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首先了解国内外古籍保护的政策法规、发展趋势、需求情况等信息，可以通过阅读各种相关的学术或职业杂志、网站等途径获取。

2、其次将目光放到古书保护的相关社会组织，例如，国家文物局，故宫文化。

3、最后通过各大求职招聘平台，搜索古籍保护等相关岗位信息，根据个人的需求找寻即可。

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的颁布，拉开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序幕。2007年2月28日，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全面启动古籍保护工作，国务委员陈至立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8月3日，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古籍保护试点工作会议，选定57家（后增至59家）古籍收藏单位，开展为期一年的古籍保护试点工作，印发了《古籍普查方案》等文件，宣布成立了由66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

自9月底开始，文化部组织开展了名录的申报工作。申报工作受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各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全国文化、文博、教育、民族、宗教等系统的200余家单位及个人参加申报，截止12月中旬，申报数量总计超过5000部，古籍类型除大量的汉文古籍外，还有丰富的民族文字古籍、金石碑拓、敦煌文献、舆图、竹木简等。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的入选标准十分严格。名录的主要收录范围是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视具体情况适当放宽。国家珍贵古籍的评选标准，原则上与《古籍定级标准》（WH/T20-2006）所规定的一、二级古籍的评定标准相同，即国家珍贵古籍原则上从一、二级古籍内选定。属以下两种情况的古籍暂不入选：一是专家审定时对版本存疑的，暂不入选；二是申报的版本残缺超过50%以上，其他收藏单位有同一版本全本的，暂不入选。11月初，文化部成立评审委员会，聘请简帛、碑帖、敦煌文献、佛经、汉文古籍、民族语文古籍、古籍保护等各学科专家，开始进行名录的初审工作。经评审委员会反复研究、审议，于12月中旬初步确定了名录的推荐名单。2008年1月7日，文化部办公厅向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及各省（区、市）文化厅局发函，就名录推荐名单征求意见。根据各方的反馈意见，评审委员会研究后对推荐名单作了相应调整，于1月23日至29日在《中国文化报》及中国古籍保护网上向全社会进行了为期7天的公示。根据公示意见，经评审委员会再次研究，将名录推荐名单调整确定为2392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2008年3月1日批准颁布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392种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家。这2392种《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汉文古籍2282部，包括简帛117种、敦煌文书72件、古籍2020部、碑帖73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110部，包括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回鹘文、西夏文、白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满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等14种文字。

我认为古籍修复的工作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也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古籍不仅能够记载真实的历史事件，而且也能够让我们回顾历史，并且从历史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但是古籍的保存时间并不长，而且很容易因自然灾害而受损。

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够从事古籍修复的工作，而且认为这一工作能够体现个人的价值，虽然这工作可能会有一丝乏味，但这的确特别有意义。古籍修复师廉成春说要让古籍再活五百年，对于古籍修复的工作，我有三个看法:

一、这一工作能够产生深远的意义。

我特别认可古籍修复这一工作，而且我也希望我能够从事这一工作。因为这些工作的确能够产生更加深远而重要的意义，并且也能够带给我们更多鼓舞。这一工作并非毫无价值，因为这一工作不仅能够保存更多的古籍，而且也能够加大我们对古籍的重视力度。

二、这一工作能够保存宝贵精神财富。

我认为这个工作的确能够弘扬精神力量，并且保存更多的精神财富。因为当我们能够成功修复古籍时，我们的确能够感到特别的自豪，而且我们也能够在修复古籍的过程中感受到古籍带给我们的精神力量，能够传承真正优秀的文化。

三、这一工作能够体现个人的意义和价值。

我认为只有更加博学多闻而且认真细致的人才能够从事这个工作，而且才能够将这一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展现的淋漓尽致。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理解这一工作真正的含义，才能够更加专注地修复古籍。这个工作可能会让人感到无聊，但是对于喜爱这个工作的人来说，却是特别的有趣和有意义。

以上就是我的看法。

　　贯穿于有清三百年的历史发展历程中，名家辈出，风格多样。清隶为清代碑学的兴起，从根本上击溃帖学垄断的僵局，起到了重中之重的历史作用。典册告诉人们，有清一代擅长隶书的名家达500人之多。清代早期的隶书名家有：郭允伯(-1652)、万授一(1659- 1741)、王嵩樵(1592-1652)、王烟客(1592-1680)、王虚舟(1668-1743)、傅青主(1607-1684)、郑谷口(1622-1693)、朱竹坨(1629-1709)、垢道人(1605-1691)、林吉人(1660-)、周亮工(1612-1672)；清代中期的隶书名家有：邓石如(1743- 1805)、伊墨卿(1754-1817)、曲江外史(1687-1763)、南阜山人(1683-1748)、汪近人(1686-1762)、高西唐(1688-1753)、郑克柔(1693-1765)、杨石(上宀下戊)(1696-)、罗两峰(1733-1799)、龙泓山人(1695-1765)、黄小松(1744-1802)、奚冈 (1746-1803)、陈曼生(1768-1822)、巴隽堂(1744-1793)、桂馥(1736-1805)、翁方纲(1733-1818)、阮芸台(1764-1849)、钱立群(1759-1844)、张文鱼(1738-1814)；清代晚期的隶书名家有：吴熙载(1799-1870)、何绍基(1799-1873)、莫(吕阝)亭(1811-1871)、杨濠叟(1812-1881)、胡不恐(1817-1862)、杨见山(1819-1896)、俞荫甫(1821-1907)、胡荄甫(1825-1872)、赵之谦(1829-1884)、吴大澄(1835-1902)、徐袖海 (1826-1890)、翁叔平(1830-1904)、杨惺吾(1839-1914)，等等。

　　造成清代隶书鼎盛、名家辈出的原因是什么呢？从社会状况来看，清代政冶极不清明。清初读书人为避“文字狱”，把自己的精力移入金石考据领域。当然，由于金石彝器出土日多，也为金石考据的研究提供了物质基础。清代学人治学态度严谨，崇尚“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理念。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清代考据学得到空前发展，本不为人所重的残碑、断纸，竟成了考据学家寻觅的瑰宝。清代学者尤重汉隶的研究，如万授一的《分隶偶存》、桂馥的《说隶》、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等，给清代隶书的繁荣昌盛提供了学理上的客观条件．使有清一代隶书家得以对传统隶书进行符合汉字构架的局部改良，从而大大提高了清隶的艺术表现力。

　　从对姐妹艺术的吸取方面来看，将篆刻的若干长处有机地移到隶书的实践中，从而使书法具有“金石味”，以丰富隶书的表现力，这一点邓石如做得很典型。正如魏锡曾所著《绩语堂论印汇录》中指出的：“若完白书从印入，印从书出。”隶书大家邓石如擅篆刻；同样，隶书大家金吉金亦擅篆刻，伊墨卿、陈曼生、何绍基、吴苦铁等清代隶书大家，皆擅篆刻。可以不夸张地说，篆刻拓展了清隶的艺术魅力。

　　从宽泛吸收其他书体优点来看，清隶的营养成分是有分量的。清代隶书家远绍汉隶，对汉碑碑额及碑阴的研习颇见功力。书法赖以存“形”的核心点是抽象，具有表现为时间序列和线性构架的本体规律，有不可逆性和不可约简性。汉隶碑额或碑阴亦具这些属性。这些碑额或碑阴给清代隶书家的启迪是明显的。除了这些碑额或碑阴以外，清代隶书家对魏晋南北朝碑如《范式》、《李仲璇》等也认真临写，当然对诏版、砖文、镜铭也注意取法。正是这样，使清隶打破了传统隶书与其他书体的界限，体现出清代隶书家与时俱进、与时俱新的发展理念。清初隶书成就最高的郑谷口，以草法入隶，其隶书被包慎伯列为“逸品上”；博诵经史、蕴蓄闳深的大学人、大词人朱彝尊以欧法入隶，“笔意秀劲，韵致超逸”（《桐荫论画》句）。此外，金吉金以吴碑入隶，伊墨卿以鲁公楷法人隶……都使隶书呈现出各自的审美取向。这种以正、草、篆籀入隶，动、静相整合的隶书面貌，可渭空前，充分展示了清隶“放意自得”和“心手达情”的时代特色，从而使清隶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的张力都得到了显著加强．构成了隶书发展史上一座令人瞩目的高峰。

　　从清隶书家所用的工具观之，亦有长于前辈书家之处。中国文房四宝史告诉我们：宋代以前，总的来说用硬毫笔者占大多数；明代开始，用软毫的才逐渐多起来；具体地说，明以后至清代，羊毫被广泛使用。《频罗庵书画跋》云：“笔要软，软而遒；笔头要长，长则灵。”长锋羊毫有如下特点：一、便于储墨并且储墨量大；二、八面出锋的旋转余地大，适于隶书特色之笔——“燕尾”笔法的运作。读邓石如隶书，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长锋羊毫的这些特点。

　　从与时俱进、与时俱新的角度看，清隶具有抒发性灵、解放思想、师汉隶但不为汉隶所束缚的与时俱进、与时俱新的特色，用石涛的话说，就是勇于“借古以开今”。如张文鱼的飞白体隶书，赵之谦的魏碑体隶书，均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充分表现了他们良好的修养、上乘的品格、阔大的襟抱和精湛的功力，真是：“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刘熙载《艺概·书概》句）

　　从墨色上看，清隶的一大特色是墨色活。活从何来？活从善于用水来。何绍基、赵之谦、吴苦铁等皆为用墨高手，其涨而不烂、润枯相间的施水带墨法，使墨色在隶书中充分地表现了艺术魅力。书法形象的智性把握是“法”，而书法形象的情感酿造，却是“意”。清代隶书高手在“水”这个材料上用尽了心思，充分发掘了墨色的艺术表现力，故清隶在用“水”上给来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理论思考点和实践操作点。

　　清代碑学的先导是清隶的强劲发展。清初帖学垄断，书风单一。由于历史性的文化积习的压力，使书法在以法致道的漫漫长途中艰难地跋涉着。最为明显的是，帖的巧美导致了“馆阁体”对清初书法的侵蚀，从而形成了颓弱的格调低下的局面。清初和这—局面分庭抗礼的关键书体，就是隶书。清隶不仅为碑学在清代的发展开了头，而且清隶始终伴随着有清三百年书法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着。

　　张扬个性的清代隶书

　　众所周知，清代是一个政治上昏聩、腐朽、没落的王朝，而书法尤其隶书却在这个时代得到复兴。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如前所述，隶书自东汉桓、灵之后，形势急转直下，至宋、元、明三代已少有人问津，“篆籀八分，几于绝迹”[8]。而被尊为帖学鼻祖的“二王”书风，由于得到梁武帝、唐太宗等的极力推崇，长期笼罩书坛。以“二王”为衣钵而失之于“俗”[9]的元人赵孟頫书及失之于“软”[10]的明人董其昌书，本不足为重，却深得明清皇帝的赏识，以致出现了从明季到清初赵、董书风交相辉映，天下附影的局面。加之科举而馆阁体兴，千人一面，一字万同。可以说在“二王”帖学范围内讨生活的清人书法至此已是衰朽至极。物极必反。书法艺术这种自身的矛盾运动，客观上为隶书的复兴积聚了巨大动能，犹如一座巨大的活火山，一触即发。一方面，康、雍、乾时期，清政府为了强化皇权，防止颠覆，加紧了对汉人中学人思想的钳制，以致文网密布。为了逃避残酷的现实，人们不得不转事他行。其中，不少人则致力于古籍的勘理和金石的考证。于是，作为记载着汉代文献史料的碑刻，受到人们的空前青睐。同时，汉碑书法艺术的美学价值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与重视。许多人考证之余便埋头于汉隶书风的探究，学界由此大兴“汉学”和“尊碑卑帖”之风。显然，是至今想来还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狱”激活了“隶书”这座沉睡了1400多年之久的火山。

　　此外，清初几位先知先觉、具有强烈个性的大家对清隶复兴亦功不可没。首先是傅山。傅山以草、行书名重于世，作风仍属帖学一路。但他从言行上已很透彻地表明了自己尊碑的思想理念。他说：“汉隶之不可思议处，只在硬拙。初无布置等当之意，凡偏旁宽窄，左右疏密，信手行去，一派天机。”[11]尤其是他的四宁四毋（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12]的美学思想，更是道出了与妩媚婉秀，充溢着阴柔之美的帖学风范格格不入的艺术主张。他身体力行，行草之外，兼习分隶。尽管尚不成熟，但作品拙朴真率的情趣，一扫晋唐以来八分恶习，在当时具有强烈的反叛意义。因此，傅山可说是清代碑学崛起、隶书中兴的先行者。其次是被誉为“清初三隶”的王时敏、郑簠、朱彝尊。郑、朱二人殚精竭虑，提倡碑学，毕生浸润于金石的研究与考证，且注重实践，创造出了个性鲜明、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八分书体。王时敏于画学虽为复古守旧派代表，但所作八分直追秦汉，带有古气。线条也不象唐隶那样浮滑单薄，用墨上更没有明人那样“黑”、“死”，很讲究苍涩浑润的变化。就这些而言，他的作品较之唐隶还是富有新意的。“清初三隶”的成就，基本代表了清初书坛分隶的水准，为后来的复兴奠定了基础，打开了通路。最后是作为朱明后裔的高僧石涛。石涛以其巨大的绘画成就与创新精神倍受人们钦慕。在书法上，他也是提倡个性解放，尊碑卑帖的一个重要人物。所作八分，“散朴有致，不格绳墨”[13]，气格非凡，为随后的书家冲破晋唐以来隶书樊篱提供了又一崭新的“旗标”。

　　清代隶书复兴的元气得力于清代的金石学、考据学、文字学等朴学文化的滋养，一些汉学家朴学家以其深厚的学术修养，提笔书隶，具有学者风范。兹后兴起的碑学思潮，推波助澜，开拓了书法家们的审美视野，形成了新的隶书审美观。金石碑版简牍不断有新的出土，即使人们眼界大开，又为新的隶书审美观起到了支撑作用。近现代印刷技术普及，传世碑帖珍拓和出土书刻得到较广的传布，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学习、研究和晶赏。凡此种种社会文化因素，都对隶书的复兴有着或大或小的促进作用。

　　一、清朝前期的隶书

　　清初隶书首推郑篮，其次有朱彝尊、石涛等。郑篮(1622—1694年)，字汝器，号谷口，上元(今南京)人，终生未仕，以行医为业。隶书初法明人宋珏，后“深悔从前不求原本，乃学汉碑，始知朴而自古，拙而自奇。”他一生专工隶书，一扫魏晋以来的刻极之气，浑厚圆转，沉着飞动，名重一时，被朱彝尊推为“古今第一”。朱彝尊的隶书，以秀逸著称，并和郑篮一起研讨隶书，互相激发。钱泳《履园丛话》：“国初有郑谷口始学汉碑，再从朱竹垞辈讨论之，而汉隶之学复兴。”

　　著名画家石涛的隶书，初受郑篮的影响，后用行书参入隶体，给古朴拙质的隶书注入了鲜活的笔法。“扬州八怪”中的高风翰、汪士慎、金农、高翔、郑板桥等，无不有一手独特的隶书本领。尤以金农的隶书创新性最强，形成了世人称之为“漆书”的艺术形象。与“扬州八怪”有密切往来的西冷篆刻家丁敬、黄易、陈鸿寿等人，在隶书创作上也各有特色，丁、黄两人以工力见长，陈则气势磅礴。这些画家、篆刻家的艺术思维活跃，对隶书的审美创造别具一种眼光，这也是清隶艺术特色有别于汉隶的一大原因。

　　清隶的确立，代表性书家是邓石如和伊秉绶。邓石如(1743—1805年)，初名琰，字石如，后改字顽伯，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他对篆书有创造性的发展，对隶书也下过功夫，遍临汉碑达50余种，并对篆、隶笔法互相参用。伊秉绶(1754—1815年)，字组似，号墨卿，福建汀州人，以平直之笔写隶，不在蚕头雁尾上作矫饰，体势宽博，笔力拙质，有大气势，康有为推其为集分书之大成者。当时与伊秉绶齐名的桂馥，也擅长隶书，但风格有异。

　　二、清朝后期的隶书

　　清朝后期的隶书，是在碑学思潮中发展的。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的碑学，从南北朝碑版到汉碑的艺术渊源和风格流派，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复兴的清隶给予了高度评价，从而在理论上进一步推进了清隶的发展。

　　何绍基初宗颜真卿，继究北碑，以楷行书体上独创一家，晚年遍临汉隶，每临一碑多至若干通，采用苏东坡提倡的“八面受敌”读书法，每临一遍，专注一端，或取神韵，或取势度，或取用笔，或取行布，致使临书无一通与原碑全似，积而久之，融汇笔端，名曰临碑，实是创作，并影响到他的其他书体创作，卓然成大家。他的汉碑临作曾刊印过。《中国历代法书墨迹大观》十五册刊其隶书屏，浑朴圆转，举重若轻。 赵之谦聪明过人，多才多艺，书画篆刻皆有造诣，篆隶草行莫不精能，用笔流宕，变化多姿。

　　吴熙载是包世臣的入室弟子，精通金石考证，篆刻师法邓石如，擅长篆隶，所临汉碑，振笔有雄风。杨守敬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曾出使日本，对日本书道的发展有过不小的影响，他的隶书苍劲跃动，带有金石味，从书风渊源上看，有近师杨岘的痕迹。杨岘隶书尚带秀逸之气。

古籍修复师在我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很多的古籍和古物，这些古物在出土前或者是出土后，可能遭到破坏，尤其是巨大环境的变化，会对它们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古籍修复师在我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它决定了我国的文化是否能够流传下去。那么到底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古籍修复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首先就是知识方面，作为古籍修复是我们要有足够的历史知识，要了解每一个古物背后的故事，根据当时的时代特点对古物进行修复。如果我们不了解古物背后的故事，或者是它所处的时代随意对古物进行处理，那么古物可能会遭到破坏，毕竟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特点，古物也有那个时代的特性，在修复的过程中，肯定不能够从自己的审美角度出发，对文物进行随意的修改。

其次就是灵气方面，作为古籍修复师也要有灵气，要懂得古物中蕴含的精神。能够在情感上和古籍有一个共鸣，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从事这项工作。

最重要的就是性格方面，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因为修复古物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能够耐得住寂寞，能够仔细认真的把自己的全部精神投入到其中。尤其性格一定要沉稳，因为一旦我们过于急躁，就可能会造成文物的破坏。同时技术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再成为一名真正的古籍修复师之前，我们一定要多进行练习，尤其是要避免手抖的问题。

不知道你们觉得作为一名优秀的古籍修复师还需要哪些东西呢？欢迎在评论区底下留言。

古典文献（古籍修复）专业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文化基础知识，熟练掌握文献修复和古籍保护的技术、方法，能从事古籍整理、文献保护、古籍数字化等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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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大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原来有臧克和、刘志基、张再兴等本校学者，后来有吉大出身的董莲池、白于蓝（华南师大近年调入）、汤志彪等。有《中国文字研究》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陈伟先生主持，培养鲁家亮、何有祖等，还有原北大李家浩先生弟子宋华强，吉大林沄先生弟子李天虹，黄锡全先生弟子刘国胜。近年以秦汉简帛整理研究为主要方向，先秦古文字部分相对较少。经营简帛网，和《简帛》，也是出土文献一方重镇。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陈松长先生带头，拥有岳麓秦简，秦汉简新兴研究单位，不过先秦古文字方面好像还不太强大。中山大学文学院古文字研究室，与吉大一样历史悠久，积累比较深厚，容庚商承祚的学统。目前以陈伟武先生为首，有陈斯鹏、田炜、杨泽生等年轻新锐。古文字研究偏向于语言方面，老师不少能临池。

86版《西游记》、《大闹天宫》、《大圣归来》《大话西游》西游作为经典IP，孙悟空也是广受海内外欢迎的经典角色。

但是，300年前古人笔下的孙悟空你见过吗？

近日，一本清代西游古籍即将开展文物修复工作，记载了众多古人笔下的西游人物形象，“三百年前的孙悟空”也位列其中。

清代有一本研究《西游记》的专著很出名，就是康熙年间的西游绘本《西游真诠》，《西游真诠》一百回，是清初山阴陈士斌据明代百回本《西游记》删改而成，每回末均有陈士斌的批语。

除了文字外，这部著作还有200幅插图，形象的展现了300年前的西游记。

近日，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和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对其开展修复工作，该书现状书页断口断裂非常严重，而且部分书页有缺损，并伴有水渍污渍折痕等问题，修复过程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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