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是战国诗人屈原的一首长篇抒情诗，被奉为词赋之祖，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骚”体诗歌形式，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古往今来，倾慕于屈原的人格精神，文人墨客创作了难以数计的以屈原及其辞赋为题材的书法作品，或咏叹其忠于故国；或讴歌其独善其身，或书写其辞赋之壮美。

《离骚》是一篇宏伟壮丽的政治抒情诗，是屈原的代表作，它的出现代表了“楚辞”的最高艺术成就，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于诗题《离骚》的解释，历来不尽一致。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离骚者，犹离忧也。”他释“骚”为“忧”，于“离”字无解。班固《离骚赞序》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

1、《论语》

《论语》是中国春秋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

全书共20篇、492章，首创 “语录体” 。中国现传扬并学习的古代著作之一。 主要由仲弓、子游、子夏首先商量起草，和少数留在鲁国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完成，纪念老师，忧虑师道失传。

并由子夏开创了章句的读法。故汉儒曰：章句发明始于子夏。 南宋时，朱熹将它与《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 

2、《中庸》

《中庸》是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原是《小戴礼记》第三十一篇，作者现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子思及其弟子多人所作。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由儒家学者在战国写成。

宋朝学者对《中庸》非常推崇，而将其从《礼记》中抽出独立成书，朱熹则将其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编为《四书》。

《中庸》在字面上的解释即是“中道及常理”之意。而执中又当求“中和”，在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时的平静情绪为“中”，表现出情绪之后经过调整而符合常理为“和”。

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其中关联及学习的方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做人的规范如“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昆弟（兄弟）、朋友之交）和“三达德”（智、仁、勇）等。

3、《史记》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

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

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

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8]，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4、《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早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约2300年。

被誉为“兵学圣典”。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作者为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孙子兵法》被奉为兵家经典。

诞生至今已有2500年历史，历代都有研究。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兵法是谋略，谋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大智慧。

如今，孙子兵法已经走向世界。它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孙子兵法》竹简1972年出土在临沂。

5、《山海经》

《山海经》是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志怪的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该书作者不详。

古人认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 、《离骚》 、《周书》、《晋乘》以成者” 。现代学者也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

《山海经》全书现存18篇，其余篇章内容早佚。原共22篇约32650字。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晚出的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

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

《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我国古代最辉煌的长篇抒情诗。它不仅是屈原作品中一篇最长的带有自叙性的抒情诗，也是我国古代乃至世界史上最伟大的诗篇之一。全诗共373句，2490字。诗中揭露并批判了楚国的黑暗现实，表达了诗人追求政治革新、振兴楚国的美好理想，反映了诗人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和不惜以身殉国的崇高精神。其容量深广，意境开阔，想象丰富，构思奇特，词藻绚丽，气魄宏伟，抒情深厚，别具一格。在古典诗歌中首屈一指，如此古典文学之品位为后人所不及。

    对于《离骚》诗篇的争议比较多，如《离骚》题意、作品中涉及的人和事及创作时间等，本文着重简述创作时间问题。

    古今学者对于《离骚》创作时间的争议主要有三类意见：

1、作于楚怀王时。此说源于司马迁。他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叙述上官大夫夺稿进谗于楚怀王而使屈原被疏之后说：“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雅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说明《离骚》是在怀王时创作的，而且是屈原被疏后的作品。但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却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是“被疏”时作，在此又说是“放逐”时作，这里牵涉到“疏”与“放逐”的涵义问题。大部分楚辞学者认为“疏”是指屈原最初受到楚怀王的信任，而遭上官大夫等人的谗言后则失去信任，关系疏远了。“放逐”是指屈原被楚王逐出朝廷，被流放于外，如汤炳正、褚斌杰等。对于司马迁的说法有两种解释：其一，《报任少卿书》中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不是司马迁原文所有，而是后人整理时窜入的，所以才形成前后矛盾。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1）即主此说。其二，认为《报任少卿书》所说的“放逐”并非“放逐”实意，汤炳正《屈赋新探》（2）对此解释说：“史迁对传记文与抒情文在行文措辞上的不同。……‘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一语，乃史迁以概括之笔抒其情，并非以叙述之笔结其事。而且相对成文，同‘疏’别于放；如综括其事，则‘放’可兼‘疏’。”汤炳正的意思是说，司马迁在此是以抒情的语调来概括屈原事迹的，并不是为屈原立传而叙述屈原被放逐，此处的“放逐”与“疏放”相近，“放”中包含“疏”，是特殊文体的特用，并非“放逐”本意。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说：“王乃疏屈原，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袤，忧心烦乱，不听所诉，乃作《离骚经》。”这里的“王”是指怀王，说屈原在怀王朝被疏后作《离骚》。班固亦认为《离骚》作于怀王朝屈原被疏时，他的《离骚赞序》说：“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能，谗于王，王忠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但认为《离骚》作于怀王时期的学者中，也有部分认为是屈原被怀王放逐时所作。刘向《新序•节士》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洁之行，怀王用之。秦欲并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贿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逐放于外，乃作《离骚》。”刘向认为怀王听信上官大夫、郑袖等人对屈原的谗言而放逐屈原，屈原遭逐而作《离骚》。至此，可从以上看出，认为《离骚》作于怀王朝存在两种说法，即屈原作于怀王朝时被疏和怀王朝时被放。

2、作于顷襄王时。古代学者大都认为《离骚》作于楚怀王时期。近代以来的学者也有承袭此说的，也有另辟新经进行考证的，但大部分认为作于顷襄王时期，而且认为是在顷襄王朝屈原被放逐时所作。游国恩《屈原》（3）说：“关于《离骚》的写作年代，过去许多人因《史记》本传叙屈原见疏后乃作《离骚》，就都认为是怀王时作品，但其实《离骚》是屈原在顷襄王朝再放江南时候的作品。”他认为《离骚》的“余既不难夫离别”是放逐以后的口吻，“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是指江南，“老冉冉其将至”是指年将老之后。游国恩是从《离骚》中寻找内证而推论的。郭沫若《屈原研究》（4）说：“《离骚》是屈原在襄王时真正被放逐后的东西，是屈原的晚期作品，也是他最成熟的作品。”陈子展《楚辞直解》（5）认同此说，并断定《离骚》作于顷襄王七年。文怀沙《屈原离骚今译》（6）说：“这篇作品大概是顷襄王时，诗人被放逐在江南那个时期所作的（约在公元前290年）。”谭介甫《屈赋新编》（7）说：“他作《离骚》约在顷襄王十一、二年”。

3、作于怀王末期至顷襄王初年。此说是从屈原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离骚》的内容加以分析后断定的。有的学者认为，在怀王末期，合纵战线已经完全破裂，楚国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怀王入秦难返，新继位的顷襄王与反动贵族沉瀣一气，又认贼作父，使楚国在秦的炮火之下连年丧师失地，屈原此时心急如焚，故作《离骚》。如《离骚》“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殚殃兮，恐皇舆之败绩”、“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等诗句，正是对黑暗势力的强烈控诉和对挽救国家危亡的大声疾呼。张来芳的《离骚探赜》（8）即主此说。张来芳还从《离骚》“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等诗句之意推论说：“《离骚》是屈原在怀王入秦不返，顷襄王仍不觉悟，国家命运危在旦夕时期所写的。”卫瑜章《离骚集释》（9）说：“余疑《离骚》之作或草创于怀王见疏，成于顷襄王斥逐之时，未可知也。”郭维森《屈原》（10）说：“《离骚》大约作于怀王二十四年到顷襄王三年这八九年中”。姜亮夫《屈原赋校注》（11）说：“《离骚》之作，当始怀王十六年为上官所谗而见疏之后，成于怀王入秦，顷襄王嗣立之后。”刘永济《屈赋通笺》（12）说：“《离骚》之作，不能早于怀王二十八年，亦不能晚于顷襄元年，必在屡次进谏不从之后，放流命令未下之先。”詹安泰《离骚笺疏》（13）说：“我认为是楚怀王入秦不返，顷襄王初立时的作品。”张来芳与詹安泰的说法相同。

除以上三说之外，有的学者认为《离骚》是屈原的早年作、壮年作、老年作三说。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认为，《离骚》为屈原二十三岁在怀王时的作品；戴志钧《读骚十论•离骚作于楚怀王晚年说》（14）认为，《离骚》为屈原四十岁左右在怀王时的作品；蒋天枢《楚辞校释》（15）认为，《离骚》为屈原七十一、二岁在顷襄王时的作品。这些说法，都是从《史记》等古籍文献的记载、屈原作品中的诗句等方面进行分析推论的。

屈原的《离骚》应作于楚怀王时期被放逐期间。《离骚》中的“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闺中”暗喻郑袖等“党人”；“哲王”是指楚怀王；“不寤”，是指怀王对工谗善妒的郑袖之流执迷不悟。诗中却没有联系到顷襄王的内容。诗篇中的“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自疏”即疏远，该诗句透露出屈原被疏放的原因。“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表现出屈原对怀王朝的绝望。“美政”破灭，处境穷困，更增加了诗人的愤懑心情。从《离骚》全篇内容看，大多是“发愤抒情”的笔调，这与屈原被怀王放逐后的艰难境地和朝廷昏庸不察是分不开的，充分表现出屈原苦闷、孤独、愤慨的心情，以至强烈的失望。因此，刘向认为《离骚》作于怀王朝被放逐时是可信的。

（1）《周易》

（2）《尚书》

（3）《孙子》

（4）《黄帝内经》

（5）《难经》

（5）《山海 经》

（6）《史记》

（7）《老子》

（8）《诗经》

（9）《离骚》

（10）《尔雅》

（11）《说文解字》

《离骚》作为《楚辞》中的重量级篇目，曾撼动了很多人，对于这个“离骚”到底是什么意思，也出现了巨大的分歧，众说纷纭，异彩纷呈，一个文章的题目可谓是文章的题眼，对于文章题目意思的研究，应该也是有必要的，所以，我就来探讨一下这个“离骚”究竟是什么意思？

首先，《离骚》写于战国时期，作者是屈原，关于这个《离骚》的作者，一度还引来了争议，一度有“屈原否定论”的热潮，认为是淮南王刘安写的，如果《离骚》的作者不是屈原，那么《离骚》的题目的意思也会发生改变，但随着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古籍的竹简残片，其中楚辞作品中的《离骚》残文4字，《涉江》残文5字。这一情况表明，《楚辞》应在西汉初期业已成书，并在社会上流传。离骚早在汉武帝让刘安作传之前已存在并广为流传。所以，《离骚》一文的作者是屈原没错，这样就可以从作者本身和作者的经历以及作者所处的年代等更加容易的了解《离骚》的意思。

其次，《离骚》是战国的作品，解释“离骚”为何意最早的解释就是司马迁《史记》里的《屈原贾生列传》：“离骚者，犹离忧也。”在这个时期，还没有系统的训诂书籍以及一些大家出现，有的只是文人史传者在行文里为了行文的需要不自觉的解释一下字词的意思，司马迁这个解释一出，后世者就来了兴趣，分分想解释出新意，可太史公司马迁没有解释“离”的意思，只是解释了“骚”的意思。所以后世的人解释“离骚”两字的分歧重要是在“离”这个字上。

比司马迁稍晚一点的另一个史学大家班固在其著作《离骚赞许》中说道：“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这里面班固将“离”解释为“遭受”的意思，基本上与司马迁是一个意思。在后来的王逸更是在自己的著作《楚辞章句》中铿锵有力解释了两个字分别的意思：“离，别也;骚，愁也。”至此，《离骚》题解三大家我已经列举完毕，分别是司马迁、班固、王逸，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班固与司马迁的“骚”的解释一样，就是“忧”，而王逸的观点与司马迁和班固解释的两个词都不一样，也就是说王逸这个算是自己理解的新解，自王逸新解一出，之后的各家就开始别出心裁了，发前人之不敢想，清蒋骥说:“论楚辞者，向称七十二家，古与堂又增之为人十四家。”而《离骚》是《楚辞》中最为重要的篇目，所以对于《离骚》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之后的各家都很是感兴趣，现代的一些学者像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周建忠先生的研究文章《《离骚》题义解说类览及反思》中总结了27种解说，注意是27种，也就是说每一种的代表人不止一个，所以，《离骚》题义引来的争论有多大，由此可见一般。

那么，下面例述几个观点讨论讨论：首先是上世纪的楚辞研究大家游国恩先生在其著名著作《楚辞概论》里引书130余中，归纳为大体三种，却在最后提出自己的新解“歌曲说”，书中说：“‘劳商’与‘离骚’本双声字，古音宵、歌、阳、幽并以旁红通转，疑‘劳商’即‘离骚’之转音，一事而异名耳。盖《楚辞》篇名，多以古乐歌为之，如《九歌》《九辫》之类。则《离骚》或亦兑人固有乐由，如邵中之有《阳阿》《燕露》《阳春》《白雪》，后世乐府之有《齐讴》（吴趋》之类。作《大招》者去屈子之世渐远，声音渐变，王逸不知《劳商》即《离骚》，亦即廷之古曲，故以为别一曲名，其实一也。”这个观点一出便引起了轩然 ，各家分分提出质疑，马茂元先生在其《楚辞选》中说:“它的名称有双重涵义，从音乐方面来说，“离骚”可能是楚国普遍流行的一种歌曲名称。”他引游国恩日:“登楚辞・大招》有‘伏羲驾辩，楚劳商只’之文，王逸注云:‘驾辩，劳商，皆曲名也。’‘劳商’与‘离骚夕为双声字，或即同实而异名。”

游国恩和马茂元的音乐说也不无道理，他们从声韵的角度提供了一种看法，是值得关注的。其次是国学大家钱钟书的观点，他在《管锥篇》中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离骚’一词，有类人名之‘弃疾’‘去病’或诗题之‘遣愁’‘送穷’盖‘离’者，分阔之谓，欲摆脱忧愁而遁避之，与‘愁’告别，非因‘别’生‘愁’。扰《心经》言‘远离颠倒梦想’，或道士言太上老君高居‘离恨天’，在‘三十三天之上’（西游记》第五回） ，乃谓至清极乐、远‘离’尘世一切愁‘恨’，非谓人间伤‘离’伤别怨‘恨’之气上冲而结成此天也。”钱钟书的观点认为“离骚”的意思是：“欲摆脱忧愁而遁避之，与‘愁’告别”，这个理解也是别出新意，值得关注。

上面我列的游国恩和钱钟书的观点都是大家之语，究竟对错与否，今人殷翔在其论文《“离骚”就是“劳商”吗？关于《离骚》的题解》一文引魏炯若先生的观点说“常训不加解释”，所以文章探讨了一下“离”的常训在其文里引《诗经》中的观点“离”为“遭”的意思来反驳钱钟书的观点；又从古音同转、构词方式、屈原创作命题情况、古文化发展状况四方面反驳游国恩有关“离骚”是“劳商”的观点。说了这么多，做个总结，我对于“离骚”这个词到底是何意有自己的看法:首先，如果认为“离骚”在战国是楚国的那个年代是一个双音词的话，游国恩和马茂元的“歌曲说”的观点就值得重视。

其次。如果认为在那个年代离骚不是双音词，而是两个单音词的话，那就应该拆开去解释，这样解释便是分歧最多的，其中就是“离”字的争论最大，后世人对于“骚”的解释也开始有很多种见解了，那这我认为司马迁依照淮南王刘安的解释最为可靠，所以司马迁对于“骚”的解释应该汲取，而“离”字，我同意班固的“遭”的解释，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文本的内容及意义上，我认为离骚如果是两个单音词的话，“遭忧”是最佳的解释。对于屈原的这首政治抒情长诗，对于这首诗的题目《离骚》来说，经过历史岁月的沉淀与洗礼后，逐渐成为了一种象征，屈原以自己的死来宣告了一种精神的诞生：一个文人独立人格炽热的坚守，向随波逐流、同流合污者猛烈开火。了解题目的原因只是为了进一步理解屈原当时的心境，体会一个文人报国无门但至死不渝的坚守，当你了解了这些之后，再一次凝视“离骚”这两个字的时候，我相信，你会体会的更深，化为内在的动力，踏出人生选择重要的下一步。

这是鲁迅对司马迁《史记》的评价，是一个相当高的评价。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书写了高洁的志向和人格。屈原是我国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开创了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从此出现了骚体诗，即以《离骚》为代表。屈原是楚国人，故也称这种诗体为“楚辞”，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这样一种带韵脚的诗体。

而司马迁的《史记》是以记录史实为根本，加之他写的栩栩如生，故也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不仅是史学家研究历史的有力依据，同时也在文学界有着很高的地位，对于后代文学的人物形象以及性格描写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所以鲁迅说它是没有韵的离骚，可见把《史记》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