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礼、乐、艺、春秋是指什么呢？

第一、所谓“诗”，指的是西周以来的诗歌。传说古诗本有三千篇，经孔子删定，存305篇，概称“三百篇”或“诗三百”，即流传下来的《诗经》。孔子认为“诗”的作用有四个方面：激发道德情感;观察风俗盛衰;增进相互情谊;批评政治得失。

第二、所谓“书”，即历史。孔子将春秋以前历代政治历史文献选编成书，即《尚书》，保存了夏商以来特别是周初的重要历史材料。孔子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说明书教的旨意即在于复兴“文武之政”。

第三、何谓礼，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 《史记·礼书》上有“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议，……礼者，人道之极也。”

第四、至于“乐”，其基本特征是“和”。“和”本来是指音素上的和谐关系。音乐上的“和”逐渐演变出与“礼”相配合，起辅助作用的、用以和谐各种礼义关系的一个概念。因音乐可以和谐感情，使人际关系融洽，使人在行为上向善。甚至对于人感情中的哀悲之情，也可以通过音乐得以渲泄，使不良情绪趋于平和，不会使人心惑智乱，作出有违礼义的事来。

第五、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

　　那么，古代“六艺”与孔子的“六艺”有什么不同呢？

1早在孔子之前的西周时代，周朝的贵族教育体系，开始于公元前1046年的周王朝，周王官学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出自《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这就是所说的“通五经贯六艺”的“六艺”。

2而在孔子时期孔子给学生们教授的六艺则是由孔子整理传授的六部儒家经典，也就是后世所说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六经的统称：“因为在孔子整理传授这六部典籍时，并没有"经"这个说法，因此它也叫六艺，一直到战国后期，庄子转述孔子对老子谈论这六部著作时，才开始有"六经"之说。”孔子研究院的杨朝明先生这样说。

3在孔子及其弟子、墨子及其弟子、子思及其弟子、孟子及其弟子等一代代伟人大家的一再教授熏陶下，无论他们教授的是不是诗书礼乐或者六艺，都是在教育、在养成学习的习惯。

总之，由于孔子的影响巨大，后人在对六艺进行阐述时就与孔子有意挂钩，把周代六艺与孔子所谓的“六艺”混同，六艺，后来就成为儒家专项名义，而被人们忽略了其教化的普遍意义了。

中华文明即华夏文明，更多含义，请参阅中华文明（多义词）。

华夏文明亦称中华文明，以易诗书礼乐春秋为文明源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华夏皆谓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国”。华夏文明的思想核心是神道设教、礼乐教化，严华夷之辨，推崇仁义礼智信。易学是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的根本。

五常诸子百家

六经

华夷之辨

4相关信息

1简介

礼仪

“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尚书正义》曰：“冕服采章”对被发左衽，则为有光华也。《释诂》云：“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春秋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注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1]“华夏皆谓中国，而谓之华夏者，夏，大也。言有礼仪之大，有文章之华也。”[2]梅颐《伪孔传》：“冕服采装曰华，大国曰夏。”“华夏”一词的本义即是：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可见，华夏族是以服饰华采之美为华；以疆界广阔与文化繁荣、礼仪道德兴盛为夏。从字义上来讲，“华”字有美丽的含义，“夏”字有盛大的意义，“华夏”本义即有文明的含义。华夏二字在现实中的实体展示就是服饰、礼仪、经典。华夏文明是炎黄血统、诗书礼仪文化和中华疆界统合在一起的实体。

2源头

华夏文明源自大地湾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陶寺文化，华夏族父系Y染色体主体是O3a5及其支系，母系线粒体单倍群主要为M7c、F 和B4。[3]五、六千年前，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学

会了种植小米的农业技术。粮食渐渐充足，不再像游牧民族那样缺乏食物，使得华夏族的人口很快的增长，超过了其它羌人。于是华夏族开始为生存空间而扩张，向四方的其它民族掠夺土地。在他们眼里，羌族已不在是同类，所以专称其为“西戎”，土地的争夺也发生在华戎之间。但是对华夏族更有吸引力的是东方适于农作的肥沃土地。然而不巧的是三苗已经先他们一步到达中原沃土。在那种文明起源的“部落英雄时代”，部族战争是人群间竞争的唯一办法。掠夺、驱逐、消灭外族的人会被本族人奉为英雄，这是那个阶段所有部落的“道德标准”。所以打败蚩尤驱逐三苗的英雄——黄帝诞生了。华族占据了中原，开始创造华夏文明。在中原更东的山东一带，还有许多小部族，被称为夷族。华人称夷族为“东夷”，而被赶到南方的三苗为“南蛮”。华夷之间的争斗贯穿了整个夏商时代，这种争斗的胶着使两族之间产生了大量的交流，到周代以后，东夷族被彻底同化，退出历史舞台，华夏族又取得了胜利。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华族的扩张目标又指向了长江以南更广阔的百越之地。虽然秦军坚甲锐兵，但在越族顽强的抵抗下伤亡极重，所设的桂林等三郡也是空有其名。于是秦朝只好对百越采用“怀柔政策”，直到汉朝前期还是“北拒胡而南怀越”。最终，汉人的足迹终于到了南海之滨。[4]

3特征

华夏金文的含义

华夏文明的主要特征是独特的道德礼仪。《新唐书 舆服志》曰：“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国。”“习俗孝悌”是指的《孝经》。又云：“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史记·秦本纪》里面，秦穆公亲口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晋人由余答之曰：“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太祖、太宗礼乐刑政之纲，华夏文明之教，将复见于今日矣。”明朝开国功臣刘伯温云：“夫华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国，几变于夷，圣经明义，千载或湮焉。”因此，六经、六艺、五常以及其主张的诗书礼乐之道是华夏文明的本质。

诸子百家

华夏文明思想源流和继受图

诸子百家都继承了诗书礼乐的王官教育，都推崇君臣父子之礼和夫妇长幼之别，也都信奉圣王政治。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传统上关于百家的划分，最早源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袭刘歆，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小说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

五常

诗、书、礼、乐、易，合称五经，五经对应五常。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像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又曰：“谓仁、义、礼、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於事，见微者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扬子法言》解释道：“仁，宅也；义，路也；礼，服也；智，烛也：信，符也。处宅，由路、正服，明烛，执符，君子不动，动斯得矣。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此之谓也。”《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六经

所谓“六经”，指的是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籍，曰：《诗》《书》《礼》《易》《乐》《春秋》。这六部古籍并非孔子所作。孔子本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原则，只是对这六部古书作了整理的工作。《国语·楚语上》记载包含了这六部古书。“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

明 张宏《华子冈图》局部

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里提到了九种古籍：《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申叔时是楚庄王时的人，楚庄王在位于公元前614年至公元前591年，早于孔子半个世纪。孔子整理的六经早在楚庄王时就已经有了，而且这些书名已屡见于先秦其他文献。《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六经体系是华夏文明继承和发展的源头。“《诗》、《书》、《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诗》《书》具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长，而不能遍举其详也。”经学塑造了华夏政制的价值理想，正如民国学者李澄源在《经学通论》中所说的那样：“吾国既有经学以后，经学遂为吾国人之大宪章，经学可以规定私人与天下国家之理想。圣君贤相经营天下，以经学为模范，私人生活，以经学为楷式，故评论政治得失，衡量人物优劣，皆以经学为权衡。无论国家与私人之设施，皆须于经学上有其根据。”在华夏文明中，五经是诸子的思想源头，也是诸史的评判标准，同时还是文艺创作的指导原则。 从历史的角度看，经学规定了华夏文明的大本大源，在历年层面塑造了华夏族群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塑造了我们祖先共同的生活方式。正是有了经学的存在，华夏族群才能历经二千余载，虽然曾经车驾奔驰，战乱频仍，曾经南北分裂，夷狄入侵，曾经神州荡覆，宗庙丘墟，但文明之毫光，未曾一日隐没于荒蛮，族群之理想，未曾一日熄灭于天壤，从而缔造文化统一、生生不息的局面。正是有了经学的存在，华夏历史虽然历经王朝更迭，而政治制度的建构，社会改革的推动，始终有一个根本的价值标准，不管政制如何变化，都不离文明之大系。正是有了经学的存在，社会生活中的冠、婚、丧、祭各种礼仪，不论如何损益，总能维系社会生活的理想价值，衣冠文物，代代因袭损益，但不变的是对有礼义的生活的追求。可以说，要真正深入华夏的历史，必须深入历史的深层内核，而历史的内核便在经学之中。

若仅是史籍的话，现存的史籍中包括：

《史记》、《资治通鉴》和《通志》等后世的通史，对先秦历史皆有记载。

先秦的史籍主要有：《尚书》、《礼记》、《春秋》（《汉书·艺文志》记载有五家传：《左氏传》、《公羊传》、《榖梁传》、《邹氏传》、《夹氏传》）、《国语》、《世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还有后世整理和编著的记载先秦史实的著作，如《战国策》、《越绝书》、《吴越春秋》等。

除史籍外，像《管子》、《孟子》、《庄子》、《晏子春秋》、《商君书》、《吕氏春秋》等诸子著作中亦有不少史料记载。还有《山海经》这类的地理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