥义书》都是19世纪以后才汇编出现的，来源不明，来历不明。

梵语和吠陀可能起源于印度河——五河流域。但是历史上这个地区小国和城邦林立，基没有形成过统一的政治王朝或者帝国，所以也并没有统一的语言和文字。

事实上，没有什么古代印度（南亚印度）文明 ，只有印度河流域以及克什米尔的北方印度古文明。

历史上没有发生过亚历山大率领希腊军对印度的远征，也没有什么“希腊化运动”。印度河流域这个地区的古文明是自生的，原生的，在该地区被伊斯兰化以前，也基本是一脉相承、自成体系的。

早期佛教(约公元200一70。年)和早期印度教(公元700一1300年)起源于尼泊尔、克什米尔地区及印度河流域。

早期的克什米尔建筑主要是佛塔和僧寺。很早的古代时期的克什米尔即兴建了许多石结构佛教庙宇。它们以结构宏伟、装饰华丽为特点。一度曾闻名遐迩的帕里哈萨普拉寺就是这种风格的代表。遗憾的是,如今只剩下一堆瓦砾和雕石了。

5巴基斯坦的佛国圣地遗址——呾叉始罗

呾叉始罗 City Sites of Taxila，即塔克西拉；在今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北境，距首都伊斯兰堡约50公里，距拉瓦尔品第西北约35公里。

这是一座有着2500年历史的著名古城，其佛教遗迹有2000多年的历史，覆盖了2500平方公里，是举世闻名的犍陀罗艺术的中心，也是南亚最丰富的考古遗址之一。中国高僧法显、玄奘等都到过这里。这里的古城遗址是世界最著名的考古遗址之一，曾是原始佛教的中心圣地。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呾叉始罗——塔克西拉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目录》。此地曾被英国《卫报》评选为巴基斯坦排名第一的旅行目的地。但是多数中国人包括佛教徒，却至今几乎对之完全无知。

呾叉始罗古城是原始佛教的圣地，释迦摩尼佛最初曾在此地布法。阿育王为太子时，曾为此国首领。据说在前6世纪时，此城是佛教十六列国之一的犍陀罗国的都城。

在佛经中，呾叉始罗和原始佛教紧密联系在一起。传说佛陀释迦牟尼早年曾经求学于呾叉始罗。大乘佛教形成于这里。护法阿育王登基之前，曾是呾叉始罗城的总督。从此，在这片与佛结缘的土地上，数不清的僧尼筑起数不清的寺院弘道传法，数不清的信众刻下数不清的佛像顶礼膜拜。

在呾叉始罗博物馆里可以看到各个时期的佛教造像。其中最美的是一尊佛像，世尊双目微垂，嘴角若抬，好像在冥思，又好像在微笑。

佛经说，阿育王皈依后，大兴佛法，广筑堵波（佛塔）八万四千座，供奉世尊舍利八万四千枚，其中一座著名的宝塔就在呾叉始罗。因是供奉世尊的，所以称为“法王塔”（Dharmarajika）。

在呾叉始罗众多佛教遗址当中，法王塔是相对保存最完好的。周围残留的数处屋脚，和虬劲的古木几株，映衬着塔身，在旁遮普宝石蓝般的天空下显得高大宏武，令人心生敬畏。

中国高僧法显和玄奘都曾到过此地。法显在《佛国记》中提到有关呾叉始罗词源的传说谓：“竺刹尸罗，汉言截头也。佛为菩萨时，于此处以头施人，故以为名。”

唐初玄奘到此时，古城已荒废。百年前的英国殖民地时代，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爵士根据《大唐西域记》，在呾叉始罗进行了一系列考古探查，发现了众多古代艺术品和寺庙遗迹，震惊世界。于是这座古城遗址于19世纪乃被重新发现。

1912～1934年和1944～1945年，JH马歇尔和M惠勒在此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6佛教健陀罗艺术起源于巴基斯坦地区

据《大唐西域记》卷三记载，呾叉始罗是北印度地区的古佛国（大正51·884b）：“呾叉始罗国，周二千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余里。酋豪力竞，王族绝嗣，往者役属迦毕试国，近又附庸迦湿弥罗国。地称沃壤，稼穑殷盛，泉流多，花果茂。气序和畅，风俗轻勇，崇敬三宝。伽蓝虽多，荒芜已甚，僧徒寡少，并学大乘。”

《大唐西域记》云大城西北七十余里存有医罗钵呾罗龙王池，池之东南三十余里有无忧王所建之窣堵波。城北十二、三里处有月光王舍头之胜地及经部拘摩罗逻多撰诸论之僧伽蓝。城外南山也有无忧王子拘那罗抉目之故地等历史名胜。

我曾经考证指出，所谓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印度只是近代西方编造的伪历史神话。因此根本没有什么希腊化的运动。我们在巴基斯坦的原始佛教雕像上发现的独特造型艺术风格——即所谓健陀罗艺术风格，绝非来自蛮荒希腊和欧陆，是原创于印度河流域以及克什米尔地区的佛教古文明艺术，后来逐渐西传向君士坦丁堡，文艺复兴时代这种造型风格传布到达欧洲。另一个传播方向则是中国的西域和北魏以及隋唐。也就是说，所谓希腊风格的健陀罗佛教艺术风格，实际原创起源于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地区的古佛国。

可惜的是此地出土的大量的原始佛教艺术珍品多数已经被英国人掠走。但是此地建有呾叉始罗博物馆，陈列出土的一些珍贵文物，使我们仍然得以管窥这个古代伟大的佛教国度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