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生兽

　　在中国上古神话之中，并没有一种叫做云生兽的东西，风生兽倒是有一只，在《抱朴子·仙药篇》里被提到过。这东西长的像只绿豹子，却又只有狸猫大小，烧不死，刺不伤，要拿铁锤狠砸脑门数千下才会。然而即使死了，只要风进嘴巴，转瞬就能复活，这时拿石头上的菖蒲堵了它的鼻子，它才真个死去。取其脑髓和菊花吞个十斤，可望寿至五百（真累）。

　　　这家伙很有意思，看见有人打架，它就要去吃了正直有理的一方；听说某人忠诚老实，它就要去把那人的鼻子咬掉；听说某人作恶多端，反而要捕杀野兽馈赠。由此可见，它应该是头有些吃饱了撑着的凶兽。然而有些书上又说它也不是那么坏，在古时腊八的前一天，宫廷里要举行一个叫逐疫的仪式，由方相氏带着十二只异兽游行，穷奇和另一只叫腾根的异兽，共同负担着吃掉害人的蛊的任务，于是又让人感觉它对人还是有些异处了

山魈

　　未见于典籍之中，不知为何物。北方海外有一目国而手脚俱全，有深目国而一目一手，有柔利国而一手一足，都不符合游戏中那种一目两手一足的形象。况且山魈是被划分到妖魔归属之中，还是得去精怪中寻找线索。

　　而《山海经·海内经卷》里提到的：“南方有赣巨人，人面长臂，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脣蔽其面，因即逃也。”，也即《海内南经》里的枭阳国人，这种吃人的怪物，虽然样子有些微的差异，倒是和游戏中的怪物有些神似。《国语·鲁语》里有：“夔一足，越人谓之山臊。”然而夔一般为水神，不吃人。在《神异经》里也曾有言及燃爆竹惊山魈之举，只是那东西长仅一尺，也不吃人。因了这种说法，又有人将其与年混为一谈（关于年的故事，即是除夕的由来）。游戏中的山魈等级不高，说成是年这种大怪物不甚妥帖，恐怕还是将其看作糅合了多种形象的原创怪物比较恰当。

河伯

　　河伯的名字叫冯夷，又叫冰夷，是个挺有名气的古神，但也是个著名的倒霉蛋。在《抱朴子·释鬼篇》里说他过河时演死了，就被天帝任命为河伯，管理河川（该说是好运还是该说倒霉呢？）。后来在舜帝统治的时期，羿和自己老婆有了婚外情，他气愤的找上门去，却打不过人家而被射瞎了一只眼睛。不过《楚辞·天问》里说羿是想射死他霸占宓妃，这种事就不要相信了，屈原的人品不好，一贯喜欢将神话的本来篡改到面目全非，连鲁迅先生都指责他是“神话之大敌”。

　　后来到了春秋时期，孔子的学生子羽带了一块白璧过黄河，河伯想把这东西弄到手，派遣阳侯去掀起大浪，又叫两条蛟龙去弄翻他的船。结果子羽“左掺璧，右操剑，击蛟皆死”，及至过了河，子羽鄙夷的将璧扔进河里，河伯大概面子上还是过不去，又将璧弹回子羽手上，子羽见状，将璧往石头上打个粉碎，甩着袖子就走掉了。

　　战国时候还有河伯娶妻的故事，主角是大家熟悉的西门豹，这已经脱离了神话的范畴，就不赘述了。

鹗

　　在《山海经·西次山经》里有这样一个故事：“钟山山神烛龙有个叫鼓的儿子，和另一个叫钦丕的家伙合伙将一个叫祖江的天神杀死在昆仑山的东南方，黄帝知道这事后很生气，将他们杀死在钟山南面的瑶崖。钦丕戾气不散，化做一只像雕的大鸟，白头红嘴，虎爪，背上有黑色斑纹，鸣叫的声音像鹄，它出现在世上，世上就一定会有大的战乱。”这东西就叫做鹗。

　　　　另外，鸮只是声音像婴儿而已，真正能够发出婴儿声音来引人上当的，是住在若水边上一种叫做魍魉的精灵。

化蛇

　　载于《山海经·中山经卷》：“又西三百里，曰阳山……其中多化蛇，其状如人面，而豺身，鸟翼而蛇行，其音如叱呼，见其邑大水。”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妖怪。

兕

　　兕是一种与犀牛相当类似的生物，有人将这二者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山海经·海内南经》有这样的两段记载，“兕在舜葬东，湘水南。其状如牛，苍黑，一角。”“兕兕西北有犀牛，其状如牛而黑。”，由此可见，虽然相似，但二者并非完全相同。如同形容名山大川必言仙鹤白鹭一般，古籍里要形容地方险恶，也多言“其上多犀兕虎熊之类”。

　　记得《西游记》里有一段，太上老君所骑青牛走落凡间成精，使着一个圈儿，套去众神好多兵器，这只青牛就是兕了。吴承恩写得好：“独角参差，双眸幌亮。顶上粗皮突，耳根黑肉光。舌长时搅鼻，口阔板牙黄。毛皮青似靛，筋挛硬如钢。比犀难照水，象牯不耕荒。全无喘月犁云用，倒有欺天振地强。两只焦筋蓝靛手，雄威直挺点钢枪。细看这等凶模样，不枉名称兕大王！”

　　牛头妖

　　印度神话里有个叫做马西沙的牛头恶魔，好生厉害，众神都打不过它，最后众神合力召唤出伟大的降魔女神杜尔加，经历苦战终于将它打败。我国的神话传说里，最有名气的牛头妖怪自然要数那个和孙悟空不相上下的大力牛魔王，根据《西游记》和印度神话的渊源来推想，大约其原型就是这个马西沙。

　　牛头怪同样也是欧美的传统怪物。希腊神话里的米诺陶迷宫里就住着这么一个家伙，为了不让它出来捣乱，必须每年进贡七对童男童女（……国内外的妖怪都一个德性），后来伟大的英雄忒修斯用克里特公主给予的线团破解了迷宫，砍下了它的首级。至于轩辕剑里的牛头妖是出自哪一个，呃，天晓得……

九尾天狐

　　和一般人心目中的认知不同，九尾狐一开始并不是一种代表邪恶的生物。《山海经·海外东经》说：“青丘国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天下太平的时候，它就出现在世间，显示祥瑞，是一种很奇特的生物，汉代砖画里常将它与不死树，三足鸟，捣药兔等物并列于西王母身边。《吴越春秋·越王无馀外传》里曾提起，大禹治水过涂山，见九尾白狐，认为是吉兆，就娶了涂山女。

　　只是《山海经·大荒东经》里又提到：“又东三百里，曰青丘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青雘。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后世不知自何时起，又开始倾向于这一说法。尤其在《封神演义》令妲己这一形象大成后，现在对九尾狐的认知几乎就属盖棺定论了。

　　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有不少九尾狐的传说，其中最为知名的当属和安倍晴明斗的不亦乐乎的那只妖狐玉藻，日本的枥木县现在还有杀生石留世（传说玉藻失败后化做这块石头）。有趣的是，在神话传说里，不但认为它来自中国，而且东渡之后在日本留下的事迹，也如妲己在殷时一般无二……著名漫画家藤田和日郎就依着这条路子画出了少年漫画里的经典名作《潮与虎》，在其中将九尾狐画成名叫白面者的大妖怪，自混沌中诞生以来先后毁灭了印度中国，最后在日本被降伏。只是时间表实在乱七八糟，深究不得。

阿修罗

　　印度神话里的魔神一族，好斗，男性极丑恶，女性又极美貌。与天，龙，夜叉，迦楼罗等合称八部众，又为六道之一，也为十界之一。有它出场的作品多到不能忍，这里就略过去了。若是对这些东西连最起码的认知都没有，请参考日本漫画《圣传》或是《孔雀王》。不过话说回来，这本杂志的读者里，真有这种人吗？

梼杌

梼杌是北方天帝颛顼的儿子，它爹不是个好东西，它自己更是坏到骨子里。它还有名字叫做傲狠，难训，由这几个名字里，也可大略推知它的作为了。《神异经·西荒经》云：“西方荒中，有兽焉，其状如虎而犬毛，长二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长一丈八尺，搅乱荒中，名梼杌，一名傲狠，一名难训。”而《春秋》云：“颛顼有不才子名梼杌也。”

　　和穷奇一样，梼杌后来也成了四凶里的人物。《左传》里讲到：“颛顼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诎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嚣，傲狠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实在是被骂的很惨。

混沌

　　混沌这一形象，最早见于《庄子·应帝王》，讲南海天帝悠与北海天帝忽到中央天帝浑沌那里做客，为报答浑沌的热情招待，就商量着说，大家都有眼耳口鼻，用来看听吃闻，浑沌却没有，不如给他凿几个出来。于是他们每天凿一窍，七窍凿成，浑沌也死掉了。当然，这个浑沌看上去和游戏里那个关系不大。

　　《史记·五帝本纪》云：“帝鸿，黄帝也。”《春秋传》则云：“帝鸿氏有不才子，天下谓之混沌。”这些记载大多互相矛盾，由此可知古书不可信。

　　最可笑的还属《神异经·西荒经》里的记载，说混沌像狗又像熊，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遇上有德行的人，它就使着蛮力去撞，遇上恶人，却会摇头摆尾的去讨好。平常没事的时候，它还会咬着自己的尾巴，仰面朝天的躺在地上边打转边发出口桀口桀口桀的怪笑。

雷神

　　我国古代神话里的雷神不止一个，最有名的一个，出自《山海经·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人头，鼓其腹则雷。”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姜源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约期而生子。”说的便是它了。姜源生下的孩子取名为后稷，被认为是周民族的始祖，描写这段故事的诗歌《生民》也被收入了《诗经》之中。又传说华胥氏也有过类似经历而生伏羲，于是后来也有人把伏羲和后稷混为一谈。

　　还有一个叫做夔，住在东海流波山上，像只没有角的牛，苍灰色，只有一只脚，能够自由出入海水之中。每进出时必有大风雨，同时吼声如雷。黄帝与蚩尤大战时，士兵被蚩尤找来的各路山精水怪所迷惑，黄帝决定用些特别的材料来做面鼓，激励士气。于是上面这两位就倒了大霉，前者被抽了骨头做鼓槌，后者被剥了皮蒙成鼓。

　　黄帝还有个搞医疗的臣子名叫雷公，其事迹已不可考，只知他曾派使者采药，使者迷路而化做啄木鸟，或者后世雷公总是一副鸟脸的出处就在这里了。以龙身的形象而论，游戏里的雷神当以雷泽的那个可能性居多。

刑天

　　刑天是炎帝的属臣，因不满于炎帝的统治地位被黄帝夺取，又为了给蚩尤报仇，拿着斧头盾牌就杀到了天庭。黄帝亲自出来与他交手，一直打到常羊山，终于一剑砍下了他的头颅。刑天心里发慌，蹲下地乱摸，黄帝恐怕麻烦，劈开常羊山将那头踢了进去，跟着大山合拢，于是刑天的首级就被永远埋葬了。不甘心失败的刑天，赤裸着上身，以乳头为眼，以肚脐为口，继续与看不见的敌人做着拼死搏斗。

　　虽然《山海经·海外西经》里写得简略，只说了：“形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但我们已不难感受到，他就有着无穷无尽的战意呀。晋代诗人陶潜曾写诗赞曰：“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刑天在炎帝手下为臣时司掌音律，见《路史·后纪三》：“炎帝乃命刑天做扶犁之乐，制丰年之咏，是曰下谋。”有人说他是炎帝的军神，却不知见于何典了。

饕餮

　　饕餮的本义，是贪吃无厌的意思，据说古代的青铜器皿上的兽形便是它的形象，《吕氏春秋·先识》里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相报也。”更有说法明确指出，饕餮为败战的蚩尤所化，见《路史·后纪四·蚩尤传》：“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相为贪虐者戒，其状率以兽形，博以肉翅。”及《史记·五帝本纪》：“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

　　又传说饕餮是一种毛人，在《神异经·西南荒经》有记载：“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豕，贪如狼恶，积财而不用，善夺人谷物。强者夺老弱者，畏群而击单，名曰饕餮。”实在是一副让人厌恶的嘴脸，倒也合了蚩尤的形象。

1、黄麻纸

一种用黄蘗汁染制麻纸而成的古代名纸，由东晋著名的医药学家葛洪发明。纸质粗厚，耐久防蛀，常用于抄写经文。

黄麻纸曾经风行于晋、唐，尤其是寺庙、衙门等处，使用者众多。黄麻纸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的第一张染色加工纸，在中国造纸技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发明者是东晋著名的医药学家葛洪。黄麻纸是他的“业余”发明。

2、宣纸

宣纸是中国独特的手工艺品，具质地绵韧、光洁如玉、不蛀不腐、墨韵万变之特色，享有“千年寿纸”的美誉，被誉为“国宝”。用宣纸题字作画，墨韵清晰，层次分明，骨气兼蓄，气势溢秀，浓而不浑，淡而不灰，其字其画，跃然纸上，神采飞扬，飞目生辉。

宣纸润墨性好，耐久耐老化强，不易变色。宣纸具有韧而能润、光而不滑、洁白稠密、纹理纯净、搓折无损、润墨性强等特点，有独特的渗透、润滑性能。写字、作画一笔落成，深浅浓淡，纹理可见，墨韵清晰，层次分明。少虫蛀，寿命长。宣纸自古有“纸中之王、千年寿纸”的誉称。

3、硬黄纸

硬黄纸，唐代劳动人民创造的较名贵的艺术加工纸。用以写经和摹写古帖。唐代人在前代染黄纸的基础上，又在纸上均匀涂蜡，使纸具有光泽莹润，艳美的优点，人称硬黄纸。纸质半透明可用于书画作品摹本的制作。北宋董卣《广川书跋，卷六》“今人不考其实得硬黄纸便谓古人遗墨。

4、水纹纸

古纸名。又名“砑花纸”。这种纸迎光看时能显出除帘纹以外的发亮的线纹或图案。目的在于增添纸的潜在的美。

制法有二：一为在纸帘上用线编成纹理或图案，凸起于帘面，抄纸时此处浆薄，故纹理发亮而呈现于纸上。其二为将雕有纹理或图案的木制或其他材料的模子，用强力压在纸面上。现在各国通用的证券纸、货币纸和信纸等水纹纸，就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

水纹纸为我国所发明，起源可上溯至唐代，早期水纹纸多用作信纸、诗笺、法帖纸。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五代末、北宋初李建中的“同年帖”，为迄今所见世界上最早的水纹纸。由大小二纸联成，小纸呈现透亮的水波纹图案。北宋画家米芾的“韩马帖”，呈现云中楼阁图案，是更为复杂的水纹纸。

5、竹纸

竹纸是以竹子为原材料造的纸，是古代中国人的发明，同时造纸术也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古人用竹子造纸书写文章，代替竹简。中国福建宁化县、长汀县、四川省夹江县和浙江省富阳市为竹纸的重要产地。

参考资料：

　　刘墉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生于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卒于嘉庆十年(1805),享年八十五岁,谥清正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安徽学政江宁知府太原知府广西考官江西盐道漕运按察使湖南巡抚吏部尚书河道总督直隶总督体仁阁大学士上书房总师傅他还是诗人书法家有<<石庵诗集>>与<<清爱堂帖>>传世

　　观其一生,足智多谋刚正不阿再其调回京后不阿附和绅而独善其身,变刚直方正为滑稽模棱,不可能与权势滔天的和绅针锋相对

　　与纪昀、和珅并为乾隆朝三大中堂。 刘墉与纪昀与和绅年纪相差十分悬殊，有三十多岁，即他们的暮年正是和珅的盛年，二人即使反和，也没站在一线主力军上，最多是参谋之类。甚至据说和还救过纪，因此二人关系不差。

　　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他前期在官场中的荣辱进退很大程度上与其父的遭际有关。而刘统勋是乾隆皇帝颇为信任的股肱之臣，所以，总的看，这个时期乾隆对刘墉还是比较关照的。刘墉被外放做安徽和江苏学政，乾隆都有诗相赠，可见关注与期许。后来，刘墉因阳曲知县段成功亏空案被判斩决，乾隆也是看在刘统勋的面子上从轻发落并重新起用。当然，刘墉作为官场中人，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关系。乾隆四十二年秋天，当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全韵诗》，使之在江苏全省流布，并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这一建议自然让乾隆皇帝觉得很舒服，此后一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职也升迁很快。刘统勋死前，刘墉一直未得入京为官。他死后，刘墉才入朝为官。虽然多次因懒于任事、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饬，但官位还算平稳。据说，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嘉庆时发生过一件“争大宝”之事。据当时一位参加过禅位大典的朝鲜官员给其国君的报告说，临当受贺时，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玺，刘墉于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贺，自己入内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宝。“半日力争，卒得大宝而出，始行贺礼”。如果此记载属实，则证明刘墉在大事上依旧保持着“劲直”之风，并非一味模棱。同时也隐约看出，做了很长时间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与新君嘉庆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些。

　　纪昀

　　(1724-1805)

　　纪昀（jì yún），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生于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卒于嘉庆十年（1805）二月，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纪昀祖籍为应天府上元县，传其家为纪家边。明永乐二年（1404），奉命“迁大姓实畿辅”（乾隆《献县志》），始迁来献县，入安民里四甲籍，卜居献县城东九十里之景城镇。到纪晓岚，北迁已十四世。有据可考，自纪晓岚上推七世，都是读书人。高祖纪坤（1570—1642），庠生，屡试不第，有诗名，著有诗集《花王阁剩稿》。曾祖父纪钰（1632—1716），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后入太学，才学曾受皇帝褒奖。祖父纪天申（1665—1732），监生，做过县丞。父亲纪容舒（1685—1764），康熙五十二年（1713）恩科举人，历任户部、刑部属官，外放云南姚安知府，为政有贤声。其道德文章，皆名一时，尤长考据之学，著有《唐韵考》、《杜律疏》、《玉台新咏考异》等书。至纪容舒，纪氏家道衰而复兴，更加重视读书，遗训尚有“贫莫断书香”一语。纪晓岚为纪容舒次子，他就是出生于这样一个世代书香门第。

　　纪晓岚儿时，居景城东三里之崔尔庄。四岁开始启蒙读书，十一岁随父入京，读书生云精舍。二十一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应顺天府乡试，为解元。接着母亲去世，在家服丧，闭门读书。他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勤奋好学。博古通今。正如自谓的“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骋。”他襟怀夷旷，机智诙谐，常常出语惊人，妙趣横生，盛名当世。

　　三十一岁考中进士，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任编修，办理院事。外放福建学政一年，丁父忧。服阕，即迁侍读、侍讲，晋升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授贵州都匀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为侍读学士。同年，因坐卢见曾盐务案，谪乌鲁木齐佐助军务。召还，授编修，旋复侍读学士官职，受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惨淡经营十三年，《四库全书》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3461种，79309卷，分经、史、子、集四部。

　　纪并亲自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二百卷，每书悉撮举大凡，条举得失，评骘精审,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考得失，辨文字，为代表清代目录学成就的巨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实际上是一部学术史，对每一部书和源流、价值等都作了介绍。它成为后来学者研究这些古书的一个切入点。很多大学者都承认，他们是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手作学问的。同时，还奉诏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基础上，精益求精，编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为涉猎《四库全书》之门径，是一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书。《四库全书》的修成，对于搜集整理古籍，保存和发扬历史文化遗产，无疑是一重大贡献。纪晓岚一生精力，悉注于此，故其他著作较少。《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毫无疑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纪昀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丝毫不可忽视。以《总目》而言，全书行文风格一致，思想主旨贯通，都昭示了纪昀“笔削一贯”的重要作用。四库馆总阅官朱珪在纪昀墓志铭中写道：“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张维屏《听松庐文钞》云：“或言纪文达公（昀）博览淹贯，何以不著书？余曰：文达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一手裁定”、“一手删定”、“一手编注”《总目》或者说纪昀“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都说明纪昀对《总目》所倾注的心血得到时人和后人的公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目》最大限度地反映了纪昀的学术文化思想就不是什么无本之木了。正如黄云眉所言：“就形式观之，《提要》似为多人心血之结晶品，其实此书经纪氏之增窜删改、整齐画一而后，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见，所可见者，纪氏一人之主张而已。”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和一手删定的《总目》问世以来，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赞誉。阮元说：“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纪昀）总其成，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求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允。”江藩指出：“《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也。”有目共睹的学术价值还使得这部大著的文化影响历久不绝。晚清张之洞对读书士人谈到：“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对该书有精深研究的余嘉锡说：“《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他还谈到清朝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将其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他对《总目》的缺点多有指摘，但也承认自己“略知学术门径，实受《总目》之赐”。

　　纪昀在四库馆修书十年，“自始至终，无一息之间”，其辛劳不言而喻，却也是人生收获颇丰的十年。他既为恰逢“王事适我”的历史机遇而欣慰，又为“期于世事有补”愿望的实现而自豪。正如他在《自题校勘四库书砚》诗中所云：“检校牙签十余万，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曾读人间未见书”只是一个表象，纪昀和他的同仁们为中国学术文化树立的一座丰碑才是看不见的永恒！ 在主编《四库全书》期间，纪晓岚由侍读学士升为内阁学士，并一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阁事，甚得皇上宠遇。接着升为左都御史。《四库全书》修成当年，迁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乾隆帝格外开恩，特赐其紫禁城内骑马。嘉庆八年（1803），纪晓岚八十大寿，皇帝派员祝贺，并赐上方珍物。不久，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兼国子监事。

　　纪晓岚一生，有两件事情做得最多，一是主持科举，二是领导编修。他曾两次为乡试考官，六次为文武会试考官，故门下士甚众，在士林影响颇大。其主持编修，次数更多，先后做过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馆纂修官、功臣馆总纂官、国史馆总纂官、方略馆总校官、四库全书馆总纂官、胜国功臣殉节录总纂官、职官表总裁官、八旗通志馆总裁官、实录馆副总裁官、会典馆副总裁官等。人称一时之大手笔，实非过誉之辞。纪晓岚晚年，曾自作挽联云：“浮沉宦海同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堪称其毕生之真实写照。他六十岁以后，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礼部尚书。纪晓岚卒后，筑墓崔尔庄南五里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员，到北村临穴致祭，嘉庆皇帝还亲自为他作了碑文，极尽一时之荣哀。

　　文学

　　纪晓岚天资颖悟，才华过人，幼年即有过目成诵之誉，但其学识之渊博，主要还是力学不倦的结果。他三十岁以前，致力于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姑妄听之》自序），加之治学刻苦，博闻强记，故贯彻儒籍，旁通百家。其学术，“主要在辨汉宋儒学之是非，析诗文流派之正伪”（纪维九《纪晓岚》），主持风会，为世所宗，实处于当时文坛领袖地位。纪晓岚为文，风格主张质朴简淡，自然妙远；内容上主张不夹杂私怨，不乖于风教。看得出，他很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除开其阶级局限外，其在文风、文德上的主张，今天仍不失其借鉴价值。纪昀对于文学的批评，主要见于《四库全书总目》与若干书序(如《爱鼎堂遗集序》、《香亭文稿序》、《云林诗钞序》、《田侯松岩诗序》、《挹绿轩诗集序》、《四百三十二峰诗钞序》等)，另有《文心雕龙》评和《李义山诗集》评。他的文艺批评标准，虽仍不脱“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传统见解，但不甚拘泥，较为通达。承认“文章格律与世俱变”，“诗日变而日新”，认为文学的演变取决于“气运”和“风尚”，强调后代文学对于前代文学既应有“拟议”又要有“变化”。在艺术风格上，肯定“流派”，而反对“门户”，反对“舍是非而争胜负”的朋党之习。纪昀晚年主持科举会试时，曾以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内容出题策士，实为创格。纪晓岚以才名世，号称“河间才子”。但一生精力，悉付《四库全书》。只有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和一部《纪文达公遗集》传世,十卷《评文心雕龙》、六十三卷《历代职官表》、四卷《史通削繁》三十六卷《河源纪略》、《镜烟堂十种》《畿辅通志》、《沈氏四声考》二郑、《唐人诗律说》一册、《才调集》、《瀛奎律髓》评、《李义山诗》、《陈后山集钞》二十一卷、《张为主客图》《史氏风雅遗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纪氏家谱》等。他还参与编选、评点其它一些书籍，也参与了另外一些官书的纂修。 。《阅微草堂笔记》共五种，二十四卷，其中包括《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滦阳续录》六卷，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陆续写成。嘉庆五年（1800），由其门人盛时彦合刊印行。本书内容丰富，医卜星相，三教九流，无不涉及，知识性很强，语言质朴淡雅，风格亦庄亦谐，读来饶有兴味。内容上虽有宣传因果报应等糟粕的一面，但在不少篇章，尖锐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揭穿了道学家的虚伪面目，对人民的悲惨遭遇寄予同情，对人民的勤劳智慧予以赞美，对当时社会上习以为常的许多不情之论，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在艺术上，文笔简约精粹，不冗不滞，叙事委曲周至，说理明畅透辟，有些故事称得上是意味隽永的小品；缺点是议论较多，有时也不尽恰当。此外，评诗文，谈考证，记掌故，叙风习，也有不少较为通达的见解和可供参考的材料。不失为一部有很高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书籍。当时每脱一稿，即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同曹雪芹之《红楼梦》、蒲松龄之《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经久不衰，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鲁迅先生对纪晓岚笔记小说的艺术风格，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藉位高望重以传者矣。”（《中国小说史略》）。其《纪文达公遗集》，是纪晓岚的一部诗文总集，包括诗、文各十六卷，为人作的墓志铭、碑文、祭文、序跋、书后等，都在其中。此外还包括应子孙科举之需的馆课诗《我法集》，总之多系应酬之作。另外，二十岁以前，在京治考证之学，遍读史籍，举其扼要，尚著有《史通削繁》多卷，为学者掌握和熟悉中国史典提供了方便。

　　政治

　　在政治上，纪晓岚也是很有见地的，惜为其文名所掩。他认为，“教民之道，因其势则行之易，拂其势则行之难”。主张“酌乎事势”，趋利避害。也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因势利导。其目的在于避免因矛盾激化而引起一决横流，出现明末农民大起义那种局面。纪晓岚的家族，在明末动乱中经受过严重的挫折和打击。纪晓岚重视民情，因势利导的主张，不能不说是一种经验之谈。同时也说明，他对当时在“盛世”掩盖下的各种社会矛盾，看得比较尖锐。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对民间疾苦比较关注。乾隆五十七年（1792）夏，北京附近遭受严重水灾，盗贼蜂起，大批饥民拥入京师就食，秩序十分混乱，大有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之势。纪晓岚看到这种情势，急忙向皇帝上疏陈情，剖析利害，奏请截留南漕官粮万石，到灾区设粥放赈，京师饥民不驱自退，社会秩序安定下来。虽然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朝廷统治，但在客观上帮助灾民度过了饥荒，不能不说是一宗善政。

　　在政治上提倡“酌乎事势”，因势利导，在理论上就不能不起来批判宋儒之苛察。自从宋儒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以后，流毒明清，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程朱理学成了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一些道学家只会空谈义理性命，一遇实际问题，就茫然如坠五里雾中。等而下之的，更是一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纪晓岚对道学家的迂腐和虚伪十分痛恨，其冷嘲热讽，但有机会，一触即发，措词也相当尖刻。在《阅微草堂笔记》的一则故事中，他甚至借冥王之口，向社会疾呼道：“宋以来固执一理而不揆事势之利害者，独此人也哉！”在他八十岁那年，还挺身而出，就烈女范畴问题向程朱理学展开了一场挑战。有司规定，妇女抗节被杀者为烈女，予以旌表；而对“捆缚受污，不屈见戕”者，不以烈女视之，例不旌表。纪对此大不以为然，以为纯属道学家不情之论。他公然郑重上表称：“捍刃捐生，其志与抗节被杀者无异。如忠臣烈士，誓不从贼，虽缚使跪拜，可谓之屈膝贼廷哉？”经他慷慨陈词，皇帝“敕下有司，略示区别，予以旌表”。纪晓岚无疑是胜利了。这虽然是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争论，但在如何看待妇女这个社会问题上，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纪晓岚“处世贵宽，论人欲恕”，是十分中肯的。他与那些虚伪的道学先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物。纪晓岚及其作品，都是很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