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刻本《后村居士集》、北宋《金粟山大藏经》写本、清文澜阁《四库全书》零等20万页古籍以数字化的方式回归了。这些古籍古迹历史非常久远，时至如今还能回归这中间的困难喝阻碍难以言喻。据了解，这些古籍的数字化回归离不开一位年近七旬老人数年的奔走。那么，这背后的故事到底是怎样的呢？

这位老人是中央文史馆馆员、四川大学的教授，两年间里，奔走于加州大学伯利克分校，让收藏在此的文化古籍可以通过技术以另外一种方式回归。经过这名老学者的不断努力和奔走，终于20万页古籍以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回归并且出现在大众视野里。这定是有着非凡的信念和坚定的信仰。并且有这么一项技术能够运用在这20万页古籍上，使之以数字化形式呈现，那么在未来肯定也可以运用到其他的文物或文化典籍的恢复和回归上。这不仅是对文化典籍恢复有重要影响，对于科技上来说也是非常显著的一项进步。

当然，我想说的并不仅仅只是这个故事和这项技术，我更想呼吁的是能够有更多的像这位教授一样的学者出现，每个人都应该以中国文化而感到自豪。我们目前古书典籍的修复现状其实是不容乐观的，专业人才的缺失，修复的难度系数高都让这项事业难以前进，我们应该惋惜但更应该珍惜。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华上下5000年，其中的文化瑰宝数不胜数，历史长河中消逝不见的也大有其在。但不论是保存至今的还是丢失不见都提醒着我们要珍惜并且创造。我们是历史文化的见证者更加是历史文化的创造者，葛剑雄教授曾在一个讲座上说中国古籍能保存至今，是先贤不惜生命代价传承下来。现在，这名年近七旬的教授用行动告诉我们，中国古籍的保存不仅只有先贤的贡献，我们也是同样可以为之做出贡献的。

《山海经》是我国著名的记录古代志怪的古籍。但作者不详，据传说作者的生平时间大致为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可能是巴蜀人或者楚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没有提及作者姓甚名谁，这更为山海经增加了些许神秘色彩。

山海经流传下来的并不是十分完整，现存世只有18篇，其余的4篇丢失未收录。山海经中主要记载了一些民间传说。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也有很多脍炙人口的故事，比如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女娲补天等也在其中。山海经是世界上最早对矿产资源有记录的文献，所以山海经的历史意义是非常巨大的。

近代的很多学者都对山海经的来源做出了推测，清代的学者袁枚认为山海经是由楚人所著。我国的著名作家鲁迅对《山海经》也是十分热爱，自然也想知道作者是谁，于是他推测山海经的作者的身份是一名巫师，他认为只有远古时代的巫师才有可能看到一些现在已经灭绝了的动物，在他云游四海以后把自己的经历和所见所闻编成了一本书以供后人参考。民国时期的学者胡应麟则认为山海经的作者很有可能是墨子的印度徒弟随巢子或者是墨子本人。对于山海经的作者学术界众说纷纭，谁也不能拿出让人信服的结论。

那山海经的作者究竟是谁呢？小编觉得作者是战国时期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提出这个结论的专家举了以下例子，下面就看看专家怎么说；

山海经中所描写的民俗，与我国南方地区习俗相似。《山海经》中说到蛇可以吞下一头大象，这在古代是完全可以发生的事。《山海经》记载"都广之野，但南方的确是出土过神树，就在现在的三星堆遗址。如果不是在同样的地方，古代极其闭塞的交通环境决定了一个地区的习俗是不可能的传播的如此远的。

南方地区出土了很多和《山海经》相似的史书典籍。汉朝刘安曾经写过《淮南子》，此书风格大致与山海经相同并且有一定的联系。现在学者认为《淮南子》是对山海经的补充。而刘安身处安徽地区，一直向往着楚地文化并且相隔不远。是有可能接触到当地的民风民俗的。

山海经的所有篇目中都提到了南方地区，而且是首先提到了南方地区。这与我国古代写作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南方地区在当时被视为蛮荒之地，外地人根本不会来的，所以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作者是本地人。

《山海经》中记载了一座山，它今位于湖南省宁远县，它叫做招摇山。虽然招摇山今在湖南省内，但是这不能证明什么。因为古代的地域划分和现在的地域划分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不能以现在的地图作为参照。山海经中所有描写的事物都与南方有着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山海经》的作者很有可能是荆楚人或者在荆楚附近。至于作者生活的朝代还有待考究。

古籍修复历史悠久，学术界对于古籍修复萌芽说法很多，大体有4种，第一种：在汉唐时代表作就是龙鳞装也叫做鱼鳞装旋风装，此装裱技艺基本失传，现在天津的竹影法师还会此项龙鳞装的装裱技艺。

《王斗讽齐王好士》选自《战国策 齐策》

原文：

先生王斗，造门而欲见齐宣王。宣王使谒者延入。王斗曰：“斗趋见王为好势，王趋见斗为好士，于王何如？”使者复还报。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请从。”宣王因趋而迎之于门。

与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庙，守社稷，闻先生直言正谏不讳。”王斗对曰：“王闻之过，斗生于乱世，事乱君，焉敢直言正谏。”宣王忿然作色，不说。

有间，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为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说曰：“寡人愚陋，守齐国唯恐失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马，王亦好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是王不好士。”宣王曰：“当今之世无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无骐耳，王驷已备矣；世无东郭俊、卢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无毛嫱西施，王宫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无士？”王曰：“寡人忧国爱民，固愿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忧国爱民，不若王爱尺毂也。”王曰：“何谓也？”王斗曰：“王使人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为能之也。今王治齐，非左右便辟无使也，臣故曰不如爱尺也。”

宣王谢曰：“寡人有罪国家。”于是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

译文：

策士王斗来到宫门外想见齐宣王。齐宣王派使者请他进来。王斗对使者说：“我见到君王快步向前施礼是对君王的礼貌。君王也快步向前迎接我是因为尊重有才能的人，在君王看来觉得怎么样？”使者回去报告给齐宣王。宣王说：“先生等一等，寡人听从你的看法。”宣王于是快步出来在宫门口迎接王斗。

宣王跟王斗一起进来，说：“寡人继承了王位，守护国家，听闻先生的直言正谏不以此为忌讳。”王斗应对道：“您听说的情况不对。我出生在乱世，侍奉着昏乱的君主。怎么敢直言正谏呢。”宣王脸上表现出生气的样子，不高兴。

隔了一会儿，王斗说：“过去先主桓公所喜好的东西有五样，使齐桓公称霸，三次统率诸侯的军队出征，六次与诸侯会盟。周惠王想废除太子郑而改立小儿子带，桓公与各国诸侯和太子在首止会合，从而巩固了太子的地位。天子授与桓公以侯伯的职位，确立了霸主地位。现在您有其中的四样。”宣王说：“寡人性格愚蠢、知识浅陋，守护齐国总害怕会失去它。怎么能有其中的四样呢？”王斗说：“不是这样的，先主桓公喜欢马，您也喜欢马；先主喜欢狗，您也喜欢狗；先主喜欢喝酒，您也喜欢喝酒；先主喜欢女色，您也喜欢女色。先主喜欢有才能的人，只是您不喜欢有才能的人。”宣王说：“当今世上没有有才能的人，让寡人喜欢什么？”王斗说：“世上没有千里马，您的四匹马拉的车已经准备好了；世上没有兔子、黑色的猎狗，您的猎狗已经准备好了；世上没有美女，您的王宫里已经住满了。您只不过是不喜欢有才能的人，怎么会忧虑没有能才能的人呢？”宣王说：“寡人忧国爱民，当然愿意得到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国家。”王斗说：“您忧国爱民，还不如说您爱短的绉纱呢。”宣王问：“为什么这么说？”王斗说：“您派人做帽子，不派那些善于奉迎谄媚、受君主宠爱的人，而派使专门制作衣帽的工人。为什么呢？是因为工匠的本领啊。现在您治理齐国，除了善于奉迎谄媚、受君主宠爱的人便没有人可以委任了，所以臣说您不如说爱短绉纱啊。”

齐宣王向王斗道歉，承认了过错。他说：“寡人对国家有罪过。”于是推举五名有才能的人就任官职，齐国得到了很好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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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描述:

秦始皇以前的古书是不是全都被烧掉了，现在人已经看不到秦以前的古书了。

解析: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34年），在秦始皇的咸阳宫酒会上，70博士为这位始皇帝祝寿。仆射周青臣大拍马屁，说什么“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很令正直的读书人讨厌。

博士淳于越是个书呆子型的人物，当面直斥他“面腴”。非但如此，淳于越还不识时务地转向了法今还是法古的老话题。战国诸家就这个话题争论了不知多少次，总起来说，儒家一直主张法先王，而法家则坚持以为审时度势的“察今”更为重要。

淳于越大唱“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的儒家老调，惹得身为丞相的法家李斯大为不满，认为“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李斯就此倡言：“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这段十分著名的倡言记录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

专制主义的文化政策是法家的一贯主张。早在秦始皇之前一个半世纪，秦即已发生焚书事件。根据《韩非子·和氏》的记载，秦孝公在商君教引下“燔《诗》、《书》而明法令”，商鞅将《诗》、《书》、礼、乐看成是病国之虱，以为国家必去虱才可富强。站在极端扩张君 力和威势立场上的韩非子更是激烈反对“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的“学士”，“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他认为“私学”是与统治者“二心”的，“二心私学”“大者非世，细者惑下”，如果“不禁其行，不破其群，以散其党”的话，是要“乱上反世”的。在著名的《五蠹》中，他把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逃避耕战依附重臣的人）、商工之民并称为害国之“五蠹”，并明确声称：“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韩非子是韩国贵族，他多次上书韩王安但未被采纳。韩非子有口吃的毛病，不善于言说，但他的书写得好，秦始皇读到他的《孤愤》、《五蠹》等篇大为赞赏。韩非子终于得到了一次出使于秦的机会，于是他上书劝秦始皇先伐赵而缓伐韩。韩非子的才能引起他的老同学李斯的嫉妒，在李斯的谗害之下，韩非子最后服毒自杀。

但是，韩非子鼓吹的法家的理论学说在秦国还是被秦始皇和李斯所采用。李斯，同样是个主张严刑峻法的法家。身为秦国的丞相，他是秦国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者。

秦始皇应用法家的严刑峻法而大大提高了秦国的军事实力和行政效率，并最终得以并吞六国、统一宇内，因此秦始皇很自然地批准了李斯的焚书建议。

比较可惜的是各国的史书，烧了个精光。从而大大增加了后来司马迁写《史记》的难度，司马迁身为太史令，可以读到国家典藏的“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还是为六国史书的不传而痛心不已。《史记·六国年表序》：“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秦始皇焚各国史书也使得西晋挖出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身价倍增。

其实秦始皇焚敌国的史书这一举动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国家史志尽记些个颁历告朔、战争祭祀的大事，事关王统，任何一个王朝毫不含糊也都这么干。

《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皆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诗》、《书》是儒家之经典，百家语是战国时诸子百家之学说。秦始皇实行如此严厉之措施，将法家以外诸子百家统统禁锢，实在是种对学术进步、文化繁荣的反动，把战国时诸子百家相互争鸣的文化学术的大好局面破坏殆尽。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非常有利于各类学说的发展，是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可惜的是从此几千年，直到现在也再也没有如此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了。因此此后的中国学术研究都只是在先贤的基础上发展巩固，很少出现什么新的学术思想。

第二种：在宋代出现，这是因为之前书籍和古画修复不分家，但是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古籍修复也蓬勃发展，逐渐独自发展。成为单独的技艺。第三种：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考古发掘发现有很多绢帛上有修改、挖补的痕迹。部分学者认为此时为古籍修复的萌芽。第四种：认为夏商周时期，这个是因为考古发掘，有很多龟甲兽骨上有1、2、3等刻画符号。在册页研究的学术界，龟甲上的刻画符号在当时应该是用绳子、皮革串连在一起，作为页数标注所以刻画。串联便形成早起册页。册页出现之时，就是古籍修复成立之时。

古籍修复流派

古籍修复流派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到民国时期还存在的有如下几派。沪派、苏派、扬派、京派、蜀派、徽派、岭南派、鲁派、津派。所存在的派别和书画装裱的派别大体一致。解放后随着古籍修复艺人的岁数逐渐增长，后续无人或者技艺人相继另寻它路。沪派、蜀派、徽派、岭南、鲁派、津派，大部分在1970年左右消失，津派是消失最晚的，津派古籍修复的老艺人陆玉枢所传最后一名弟子与2004年左右停止修复，为津派最后一个名古籍修复艺人现为竹影法师。

古籍修复过程

古籍修复因为时代和流派不同修复过程也不同。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种。

1：收到修复的书籍：这个过程是修复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一般这个环节修复师傅要检查送来的古书的破损程度、珍惜程度。和书籍的持有者商讨价格、修复要求、修复时间。因为修复古籍需要把珍藏的书相当长时间放在修复师傅手里，所以一般修复师傅只为熟人或者熟人介绍的朋友修复。从古至今修复师傅和古书持有者之间主要是口头约定为准，无凭证票据的存在，所以收到古书和客户商议领悟客户修复的要求、心情、心境、品味等成为最重要的环节。

2：对书籍资料记录：1970年之前的修复都是把每页文字都要抄录下来以便修复时方便检查和配页。津派在2000年时把照相技术引入修复，将古籍做影像资料储存。比过去更加科学，但是因为涉及古籍版权问题，自竹影法师停止修复后，影像资料的储存在修复中被取消。只有博物馆工作的部分修复师傅继续沿用古籍修复中的，影像保存环节。

3：拟定修复方法：古书的各种破损、污渍等被修复艺人叫做书病。古书艺人视书为孩子，所以修复如看病。古书修复也有望闻问切。望：指的是检查破损、污渍、纸张、绢帛等材质的的现有情况。闻：指的是通过气味判定，纸张的矾化程度、有无霉烂。问：指的是要询问书籍来历，如果书籍现在的持有者是长期居住南方则选用白芨作为浆糊，如果长期居住北方则选用面糊作为浆糊。客户不同的居住地域也决定了修复方法和修复材料。而且要向书籍的持有者询问书籍的年代、版本、曾经印刷地域，这点很重要，因为修复师傅对于古籍断代能力不高，所以询问下书籍持有者详细内容很必要。对于修复甚至是决定成败的。切：指的是修复师傅抚摸和检查书籍材质的保存状况。纸张的薄厚、是不是曾经有修复。

4：因为册页形制不同从第四部开始不一样。线装册页的第四步是拆线

5：拆纸钉

6：拆包角

7：清洗书页，师傅们根据各自流派配置专门的洗书水。

8：处理虫眼或者根据书病的情况托表或者点镶。

9：装订

10：制作书函

11：送交藏书者完成修复任务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即欲修纂类书，商议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但未修成。明成祖即位后，为整理知识，令解缙等人修书。编撰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过程召集147人，首次成书于永乐二年（1404年），初名《文献集成》;明成祖过目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不甚满意。永乐三年（1405年）再命太子少傅姚广孝、解缙、礼部尚书郑赐监修以及刘季篪等人重修，动用朝野上下共2，169人编写。组织设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等职，负责各方面工作。蒋用文、赵同友各为正副总裁，陈济为都总裁[1] ，参用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进呈，明成祖看了十分满意，亲自为序，并命名为《永乐大典》，清抄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天才正式成书。据《进永乐大典表》称，全书缮写成22，877卷，目录60卷，成书11，095册。

《永乐大典》修书过程中，对收录书籍未做任何修改，采用兼收并取方式，保持书籍原始内容。但据专家表示，《永乐大典》有不少错漏，并非如人所誉不曾擅减片语，谢保成即指出《永乐大典》卷一九六三七目字韵下医目条引《林唐语》，原文出自《因话录》卷六《羽部》，《永乐大典》随意删改此文的情况非常严重，连善医者沈师象也讹作喜医者沉大师象。

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原书只有一部，现今存世的皆为嘉靖年间的抄本。明世宗十分喜欢《永乐大典》，经常随身携带，翻阅查找验方。嘉靖四十一年八月下令抄写了一部。隆庆初告成，原本归还南京。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这套书到乾隆年间存有8，000册，因此有人怀疑当时并未抄完。对于原书的去向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历史学界有多种猜测。顾炎武《日知录》断定大典全部皆佚。另一个猜测是，原书已给嘉靖皇帝殉葬。嘉靖驾崩后没有马上入葬而是等了很久，当时抄本正在进行中，有人认为是在等抄写工作结束。而最后嘉靖的抄本只有8，000册，让人怀疑可能是急于下葬而没有抄完。若果真如此，嘉靖入葬的永陵经遥感探测已证实内部全部积水，那么《永乐大典》的原书已经无法再让后人看到了。

《永乐大典》在明代即有佚失。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库全书》发现《永乐大典》已遗失缺失2，422卷，约千余册。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佚书，其中有385种收入《四库全书》，以为菁华已载，糟粕可捐，原（书）可置不复道了。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劫掠，丢失大量《大典》。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大典》不足5，000册，《永乐大典》之所以迅速流失，主要是职员监守自盗，据说文廷式一人即曾盗走百余册《永乐大典》。[11]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翁同入翰林院清查时仅剩800册，现今尚存约400册，810卷，不到原书的4%。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翰林院被义和团的拳民焚毁，《永乐大典》损坏三百余册。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十一日，英使馆交回《大典》330册。不久又遭到监守者瓜分1912年翰林院所藏《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时，仅剩64册。

现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161册，另外美国国会图书馆还藏有40册，英国各地包括英国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等存有51册，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大学图书馆、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等存有5册，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三理图书馆、日本静培堂文库、日本斯道文训、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和韩国旧京李王职文库亦有搜集， 立故宫博物院则存有6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