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的习俗

扫尘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 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氛。

贴春联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

贴窗花和倒贴“福”字

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

年画

春节挂贴年画在城乡也很普遍，浓黑重彩的年画给千家万户平添了许多兴旺欢乐的喜庆气氛。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朴素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希望。

守岁

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守岁之俗由来已久。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志》：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备，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

爆竹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的爆竹声除旧迎新。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仗”、“鞭炮”。

拜年

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

春节食俗

在古代的农业社会里，大约自腊月初八以后，家庭主妇们就要忙着张罗过年的食品了。因为腌制腊味所需的时间较长，所以必须尽早准备，我国许多省份都有腌腊味的习俗，其中又以广东省的腊味最为著名。

' 蒸年糕，年糕因为谐音“年高”，再加上有着变化多端的口味，几乎成了家家必备的应景食品。年糕的式样有方块状的黄、白年糕，象征着黄金、白银，寄寓新年发财的意思。

真正过年的前一夜叫团圆夜，离家在外的游子都要不远千里万里赶回家来，全家人要围坐在一起包饺子过年

春节的来历

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个名叫万年的青年，看到当时节令很乱，想把节令定准。一天，他上山砍柴，坐在树阴下面休息，树影的移动启发了他，他设计了一个测日影计天时的日晷仪。可是，天阴雨雾，影响测量。后来，山崖上的滴泉引起他的兴趣，他又动手做了一个五层漏壶。天长日久，他发现每隔三百六十多天，天时的长短就会重复一遍。

那时的国君叫祖乙，天时风云的不测，使他很苦恼。一个名叫阿衡的大臣，为讨好皇上，奏称要设天台敬祭天神。祖乙认为有理，便带领百官去祭天，却无济于事，万年知道后，忍不住就带着日暑仪和漏壶去见皇上，对祖乙讲清了日月运行的道理。祖乙听后龙颜大悦，感到有道理。于是把万年留下，在天坛前修建日月阁，筑起日晷台和漏壶亭。并派了十二个童子服侍万年。祖乙对万年说：“希望你能测准日月规律，推算出准确的晨夕时间，创建历法，为天下的黎民百姓造福。”

有一次，祖乙传旨要阿衡去了解万年测试历法的进展情况。当他登上日月坛时，看见天坛边的石壁上刻着：

日出日落三百六，

周而复始从头来。

革木枯荣分四时，

一岁月有十二圆。

阿衡见此，知道万年的历法已研穷成功，心中忐忑不安。他万分惧怕万年因创建历法而得宠，国君会怪罪自己提出祭把天神的主意。于是，他阴谋策划，派了一个刺客去除掉万年。刺客攀上日月阁，见万年正在阁上观察星斗，便张弓搭箭，准备射死他。谁知，刺客被卫士发现，被当场缉拿。祖乙得知后，惩处了阿衡，亲自登上日月阁看望万年。万年指着天象，对祖乙说：“现在正是十二个月满，旧岁已完，新春复始，祈请国君定个节吧。“祖乙说：“春为岁道 ，就叫春节吧。”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后来，万年经过长期观察，精心推算，制定出了准确的太阳历。当他把太阳历呈奉给继任的国君时，已是满面银须。国君深为感动，为纪念万年的功绩，便将太阳历命名为“万年历”，封万年为日月寿星。以后，人们在过年时挂上寿星图，据传说就是为了纪念德高望重的万年的。这就是春节的来历。

岁时之事，先要由岁首说起；而岁首之事，则先应由岁前说起。

在我国大江南北的城镇乡村，一般腊月过一半，就开始有年终的气息了，人们开始筹办“迎春”的年货。各地年前的市场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年货店摊上，吃的、穿的、用的、玩的，琳琅满目，有打上红戳的“年糕”，还有年画春联、烟花香烛等喜庆用品。年前的市场是一年中最为丰富齐全的，男女老少都争相购买一些称心如意的商品。尤其是孩童们，每当买到鞭炮后，往往等不到过年，便开始零散着燃放，更增加了新年将至的气氛。

北京有一首歌唱年终的民谣：

二十三，糖瓜粘；

二十四，扫房日；

二十五，作豆腐；

二十六，去割肉；

二十七，去宰鸡；

二十八，白面发；

二十九，满香斗；

三十日，黑夜坐一宵；

大年初一出来热一热。

歌词描绘了人们在年终的忙碌情形。内容与此相似的民谣，在中国各地方普遍流行。

回答者： 蜂见花 - 同进士出身 七级 2-15 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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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习俗

扫尘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 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氛。

贴春联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

贴窗花和倒贴“福”字

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

年画

春节挂贴年画在城乡也很普遍，浓黑重彩的年画给千家万户平添了许多兴旺欢乐的喜庆气氛。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朴素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希望。

守岁

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守岁之俗由来已久。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志》：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备，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

爆竹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燃放爆竹，以哔哔叭叭的爆竹声除旧迎新。爆竹是中国特产，亦称“爆仗”、“炮仗”、“鞭炮”。

拜年

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

春节食俗

在古代的农业社会里，大约自腊月初八以后，家庭主妇们就要忙着张罗过年的食品了。因为腌制腊味所需的时间较长，所以必须尽早准备，我国许多省份都有腌腊味的习俗，其中又以广东省的腊味最为著名。

' 蒸年糕，年糕因为谐音“年高”，再加上有着变化多端的口味，几乎成了家家必备的应景食品。年糕的式样有方块状的黄、白年糕，象征着黄金、白银，寄寓新年发财的意思。

真正过年的前一夜叫团圆夜，离家在外的游子都要不远千里万里赶回家来，全家人要围坐在一起包饺子过年

张骞，汉中成国人。他是一个意志力极强、办事灵活而又胸怀坦荡、善于待人处事的人。他出使中途即被匈奴截留下来，在匈奴十多年，始终保持着汉朝的特使符节，匈奴单于硬叫他娶当地人作妻，已经生了儿子，也没有动摇他一定要完成任务的决心。他住在匈奴的西境，等候机会。

张骞终于找到机会率领部属逃离了匈奴。他们向西急行几十天，越过葱岭，到了大宛(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由大宛介绍，又通过康居(今哈萨克共和国东南)，到了大夏。大夏在今阿姆河流域。张骞这才找到了大月氏。十多年来，大月氏这个“行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在伊犁河畔受到乌孙的攻击，又一次向西远徙。乌孙，63万人，也是个“行国”，曾在敦煌一带游牧，受过大月氏的攻击。后来匈奴支持乌孙远袭大月氏，大月氏被迫迁到阿姆河畔，而乌孙却在伊犁河留住下来。自从大月氏到了阿姆河，不仅用武力臣服了大夏，还由于这里土地肥沃，逐渐由游牧生活，改向农业定居，无意东还，再与匈奴为敌。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得不到结果，只好归国。回国途中，又被匈奴拘禁一年多。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脱身回到长安。

张骞出使时带着100多人，历经13年后，只剩下他和堂邑父两个人回来。这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但对于西域的地理、物产、风俗习惯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张骞回来以后，向武帝报告了西域的情况。这就是《汉书·西域传》资料的最初来源。之后，由于张骞随卫青出征立功，“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被武帝封为“博望侯”。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这时，汉朝业已控制了河西走廊、积极进行武帝时对匈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几年来汉武帝多次向张骞询问大夏等地情况，张骞着重介绍了乌孙到伊犁河畔后已经与匈奴发生矛盾的具体情况，建议招乌孙东返敦煌一带，跟汉共同抵抗匈奴。这就是“断匈奴右臂”的著名战略。同时，张骞也着重提出应该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这些意见得到了汉武帝的采纳。

张骞率领300人组成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了乌孙，游说乌孙王东返，没有成功。他又分遣副使持节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来，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此后，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中国使者还受到安息专门组织的二万人的盛大欢迎。安息等国的使者也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从此，汉与西域的交通建立起来。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到汉朝后，拜为大行令，第二年死去。他死后，汉同西域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乌孙王以良马千匹为聘礼向汉求和亲，武帝把江都公主细君嫁给乌孙王。细君死后，汉又以楚王戊孙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解忧的侍者冯镣深知诗文事理，做为公主使者常持汉节行赏赐于诸国，深得尊敬和信任，被称为冯夫人。由于她的活动，巩固和发展了汉同乌孙的关系。神爵三年(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分裂，日逐王先贤掸率人降汉，匈奴对西域的控制瓦解。汉宣帝任命卫司马郑吉为西域都护，驻守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这是汉朝在葱岭以东，今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广大地区正式设置行政机构的开端。

匈奴奴隶主对西域各族人民的剥削、压迫是极其残酷的。西汉的封建制度，较之匈奴的奴隶制度要先进得多。因此，新疆境内的各族人民都希望摆脱匈奴贵族的压迫，接受西汉的统治。西汉政府在那里设置常驻的官员，派去土卒屯田，并设校尉统领，保护屯田，使汉族人民同新疆各族人民的交往更加密切了。

汉通西域，虽然起初是出于军事目的，但西域开通以后，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范围。从西汉的敦煌，出玉门关，进入新疆，再从新疆连接中亚细亚的一条横贯东西的通道，再次畅通无阻。这条通道，就是后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把西汉同中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由于我国历代封建中央政府都称边疆少数民族为“夷”，所以张骞出使西域成为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物，逐渐在中原栽培。龟兹的乐曲和胡琴等乐器，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汉军在鄯善、车师等地屯田时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此外，大宛的汗血马在汉代非常著名，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那时大宛以西到安息国都不产丝，也不懂得铸铁器，后来汉的使臣和散兵把这些技术传了过去。中国蚕丝和冶铁术的西进，对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甚大。

上古时期的蜀先民同生活于其他地域(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的人们一样,在日常生活方面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祭天、祭地、祭自然、祭图腾、祭神灵、祭祖先,以此求得护佑,获得精神上的力量,以维系团结,维系社会,维系国家机器(这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蜀王或巫师们的主要意愿)。这些祭祀中的太阳祭(或称太阳崇拜)尤其耐人寻味,以至当代有学者倡导设立“成都太阳节”,以示缅怀。 金碧辉煌的太阳,不知多少万年前就辉映着地球,荫护着人类,给人类以无限的遐想。与此相应,人们敬仰太阳,崇拜太阳,祈祷太阳,创造出难以计数的令人激动不已的太阳神话。太阳于是成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最具有普遍性的意象。正是在这个基础上,19世纪形成的西方宗教研究领域中的第一个最大的学派——自然神话学派的代表人物麦克斯·缪勒(Max Muller)提出,人类所塑造出的最早的神是太阳神,最早的崇拜形式是太阳崇拜。太阳神话是一切神话的核心,一切神话都是由太阳神话派生出来的。太阳“从仅仅是个发光的天体变成世界的创造者、保护者、统治者和奖赏者——实际上变成一个神,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缪勒同时还指出,宗教的演变历程是从崇拜太阳的单一神教向多神教发展,最后又演变成唯一的神教。不过太阳崇拜产生于什么时候,国外学术界尚无一致意见。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卡累利亚岩画(发现于俄罗斯奥涅加湖和白海地区)已知逾千幅,画面所绘大多为飞禽走兽,“此外,尚有种种图形——圆和半圆,并绘有辐射之光束”。对此,考古学者众说纷纭。一些研究者认为,绘有光束的圆和半圆,是日月的象征。“然而,当代一些研究者认为,新石器时代即有太阳崇拜之说,论据尚嫌不足。”苏联学者C·A·托卡列夫认为,“青铜时代确有太阳崇拜之风”。这一时期世界各地都发现有太阳崇拜的遗迹,如挪威特伦霍尔姆发现的青铜车,上载日盘;西班牙特鲁埃尔发现的青铜驹,蹄下、背上均有日轮。太阳形象“或呈现为盘状;或呈现为轮形(带有光束或并无光束);或呈现为圆形,中有‘+’字”。兴建于公元前后的世界上著名的墨西哥古代神殿都市狄奥提瓦康,其最大的建筑物就是太阳神殿。中、南美洲地区其他著名的文化,如阿斯德加文化、玛雅文化、印加文化、莫奇卡文化、纳斯卡文化和蒂亚瓦纳科文化等古代文明,也都发现有巍峨壮观的太阳神殿建筑。狄奥提瓦康的太阳神叫托纳提乌,出土的这一时期代表文物为“太阳圆板”,是个放射着光芒的骷髅,为太阳神形象。太阳给大自然带来光明、温暖和生命。因此,对太阳的崇拜便一度盛行于世界的绝大多数地区与民族之中。根据考古资料来看,中国太阳神观念和太阳崇拜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形成。1976年青海东部出土的马厂型马家窑文化中有四圆圈“+”字纹彩陶壶、四圆圈“+”字网纹彩陶壶、四圆圈“米”纹彩陶壶、六圆圈“×”字网纹彩陶罐。1974年和1977年青海民和出土有“卐”形纹彩陶壶。其中“+”字纹与印第安人象征太阳的“+”字完全相同。此外,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绘有太阳纹和月亮纹的彩陶片。这些应是我国原始社会对太阳崇拜的延续。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有一种青铜“轮形器”(共6件),呈圆形。已修复的两件直径约为84厘米;中心似轮毂的大圆泡的直径约28厘米,有5根似轮辐的放射状直条与外径相连。这应是三星堆先民太阳崇拜的遗物。“轮形器”的中心大圆泡可释为太阳,放射状直条可谓四射的光芒。将太阳描绘成“轮形器”,是世界各国太阳崇拜民族比较一致的一种简易画法,如我国青海乐都县出土的彩陶盆上的太阳纹,广西宁明花山岩画上的太阳图案,四川珙县僰人悬棺壁画上的太阳图案(图一)。

太阳崇拜是以天体为对象的自然崇拜中的一种。在人类未形成之前,太阳便已存在了。人类诞生以后,太阳作为一种自然物体,与人类朝夕相处。但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即原始采集、狩猎时代,尚没有发生太阳崇拜,因为尽管太阳对人的影响较为显著,但毕竟未对人的生活和生命安全产生直接影响。只是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即人类能够进行生产性的生产(农业和畜牧业)以后,太阳对人,才有了直接的利害关系,人们才感觉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受到太阳的制约,从而促使人们较多地思考太阳,猜想太阳。原始人不理解太阳的奥秘,以为太阳具有能使万物复苏、生长的超自然力量,甚至视为丰产的主要赐予者。原始人还认为,太阳也像人一样,有灵魂,有喜怒哀乐,这便形成太阳有灵观念。后来,人们又逐渐把太阳人格化,同时视之为神而加以礼敬或祭祀。前述中、南美洲的太阳神殿,中国各地史前文化或奴隶制文化时代的各式太阳造型,当是这种太阳祭祀的供奉物。

我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有许多关于“宾日”、“出日”、“入日”的记载,反映了殷人在日出、日落时都加以礼拜。古籍《尚书·尧典》也有“宾日”于东、“饯日”于西的记载。那时,并没有固定的拜日场所(像入元以后北京的日坛那样),只是每天早上向着太阳作揖、跪拜而已。诚如《史记·封禅书》所云:天子“朝朝日,夕夕月,则揖。”所谓“朝朝日,夕夕月”,即如《汉书·匈奴传》所记:“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近代尚处于原始部落社会阶段的新疆阿尔泰乌梁海人仍保留着在家门前拜朝日的习俗。东北的鄂伦春族每年正月初一,无论大人小孩都要向太阳行跪拜礼,祈求降福于他们;而他们遇到困难时,也都要面向太阳祷告诉苦,以求慰藉。可见,秦汉以前的中国各族,无论是否已进入文明时代,但在敬奉与祭拜太阳神的方式上,则大体是趋向一致的:即不拘一格,因地制宜,态度虔诚而方式简捷。相对来说,处于殷商时期的古蜀先民在祭日文化方面,要比其他各地区各民族发达一些,因为到底已有了专门的祭日工具或象征物——“轮形器”及“四鸟绕日”金箔。 不过,按照文化发生学的原理,文化的发生及发达通常是与文化的需求程度成正比的。广西宁明花山岩画到底表现什么主题,学术界长期争论不已。而何星亮先生运用文化发生学原理轻易地破了这个谜。他指出,花山岩画表现的是一种崇日仪式,因为岩画中有光束、无光束或中有“+”形的圆圈,都是太阳的形象;而众人双手高举,则是作祈求日出状。画面上的人们何以对太阳表现出如痴如醉、五体投地和殷殷切盼、孜孜以求的热情呢这是因为“广西地区雨水很多,春夏两季有时甚至一两个月阴雨绵绵。倘若稻谷出穗后或成熟后长时间没有太阳,那将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因此,古代的壮族自然会想尽办法祈求日出。制作太阳形象,并以巫术形式祈求日出大概是其中一种。”而就殷商时期蜀人生活所凭依的成都平原来讲,这情形比广西壮族先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湿度大、云雾多,夏季多暴雨,秋季多绵雨,大部分地区平均降水量竟达1000毫米左右,所以古有“漏天”之称。更突出的是日照奇少,年日照居然只有800~1100小时,为全国日照最少的地区之一。所以很早时候外乡人就想出“蜀犬吠日”的话来予以揶揄。这也就难怪蜀地会有着比其他地区高出许多的祭日文化。

在中国神话史上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怪现象,就是绝大多数地区的民众盛行射日神话,而蜀地民众则多祈日、盼日、护日神话,最典型者莫如至今尚流传于川西坝子上的《两兄妹守日月》与《太阳宝和月儿光》两个神话。

神话传说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折光。蜀地以外的众多的射日神话,都与严重的天干旱魃有关,如《庄子·齐物论》云:“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论衡·感虚》云:“儒者传书,言尧之时,十日并出,万物焦枯。”为此,人们创造出“后羿射日”和“夸父逐日”一类缠绵悱恻而又悲壮动人的神话故事,表达出渴求日柔雨顺的愿望。这与川西坝子祈日、护日神话传递出的企求多日照、少雨水的信息恰好相反,形成一个泾渭分明的鲜明对比。

三星堆《发掘简报》报道说,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一件大型玉石边璋(编号:K2③201-4)上,即刻划有两座大山——

山上有一圆圈,似代表太阳。圆圈两侧分别刻有八字形的云气纹,云气纹下是一座小山,山的中部也有一圆圈(按:亦应是太阳),圆圈下还有一座小山。两座大山的两边各有一只大手,作半握拳状,拇指按着大山的山腰。

玉石边璋上的刻划,是古蜀地的自然环境和古蜀人心态的形象写照。四川盆地是我国著名的内陆封闭性盆地,四周为海拔1000至3000米高的大凉山、邛崃山、大巴山、巫山及云贵高原上的大娄山等山脉所环抱,加上多云多雨,长期阴郁闷抑,令人窒息浮躁。因此古代蜀人希望日光普照,打破阴湿沉闷,争取一个自由清朗光明开放的生活环境。有力的大手把握大山,正是古蜀人这种力求把握住自己命运的坚强信念和斗争精神的艺术表现。

在从浑沌蒙昧的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社会的里程中,古蜀人为了挣脱束缚,打破封闭,曾付出过今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努力。成都平原流传有一则《天的来历》传说,说的是“勇力神”夫妇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强行从地缝中撑出天和地,使人类见到了光明。现在,一早一晚太阳出来天地间的那片红色,就是“勇力神”夫妇的鲜血。[12]他们争取光明,呼唤太阳的故事,其慷慨悲壮、可歌可泣的色彩,实不亚于中原大地及南方其他地区流行的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盘古王开天地以及夸父逐日、弃杖成桃林的故事;且震撼人心的烈度、荡气回肠的魅力,又远超出后者。前述三星堆二号坑玉石边璋上那用拇指按着太阳之下的山峰,其象征意义,不正是蕴藏于“勇力神”夫妇之类的蜀人“开天辟地”的故事中么

原始社会的先民们在与太阳长期共处中观察到,太阳能促进树木花草和农作物的生长、成熟,能给人带来光明、温暖,还能明辨善恶,洞察人间。所以,大约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便开始奉太阳为丰产之神、保护之神以及光明正大、明察秋毫之神。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高达262米的大型青铜立人像以及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近015米高的青铜小立人像,就糅合了传说中的太阳神形象。值得注意的是,金沙遗址出土的直径012米的“四鸟绕日”金箔,直接以12条涡状牙纹象征太阳,与三星堆的青铜“轮形器”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中国日神传说中,太阳往往又被异形为莲花。《淮南子·地形》高诱注说:“若木端有十日,状如莲华”。据何耀华先生的调查,新中国成立前云南昆明西山区大小勒姐等村的彝族,每逢农历冬月二十九日都要举行“太阳会”,村人到山神庙中去祭祀“太阳菩萨”。祭祀时,用五色纸书写“太阳菩萨”几个字,念《太阳经》7遍。供品上雕刻的象征太阳的图案就是莲花。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头上戴的那顶高177厘米的花冠,繁茂怒绽,明显如盛开的莲荷——这与古巴蜀符号中的七角星造型(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释为古蜀的“日”字)是一致的。因而,这青铜立人像的造型,似可释为头顶太阳,是古蜀人顶礼膜拜和祈祷的对象。金沙出土的青铜小立人则是头戴涡状牙冠,当是另一种形式的“头顶太阳”。 头顶太阳的形象,在中国古史传说中的对应神是先前在东方建立了鸟国——少昊之国,尔后又去统治西方的天帝少昊。他是黄帝与西陵嫘祖在江水(岷江的古称)所生之子青阳。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里考证说:少昊部落集团各氏族“全是鸟的名字,明显地是图腾的残迹”。据甲骨学专家们考证,少昊是商人的先祖,商人又曾以太阳为名,且奉太阳为神。少昊的昊,从日从天,是头顶太阳的人。可以说,少昊是集鸟崇拜(属图腾崇拜)与太阳崇拜(属自然崇拜)于一身的部落族团。少昊就是太阳鸟。金沙出土的“四鸟绕日”金箔上的那绕日四鸟以及三星堆青铜树上的神鸟,也都是太阳鸟。但是,以岷江河谷为地望的少昊族团何以入主中原称王称霸,又何以复出于商周之际的成都平原这确实是一桩难解之谜。也许是其发迹于岷江,尔后溯岷江经甘肃、陕西入河南;旋有一支再沿此路线返归故里也许是其主要一支出川去闯天下,而留下另一支沿岷江西南下进抵三星堆—金沙立国建都……不论历史真相如何,总之,有关太阳崇拜及鸟崇拜的大量实物图形毕竟在三星堆—金沙遗址被今人揭露出来——尤其是与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同时代文化迥然不同的能足以显示蜀文化特色的陶质“鸟头勺把”和青铜鸟及其他鸟造型、鸟纹图案被大量揭露出来——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震撼的事实。

1990年3月,四川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6棵青铜树中的一棵进行了修复。修复后的主干高度达396米,枝尖残缺。枝干分三层,每层有三枝,每枝上立一铜鸟。不少学者认为它可能就是古文献中的“建木”。不过,《山海经·海外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子·地形》则云:“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若依此而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这棵青铜树的神话原型,也可能不是“建木”(因《山海经》所载建木无枝、无鸟),而是“若木”。据《山海经·海内经》及《水经注·若水》,若木出于若水,若水在“蜀郡旄牛徼外”,即今川西雅砻江一带,为黄帝与嫘祖之子昌意的诞生地。按若木的原型,三星堆青铜神树残缺的树尖部分当还有鸟,共为十鸟。或云:还有一日,共为十日;十鸟即十日。

的确,在世界不少民族传说中,都将鸟视作太阳的象征,如古埃及的鹰神荷拉斯即为太阳神。在古波斯人的钱币上,其作为太阳子孙国王的皇冠上,便装饰着象征太阳的翼翅。中美洲的马雅印第安人的太阳神也有乌鸦相连结,他们“传说日神是一只乌鸦变的”。然而,将日与鸟联系得最为紧密与广泛、持久者则数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国古籍中常说的“金乌”、“赤乌”、“阳乌”、“踆乌”,即指太阳。《淮南子·精神》言:“日中有踆乌”,高诱注云:“踆犹蹲也,谓三足乌。”《山海经·大荒东经》也说:“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戴)于乌。”郭璞注云:“中有三足乌。”山东肥城孝堂山石室画像中之日像即画一圆日,中有乌。四川出土的汉代石棺上,亦刻有金乌驻日的图样……这些都是上古神话在艺术中的具体表现。为什么古人要以乌鸦比太阳呢何星亮先生认为,这是由于古人观察到太阳中有黑子(在甘肃临洮沙村辛店文化遗址出土的一只彩陶罐上绘制的太阳中,描有一黑点,这是青铜器时代中国观察太阳黑子的证明),而乌鸦色黑,故比之为乌。至于日中的乌鸦有三只足,主要是为了表明此乌不是凡乌,而是神乌。

三星堆二号坑内还出土有至少40枚以上的呈菱形或半菱形的约莫五六十厘米长的铜器,上面模压如眼球的纹饰,似人或动物的眼睛。(图三左)还有比纵目人面像上那凸起呈柱状的眼球略短的大小青铜眼珠二三十件。这些铜眼睛和眼珠看来不像是诸多铜面像上的配件。因为它们与铜面像上的眼睛形状不一样,应是单独存在的器物。与此相应的是,三星堆遗址所出的一种陶盉——封口盉上,有的也在封口部分捏出眼睛;而在三星堆遗址的出土陶器上,现已公布的唯一刻划符号就是眼睛的象形。(图三右)如此众多而怪异的眼睛造型,在三星堆文化中到底象征什么呢

由此我们想到了至今仍在南方一些民族地区流行的鸡崇拜——鸡子卜,特别是鸡眼占卜。例如川、滇、黔一带的部分苗族,男女青年在举行订婚仪式前,通常要将一只挤死的公鸡(不能用刀杀,因见血不吉利)放在锅里(鸡头朝东)煮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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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过铺镇主要是一个彝族聚居地区，其它民族有壮、汉、苗等。

当地历史上的文人有永宁的李拔，于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擢进士第，寄广西府学选新兴州训导。清未年，永宁彝族子弟杨鸿仪为清秀才，他酷爱民间艺术，是永宁彝族花灯的第一代传人。

彝族的花灯是经先辈将汉族花灯纳入自己的文化体系，通过移植、改编、整合、创作等方式提炼而成。彝族的花灯表现了彝族人女的规矩、灵巧、男的大方、豪放。每逢办喜事、做寿等主人家或亲戚都会请村里的花灯组到家里祝贺。

彝家红、白事伙食特色：彝家人主食大米，副食一般为猪、牛、鸡鸭与各种蔬菜。 彝族人逢婚烟嫁娶等大喜之日，待客的彝家特色菜为：皮肝生、皮干生、 辣白旺、凉拌鱼、腊肉豆生。相对于喜事，丧事宴席极其简单，以蔬菜为主，肉类一道，以彝家皮干生为主，菜谱八到十个菜，突显朴素、简约。

彝族喜事风俗：程序有聘媒、说亲、下聘、送礼、娶亲。一对青男女相互看中后，告诉双方父母，双方父母同意后就聘请寨中能说会道有威望的人到女方家提亲，如果女方的家长同意后，媒人就为双方协商订婚酒的日期，吃订婚酒的这天，男方要送女方家见面礼，媒人要带男方同辈的青年几名，挑上一公一母两只鸡和糖一包、红酒、白酒各两瓶，猪肉一方。从此，双方父母互称亲家。婚嫁时，男方要到女方家过礼，礼金必须带六，还有酒、米、猪、蔬菜到女方家迎娶新娘，等新娘梳妆好后，新郎按新娘朋友要求给足红喜钱。随后放鞭炮送新娘。送亲队伍这新娘的长辈和伴娘等8人，到新郎家后，门口摆有撒占用各种礼数，待撒占有完毕，新郎、新娘进家，争抢床位，决定今后两人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一般结婚当天，新郎新娘不同房，回门时由兄弟接回，新娘回门前要将自己亲手缝制的鞋当众交给新郎家长、兄弟姐妹们，被赠人还新娘押红钱。

壮族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底蕴丰厚，集其精萃有：崇拜并保护森林的生态文化；以稻作生产维系民族生存的那文化；承传文化古籍的麽文化；创造并承传至今的铜鼓文化；人神共娱的节日文化；以歌代言的歌圩文化；以壮锦为特色的服饰文化；用糯米加工的美食文化等。

苗族的民族传统特色最主要的是花山节（即踩花山）。

#能力训练# 导语罗，出自妘姓，为颛顼帝之孙祝融氏之后裔。妘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姓氏之一。下面是 分享的国学宝典《百家姓》：罗姓。欢迎阅读参考！

　　罗姓简介

　罗，出自妘姓，为颛顼帝之孙祝融氏之后裔。妘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姓氏之一。据《说文通训定声》记载，鄢、郐、路、逼阳、鄅等姓，都是古时的妘姓国。祝融，名黎，为帝喾时的火官（掌管民事），后人尊为火神因有攻，能光融天下，帝喾便命曰祝融。祝融的后裔分为八姓，即己、董、彭、秃、妘、曹、斟、芈等，史书称为祝融八姓。到了周朝的时候，有子孙被封在宜城（今湖北省宜城县），称为罗国。公元前690年，罗国被楚国所灭，于原地另置鄢国，祝融氏的子孙就逐渐向南迁移，最初迁居枝江（今湖北省南部，长江沿岸的枝江县），至周末又南迁至湖南长沙，遂以国名罗为氏。

　出自他族或他姓加入。一是，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南迁洛阳，实行汉化，将原鲜卑族复姓多罗氏、叱罗氏皆改为汉字单姓罗。二是，唐代，西突厥（游牧于今新疆大部分和中亚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可汗斛瑟罗归附长安，留居中国，其子孙以斛瑟罗为氏，后简为罗氏。三是，赖氏族人也有在春秋战国之时为楚灵王所害，改罗、傅二氏的。四是，清代爱新觉罗氏中有的也改姓罗。

　迁徙分布

　罗国传至24世万通时，被楚国所灭，万通与次子苍噩逃至襄阳黄龙洞避隐，其长子芳噩逃往四川。周显王时，有31世罗乘迁往枝江，其孙罗守陇自枝江迁至今湖南长沙。40世罗君用次子罗珠迁居豫章（今江西南昌）西山，为豫章罗氏一世祖。唐昭宗时，罗珠28世孙罗景新迁往虔州虔化（今江西宁都），31世有两支分别徙居广东大埔、兴宁。45世罗尚立，元代由虔州迁居福建汀州宁化石壁村，明代又迁往上杭县扶阳，其子罗新松徙广东梅州。另外，罗国亡国后，罗氏有部分人从滇南、滇东迁入湄南河下游，融入泰族；迁入四川的有一部分定居阆中，后成为板楯蛮七姓之首姓大族，有的融入土家族或彝族；还有一支迁入贵州东部、南部，融入布依族；迁到湘南的，有的融入瑶族。隋唐以前，除上述地区外，罗氏还分布于今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浙江、江苏等省的一些地方。唐高宗总章年间，有河南罗氏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在福建安家落户。自清代开始，居住在广东梅县、大埔、及福建宁化等地的罗氏，曾多次向台湾迁徙，还有一些人迁往南洋的文岛（印尼）等国家。其中，祖籍广东嘉应州梅县石扇堡的罗芳伯在西婆罗洲（今加里曼岛）建立了一个共和制的兰芳国，实行兰芳大总长制，立国时间达108年（1777~1885年）。

　罗氏，在台湾是个较为普遍的姓氏。台湾的罗姓，来自福建宁化。主要集中居住在苗栗和新竹两县，其他各县市也散居不少。台湾的罗氏与北方的罗氏是一脉相承的。

　　郡望堂号

　豫章堂、尊尧堂：罗氏郡望豫章。宋朝时候，豫章人罗从彦是大儒陈颐、诗人杨万里在《四库全书》中留下《诚斋文集》，保存了大量罗氏珍贵史料，其在《罗氏万卷楼记》一文中断言：“罗氏，皆豫章别也。其在于晋，君章（注：罗含字君章）”以文鸣降；及五季（唐五代十国期间），则有江东公（罗隐号“江东生”），今庐陵之罗，其后也”。明确庐陵（今吉安地区）罗氏是豫章罗氏的一个分支，其先祖可追溯至晋长沙相、散骑常侍、文人《湘中记》作者罗含及唐末五代初的诗人“唐三罗”之首——罗隐。

　唐·林宝受御命主撰的《元和姓纂》中，不知为何没有“豫章罗”的名次。大概唐朝时，李世民改革姓氏制度，强制削弱“晋、谢，唐之崔卢”的世家大族势力，按当朝官品位重排姓氏大族。“豫章罗”在唐朝林宝撰《元和姓纂》时没有在当朝有高官者，所以与“长沙罗”一样未列名次。

　姓族：名族，望族。《后汉书朱穆传》：“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李贤注：“引用士人有族望者”。又北魏孝文帝下诏制定姓族，以奕世有大官者为姓，次为族（见《魏书·官氏志》）。汉代，豫章人首见封侯者为罗邵，他官为“侍中”，必出自姓族，其封侯之事由，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有记载。可惜笔者所见罗氏族谱，竟无一本有载，但他为“豫章罗氏”是汉代姓族，留下确证，为豫章罗氏争得很大的光荣，是一位被罗氏后人遗忘的、为“豫章罗”姓族声誉做出杰出贡献的罗氏先人。

　现在海内外—千多万罗氏，大多数源出或奉“豫章”为郡望。

　长沙

　长沙郡，秦置，时户二十五万五千八百五十四，人口：一百零五万九千三百七十二人。十三城。临湘；攸；茶陵；安城；酃；连道；昭陵；益阳；下隽；罗［原注：帝王世纪曰：有广陵亭。《湘中记》（笔者注：罗含著）亦云：二妃之神（罗孝女、孟姜女），刘表为之立碑］；醴陵；容陵。（据《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

　“长沙罗”与“豫章罗”一样，属于罗氏五个郡望之一，在《元和姓纂》为不列名的郡望。但在唐末，长沙王罗弘信、邺王罗绍威父子封王，功高一品，若当时续编《元和姓纂》，“长沙罗”一定名列榜首。

　湖南长沙，以汉·梁国相罗怀、交州刺史罗宏；汉·临海太守罗彦；汉末晋初荥阳太守罗绥；晋·长沙相罗含、唐·长沙王罗弘信、邺王罗绍威父子、“唐三罗”诗人、浙江罗隐、罗邺、罗虬等为代表，形成长沙郡望。据明·状元罗洪先花费三十多年时间，在《秀川罗氏族谱》等文献中断言，吉安、吉水罗崱，前先世来自湘东。清·湖南娄底教育家罗辀重的父亲“陶龛先生”（湖南罗氏大部奉崱公为始祖）在其自传中亦写明为“江东公”罗隐的后裔。

　笔者在宋·杨万里文集中找到有关罗氏的大量史料，因杨万里是举人罗绋的女婿，杨在“罗氏万卷楼记”一文中明确断言：吉安、吉水之罗，源自晋之罗含，唐之罗隐。但目前罗崱后裔亦有一些改奉“豫章”为郡望，此是“郡望”的演度，文化认同的结果。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欠缺，《秀川、桃林、竹溪罗氏族谱》乃断自罗崱而不上溯。

　湖南罗氏虽大部奉唐·吉安刺史罗崱为始祖，但乃有数支罗氏如宁乡罗氏，仍然奉长沙王罗弘信、邺王罗绍威为始祖。

　襄阳

　在湖北襄阳，以汉·广汉太守罗蒙；汉·牂牁太守罗式；晋·持节（注：持节即掌有三品官以下“先斩后奏”之权）西鄂侯罗宪；持节夷陵侯罗尚；广、益州刺史罗友；唐·燕王罗艺（注：曾赐姓李，后改回罗姓）；秦王左右、陪戒副尉罗甑生（从二品，周绍良藏拓本），襄阳男爵、京兆尹罗珦；赠礼部尚书、福建、江西观察使罗让等为代表，形成襄阳郡望。该郡望后裔，笔者所见除江西吉水山原罗氏支系外，其它均与兄弟姓氏发展规律一样，统一“郡望”，改奉“豫章”为郡望。明代“吉水三罗”之一的罗大纮即出自该支。在《禁毁四库全书》中，罗大纮的文集得以保存，为山原罗氏属于襄阳郡望留下典籍依据。在唐朝林宝受御命主撰的《元和姓纂》中，“襄阳”列为罗氏二郡。其一齐郡，其三，河东。

　齐郡

　齐郡，秦置，时户十五万四千八百二十六。人口：五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五人。县十二：临淄、昌国、利、西安、钜定、广、广饶、昭南、临胊、北乡、平广、台乡。（据《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

　在山东济南，古称齐郡、历城。有一支罗姓族人从河南沿黄河而下，魏晋南北朝时，逐步发展成大姓，隋末与湖北襄阳等罗姓族人共同参与十六姓兴唐的战争，其代表人物有的封王，如燕王罗艺（正一品），有的封国公，如郯国公罗仕信（从一品），有的封侯，如左骁卫将军、上柱国（正二品）安山县侯罗君副（据周绍良藏拓本）；诩卫神羽大都督罗端（据北京图书馆藏拓本）；果毅将军罗承先（从二品，据周绍良藏拓本）；开国县公罗君预（从二品，据古文献室藏拓本）等。而历城所在地——齐郡，在唐·林宝编的《元和姓纂》中列为罗氏首郡，发展成罗姓的郡望。因唐朝定姓族时，以当朝官品位排列，可见当时齐郡罗氏人才之盛。现山东罗氏大部奉唐·郯国公罗仕信为始祖，而且断自罗仕信。据宋·郑樵《通志·氏族略》，罗仕信赐姓“李”。但他族人的后裔仍然坚姓“罗”。

　河东

　河东郡，秦置，时户二十三万六千八百九十六。人口：九十六万二千九百一十二人。县二十四：安邑、大阳、猗氏、解、蒲反、河北、左邑、汾阴、闻喜、斐泽、端氏、垣、皮氏、长修、平阳、襄陵、彘、杨、北屈、蒲子、绛、狐镊、骐。（据《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

　在山西太原附近，北魏时，以代州人（今山西）屈蛇节侯罗结（《魏书》有传）家族为代表，罗拨封济南王、罗斤封带方国公等，翻开《魏书》，罗氏自成半壁河山，形成罗姓河东郡望。至唐朝，名列罗氏三郡之一。其代表人物除上述罗结家族外，还有唐·播州侯罗荣，为唐大将，自山西东进南下，征战福建、广东、广西、至贵州落户，《遵义府志》，几成罗氏家谱。宋开国元勋罗彦瑰，为宋朝的建立，名垂千古，广东罗贵支系，有的奉罗彦瑰为始祖。但目前已少见奉河东为郡望的罗氏支系。估计已改奉罗氏其他郡望，体现民族文化的趋同。

　河东，是由少数民族改姓为主而成的罗氏郡望，可见少数民族在罗氏的发展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历史名人

　罗珠：字怀汉，号灵知，称大农令，又称洪崖先生，君用次子；黄帝一百0八世孙，郐公四十一世孙。生于湖南浏阳，后徙豫章(江西南昌)，卒于汉景帝丙戌二年九月十八日辰时，寿九十一，葬南昌新建县大平乡西山大岭山。为罗姓始祖。

　罗企生：晋代政治家，豫章南昌人。多才多艺，曾任武陵太守，为官刚正为人忠直，“企生尽忠”为一代佳话，与其弟的罗遵生被世人称“忠孝一门”，是最早为罗氏赢得巨大声誉的人。

　罗士信：唐代军事家，即隋唐演义中的罗成，济南历城人。少年英雄，隋唐之际的一大虎将，在演义评书中，将罗士信描写成可与神人般的李元霸打个平手的人物，足以看出后人对罗士信这名少年虎将的喜爱程度之深。

　罗通：唐朝军事家，隋朝镇守辽东名将罗艺之孙，为唐抗击外敌立下赫赫战功，传下“罗通扫北”的佳话，赠封护国舍人，一生故事多编剧为中国各地方戏武戏表演，且广为民间道教立庙祀神至今。

　罗隐：唐代文学家，余杭人。所作散文小品，笔锋犀利，鲁迅谓其所著〈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

　罗邺：唐代诗人，余杭人。有素有英姿，笔端超绝之誉，号诗中虎，为唐代三罗之一。

　罗从彦：宋代理学家，字仲素，号豫章先生，南沙剑州剑浦人，闽学四贤之一。

　罗存：宋代画家，今河南开封人。喜作小景山水画，极有韵致，时人评价他的画作，披图便知登高望远，鱼鸟往还，浩然有江湖之思。

　罗点：宋代政治家，江西崇仁人。官至代理兵部尚书。淳熙二年（1175）举进士第二名，即谓“榜眼”。初授定江军节度推官，受到漕运使赵汝愚的赏识，荐为太学博士。

　罗洪先：明代理学家，江西吉水人。为嘉靖八年状元，传承“王学”之说的儒学家。著有《念庵集》二十二卷，《冬游记》一卷。

　罗牧：明末清初画家，江西宁都人。工诗文、书画，喜饮酒，善制茶。其画林壑森秀，笔法多变，水墨清润淋漓，画风深沉粗犷，是“江西画派”的。

　罗贯中：元末明初杰出小说家，今山西太原人。相传他一生作过十七史演义，现存有《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其中代表作《三国演义》（简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

　罗聘：清代画家，为江苏甘泉（今江都）人。画人物、佛像、山水、花果、梅、兰、竹等，无所不工。其笔调奇创，超逸不群，别具一格，为扬州八怪之一。其子允绍、允缵，均善画梅，人称罗家梅派。

　姓氏源考

　关于罗姓的来龙去脉，历来许多有关姓氏学的古籍，都有十分详尽的考证，譬如：《名贤氏族言行类稿》指出：“祝融之后，ㄆ姓国，初封宜城，徙枝江，周末，居长沙，汉有梁相罗怀，襄阳记有罗蒙。”《姓氏考略》：“世本，熊姓，广韵，本自颛顼末胤，受封罗国，子孙以为氏，望出豫章，长沙。”《通志氏族略》：“罗国之后，一曰祝融之后。”《魏书》：“破多罗氏，斛瑟罗氏，叱罗氏，皆改为罗氏。”

　从以上这些记载看来，罗氏是源自火神祝融氏，祝融氏名黎，是颛顼帝的儿子，祝融的后裔，到了周朝的时候，被封于宜城，称为罗国，当时的宜城，就是现在在湖北省的襄阳，在汉代曾被置为宜城郡。后来，由于该地为楚国所有，于原地另置鄢国，祝融氏的子孙就逐渐向南迁移，最初迁居于枝江（今湖北省枝江县），至周末定居于湖南长沙，最后还繁衍到现今江西的南昌一带，成为长沙和南昌两地的望族。

　唐代的《名贤氏族言行类稿》中，曾经提到罗氏是一个“ㄆ姓”国，所谓“ㄆ姓”，就是历来姓氏学上用以表示源自祝融氏的一个古姓，据《说文通训定声》的记载，鄢、郐、路等姓，都是古时的ㄆ姓国，则论起家世渊源来，罗氏与这五个姓氏，自然也是系出一源的一家人了。

　始封于周朝初年的罗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子孙才“以国为氏”的？根据史书的记载，其始封于宜城，是在周武王得天下后大行封建之时，到了距今约2200年前的春秋末期，宜城为当时的强楚所并，子孙失国南迁，才开始以罗为姓的。

　经过漫长的奋斗，罗姓人士在秦汉之际开始崭露头角，当时以迄于三国，南北朝时期，在史书上出现的罗姓名士，绝大多数都是襄阳、长沙和豫章三个地方的人，譬如，三国时曾任蜀汉为太子舍人的罗宪是襄阳人，晋朝曾任武陵太守的罗企生是豫章人，晋室再迁以后深受桓温器重的襄阳太守罗友也是襄阳人。由此可见，当时的罗氏仍然主要繁衍于长江南北岸的湖北、湖南和江西一带。

　汉末三国鼎立时期以四川为主要地盘的蜀汉，也出现过不少姓罗的名人，除了上述那位罗宪外，还有一位曾经谏公孙述归汉的成都名士罗衍，以及曾以计破益州刺史李特之叛的名将罗尚等。这种情形，自然也是罗氏播迁四川的有力说明。

　隋唐二代，对于罗氏而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一方面人才辈出，大放光芒；一方面则逐渐自两湖和豫章向全国各地播迁，终于成为了一个大姓。

　南方的罗姓人士，实在不难找到自己家族的来龙去脉。但大致说来，福建的宁化，应该是罗氏在南方的播迁中心，从晋室南迁以后，姓罗的人士就已零落到达该地开基，而于唐明皇以后大举南迁。后来广东和台湾等地的罗氏全都是来自该地。元代的罗贯中，大名鼎鼎，他所著的《三国演义》是中国历来最畅销的古书之一。

　罗姓的源流考据：

　据唐·贞观年间，左骁卫将军、上柱国、安山县开国侯罗君副墓志铭：“升龙之族，有熊之胤”，明证至少在南北朝、隋唐，罗氏即奉黄帝为始祖。

　罗氏的原古先祖，按文化认同原则，可追溯至黄帝。其世系如下：

　黄帝——昌意一一乾荒——颛顼——称——老童（卷章）——吴回（祝融）——陆终——季连（芈）——附沮——穴熊——鬻熊——罗

　以国为姓

　熊姓及妘姓是罗子国姓氏的主要来源，现在1000多万罗氏主要来源于罗子国遗民的后裔。另一大支是北魏时少数民族的改姓，还有不同时期兄弟姓氏及带“罗”字复姓改罗氏。

　祝融氏吴回之孙季连，是以“羊”为图腾的芈（音：米）部落的首领，芈姓之祖，也是春秋时楚人的先祖。

　夏朝时，季连的后裔芈部落穴熊氏族已经活动于有熊氏之墟和熊山之间，约在今河南中部的新郑和郾陵一带。罗氏族分自穴熊氏族，以熊为姓，据湖南省社科院炎黄研究所罗文华、何光岳先生考证：“因善于制造罗网，并勤于罗捕鸟类，而称罗氏族”。其中罗氏早期来源之一的“大罗氏”更早见史载，其主要活动区域：大别山南北的河南罗山和湖北的罗田之间，北靠穴熊氏族。这一地区森林茂密，鸟类群集，是大批候鸟南北迁移的重要地带。直至近代，这一地区的农民仍保留着围网捕鸟的谋生职业和技术。

　在夏朝，穴熊部落进入河南北部的楚丘，今滑县东，改称楚部落，而罗部落是楚的一个分支，主要活动于长江流域，属楚文化的一部分。商朝初期，楚和罗部落逐渐发展。到了两朝后期，商王武丁（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在位）征伐夏朝的残余势力楚、罗、卢等部落。迫使楚、罗、卢等向西迁移，楚迁到今陕西渭河流域的荆山，部落改称荆楚，罗氏先民迁移到荆楚北面的甘肃正宁县东的罗山。商朝末，荆楚及以狩猎为主、英勇善战的罗氏先人追随周武王讨伐商。周武王灭商后分别封楚、罗等部落于丹阳、房州。楚氏族越秦岭，沿淅水南下，到达今河南西南的淅川（古丹阳地），罗氏族跟随荆楚向东南跋涉，沿汉水到达湖北西北的房县，受封宜城，建立“罗子国”，（注：子，子爵）它是依附于楚国的小国。国在宜城西的罗川城（罗子国遗址在今之湖北襄樊市南漳县内）。宜城之“罗子国”是正式见载史册及罗氏族谱的罗氏故国。公元前699年，罗子国曾有过“弱罗胜强楚”的战例，《左传》予以记载。公元前690年楚武王并罗国，罗国子孙遂以国名为氏。长期以来，其后裔有强烈的“复国情结”，《罗氏族谱》中有不少复国的描述，但未见史志记载，待考。罗氏至少有4000多年的历史。罗姓正式使用也有2700多年的历史。

　早见著典籍的、的罗子国大臣是伯嘉，湖南有的罗氏支系至今奉伯嘉为始祖（笔者注：有资料称“伯嘉姓郭”）。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卫国罗御与孔子学生子路参与宫廷斗争的记载。笔者所见，罗御亦是罗子国并入楚国后，第一位见著史册的、以国为氏的罗姓人。不知何故，古今有关罗氏的姓氏书籍，均不见载。从此，“以国为氏”的罗子国遗民后裔，在中国历史中相继出现，与兄弟姓氏—起共同创建伟大的中华文明。

　兄弟姓氏溶入罗氏

　秋战国时期，罗国与赖、傅两国毗邻，人员交往密切，难分彼此，因此，有赖、罗、傅同宗之说，已召开过xx届代表大会的“世界赖罗傅宗亲联谊会”便是此历史的产物。

　不同时期，曾有过其他姓氏溶入罗氏的记载，尤其北魏孝文帝时，曾有过大规模的官方改姓，有许多少数民族如叱罗氏、破多罗氏、斛瑟罗氏、解瑟罗、武罗等改为罗姓，其中北魏时，鲜卑族、代州人屈蛇节侯罗结、带方公罗斤、罗敢、罗伊利、济南王罗拨家族、南阳郡公罗协等便是典型代表。

　“大罗氏”以官名“大罗”（掌罗鸟兽与女以贡）为氏，秦时有将军大罗洪（弘），秦以后“大罗氏”历史罕见，其后裔可能已加入罗氏，是早期溶入罗氏的先民。

　也有外国人改为罗氏，如唐朝，有印度人改为罗姓名好心，功至封新平郡王，但笔者至今未见有奉其为先祖的《罗氏族谱》。明朝时赐元人阿拉克萨姓为罗姓，名秉忠，官至一品都督等。

　今彝族、壮族、蒙古族、布依族、苗族、瑶族、土家族、满族等少数民族有罗姓，这些优秀人才赐姓改姓后，为罗氏带进新鲜血液，添加新的遗传基因，其中杰出人才、特别杰出者，如鲜卑族、山西代州罗结家族掌管北魏半壁江山，为罗氏的声誉做出巨大的贡献。

　罗子国遗民及其后裔的早期迁徙

　罗子国并入楚国后，失国、得姓之臣民及其后裔，开始了漫长的迁徙过程，先迁枝江，再徙长沙。周朝末年在长沙郡形成以“罗”命名的县。1957年出土的“罗县城遗址”，当地以“罗子国城遗址”定为湖南省级文物保护，便是明证。《湖南省志》中第一位见传的女性是秦朝武陵郡守罗君用的女儿“罗孝女”，其兄弟“罗孝子”同期见《湖南省志》，可见长沙罗县罗氏在湖南的影响。罗君用的另一儿子罗珠，参加汉高祖刘邦的军队，“从灌婴，定豫章，有功德于民，卒官。晋末有罗企生、遵生，今南昌柏林罗氏是其后也”（据《江西通志》）。罗珠是第一位见诸史志的豫章罗氏，开启了豫章罗氏的郡望（笔者注：其具体官职有数说：大司农或治粟内史、大将、大臣等，查灌婴传，其部下五人共斩项羽，官封列侯，罗珠是否名列其中，待考）。

　在湖南汨罗江北岸的楚塘乡楚南村有汨罗山，又叫罗山，屈子祠前有罗渊，皆以罗氏活动地域而名，清湘籍儒将罗泽南便以“罗山”自号。湖南湘阴罗县以北就是麋氏族的活动范围。到周朝末年，罗、麋等附庸楚而聚居的姓氏县，都统辖于黔中郡。

　秦汉时，罗子国遗民，有的留居长沙郡，有的东迁豫章郡，《广韵》云：“本自颛顼末裔，受封罗国，子孙以为氏。望出豫章、长沙。”《太平寰宇记》卷一O六洪州载，豫章郡五姓中就有熊、罗二姓，一直到宋、明代，豫章罗氏都是大姓，人才辈出，散布于全国各地。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绢画古地图中，在湖南省江华县的潇水支流有一条罗水，当系一支罗人南迁于此而得名。至于西江中下游一带分布之区，至今壮族语称田为罗，即山间田之意，也说明罗人有一部分南迁至两广与骆越相融合而保留了很多以罗为名的地方，由此可知，全国各地留下许多以“罗”命名的山、水、村庄、城市决非偶然之事。又有一支罗人则又向西南，从滇东、滇南迁入湄公河下游，建立了罗斛国，后来并吞了暹国，便合称“暹罗”，即今泰国的主体，成为泰族的一部分。

　当罗被楚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