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依照其特点、历史文化背景、规模大小有很多分类，但没有统一的分类方法。主要有时代分类法、区域分类法、存在形态分类法、质地分类法、功用分类法、属性（性质）分类法、来源、价值分类法等等。

1，时代分类法

时代分类法是以文物制作的时代为标准，对文物进行分类的方法。任何文物都产生于一定的时代（年代），没有时代的文物是不存在的。有的文物由于流传及本身原因，时代一时尚难判明，这应属对文物的认识问题，和文物必产生于特定的时代是不同的问题，不能相提并论。

2，区域分类法

区域分类法，是以文物所在地点为标准，对文物进行分类的方法。文物有产生它的地点，或有出土地点，或有收藏地点，或有埋藏与建立的地点，总的来说，都有它的所在位置。

离开了具体的地点，文物是无法存在的。区域分类法，就是以此为根据，按照文物所在的区域实行归类。

它的优点是，通过区域文物归类，使人们对某个区域的文物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对研究该地区的历史提供比较全面的资料，特别是有利于加强对文物实行分区域的管理。

3，存在形态分类法

历史上遗留至今的文物，都以一定的形态存在于某个地方，这一点与文物都存在于一定的地区有相似之处。这里所谓的存在形态，是指文物的体量的动与静，直观的存在与隐蔽的存在，存在于收藏处所与存存散于社会等。

根据存在形态分类法的上述含义，在对文物进行归类时，具体划分方法为依文物体量的动与静分类。据此我们可以把文物划分为不可移动文和可移动文物。

4，质地分类法

质地分类法，是以制作文物的材料为标准，对文物进行分类的方法。文物是由一定的物质材料制作而成的文化遗物。由于所用物质材料的多样性，根据不同质地材料进行文物归类，是质地分类法的出发点。

5，功用分类法

功用分类法，是以文物的功用为标准，对文物进行归类的方法。文物作为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历史遗存，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制作的，换句话说，任何一种文物，都有它的用途。

人们不会去制作毫无用处的物品，不会去建造没有具体用途的建筑物，这是显而易见的。正由于此，在对文物分类时，通过对其功用的研究，可以把功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文物聚为一类，形成不同的类别。

-文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进入到了十四年抗战时期。北平在东北沦陷之后也成为了中国抵御日本南下的最重要的城市。在日军的威胁一步步加深的国难时期，故宫博物院内的文物搬迁也逐渐开始。 一、抗日狼烟下的故宫博物院 1931年9月18日，日军在制造「 ”柳条湖”事件后迅速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几个月之后东北全境沦陷，东北军全数撤退至华北地区，至此华北成为抗日的第一线，而北平也成为华北地区抵御日军的最为重要的城市。 在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1931年12月3日，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请示南京行政院，请求在故宫内设立临时警卫处，加强对故宫博物院的警备力量，以防止文物遭受损失。15日行政院批准了易培基的请求，至此故宫博物院在日军的威胁下开始了其保护文物的漫长历史。 组织故宫文物南迁的时任院长易培基 1932年日军在上海发动「 ”一·二八事变”，对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发动袭击，在战争中，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以及各大高校都遭到了日军的猛烈轰炸，一时间中国同时遭受到日本南北双重夹击之势，情势十分危急，而藏在故宫博物院的大量的古籍文物更是有了商务印书馆的前车之鉴。在这种情况下，2月易培基便开始着手令工作人员将展列在紫禁城各宫殿的文物撤下并开始对古籍文物进行编号、整理以及将其装箱保存。 在战争中被日军炸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 日军在攻陷东北后对华北地区虎视眈眈，并时常对华北地区进行袭扰，1932年8月日军进攻热河，平津地区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安全形势。此时的故宫博物院已经开始考虑故宫文物的搬迁问题，易培基向行政院致函，请求将故宫文物中的一部分搬迁至东交民巷以及上海等地的租界进行保护，同时还请求故宫博物院在南京设立分院，将文物搬迁至南京进行保护。 二、故宫搬迁之争 故宫博物院内包含着大量的中国古籍文物，其中的四库全书等更是无价之宝，可称为中国的「 ”国宝”。对其的保护关乎到中华文明的千年文脉是否能够保存，而关于其是否迁移也引起了各界的讨论。 有人给故宫博物院致函，认为日军已经攻占东北和热河，平津地区一定是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平津一失，华北必然沦陷，所以故宫的文物必须南迁，只有迁移才能保护「 ”数千年遗下之国粹”。但是也有人认为大战在即，应该集全国之力以抵御日本，应当将故宫的文物进行拍卖以购买军火武装军队，但这种观点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 故宫文物南迁 而在北平当地，有许多本地人士发出了反对文物迁移的声音，他们认为故宫博物院是北平的重要文物，而博物院内的文物更是北平作为文化古都的根本所在，他们坚决反对将文物搬出北平并组建了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坚决 文物南迁。 1933年3月10日热河战役结束，热河省沦陷于日本之手，长城抗战开始，平津地区面临最为严重的威胁。早在1月份，故宫博物院便召开会议决定从博物院中挑选重要文物先行南下，根据行政院的指示，这一批重点文物将会到达上海，2月6日，第一批故宫文物共2118箱自故宫内运出前往火车站，不久之后到达南京浦口。 准备南迁的文物 而就在文物到达浦口之时，关于这第一批文物到底迁移至何处，行政院与中政会发生了矛盾，前者坚持要将文物运往上海进行保护，但是后者却主张将文物搬迁至洛阳与开封进行保护。关于文物存放在哪的争论使得文物只能暂时停留在浦口火车站等待下一步安排，直到3月宋子文回到南京召开会议才最终决定将文物运往上海。此后一直到五月份，故宫博物院又分五批将13427箱文物南迁至上海进行妥善保管。 坚持故宫文物迁至上海的宋子文 迁往上海的文物由于气候较为潮湿容易被损坏，而此时故宫博物院也打算在南京建立博物院南京分院以保管文物。1936年9月26日，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保存库落成，蔡元培等参加了落成仪式。分院采用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建造，能够使文物保存在温度气候适宜的环境中，是当时首都南京的现代化建筑之一，对于保护文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36年12月，存放在上海的诸多文物开始迁往南京，1937年元旦，南京分院正式落成，文物也搬迁完毕。 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中央博物院） 三、七七事变之后的文物迁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平津沦陷，留存在北平的大量文物古籍遭到破坏，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上海以及首都南京也面临巨大的威胁，此时留存在南京的文物也不再安全，文物搬迁再一次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 七七事变照片 在战争的威胁下，中央 下令将存放在南京的文物装箱沿长江西进，8月14日，第一批文物在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护送下离开南京前往长沙，12月安全抵达长沙并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内。11月份第二批文物搬离南京开始西迁，此次文物搬迁为火车搬运，最终北上至宝鸡停留下来，在经过清点后南下入四川最终至峨眉山地区，此后第三批文物也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到达四川乐山。 故宫文物南迁、西迁简图 至此故宫文物历经五次南迁，三次西迁，终于在日寇来临前安全的迁往大后方地区，使得中华文明的文脉得以保留下来。而参与这场搬迁的各行各界的人虽未在战场上杀敌报国，但其行为一样可以彰显于天地间，其英雄事迹亦可以传之后世，流芳千古。 文史君说： 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上有言：「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庚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西南联大的成立为我国高等教育保留了大批火种，而文物的西迁亦将我国文明的火种保存下来，功在千秋，利于万世。 参考文献： 1、唐正芒：《抗战时期故宫文物的南迁西移》，《湖南文史》2004年第4期。 2、向宁：《故宫文物南迁记略》，《贵阳文史》2007年第5期。 （作者：浩然文史·投稿作者刘越） 本文为文史科普自媒体浩然文史原创作品，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本文所用，除特别说明外都来自互联网，如有侵权烦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 我们会每天为大家奉上精彩的历史文章，恳请各位读者朋友关注我们的账号！您的点赞、转发、评论，这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

在云南昆明市晋宁区发现的河泊所遗址，是被列入日前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的新发现之一。考古过程中发现的大量封泥、简牍等文物，为汉益州郡的存在和细节提供了重要线索，是西汉时期中央政府对边疆云南行使治权的直接体现，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增添了考古实证。

据当地考古部门介绍，河泊所遗址最早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推测属新石器时代。后经2008年滇池盆地调查，进一步明确其属于青铜时代，是滇文化的核心居住区之一。

该遗址实际上由相距不远的大大小小数十处遗址组成，统称为河泊所遗址群。

该地以北约700米处的石寨山滇文化墓群与遗址关联密切，2019年时曾出土一枚“滇国相印”封泥。同年10月，该遗址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进入2021年之后，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云南省考古机构对遗址群的上西河村西南地点、上蒜第一小学北侧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

截止目前，已经陆续揭露出主体为两汉时期的文化堆积，发现了建筑遗址、灰坑、墓葬、水井等生活遗迹，以及封泥、简牍、金属器具、骨器玉石等各类文物合计2000多件。

专家认为在这些发现当中价值最高的，是携带着文字信息的封泥、简牍类文物，以及能够佐证当时人们生活状态的建筑基址、道路水井等遗迹。

目前该遗址发现的封泥已经超过500枚，既有官印，也有私印。其中官印包括“益州太守章”，以及益州郡下辖24个县中18个县的长官封泥，例如“建伶令印”、“同劳丞印”等；私印封泥上的人名则有宋虞、王福、君冯等，由于多为公私印同时发现，这些人名很有可能是官员的姓名。

为什么此地会发现如此大量而集中的封泥实物？专家推测，出土地点极可能是当时文书资料的销毁场所。

而出土的上千片简牍残片中，字迹明显的有超过两百片，目前仅清理出一部分，已经辨认出“滇池以亭行”、“建伶县”、“始元四年”等文字。这些简牍的用途有可能是官方文书。

河泊所遗址的一系列考古发现，首先证实了古代史籍中“古滇”的存在。

云南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地，而古滇国则是从战国时就存在的古国名之一，在当时归属于“西南夷”。汉武帝时代，滇王向汉王朝投降，随后在该地设置了益州郡，又“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大量封泥、简牍的发现提供了文字证据，印证了古籍中关于古滇国与益州郡的记载，也是汉代中央政府在云南行使治权的体现，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之一，因此被认为具有重大考古意义。

据有关资料表明：中国流失国外的文物，就绘画而言：

美国收藏最多，仅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就有1200余幅；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近500幅；

大英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最精。在瓷器方面，以收藏亚洲艺术品著称的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最佳，馆里的瓷器从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器一直到明清的青花、五彩瓷，各个朝代各大名窑的名品应有尽有，且多为精品。

就地方志和古籍而言，美国最多，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4000多种地方志；全美有古籍善本3000多种，家谱2000多种。就甲骨片而言，日本是收藏最多的国家，在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000片。

就敦煌宝藏而言，而今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三成；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13700件；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有6000件；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12000件；藏于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近2000件，此外，日本、美国、瑞典、奥地利、韩国也均有敦煌文物收藏。

何谓古籍善本？清朝版本目录学家张之洞的解释为：一是足本，没有删节和缺卷；二是精本，精校精注，错误极少；三是旧本，即传世很久的木刻本、传抄本和线装书。当代学者对古籍善本的解释为：一是年代久远而且有文物性；二是印刷插图精美而具有艺术性；三是书籍内容精辟具有学术资料性。国家文物法对古籍善本曾明文规定，凡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出品的文物和图书，均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私自出口。于是收藏家们往往将这一时限之前的清代初期或更早期的精刻本和精抄本视为珍宝，因为最起码它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从而决定了其收藏和投资价值也是相当高的。古籍善本由于是纸质品，很容易受到损毁，如水灾、火灾、虫蛀等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保存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实属不易，这就导致了流传下来的古籍善本十分稀少，许多古书现已绝迹，留存下来的古籍善本中不乏孤品、珍品，有的存世量也不过是寥寥几部，因此，古籍善本的价值珍贵也就不难理解了。

1、文献价值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作者的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的价值更高。　3、艺术价值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　4、学术价值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本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版书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近年来，我国古籍善本在拍卖市场上行情十分走俏，价格不断向上攀升。如一册《唐人写经遗墨》以88万元成交，《续华严经疏》以40万元成交，《四库全书珍本》以29万元成交，明代版《陀罗尼经》成交价9万元，清乾隆年间《汪由敦诗翰》成交价165万元，民国版《朱拓千叶莲花造像》成交价055万元等等，可见古籍善本近年来已成为拍卖会的重头戏，购买者十分踊跃。古籍善本现已成为收藏家们苦苦追求的收藏精品。　目前，市场上的古籍善本价格还在不断攀升，特别是宋版书或更早的古籍涨幅更是惊人，眼下一般宋版书都是按页论价，而不是以本论价。一页品相上好的宋版书市场价大致在1 万元左右，换句话说，一册100页左右的宋版书价值可达到100万元左右。由于宋版书十分珍稀，其市场价格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元版书市场价与宋版书相差不是很大，市场价也随着宋版书的上扬而升值。明版书市场价要比宋版书低不少，其价格目前还比较平稳，但明版书要比以后的清版书的价格昂贵。明代初期的版本因流传下来的比较少，所以明初版本的升值潜力千万不可小视。明代中叶及明未的各种版本由于尚有一定的存世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其市场价格仍将平稳地维持着原状。清版书由于存世量较大，清中叶及晚清的版本，市场价还不是很高。但清初康熙、乾隆年间的版本仍具有很高的收藏和投资价值。清代图书以木刻为主，晚清时有一部分石印版出现。清代版本尽管目前价格不是很高，但在这部分存世量较大的图书中仍不乏精品善本，这就要看收藏者的识别能力了。此外，民国初期的石印版和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一部分铅印版、影印版虽然不属于很珍贵的古籍善本，但也值得投资者收藏。古籍善本由于近年来在收藏品市场上十分受宠，因而各种伪造的古籍善本也应运而生。 

　　是！

　　藏书就是收藏、整理、保管图书。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设立国家藏书机构和图书管理员的国家之一。因此，也可以说，在各种收藏门类中，藏书是最早的收藏品之一。

　　按照图书所有者性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藏书系统可分为四类：官藏（即国家藏书）、私藏（即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

　　有确切记载的我国的国家藏书起于周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耳（即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时馆长称为“守藏室之史”。到了秦代，国家藏书处称 为“石室”。汉代初年，广征图书，并设立六处公藏图书处，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和秘室。三国魏国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国家藏书处，晋沿魏制，国 家收藏图书归兰台和秘书两处。到隋唐两宋，国家藏书更加丰富，但却因朝代的更叠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使国家藏书受损。到元代，先崇道贬佛，后崇佛贬道，将 《道藏》大统《玄部宝藏》连书带版全部焚毁，以至今日，元《玄都宝藏》只有一二页残片留于世间。明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兴盛时期，不只国家藏书，而分封 的各藩王也大多喜藏书、刻书，从属性上讲，藩王藏书也是介于官藏与私藏之间的一种藏书形式。到了清代，才是中国藏书——不论公藏、私藏——的黄金时代，其 藏书规模及其藏书研究都远胜于列代。

　　书有水、火、兵、虫“四厄”。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古的书收藏难度越大，故善本的范畴也随之后延。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说：“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从而说明了历代藏书的范畴。

　　在中唐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初，主要用于印刷佛经、字书和历书等。到北宋，印刷书才逐步取代抄本、写本而成为书之主流，于是隋唐五代及其之前的写本就成为 宋人眼中的古书了。但宋初距今已逾千年，宋之前的古本流传至今已近绝迹。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才使得令人可以得见晋唐之珍籍，这些珍本今日仍 有机会收藏到，有实力的朋友，当然应当买这些遗珍。

　　至明代中叶，宋版书就已经是清中藏书家追求之物了，虽然宋代刻书达数万种，但到这时就稀见难得了。由于宋人刻书态度严肃，刊刻和印刷水平均很精良，所 用纸墨也十分考究，再加上文化气息浓厚，自然成了明代藏书家珍藏之物。当时官府藏书也大增，明正统六年，杨士奇查勘文渊阁藏书，编出《文渊阁书目》，着录 了图书43200余册，7000余种。可惜政府藏书疏于管理，到万历三十三年再查文渊阁藏书时已十不存一了，再加上明未战争，这些藏书基本上全部毁失了。

　　私人藏书在明代大为兴盛，明开国之初分封藩王，他们由于不掌兵权，再加上皇帝赏赐大量宋元留下的善本，故多位藩王热心于藏书活动，如周王朱棣和宁王朱 权都珍藏有大量珍籍秘本，尤其朱棣五世孙朱睦桔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藏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明代有名的藏书家有数百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也有十余家，尤其私家藏书楼的兴起，使得私家藏书更加规范化，著名的有宋濂的青萝山房，藏书8万卷以上， 叶盛的菉竹堂，以藏有抄本着称，藏书22700卷。叶氏尤其著名的是他的一方藏书章，章文是：读必谨，锁必，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敩，借非其人， 亦不孝。范钦的天一阁，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于家乡鄞县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7万余卷。天一阁至今保存完好，为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明 代其它著名的还有胡应麟的二酉山房，祁承邺的澹生堂、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等。

　　清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时期，无论公藏私藏部发展到了顶峰。清初皇帝时文化事业十分重视，除翰林院、国子监有大量藏书外，内府也分别珍藏了大量典 籍，如皇史宬收藏本朝实录、玉碟与《大清会典》；昭仁殿专收宋、金、辽、元、明的善本；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均存于此。尤其为后世藏书家所追求的是“天禄琳 琅”藏书。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处，专藏宋元明珍籍善本，到民国年间，这些书被宣统挟带出宫，有些流散到民间。这些书在宫中都进行了重新装潢，五色织 锦封面，宣绫包角，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禄琳琅之物的特殊处，因其在每册书的封面和封底衬页上都钤上“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 “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五万玉玺，称之为“乾隆五玺’。天禄琳琅之书大部分都存在故宫、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图书馆，留在民间的已如星凤，藏书家见之自 当珍惜机会。

　　清代的私家藏书更是藏书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几百位藏书大家，如吴骞、孙星衍、汪宪、汪启淑、鲍廷博、卢文弨、朱彝尊、卢址、徐乾学等。尤其著名的大藏书家黄丕烈，他的藏书观点开一代风气之先，经他手批跋之书成为后世藏书家追捧之物。

　　清代四大藏书楼的出现，尤其是其藏书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民国藏书无论从藏书方式还是藏书理念，都是清代的余续，也产生了多位大藏书家，如傅增湘、陶湘、李盛铎、周叔弢等，他们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藏书， 但是他们在藏书的分类方式上有许多新观点，可供今日藏书者借鉴。有兴趣深入探求藏书真谛的书友，可读一些他们所著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的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