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学典籍都包括哪些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21浏览:1收藏

古代经学典籍都包括哪些,第1张

 经学典籍的主体——“十三经”

  经学研究的核心是被历代儒者奉为经典的“十三经”,宋明理学虽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等“四书”为重,但《大学》《中庸》终归是《礼记》中的篇章,《论语》《孟子》也在“十三经”之内,因而经学的主要典籍仍为“十三经”所包括。两千余年的 经学史,大致是围绕着这十三部经书的确立、考订、阐发和注解不断延深、反复纠辩、曲折发展的。十三部经书是经部典籍的主体,其他浩繁的经部书籍,都是由此 而派生的著述。因此,了解“十三经”是把握经部典籍的关键。“十三经”中各经的大致情况如下:

  《周易》

  全文 24000余字,原称《易》,又称《易经》,本是占筮书,后被儒家奉为讲究哲理的经典。相传古代占卜用的易书本有三种:一种是夏代的易,叫《连山》;一种 是商代的易,叫《归藏》;一种是周代的易,就是现存的《周易》。前两种已经失传,而《周易》则流传至今。《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 表阳和阴;把这两种符号迭列三层,如三(乾)、三(坤)等,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称为八卦;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迭,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每卦又 有六爻。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分别阐述各卦各爻的意义,卦辞和爻辞是《周易》的经文。许多研究《周易》的学者认为卦辞、爻辞是西周初年的作 品,因为它所记的内容有殷商祖先的故事,也有周初的史实,但无后代任何色彩。

  除卦辞、爻辞外,还有《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解释经文的传,合称“十翼”。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十翼对《周易》经文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原意,因此不能依赖它们去理解正文。

  研究《周易》的“易学”历来有两派,一派重象数,卜筮灾异,如汉代的易学;一派重义理,阐发思想,如三国时王弼的易学。

  《尚书》

 全文2500余字,原称为《书》,是夏、商、周时代一些历史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后来成为儒家宣扬二帝、三王及周公、孔子治道的圣典。《尚书》的内容 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尚书》为西汉初山东伏生所传,共28篇。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用周秦六国文字书写的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在汉朝未 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根据一些散逸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 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他又吸收了原今文《尚书》,将其离析为33篇,两者拼凑,以符合刘向、郑玄校注的古文《尚书》58篇之数,向 朝廷呈献。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收在如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合并的。因此,现传《尚书》,只有今文 才是真本,古文则是梅氏伪造的。《十三经注疏》中还有梅赜伪造的《尚书孔氏传》13卷,说是西汉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梅氏编选的这些伪书,直到清代阎 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时才被彻底揭穿。古代对《尚书》的研究,除了《十三经注疏》中的注疏外,宋代蔡沈的《书集传》也是《尚书》研究的重要成果。

  《诗经》

 全文39000余字,原称《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类,其中有庙堂之诗,卿大夫之诗,也有民歌,时代从西周到春秋中 叶。春秋战国时,诸子各家都曾习《诗》用《诗》,但各家相比,以儒家对《诗》的整理水平最高,传授最成系统,《诗》渐渐成为儒家专门的经典。《诗经》在汉 代有齐、鲁、韩、毛四家传授,前三家属于今文诗学,立于学官,但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亨、毛苌所传的毛《诗》属于古文诗学,流传至今,共310篇,其中 六篇仅存篇名而无诗文。历代《诗经》学研究的成就,除《十三经注疏》中的毛传、郑笺、孔颖达正义外,南宋朱熹的《诗集传》,清代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瑞 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王先谦的《三家义疏集》等,成就也较突出。

  《仪礼》

  全文 57000余字,原称《礼》,汉代又称《士礼》、《礼经》,晋代以后称《仪礼》,它是现存最早记载古代礼仪的书。《仪礼》成书于东周时期,但书中所载的各 种典礼仪式,应在此书之前就存在了。孔子办私学时,通过对古礼的整理编辑形成了《礼》的教材,礼是孔子讲学的重要课程,也是儒学的重要内容。

 西汉初,由鲁高堂生传下《仪礼》17篇,在西汉中分为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立于学官。1959年在甘肃武威 发掘出汉代抄在木简上的《士礼》多篇,属庆普传本,为研究《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流传至今的《仪礼》是由东汉郑玄注释的刘向《别录》本,其篇目与西汉 学官的《仪礼》相同,都是17篇,包括士冠礼、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礼、士丧礼、既夕礼、士虞 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礼经》基本相同,另外 39篇汉代称为《逸礼》,已经失传。《仪礼》研究,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贾疏外,南宋朱熹的《仪礼经传通释》、清人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凌廷 堪的《礼经释例》、胡培晕的《仪礼正义》,都是较重要的著作。

  《礼记》

  全文99000余字,又名《小戴礼记》。 先秦礼学家们传习《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是对《礼》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和补充。西汉时《礼经》立于学官,礼学博 士在讲《礼经》时也选用一些“记”作为辅助教材。东汉中期,注讲《礼经》的“记”只存两种:一是戴德选辑的85篇本《大戴礼记》;二是戴圣所编的49篇本 《小戴札记》。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于是传习它的人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礼记》。由于郑玄也给《仪礼》《周礼》作注,所以三书 并称“三礼”。

  东汉以后,《礼记》的地位逐步上升,这是由于《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 的意义和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儒家的“礼治”思想,更利于统治者发挥和利用。于是到了唐代,《礼记》从原来经传的地位升格为正经,并代替《仪礼》进入唐代 “五经”。

  《礼记》作为一部儒学杂编,内容很庞杂。有不少内容是专门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等,这些篇章探讨了制礼的深 义,是研究儒家礼治思想的重要依据;有些篇章谈到儒家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设想,如《王制》《礼运》;有的篇章讲人生哲学和道德修养,如《大学》《中庸》和 《儒行》;有的篇章借孔子之名阐述儒家理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还有讲教育的《学记》,讲音乐的《乐记》。此外,有不少篇章是杂记各种礼制、 礼仪规则及丧服丧事的。除《十三经注疏》中对《礼记》的郑注、孔疏外,注释《礼记》较有名的著作还有宋代卫湜的《礼记集说》,清代朱彬的《礼记训纂》、孙 希旦的《礼记集解》。

  《周礼》

  全文45000余字,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 述政治制度的书,由战国时期的儒者以周王室及春秋各国的官制为基础,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论,设计了一套理想化的制度作为全书内容。《周礼》分天官冢宰、地 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部分,其中“冬官司空”已亡佚,汉人用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全书记载300多种职官,并对其职掌作 了介绍,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周代政治制度的如实记录,因此《周礼》仍是研究古制的重要典籍。

  据《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记载,西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在民间搜集到古本《周官》,因此《周礼》属于古文经书,汉末立于学官。《周礼》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和贾疏外,清代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是研究此书的重要著作。

  《春秋》及三传

 “春秋”曾作为东周各国国史的通称,现存《春秋经》是东周时鲁国国史的专称。它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4年的鲁 国历史。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修订和整理,列为“六经”之一,作为在私学传授历史知识的教材。《春秋》经文对史事的介绍十分简短,全书不过16000余 字,所以分别出现了一些解释《春秋》的“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解释《春秋》的有五家,即左氏、公羊、觳梁、邹氏、夹 氏。但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实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左传》《公羊传》和《姅梁传》。《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著,在司马迁《史记》中称为《左氏春秋》,东 汉班固作《汉书》才使用《春秋左氏传》的名称。在汉代尊经的情况下,它和《公羊传》《觳梁传》一起被视为解释《春秋》的传。事实上,《左传》是参考《春 秋》经而作的史著,并不单为解释《春秋》。西汉时,《左传》作为古文经,一直在民间流传,未立于学官,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汉书·刘歆 传》),并力争将《左传》立于学官,遭到今文经博士的反对,理由之一就是它不传《春秋》。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后,才将《左传》拆开附于《春秋》各 条经文之下,合为一书。两书合并后,可看出《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比《春秋》经多出17年。合并后的《春 秋左氏传》中还有不少“无经之传”,则原《春秋》不载而《左传》有文。以隐公元年为例,经有七条,都有“传”;“传”有14条,其中7条是“无经之传”。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以叙事为主,而《公羊传》、《姅梁传》则以释经为主,叙事极少,因此后两传不能作为史书,而只能作为纯粹的经书来读。汉代 《公羊传》和《觳梁传》都立于学官,属今文经,汉代以后儒者常利用此两传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这两部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经学史、思想史上也具 有很大影响。

  《论语》

  这是一部记载孔子和他少数学生的言论行事的书。“论语”一词,最早见于《礼记·坊记》,说 明《论语》在西汉以前就已流行。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论语》是在孔子身后由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将平时的记录汇纂成书的。它在西汉时还被看作是 传、记一类著作,只作为经书的辅翼。东汉以后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论语》全书12000余字,分20篇,书中保存了孔子大部分丰富的思想内容, 是研究孔子及孔门弟子的必读书。西汉流行的《论语》有古《论》、齐《论》、鲁《论》三家,前者属于古文经学,后两者属今文经学。自汉代开始,《论语》就受 到高度的重视,历代研究著述层出不穷,较重要的研究著作有《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集解和邢禺疏,还有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刘恭冕的《论语 正义》。

  《孟子》

  这是一部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门人弟子相互问答的记录。《孟子》一书主要由孟子的门人万章、 公孙丑两人所记,孟子本人亲自润色过,成书于战国晚期。全书34000余字,分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七篇,每篇又分上下。班固 《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凡十一篇”。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穷通篇》说:“孟子著书十一篇,七篇为中,四篇为外。”与应劭同时的赵岐认为外书四篇 文义肤浅,怀疑是后世伪作,因此他作《孟子章句》只作内书七篇。后来,赵岐作注的七篇流传下来,而外书四篇则逐渐亡佚了。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 样,仅被看作是传、记类著作,直到宋代,才被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之中,《孟子》一书是最后进入“十三经”的。它反映了孟子系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 观,其中“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重民思想非常可贵,而明太祖朱元璋则对此极为不满,他下令删节《孟子》中有关重民内容的章节85条,书称《孟子节 文》,并不准士人学习这些删掉的内容。

  对《孟子》的研究从汉代就已开始,《十三经注疏》中赵岐的章句和孙爽的正义是重要成果。此外,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则被推为清代注《孟》书中最高水平的著作。

  《孝经》

  今传《孝经》1700余字,分18章,是“十三经”中最短的一部。基本内容是讲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等各类人如何行孝,由讲孝进而劝忠。《孝经》在东汉时被列入“七经”之一,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

  经学者考证,发现《孝经》的内容有些是抄袭《左传》《孟子》《荀子》的。又根据《吕氏春秋·察微篇》中引《孝经》之文,可知《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汉代曾有古文《孝经》,但在南北朝时亡佚。

  《尔雅》

 《尔雅》是“十三经”中较特殊的典籍,实际上它本身不是“经”,其内容并无经义可言,只是一部古代训诂资料的汇编。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十二经”,才把 它上升为“经”的地位。后世经学家只是利用它的训诂知识来解释经书。《尔雅》共19篇,全文10900余字,从它所涉及的文献和利用的制度、史实来看,它 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杂采几代诸家的训诂材料汇编起来的。此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汉代经典传注发达起来后,经过增补才成为现在的状况。除《十三经注 疏》中的郭注、邢疏外,清代又有两部研究《尔雅》的重要著作,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重在对郭注的证实和补充,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则从经学的角度对《尔 雅》进行发挥。

  经学的解经典籍

  经学中的正经仅13部,总计字数不过65万,一部《十三经注疏》才416卷,而历 代解经典籍的数量则要超出数百倍。仅据《四库全书总目》与《贩书偶记》正续编收载的经部典籍就有3900余部,近5万卷,这是大致流存且经著录的经部书 籍,未见著录者当不止此数,历代散失的经学典籍更无法统计。因此,绝大多数的经学著述都是解经典籍。

  古代解经典籍的体例最为多样,居 各种典籍之冠。一部儒家“正经”,经过历代学者以各种体例和形式的注解、发挥,产生几百部乃至近干部著作,是不足为奇的。我国注经典籍繁富的体例,在唐以 前就基本齐备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传、故、笺、注、说、微、通、章句、条例、集注、集解、集释、集义、音、解、解说、解谊、通解、疏、讲疏、义 疏、训、释、撰等著作体例在当时都已出现,唐以后基本沿习,少有改变。

  传“传”有传述之意。据说《周易》中十篇解释经文的文字,就是 孔子写的传,因此又称《易大传》,这是注释正经最早的传。后世采用“传”这一体例注解经书的著述极多,就一部经书来说,由于注解的角度不同,各种传的内容 差别也很大。如《春秋左传》主要在于论证本事;而《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则主要在于阐述经义。传的形式也有多样,有的是照经文一字一句解释的,如 《毛诗诂训传》;有的是杂引他说,借经义以证事理的,如《韩诗外传》。

  注“注”的本义是用水灌注,使之畅通。引申为对古书中难解字句加以解释、疏通。东汉郑玄曾遍注群经,今存尚有《仪礼注》、《周礼注》、《礼记注》。这种体例经郑玄推扬光大,成为后来最常见的一种解释、疏通文义的形式,经部中以“注”而称的典籍也较多。

 说“说”是释讲的意思,大致以阐说大义为主。“说”的体例起源也很早,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易》有《五鹿充宗略说》,《书》有《欧阳说义》, 《诗》有《鲁说》《韩说》,《论语》有《齐说》《鲁夏侯说》《燕传说》,《孝经》有《长孙氏说》《江氏说》。清人惠世奇撰《礼说》,不载经文,但按经文顺 序编列,对古音古义疏通说明。

  笺“笺”是表识的意思,这种体例由郑玄首创。郑玄治《诗》尊崇《毛传》,如《毛传》有隐晦不清之处,便 记下自己的见解,标识其旁,成为“笺”。在郑玄《毛诗笺》之后,以“笺”解经的著述历代不绝,仅清代就有胡永珙的《毛诗后笺》,会钊的《周官注疏小笺》, 万斯大的《礼记偶笺》,俞樾的《礼记异文笺》,刘逢禄的《公羊何氏解诂笺》,赵坦的《春秋异文笺》,潘维城的《论语古注集笺》等。

  解 “解”是剖析解释的意思。“解”这种体例起源很早,春秋战国时诸子著作中就有解,如《韩非子》中的《解老》,便是解释《老子》的名篇。后人沿用这一体例来 解经,或称“解谊”,或称“解诂”,如东汉服虔的《春秋左传解谊》,贾逵的《周官解诂》《左氏传解诂》,保存至今的是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

 疏“疏”即疏通之意。这种体例最早起于南北朝时的“义疏”,梁朝皇侃在《论语义疏》的序中分析其特点是“引取众说,以示广闻”。到唐代,对于汉人的经 解,唐人看起来已不甚明了,于是出现“疏”这种新的注解形式,疏不仅给正文作注释,而且还给前人的注解作注释,形成了经、注、疏三个层次。一般来说,疏不 违反注的意思,所谓“疏不破注”。唐代官修的义疏称为“正义”,如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及后来的《七经正义》。私人的注释之作仍称“疏”,如贾公彦的《周 礼疏》、《仪礼疏》。

  章句“章句”主要是分析经文的章节,盛行于西汉,为经师讲经所习用。先秦古籍,整篇直述,既不分章,也不断句, 后来儒生进行分章断句,在分章断句中也表述了对内容的理解,汉人的“章句”保存至今的有赵岐的《孟子章句》,可以从中看出章句的特点。这种著作体例后代也 有所沿用,如南宋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都很著名;清代则有焦循的《易章句》,任启礼的《礼记章句》等。

  集解“集解”这种体 例是汇集诸家之说来进行注释。《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论语集解》、范宁《春秋姅梁传集解》是这种体例的代表作,而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则不属这种体 例,其注释仍是杜氏一家之言。集众家之说荟萃一处的方法,不仅有集解,还有集说、集注、集讲、集要、集意、集传等等,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注释领域之中,数量 甚多。以“集传”而言,宋代较有名的著述就有朱熹的《诗集传》、蔡沈的《书集传》、苏辙的《春秋集传》等。

  丰富的解经典籍是随着经学 的发展逐步积累起来的。春秋时只有“六经”。战国以后,儒家著述中解释“六经”大义的传、记开始兴起,《周易》的彖辞、象辞等“十翼”就是《易传》; 《礼》所附的“记”以及《春秋》各传,都是早期的解经著作,只是到了汉代才升格为“正经”。西汉时经学家所写的传、注等,以阐述经义为主,如《尚书大 传》、《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等。但这时有些解经著作则开始出现了繁琐的弊病,东汉桓谭在《新论》中就记载说,《书经》大师秦延君竟然用十多万字来解 释“尧典”两字的含义,这种流弊在以后的解经著述中时有出现。东汉以后,注经典籍逐渐转向通训诂、究名物的方向,主要是解释字义和考证名物制度,发展了章 句训诂之学,出现了像许慎、马融、郑玄等有名的注经学者。流传至今的有《毛诗传》《三礼注》《公羊传解诂》《孟子注》等,后世称为古注。

 魏晋以后,随着音韵学的发展,解经典籍中的音注著作大量增加,晋代的徐邈对“五经”都作了音训,成为当时诸经音注的典范。为经书作音注声训的传统,到唐 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为经文注音的解经典籍,其中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成就最大,他的音训做到音与义结合,注一不同的音,即表达一种不同的解释。 全书36卷,搜采汉魏以来凡230余家而遍注群经,“十三经”中仅缺《孟子》,是因为唐时《孟子》还未进入“正经”。后来宋儒刊刻《十三经注疏》时,将 《经典释文》内容散于各经注释中,称为“陆德明音义”。

  宋代注经典籍的数量迅增。在南宋时,经学学者将汉以来注解“十三经”的一批重 要解经典籍确定下来,刊成封建时代通行的《十三经注疏》。这套注疏典籍中,古注除《孝经》为唐明皇所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义疏部分是由唐宋人完成 的。大体而言,其内容注多宗汉,疏多宗唐,倾向于训诂名物的汉学,与当时理学诸儒注经的方式迥异。宋儒的解经典籍虽然进入《十三经注疏》者很少,但有不少 著述的成就是为历代学者公认的。例如,《易》注方面,程颐的《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皆有新意,尤以程颐的《易传》为清代朴学大师顾炎武所推崇。《尚 书》注方面,蔡沈的《书集传》、宋末元初金履祥的《尚书表注》不亚于《伪孔传》和孔颖达的“正义”,后来学者多所利用。《诗》注,则有欧阳修的《毛诗本 义》,往往能探本诗人之旨。《三礼》方面,朱熹晚年所作的《仪礼经传通解》,就《仪礼》分章分节,眉目清楚,并引《礼记》内容进行注解,溯本追源。朱熹的 《论语集解》和《孟子集解》,虽然重在义理的阐发,但词句简明,便于初学,可与何晏的《论语集解》、赵岐的《孟子章句》配合起来阅读。明代的解经典籍虽然 数量不少,但多承宋学,未能有突破性的进展。

  清代解经典籍成就辉煌,不仅数量多,而且在许多经学领域的研究超越了汉唐。择要而言,首 先是在对经书的辨伪上意义重大。清代学者万斯同的《周礼辨非》、《仪礼商》,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惠栋的《古文尚书考》,胡渭的《易图明辨》,都是 当时疑经辨伪的力作。特别是《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引经据典,共列128条,一一陈述《古文尚书》的矛盾,彻底揭穿东晋梅颐对《古文尚书》和《尚书孔传》 的伪造,使遗留千年的问题成为定案。其次,清儒的解经典籍几乎遍注群经,“十三经”中除《礼记》和《毂梁传》外,每部经书皆有数种新注新疏,这些著述对经 文经义的考证和注释,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达到全新水平。清末学者章炳麟曾对清人解经典籍加以研究,从中选出一批著作定为“群经新疏”,颇有代表性 意义。其所列举:《易经》有惠栋《周易述》,江藩、李松林《周易补述》,张惠言《周易侯氏义》;《尚书》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 疏》;《诗经》有陈奂《毛诗传疏》;《周礼》有孙诒让《周礼正义》;《仪礼》有胡培晕《仪礼正义》;《左传》有刘文淇《左传正义》;《公羊》有陈立《公羊 义疏》;《论语》有刘宝楠《论语正义》;《孟子》有焦循《孟子正义》;《孝经》有皮锡瑞《孝经注疏》;《尔雅》有邵晋涵《尔雅正义》、郝懿行《尔雅义 疏》。这些著述可以大致反映清代经学研究的水平。此外,清人还对经书注释典籍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康熙年间由纳兰性德刊刻的《通志堂经解》1860卷,由 徐乾学、何烽主编,编者收集了唐、宋、元、明人关于《易》《书》《诗》《春秋》《三礼》《孝经》《论语》《孟子》等解经典籍146种,其中尤以宋元诸儒著 述居多,收罗宏富,颇多罕见之本。此外,清儒还对当代的解经著作进行总结,如阮元所编《皇清经解》和王先谦所编《皇清经解续编》。

鲁迅的“跳读”法:

鲁迅先生认为:“若是碰到疑问而只看那个地方,那么无论到多久都不懂的,所以,跳过去,再向前进,于是连以前的地方都明白了。”这种方法是对陶渊明的“不求甚解”读书方法的进一步发挥。它的好处是可以由此节省时间,提高阅读速度,把精力放在原著的整体理解和最重要的内容上。

老舍的“印象”法:

老舍说:“我读书似乎只要求一点灵感。‘印象甚佳’便是好书,我没功夫去细细分析它……。‘印象甚佳’有时候并不是全书的,而是书中的一段最入我的味;因为这一段使我对全书有了好感;其实这一段的美或者正足以破坏了全体的美,但是我不管;有一段叫我喜欢两天的,我就感谢不尽。”

华罗庚的“厚薄”法:

华罗庚主张:读书的第一步是“由薄到厚”。就是说,读书要扎扎实实,每个概念、定理都要追根求源、彻底清楚。这样一来,本来一本较薄的书,由于增加了不少内容,就变得“较厚”了,这是“由薄到厚”。这一步以后还有更为重要的一步,即在第一步的基础上能够分析归纳,抓住本质,把握整体,做到融会贯通。经过这样认真分析,就会感到真正应该记住的东西并不多,这就是“由厚到薄”这样一个过程,才能真正提高效率。

杨振宁的“渗透”读书法:

杨振宁教授认为:既然知识是互相渗透和扩展的,掌握知识的方法也应该与此相适应。当我们专心学习一门课程或潜心钻研一个课题时,如果有意识地把智慧的触角伸向邻近的知识领域,必然别有一番意境。在那些熟悉的知识链条中的一环,则很有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新发现。对于那些相关专业的书籍,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不妨拿来读一读,暂弄不懂也没关系,一些有价值的启示,也许正产生于半通之中。采用渗透性学习方法,会使我们的视野开阔,思路活跃,大大提高学习的效率。

白寿彝的“研读”法:

著名史学家白寿彝认为,“读书之读,似应理解为书法家读贴读碑之读,画家读画之读,而不是一般的阅览或诵习。”

冯亦代说:“我在看书时,每逢看到好处,不免自己的身心也进入书中的‘角色’。好像演员在舞台上演戏,演到好处,不由得为所饰剧中人的‘角色’左右”。

余秋雨的“畏友”读书法:

散文家余秋雨提出:“应该着力寻找高于自己的‘畏友’,使阅读成为一种既亲切又需花费不少脑力的进取性活动。尽量减少与自己巳有水平基本相同的阅读层面,乐于接受好书对自己的塑造。我们的书架里可能有各种不同等级的书,适于选作精读对象的,不应是那些我们可以俯视、平视的书,而应该是我们需要仰视的书。”

2、名人读书法

孔丘的“学思结合法”:“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子思的“五之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

王充的“古今法”:“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

韩愈的“提要钩玄法”:“记事者必提其要,篡言者必钩其玄。”

朱熹的“三到法”:“要口到、眼到、心到。”

徐特立的“古今中外法”:“把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变为我的。”

陶铸的“细嚼慢咽法”:“做学问的功夫,是细嚼慢咽的功夫。”

谢觉哉的“挤钻法”:“没有时间,挤;学不进去,钻。”

邓拓的“积累法”:“古今有学问的人,有成就的人,总是十分注意积累的。”

巴金的“苦学法”:“苦学能够战胜一切。学问的宫殿不分贫富都可以进去。”

赵树理的“淘金法”:“读书也像开矿一样,沙里淘金。”

华罗庚的“厚薄法”:“书由厚变薄是阅读能力提高的标志。”

冰心的“创新法”:“读书恨与古人同。”

李准的“先浓后淡法”:“先浓后淡更有味。”

李政道的“杂七杂八法”:“我是学物理的。不过,我不专看物理书,还喜欢看杂七杂八的书,多看一些头脑就比较活跃。”

陈善的“出入法”:“既能够钻进去,又能跳出来。”

  鲁迅读书,弥漫开放,精骛八极,而善于收束聚集。他对中外典籍的精神、心境、情趣之领略重于资料的积累。观其钞古碑,可知心情之郁积;观其日记购书单,于美术史之覃思精研,开掘之深,涉足之广,即令专业美术史家,也当咋舌敛手。他的知识藤蔓构架迁延广大,思想之停蓄因此稳当厚重。那的确是一种弥漫,不是扬琴的颗粒状,不是提琴的收束,而是像手风琴一样的弥漫。

  钱钟书读书,精锐挺进,浩瀚渊深。量大如重峦叠嶂,山高水长。其气势如鹰击长空,纵横裕如,略无阻碍;其全面性如综合部队,兵种齐全,方法现代,周密而充满活力。他是错位文化的整形大师,是五千年文明史的刑侦大师。先生旧学邃密,新知深沉,所向披靡,无坚不摧。然而,即令美国国会图书馆那样的藏书量,也“居然有那么多钱教授不要看的书”(董桥语),可知读书选择的必要和重要。

董桥读书法,则如训练有素的别动队,穿插自如,干练迅捷,屡有出人意表的战果及斩获。读书在彼,如攻城略地,速战速决,而建设(抽绎、概括)还要超过攻略。推敲其读书法,但见选择高明,如闻金石声,显系注重知识之再生能力;绿意盎然,大有四季常开,花香不败的意蕴。是一种“荡漾着优越感”的读书法。

李敖读书姿态罕见之开放,如一硕大公园,推倒围墙,吸纳周遭风光,而自有一中心。其于知识信息、资料之吸收,则不论王子与贫儿、芝兰与败草、琥珀珠钻与牛溲马勃,俱兼收并蓄,来者不拒。他以写代读,读写一体,资料海堆山垒,然见解每为过剩信息所掩,识之者,初则惊奇,继之也难免乏味。虽然,其食量亦如拉伯雷《巨人传》一流人物,仍称别开生面。

3、读书经验漫谈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人才如林,学者如云。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学习经验。

一、一目十行。这话大家常用,出自《粱书·简文帝纪》:“读书十行俱下。”宋代刘克庄诗云:“五更三点结漏,一目十行读书。”一眼看十行是不可能的,但用来形容读书敏捷,夸张得可以接受。当今科技飞跃发展,各种书籍浩如烟海,要浏览大量书报,确实需要点“一目十行”的本领。

二、二分群书。清末名家梁启超很会读书。他把每天所要读的书分为二类,一类是一般的、粗读; 一类是有价值的,细读;格言还要精读。这种主次分明的读书方法,使他获益不浅。

三、利用“三余”。三国时代的有名教育家董遇,常教导他的学生要善于利用“三余”时间来读书。他说:“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宋代文豪欧阳修对崇敬他的人深有感慨地说:“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当然,“三上”语有夸大,也不利于健康,不足为训,仪以此说明抓紧一切时间是何等重要。

 四、读书“四到”。宋代朱熹提出读书要“三到”近代胡适加了“手到”,形成了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的好方法。边看、边诵、边写、边想,才能读得进,记得住,用得上。

 五、贵在“五用”。现代伟大作家鲁迅先生把上面的“四到”,再加上一个“脑到”,归结为“五用”。特别强调,不仅要用“心”记,更要用“脑”思索,善于发现规律,提出问题,勇于创造。这种“眼、口、手、心、脑”五到的提法更全面,收益更为显著,成为读书要诀。

 六、学避“六蔽”。古人认为不好好学习,就会成为愚人、荡人、贼人、绞人、乱人、狂人,总之是不好的人。孔夫子曾经对弟子们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七、“七焚七录”。明代末年有个大学问家叫张溥,他的读书法奇特,读书时先抄一遍,再读一遍,然后把书稿烧掉。再抄再读再焚再抄,反复七次,直到烂熟于心,融会贯通。他苦读成名,给自己书斋取名为“七焚斋”,也叫“七录斋”。

 八、“八面受敌”。这是宋代全能大文豪苏东坡发明的极优读书法。他每读一本书,有计划地分作意义、故实、文物等几个方面,每次钻研一个方面,步步深入,效果显著。东坡说:“此虽迂钝,而他日学成,八方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九、辨明九事。近人陈中凡钻研古籍,造诣极深。他总结为辨明九事:“一日别真伪; 二日识途径;三日明诂训; 四日辨章句;五日考故实; 六日通条理; 七日治经宜知家法; 八日治史应详察史实; 九日治诸子应知流别。”

 十、十目一行。一目十行的浏览可以博学长识,而十目一行的专注,使人精深。清代学者陆世仪就是用了“十目一行”读书法取得成功的。

  百、百家百遍。韩愈之所以成为“文起八代之衰”的文坛领袖,是从小就“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鲁迅先生曾形象地比喻说:“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读百家之书,还要熟读百遍。朱熹说过:“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苏东坡也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学自如”。

 千、日记千言。韩愈自幼苦读,日记千言。叶奕绳谈到他学习的方法说:“每读一书……每日必十余段,少亦六七段”。每天记千把字,是好办法。”

 万、万卷万里。杜甫深有体会地谈到自己的写作经验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汉代文史家司马迁总结治学经验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国有丰富的文化典籍,读万卷书可接受先人的间接经验。我国地大物博,行万里路可以壮志知情,获得直接经验。两者结合,才使人的认识升华,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

简介

自嬴秦以来,改朝换代更天换地者十数次,这些氏族为何能在十数次天崩地溃中屹立不倒?人自然明白,无他,出卖旧天子,充当新奴才尔,通敌才是贵族之大道,是故,国因贵孔而空,民以卖国而荣,民之所以卖国,是为其族可以老大也,国之所以靡空,是因其崇老大而失道也,进而,要从根本上拯救糜烂的清朝,梁启超就写了本篇《少年中国说》,为的是克服氏族传承5000年的谎言,断了崇洋媚外的根源,了结卖国而偷生的情愫

原文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任公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人与少年人性格不同之大略也。任公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饮冰室合集》

任公曰:伤哉,老大也!浔阳江头琵琶妇,当明月绕船,枫叶瑟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宫南内,白发宫娥,一灯如穗,三五对坐,谈开元、天宝间遗事,谱《霓裳羽衣曲》。青门种瓜人,左对孺人,顾弄孺子,忆侯门似海珠履杂遝之盛事。拿破仑之流于厄蔑,阿剌飞之幽于锡兰,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初而拍案,继而抚髀,终而揽镜。呜呼,面皴齿尽,白发盈把,颓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郁之外无心事,舍悲惨之外无天地;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音声;舍待死之外无事业。美人豪杰且然,而况寻常碌碌者耶?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饮食,待命于人。今日且过,遑知他日?今年且过,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于此人也,而欲望以拿云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挟山超海之意气,能乎不能?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任公曰: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澌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 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婴儿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体之一二官支,先行长成,此外则全体虽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为胚胎时代,殷周之际为乳哺时代,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为童子时代。逐渐发达,而今乃始将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长成所以若是之迟者,则历代之民贼有窒其生机者也。譬犹童年多病,转类老态,或且疑其死期之将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成未成立也。非过去之谓,而未来之谓也。 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时代也。幽、厉、桓、赧,则其老年时代也。高、文、景、武,汉朝之少年时代也。元、平、桓、灵,则其老年时代也。自余历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也则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欧洲第一之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余州之国土,凛凛四百余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 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尝爱读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谚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吾见乎玛志尼之能令国少年也,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令国老大也。吾为此惧!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谓我为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喏,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其内任卿贰以上,外任监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饮食步履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了,须三四人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于此而乃欲责之以国事,是何异立无数木偶而使治天下也!且彼辈者,自其少壮之时既已不知亚细亚、欧罗巴为何处地方,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犹嫌其顽钝腐败之末臻其极,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脑髓已固,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之时,然后将我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一举而畀于其手。呜呼!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乌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之土地奉申敬贺,以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难办?呜呼!今之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者,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皆具于是矣。西风一夜催人老,凋尽朱颜白尽头。使走无常当医生,携催命符以祝寿,嗟乎痛哉!以此为国,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岁而殇也。 任公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将迁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栊,不洁治其庭庑,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棰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是千年糟粕,还是文化宝典?点评我国古代这几本争议很大的古书

程哥历史观V

原创 · 2022-09-03 09:22 · 历史领域优质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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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版在谈这几本书之前,作者想说,一本书就能决定一个民族的兴衰和历史发展吗?显然不能,历史是由无数人用鲜血和智慧共同铸造的,而不是靠一本书或一个人的思想所能决定的。

当你过分迷信一本书或一种学问,并把这本书的作用无限放大后,这本书即便是真的宝典,也会被笼罩上一层玄学、迷信和骗术的色彩。

圣经、古兰经、易经、道德经、四书五经、资治通鉴、商君书、红楼梦等哪类书不是如此?真正能推动社会发展的是人类自古至今的文化积累,而不是千年之前的陈旧思想。

·是骗术还是哲学之王

《易经》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后世之人靠这本书进行坑蒙拐骗的江湖术士。

作者见过最无耻的一个言论就是说我们能够打跑日本人和西方列强,活得有尊严,靠的全是因为某人精通《易经》里的奇门遁甲,而不是……

如果真的这样,为何后来一夜之间各路算命烧香的江湖混混全部都销声匿迹了呢?

在大环境面前,这些无耻鼠辈怎么不给自己算一卦?

在那短短的几十年我国创造了“两弹一星“,靠的是《易经》?

如果《易经》这本书真的那么牛,我们就不会有近百年的屈辱史,也不会有后来的日本进中国了。

我们只需找几个易经大师算一算,算出敌国的致命要害,一做法,一念咒,一点香就破坏掉了对方的风水,那还要部队和科研机构干什么呢?

至于那些江湖骗子嘴里千年之后的事情,那不是自欺欺人吗?你连当下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还指望千年之后的事情吗?

《易经》是我国刚刚拥有语言不久后几个人共同创造的读物,后世之人却硬将自己的东西强塞到这本书里,有意思吗?

如果真的这样,我们干嘛要研究化学、物理、数学,我们应该将所有精力都用来研究《易经》。《易经》仅仅是一本书,而不是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万金油。

《易经》最初的设想和后世之人的解释到底相差了多少又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一本谁也说不清楚的书,真的值得大吹特吹吗?

这本书即不能解决别人的问题,也不能解决其信徒的问题。

《易经》的崇拜者们连一个通俗的标准通行版都写不出来,就像《红楼梦》里的“王一贴”给贾宝玉开的治病药方一样,一个梨,两块冰糖就能包治百病。

你不要问为什么,今天吃不好,明天吃,明天吃不好后天吃,你吃一百年,总有死的时候吧,你一死,你的病不就好了吗?

你吃好了是我的功劳,你没吃好说明你没悟透其中的奥妙,至于你的怀疑,不好意思,这个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你读不懂就再读一百年吧!

对于这些过分吹嘘这本书,并靠这本书来到处骗钱骗色的江湖术士,作者只想说,当初……

如果这些人真牛,当初就不该夹着尾巴做人。

但大环境变了之后,这些个江湖骗子又都出来张牙舞爪、危害……

唐代诗人李商隐写了一首诗叫《贾谊》,内容是这样的: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

·是保守还是包罗万象

看看今天各种价格上万的国学培训班有多少,仅仅两天课程动不动就收费几万、十几万,他们真的就能学到东西吗?

更有甚至者,在某些地方还开设了“小三培训私密班”、“女德班”等低级的玩意,学费动辄几十万之多。

而这些班都是打着国学的名义在教导学员将人性里最恶、最残忍、最卑鄙无耻的东西发挥出来。

将厚黑学、心理学、营销学、宫斗学、害人学等拼凑在一起对学员反复洗脑,让他们从一个个正常的人,变成为了上位可以不择手段的恶魔。

即便这些人靠着这些阴谋诡计取得了地位和财富,她们内心深处真的会幸福吗?这些商学院中的骗子讲师,最喜欢引用的就是《道德经》。

有人说《易经》是万经之母,有人说《道德经》才是人类最智慧的宝典,在这些骗子手里,只要能赚钱,一切都可以变成他们包装的工具。仅仅一个五千字的文章,真的就能包含哲学、养生、兵法、做人做事的各种深奥道理吗?

且不说《道德经》的800多个版本那个才是原创,就是今天我们对道德经的解释,真的是老子写的,或老子原来想表达的意思吗?

《道德经》里“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句话怎么听都不像是正能量的话。

但在后人的解释里,一个字都有几百个意思。

反正我国古人就是最聪明的,写东西就喜欢写得玄乎其玄,这样不论后人怎么解释,最终解释权都在古人手里。

对比同时代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错误百出的白话著作,我国古人是永远也没有错的,错的永远都是后人自己的愚笨。

牛顿三大定律可以被后来的爱因斯坦所打破,但《道德经》至今无人敢说自己就真正研究透了。

作者搞不懂的是,如果说2000年前人的思想比我们现代人更牛,如果不是后人不断的积累,他们怎么没研究出来飞机、大炮,而我们今天发明了网络了呢?

国外科学家们也没研究这些,人家又是靠什么拿的诺贝尔奖项和搞的哲学呢?

·是帝国之术还是华夏悲哀

其实,作者想说的是两本书,一本叫《商君书》,一本叫《资治通鉴》。如果读者里有真正了解这两本书的,他们可能会被吓出一身冷汗。

我国古代的政治比西方早成熟了一千多年,自秦始皇之后就不再是封建时代,而是帝制时代了。

封建时代的标志是将领土分封给各个诸侯,而帝制时代的核心思想是……

这时皇帝最大的心病不是外敌,而是……

而《商君书》和《资治通鉴》这样的书是古代的帝王之术,就是教给帝王怎么治国的,普通士大夫和平民是没有资格看的。

当我们抛开冠冕堂皇的虚伪来阐述历史时,你会发现历史上的各位帝王都是那么的血腥和残忍,根本没有一个我们想象中的……

当作者翻看了古今中外所有的历史后才发现,谁杀的人最多,谁对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造成的破坏最大,谁在历史上反而……

当我们回过头来再审读《商君书》时,它又有什么错呢?错的始终是人。

这两本书里,将……的精髓书写到了淋漓尽致。同时,这种东西像病毒一样……

·一套古代读书人必读的功名之书

四书五经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套书。且不论这些书是不是真正的经典,但自从这几本书被帝国之家选中当成科举的教材之后,这几本书就已经失去了他们原来的意义了。

《红楼梦》的作者无论是曹雪芹还是其他谁,都是对科举制度和古代官场文化很反感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儒学里传统文化的叛逆者。

在前八十回,《红楼梦》的作者一直将人性里最美好的东西都隐藏在一个小小的大观园里,而拒绝所谓的入世为官,更讨厌读什么八股文章。

朱元璋这一创造性的发明,到底是危害了后世千年,还是真的有利于中华文明的发扬了?恐怕得有读者您自己来下结论了。

但作者本人对程朱理学和禁锢妇女思想的东西是非常反感的。

一个到了民国时期还将人口贩卖合法化,有什么资格嘲笑人家的奴隶买卖呢?发配为奴、官妓、军妓这些公然合法化的东西,难道不是对人文、礼仪最大的讽刺吗?

但在很多人眼里,人家野蛮就是卑劣,自己的那些不堪的过去反而成了崇高的精华。

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明明喜欢将人分为鲜明的三六九等,却总是标榜自己是……

蒙古统治者被人划分为四个等级,满汉之别都被后来的文人百般谩骂,但我们自己古代先贤却把人分为三教九流,这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同样是人,就因为他们从事了不同的职业,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子女晋升途径就会被全部堵死,这不是赤裸裸的职业歧视和……

当所有社会精英都想读懂这几本书,都想着读得万卷书货于帝王家,都想着升官发财,封妻荫子时,谁还去搞科研呢?

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里,真正的科研技术反而被鄙视为“奇*巧技”,搞科研的人被称为下九流。

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如果不将科技人员最为尊贵,待遇最高,而是所有精英都一心想……

当我们解释完这几本书之后,读者里很多人会不舒服。这里面有吃江湖饭的骗子,也有靠这些东西生存的各级讲师,更有道貌岸然的各类国学伪君子。

当作者写的东西触及到了他们最本质的核心利益之后,他们就坐不住了。不信,读者您去看评论区,如果没有被屏蔽的话,绝对会比这篇文章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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