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是明朝京城顺天府失陷后，由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的一系列政权。[1] 历经三帝一王，十八年。[2]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起义军攻破北京，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自缢。清军入主中原，明朝宗室先后在南方建立政权抵抗清兵。包括弘光政权、鲁王监国、隆武政权及永历政权，前后共历18年。永历十五年（1661年）吴三桂率清军入缅，索求永历帝，十二月缅王将永历帝引渡清朝，次年四月永历帝朱由榔与其子朱慈煊在昆明被吴三桂所杀，明统始亡。此后明郑政权继续奉永历为正朔。永历三十七年（1683年）延平王郑克塽降清，清军占领台湾，宁靖王朱术桂自杀殉国，明朔始亡。南明所有政权为流亡政权实有重新思考的空间。所谓南明的南是史学家加上去的，就像南宋的南也是史学家加上去的一样。这些政权是建立在原来明朝的领土上，其实并不符合流亡政权的定义，只能说原来大明的北方领土被纳入了大清的范围，而被迫迁都、重建政权。就像宋朝失去北方领土、被迫迁都，仍是自称宋，史称南宋，并未因迁都而称呼南宋政权为流亡政府。所以称呼所有的南明政权是流亡政权，严格来说并不正确。至于永历帝被迫避难缅甸后，则符合流亡政权之定义上的答案还有很多

1965，李白凤在《柳亚子在桂林》中记载：“相思江确实是一个好去处，那里小溪潺潺，绿茵如画，在山穷水复之际，有一片绝大的荷池，大约有一亩多的面积，池中有一架九曲木桥，桥正中央有一个亭子……据说背面就是当年永历（帝）二次入桂的行宫，有名的相思洞就在这土山下面。”按行文，记载的地方应该就是雁山园。

明末清初桂王朱由榔于1646年在广东肇庆建立永历政权，永历皇帝是位弱势皇帝，永历政权外部有强压境，内部又文臣“吴楚”纷争，武将跋扈割据，所以永历帝经常面临险境，被迫四处奔波。明永历元年至五年间（1647—1651），永历帝疲奔于肇庆、梧州、桂林、武冈、柳州、南宁等地。关于永乐帝在桂林之事，《南明史》中有两段记载：

南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1647）正月二十二日（2月26日）永历帝到桂林，设行宫于知府署。二月十五日（3月20日），清军屠列鳌部逼近阳朔，永历帝逃往全州，委翟式耜为桂林留守。三月十一日（4月15日）清兵数万攻桂林城，大学士翟式耜与副将焦琏率部属拼死抵御，清军受挫，退返阳朔。五月十四日（6月16日）援桂的刘承凤部与焦琏部哗斗，大掠府城而去。清兵侦知，于同月二十五日（27日）返攻桂林。

此为永乐帝第一次在桂林。永历帝第二次回桂林在同一年的十二月初。

顺治四年、永历元年（1647）九月，朱由榔到达柳州以后，瞿式耜坚持请他移跸省会桂林。瞿式耜指出：“桂林为西省上游，形胜嵯峨，城郭坚固，确然兴王根本之地。北规楚，东恢粤，惟此地为适中。”朱由榔认为驻于广西内地比较安全，没有立即采纳他的建议。直到十一月十三日何腾蛟节制的郝永忠、赵印选、胡一清、焦琏、卢鼎四营（按：赵、胡所领兵马合称滇营）在全州击败来犯的耿仲明部清军后，朱由榔才在十二月初五再次来到桂林。

永历二年、顺治五年（1648）二月二十一日深夜，得报清军已经进入严关，瞿式耜面见永历帝，他力主镇定，指出即使清军已经到达兴安，督师何腾蛟应该有告急塘报，在没有接到准确消息以前不宜轻易移跸。次日，瞿式耜又面见永历帝，奏言“圣驾即欲行，宜少从容，盖乱兵乘驾发之后，必有一番抢攘。圣驾稍停，一可以救满城百姓，二可以救满朝百官”，但朱由榔置之不理，吩咐左右立即准备撤离桂林。“随驾诸臣车马匆匆，有行色矣。”二十二日上午，朱由榔和宫眷、随驾官员离开桂林。

柳亚子先生是研究南明历史的专家，有学者结合郊野园林发展的特征，认为雁山园应在唐家办团练期间甚至更早就开始修建了。在唐家修建雁山园之前，雁山园的原址就已经有相当规模和相当数量的建筑群。唐岳可能是在购买了这个庄园后，在原有的基础上筑山理水、栽植花木、兴建园林建筑，进一步将原有的庄园发展成为郊野别墅园林。依此判断，雁山园的发展历程类似于王维的辋川别业，是历经几个时期不断增建扩大的结果。但关于雁山园即为南明行宫的说法，由于没有其他资料的佐证，还不能确定。

男主角：侯方域

女主角：李香君

《桃花扇》是一部以南明王朝的兴亡为内容的历史悲剧，共40出。故事写明末归德书生侯方域来南京应江南乡试，落第不归，寓居莫愁湖畔，参加了反对阉党的复社，后经画家杨龙友的介绍，结识了秦淮名妓李香君，两人萌发爱情，订婚之日，方域题诗扇以赠香君，作为信物。阉党文人阮大铖闻讯即出重金置办妆套，托其结拜兄弟杨龙友送给香君，意在拉拢复社文人侯方域。香君义形于色拒不让方域接收阮的馈赠。阮为此忌恨，乘左良玉移兵南京之时，诬方域内通左军；为避害，方域只身逃离南京投奔杨州督师史可法，为之参赞军务。崇祯在北京自缢后，奸臣马士英等在南京迎立福王，建立南明朝廷。昏王奸臣不理朝政、征歌逐舞、迫害复社文人。马、阮等人逼迫香君嫁给新任曹抚田仰，香君宁死不从，以头撞地，血染方域当年所赠诗扇；杨龙友采摘花汁点染成桃花图，是谓桃花扇。马、阮于赏心亭置酒赏雪，香君乘机骂筵以泄愤恨。方域回到南京，被阮捕获入狱。清兵南下，昏君奸臣出逃，方域出狱后在避难栖霞山时，与香君相遇于白云庵，在张道士的点拨下，他们双双出家入道。

该剧以侯方域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为中心线索，展现了明末腐朽动乱的社会现实，暴露了南明小朝廷的昏庸与腐败，热情歌颂了敢于和权奸作斗争的高尚气节和爱国情感。李香君是中国古典戏曲中罕见的一个光彩照人的妇女形象。她不仅美丽聪明，而且正直刚强，明大义有气节，她有着鲜明的政治是非观，把爱情的关系和选择建立在政治的关系和选择的基础上，这是她比《西厢记》中的崔莺莺、《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形象更高大的基点，也是《桃花扇》在思想和艺术上取得重大突破之所在。该剧在结构艺术上的成就更为人称道，它以“一生一旦为全纲领，而南朝之治乱系焉”，终而达到“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创作目的。故而从思想与艺术上看，把该剧当作明清传奇戏曲的压卷之作，是不过分的。

《桃花扇》是中国清代著名的传奇剧本，作者是孔尚任，是他经历十余年三易其稿而完成的。此剧表现了明末时以复社文人侯方域、吴次尾、陈定生为代表的清流同以阮大铖和马士英为代表的权奸之间的斗争，揭露了南明王朝政治的腐败和衰亡原因，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通过侯方域和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表现南明覆亡的历史，并总结明朝300年亡国的历史经验，表现了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桃花扇》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人物塑造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形象体系；在艺术结构上，以侯、李爱情为线索，组织进多方面的社会矛盾，严整紧凑；另外，其曲辞亦流畅优美，富于文采。

该剧剧情是：侯方域在南京旧院结识李香君，共订婚约，阉党余孽阮大铖得知候方域手头拮据，暗送妆奁用以拉拢。香君识破圈套，阮大铖怀恨。南明王朝建立后，阮诬告侯方域迫使他逃离南京。得势的阮大铖欲强迫香君改嫁党羽田仰遭拒，香君血溅定情诗扇。友人杨龙友将扇上迹点染成折枝桃花，故名桃花扇。后，南明灭亡，侯、李重逢。但国已破，何为家？他们撕破桃花扇，分别出家。

吴三桂，辽东中后所人（今辽宁绥中县）①，为出身辽东军阀世家。他的父亲吴襄、舅父祖大寿②都曾任明朝总兵，同当地的将领官绅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由于祖大寿和三桂之兄吴三凤等明朝将领先后降清，吴三桂和他的部属又与清方营垒增添了一层暧昧关系。1644年三月，他被崇祯帝加封为平西伯，率部进关勤王，由于放弃关外土地，官绅家属和相当一部分辽东百姓跟随进关，安插未定，明朝就覆亡了。摆在吴三桂面前的形势是严峻的，他同山海关总兵（又称关门总兵）高第一共只有五万之众，在明末盛行的“家丁”制度下，其中真正能征敢战、装备较佳的兵马只占少数。他们局促于关内永平府一隅之地，处于清、顺两大新兴势力之间，继续效忠明室是不现实的，因为朱由检为首的明廷已经不存在，弘光朝廷还没有建立，他们同淮河以南的残明势力相距太远、音讯不通，可走的道路就只有在降顺、降清之间作出选择。

　　清廷对吴三桂进行招降是比较早的，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四月，清军攻克松山、锦州后，皇太极就致书吴三桂告以其舅氏祖大乐、祖大寿等“因系将军之戚”俱获保全，劝他“翻然悔悟，决计归顺”。又命三桂之兄吴三凤及祖可法、张存仁、裴国珍、胡弘先、姜新、陈邦选等以亲属、旧谊的关系写信晓以利害，竭力劝说其降清①。十月，皇太极再次致书吴三桂：“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城吴大将军：今者明祚衰微，将军已洞悉矣。将军与朕，素无仇隙，而将军之亲戚，俱在朕处。惟将军相时度势，早为之计可也。”同时，又命祖大寿写信给吴三桂道：

　　宁锦间隔，不相通问者岁余矣。春时松山、锦州相继失陷，以为老身必死无疑。不期大清皇帝天纵仁圣，不但不加诛戮，反蒙加恩厚养。我祖氏一门以及亲戚属员，皆沾渥泽。而洪总督、朱粮厅辈亦叨遇优隆。自至沈阳以来，解衣推食，仆从田庐，无所不备，我已得其所矣，奉贤甥勿以为虑，但未知故乡光景何如耳。以愚意度之，各镇集兵来援辽左，未一月而四城失陷，全军覆没，人事如此，天意可知。贤甥当世豪杰，岂智不及此耶？再观大清规模形势，将来必成大事。际此延揽之会，正豪杰择主之时，若率城来归，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贵，不待言也。念系骨肉至亲，故尔披肝沥胆，非为大清之说客耳。惟贤甥熟思之。虎骨靶小刀一柄，是贤甥素常见者，故寄以取信①。

　　次年正月，吴三桂给祖大寿的回信“犹豫未决”。皇太极再次致书劝他“急图归顺，勉立功名”②。然而，在一年多时间里，吴三桂自觉回旋余地尚大，并没有接受清廷的招降。

　　到1644年三月明亡之时，吴三桂等撤入关内的辽东官员却很快决定接受大顺政权的招降。作出这一决择首先是因为吴三桂等人获悉大批明朝文官武将都归附了大顺，其中不少人（如唐通、白广恩）在过去辽东战事中曾同吴三桂共事，大顺政权已是众望所归，颇有统一天下之势；其次，大顺政权同明王朝一样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政权，吴三桂等辽东官绅军民更易于接受；第三，吴三桂所部辽东官兵一直处于同清军对峙的地位，而同大顺军并没有多大恩怨，即如史籍所说：“以清兵仇杀多次，不欲返颜，乃修表谋归李贼。”③第四，就个人前途着想，吴三桂虽有一部分亲属降清，但他的父母等直系亲属居住在北京已处于大顺政权控制之下，归降或敌视大顺政权必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命运。何况，曾在辽东共事的总兵白广恩、姜瓖、马科、唐通等人都已跻身于大顺朝新贵之列，唐通兵力远逊于己，三月间才投向大顺就受封为定西伯，由他出面劝降，“盛夸自成礼贤，啖以父子封侯”④，对吴三桂有很大的吸引力。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吴三桂、黎玉田、高第迅速决定投靠大顺政权。山海关防务由李自成派来的唐通接管①。

　　三月二十二日，吴三桂在永平府（府治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张贴告示，有“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等语②，证明他已率领部下兵马前往北京准备接受李自成的新命了。三月二十六日左右，吴军行至河北玉田县，离北京已经不远了，吴三桂突然改变主意，由投降大顺转持敌对态度。产生这一急剧变化的原因在史籍中有三种说法：一是吴三桂听说他的父亲吴襄被大顺政权拘捕追赃③，一是误信从京中私自逃出的奴仆谎报吴襄全家被大顺军抄没④，第三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说法是吴三桂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又名陈沅）为大顺军将领所掠，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①。真实情况已难考定。吴三桂投降大顺，本意是维护和扩张自身利益，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使他疑窦顿生，猜测李自成的召见很可能是一种骗局，将对自己采取不利行动。于是，他骤然变卦，带领部下兵马直奔山海关，从背后对镇守关门的唐通部发起突然袭击。唐通的兵力大约只是吴三桂部的五分之一，加以变生意外，猝不及防，山海关遂被吴三桂占领。唐通率残部撤往离山海关不远名叫一片石的地方，大顺政权委任的其他官员也纷纷逃回②。

　　吴三桂的叛变，使山海关地区顿时彤云密布，笼罩着一片紧张的战争气氛。当地人士佘一元《述旧事诗》云：“吴帅旋关日，文武尽辞行。士女争骇窜，农商互震惊”③，真切地反映了百姓们的惶惧不安。跟吴三桂采取同一立场的只有原山海关总兵高第和卫城（即清代的临榆县）一小撮缙绅地主。关、辽两镇兵力合计不过五万，山海关一隅之地又难以筹措粮饷。“维时内无军需，外无援旅，人心汹汹，不保朝夕”④。吴三桂当然明白凭借这么一点军事和经济实力根本不足以同大顺政权抗衡，更谈不上在顺、清夹缝中求生存。他决定回师夺取山海关实际上意味着他在同大顺政权决裂之时已经把投靠清廷作为出路。为了给自己增添一些本钱，他不是率部出关以丧家之犬的形象向清方投降，而是玩弄手腕，一面“遣人东乞王师”，以京东要塞山海关城为见面礼；一面“遣人绐贼缓师”，“以待本朝大兵”①。

　　李自成获悉吴三桂叛变占领山海关的消息后，经过紧张的商议，决定一面安抚吴襄，以吴襄的名义写信规劝吴三桂，希望借父子之情使他幡然变计；一面作好武力解决的准备，出兵平叛。四月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亲自统率大军向山海关进发。随行的有明朝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晋王、秦王和吴襄等人，这说明李自成仍希望通过君、亲之义招降吴三桂。然而，由于吴三桂同清方勾结已成定局，招降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了。

　　同李自成的麻痹大意相反，清廷统治者并不满足于占领辽东，随着明王朝的急剧衰微，他们趁火打劫的野心迅速膨胀起来，初期是想同农民军瓜分明帝国。皇太极去世前不久，对天下大势已作出了相当准确的判断，他说：“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何以言之？彼流寇内讧，土贼蜂起，或百万，或三四十万，攻城掠地，莫可止遏。明所恃者惟祖大寿之兵，并锦州、松山之兵，及洪承畴所领各省援兵耳，今皆败亡已尽，即有召募新兵，亦仅可充数，安能拒战？明之将卒，岂但不能敌我，反自行剽掠，自残人民，行赂朝臣，诈为己功；朝臣专尚奸谗，蔽主耳目，私纳贿赂，罚及无罪，赏及无功。以此观之，明之必亡昭然矣。”①在这以前，他命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统兵伐明时就曾指示：“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为此。以善言抚谕之。申戒士卒，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②由此可以窥知清廷早已处心积虑利用汉族内部阶级拼搏谋取渔翁之利。1643年八月皇太极病死，幼子福临即位，清廷实权落入摄政王多尔衮手中。次年正月，蒙古鄂尔多斯部落来告大顺军已经占领陕西③，多尔衮等立即在正月二十七日派使者往陕北同大顺军联络，信中说：“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④大顺军榆林守将王良智收到来信时，李自成已亲统大军向北京推进。王良智虽将清廷来信事报告了李自成，但大顺军***对清廷统治者急切于分享胜利果实的企图并没有给以重视。

　　联络大顺军共同灭明的图谋既未达到，多尔衮等清廷统治者也决不肯放过扩张自身利益的良机。这年三月，清廷决定大举伐明。出师之前，范文程上书摄政诸王，指出明朝灭亡的大势已定，“窃惟成大业以垂休万世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盖以为明劲敌者我国也，抑则流寇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①。这就为多尔衮等人用兵提供了总体战略方针。四月初，传来了大顺军攻克北京、明廷覆亡的消息。多尔衮决定趁大顺军立脚未稳，迅速出兵。当时在清都沈阳的朝鲜使者向本国报告说：“顷日九王（指多尔衮）闻中国本坐空虚，数日之内，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②四月初九日，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统领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声炮起行”③。动员兵力之多连清方人士也说“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④。清廷这次出兵同崇祯年间三次入口大不一样，战略目的已由掠夺财物子女变为进取中原。因此，多尔衮接受范文程、洪承畴的建议，严格约束军纪，规定“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军民秋毫无犯”⑤。进军路线则采纳了洪承畴的意见，准备由蓟州、密云破边墙而入，避免顿兵山海关坚城之下。

　　四月十五日，清军行至翁后，意外地遇上了吴三桂的使者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携带求援书信，内云：“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酧，不敢食言。”①多尔衮当即决定改变进军路线，直趋山海关。他在回信中说：“伯虽向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故尚复怀疑。……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②很明显，吴三桂的信在措词上经过斟酌，以明朝孤臣的名义请求清方合兵共讨农民军，尽管当时明朝廷并不存在，“裂地以酧”也不是他所能决定的，无非是为自己投靠清朝蒙上一层遮羞布而已。多尔衮洞察其心，直截了当地以晋封藩王为诱饵，招降吴三桂。到吴三桂得知李自成亲统大顺军主力迫近山海关，再次派郭云龙催促清军火速来援时，就请求多尔衮“速整虎旅，直入山海”③。四月二十日，多尔衮接信知道形势紧迫，为了防止大顺军占领山海关，下令兼程前进。次日，清军以一天二百里的速度急行军于当晚到达距关城十里的地方驻营。这时，大顺军与吴三桂、高第部关、辽兵正在激战之中。

　　为了明白山海关战役的胜负，分析一下参战各方兵力情况是必要的。大顺军开赴山海关时留下了老弱兵员一万守北京，随李自成、刘宗敏前往平叛的兵马大约为近十万名①；吴三桂、高第的关、辽兵合计约为五万；而清军当时的全部兵力为十万②，除了摄政郑亲王济尔哈朗率领满、蒙八旗军队三分之一留守沈阳一带外，多尔衮所统满、蒙、汉军队大约为七八万人。自然，在三支军队中清军战斗力最强；吴三桂部是原明朝官军中的精锐；大顺军是自1641年（崇祯十四年）迅速扩展起来的队伍，大部分兵员素质不如清方，但是，他们是一股新兴势力，纪律严明，富于朝气，不像明朝官军那样腐败。由此可见，集结在北京地区的大顺军击破吴三桂、高第部原明朝关、辽兵是绰有余裕的；很可能李自成入京之时调集的兵力也仅满足于此。而介于顺、清之间的吴三桂部则具有举足轻重之势：降顺则李自成的兵力约为来犯之清兵一倍，而且山海关要隘不致拱手让敌，即便在同清军作战中局部失利，大顺政权可征调的增援兵力较清方要大得多；吴三桂叛投清方，双方兵力对比和态势就颠倒过来，清、吴联军在数量上也占了优势。大顺政权在政治、军事上的失策，导致了山海关战役的失败和北京、畿辅、山东等地的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