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物志》是汉唐间一类专门记载周边地区及国家新异物产的典籍。它产生于汉末，繁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开始衰变，宋以后消亡。

据笔者考察，见于史志著录和他书征引的《异物志》，共有二十二种之多。这些著作今已全部亡佚，后人辑本也只有有限的几种。在本文中，笔者对有线索可考的《异物志》做了全面系统的考证，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历史文献研究关于这一领域的空白。

基本介绍 书名 ：《异物志》 作者 ：（东汉）杨孚 ISBN ：753595071 类别 ：自然科学 定价 ：￥117元 出版社 ：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科技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年06月01日 著作概述,主要内容,各地版本, 著作概述 《异物志》是汉唐间一类专门记载周边地区及国家新异物产的典籍。它产生于汉末，繁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开始衰变，宋以后消亡。据笔者考察，见于史志著录和他书征引的《异物志》，共有二十二种之多。这些著作今已全部亡佚，后人辑本也只有有限的几种。在本文中，笔者对有线索可考的《异物志》做了全面系统的考证，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历史文献研究关于这一领域的空白。 主要内容 《异物志》是汉唐时期一类特殊的典籍，主要记载当时周边地区及国家的物产风俗，内容涉及自然环境、资源物产、社会生产、历史传说、风俗文化等许多方面。据笔者考证，从汉到唐，至少有二十二种以上以《异物志》命名的著作出现。《异物志》随着中国古代民族融合及与其他国家交往的扩大而产生，并随这一过程的加深而繁荣，也同样因此而衰变消亡。这类著作初现于汉末，繁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开始衰变，宋以后退出历史舞台。它的产生和消亡，与该时期中华文明圈的内外交融拓展密切相关，从一个角度反映着该时期人们的世界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宋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这类著作不再出现，原有各种也渐渐亡佚流散。一种历时久远、影响不小的文化现象就这样被历史的尘沙所掩埋，以致后来的人对它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只是在历史地理学和小说史的研究中，偶尔才能看到一点它的踪迹。它的种类、它的存佚情况、它的内容、它与其它文化现象的关系以及它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的完整历史意义，从未得到过认真的对待。人们目前所能看到的，也仅有清人有限的几种辑本和今人的些许钩沉之作。 各地版本 杨孚《异物志》 东汉杨孚撰。一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地理类着录。已佚。杨孚，字孝元，或作孝先，广东南海人。汉末曾为议郎。所撰《异物志》为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异物志》。《水经注》引作杨氏《南裔异物志》。《艺文类聚》所引，或作杨孝元《交趾异物志》，或作《交州异物志》。其书主要记载交州一带（包括今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地区）的物产和民族风俗，如锦鸟、麡狼、鲛鱼、桔、稻、猩猩、孔雀，以及狼□（月+荒）之民等。《艺文类聚》卷83所引云：“狼□（月+荒）之民与汉人交关，常夜为市，以鼻齅金，知其好恶。”佚文以散文为主，间有四言韵语。如《水经注》卷37引杨氏《南裔异物志》：“髯惟大蛇，既洪且长。采色驳荦，其文锦章。食豕吞鹿，腴成养创。宾享嘉宴，是豆是觞。”《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后汉书注》、《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海录碎事》、《事类赋注》等书均有佚文。今有清曾钊辑本，收佚文近百条。曾氏认为，《异物志》一类典籍乃杨孚首创，故只有杨孚可专其名，群书所引，凡不称人名，只称《异物志》者，皆当为杨氏书文。[2]所以他将很多非杨孚《异物志》的佚文都收入书中，仅笔者考知，就有《南州异物志》、陈祈畅《异物志》、《郁林异物志》的佚文混杂其中。此外，也有漏收的现象，如《北堂书钞》中的数条佚文就未收入。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亦收此书佚文。 朱应《扶南异物志》 三国吴朱应撰。一卷。朱应，三国吴时为宣化从事，与中郎将康泰奉命“南宣国化” [3]，出使了扶南、林邑及南洋诸国，回来后写了《扶南异物志》一书，叙述其经历，介绍了扶南、林邑、西南大沙洲（今南洋群岛）及天竺、大秦等国的物产与地理知识。一同出使的康泰也著有《吴时外国传》一书，介绍其所见所闻，亦佚。朱应之书未见各类书及史注引用。向达举《北堂书钞》卷132“帐”条所引：“应志云：斯调国王作白珠交给帐，遣遗天竺之佛神”，疑此为朱应书之佚文[4]。清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举《通典边防门注》、《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宋膺《异物志》，疑宋膺即为朱应之讹。其说有很大影响，连姚振宗、向达也不能否定它。这种说法其实是错误的。笔者曾对宋膺《异物志》佚 过全面考查，宋书佚文今存六条，全记大宛、大秦、渠搜、月氏等西域各地物产，未涉海南诸国[5]。宋膺《异物志》与朱应《扶南异物志》实为两种不同的书，章氏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清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第二集《古海国遗书钞》中，辑有《扶南异物志》，所收数条皆宋膺佚文。 万震《南州异物志》 三国吴万震撰。一卷。万震，吴时曾为丹阳太守。向达说：“万震事迹不见吴书，只《隋书·经籍志》注其为吴丹阳太守，未言孙吴何时。今按孙吴黄武、黄初时屡耀兵海外，比之明代，约同成祖咏乐之时。又丹阳太守在黄武初为吕范，至嘉禾三年诸葛恪为丹阳太守。自吕范至诸葛恪中间相隔十余年，未闻他人继范为丹阳太守。疑万震之为丹阳太守，即在吕范之后诸葛恪之前，正当海外征伐甚盛之际。震在丹阳，接近国都，见闻较近，故有《南州异物志》之作，以志殊方异物。虽以异物名书，所述多海南诸国方物风俗，无异一地理书也。” [6]万震所记，并不限于海南诸国，于西方大秦等国亦多有涉及。书中所记如乌浒、扶南、斯调、林阳、典逊、无论、师汉、扈利、察牢、类人等国的地理风俗物产，多为前代史书所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太平御览》卷790引《南州异物志》云：“姑奴去歌营可八千里，民人万余户，皆乘四辕车，驾二马或四马。四会所集也。舶船常有百余艘，市会万人，昼夜作市，船皆鸣鼓吹角，人民衣被中国。”现存佚文多为散文，也有一些四言韵文。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散文为正文，韵文则为赞语；另一种可能是韵文为正文，散文则是中间的夹注。如《太平御览》卷788引“类人”条正文为韵文，中间以散文夹注。《艺文类聚》卷84宝玉部贝类引《南州异物志》云：“交趾北南海中有大文贝，质白而文紫，天姿自然，不假雕琢磨莹而光色焕灿。”《太平御览》卷807珍宝部贝类亦引《南州异物志》，云：“乃有大贝，奇姿难俦（注：大贝，文贝也，交趾以南海中皆有之）。素质紫饰，文若罗珠。不磨不莹，彩辉光浮。思雕莫加，欲琢靡逾。在昔姬伯，用免其拘。”散文与韵文所记内容一致，描述971比喻也都类似，只是文体不同。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异物志》中也有不少。大约同一时代的作者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当时通行的记述方式。今存的《南州异物志》佚文，多见于《齐民要术》、《初学记》、《北堂书钞》、《史记正义》、《一切经音义》、《法苑珠林》、《太平御览》、《事类赋注》等书。清陈运溶辑出佚文六十余条。刘纬毅书亦收。 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 三国吴沈莹撰。一卷。《隋志》等皆作《临海水土异物志》，《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引作《临海异物志》。《后汉书注》引有沈莹《临海异物志》，又引《临海水土志》，疑二者为一书。沈莹，三国吴亦为丹阳太守，晋军破吴时为晋将王浑所斩[7]。沈莹为丹阳太守的时间较万震要晚。从《临海水土异物志》现存的佚文看，书中所记多为南部沿海地区物产风俗，像鱼类、鸟类、树木等动植物。《太平御览》卷939鳞介部引《临海异物志》云：“牛鱼，形如犊子，毛色青黄，好眠卧。人临上，及觉，声如大牛，闻一里。”又云：“鹿鱼，长二尺余，头上有角，腹下有脚如人足。”《艺文类聚》卷92鸟部引《临海异物志》：“□（氵+鸡）鶒，水鸟，毛有五色，食短狐。其在溪中，无毒气。”《齐民要术》、《初学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后汉书注》、《太平御览》、《事类赋注》、《海录碎事》等书引有佚文。又，《御览》卷946虫部引沈莹《临海异物志》云：“晋安南吴屿山吴公千万积聚，或云，长丈余者以作脯，味似大虾。”按晋安郡，晋太康三年（282年）分建安郡置，治所在今福建福州；晋安县，三国吴置东安县，晋改为晋安，治所在今福建泉州附近。所以，吴并未有晋安之名，而沈莹也未入晋，其文中不应有“晋安”一词出现，有可能为后人抄写时改动。今有辑本四种：明陶宗仪所辑，收在《说郛》中；清王仁俊所辑，收在《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中；民国杨恩所辑，收在《台州丛书后集》中；刘纬毅书亦收。 薛莹《荆扬已南异物志》 三国吴薛莹撰。史志未载，卷目不详。薛莹，薛综之子，三国吴为选曹尚书，光禄勋，入晋后拜散骑常侍。其事见《三国志·吴书·薛综传》。薛综曾官合浦、交趾等地太守，薛莹随父常居岭南，对南方各地的物产风俗都相当熟悉，故有此书。《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引作《荆扬巳物志》，引云：“（杨梅）其实外肉著核，熟时正赤，味甘酸。”《文选·吴都赋注》引《荆扬巴南异物志》云：“余甘如梅李，核有刺，初食之味苦，后口中更甜。高凉建安皆有之。”张澍在其所辑《凉州异物志》之《序》中说：“《一切经音义》引薛珝《异物志》，《隋志》作薛翊。”按薛珝，薛综长子，薛莹之兄，史书未载其有《异物志》之作[8]。亦未见《一切经音义》引其《异物志》，《隋书·经籍志》亦无。不知张氏何据。 谯周《异物志》 三国蜀谯周撰。不见史志著录，卷目不详。已佚。谯周，字允南，魏晋之际的著名学者。三国蜀为光禄大夫；入晋，拜骑都尉。著述甚丰，据《三国志·蜀书·谯周传》云：“凡所著述，撰写《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之属百余篇。”这些著作，包括《异物志》在内，已全部散佚。其所撰《异物志》，《史记集解》引作《巴蜀异物志》，如《史记·绛侯周勃世家·集解》引晋灼语：“《巴蜀异物志》谓头上巾为昌絮。”此《巴蜀异物志》即当是谯周《异物志》。《文选·蜀都赋注》引谯周《异物志》云：“涪陵多大龟，其甲可以卜，其缘中又似瑇瑁，俗名曰灵。”又引云：“滇池在建宁界，有大泽水周二百余里，水乍深广乍浅浃，似如倒池，故名滇池。” 续咸《异物志》 晋续咸撰。十卷。已佚。续咸，上党人，好学，师事京兆杜预。永嘉中为东安太守。后仕刘琨，任从事中郎。又事石勒，为理曹参军。《晋书·续咸传》：“著《远游志》、《异物志》、《汲冢古文释》，皆十卷，行于世。”根据其传所述生平来看，续咸一生都在北方活动，先仕西晋，西晋亡后仕刘琨，又仕石勒，未到南方去过。所著《异物志》，似当以记载北方物产为主。其书十卷，是诸种《异物志》中卷数最多的一种，但史志未载，亦未见引用。 宋膺《异物志》 宋膺撰。不见史志著录，卷目无考。已佚。宋膺，事迹不详。其《异物志》所存数条佚文分见《史记正义》、《通典注》、《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书，皆记月氏、大宛、大秦、渠搜等国异物。如《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产于土中，候其俗萌，筑墙绕之，恐为兽所食。其脐与地连，割绝则死，击物惊之，乃惊鸣，脐遂绝，则逐水草为群。”《太平御览》卷793引云：“大头痛小头痛山，皆在渠搜之东，疏勒之西，经之者身热头痛，夏不可行，行则致死，惟冬方可行，尚呕吐。山有毒，药气之所为也。冬乃枯歇，可行也。”根据佚文中的地名国名判断，其书大约成于汉晋之际。其时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中西交流日盛，有关西方的种种异物风俗也随众多的商贾使节传入中原。宋膺书中所记，像“地生羊”、“头痛山”、“大秦金”、“月氏羊”等，在唐以前典籍中都很独特，未见他书有相同记载。从这些佚文来看，宋膺有可能亲历西域。清人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疑宋膺为朱应之讹，张澍疑《凉州异物志》即宋膺所撰[9]，皆不确。笔者经过考证比较，已证实宋膺《异物志》非《凉州异物志》[10]，亦非朱应之讹。张澍辑《凉州异物志》末附有宋膺书佚文。 《凉州异物志》 作者无考。一卷。已佚。《水经注》引作《凉土异物志》。佚文见《水经注》、《初学记》、《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续博物志》等书。从佚文看，所记内容并不仅限于凉州，也涉及到凉州以外的广大地区，如大秦、高昌、罗刹、丁零等。大约成书于汉晋之际。今存佚文多为四言韵语，如《太平御览》卷865引：“盐山二岳，三色为质。赤者如丹，黑者如漆。小大从意，镂之写物（注：赤与黑皆小，惟白大，或如箧箱，从人所为形也）。作兽辟恶，佩之为吉（注：或治为鸟兽以佩之）。是曰戎盐，可以疗疾（注：四方皆用白者作散，以除头风。以其出胡国，故言戎盐也）。”也有散文，如《太平寰宇记》卷153引：“县泉水，汉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还，士众渴，乏水，广利乃引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三军赖以获济。”今有张澍辑本，收在《二酉堂丛书》中。 陈祈畅《异物志》 陈祈畅撰。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地理类着录。已佚。陈祈畅，事迹无考。从其书引用情况看，大约是魏晋南北朝时人。最早引用此书的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只题《异物志》，未标作者，如卷10引《异物志》：“益智类薏苡，实长寸许，如枳梖子，味辛辣，饮酒食之佳。”此文《太平御览》卷972果部引作陈祈畅《异物志》。现存佚文多记益智、余甘、三廉、甘薯等南方物产。佚文既有散文，也有四言韵语，如《太平御览》卷972果部所引：“子之树，枝叶四布（注：枝叶满苏如车盖也）。名同种异，味实甜酢（注：与作纸谷同名，而实大异也）。果而无核，里面如素。析酒止酲，更为遗酪。”佚文主要见于《齐民要术》、《太平御览》等书。 曹叔雅《庐陵异物志》 曹叔雅撰。不见史志著录，卷目无考。已佚。曹叔雅，事迹无考。从其书引用情况看，当为唐以前人[11] 。《初学记》引作曹叔《异物志》，《太平寰宇记》引作叔雅《庐陵异物志》，《太平御览》作曹叔雅《异物志》。佚文多记庐陵一带物产。如《太平御览》卷52引：“豫章有石黄白色而理疏，以水灌之便热，以鼎加其上，炊足以熟。冷则灌之。雷焕以问张华，华曰：然石也。”《初学记》卷8、《太平寰宇记》卷109引：“庐陵大山之间，有山都，似人，裸身，见人便走。自有男女，可长四五尺，能□（口+丛）相唤，常在幽昧中，似魑魅鬼物。”佚文见《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书。 《南方异物志》 作者不详，卷目无考。已佚。根据佚文引用情况看，约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早引用此书的是《齐民要术》。佚文多记甘蕉、棘竹、鹦鹉等南方物产，如《齐民要术》卷10引《南方异物志》云：“棘竹有刺，长七八尺，大如罋。”又如《初学记》卷30引《南方异物志》云：“鹦鹉有三种，青大如乌臼，一种白大如鸱，一种五色。大于青者，交州巴南尽有之，及五色，出杜薄州。凡鸟四指，三向前，一向后，此鸟两指向后。”《齐民要术》、《初学记》、《一切经音义》、《太平御览》等书均有引文。按此书与唐房千里《南方异物志》同名，但它早于房氏之书，应注意分别。 孙畅《异物志》 孙畅撰。史志未载，卷目不详。孙畅，事迹无考。其书佚文仅存一条，即《初学记》卷30所引：“鹦鹉，其毛色或苍绿，或紫赤，喙如鸮而目深。行如鸠雀而能效人言，故足见殊贵。”鹦鹉以南方为多，据此知孙畅《异物志》所记有南方物产。 《南中异物志》 作者、卷目不详，亦不见史志著录。已佚。《一切经音义》卷16引有一条佚文：“豫樟生七年方知。若作船，必与龙斗。”按南中，古代泛指川黔滇一带，也指岭南。豫樟生于南方。《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楠豫章。”张守节《正义》：“按，温活人云：豫，今之枕木也；章，今之樟木也。二木生至七年，枕、章乃可分别。” 《南中八郡异物志》 作者、卷目不详，史志亦未着录。已佚。《太平御览》卷924引有一条佚文：“翠大于燕，腹背纯赤。民捕食之，不知贵其毛羽也。”《后汉书注》、《太平御览》又引有《南中八郡志》，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注》引《南中八郡志》云：“貊大如驴，状颇似熊，多力，食铁，所触无不拉。”又引云：“邛河纵广岸二十里，深百余丈。多大鱼，长一二丈，头特大，遥视如戴铁釜状。”所记亦皆南方物产。古人引书，常常省称，此《南中八郡志》很有可能是《南中八郡异物志》的省称。 《郁林异物志》 作者、卷目不详，史志亦未着录。已佚。现存佚文两条。《太平御览》卷900引：“周留，牛，毛青大腹，锐头青尾，状似大猪。”《初学记》卷29引作《异物志》，牛作水牛，其余相同。亦未标作者姓名。《事类赋注》卷22引：“周留者何，其实水牛。苍毛豕身，角若担矛。卫护其犊，与虎为仇。”两条佚文同记一物，但文体却一韵一散，与前述《南州异物志》的情况相仿。 《广州异物志》 作者、卷目不详，史志未见著录，已佚。《太平御览》卷938鳞介部有佚文一条：“鳄鱼长者二丈余，有四足，喙长七尺，齿甚利。虎及鹿渡水，鳄击之，皆断喙去齿，旬日更生。” 郭氏《异物志》 作者、卷目不详，史志未见著录。已佚。《太平广记》卷210引有一条佚文：“后汉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郡人，高才过人，性聪，明天象，善书。累拜侍中，出为河间王相，年六十二。昔建州满城县山有兽名骇神，豕身人首，状貌丑恶，百鬼恶之。好出水边石上。平子往写之，兽入水中不出。或云，此兽畏写之，故不出。遂去纸笔，兽果出。平子拱手不动，潜以足指画之。今号巴兽潭。”此条所记在内容上与前面各种《异物志》已有不同，不是如实记述物产风俗，而是记述有关人物的奇闻佚事；记述的态度也有了变化。这是《异物志》逐渐由地理博物杂记向志怪小说转变的一个标志。 沈如筠《异物志》 唐沈如筠撰。《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子部小说类着录，作三卷；《宋史·艺文志》作二卷。已佚。沈如筠，初唐句容（今属江西）人，曾为横阳主簿。有诗名。据其《寄天台司马道士》诗，知为玄宗时人。其书入子部小说类，可推知其所记当是异事异闻，与早期《异物志》专记物产风俗不同。佚文未见引用。程毅中《古小说简目》说《太平广记》中引有沈书佚文，或作《异物志》。然查《广记》，并无沈书佚文，《太平广记》共引《异物志》文六条，这些佚文或为《南州异物志》文，或为宋膺《异物志》，或记大历时事，皆非沈氏之文。另，《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云《海录碎事》所引《异物志》为沈氏书文，经查，《海录碎事》共引《异物志》四条，卷22下引“桔官”条与卷15引“狼民金”条，《初学记》引作杨孚《异物志》；卷22上“木客鸟”条、“山都”条皆记庐陵事，似当作曹叔雅《异物志》文；同卷引作《异物志》的“牛鱼”条，实出《博物志》卷三。如此，则《海录碎事》并无沈如筠《异物志》文。 孟琯《岭南异物志》 唐孟琯撰。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着录，《崇文总目》入子部小说类。已佚。孟，唐郴州人，元和进士。《太平御览》引有《岭南异物志》文十数条，未著作者姓名，当是孟氏书文。《太平广记》亦引作《异物志》。佚文所记，皆虾、蟹、梅等南方物产。多夸饰之词，类于小说。如《太平广记》卷977菜茹部引：“南土无霜雪，生物不复凋枯。种茄子十年不死。生子攀缘摘之。树高至二丈。”卷980又引：“唐孟尝于岭表买芥菜，置壁下忘食，数日，皆生四足，有首尾，能行走，大如螗蜋，但腰身细长。”《事类赋注》卷29引：“南方大鱼，声为雷，气为风，涎沫为雾。”《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事类赋注》等书存有佚文。[11] 房千里《南方异物志》唐房千里撰。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地理类、《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崇文总目》史部地理类着录。已佚。房千里，河南人，大和进士，曾为端州别驾、高州刺史。按《太平御览》引有《南方异物志》佚文数条，皆记鹦鹉、玳瑁等物，与《初学记》、《一切经音义》所引相同。房千里为大和进士，其文不当载《初学记》和《一切经音义》等书，则《太平御览》所引，当为前述无名氏《南方异物志》佚文，而非房氏佚文。《本草纲目》卷34转引掌禹锡《嘉补注本草》引《南方异物志》“薰陆”条，其文与《太平御览》卷982引《南州异物志》文略同，亦非《南方异物志》文。从史志著录来看，《南方异物志》出入史、子两部，说明它的内容兼具地理杂记与小说的特点，既可看作地理杂记，又可看作小说，起码不是严肃的地理杂记，大约与孟琯《岭南异物志》相类。房氏佚文目前尚未见到。 《岭表异物志》 作者不详。一卷。《宋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着录。已佚。就其着录情况看，成书于宋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不能排除为唐人所作的可能。从书名来看，内容当以记载岭南物产风俗为主。其书佚文尚未发现。 以上是对汉唐间已佚二十二种《异物志》的大概情况所作的一些初步考述，各书作者、成书年代、卷目、着录情况、主要内容、体例，以及佚文引录情况基本如上。由于材料零碎不全，在先381后顺序的编排上，只能依据作者年代及引用、着录的时间推断，大略按时代先后排列。倘有不当，敬请指正。 关于《异物志》类著作的历史文化及文献意义，笔者另有专文论及，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注： [1]清人张澍、曾钊、陈运溶等曾辑个别《异物志》佚文。今人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收录了十二种《异物志》佚文，是迄今辑录《异物志》佚文最多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2]曾钊辑、杨孚：《异物志》之《跋》。《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 [3]事见《南史·夷貊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 [4] [6]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三联书店，1987年。 [5] [10] 拙文《〈凉州异物志〉佚文考辨》。《西北师大学报》1993，（4）。 [7] [8] 沈莹、薛翊事见《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及裴注。中华书局，1963年。 [9] 张澍辑：《凉州异物志序》。《二酉堂丛书》清道光元年刊。 [1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参考文献中列有《庐陵异物志》，云：“佚名，宋。”误以《庐陵异物志》为宋人所作。科学出版社，1975年。

最好的自然是古委会直接联系的22家，但有的学校不在所里招生。\x0d\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x0d\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x0d\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x0d\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x0d\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x0d\山东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x0d\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x0d\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x0d\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x0d\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x0d\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x0d\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x0d\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x0d\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x0d\浙江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x0d\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x0d\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x0d\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x0d\兰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x0d\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x0d\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x0d\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网上资料良莠不齐，真实程度的确很难说。

不过的确有正史记载了很多我们认为不太可能的事情。

《安士全书》第三部分，《欲海回狂》最后的章节有很多古代资料的引证。

《欲海回狂》节选

现存的《二十一史》中，所记载的三世轮回的事例也是数不胜数。别的不用多说，仅就众所周知的事情略举一二：

如羊祜前身是邻居李氏家的儿子，见《晋书羊祜传》。梁元帝前身是一位眇目僧，见《南史梁本纪下》。刘氏女前身是李庶，见《北史李谐传》。刘沆前身是唐代宰相牛僧孺，见《宋史刘沆传》。范祖禹前身是东汉大将军邓禹，见《宋史范祖禹传》。郭祥正前身是唐代诗人李白，见《宋史郭祥正传》。夏原吉前身为屈原，见《皇明通纪》。类似记载不胜枚举。

关于天仙星宿降生人间的事例，如天帝子降生为齐高祖萧道成，见《南齐书祥瑞志》。神人降生投胎为唐代宗，见《新唐书章敬皇后传》。来和天尊降生为宋真宗，见《宋史杨砺传》。南岳真人降生为虞伯生，见《元史虞集传》。文昌星降生为吕仲实，见《元史吕思诚传》。这些在史书中都记载得清清楚楚，完全可以考证。

还有死后多日复活，有几年后复活，有讲述阴间的事情出奇灵验，略举数则：如长沙人桓某，武陵女子李娥，见《后汉书五行志》。干宝父亲墓中殉葬的婢女，见《晋书干宝传》。魏明帝时墓内女子，吴永安四年安吴民陈焦，晋惠帝时杜锡的婢女，晋安帝时东阳黄氏家的女婴，见《宋书五行志》。南宋淳熙十三年的行都人，见《宋史五行志》。一一可以查考。

至于男子活着变为动物的事例，如公牛哀变为虎，见《后汉书张衡列传》，详见《淮南子俶真训》。隋开皇六年，霍州有老翁化为猛兽，见《隋书五行志》。南宋乾道五年，衡湘间有人变为虎，见《宋史五行志》。等等。

女人活着变为动物的事例，如东汉灵帝时，江夏黄氏的母亲变为鼋，见《后汉书五行志》。魏文帝时，清河宋士宗的母亲变成鳖，见《宋书五行志》。等等。

隔世仍作夫妻的事例，如晋惠帝时梁国女子，见《宋书五行志》。南宋末年王姓男子的妻子梁氏，见《宋史列女传》。以上这些都是史书中特别明显的案例。

更有天女生下北魏始祖，见《魏书序纪》。韩擒去世后作冥府的阎罗王，见《隋书韩擒传》）。辛彦之于潞州城内建造两座十五层的佛塔，以此功德生于天宫，见《隋书辛彦之传》。庾彦宝念佛诵经，往生弥陀净土，见《梁书庾诜传》。王宾重修古寺，掘地挖得前世之碑，见《宋史王宾传》。北魏京兆王太兴，设散生斋供养众僧，感得神僧赴会，见《北史景穆十二王传》。徐孝克临终正坐念佛，异香满室，见《陈书徐孝克传》。陆法和临终坐化，棺敛时身体缩小为三尺左右，北齐文宣帝令开棺查验，只是空棺而已，见《北史陆法和传》。卢景裕在晋阳狱中至心诵经，身上枷锁自然脱落，见《北史卢景裕传》。张孝始设斋请僧礼诵《药师经》，祖父的眼睛因此复明，见《北史张元传》。如上所举事例，都是名儒史官的真实记录，岂是无稽之谈？

天地之外，奇事固多。六合之内，异闻不少。今天人们不过生活在天地间一个偏远的角落，见到的无非都是庸碌之人，读过的不过只是世俗之书。长大后情窦初开，就要忙着娶妻生子，养家糊口。儿女们尚未婚嫁，便已经夕阳斜照，暮年将至。也难怪生不知来，死不知去，日日在轮回之中，却不信有因果轮回的道理，真是太可悲了！

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等，无论提到哪一件中国的传统文化古籍都是让人羡慕无比的瑰宝。

当阿里达摩院利用数字化技术，在四川大学的文史专家们的牵线搭桥下。终于在汉典重光平台上回归了首批数字化的古籍，包含40余种宋元刻本、写本，共有20万页。让我们不禁看到了新的希望。

我国古籍流失最严重是主要原因是战乱。当时许多所谓的外国科考队趁着混乱的局势，肆无忌惮的盗挖、偷运、走私、贸易。导致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众多古籍珍本纷纷流落海外。更有甚者连流落何方都无从得知。让国人为此感到心痛不已。

而在全球许多博物馆内都可以看见这些中国古籍的身影。让我国著名学者郑振铎曾经发出无奈的感慨：“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国家政府对这些流失海外的古籍也极其高度重视，但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我国想要全部追回这些古籍原件的难度非常大。有很多时候也是凭着爱国人士的一腔热忱通过拍卖、捐赠等方式让古籍回家。

这些古籍都是我们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见证，是我国发展的历史载体。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了更详尽清楚的路径。为了避免这些古籍再次流失遭受毁坏。我国许多地方都成立了专门的古籍保护研究院，除了运用传统的修补技艺来修补受损的古籍外。还通过数字化这种科学技术让这些珍贵的古籍得到长久的保存。每一本能传承至今的古籍都是无数前人耗费心血或牺牲生命保留下来的，而我们必须更好的将这些传承给后世子孙们。

《古书疑义举例》七卷。清·俞樾（1821-1906）撰。

俞氏因周、秦、汉三代之书，用词造句。与后世多有不同，抄传刊刻多有讹误，音义变易多有歧异，后人阅读、理解极为不便。遂博览古书诸经，分类总结概括，凡立八十八目，论说古书中造句特点、诠释方法、语言习惯、各种致误原因等，每说必详为例证，以明其意，使读者收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效果，为研读秦汉古籍之初学者必读之书。深为古籍文献、古汉语研究者推重。有1956年中华书局校点排印《古书疑义举例五种》本。附四种皆为俞氏书出后补续之作。有刘师培《举例补》，杨树达《举例续补》，马叙伦《举例校录》，姚维锐《举例增补》，可补俞氏之末尽，正其失误。

要知道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会产生的错误，首先要了解古书是以何形式流传的，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分析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错误：

一、古藉简介

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说文》：“古，故也。”故古籍又称故籍、故书、载籍等。古代文献，最早见载于甲骨、金石，“甲骨卜辞”也称“殷墟书契”。作为最早的正式书籍，为用竹木及缣帛记录文献之简牍、帛书。晋太康二年（公元280年）汲群魏襄王墓出土之《纪年》、《穆天子传》等竹书，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之《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简书，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之《秦律》等简策，以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老子》、《经法》、《战国纵横家书》等帛书，为传世之最早古籍。汉代纸问于世，遂有手抄、唐写、宋元明清刻印书籍。据国务院古籍小组的规定，以辛亥革命（1911年）为断限，凡辛亥革命以前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通称为古籍。据古籍目录《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地方志综录》、《贩书偶记》以及佛藏、道藏、通俗小说、讲唱文学、金石碑录等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古籍约10万多种。

二、古籍类别与版本

善本：书籍精加校勘,错误较少者。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集古录跋尾》卷八《唐田弘正家庙碑》：“自天圣以来，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又，珍贵难得之旧刻本、精抄本、精校本、手稿、旧拓碑帖等，通常亦称为“善本”。

孤本：仅留存一份之书本。一部书之某一书本，未刻之手稿，碑帖之旧拓本，在现世间仅有一份流传者，均可称为孤本。

蓝本：谓著书或刊书所依据之旧本。《居易录》：“今方修一统志，似当以旧通志为蓝本。”凡是重刊或校勘，必以最精之本子为蓝本。

刻本：又称“椠本”、“刊本”，雕板印成之书。我国雕板印书始于隋唐，至宋而大盛。按刻书之不同情况及刻本之不同类型，可分各种不同型式：以时代区别，有宋、金、辽、元、明、清刻本；以地域区别，有浙江、福建、江西、山西、江苏、安徽、四川等各地刻本；以刻书者区别，有官刻、私刻、坊刻等；以版式区别，有九行本、十行十八字本、四周单栏本、左右双栏本、竹节栏本、白口本、黑口本、两节本、袖珍本、巾箱本等；以字体区别，有大字本、小字本、宋体字本、软体字本（亦称写刻本）、篆字本、梵文本、满文本、满汉文合刻本等；以墨色区别，有朱墨印、几色套印等；以纸张区别，有皮纸本、麻纸本、棉纸本、竹纸本、开化纸（亦称桃花纸）本、宣纸本、毛边纸本、毛太纸本、罗纹纸本、连史纸本等；以装订形似区别，有经折装（亦称梵夹装）本、旋风装本、蝴蝶装本、包背装本、线装本、毛装本、金镶玉本等；以刻书先后区别，有原刻本、重刻本、仿刻本、初印本、后印本等；以内容及价值区别，有足本、残本、增订本、删节本、繁本、简本、批点本、评本、单疏本、集解本、重言重意本、纂图互注本、绣像本等。

祖本：一种书最初刻印之本。一种书在不同时期往往刻有多种本子，难免产生讹误，而祖本则保持其本来面貌，因此为人所重。

原本：第一次写成或刻成之书本。为对增订、修改和重刻、改版而言。原始稿本和最初刻本与增订、重刻之本往往有很多不同。可供查考一种著作之发展过程。

定本：一书之最后确定之本。指自己编撰或整理前人之著作，在一定时间内，已经整理完毕，最后确定，准备发表之本子。

副本：同一书籍抄出之副本。为对正本而言。过去公私藏书家，得一稀见图书，依样重写，储作副本。《隋书·经籍志》：“炀帝即位，秘书三阁，限写五十副本”。今亦指国家对内或对外文件之正式签署之副本，备存查和通知有关方面之用。

别本：同书同一来源之另一本子。亦称“副本”。《南史·刘孝绰传》:“又写别本封至东宫。”又，同书另一来源之本子。亦称“异本”。因所根据之来源不同，内容也有出入。如：书有《别本十六国春秋》，帖有《黄庭坚别本》。

仿刻本：摹仿原版字体版式刻印之书本。宋无刻本，多以擅长书法者上版，加之雕印精湛，明清两代刻书往往予以摹仿，故有“仿宋本”、“仿元本”之称。

影刊本：照原书版式影刊之书本。珍贵之古籍，为存原书面貌，以适应研究之需要，清乾、嘉以后，常用影刊方法加以传布。如黄丕烈所刻《士礼居黄氏丛书》，其法大都先照原书影摹，然后上版开雕。摄影术发明后，亦有用原书照相雕版者。刻成之后，与原刻相仿，精工者几难识别。自影印兴，影刻之书渐少。

抄本：也称“写本”。即抄写之书本。习惯称唐以前为“写本”，唐以后称“抄本”。宋以后，雕版虽以盛行，但抄本与之并行，如明《永乐大典》、清《四库全书》皆为抄本；有些较为专门或需要不广之著作，仍靠抄本流通。更有抄书者系著名藏书家或学者；除书之内容外，其手迹也值得珍重。故抄本图书一直为人们所重视，藏书家以精抄本与宋元刻本相次比。对于不详年月之抄本，约在清嘉庆以前者通称“旧抄”，晚清者称“近抄”，辛亥革命以后者称“新抄”。对于确定为明代或清代之抄本而无从断其年月者，则统称“明抄”或“清抄”。

朱墨本：用朱、墨两种颜色套印之书本。最早为元至元六年（1340年）湖北江陵资福寺所刻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卷首之《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沿至明末，吴兴（今湖州市）闵齐吉、凌檬初两家盛用两色套印，墨色印正文，朱色印评语及圈点。

珍本：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类别科学价值之珍贵罕见之写本或刻本。

初印本：书版刻成后第一次印刷之书本。特点是字画清晰，赏心悦目，故为藏书家与读者所重。

后印本：历次再版印刷之书本。其字迹漫漶，版断框歪，墨色暗淡，故不受人喜爱。

重刻本：一种书重新刻印之本。相对原本而言。不但字体版式与原本不同，在文字内容上也往往有所修改，多在序文凡例中加以说明。

道藏本：根据道藏刻印之书本。同样，佛经中亦有“碛砂藏本”、“嘉兴藏本”等称呼。

卷子本：用卷轴装订之书籍。唐以前抄写书本均用长幅纸，卷成一束。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唐人写本存于今者皆为长卷，如手卷之状，收藏家谓之卷子本。”

百衲本：用百种不同版本之残卷零页配合或汇印而成一部完整之书本。“百衲”取僧衣破敝补缀之称。如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百衲本资治通鉴》、《百衲本二十四史》。

残本：内容残缺不全之书本。

配本：一部书因有残缺，用其它版本之同一种书予以配全，故称。

三朝版：经过三个朝代修补之书版。南宋杭州国子监，所藏各种书版多有残缺。元朝时，将这些版片转入西湖书院，加以修补印行。至明洪武八年，书版又移至南京国子监，再次进行修补印刷。对这部分递经宋、元、明三朝修补之书版，后人称为“三朝版”。

活字本：用活字排版印刷之书本。活字印刷为宋仁宗庆历时（1041——1048年）毕升所发明。其法，用胶泥刻字，火烧使坚，排版印刷。为中国之伟大创造，早于欧洲活字印刷400多年。元代又创木活字。明弘治时创铜、铅活字，为我国近代铅字印刷术之前导。

影印本：根据原书用照相制版方法印成之书本。有胶印、大石印、珂罗版（即玻璃版）印、铜版印等。稀少、罕见之图书资料，为研究之需，常用原书影印，以广流传。

石印本：以药墨书写于特种药纸上，用石制版印刷之书本。用摄影制版石印之书，则称“大石印本”。

排印本：用活字排印之书本。为区别版本，通常称铅字排印之书为“排印本”，而其它活字排印之书则分别称为“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等。

拓本：即摹拓金石彝器碑碣印章之本。用红色拓者称“朱拓”，黑色拓者称“墨拓”，最早拓者称“初拓”。初拓字迹（或图案）清晰，墨色匀净，较为珍贵。

稿本：即作者之原稿。作者亲笔写定者称“手稿本”，经过整理誉清者称“清稿本”。

影写本：用纸覆于原书上影写成之书本。其点画行款，一依原本。一般专指影写宋、元善本，如明末常熟毛晋及古阁据宋本影写，非常精工。

校本：根据不同本子和有关资料核对过之书本。取某书之一本子作底本，搜罗一种或几种不同本子及有关资料相核对，发现其讹误衍脱，即在底本上加以批注。如只传抄他人所校，则称为“过录校本”。

内府本：明、清两代宫廷内部刻印之书本。校勘，刻印，都较精良。清昭梿所撰《啸亭杂录续》有内府刻书目录一卷，可资检览。

藩刻本：明代分封各地之藩王所刻印之书本。因有些藩王、子孙及其门客颇有学问，而且刻印之书所据底本多为御赐宋、元善本，故其版本价值较高。

聚珍本：清代以木活字排印之书。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刻印《四库全书》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版式，镌木单字25万余枚。高宗以活字版名称不雅，改称“聚珍版”。凡排印之书，首有高宗题诗十韵，每书首页首行之下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世称武英殿聚珍版书。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颁发聚珍版于东南各省，并准所在锓木通行。先后承命开雕者有江宁、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这些仿聚珍版刻印之书籍，通称为“外聚珍”，而将武英殿聚珍版称为“内聚珍”，以示区别。后来中华书局创制仿宋体铅字，就名为“聚珍仿宋版”。

闵版：明万历、天启年间，吴兴闵齐伋、凌蒙初采用朱墨与五色套版所印之书。其选择经、史、子、集各类凡士人习用书籍，专辑前人评论批点，使用方正宋体字和优质白纸，作朱墨两色或兼用黛、紫、黄各色套印，后人称为“闵版”。特点为词义显豁，脉络分明，行疏幅广，光彩夺目。近人武进陶湘，编有《明吴兴闵版书目》。

麻沙本：南宋福建省建阳县麻沙镇书坊刻印之书本。因该地盛产榕树，木质松软，易于雕版，故书坊集中，于当时图书流通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书贾射利，校勘粗疏，刷印低劣，故《石林燕语》有“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之说。

蜀本：四川刻印书本之总称。宋代眉山为四川刻书中心。刻书多为大字颜真卿体，故又有“眉山本”、“蜀大字本”之称。

浙本：浙江刻印之书本。又分杭州本、婺州本、衢州本、台州本。宋代浙本大都字体方整、刀法圆润，为宋版之上品。

闽本：亦称“建本”，即福建刻印之书本。又分建宁本、建阳本、麻沙本等。

宋本：宋代刻印之书本。雕版书至宋代而大盛，杭州、建阳、眉山等都为当时刻书中心。公私所刻，有监司、家塾、坊肆等。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多仿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字体；白口居多，至南宋中后期出现细黑口；避讳较严。所印书籍，校勘精审、雕印精美者颇多，往往为后世刻本所依据，为学者所重视。

金本：金代刻印之书本。金代雕版中心在平阳（又称平水，今山西临汾），其地产纸丰富，书坊很多，设有管理出版机构。所刻著名者有《刘知远诸宫调》、《萧闲老人明秀集注》等。此外，山西运城所刻之《藏经》及河北所刻之经书、音韵学书，也颇有名。

元本：元代刻印之书本。元代雕版中心在杭州、建阳、平水等地。公私所刻，无论校勘与雕印，不乏精品，堪与宋本媲美。其风格、字体大都摹仿赵孟頫书法，扁方圆活，常用简体字，黑口、双鱼尾居多，初期行字疏朗，中期以后行格渐密，由左右双栏趋向四周双栏，目录和文内篇名上常刻有鱼尾。

明本：明代刻印之书本。明代雕版之普遍，出版量之庞大，前所未有。版画艺术、铜活字版及彩色套印，为明代雕印技术发展之辉煌成就。但有些刻本校勘不精，删节不当，甚至妄改书名、伪造古书，后人多有批评。明初刻书犹沿元代风格，黑口居多，正德、嘉靖间，出现仿宋风气，白口为多，字体横平竖直，起落顿笔有棱角，字形方正，显得板滞。万历以后，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直重；部分家刻及坊刻本出现软体字，较为美观。

高丽本：亦称“朝鲜本”，指朝鲜刻印之中文古籍。我国印刷术很早传入朝鲜，朝鲜刻印之书流入我国也很多。无论刻本或活字本，均为软体大字，皮纸精印，书品宽大，醒人眼目。

东洋本：亦称“日本本”，即日本刻印之书本。我国印刷术首先传入朝鲜，其次为日本。日本所刻古籍，多用美浓纸精印，近似朝鲜本，但在字体与装订等方面，下朝鲜本一等。有些书行间注以平假名或片假名，较容易识别。

越南本：越南刻印之书本。越南之印刷术也从我国传入，故刻印风格及装订形式与我国基本一致。流入我国之书籍，大都在相当于清道光咸丰年间刻印，未见有更早印本。

官刻本：历代各类官方机构刻印之书本。如宋代秘书监、转运司、茶盐司、公使库、郡庠、县斋以及州府县学，元代国子监、各路儒学、府学、兴文蜀，明代经厂、南北两京国子监，清代武英殿等所刻之书，都属于官刻本。

监本：历代国子监刻印之书本。监本始于五代后唐，宰相冯道命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以后国子监都印图书，以经、史为主。明朝南北两京设立国子监，都有刻书，故有南监本、北监本之称。

家刻本：私人刻印之书本。亦称“家塾本”。私家刻书为宋代以来雕版事业之重要组成部分，因不以营利为目的，校勘、刻印俱精，版本价值颇大。其中著名者，如宋陆遹刻《渭南文集》、黄善夫宗仁家塾刻《史记正义》；元平阳府梁宅刻《论语注疏》、古遇陈氏刻《尹文子》；明袁褧嘉趣堂刻《世说新语》；清黄丕烈刻《士礼居丛书》等。

坊刻本：简称坊本，指书铺刻印之书本。因以营利为目的，一般雕印不如官刻本之精，校勘不如家塾本只审。但也因地因人而异，如宋代临安陈氏书棚本，校印精湛，极为人所重；福建麻沙本，讹误较多，人多不贵之。因坊刻本面向大众，许多医书、民间文学赖以流传，故颇受人们喜爱。

三、主要错误

辑佚（缺失）：由于古藉承载物有甲骨、简、金石、帛等形式，在某种情况下都会受到损坏，造成句字缺失，甚至整本整卷残缺不全，虽然后人会整理出“辑佚本”，辑佚本几乎一定会有错漏、误解。辑佚可能是古藉传出错最大的原因。有时不是整段缺失，会少写少抄一字，往往被称为“脱字”。

错字（别字）：古人在誊刻、誊写、排字等过程中由于疏忽、误读、误认、通假字等原因造成错字。有些错字是关键字眼，甚至会造成后人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误解。例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四中提到：“朱淑真词，自来选家列之南宋，谓是文公侄女，或且以为元人，其误甚矣。淑真与曾布妻魏氏为词友。曾布贵盛，丁元以后，崇宁以前，大观元年卒。淑真为布妻之友，则是北宋人无疑。李易安时代，犹稍后於淑真。即以词格论，淑真清空婉约，纯乎北宋。易安笔情近浓至，意境较沈博，下开南宋风气，非所诣不相若，则时会为之也。池北偶谈谓淑真玑图记，作於绍定三年。绍定当是绍圣之误。绍定、理宗改元，已近南宋末季。浙地隶辇毂久矣。记云：‘家君宦游浙西。’临安亦浙西，讵容有此称耶。”由上文可见，绍定是绍圣之误，一字之差，谬之千里。这也是一个古藉出错的主要原因。

误解：中国文字几千年来词意变化很大，早期古文又十分简练，会造成后人在阅读时产生不同的理解结论，如果流传载体同时有缺失，后人在整理时加入自己的理解，就会产生很大误解。

张冠李戴：同在以上《蕙风词话》同一卷中，指出欧阳修的一首词误入朱淑真集。

以讹传讹：古人读书人少，写书人更少，当一专家泰斗在书中写出错误结论时，很少有人去怀疑其正确性，后人引用此论，导致以讹传讹。

标点错误：古书没有标点，后人在标点过程中会加入自己的理解，不一定是古人的愿意，甚至有可能完全是相反的意思。

标音错误：在校勘过程中，注音也是工作内容之一，校勘者对原文注音的理解不同，也会造成一定错误。

年代错误：对古藉出现、整理或作者生存年代的误认。

以上为几种主要错误，由于本人不是这方面专家，只是对此感兴趣的“票友”，答案不能作为专业使用，仅供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