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州县制是哪一朝代实行的?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21浏览：2收藏

道州县制是哪一朝代实行的?,第1张

在我国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上,每个朝代的地方行政区域的划分制度一直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我国最早实行的是“九州”制和“十二州”制《汉书·地理志》说,在原始社会的黄帝时代已经开始“画野分州”,每一万平方里为一州；尧时分天下为十二州,大禹治水后又分天下为九州在《尚书·禹贡》中详细记载着九州的名称,它们是冀、衮、青、徐、扬、荆、豫、梁、雍其他古籍所记载的九州名称与《禹贡》稍有出入十二州的说法,最早见于《尚书·尧典》, 有列出州名因此,“九州”一说要比“十二州”的影响大,后来九州也就成了中国的别称

和九州、十二州同时并行的还有“畿服”之制这是以一个国家的都城为中心,每向外方圆五百里逐次划分成甸、侯、绥、要、荒五服,也有划分成九服的但以上只是后代学者在追忆历史时表达的一种理想主义的说法,并非是真正实行了的地方行政区域的划分制度战国晚期,邹衍提出“大九洲”地理学说,认为中国境内的九州合起来只能算一州,叫“赤县神州”因此,后来泛指中国境内时,又有神州大地的说法像这样的九个小州合起来成为一个大洲,共有九个大洲,洲与洲之间都有海水环绕,再往外是大地的边际,中国不过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这同样只是一种大胆的想像而已

秦始皇统一天下,我国开始有了较为正规的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制度秦代普遍推行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设若干县,由中央政府委派官吏管理地方各项事务

汉代实行郡、国并行制,郡由朝廷直接管辖,国分封给有功劳的大臣,每国各领数郡土地,郡、国数目比秦代有很大的增加到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已达103个,郡和王国之下有县、邑、道、侯国县、邑有1314个,道32个,侯国241个

汉代在实行郡国并行制的同时还采用了州制封国势力过于强大,往往会形成割据的局面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经过一系列对内削藩,对外开拓疆土的基础上,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将全国分成十三州刺史部,简称“十三部”或“十三州”各置刺史代表中央管理地方事务从东汉至南北朝,不断沿用州制虽然各个时期都有改动,州的划分、数目与名称不尽相同,但基本格局未变,均以州为最高一级地方行政构机,下辖郡、县等到隋炀帝时,废除州制,恢复推行郡、县二级地方行政制度至此,中国历史在八百多年后又回到秦初的统治方式唐、宋、辽、金几代朝廷改用道、府、路的地方行政区域的划分制度唐太宗分全国为十道,每道各辖几十个州中唐又析置十五道,井与节度使制度逐渐融合在道制之外,又有府制分别设在国内要地和边境地区北宋开始,改用路为最高地方行政机构,分全国为二十三路,下辖府与州两宋和辽、金时期,路的设置、分合及所辖的府、州常有变动

至元代,我国行省制度确立起来元代疆域辽阔,战争频繁,为了便于管理,把胜利成果巩固下来,除设置中央一级的中书省外,又将全国划分成十个大的地方行政区域,它们是岭北行省、辽阳行省、陕西行省、甘肃行省、河南江北行省、江浙行省、江西行省,湖广行省、四川行省和云南行省每个行省下辖路、府、州、县四级地方行政机构

元朝创设的行省制度,是秦朝以来郡县制度的发展,也是我国历史上政治制度和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行省制度的建立,不仅加强了元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巩固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而且对明、清以及后来的政治制度和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制度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元代后,“行省”这个名称一直沿用下来明代虽然改行省为布政司,但在口语中仍如此称呼元代的行省划分,也初步奠定了今天中国的行省规模和政区划分

现在研究姓氏，主要依赖的就是本姓氏的族谱，族谱中涉及的姓氏知识，包括源流、郡望堂号、始祖、迁徙等都是比较丰富详细的。但是从编写族谱或者单纯兴趣方面，难免会需要更多的资料来完善和佐证。那有哪些古籍是包含姓氏文化内容的呢？看看小谱为你列的清单，赶快收藏吧。提及姓氏，最先想到的就是《百家姓》了吧，但它作为古代的启蒙读物，内容比较单一，只包含姓氏，并没有其他衍生的内容。要想研究姓氏文化，还得看一下几本古籍。

《百家姓》是在北宋初年问世的，就以宋朝为例来讲讲这个朝代都有哪些关于姓氏的书籍吧。到了宋朝，研究姓氏的文人越来越多，相关著作数量也更多，涉及的内容也更加丰富。有专门的姓氏专著，比如北宋邵思的《姓解》，用文字偏旁分类法，分170门，收录2568姓；《宋史·艺文志》史部谱牒类着录《千姓编》一卷，以撮取千姓而得名，卷末云“嘉佑八年。

有综合性的历史史料中包含姓氏板块，比如南宋郑樵综合历代史料编著的《通志》中的《氏族略》共收录汉族及少数民族姓氏2368个，创姓氏书收录姓氏数之最；还系统地论述了姓氏的发展、演变，总结了历代姓氏书的得失，并对姓氏来源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类。宋代的很多相关的姓氏书籍都是以姓氏的源流为引，辅之以郡望及简单名人事迹，主要有丁维皋所撰《皇朝百族谱》四卷；永邦先撰的《群史姓纂韵谱》六卷；章定所撰《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六十卷；由乐史编著的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由陈彭年、邱雍等人奉诏重修的韵书《广韵》等等。宋朝是姓氏书籍编纂热潮兴起的朝代，除宋朝外，其他很多的朝代的姓氏书籍也都有所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姓氏书籍7部，唐代8部，明代9部。清朝编修族谱迎来热潮，所以姓氏书数量也比较多，与宋朝不相上下，有13本。在古代宗法制度，以及王位世袭制、九品中正制等人才举荐制度的形象下，古代社会对门第的注重空前重视，与此息息相关的家族世系、族谱等类型的古籍资料应运而生，且受到很大的重视。在这一社会环境之下，各个朝代都编写了很多姓氏相关的资料，流传都现在就是我们研究古代姓氏的宝贵资料。

道县道江镇东门村是清朝大书法家何绍基的故里，村民立志传承先祖文化，他们自发创办了农民书法协会、何绍基书法院，村小学开设了何绍基书法课。目前，全村已有超过半数的农民在勤练书法，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书法村。湖南省道县是一个小县城，但每年的龙舟比赛却是搞的有声有色。在这个小县里，每年的五月初一是全县人民的节日，龙舟比赛一比就是五天。参加的绝大部分是农民。在这里，龙舟比赛是一种民俗，更是一种文化。 1、选“龙头” 每条龙舟人数一般在三十左右，在船头有一个人进行指挥，控制龙舟的方向，给大家鼓劲。称之为“龙头”。但这个“龙头”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的。一般情况，每条龙舟上的桨手都是一个宗族的人，而“龙头”可以不是这个宗族里面最有钱的人，但他必须是里面最有威望的人。是这条龙船的领袖，全队的吃住等一切开销都由他负责。 2、偷“龙骨” 所谓的“龙骨”就是拼凑龙舟的一块长条木板，在龙舟的下面。传说“龙骨”的好坏决定了龙舟行进的快慢。“龙骨”的获取是要“偷”的。偷“龙骨”的人到别人的林子里面砍伐，被别人发现后，迅速逃跑，人们就在后面追。人们的风俗中认为，只有偷取的“龙骨”拼成的龙船跑的才快。 3、涂“鸡血” 龙舟比赛开赛之前，宰杀公鸡，把鸡血涂抹在船身上，以取“吉利”之意，寄予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愿望。龙舟比赛在道县每年端午前后都要开展，这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虽然现在的一些风俗已经和以前有所不同，但龙舟比赛融娱乐与竞技为一体的文化形式在道县却继承和发展下来，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史前时期的祭祀遗迹，

缘何能实证数千年后的古籍记载？

风格迥异的远古陶器，

诉说着怎样的光阴变迁故事？

城头山的两千年兴衰史，

如何窥见早期中华文明起源？

《中国考古大会》第八期

带您走进城头山遗址，

探秘长江中游史前文化！

洞庭湖畔的澧阳平原，

一片圆形土岗

隆起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

人们世世代代在此播种耕作，

而一段数千年前的岁月，

就深藏在这片沃土之中：

1979年7月的一天，

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文化馆的

曹传松下乡工作，

在南岳村旁望见坦荡的平原上，

有一处土岗突兀地隆起。

这一发现让他好几天夜不能寐。

强烈的直觉指引着他回到土岗，

着手开始进行考古调查。

由此，

一段沉睡的历史被唤醒了。

自1991年起，

城头山遗址经历 15次 考古发掘，

出土文物 一万六千多件 ，

发掘出 6300多年前的水稻田 、

6100多年前的城墙 ，

以及浓缩了

岁月沉淀的丰富陶器……

就这样，

一座年代远超想象的史前城址

重现于世！

起源于中国的水稻，

是世界上最早

被人类驯化的农作物之一，

今天，

稻米养活了世界上

超过60%的人口。

湖南道县玉蟾岩，

发现了距今约一万多年的炭化稻；

距今8000到9000年间的

彭头山遗址中，

也发现了大量稻谷遗存。

澧县八十垱遗址

出土过近万粒

距今8000多年的炭化水稻，

在城头山遗址的发掘过程中，

再次发现了古水稻的踪迹。

1996年12月，

考古工作者曹传松

在城头山东门城墙探沟底部，

发现一条规则的土埂，

土埂两侧有厚达30厘米的

灰色平整软泥。

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

一个月后，

人们又发现了第二条土埂，

同时还有一块

覆盖着陶片的田螺标本，

以及泥土中的许多稻粒。

考古人判定，

这里曾经是一片水稻生长区。

随后，

第三条土埂被清理了出来，

三条土埂合围形成长条形区域。

考古专家对这片区域泥土

进行了光释光测年，

判定它距今6300年左右。

那么这片6300多年前的水稻，

究竟是野生的，

还是人工种植的呢？

在探秘空间中，

“考古推广团”的成员们

解开了水稻的秘密：

他们通过

对水稻基盘衔接面的撕扯痕迹，

判断出这些水稻

属于人工种植而成。

成熟的稻作农业体系，

促进了城头山的建立，

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它成为长江中游地区

稻作农业发展影响下的一个缩影。

史前时期稻作农业

对中国文化基因的塑造，

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水稻的种植需要精耕细作，

是非常精密的一套程序。

它也因此影响了

长江流域人们的性格，

让他们变得更为细腻。

可以说，

一粒小小的稻谷

催生了一座大大的城，

推动了更灿烂的文明的萌发，

更积淀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

稻作农业在史前时期的发展，

也成为 “以农为本、农耕中国”

文明基因的源头。

新石器时代的澧阳平原上，

先民们选择了

城头山作为定居场所，

开始挖壕筑墙。

沿地势而建的圆形城墙堆筑起来，

合围之内，

远古先民探寻着

与天地和谐共存的法则，

耕种劳作、繁衍生息。

1991年，

城头山遗址拉开了发掘大幕。

最先发掘出来的城墙，

成为当时考古学家研究的重点，

为了判定建造年代，

考古学家对城头山的西南城墙

进行解剖。

历时8年的发掘研究，

最终得出结论：

城墙共分四次修筑。

四期城墙间的土层里埋藏的

陶器、陶片等生活遗迹，

是城头山遗址

留给后世的一份重要密码。

从一期到四期城墙，

稻作农业水平在发展，

先民们的生产力也提高了，

城头山先民们

在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

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明。

在节目中，

我们可以看到

城头山先民的生活场景：

在他们的居住区域，

各类房屋聚集于此，

祭坛区域

正在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

各类精美的陶器

则在制陶作坊区域里诞生。

6000多年前的城头山先民，

就在这座圆形城池里，

繁衍生息。

从栽培水稻到筑城安家，

再到城中悠然有序的生活，

在城头山

我们不仅看到了

进入稻作农业社会之后，

人类改造自然，

又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活状态；

更看到了

长江中游地区史前人类

文化发展的片段。

城头山真的是

好比一段凝缩住的时光，

我们能从城头山遗址中

看到上一段时光奔涌而来的变化，

也能从城头山之后，

看到后一段奔涌而去的变迁，

身处其中，

经历一场历史的穿梭。

这还不够，

让我们跟随

《中国考古大会》的脚步，

继续在这条史前长河游览一番，

去看一看城头山里的时光记录器

——陶器。

陶器，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土与火的交集展现出伟大的创造，

改写了人类的历史。

六千多年前的城头山先民，

已经把这项技艺运用得炉火纯青。

城头山目前已发掘的十座陶窑，

其中七座位于城址中部，

有的专门用来烧制红烧土块，

用于建筑材料，

更多的是用来烧制各种器具。

规整的陶窑中遗留着灼烧的痕迹，

似乎还能让人感受到

几千年前制陶的余温。

拌料坑、贮水坑，

清晰地讲述着

城头山人井然有序的制陶工序。

邻近还有许多仅见柱洞，

不见基槽的遗迹，

有可能为简易工棚建筑，

它们与陶窑一起，

构成了完整的制陶区。

实用性和艺术性

同时出现在城头山陶器上，

这些来自远古的陶器，

不仅让我们窥见了

先民的生活样态，

更为研究长江中游地区

史前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

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实证。

节目还为观众们准备了

城头山遗址出土的陶器复制品，

从一件件精美的陶器

与专家讲解中，

仿佛还原了炊烟袅袅，

一家其乐融融的城头山人

炊煮吃饭的场景。

这也恰恰体现了陶器是时光的记录器。

城头山跨越的五个文化期：

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

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

和石家河文化，

我们都能够找到相应年代的陶器。

都说城头山是长江流域的文明之山，

是长江文明的圣地。

城头山遗址的发掘，

让我们再一次确信：

稻作农业的起源，

造就了具有独特特点的

中华农耕文化。

今天我们一起感叹古人的智慧，

感慨今人的传承，

“吾辈生于今日，

幸于纸上之材料外，

更会创新性地守护好，

创造性地发扬好地下之材料”。

澧水下游，

洞庭湖畔，

城头山静卧其间，

先民们曾在此种稻制陶，

挖河筑城，

用智慧和勇气改善生存环境，

见证人类从蛮荒走向文明，

这是几十年考古揭示的一段历史，

是稻作农业文明结出的丰硕果实。

7月17日（今天）17:30

锁定CCTV-4

一起来《中国考古大会》

身临其境地感受

新石器时代

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发展！

此言出于永州俗谚，曰“唱不过祁阳，打不过东安，巧不过零陵，蛮不过道县”。唱不过祁阳，是说祁阳以祁剧和祁阳小调闻名,。打不过东安，东安是全国著名的武术之乡，民间有尚武传统，什么东安拳，东安刀、东安剑。巧不过零陵，零陵人都是人精，做生意特会巧赚巧取，笑容满面不知不觉中你已被他揶揄了，著名的曲麻子传说就出自零陵。蛮不过道县，是说道县人较为蛮横、霸道，动不动就抡锄头把子，五毛钱就可以引发群体性械斗，当地有一句话：“一个道县人是条龙，两个道县人是两条虫，三个道县人在一起，我的崽，每人一把砍刀，搞。”

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余姚市罗江乡河姆渡村东北，面积约4万平方米，1973年开始发掘。河姆渡遗址位于距宁波市区约20公里的余姚市河姆渡镇，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

河姆渡遗址发现于1973年，遗址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经测定，最下层的年代为7000年前。通过1973年和1977年两次科学发掘，出土了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质料组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以及人工栽培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动植物遗骸等文物近7000件，全面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繁荣景象。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建筑、纺织、艺术等东方文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佐证，是我国建国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文物曾多次出国展览，深深地震撼着整个世界。

河姆渡遗址是世界闻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总面积约四万平方米，堆积厚度四米左右，上下叠压着四个文化层，其中，第四文化层的时代，距今约七千年，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地层之一。第三、四文化层保存了大量的植物遗存，动物遗骸，木构建筑遗迹和构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骨器、石器、木器等。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河姆渡遗址位于河姆渡镇金吾庙村（原罗江乡浪墅桥村）。它是1973年夏天当地农民建造排涝站时发现的，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自下而上叠压着4个文化层，根据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测定，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6500年，第三文化层距今约6500－6000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6000－5500年，第一文化层距今约5500－5000年。该遗址于1973年和1977年冬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掘，合计面积2630平方米，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物6700余件，还发现丰富的栽培稻谷和大面积的木建筑遗迹、捕猎的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骨骸、采集的植物果实及少量的墓葬等遗存。所有这些，为研究我国远古时代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艺术和东方文明的起源以及古地理、古气候、古水文的演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河姆渡遗址第一、二文化层的出土文物与省内湖州邱城遗址下层及嘉兴市郊马家滨遗址的器物相似，第三、四文化层的出土文物，在我省是新发现，而且它已拥有较为发达的耜耕农业、采用榫卯技术的干栏式建筑，在国内同时代的遗址中它的生产、生活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是一支全新的考古学文化，暂时命名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遗址发现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为尽快把它公诸于世，1976年4月，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化局在杭州召开“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实际是一次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陕西、广东、福建、安徽、浙江的专家学者和余姚县、罗江乡的代表共60多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在7000年前长江流域同样有着繁荣的原始文化，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一致同意了对河姆渡文化的命名。1980－198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相关市县文管会在宁绍平原作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普查，近年来在基本建设中又陆续发现了一些，至今共发现河姆渡文化类型遗址47处，分布于钱塘江以南的沿海地区和舟山群岛，其中以姚江平原最密集，计有25处，因此可以说，余姚是河姆渡文化的故乡。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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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就目前所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木器较精巧多样。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

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

河姆渡遗址发掘发现的文物遗存具有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的特点，为研究距今七八千年前氏族公社繁荣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材料。如两次发掘出土的陶片达40万片之多，用同样的发掘面积作比较，是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所不及。又如出土的纺织工具有纺轮、绕纱棒、分径木、经轴、机刀、梭形器、骨针近10种，根据这些部件，可以复原当时的织机，其它的遗址就没有这么具体。它的文化特色主要还在稻作农业、干栏式建筑、纺织和水上交通方面。

（1）耜耕农业：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的大多数探坑中都发现20－50厘米厚的稻谷、谷壳、稻叶、茎杆和木屑、苇编交互混杂的堆积层，最厚处达80厘米。稻谷出土时色泽金黄、颖脉清晰、芒刺挺直，经专家鉴定属栽培水稻的原始粳、籼混合种，以籼稻为主（占60%以上）。伴随稻谷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农具、主要是骨耜，有170件，其中2件骨耜柄部还留着残木柄和捆绑的藤条。骨耜的功能类似后世的铲，是翻土农具，说明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当时的稻田分布在发掘区的北面和东面，面积约6公顷，最高总产为181吨。

农业起源表明人类社会从单一的攫取式经济开始向生产式经济发展，这一转变拓展了食物来源，为人类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所以在人类发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的发现纠正了中国栽培水稻的粳稻从印度传入、籼稻从日本传入的传统说法，在学术界树立了中国栽培水稻是从本土起源的观点，而且起源地不会只有1个的多元观点，从而极大地拓宽了农业起源的研究领域。河姆渡遗址人工栽培稻谷的发现说明农业不是哪个圣人发明的，而是人类自身进步的结果，从而有利人们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和群众观念。

（2）干栏式建筑：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范围内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遗迹，特别是在第四文化层底部，分布面积最大，数量最多，远远望去，密密麻麻，蔚为壮观。建筑专家根据桩木排列、走向推算，第四文化层时至少有6幢建筑，其中有幢建筑长23米以上，进深64米，檐下还有13米宽的走廊。这种长屋里面可能分隔成若干小房间，供一个大家庭住宿。清理出来的构件主要有木桩、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构件上带有榫头和卯口，约有几百件，说明当时建房时垂直相交的接点较多地采用了榫卯技术。河姆渡遗址的建筑是以大小木桩为基础，其上架设大小梁，铺上地板，做成高于地面的基座，然后立柱架梁、构建人字坡屋顶，完成屋架部分的建筑，最后用苇席或树皮做成围护设施。其中立柱的方法也可能从地面开始，通过与桩木绑扎的办法树立的。这种底下架空，带长廊的长屋建筑古人称为干栏式建筑，它适应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的地理环境，因此被后世所继承，今天在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农村还可以见到此类建筑。建造庞大的干栏式建筑远比同时期黄河流域居民的半地穴式建筑要复杂，数量巨大的木材需要有专人策划，计算后进行分类加工，建筑时需要有人现场指挥，否则七高八低，弯弯曲曲的房子是不牢固的。建筑技术说明河姆渡人已具有现代人一样较高的智商。

（3）纺织、交通工具和髹漆技术的出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织工具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所罕见。数量最多的是纺轮，有300多件，质地以陶为主，还有石质和木质，形状以扁圆形最常见，另有少量剖面呈梯形状。织的方面有经轴、分经木、绕纱棒、齿状器、机刀、梭形器等，纺织专家认为这是原始踞织机的部件。缝纫用的是骨针，有90多件，最小的骨针长仅9厘米，径大02厘米，针孔大01厘米，与今天大号钢针差不多。从出土的苇编和器物上精致的图案看，当时织品为经纬线数量相同的人字纹和菱纹。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桨共8支，系用原木制作，形似后世的木桨，只是形体略小一些。有桨一定有船，推测河姆渡人已划着独木舟在湖泊之中捕鱼采菱，也可能用于氏族间交流时的交通工具。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漆器有20多件，早期单纯用天然漆漆于木器表面，稍后在天然漆中掺和了红色矿物质，使器物色彩更加鲜亮，第三文化层中出土的木胎漆碗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4）发现以象牙雕刻为代表的原始艺术品：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原始艺术品可分为独立存在的纯艺术品和施刻于器表之上集实用和观赏于一体的装饰艺术两大类，而以后一类数量居多，充分表现了河姆渡人的审美兴趣和文明程度。艺术品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件，该器长16厘米、宽59厘米、厚约1厘米，形似鸟窝。器物正中阴刻5个同心圆，外圆上部刻火焰纹，两侧各有一只圆目利喙的鸷鸟向对而视。画面布局严谨，线条虚实结合，图画寓意深刻，有人说它象征太阳，另有人认为是鸟在孵蛋，象征对生命、生殖的崇拜。说明该器物具有强烈的宗教意义，原始先民已有复杂的精神生活。

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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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南面的四明山，北面姚江平原中部的慈南山地和东面南北走向的乌石山、羊角尖山、云山等低山丘陵三组山系构成硕大的工字，这种地貌尤如今天围海造田工程上抛筑的丁坝和顺坝，具有很大的促淤成陆功能。距今1万年前开始的全新世初大规模海侵时，四明山北麓成为一片浅海，从长江口顺潮而下的泥砂搬运到这里后，受工字形地貌的阻挡而沉积下来，使河姆渡一带的淤积快于其两翼，当海退开始后，河姆渡一带自然最先出露成陆。根据低塘镇西村地下31米处发现的贝壳层的年代8020年，推测海退发生在距今7500年左右，所以距今7000年前河姆渡确实是四明山前的一块高地。研究过程中委托南京大学所作的河姆渡遗址地质土样古代微生物、孢粉、土壤粒度和含盐量的检测结果印证了课题组的研究结论。

根据河姆渡遗址孢粉资料和考古发掘材料分析，7000年前河姆渡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热，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4℃，年降雨量比现在多500毫米左右，与现在的广东、广西南部和海南岛相似。在地理方面最大的差别就是遗址南面还没有姚江阻隔，只有芝岭溪水在遗址的西南流过。遗址的东面是一片平原，西面、北面濒临河姆渡——丈亭——二六市大湖，河姆渡处于湖泊沼泽、平原、草地、丘陵、山冈多种地貌的复杂环境，所以这里的动植物资源特别丰富，非常有利河姆渡先民的生产、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当河姆渡成陆时，“工字形”地貌两翼，即现在的余姚城区以西、宁波市西郊以东地区尚处于浅海之中，海水涨落有规律地推动湖水升、降，为河姆渡人的稻田创造了自灌条件，使河姆渡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稻谷。因此河姆渡人可以腾出更多时间、更多劳力去建造庞大的干栏式建筑，有时间去发展纺织、漆木器生产。良好的自然环境是河姆渡文化繁荣的关键因素，而河姆渡人对自然万物的认识和利用则是决定因素。

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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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业和家畜饲养：河姆渡第 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 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这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有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主要有猪、狗。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有一件陶盆上刻划着稻穗猪纹图像，大体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此外，还出土较多的水牛骨头，可能牛也已被驯养。

（2）渔猎：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绝大多数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麋鹿）、麂、獐等鹿科动物，仅鹿角即有 400多件。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红面猴等温热地带动物的遗骸。骨镞达千余件之多，以铤部不对称的长锋或短锋斜铤镞较富特色，另有窄长锋柳叶形镞、钝尖或锐尖的锥形带铤镞等形制。未见网坠之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些骨镞当兼用于射鱼。其他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柄叶连体木桨的发现，说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捞活动中乘用。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狩猎时也可吹音用以诱捕动物。

（3）原始手工业：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都属这种陶质。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1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为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晚期阶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经慢轮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复杂的器形，有的陶器烧成温度提高到1000℃左右。

关于编结纺织，在河姆渡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质轻的木纺轮，连同大小轻重不一的陶、石纺轮。可供抽纱捻线之用。还发现了据认为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有笄、管、坠、珠等装饰品。还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种)、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

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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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凤鸟形象牙匕状器：河姆渡人木作工艺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铲、杵、矛、桨、槌、纺轮、木刀等工具外，还发现了不少安装骨耜、石斧、石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树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头下部砍削出榫状的捆扎面，石斧当是捆绑在左侧，石锛则捆扎在前侧。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凿卯带榫，尤其是发明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在河姆渡第3层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层的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显光泽，经鉴定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

（2）房屋和水井：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残存220余根,较规则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东南走向。现存最长一行桩木长23米，由西南到东北的第 1、2、3行之间的距离大体相等，合计宽约7米，推知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间距13米,这是设在面向东北一边的前廊过道。建筑遗迹范围内，出土有芦席残片，许多陶片以及人们食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当属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间。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发现的为最早。除干栏式建筑外，早期稍后，还出现一种立柱式地面建筑，在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为基础，有的则是填塞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实加固形成臼状柱础，中间立木柱。

（3）榫卯木构件和企口板：在河姆渡遗址第 2层发现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也是迄今发现的采用竖井支护结构的最古老遗存。水井位于一处浅圆坑内，井口方形,边长约2米，井深约135米。井内紧靠四壁栽立几十根排桩，内侧用一个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顶，以防倾倒。排桩上端平放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水井外围是一圈直径约6米呈圆形分布的28根栅栏桩,另在井内发现有平面略呈辐射状的小长圆木和苇席残片等，可见井上还当盖有井亭。

（4）墓葬：在河姆渡第4层的居住区,发现以陶釜、陶罐为葬具的婴儿瓮棺葬2座。第1至3层有20多座墓,均不见墓坑和葬具,仅有1座以木板垫底。成人和婴儿多为单人葬。有3座是两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两个儿童。第2和3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侧身屈肢葬,个别的是俯身葬,头向东或东北,大多数无随葬品。第1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个别仰身屈肢葬，头向不一，以西北的居多，普遍有随葬品但并不丰富，最多的两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见生产工具。总的看，不同时期的葬式、头向和随葬品是有所变化的。

文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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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河姆渡遗址第 4层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存,与以罗家角遗址第4层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罗家角类型，年代相当，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盘盆类和弧敛口双耳钵等形制接近，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前、后阶段，分别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文化（见崧泽遗址大体同时。马家浜类型发达的素面腰沿釜（或称宽檐釜），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前一阶段偶有所见,反之,河姆渡文化晚期数量虽少但富有特征的垂囊式□，在马家浜类型中也有个别发现。河姆渡文化晚期后一阶段，长条石锛、突棱镂孔豆、花瓣形圈足、凿形鼎足等，均与崧泽文化的风格相同。河姆渡文化晚期可能受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强烈影响。也有人认为，河姆渡遗址第4层、第3层是新发现的河姆渡文化，第2层、第1层则应分属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类型（或单独命名为崧泽文化），并进而提出由河姆渡文化发展为马家浜文化的意见。

河姆渡文化的早、晚期衔接关系及发展去向，有待于在发现更多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对其晚期遗存的性质和归属，需再作进一步的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