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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前551－前479年） 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曾修《诗》、《书》、《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孔子的贡献（徐复观的观点）：1、打破社会政治上的阶层限制，传统阶层上的君子小人转为品德上，使得可由每个人的努力加以决定，使君子成为每个努力方向上的标志，而不复是阶层上的压制者。2、由孔子开辟了内在的人格世界，以开启人类无限融合及向上之机。3、由孔子而开始有学的方法之自觉，因而奠定了中国学术发展的基础。4、教育价值之积极肯定及对教育方法之伟大启发。5、总结整理了古代文献，而赋予新的意义，从文献旧奠定了中国学术发展的基础。6、人格世界的完成。

孔子主观想法和做法对历史负面的影响：1、通过周礼试图救治时弊。礼崩乐坏不是人为结果，而是失去分封制的载体，孔子却错人为人心不古道德败坏，要重新过上严格意义上的尊尊亲亲生活。而复古主义价值祈向，无疑培植了中国人墨守成规的思想，使“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之类的伦理规范成两千多年的行为准则。2、依周礼的文化模式，将礼与乐结合，将乐完全赋予一种伦理性功能，即是对乐的损害，又是历代专制王权效法之榜样，汉民族此后不再有能体现生命活力的歌舞艺术，甚至不再有浪漫主义的人生态度、讴歌生命的艺术传统，英雄主义气质。变得文雅而懦弱古板而又虚伪，周公虽始作俑者，孔子的作用却为最大。即他使汉人变得愈为理性，却以牺牲人的感性生命为代价，其艺术服务于政治，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歌功颂德的歌舞，是后世的不好榜样。3、为人文教化对古籍大面积删改，对古代文化传承同样不利，甚而是中国文化第一场劫难，秦火退为二。4、“因史记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但过重史学的社会政治价值，将之提至“以史代法”，这使得统治者用史学为己歌颂涂抹，并以史整人诬人或杀人。

摘自启良的《中国文明史》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生于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与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一生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另有说《春秋》为无名氏所作，孔子修订）。

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有贤人七十二。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所有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被尊为儒教始祖，随着孔子影响力的扩大，孔子祭祀也一度成为和上帝、国家的祖先同等级别的“大祀”。这种殊荣除老子外万古唯有孔子而已。

孔子的父亲（叔梁为字，纥为名）是鲁国出名的勇士。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夏历八月廿七，一说生于公元前552年夏历八月廿一（公历10月9日）。出生于鲁国。其先世有宋国公室及殷商王室，15世祖为宋国第二任国君微仲。6代祖孔父嘉是宋国大夫，曾为大司马，在宫廷内乱中被杀，孔父嘉子木金父避灾逃到鲁国的陬邑定居。

孔子父亲叔梁纥居于鲁昌平乡陬邑，为陬邑大夫。叔梁纥与原配施氏连出9个女儿，他望子心切，于是续娶一妾，得一子名孟皮，却脚有残疾。叔梁纥在72岁时三娶18岁的颜征在，生孔丘仲尼。为得子，叔梁纥曾在尼丘山求拜，故取名丘，字仲尼。

孔子早年生活极为辛苦，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意思是：小的时候很穷，所以很多粗活都能做。

孔子3岁时，叔梁纥去世，葬于鲁国东部的防山，孔母未将墓的所在告诉孔子。颜氏移居曲阜阙里，将其抚养成人。

幼年的孔子常将祭祀用的礼器（俎豆）摆设起来，练习行礼演礼，作为一种游戏。19岁时孔子为鲁国贵族季孙氏做文书、委吏和乘田等小吏，管理仓储和畜牧。娶宋人亓官氏为妻，第二年亓官氏生子。鲁昭公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该子便名为孔鲤，字伯鱼。孔鲤先孔子而死，有遗腹子孔伋，字子思。

23岁时孔子开始在乡间收徒讲学，学生有颜路（颜回之父）、曾点（曾参之父）、冉耕等。

孔子的母亲在他17岁时去世，孔子希望将父母合葬。为了打听父亲葬处，他将母亲棺殡停于路口（五父之衢），向路人打听。后孔母的邻居曼父之母，告诉孔子叔梁纥的墓处，孔子这才将父母合葬于防。第二年，孔子在为母亲守丧时，季孙氏宴请士一级的人（飨士）。孔子前往，不想却被季孙氏家臣阳虎训斥并拒绝。但后世学者多怀疑此事有伪。

鲁昭公十七年，郯国国君郯子访鲁。郯子博学多才，20岁的孔子慕名拜见。韩愈《师说》有语：“孔子师郯子。”孔子先后“问礼于老聃，学鼓琴于师襄子，访乐于苌弘。”

大约三十岁左右，最初的一些弟子来到孔子身边。此后，孔子一直从事教育事业，他广收门徒，相传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他首倡有教无类及因材施教，成为当时学术下移、私人讲学的先驱和代表，故后人尊为“万世师表”及“至圣先师”。

初事鲁国

鲁定公九年，51岁的孔子仕鲁，初为中都宰（中都为今山东汶上县），一年以后又做司空，后以大司寇。鲁定公十年，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孔子“文功武备”，取得外交上的胜利，使齐归还侵占鲁的汶阳等地。[13]鲁定公十三年，为重新确立鲁公室的权威，孔子策划实施了“堕三都”的政治军事行动，希望能够削减三桓的实力，于是先堕叔孙氏之郈，再堕季孙氏之费，然而围攻成的攻势最终功败垂成。鲁定公十四年摄行相事，并以“五恶”的罪名，以言论定罪，诛杀少正卯。

孔子治下鲁国颇有起色，引起齐人警惧，齐大夫黎锄设计，向鲁赠送女乐文马，造成鲁定公不问朝政。这使得孔子与鲁公、季桓子等在道德与政见上的分歧难以弥合，孔子最终去鲁适卫。

周游列国

离开鲁国以后，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辗转于卫、曹、宋、郑、陈、蔡、叶、楚等地，然而均未获重用。其间，在匡、宋、蒲等地，孔子一行人多次被困遇险。

孔子到了卫国，在前往陈地时，途经匡城，颜回举策指著郭外缺口说：“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因孔子身材高大，被匡人误以为是鲁国的阳虎，而遭围捕。子路感到愤怒，夺戟准备交战，但被孔子阻止。过程中孔子曾与颜回失散，一度以为颜回已死。

卫灵公提供孔子在鲁国时的相同待遇。居住一段时间后，遭人诬谄而离开。

孔子在蒲城滞留几个月后返回卫国。拜见卫灵公夫人南子时，孔子朝着北面，低头俯地，不正视；夫人南子亦于帷幕中再拜孔子。子路得知后，为此事甚感不满，表面上不说，但孔子心里明白，孔子便对着子路向天发誓说：“我如果不对的话，就让老天厌弃我吧！” (《史记》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数月后，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同车，孔子为次，其余官员在后，招摇游市而过。孔子对此事引以为耻，颜刻问有何耻辱，孔子感叹：“我从未见过像爱好美色那样爱好道德的人啊！” (《史记》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便离开卫国。

孔子到了宋国后，在大树下和弟子习礼。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将大树拔除。弟子打算尽速离去，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折叠相失于郑：丧家之犬

孔子在郑国时，与弟子失散，孔子独自站立在郭东门。有人告知子贡，东门有人仪表像丧家之犬。弟子终把孔子寻回，并将此话告诉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吴伐陈、楚救陈之际，楚昭王派人聘请孔子，孔子随即出发。陈、蔡大夫惧怕孔子为楚国所用，便将孔子围困在陈、蔡野外，孔子等人不得行，绝粮七日，许多弟子病倒不起。弟子中多有不快者，孔子仍旧讲诵不绝。后来派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接孔子。

折叠晚年

颠沛流离凡十四年，前484年，年近七十岁的孔子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尊为国老，但未受鲁哀公的任用。这段期间孔子专注于教育和古籍整理。哀公十二年冬，孔鲤先孔子而死。哀公十四年，颜回先他而去。孔子有所感慨：“昔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哀公十四年夏，齐国陈恒弑其君，孔子斋戒沐浴三天，向哀公恳请伐齐，哀公让他“告季孙”，孔子又向季孙请求出兵，结果遭到拒绝。前479年，孔子逝世，终年七十三岁，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众弟子为其服丧3年，子贡为孔子守坟6年。

回首一生，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史记》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

其中本纪和列传是主体。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

“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由此，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纪传体”。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扩展资料:

《史记》真实系统地记载了古代社会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发展。人类文明史，是从解决自身的衣、食、住、行开始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的每一项创造，都是文明进步的成果。

司马迁之前虽然也有许多学者谈及经济问题，但是较为系统地记载社会经济史的专篇，则是由《史记》首创的。

其中《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最为典型，记载经济概况和活动最为具体详细，两者紧密联系，互为表里，从纵横两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古代社会经济活动情况，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可靠资料。

司马迁对历史、社会独特的理解、特殊的写作立场、特定的时代、广泛的游历、残酷的命运，以及对古老史官传统和先秦诸子理性态度的继承，确立了相对独立和批判的写作立场，使其成为了一部批判性的而绝非歌颂性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