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一种集体、集团、组织、派别、国家、政府互相使用暴力、攻击、杀戮等行为，是敌对双方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领土等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战斗。由于触发战争的往往是政治家而非军人，因此战争亦被视为政治和外交的极端手段。

广义来说，并非只有人类才有战争。蚂蚁和黑猩猩等生物也有战争行为。战争是政治集团之间、民族（部落）之间、国家（联盟）之间的矛盾最高的斗争表现形式，是解决纠纷的最暴力的手段，是在自然界解决问题的办法手段之一，通常被认为是原始社会才会使用的方法。由于侵略战争给人类造成巨大的伤害，在现代人类社会不被认可。

中文名

战争

外文名

war

分类

正义战争、非正义战争[1]

定义

矛盾斗争表现的最高形式与最暴力手段

类别

社会事件

在阶级社会，战争是用以解决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是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人类社会出现过多种类型的战争。按战争性质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按社会形态分为原始社会后期的战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战争等；按战争形态分为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机械化战争以及正在形成中的信息化战争；按是否使用核武器分为常规战争和核战争；按战争规模分为世界大战、全面战争和局部战争；按作战空间分为陆上战争、海上战争和空中战争等。

战争对人类的安危、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存亡、社会的进步与倒退产生直接的重要影响。战争将继续并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并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继续并长期发挥重要作用。战争的消亡是有条件的，其将经历一个久远的、逐步的过程。只有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的极大进步，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消亡，随着国家或政治集团间根本利害冲突的消失，战争才会最终失去存在的土壤和条件，退出人类历史的舞台。

在中国古籍中对战争有多种称谓，如“战”“争”“戎”“兵”“兵革”“争战”“兵甲”等。“战争”概念一词较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战争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久远的历史过程。人类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已出现原始形态的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战争。那时，人们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组织内生产和生活。在部落组织外部，人们在从事采集狩猎或原始农业活动中，或由于天灾、人口增殖等原因引起的部落迁徙过程中，为了争夺赖以维持生存的土地、河流、山林等自然资源，出现了部落组织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战争的组织由氏族部落全体成年男子组成，作战武器是生产活动中使用的石制、木制、骨制工具，即所谓“以石为兵”，“弦木为弧，剡木为矢”。进入父系氏族时期，战争越来越多地嬗变为掠夺土地、财物和奴隶的手段。战争加速了原始社会的瓦解，促进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形成。战争伴随着国家的形成与完备得到了发展。奴隶社会既有奴隶与奴隶主的尖锐对立，又有新生的奴隶制政权与旧氏族部落势力的对抗，还有奴隶主之间的斗争，后期则出现了新兴封建势力与维护奴隶制旧势力的冲突。这些矛盾的发展，便形成了奴隶制时代的众多战争。

奴隶社会进行战争的军队主要有车兵和步兵，后期出现了水军。军队成员来自于贵族和平民的子弟，奴隶只能充作军中杂役。武器为冷兵器，早期有木石的，后来以铜制兵器为主。战争样式主要是车战和步战，也有水战或海战。野战主要是敌对双方组成密集阵形，依靠冲杀格斗决定胜负。

筑城技术在战争中得到一定发展，城池、关隘要塞的攻防作战已相当普遍。奴隶社会出现了许多总结战争经验的理论著述。中国商代的甲骨文已有较多战争活动的记载。西周及春秋时期的古籍《尚书》《周易》《诗经》《军政》《军志》《左传》等都记述了战争活动，提出了一些反映战争规律的理论。特别是孙武所著的《孙子》，提出了许多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驾驭战争的理论原则，被后人誉为“兵学圣典”。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一些历史著作，记载了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亚历山大东征等战争情况，蕴涵着一定的战争理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同时还存在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便导致了这一时期的各种战争。

封建社会的战争规模已有很大发展，这既是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的结果，同时还与兵源的扩大有关。军队的构成有陆军和水军（海军），陆军中除车兵被逐步取代外，主要是步兵和骑兵，骑兵在战争中常起重要的作用。铁制冷兵器长期是军队的基本装备。

阪泉之战(中国历史记载最早的一次战争)

b]阪泉之战[/b]是中华文明有史记载的最早的一次战争。黄帝，名轩辕。黄帝时期，神农氏统治著各部落，但神农氏日渐衰微，於是各部落之间争战不断。以轩辕为首领的部落，在战争中逐渐强大起来。很多小的部落都归附了轩辕。

炎帝和蚩尤也是两个很强大的部落的首领。炎帝和蚩尤成为黄帝最大的两个对手。炎帝和蚩尤先发生冲突，炎帝联合黄帝击败蚩尤。黄帝修整军队，经过充分的准备后在阪泉（一说在今河北涿鹿东南，一说在今北京延庆）和炎帝进行决战。经过三次激烈的战斗，最终黄帝战胜了炎帝。

农伐斧遂——传说中最早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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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1-17 14:30:25

徐南洲

我国古代兵书中最早的战争记载，当推神农伐斧遂。

这次战争见于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见威王》和《战国策．秦策》。据记载：孙膑为了说服齐威王用兵，列举了许多古代战例，首先就谈及“神戎战斧遂”。苏秦说秦惠王连横，同样以“神农伐斧遂”作为最古老的战争讲述。《孙膑兵法》的注者称：“神戎，即神农。斧遂或作补遂”，认为孙膑和苏秦讲的是一回事。可见这次战争并非一家之说，而且在战国，至迟在秦汉时候已由口头流传进而载人简册。

然而两文所载，除寥寥五字外，都无下文。现仅以有限的文献资料，对此次战争的起因、结局和意义作些初步的探讨。

神农和斧遂的社会性质

神戎在传说中有四种涵义：人名、氏族或部落名、朝代名、指整个农业社会而言。①

从传说中看神农氏并不是固定的，不论是神农氏这个称号，还是他的活动都是发展的。起初，最先发明原始农业的人被称为神农，以后神农所在的氏族部落也被称为神农氏。后来，邻近的民族部落学会掌握了种植农作物以后，也由牧业进而为农业氏族部落，而被称为神农氏族，或者神农民族的子孙繁衍，分离出去组成的新氏族，也袭用神农的称号。到了最后，凡是以农业为生的氏族部落，都通称为神农氏。所以，古籍中所记载的神农氏的活动范围相当广阔。例如：《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姜姓也……长于姜水”，姜水为渭河支流，在今岐山以东；《大清(乾隆)一统志》引《荆州记》与《据地志》称，神农氏兴于今湖北随县以北的厉山(又称烈山)；《帝王世纪》称，炎帝神农氏崩葬于长沙， 《世本》称葬于茶陵；《管子》：“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据《大清(乾隆)一统志》说，淇山在河南辉县西北： 《帝王世纪》称炎帝神农氏“初都陈(今河南淮阳)，又徙鲁。”《路史．后纪三》注引《都国志》等书称： “神农初都陈，后别营曲阜。”《吕氏春秋．用

① 其一，指人名，如毛白虎通令：“古之人皆食禽兽肉。至于神戎，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来相，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立之，故谓之神戎也。”又如《春秋左传》：“神戎生三展而能盲，五日而能行。七朝而渔具。三岁而知称符、般戏之事。”其二，指民族或部落名。如《帝王世纪》： “炎帝，神戎氏，姜性也。”炎帝是人名。为神戎氏族的一员，则神戎氏当为姜姓氏族中的一个民族。其三，指整个原始农业社会而言。如《易．系辞》：“包牺氏没，神戎氏俗”，又曰：“取牺牲以亢包厨，放号目包牺年”。用禽兽肉为主食的叫包牺氏，以农作物为主食的则称神戎氏，说明包牺、神戎是两个时代的代名词。其四，指朝代名。《吕氏春秋．棋势令》：“神戎十七世有天下，与天下同之也。”《史记。五帝本纪》曰：“符辅之时，神戎氏世表。诸侯相侵钱，暴虐百姓，而神戎氏弗能动。”用这种改朝换代的帝王观点去解释原始社会的现象，古籍中为数甚多，也不奇怪，因为任何作家总离不开自己时代的政治观念和社会思想意识的影响。

民》：“夙沙氏，自攻其君，而归神农。”据《说文》说：“古者宿(凤同音字)沙初作煮海盐。”这个煮盐的手工业氏族在今山东临淄地区。

《淮南子．主术训》称神农“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汤谷，西至三危。”这种种传说，比春秋各国疆域的总和还大，显然这不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

斧和遂为两个地名。以一个字命名是古代氏族部族的特点。正如神戎氏本名历山氏，也可单称“厉”。尧兴于陶后也单称“唐”一样。又如前面所说神戎氏建都之淮阳。古时也单称一个“陈”字。斧和遂这两个氏族部落就因其居住之地而得名。

斧，在今山东定陶县境内，春秋时名釜丘，又称陶丘民。釜、斧古音都在五部。从斧字的意义看，大概斧民族善于打制石器斧，或者也长于冶烧陶器。石斧不但能砍伐树木和当武器使用，也是打制石锄、石镜等石具的工具，有如现代的工作母机一样，所以用斧名其地名和族名。

遂，在今山东肥城与宁阳县之间，又名炫，或隧。三字为古今字。这里的氏族大概是鲁西南一带最初使用石器挖掘黄土、造穴而居的民族，或擅长于打击石头取火，与斧氏族同样是具有传统技艺的工巧之族。斧和遂并肩作战，可见其关系密切，也可能是同一部落的两个氏族。后来，他们又同样地由游牧为生转而兼作石器，成为半牧半工的氏族部落，这是由他们的生存环境决定的。

都于陈的神戎部落，因农业生产的发展，日益需要数量多、质量好的石器农具，而他们本身却难以制作高质量的石器。一则缺乏坚质石料，二则没有较高的工巧技能。现在看来极其简陋的石器工具，当时却是“尖端”产品。为此，他们不得不用自己的一部分农产品去换取斧、遂氏族的石器和陶器之类的东西。这种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不仅促进了斧、遂地方的石器工业的兴起，而且神戎氏族部落与斧、遂氏族部落的交易关系也日益频繁，形成了互相依赖的密切关系。

战争的起因和结局

有联系也就有矛盾。神戎和斧、遂的战争也就植根于双方的联系之中。可以作这样几种推断：

(1)神戎氏生产力低下，有时没有多余的农产品可供交换。《文子》描述神戎社会“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机者；妇女当年不织，天下有受其宗者。故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其织不力者无以衣形”。这种情况对外交换当然不会很多，而斧、遂氏族以娴熟的技巧、辛勤的劳作制造出来的手工产品换不到农产品，辘辘饥肠迫使他们有时采取抢夺的办法，取得神戎氏的农产品。加之，他们本是牧猎氏族，剽悍勇猛，又有锐利的石制武器可恃，容易挑起战争。

也可能起初只是少数人的零星劫掠，得手以后，尝到甜头，逐步形成规模较大的持续性的掠夺，以至于于掠夺成性。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神戎氏族经常遭受到斧、遂的掠夺，必然要进行反击，因而酿成战争。《汉书．食货志》称：“神戎之款日，有石城十仍，杨池百步，带甲十万，而无票不能守也。”这种坚甲危城的描述，未必符合神戎社会的情况，但却反映了原始农业部落重视组织防御战，以对付游猎部落的掠夺，则是可信的。游牧部落掠夺农业部落的事，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虽然原因不尽相同。

(2)斧、遂氏族部落也可能经常以抬高石器价格的做法，换取更多的农产品，进行不公乎的交易，致使神戎氏部落无法忍受，双方发生争斗，因而形成战争。

(3)神戎氏为了发展生产，企图拥有自己的石器工业而出兵征服斧、遂，爆发了战争。

(4)神戎氏到泰山地区去建立自己的工业基地，途中遇到斧、遂的袭击，因而交战。

《路史．后纪三》说：神戎氏是因为“补、遂不供，乃伐补、遂，而万国定。”《说文》：“洪，战票也”这不能算是战争的起因，没有说明斧、遂为什么不害怕。显然是神戎对他们采用了威胁手段，而斧、遂不畏强暴，奋起反抗。如果是这种情况，战争的起因就是上述(3)、(4)两种。但也可能是(1)、(2)两种原因，由于斧、遂偷袭或强取神戎氏的农产品，神戎氏对之发出警告，斧、遂不听，引起战端。不论是上述何种原因，神戎氏先采取了威胁手段是无疑的，企图吓唬对方，不战而胜；终于遭到了斧、遂的反抗，这也是无疑的。

战争的结果，神戎氏取得了胜利，不然他就无法“徙鲁”、“别营曲阜”、“万国”更无法而定。同时，苏秦称“神农伐补遂”，用一伐字已带有神戎获胜的意思。《释名》曰：“伐，豁也。所向莫敢当前，豁然破散也。”苏秦与孙膑不同，他是外交家，很讲究遣词用字，绝非信口言“伐”。是根据他所知道的战争结果而说的。再者，神农获胜的条件远过于斧、遂。第一，神戎氏族部落有比较充足的粮食供应，斧、遂无法相比，长期饿着肚子作战，虽有“不供”的精神，也必然会失败。第二，神戎氏族部落人数众多，有足够的兵员补充，他之所以事先要提出威胁或警告，也是自恃其人多势众。而作为手工业部落的斧、遂，尽管石制武器比较精良，但武器并非决定战争胜败的唯一因素，也终会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我国古代的兵法文化非常重要，这些兵法文化到现在依旧值得学习。《吴子》是一部继《孙子》之后的中国古代兵法名著。

《吴子》记载着很多带兵打仗的技巧，古籍记载着它是由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起编写。 这部兵法书在问世之初的地位就与《孙子》相仿，很多人喜欢将它们叫做“孙吴兵法”，这两部兵法书让春秋战国时代的军队管理走向规范化。

《吴子》是吴起在春秋战国时代初期编写的一部兵学名著。吴起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卫国人，他曾经为很多个国家效力。

最早他是在鲁国出名，那时候他成为了鲁国的一名将军，为鲁国打过很多仗，并且取得不错的成绩。后来由于政治的原因他就到魏国担任西河守，从事的还是带兵打仗的事务，最终他在楚国担任了很长时间的令尹。

吴起这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无论去到哪个国家都可以掌军政大权，说白了他就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吴起的 历史 地位可以和媲美商鞅、孙武等人。

在春秋战国时期《吴子》这一兵法书非常出名，大多数君主都要借鉴《吴子》里面的思想。 韩非子也非常欣赏吴起，他在《五蠹》中对吴子的评价非常高，称吴起和孙子为春秋战国时期最优秀的军事家也不为过。司马迁也在《史记》中说过当时大部分军事家都模仿孙子和吴起 。

由此可见吴起创作的《吴子》得到了很多 历史 名人的认可，它具有非同一般的 历史 地位。 现在存在世界上的《吴子》只剩下六篇，但是这六篇兵书的价值也是无可估量的，里面的道理依然值得我们借鉴。

《图国》是《吴子》中的一个篇章，它主要讲述的是战争的观念，吴起当时的思想就是建议君主对内要用品德征服百姓，对外用武力去防备敌国的攻击。

相对于孙子，吴起主张的是以退为进，他不会像孙子那样激进。 吴起在编写这一篇章的时候总结了历代的战争经验，他觉得君主管理国家要有底线，君主“尚文废武”或者“鲁莽好斗”都会让国家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因此想要管理好一个国家必须要重视政治和军事，这两者缺一不可，吴起一直坚持“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的思想。

吴起的思想在治国方面明显比孙子高明，国家长时间处于战争之中非常不利于国家持续发展，即使最终获得战争的胜利，失去的东西往往要比得到的好处少。 吴起对战争的态度就是“常胜者祸，一胜者帝”。 很多君主在阅读《吴子》之后就不再一昧追求发动战争，《吴子》对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争格局影响相当大。

吴起认为战争的爆发原因有很多，主要的原因是名利和内乱，他还把战争的性质分为五种，分别为“逆兵”、“强兵”、“义兵”、“暴兵”、“刚兵”。这些词很好地阐述了君主打仗前的心理活动，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军事家喜欢运用这些词。

《料敌》是《吴子》中阐述如何判断敌情的篇章，它记载着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如何制敌的办法。

吴起在《料敌》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理论，这一个理论被后世军事家重视，它就是“先战为宝”。 吴起对战争前的准备也有深入研究， 他主张先观察敌国的外围和地形，借此来推测敌国的内部环境；战前必须要了解敌国的真实军事力量，最好就是在敌国虚弱的时候再选择进攻，这样就可以将损失降到最低 。

其实吴起想要强调的就是战前要通过观察找出敌国的弱点后才能发起进攻，他在《吴子》中也列举出六个国家的军事情况。

春秋战国时代能对战争概括得如此详细的兵书寥寥无几，时的统治者可以根据这些情况去设定进攻方案。 同时吴起对军队管理及战场临时处置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

1《吴子》中的《治兵》和《任将》很好地说明了如何去管理士兵与将领的方法

当时的君主用吴起的办法去管理军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效果，其中有一些方法至今仍然在使用。《治兵》中提出了军队的强度并不在于军队的人数，要想军队变得更强就必须要有合理的管理方式，如果管理军队的方法恰当，那么这支军队的战斗力会上升一个档次。

吴起认为军队一定要保持严格的训练，“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个理论当今也适用，军队时刻都保持着战斗力才能带领国家走向胜利。 吴起在此篇章中介绍了很多军队的训练方法、军队阵型、军队指挥方式等等。

2《任将》与《治兵》不同，《任将》讲究的是如何选择将领和管理将领

吴起认为选择将领要看的是“智”而不是“武”， 士兵已经有“武”了，他们只是缺少一个能指挥他们的人，因此将领的“智”非常重要。如果将领是个只有“武”莽夫，那么吃败仗的几率非常大。

吴起在《任将》中讲述了很多对将领的要求，希望君主能按照这样的标准去选择带兵的将领。而且他也从中说明了一些如何看破敌国将领的方法，《吴子》的这两章内容让春秋战国时代挑选人才的制度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英勇善战不再是评选将领的唯一条件。

3《应变》篇讲述的是吴起处理战场上突发情况的办法

吴起在此篇章中强烈要求军队中所有士兵都必须听从将领的命令，只有士兵听从命令才可以更好地应对突发情况，一支纪律散漫的军队遇到突发情况就自乱阵脚，那么只有吃败仗的份。 士兵服从将领的命令非常重要，听从指挥的士兵在战场上有无敌之姿，绝对没有攻不下的堡垒。

吴起认为在战场上遇到敌军人数多于我方人数的情况，第一时间要稳住军心，然后指挥军队把敌军拉扯到容易撤退的地段或者险要地势， 我国近代的游击战也是采用《吴子》里面以寡敌众的办法 。

遇到了在险要地势防守的敌军，不能鲁莽发起进攻，要慢慢将敌军拉扯出来，如果敌军继续选择防守，那么就要放弃这一次进攻的机会。《吴子》中还讲述了在各种地势中应该如何作战，这部兵书在冷兵器时代有如此高的地位也是有原因的，它已经将冷兵器时代的各种作战方案罗列出来了。

吴起对士兵与将领的奖罚制度非常重视，所以他在《吴子》中编写了《励士》，他认为适当的奖励可以调动军队的积极性。 如果军队里面设立了奖罚制度，君主可以达到那种发布命令军队欢喜，发起冲锋军队乐于冲锋陷阵，士兵将领也愿意用生命去守护君主。

《吴子》整部兵法书主要论述了很多军事思想： “对内要以品德折服将领，对外不要经常采取主动进攻，应该时常政治军队防备敌国入侵”；“只要把军队治理好就可以获胜，在敌国面前要建立威信，威信可以让军队不战而胜”；“在发动战争之前要了解敌国的虚实”；“君主要看清楚局势才能下达命令”。

这些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是非常珍贵的，很多君主都要向吴起请教。

《吴子》中提出“四和”是君主治理国家和军队的根本 ：君主的意志要与国内人民一致（国和）；打仗时军队的阵型和气势不能乱（阵和）；军队内部的管理要有条理，不能出现内部分裂（军和）；打仗时行动要有条理，出兵迅速（站和）。

要做到“四和”也有很多必要条件 ：君主要用道义去教育人民；以道理去折服人民；君主还要以身作则。 这说明了国家的繁荣和君主的言行息息相关，从那时候起君主就变得注意自己的言行，后世的君主也会借鉴《吴子》里的“四和”。

在《图国》中，吴起强调了“武备”，这两个字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对君主来说非常重要，它包含了进攻以及防守 。其实这两个字的侧重点是抵御外敌入侵，国家的军队要随时准备着才能做到有备无患的境界，进攻的前提也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春秋战国时期大部分的君主都是认为人多力量大，所以他们会选择强征民兵， 吴起就在《吴子》中提到军队的强度不在于人数，而在于治理方法。

吴起对将领的选择也有和君主不同的见解，服从君主命令的优先考虑，那些难以管理的就算有能力也不能选择。《吴子》中多处以君主角度出发，因此《吴子》中的思想被广大君主认可。

《吴子》总结了很多治理国家和军队的方法，吴起的思想比当时的大部分军事家都要超前。 《吴子》中分析了各种战斗地形，提出了根据地形变化而变换阵型的说法，这无疑是给春秋战国时代的君主和将领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虽然《吴子》之前的兵法书也对此有介绍， 但是《吴子》对战争分析的精细程度在春秋战国时期只有《孙子》能与它一比。《吴子》中大量的军事理论和实战结合在一起，然后对这些战争加以分析，《吴子》的结论不止改变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战局，其中有很多军事道理到现在还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春秋》

《战国策》

《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