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魏征也不是房玄龄

魏晋时期，由郑默的《魏中经簿》到荀勖的《晋中经簿》，开始“分为四部，总括群书”(《隋书经籍志》)，所分的四部名为甲乙丙丁，分别对应《七略》各部分，其内容则很像后世的经、史、子、集四部。

东晋的李充编成《四部书目》，“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阮孝绪《七录序》)，一举奠定了四部分类法按经、史、子、集为序的体例。

再往后虽有王俭的《七志》和阮孝绪的《七录》的异军突起，但唐朝初年编撰《隋书，经籍志》，仍走的是四分法道路，影响所及，也使四分法成了日后图书分类的主流。

直到清乾隆敕修《四库全书总目》，集四分法之大成，类目空前细密，分合也更趋合理，时至今日，对我们编制古籍书目依然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不过《四库全书总目》之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四部分类法也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到了清同治年间，张之洞为诸生好学者编《书目答问》，认为“丛书最便学者”，“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在四部之外另立丛书部，于是形成了一种新的五部分类法。

要说影响战国历史走向的人，除了诸侯、变法名臣、名将之外，大概还得算上周游列国游说的纵横家们吧。如果说纵横家中最出名的是张仪和苏秦，那么显得最神秘又最厉害的，当属张仪苏秦二人的老师，鬼谷子。

说他神秘，是因为他的生平事迹不可考，但关于他的传说却多如牛毛。有人说他是神仙，和黄帝同时代，活了一千多岁，但这种说法大家听听就算了，呵呵哒。也有人说他生于春秋战国之交，主要活动年代属战国时期，这倒是和史记中所说张仪苏秦“俱事鬼谷先生”相吻合。

关于鬼谷子的真实姓名，一直很难考证，就连这个人是否真实存在也是争议不断。晋代以前的说法是，此人以隐居地的地名为号，所以被称作鬼谷子。从晋代一直到宋代，才慢慢出现了记载着鬼谷子姓名的文献，说鬼谷子姓王，名誗或训，又或者诩等等，不一而足。但这些记录鬼谷子姓名的古籍也多是《神仙传》、《太平广记》之类的志怪小说，不足为信。

导语：魏征是唐太宗时期有名的谏臣，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魏徵(580年-643年2月11日)，字玄成，生于巨鹿郡(今河北省巨鹿县)唐朝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因直言进谏，辅佐唐太宗共同创建“贞观之治”的大业，被后人称为“一代名相”。

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徵病死。官至光禄大夫，封郑国公，谥号“文贞”。葬礼从简。 同年入凌烟阁。

著有《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等。其言论多见《贞观政要》。其中最著名，并流传下来的谏文表---《谏太宗十思疏》。

魏徵陵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

早年经历

大业十三年(617年)，魏徵在武阳郡丞元宝藏帐下为官。元宝藏起兵响应瓦岗李密，元宝藏给李密的奏疏都是魏徵所写，李密见魏徵非常有文才，于是召见魏徵，魏徵献上壮大瓦岗的十条计策，但李密不用。

大业十四年(618年)，王世充袭击仓城被李密击败，王世充转攻洛口，又被李密击败。魏徵却对长史郑颋说：“李密虽然多次取得胜利，但是兵将也死伤了不少，瓦岗又没有府库，将士们取得战功得不到赏赐。还不如深沟高垒，占据险要，与敌人相持，待到敌人粮尽而退时，率军追击，这才是取胜之道。洛阳没有了粮食，王世充无计可施就会与我军决战，这时我们却不跟他交战。”郑颋对魏徵的话不以为然，说这是老生常谈的。魏徵说了一句：“这是奇谋深策，怎么是老生常谈呢。”拂袖离去。

归唐献策

武德二年(619年)，李密被王世充击败，魏徵随李密归降李唐。而李密部将李勣尚且占据着李密原来管辖的领土，东到大海，南到长江，西到汝州，北到魏郡。 李密投降李唐，李勣自己占据这么大的地方不知何去何从。魏徵毛遂自荐，请求安抚山东，到黎阳，魏徵作书与李勣，劝李勣投降。李勣于是派遣使者至长安，将献城的功劳都归给李密，然后押运粮草到李神通那里。

同年九月，窦建德率军攻打相州，李神通抵挡不住，率军转驻黎阳，被窦建德击败。魏徵及李神通、李勣都被俘虏。窦建德用魏徵为起居舍人。[10-11]

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率军攻打王世充，窦建德率军来支援王世充。五月，李世民击败窦建德，并将其生擒。魏徵得以再次入唐。太子李建成用魏徵为太子洗马，礼遇甚厚。

武德五年(622年)，刘黑闼勾结突厥寇犯山东。魏徵见李建成虽然是嫡长子，但是功绩不如李世民，于是建议李建成去请战立功。李建成听从魏徵的建议，擒斩刘黑闼，平定山东。

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将李建成、李元吉等诛杀。李世民听说魏徵以前经常劝谏李建成把李世民安排到别的地方去，李世民派人把魏徵带问道：“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魏徵回答说：“太子要是按照我说的去做，就没有今日之祸了。”李世民见魏徵说话直爽，没有丝毫隐瞒，于是赦免魏徵，并用魏徵为詹事主簿。

犯颜直谏

贞观元年(627年)，李世民登上帝位，任命魏徵为尚书左丞。李世民有志建立盛世，多次于卧榻召见魏徵询问得失，魏徵直言不讳，前后上谏两百多事，李世民全然接纳。

同年，河北一带原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旧属因玄武门事件搞的人人自危，李世民派魏徵前往河北进行安抚。路上魏徵正好碰见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被押往京城，魏徵让将二人释放，仍旧任命官职，这样河北太子旧属才会相信李世民是真的要赦免他们。

贞观三年(629年)，魏徵被任命为秘书监，开始参预朝政。魏徵上奏李世民带领学者将古籍分为四部，并对其进行校定。

贞观五年(631年)，李世民与魏徵谈及了选人为官一事，魏徵说先要了解他的才能，然后审核他的品德，以及爱好这些。

长乐公主李丽质因长孙皇后所生，李世民对她特别钟爱，将她许配给长孙无忌之子长孙冲。贞观六年(旧唐书魏徵传为贞观五年)开始准备嫁妆，唐李世民对众臣说“长乐公主，皇后所生，朕及皇后并所钟爱。今将出降，礼数欲有所加”。大臣纷纷表示“陛下所爱，欲少加之”，于是进言请求双倍于永嘉长公主，李世民欣然同意。然而魏徵对此表示反对。因为永嘉公主乃是长乐公主的姑姑。此举逾越了礼制。李世民回宫把此事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得知此事后感叹魏徵能“引礼义抑人主之情”，并对他大加赞赏。特地派人前去赏赐给魏徵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传口讯说：“听闻你正直，现在见识到了，希望你一直保持，不要改变”。在李世民并未有所表示的时候，长孙皇后直接对魏徵加以赏赐，并暗示自己会给予支持，可谓给魏徵注入了强心剂。也正是因为有长孙皇后这样的靠山，魏徵的正义直谏才会这般顺利。[19-20] 不久魏徵晋升爵位为郡公。

贞观七年(633年)，魏徵代王珪任侍中，尚书省长期积压没有判决的诉讼案，李世民命魏徵秉公处理。魏徵不大熟悉法律，但能抓住根本原则，依实际情况处理，大家都心悦诚服。

贞观八年(634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触怒了李世民，李世民认为这是毁谤。魏徵进言说：“从前贾谊在汉文帝时上书，曾说到‘可以为帝王痛哭的事有一件，可以为帝王长叹息的事有六件’。从古以来上书奏事，往往言辞很激切，如果不激切，就不能打动人主的心。言辞激切就近似毁谤，陛下你应该仔细想一下这样的事对还是不对。”李世民觉得魏徵说的有道理，下令赏赐给皇甫德参帛二十段。

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去世，葬于昭陵，谥号文德皇后。 长孙皇后入葬昭陵后，李世民对她思念无法停止，为了缓解思忆之苦，便在宫中建起了层观，终日眺望妻子的陵墓，还让大臣陪同悼念。一次李世民让魏徵陪同，并指着昭陵的方向问魏徵是否看清了，魏徵装作没看见，李世民顿时着急，问“怎么会没看见，那是昭陵啊!”魏徵闻言回答说“以为陛下望的是献陵，原来是昭陵啊!” 李世民听后明白魏徵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只顾及思念亡妻而忘了父亲。于是便哭着下令拆掉了层观。尽管李世民这样追思妻子的行为是违背礼教传统的，却是一个天子的真情流露。

贞观十一年(637年)，李世民东巡洛阳，住在显仁宫，因州县官吏供奉不好，大都受到了谴责。魏徵告诉李世民当初隋炀帝杨广曾在此让附近的百姓上贡，贡品吃不完就扔掉，十分浪费。

贞观十二年(638)，礼部尚书王珪上奏说：“三品以上的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都下车，违反法度来表示恭敬，这违背了礼仪的标准。”李世民说“：你们自己的地位都尊贵，就轻视我的`儿子吗”魏徵进言说“：从古至今，亲王列在三公之下。现在三品都是天子列卿和八座之长，为亲王下车，不是亲王所应当受的礼。求之于旧例，又没有可以作为凭证的依据;施行于现在，又违背了国法。”李世民说：“国家所以立太子，是准备他做国君。然而人的长短，不在老少，假如没有太子，那就依次立太子同母的弟弟。这样说来，怎么能轻视我的儿子呢”魏徵说：“殷代崇尚质朴，有兄长去世其弟即位的礼义;自周以来，立太子必定要是嫡出的长子，以这杜绝各个兄弟的私念，堵塞祸乱的根源，这是国君应当十分慎重的事。”于是李世民同意了王珪的奏言。

贞观十二年三月丙子，李承乾的嫡子李象出生，因为皇孙诞育之喜，唐李世民诏令天下见禁囚徒都降罪一等，内外官职事五品以上子为父後者，各加勋官一转，天下大酺五日， 又大宴五品以上于东宫。李世民对侍臣说：“贞观以前，跟随我平定天下，辗转奔波于乱世，这是房玄龄的功劳。贞观之后，尽心对我，进献忠直的劝告，安国利民，敢于冒犯国君尊严直言规劝，纠正朕的过失的，只有魏徵一人而已。古代的名臣，也不能超过他们。”于是亲自解下佩刀，赐给他们两人。

贞观十三年五月，魏徵乘李世民诏五品以上官上封事之机，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政事不如贞观之初的事实，上奏《十渐不克终疏》。疏中列举了李世民搜求珍玩、纵欲以劳役百姓、昵小人、疏君子、崇尚奢靡、频事游猎、无事兴兵、使百姓疲于徭役等不克终十渐，批评了李世民的骄满情绪，再次提醒他慎终如始。李世民看完奏疏后，欣然接纳，并对他说：“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有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遂赐黄金十斤、马二匹。

贞观十四年(640年)，魏徵向李世民上谏，让李世民要善始善终。

贞观十六年(642年)，后来皇太子李承乾不学习德行和术业，魏王李泰的宠爱一天天增长，朝廷内外众官，都有些疑虑和议论。李世民听到后很厌恶这些议论，对侍臣说：“当今朝臣忠诚正直的，没有人能超过魏徵，我派他辅佐皇太子，用这杜绝天下的怨言。”李世民任命魏徵为太子太师，知门下省事如旧。魏徵自称有病推辞，李世民下诏回答说：“汉朝的太子以四老为辅佐，我现在依靠您，也是这个道理。知道您患病，你卧病也可以保全太子。”

去世

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徵病死，李世民非常伤心，并为此废朝五天。追赠魏徵为司空、相州都督，谥“文贞”。

李世民下诏厚葬魏徵，但魏徵的妻子裴氏以魏徵生平生活简朴朴素，豪华的葬礼不是亡者之志为由拒绝。裴氏只有小车装载魏徵灵柩，李世民召文武百官出城相送，并亲自刻书碑文。

魏徵死后，李世民经常对身边的侍臣说：“用铜镜可以端正自己的衣冠，以古史作为镜子，可以知晓兴衰更替，以人作为镜子，可以看清得失。我经常用这样的方式防止自己犯错，但现在魏徵去世，我少了一面镜子。魏徵去世后朕派人到他家里，得到他的一页遗表，才刚起草，字都难以辨识，只有前面几行，稍微可以辨认，上面写道：‘天下的事情，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国家就安定，任用恶人国家就衰败，公卿大臣中，感情有爱有憎，自己憎的就只看见他的恶，自己爱的就只看见他的善。爱憎之间，应当审慎，如果爱而知道他的恶，憎而知道他的善，除去邪恶不犹豫，任用贤人不猜忌，国家就可以兴盛了。’遗表的大意就是这样，然而朕思考这事，自己恐怕不能避免魏徵所说的这些过错。公卿侍臣，可以把这些话写在手板上，知道朕有过错一定要进谏。”

同年二月，李世民命阎立本画二十四功臣像置入凌烟阁，魏徵位列第三。

不久之后，侯君集以谋反罪被处死，杜正伦被罢免，魏徵曾经向李世民推荐这两人，说他们有宰相之才，魏徵又拿自己前后的谏辞给史官褚遂良，李世民知道开始怀疑魏徵是不是侯君集一党的。于是手诏取消衡山公主(后来被封为新城公主)与魏徵长子魏叔玉的婚约。

贞观十九年(645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唐军总共损失战士接近2000人，战马损失8000匹，唐军攻破高句丽10座城，迁7万人入中国，杀获大量高句丽军，斩首4万多级(通常杀敌数远多于斩首数，例如平壤之战明军斩首就八百、但是小西第一军损失却超过1万)，唐军还缴获大量马、牛、装备、物资(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时，唐军是多次胜利，其中单是击败高延寿高惠真的那次胜利，唐军不仅消灭大量高句丽军，还缴获马5万匹，牛5万头，铁甲万领，以及其他大量装备)。从战果与损失上来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李世民取得了大胜。但是李世民对自己的对外战绩要求特别高，仍然因为没灭了高句丽而后悔，不禁慨然叹息说：“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于是立命驰驿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徵，又重立纪念碑。

政治

魏徵以直言敢谏而闻名，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徵向李世民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给李世民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难以伦比的。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李世民问魏徵：“君主怎样能够明辨是非，怎样叫昏庸糊涂”魏徵答：“广泛地听取意见就能明辨是非，偏信某个人就会昏庸糊涂。从前帝尧明晰地向下面民众了解情况，所以有苗作恶之事及时掌握。舜帝耳听四面，眼观八方，故共、鲧、欢兜都不能蒙蔽他。秦二世偏信赵高，在望夷宫被赵高所杀;梁武帝偏信朱异，在台城因受贿被下臣侮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死于扬州的彭城阁兵变。所以人君广泛听取意见,则宦官不敢蒙蔽，下面的情况得以反映上来。”

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

魏徵书法

魏徵书法

首次出自《孟子·公孙丑上》。魏徵鉴于隋末人口流亡、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事实，力劝李世民偃革兴文，实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休养生息政策，表现了他政治上的“致化”思想。李世民即位初，曾与群臣谈及教化百姓之事。李世民认为大乱之后，恐怕难以教化。魏徵则认为：“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他举例说，犹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一样。他还批驳大臣封德彝的“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的说法，认为商汤灭夏桀，周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他又进一步说：“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

明德慎罚，惟刑之恤

明德慎罚，惟刑之恤是儒家思想，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

文史

史书编撰

魏徵出任秘书监之职，主管国家藏书之事。上书言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定四部图书。李世民令他领写四部群书。置雠校者20人，书手100人，校写秘阁图籍。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灿然具备。他改职之后，与虞世南、颜师古等硕学名儒续任秘书监之职。主撰《隋书》，其《经籍志》虽出于于之宁、李淳风等众人之手，但总领其书。《隋书·经籍志》参考了阮孝绪《七录》体例，以《汉书·艺文志》之法，利用隋代遗书14466余部，89666余卷，与《隋大业正御书目录》核对，按经、史、子、集四部，下分40类，著录存书3127部，36708卷，佚书1064部，12759卷。对考南北朝、隋代的藏书有帮助。在著录方法上，每类下录书名、卷数、作者、时代、官衔、内容提要、真伪、存亡或残缺。以究学术之发展、考流别之变迁。为我国现存最古的第二部史志目录，是研究古代书目史的重要文献。他在《隋书经籍志·总序》中，对古代藏书的兴亡更替作了历史的总结，丰富了藏书史研究的内容。贞观七年(633)，任侍中，封郑国公。著有《隋书》序论，《梁书》、《陈书》、《齐书》总论。主编有《群书治要》。

历史评价编辑

王珪：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

李世民：①魏徵、王珪，昔在东宫，尽心所事，当时诚亦可恶。我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足为无愧古人。②贞观之后，尽心於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 ③为政者岂待尧、舜之君，龙益之佐，自我驱使魏徵，天下乂安，边境无事，时和岁稔，其忠益如此。④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长孙皇后：①尝闻陛下敬重魏徵，殊未知其故，而今闻其谏，乃能以义制人王之情，真社稷臣矣。②愿公常保此心，莫移今日。喜闻公言，故令将物相赏。公有事即道，勿为形迹也。

常衮：武德贞观之间，有若魏徵、王珪、李靖、李勣、房玄龄、杜如晦等，扶翼大运，勤劳王家，尊主庇人，匪躬致命，咸有一德，格於皇天，缅然长怀，风烈犹在。

权德舆：我太宗文皇帝之有天下也，魏徵、王珪等危言正词，上裨大化，无疆之祚，实兆于斯。

独孤及：魏徵以王道佐时近“文”，爱君忘身近“贞”，二者并优，废一莫可，故曰文贞。

刘素：魏徵有大志，大耻小节，博通群书，颇明王霸之术。

李绛：昔太宗之理天下也，房玄龄、杜如晦辅相圣德，魏徵、王珪规谏阙失，有温彦博、戴胄以弥缝政事，有李靖、李勣训整戎旅，故夷狄畏服，寰宇大安。刘昫等《旧唐书》：①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②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状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胆智，每犯颜进谏，虽逢王赫斯怒，神色不移。虽汉之刘向、魏之徐邈、晋之山涛、宋之谢朏，才则才矣，比文贞之雅道，不有遗行乎前代诤臣，一人而已。③赞曰：智者不谏，谏或不智。智者尽言，国家之利。郑公达节，才周经济。李世民用之，子孙长世。

宋祁等《新唐书》：君臣之际，顾不难哉!以徵之忠，而李世民之睿，身殁未几，猜谮遽行。始，徵之谏，累数十余万言，至君子小人，未尝不反复为帝言之，以佞邪之乱忠也。久犹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污，峣峣者难全”，自古所叹云。唐柳芳称“徵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以为三代遗直”。谅哉!谟之论议挺挺，有祖风烈，《诗》所谓“是以似之”者欤!

赵元僖：唐李世民有魏玄成、房玄龄、杜如晦，明皇有姚崇、魏知古，皆任以辅弼，委之心膂，财成帝道，康济九区，宗祀延洪，史策昭焕，良由登用得其人也。

赵顼：唐李世民必得魏徵，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

曾巩：当房、杜之时，所与共事则长孙无忌、岑文本，主谏诤则魏郑公、王珪，振纲维则戴胄、刘洎，持宪法则张元素、孙伏伽，用兵征伐则李勣、李靖，长民守土则李大亮。其余为卿大夫，各任其事，则马周、温彦博、杜正伦、张行成、李纲、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胜数。

努尔哈赤：人臣身秉国钓，因循从事，不能申明教令，诫谕君下，则无知之民，罹于法者必多。若各尽厥职，明法度，以训国人，使不罹于刑戮，则君心嘉悦，眷顾日隆，如所谓皋陶、伊尹、周公、诸葛亮、魏徵诸臣生膺显爵，没垂令闻，斯于臣职为无负耳!

康熙帝：人臣进言固当直切无隐，人君纳谏尤当虚怀悦从，若勉听其言后复厌弃其人，则人怀顾忌不敢尽言矣。每阅唐李世民、魏徵之事，叹君臣遇合之际，千古为难，魏徵对李世民之言‘臣愿为良臣，毋为忠臣’，尝思忠良原无二理，唯在仁君善处之，以成其始终耳。

李光地：立言最要谨慎。魏郑公、颜鲁公，为人忠亮节义如此。鲁公为文，往往杂于浮屠之说;郑公作《李密墓志》，感密旧恩，犹之可也，更称赞畅素，极其推高，岂非失言。

赵翼：贞观中直谏者，首推魏徵。

魏征（580－643）字玄成，馆陶（今属河北）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举郡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但久不见用。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诏准后，乘驿驰至黎阳（今河南浚县），劝嵛李密的黎阳守将徐世绩归降唐朝。不久，窦建德攻占黎阳，魏征被俘。窦建德失败后，魏征又回到长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

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对这番话深表赞同。

贞观元年（837），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贞观二年（628），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中华古籍难以数计，对古籍的分类整理自古已有。第一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始于公元前26年西汉成帝时，由刘向、刘歆父子先后主持，内容包括搜辑、校勘、分类、编目等，最终编成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目录《七略》。《七略》将当时搜集整理的典籍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诗赋六大类，加上概论性质的辑略，总题《七略》。

　　汉代以后，各种官修，私撰的古籍分类目录不断涌现，分类方法也不断有所改进。西晋荀勖的《晋中经簿》将六略改为四部，即甲部录经书（相当于六艺），乙部录子书（包括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丙部录史书，丁部为诗赋等，这就奠定了四部分类的基础。东晋李充所编《晋元帝书目》根据当时古籍的实际情况，将史书改入乙部，子书改入丙部，这样，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已略具雏形。

　　四部体制的最终确立体现在《隋书·经籍志》中，这部实际上由唐初名臣魏征所编的目录，正式标注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并进一步细分为40个类目。从此，四部分类法为大多数史志、书目所沿用。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分为四部44类，有较大的权威性。

　　五四以来，我国借鉴西方的图书分类法，按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图书分类。目前，我国各类图书馆普遍采用的是90年代修订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但是，由于不少古籍很难纳入中图法的分类体系，因此一般古籍图书馆（库）的庋藏和检索，仍袭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

1、魏徵

字玄成，巨鹿郡下曲阳县人。唐朝宰相、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

早年参加瓦岗起义，跟随魏公李密，不得重用。武德元年，归降唐朝，劝降英国公李_。授太子洗马，辅佐隐太子李建成，献策平定刘黑闼和山东地区。贞观元年，授谏议大夫、检校尚书左丞，安抚河北地区。

迁秘书监，参预朝政，校定古籍。迁侍中，册封巨鹿郡公，负责门下省事宜，累授左光禄大夫、太子太师，册封郑国公。直言进谏，推行王道，辅佐唐太宗共创“贞观之治”，成为“一代名相”，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第四位。

2、归唐献策

武德元年，李密被王世充击败，魏徵随李密归降李唐。而李密部将李_尚且占据着李密原来管辖的领土，东到大海，南到长江，西到汝州，北到魏郡。李密投降李唐，李_自己占据这么大的地方不知何去何从。

魏徵毛遂自荐，请求安抚山东，到黎阳，魏徵作书与李_，劝李_投降。李_于是派遣使者至长安，将献城的功劳都归给李密，然后押运粮草到李神通那里。

按照四库全书 经史子集的分类   诗经属于“经”类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适用于传统文化典籍。今天，它仍是我们熟悉古籍、进而了解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五四以来，我国借鉴西方的图书分类法，按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图书分类。截止到2013年10月我国各类图书馆普遍仍采用的是九十年代修订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图法"），但是，由于不少古籍很难纳入中图法的分类体系，因此一般古籍图书馆（库）的庋藏和检索，仍袭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代产生的典籍难以数计，据不完全统计，留存至今的尚有8万余种之多。对古籍的分类整理也很早就开始，第一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始于公元前26年西汉成帝时，由刘向、刘歆父子先后主持，内容包括搜辑、校勘、分类、编目等，最终编成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目录《七略》。《七略》将当时搜辑整理的典籍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诗赋六大类，加上概论性质的辑略，总题《七略》。该书早已亡佚，但它的基本内容都被保存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因此，《汉书·艺文志》成为今存最早的古籍分类目录。

汉代以后，各种官修，私撰的古籍分类目录不断涌现，分类方法也不断有所改进。西晋荀勖的《晋中经簿》将六略改为四部，即甲部录经书（相当于六艺），乙部录子书（包括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丙部录史书，丁部为诗赋等，这就奠定了四部分类的基础。东晋李充所编《晋元帝书目》根据当时古籍的实际情况，将史书改入乙部，子书改入丙部，这样，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已略具雏形。

四部体制的最终确立，体现在《隋书·经籍志》中，这部实际上由唐初名臣魏征所编的目录，正式标注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并进一步细分为40个类目。隋朝以后图书分类的主流是沿用四部分类。

除了上述四分法、六分法外，历代还有将古籍七分、九分以至十二分的，但都不占主导地位，这说明经过时间的检验，四分法能较好地解决繁复的古籍分类问题，因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当然，四部之下的各种类目，历代都有所变动，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分为四部44类，有较大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