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古代对西域有“西域”、“西方”之称?
在15世纪以前,世界上早已存在一些国际贸易的洲际网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这条丝路横跨欧亚大陆,把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几个地区——中国、印度、地中海世界——连接了起来,成为当时世界上路程最远、历时最长同时意义也最重要的国际商道。早在两千年前,罗马地理博物学家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就说:“遥远的东方丝国在森林中收获丝制品,经过浸泡等程序的加工,出口到罗马,使得罗马开始崇尚丝制衣服。”他还说:“保守估计,印度、塞雷斯(中国)和阿拉伯半岛每年可以通过贸易从罗马帝国赚取10000万塞斯特斯(sesterces)的利润,这便是我们罗马帝国的妇女每年用来购买奢侈品的花费。”这段话表明:早在公元之初,丝绸之路已把欧亚大陆两端的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以及中间的印度联系了起来。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丝绸之路虽然是最主要的国际商路,但其经济意义却不宜夸大。这条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经历了不少变化。在汉代,它西起罗马帝国首都罗马城,经西亚、中亚,最终到达中国当时的首都长安。到了唐代以后,丝绸之路覆盖范 围扩大,西起地中海东岸与黑海沿岸港口城市(例如亚历山大港、大马士革、阿勒颇、君士坦丁堡等),经过里海南部进入亚洲,穿过巴格达,分为几条支路穿过内陆地区,再汇集于咸海附近,然后在中亚的布哈拉开始分路,一条路南下,前往印度的德 里与阿格拉。另一条路东行,经过布哈拉,到达帕米尔北部的撒马尔罕后,再次分路:往北通向阿拉木图,往东穿越中亚,并沿昆仑山脉或天山山脉行进抵达长安。
无论是哪一条丝绸之路,一路上尽是高山、大漠、草原、荒野,大多数地方人烟稀少,许多地方甚至人迹罕至。唐代高僧玄奘沿着丝绸之路西行,行至莫贺延碛(位于罗布泊和玉门关之间,现称 “ 哈顺戈壁 ”,唐朝时期此处以西被称为“域西”,也就是常说的“西域”的起点),“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惟望骨聚、马粪等渐进”,“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虽遇如是,心无所惧,但苦水尽渴不能前。是时四夜五日无一渧(滴)沾喉,口腹干燋,几将殒绝不复能进”。到了梵衍那国,“在雪山中,涂路艰危,倍于凌碛之地。凝云飞雪曾不暂霁,,或逢尤甚之处则平途数丈。故宋王称西方之难,增冰峨峨,飞雪千里,即此也”。又“渡一碛至凌山,即葱岭北隅也。其山险峭峻极于天,自开辟已来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凝冱污漫与云连属,仰之皑然莫睹其际。其凌峰摧落横路侧者,或高百尺,或广数丈,由是蹊径崎岖登涉艰阻。加以风雪杂飞,虽复屦重裘不免寒战。将欲眠食复无燥处可停,惟知悬釜而炊席冰而寝。七日之后方始出山。徒侣之中冻死者十有三四,牛马逾甚”。 数百年后,马可·波罗行经罗布荒原时,从荒原的最窄处穿过也需要一个月时间。倘若要穿过其最宽部分,则几乎需要一年的时间。人们要过此荒原,必须要准备能够支持一个月的食物。在穿越荒原的三十天的路程中,不是经过沙地,就是经过不毛的山峰。特别是帕米尔高原,沿高原走十二日,看不见一个居民。此处群山巍峨,看不见任何鸟雀在山顶上盘旋。因为高原上海拔高,空气稀薄,食物也很难煮熟。直到17世纪初,葡萄牙传教士鄂本笃沿着丝绸之路从印度经中亚来中国,旅程依然非常艰险。在翻越帕米尔高原时,“由于天气寒冷、空气稀薄,人、马几乎不能呼吸,因此而致死者比比皆是,人们只有靠吃蒜、葱或杏干来抵御”。鄂本笃所带的马有六匹都死于冻饿困乏。
这一路上,不仅高山挡道,而且沙漠阻行。沙漠中的旅途极尽艰难,被人视为畏途。元朝初年人周密说:“回回国所经道中,有沙碛数千里,不生草木,亦无水泉,尘沙眯目,凡一月方能过此。每以盐和面作大脔,置橐驼口中,仍系其口,勿令噬嗑,使盐面之气沾濡,庶不致饿死。人则以面作饼,各贮水一槛于腰间,或牛羊浑脱皮盛水置车中。每日略食饵饼,濡之以水。或迷路水竭,太渴,则饮马溺,或压马粪汁而饮之。其国人亦以为如登天之难。”
由于路途如此艰难,沿着丝绸之路来做生意的各国商人,经历千辛万苦来到中国这个富庶之乡后,都乐不思蜀,不想再回去了。周密说:由于回回商人从中亚到中国如登天之难,“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复回首故国也”。这些外来客 商不想从原路返回故土,中国本土商人更不愿沿着这条艰辛之路去那个危险世界做生意。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怎么进行呢
丝绸之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骆驼和马、驴。据马可·波罗在罗布荒原所见,商人们多用骆驼,因为骆驼能载重物,而食量又小,比较合算。他们将食物和商品装在驴子和骆驼背上,如果这些牲畜在走完这个荒原之前就已精疲力竭,不能再使用的话,他们就把它们杀而食之。这样一来,本来就很高的运输成本又大大增加。
这一路上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大小邦国及游牧部落,它们往往对过往商旅横征暴敛,“雁过拔毛”。更严重的是,这条路上的政治状况很不稳定,正如罗伯特(Jean-Noel Robert)所说的那样,在罗马帝国时代,丝绸之路沿途所经地区政治相对稳定,因此无论怎样困难,东西方之间的道路还是通贯了近两个世纪。但是3世纪以后,世界陷入一片混乱,安全得不到保证,贸易也随之越来越少。因此丝绸之路上盗匪横行,洗劫商旅,杀人劫财,乃是常情。玄奘西行中就多次遇到盗匪,有一次遇到多达二千余 骑的“突厥寇贼”。另外一次与商人同行,有一日,“同侣商胡数十,贪先贸易,夜中私发。前去十余里,遇贼劫杀无一脱者。比法师等到,见其遗骸无复财产”。蒙古帝国时期治安情况有所好转,丝路得以重现繁荣。但是从马可·波罗的记述来看,盗匪依然不少。像著名的商业中心忽里模子城附近就因有成群的强盗不断袭击、抢劫商旅,所以极其危险。蒙古帝国瓦解后,中亚地区大多数时期处于混乱状态。鄂本笃于1603年3月从印度启程前往中国,在拉合尔随同商队出发去喀布尔,同行的有五百人,已有相当的自卫能力,但途中遇到盗匪,多人受重伤,鄂本笃和其他几人逃到了树林里才得以脱险。因此,许多商人不得不向沿途各地统治者上贡,请求保护,这样一来又大大增加了贸易成本。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条丝绸之路是中国和外部世界联系的主要纽带,特别是在早期的文化交流方面,意义尤为重大,但是从贸易的角度来看,它所起的作用却非常有限,不宜夸大。正因为它在贸易方面作用有限,因此在历史上总是开停无常。总的来 看,从汉武帝时丝绸之路开通算起,一直到明代建立,除了在唐代前半期和元代外,这条丝路在大多数时期内实际上处于半开半停状态,在东汉和宋代更基本上关闭了。这也证明了它在经济上意义不大。
陆路情况如此,海路成了国际贸易唯一的另外选项。那么海路情况又如何呢
把中国和印度、欧洲连接在一起的海路交通也出现得很早,,这条海路也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大体而言,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把西太平洋海域(中国东海和南海、马六甲以东的东南亚海域)、印度洋海域和地中海海域三大海域联系了起来,相应也包括了亚洲东部航段、印度洋航段和地中海航段三大航段。其中亚洲东部航段和印度洋航段在马六甲海峡相连,但印度洋航段和地中海航段则在苏伊士地峡中断了,因此这三大航段所构成的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并不连贯。海船航行到位于红海北端的苏伊 士,商人必须舍船登陆,陆行达到地中海东岸的塞得港,再登船航行。公元前500年,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征服埃及后,修筑了苏伊士运河,把印度洋航段和地中海航段连接了起来。在以后一千年中,这条运河不断地被摧毁和重建。罗马帝国衰落后,这条沟通地中海、印度洋的通道中断了。7世纪阿拉伯人占领了这一地区,地峡通道再度通贯。但是由于基督教欧洲和伊斯兰教中东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地中海航段和印度洋航段的连接出现巨大困难。原有的苏伊士运河在640年重开后维持了一个半世纪,最终于8世纪为阿巴斯王朝哈里发曼苏尔废弃。没有了运河,海上丝绸之路的断裂就成了定局。直到1869年法国人开挖的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这种情况才发生改变。
在苏伊士运河被废弃后的一千年中,穆斯林通过武力将包括东非、波斯、印度、爪哇等在内的印度洋沿岸广大地区纳入伊斯兰世界的版图,使得印度洋贸易出现了繁荣的局面。阿拉伯、波斯商人来到中国和马来半岛购买中国瓷器和丝织品,连同南洋出 产的香料一起,经红海运到地中海,卖给意大利商人,再转运到欧洲各地。因为穆斯林在印度洋贸易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彭慕兰说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贸易,自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后开始成形。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明这种贸易所形成的国际贸易网:在开罗某犹太会所发现了一封犹太商会的信,显示出在阿拉伯帝国兴起几百年后,有个犹太家族的商号在印度、伊朗、突尼斯、埃及都设有分支机构。但是如果我们更深入地看,此时的这种国际贸易网其实是非常局限的,而且深受宗教冲突和地区战争的影响。即使是处于穆斯林的统治下,欧亚海上贸易的连接点苏伊士地峡也是一个大障碍。这个地峡长达一百六十余公里,相当于今天杭州到上海的距离(铁路里程),沿途全是沙漠,食物、住宿非常困难,货物运输只能靠骆驼。适应这里天气和地理情况的阿拉伯骆驼,在最佳状况下能驮运400磅(约180公斤,1磅约为045公斤)重的货物,每天走40英里(约64公里,1 英里约为16公里)的路程。走完这段一百六十余公里的路,要连续走三四天。因此海运到苏伊士地峡一端的货物,必须雇用大批骆驼和运输工人,携带食物、饮水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在炎热的沙漠中至少艰难跋涉三四天,才能到达另一端。不仅如此,这个地区盗匪充斥,商人还需向这里的阿拉伯部落雇用武装人员护送货物,费用不赀。到了13世纪,因为十字军战争的缘故,苏伊士地峡北端的中心城市和苏伊士商路的咽喉科勒祖姆(Kolzum)从此变成废墟,标志着这条纵贯苏伊士地峡的国际贸易中转路段的彻底没落。因此从海运的角度来看,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到了位于苏伊士地峡南端的艾达布(Aidab)港就结束了。
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指的只是连接西太平洋海域和印度洋海域的海路。这条海路的东段是亚洲东部航段,西段则是印度洋航段,两个航段在马六甲海峡相连,马六甲也因此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两大航段的分界点和连接点。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在这两个航段上的交通情况。
在亚洲东部海域,海上交通很早就已开始,但是由于造船和航海技术落后,海船基本上只能做近岸航行。离岸较远的航行,则困难甚大。在东海海域,中国和日本之间仅隔着黄海,向来称 为“一衣带水”。但是直到唐代,中日之间的航行仍然充满风险。高僧鉴真东渡日本,启行六次,失败五次,第六次乘坐日本遣唐使船航行成功,但也备极艰难,海上航行历时两个月,而且同行的船只中,遣唐使藤原清河与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名人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是王维、李白的朋友)乘坐的船先触礁,后又遇偏北风暴而漂至安南,全船一百八十余人,死了一百七十余人,仅藤原清河与阿倍仲麻吕等十余人幸免于难。
在南海海域,情况要好一些。早在汉代,中国人的航海活动就已不仅在这一海域,而且还延伸到印度洋海域。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从两汉时期开始,中国丝绸就从福建、广东等地的港口装船出发,运到了印度西南部港口进行交易。《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派遣使者和应募的商人出海贸易,自日南(今越南中部)或徐闻(今属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乘船出海,顺中南半岛东岸南行,经五个月抵达湄公河三角洲的都元(今越南南部的迪石);复沿中南半岛的西岸北行,经四个月航抵湄南河口的邑卢(今泰国的佛统)。自此南下沿马来半岛东岸,经二十余日驶抵湛离(今泰国之巴蜀),在此弃船登岸,横越地峡,步行十余日,抵达夫国首都卢(今缅甸之丹那沙林)。由此再登船向西航行于印度洋,经两个多月到达黄支国(今印度东南海岸之康契普腊姆)。返航时,由黄支南下至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然后向东直航,经八个月驶抵马六甲海峡,泊于皮宗(今新加坡西面之皮散岛),最后再航行两个多月,驶达日南郡的象林县境(治所在今越南维川县南的茶荞)。由此可见,这条航线实际上并不连贯,不仅要多次换船,而且去程还要经由陆路。在此航线上的航行时间也甚为漫长,从南印度到马六甲竟然需要八个月之久。东晋高僧法显在411年自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归国,走的就是这条路线。他先乘船穿越马六甲海峡,绕行中南半岛,然后北上。他登上一艘返航的中国商船,在海上漂泊九十天,抵达耶婆提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或兼称此二岛),停留五个月等候季风,后搭乘另一商人大船,启程返国,在海上颠簸了近三个月,最后才到达了今山东半岛的青州长广郡界。
到了唐代,海上贸易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唐地理学家贾耽在所著的《海内华夷图》《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皇华四达记》等著作中,记载了唐代的七条交通要道,其中两条为海路,即“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和“广州通海夷道”。“广州通海夷道” 就是从中国到印度洋的海上航线。航行于这条航线上的海船,从 广州起航,沿着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海岸行驶到新加坡海峡,由此分途,向东南驶往爪哇,向西则出马六甲海峡,抵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的南端,再从印度西海洋至波斯湾的奥巴拉港和巴士拉港,然后沿阿拉伯半岛海岸,航行到苏伊士地峡。《皇华四达记》不仅记载了这条航线所经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名称、方位、山川、民情风俗等,也记载了航程和航行天数。这些知识当然是源自当时商人经常往来所获得的经验。
尽管如此,但是关于唐代中国与印度洋地区之间的海上交通的具体情况,今天依然知之甚少。从同时代的阿拉伯人记载里可知,唐代后期广州已有大量从海路来的“番客”居住。据当时的阿拉伯人哈桑(Abu Zaid Hassan)说,878年黄巢攻破广州时,“据熟悉中国情形的人说,不计罹难的中国人在内,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二万人被他杀害了”。尔后马苏第对黄巢攻占广州也给出如下的描述:
“他迅速向广州城进军,该城的居民由伊斯兰教徒、基督徒、犹太人、祆教徒和其他中国人组成,他将该城紧紧围住。在遭到国王军队的袭击时,他把这支军队击溃了,掳掠了些女子。后来,他率领的士兵比任何时候更为众多,用武力强夺该城并屠杀了该城众多的居民。据估计,在逃亡中死于兵器或水难的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和祆教徒共达二十万人。”哈桑和马苏第所说的黄巢杀戮的外国侨民人数无疑大为夸大,但是那时已有大量的来自西亚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欧洲人定居广州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这些“番客”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史料中并没有记载。考虑到前述鉴真航海的经历,我觉得他们应当是乘坐阿拉伯海船到来的。这种海船是用椰子皮编成的绳子来捆扎船板建造的缝合式木船,船身狭小,船体脆弱,一旦触礁进水,则全船沉没,因此很不安全。 同时,当时海船尚未使用罗盘,导航只有靠观察日月星辰的位置确定方向,这使得远程航海非常困难。因此阿拉伯海船到中国也是一路沿岸航行。马苏第说从巴士拉至中国,由西而东要经过七个海,即(1)波斯海(Parsa)(波斯湾),(2)拉尔海(Larwi)(阿拉伯海),(3)哈尔康德海(Harkand)(孟加拉湾),(4)个罗海 (Kalah)( 安达曼海),(5) 军徒弄海(Kundrang)( 暹罗湾),(6)占婆海(Champa)(南海西部)和(7)涨海(Cankhay)(南海东部)。由此可见这确是沿岸航行。
中国的航海和造船技术到宋代出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进步。在航行技术方面,最重大的进步是使用了罗盘,而在造船技术方面是发明了水密舱。以往海船在航行中如果撞到礁石,船舱进水,会导致全船沉没,但是有了这种水密舱,一个船舱进水,其他舱不会受到影响,全船人员及大部分货物可保全。由于这两项重大技术进步,中国海船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海船。当时的阿拉伯、 波斯、印度商人发现中国海船更好,所以从事远洋贸易时都愿意乘坐中国的海船。自此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有了重大进展。在周去非《岭外代答》(成书于1178年)、赵汝适《诸番志》(成书于1225年)两书中,中国宋代与大食(即阿拉伯地区)之间的海上贸易路线已经颇为清楚。阿拉伯商人来中国,先乘小型的阿拉伯单桅船到印度南部港口故临(Koulam Malaya,今称奎隆[Quilon]),然后再换乘大型的中国船到三佛齐(即室利佛逝,以苏门答腊岛巨港为中心)前往中国。中国海船前往大食最便捷的道路是从广州到大食麻离拔国(在阿拉伯半岛南部)港口佐法尔(在今阿曼)之间的航线。《岭外代答》说:“广州自中冬以后发船,乘北风行,约四十日,到地名兰里(一名兰无里,今苏门答腊西北端的亚齐),博买苏木、白锡、长白藤。住至次冬,再乘东北风,六十日顺风方到此国(指麻离拔国)。”中国舶商倘若前往波斯湾,也必须在故临换乘小船而往。因此,从波斯湾到广州, 一次往返通常需要两年:“虽以一月南风至之,然往返经二年矣。”
元代已有比较明确的记载说中国海船航行到过东非。著名航海家汪大渊于至顺元年(1330)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 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洲(即麻那里、罗娑斯)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五年。至元三年(1337),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及澳洲各地,至元五年(1339)返回泉州。 他后来把其经历写成《岛夷志略》,所记“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成为研究全球史以及印度洋地区历史的珍贵文献。此外,从元代的《通制条格》可见,元代已有中国人移居阿拉伯半岛,并有中国商船进入索马里、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海域,元朝政府使节也乘坐中国船只出访过摩加迪沙、 帕特和泽拉等地。印度洋地区各国商船,也沿着这条航线往来中国和印度洋地区。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Ibn Battuta) 于1342年旅行到印度马拉巴海岸时,就在那里看到了中国海船。他写道:进入卡利卡特及奎隆的中国船大若城市,船上种着药草和生姜。船上的中国高官和他们的妻子在船上拥有自己的房间,当时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于至正六年(1346)由海道来到中国后总结说:“当时所有印度、中国之交通,皆操之于中国人之手。”
在宋元时代,掌控印度洋海上贸易的仍然还是阿拉伯、波斯、印度商人。在海上丝绸之路中距离最长的一段(印度洋海域)中,虽然在东段(印度南部至中国)有中国海船可用,但是在西段还是传统的阿拉伯海船占有绝对优势。印度洋地区的贸易掌握在穆斯林商人手中,甚至在中国与印度洋地区的贸易中也是如此。像著名的泉州蒲寿庚家族那样的“番客”世家,“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在宋元两代都十分显赫,并得到朝廷的恩典,成为海上贸易的管理者,长期“擅市舶利”。
他们都拥有大量海船(像蒲寿庚的女婿波斯人佛莲就拥有海舶80艘)。这些海船无疑是中国制造的海船,主要航行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进行香料贸易,但船主是“番客”。前面说过,海上丝绸之路由多条航段组成,这些航段大都沿海岸或者离海岸不远,,容易受到海盗的侵袭,因此不得不以高昂的代价,寻求沿岸邦国或各种地方政权的保护,同时也不得不忍受他们的勒索。因此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不仅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而且也充满风险,沿途饱受盘剥,商人开销浩大,运输成本高昂。
因此,15世纪之前的海运尚不具备大规模、远距离和安全廉价的运输能力。也是因为如此,在15世纪之前,虽然已经有一些以海上贸易为基础的地区性市场网络建立起来,这些局部网络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和苏伊士地峡相互连接,但是这种连接相当松散,尚未能将世界主要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是在海上丝绸之路所连贯的地区也是如此。因此阿布 - 鲁霍德(Janet Abu- Lughod)说:在13世纪及此前很长一段时期,阿拉伯海、印度洋和中国南海已形成三个有连锁关系的海上贸易圈:最西边是穆斯林区域,中间是印度化地区,最东边是中国的“天下”,即朝贡贸易区。这三个贸易圈之间的联系虽然出现很早,而且也不断加强,但是从大规模和经常性的贸易的角度来看,这种联系还不十分紧密。因此在15世纪之前,世界各主要地区之间尚未有紧密的经济联系。
远西是指西域之西,明代典籍里指的是德意志、意大利等欧洲国家。
相关典籍记载:
一、《远西奇器图说》
该著作的作者是天主教耶稣会德国传教士邓玉函,原名约翰·施雷克(Johann Schreck),发行于1627年。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地以中文介绍西方机械的专著。从此可以看出“远西”值得是德意志、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由于欧洲在中国所说的西域之西,故称为远西。
二、《新法算书》
文中写到“远西诸臣:罗雅谷、汤若望……”而两人分别是意大利和德意志传教士。由此可见,远西在明朝典籍里指的是德意志、意大利等欧洲国家。
扩展资料
远西著名传教士
一、汤若望
汤若望继承了利氏通过科学传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多有贡献,中国今天的农历是汤若望在明朝前沿用的农历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的"现代农历"。他还著有《主制群徵》、《主教缘起》等宗教著述。他以孜孜不倦的努力,在西学东渐之中成就了一番不可磨灭的成绩。
二、利玛窦
利玛窦在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传教。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王应麟所撰《利子碑记》上说:“万历庚辰有泰西儒士利玛窦,号西泰,友辈数人,航海九万里,观光中国。”
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通过“西方僧侣”的身份,“汉语著述“的方式传播天主教教义,并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罗雅谷
罗雅谷1593年出生于米兰,是一位地位崇高的法学家之子。在1614年加入耶稣会,并成功的完成了早期的学业,对于数学特别有天份。1617年,在罗马被贝拉明(Cardinal Bellarmino或是Saint Robert Bellarmine)枢机主教授任神父职之后,与44个伙伴一起前往远东地区传教。最早他待在果阿邦学习神学,后来待在澳门。1622年,当澳门被荷兰军队围攻时,他教导居民使用大炮,进而使该市解围。1624年随高一志进入中国,住在山西,学习语言与相关的在地知识。1631年,被传唤至北京历局与徐光启、汤若望、龙华民和邓玉函共事,协助改革中国历法,编修《崇祯历书》。
1638年逝世于北京,享年38岁。许多中国官员都有参加他的葬礼,他被葬于滕公栅栏。
-奇器图说
-利玛窦 (中国天主教开拓者)
-汤若望
自汉代以来,西域狭义上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是指凡是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地区等。
西域到了后来演变为我国的西部地区的含义,所以青海、西藏亦是属于西域的范围。清代的“西域”的范围位东起敦煌以西,西至巴尔喀什湖及葱岭,南至拉萨界,北至俄罗斯及左右哈萨克界,青海西南地域、西藏北部地域很多也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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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人把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地方称作Serindia,由Ser-(赛里斯)和-India(印度)两个词组成,意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地方”。
中国史书把这个地区称作“西域”,指甘肃玉门关以西地区,相当于现代地理概念的“中亚”。在中国史书中,西域所涵盖的地理范围更为广泛,有时还包括西亚,埃及乃至东罗马。
文字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根据这个标尺,剑桥大学丹尼尔(GDaniel)教授在1968年提出,全世界最古老的、独立起源的古文明发“六大文明”。
其中,旧大陆有四个: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印度;新大陆有两个:墨西哥和秘鲁。所谓“西域文明”,则指世界四大古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之间产生的文明。
西域三十六国最初使用汉文。本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AStein)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尼雅古城,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在罗布泊北岸土垠遗址,相继发现西汉王莽年间的汉简。
西行求法并留下经行记的僧人,最著名的是唐初的玄奘。以其西行取经为蓝本创作的长篇小说《西游记》,使玄奘(即唐僧、唐三藏)妇孺皆知。而印度当代史学家曾指出,如果没有记载玄奘西行的《大唐西域记》流传至今,就没办法重建和研究印度中古史。
玄奘不像法显,从陆上去,从海上还,他来去都是路经西域的。唐太宗贞观三年(629)离境西行,贞观十八年(644),负经东归。路经楼兰/鄯善故地,是他在西域的最后一段行程。
《大唐西域记》中,玄奘这样记述楼兰王国故地见闻:(东入沙碛)行二百余里,到尼壤城,“芦草荒茂,无复途径”,却不见居民。行四百余里,至覩货逻故国。
“国久空旷,城皆荒芜”。东行六百余里,到且末。“城郭岿然,人烟断绝”。东北行千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不但未见居民,连其地也成为“故国”。
_西域(今玉门关以西地区)
这两部正史中都单独有一篇《西域传》,表明历经两汉以来数百年的探索,中原王朝对河西走廊以外的广阔天地有了更加深入详实的了解。张骞、班超、甘英等豪杰凿通西域,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新鲜而丰富的域外地理知识,沟通了中西物质文化交流。《后汉书·西域传》云:“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就是对这一成就的总结。
乌孙、龟兹、焉耆、若羌、楼兰、且末、小宛、戎卢、弥、渠勒、皮山、西夜、蒲犁、依耐、莎车、疏勒、尉头、温宿、尉犁、姑墨、卑陆、乌贪訾、卑陆后国、单桓、蒲类、蒲类后国、西且弥、劫国、狐胡、山国、车师前国、车师后国、车师尉都国、车师后城国。
1、龟兹国
龟兹国(拼音qiū‘cí,梵语Kucina)又称丘慈、邱兹、丘兹,是中国古代西域大国之一,汉朝时为西域北道诸国之一,唐代安西四镇之一。为古来西域出产铁器之地。
龟兹古代居民属印欧种。回鹘人到来后,人种和语言均逐渐回鹘化,龟兹国以库车绿洲为中心,最盛时辖境相当于今新疆轮台、库车、沙雅、拜城、阿克苏 、新和六县市。
2、楼兰国
楼兰国是西域古国名,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代小国,国都楼兰城(遗址在今中国新疆罗布泊西北岸)。
公元前77年楼兰国更名鄯善国,并迁都泥城,向汉朝称臣,原都城楼兰城则由汉朝派兵屯田,西南通且末、精绝、拘弥、于阗,北通车师,西北通焉耆,东当白龙堆,通敦煌,扼丝绸之路的要冲。
国人属印欧人种,语言为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由于孔雀河的改道,罗布泊水萎缩,生存环境日益恶劣。
约公元422年以后,楼兰城民众迫于严重干旱,遗弃楼兰城,逐渐南移,鄯善国(楼兰国)先后并吞了婼羌、小宛、精绝、且末等国,成为西域七强之一,公元448年北魏灭鄯善国。前后经历了约600余年的鄯善国(楼兰国),至此灭亡。
3、小宛
丝绸之路南道之南的小国,位于今新疆且末县境内的南部山区,确地不详。汉朝时有人口1050人,约150户,养兵200人。都城在扜零城,职官有辅国侯、左都尉、右都尉等。
4、戎卢
戎卢,古西域国名,于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丰县内。据《汉书》记载,戎卢国距离西汉首都长安八千三百里,东与小宛比邻、南与婼羌接壤。该国约有一千六百多人,兵力有三百余人。戎卢国的灭亡时间不详,但是知道戎卢国最后是被于阗兼并的。
5、西夜
西夜国是丝绸之路南道小国,又名漂沙 。位置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叶城县境,一说叶城县城西南的乌夏尔巴什即其国都所在地。 西汉时其王在呼犍谷。有4000人,350余户,养兵1000人。
人种与羌人相类。经济以游牧为主,地产玉石。东汉时人口达万余人,户增至2500,养兵达3000人。国分为西夜与子合两部 。东汉初,为莎车所破,东汉末被疏勒所并。
北魏时国名又改称“悉居半”。唐代称“朱俱 波”或“朱居”,国力且有发展,曾并吞帕米尔高原上的蒲犁国、德若国和依耐国。其王族为疏勒人,语言与于阗语大同小异。
——西域三十六国
——西夜
——戎卢
——小宛
——楼兰古国
——龟兹国
西域大夏国之名,是张骞出使西域回来后首次提及的西域古国之一,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有此记载:“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馀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馀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1] 与西方历史做比较,大夏究竟是指哪个国家,目前大致有两种意见: 1) 大夏即希腊人所建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如《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2]等持此说。 2) 大夏即吐火罗,如《辞海》(1999年版)[3]等持此说。 由于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其《地理学》第11卷8章2节中,记载了吐火罗(Tokhara)等四民族渡药杀水(锡尔河)南下,从希腊人手中夺取巴克特里亚的事件[4]。而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几乎与张骞出使西域的时间同期,这为确定大夏究竟是吐火罗(Tokhara),还是被吐火罗(Tokhara)推翻的巴克特里亚增添了难度,以至于至今也未能达成一致。 目前,持大夏即巴克特里亚一说的,大多将吐火罗对应于原籍在中国后来西迁至西域的大月氏或为大月氏的一部分[5]。而持大夏即吐火罗一说的,则大多认为大夏人原籍在中国,后来西迁至西域并攻占了巴克特里亚。[6] [7] [8] 一、大夏与大月氏 在正史中,大夏之名始见于《史记》[9],与大夏经常同时出现的国名则有大月氏。此后的《汉书》[10]、《后汉书》[11]等对大夏和大月氏的记载与《史记》基本相同。《三国志》中未见大夏和大月氏之名。《晋书》在“大宛国”条中提到了大月氏[12],但未见提到大夏。 《魏书》[13]和《北史》[14]中始见有吐呼罗国,同时还都列有大月氏国,但皆未见大夏之名。此外《北史》中还列有吐火罗国[15]。《隋书》中列有吐火罗国,在“康国”条中提到了月氏之名[16]。《旧唐书》中无大月氏国和吐火罗国,但在“罽宾国”条中提到了大月氏、在“波斯”条中提到了吐火罗[17]。《新唐书》中列有“吐火罗”条:“吐火罗,或曰土豁罗,曰睹货逻,元魏谓吐呼罗者。”[18]按《新唐书》的说法,《魏书》和《北史》中的吐呼罗就是吐火罗。《新唐书》中还记载:“挹怛国,汉大月氏之种。大月氏为乌孙所夺,西过大宛,击大夏臣之。治蓝氏城。大夏即吐火罗也。”[19]《新唐书》所提到的大夏,显然是指汉时大夏,而现在则是吐火罗。 观古籍可知,大夏之名见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中,而吐火罗之名(或同音异字)则见于《魏书》、《北史》、《隋书》、《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大夏和吐火罗之名分别出现在两个时期,即汉时西域有大夏、大月氏而无吐火罗,北朝及以后的西域则有吐火罗、大月氏而无大夏。 鉴于北朝及以后的史籍中吐火罗和大月氏并列出现,所以将吐火罗对应于大月氏显然不妥,就是对应于大月氏的一部分也是很牵强的。相反,大夏与吐火罗之名的分期出现,则为大夏即吐火罗一说带来了较为有利的信息和旁证。 二、大夏与吐火罗 主张大夏即吐火罗的学者认为,“大夏”正是吐火罗(Tochara)的精确音写[20],或为西方记录中所载“Tokhara”之对音[21]。但究竟如何“精确音写”或“对音”,却一直未有学者做明确的表述。下面试图从语言历史学的角度,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西晋末年,中原大地发生了所谓“五胡乱华”事件。《晋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以后,中原地区的汉族因躲避战乱而纷纷南迁至长江以南地区。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对此做了大幅描写:“汉族人大量流亡,落后族大量内迁,是从西晋末年开始的,到隋文帝灭周才告结束”。十六国时期,数十万匈奴、羯、鲜卑慕容部等族入塞,最后均融入汉族;北朝时期,鲜卑族在黄河流域建立了魏国,这期间,北方各族更是大规模南迁。经过几百年的各族迁移,结果是“隋唐时期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汉族,实际是十六国以来北方和西北方许多落后族与汉族融化而成的汉族”。[22] 语言学家们认为,经过五胡乱华事件后,中国北方方言的语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3]“总的说来,普通话的语音系统跟古代汉语的语音系统比较,是大大简化了,而南方各方言,却不同程度地保留了较多的古音成分。如吴方言在声母方面保留了古浊声母和清声母的区别。”[24]因而“现在的吴语是中古北音的继承者。”[25]按语言历史学,晋以前北方地区的语言是中古北音,晋末以后则演变为现代北方方言(普通话)了。 既然“现在的吴语是中古北音的继承者”,那么就用现在的吴语来读一下“大夏”两字吧。以下便是用吴语中的上海方言所读“大夏”两字的音(采用国际音标注音): 大 [26] 夏 [27] 用上海方言读“大夏”,其读音与“吐火罗”读音很接近,而与“睹货逻”读音则几乎一致。这完全证实了北朝以后用北方方言所读的“睹货逻”之音就是晋以前用中古北音所读的“大夏”之音。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将“吐火罗”正音为“睹货逻”[28],可见这是唐玄奘亲耳所闻之记录,非常准确和忠实。同时也反映出自北朝至唐,北方方言一直在变化之中。 综上分析,大夏与吐火罗(睹货逻)完全就是同音异写,大夏即吐火罗,正如《新唐书》所说的那样。 结 语 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史籍的比较分析,由于史籍中大夏与吐火罗从未同时期存在过,而吐火罗与大月氏则有同时出现的情况,所以将吐火罗(Tokhara)对应于大月氏,将大夏对应于巴克特里亚的说法显得过于粗糙。 通过语言历史学的研究分析,用现代吴语(即中古北音)读“大夏”,其音与用北方方言(普通话)读“睹货逻(吐火罗)”之音相同,因此可以证实:大夏即吐火罗。 从地域角度看,无论是巴克特里亚、大夏,或是吐火罗、大月氏,它们都曾经被用作今阿富汗北部阿姆河流域的地名。但作为国家或民族,巴克特里亚、吐火罗、大月氏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概念,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国家或民族。而中国史籍所记载的西域大夏国,应当是后期史籍中记载的吐火罗,也是西方史料中的吐火罗(Tokhara),而决不是巴克特里亚王国。
西汉初年,西域有36国。各国的社会情况各不相同。依《史记.匈奴列传》,此地被匈奴控制有二十九国,按《汉书.西域传》后来汉武帝时改为三十六国,以《续汉志》哀平时,有五十五国。 各国名单以胡注通鉴如下:「西域始通于汉凡三十六国,其后分置五十余国:婼羌、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扜弥、渠勒、皮山、乌秅、西夜、蒲犁、子合、依耐、无雷、难兜、罽宾、乌弋山离、犁鞬、条支、安息、大月氏、大夏、康居、奄蔡、大宛、桃槐、休循、捐笃、莎车、疏勒、尉头、乌孙、姑墨、温宿、龟兹、乌垒、渠犁、尉犁、危须、焉耆、乌贪訾离、卑陆、卑陆后国、郁立师、单桓、蒲类、蒲类后国、西且弥东且弥、劫国、山国、狐胡、车师前、后王是也。」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建元类卯三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当时在现新疆境的西域三十六国,经考证在如下地方: (一)乌孙——现新疆伊宁市及附近几县是乌孙当时一部分。绝大部份为俄国侵占。 (二)龟兹——现新疆库车、拜城一带。 (三)焉耆——现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一带。 (四)于田——现新疆和田一带。 (五)若羌——现新疆若羌东南,罗布泊西北,离古阳关最近。 (六)楼兰——现新疆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罗布泊旁沙漠中。后改国名,为鄯善。现存有楼兰遗迹。 (七)且末——现新疆且末县西南,现有周围二十里古城兀立,墙垣断续。唐玄奘取经,在此停留过。 (八)小宛——现新疆且末臣河南,有人口只有一千五百多人,国家最小。 (九)戎卢——现新疆于田县南。 (十)弥——现新疆南疆策勒县东。 (十一)渠勒——现新疆策勒县南。 (以上四个小国,全在现和田东部一带,均已被塔克拉玛干沙漠湮没)。 (十二)皮山——现新疆皮山县东南,藏桂附近,尚有汉皮山国城墟,当地人叫破城子。 (十三)西夜——现新疆皮山西南。 (十四)蒲犁——现新疆叶城东一带地方。 (十五)依耐——现新疆英吉沙东南东勒库尔依耐和蒲犁两国虽小,但是汉唐以来东西交通要道。唐玄奘从天竺(现印度)取经回国,取道于此。 (十六)莎车——现南疆莎车县,后被于田吞并。 (十七)疏勒——现新疆喀什市和疏勒县一带。 (十八)尉头——现新疆南疆乌什、巴楚地。 (十九)温宿——现新疆阿克苏和温宿一带。 (二十)尉犁——现新疆库尔勒、尉犁地方。后被焉耆吞并。 (二十一)姑墨——现新疆南疆拜城一带。 (二十二)卑陆——现新疆阜康县以北 (二十三)乌贪訾——现新疆离现玛纳斯北和昌吉附近。 (二十四)卑陆后国——现新疆阜康县东。 (二十五)单桓——现新疆玛纳斯东北。 (二十六)蒲类——现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西北。 (二十七)蒲类后国——现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西北。 (二十八)西且弥——现新疆乌苏县东南。 (二十九)东且弥——现新疆昌吉县以西。 (三十)劫国——现新疆呼图壁东北。 (三十一)狐胡——现新疆吐鲁番以北。 (三十二)山国——现新疆南疆尉犁县东。 (三十三)车师前国——现新疆吐鲁番交河城。 (三十四)车师后国——现新疆乌鲁木齐及附近地方。 (三十五)师车尉都国现新疆吐鲁番东南。 (三十六)车师后城国现新疆奇台周围。 此外,还有大宛、安息、大月氏、康居、浩罕、坎巨提、吉宾、乌弋山离等十几个小国为西域国家,现在中亚及阿富汗、印度等国境内。 三十六国中,一部分是游牧部落,另一部分是城郭之国。《汉书》说乌孙南与“城郭诸国”相接,即指上述类似城邦的城郭之国。在塔里木盆地广袤的戈壁上,散布着一处处绿洲,在较大的绿洲中心建有城堡,城中有王,统治周围的农村和牧区,于是形成一个个城郭之国,简称城国。 西汉时,城国中人口最多的是龟兹,有6970户,81317人;其次为焉耆,32100人;第三是姑墨,24500人。万人以上的国家有扜弥20040人,于阗19300人,疏勒18647人,莎车16373人,都善14100人。此8国为当时西域的大国和比较重要的国家。万人以下5000人以上的有尉犁、温宿、车师前国等3国。 5000人以下1000人以上的有危须、皮山、精绝、乌秅、渠勒、戌卢、且末、小宛等8国。单桓最小,仅27户,194人。20个城国共有33756户,271554人,约占西汉西域总人口的83·6%。 乌孙,有士兵18万8千8百人。最早是塞人(白种人)最强,后来塞人被月氏人击败。汉景帝时乌孙又把月氏人打败了。失败的月氏又击败了大夏,于是居住在大夏,有兵十万人。楼兰比较出名,但只有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西域大国还有康居国有兵十二万人,大宛国有兵六万人。 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相,大禄,左右大将二人,侯三人,大将、都尉各一人,大监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骑君一人。东至都护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内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B322。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刚恶,贪狼无信,多寇盗,最为强国。故服匈奴,后盛大,取羁属,不肯往朝会。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 其他国家都很小,历史上的记载也很少,难以查证。
西域从汉武帝刘彻时起属于汉朝。西域三十六国是:婼羌、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扜弥、渠勒、于阗、皮山、乌秆、西夜、子合、蒲犁、依耐、无雷、难兜、大宛、桃槐、休循、捐毒(今乌恰县)、莎车、疏勒、尉头、姑墨(今阿克苏县)、温宿(今乌什县)、龟兹(今库车县)、尉犁、危须、焉耆、姑师(车师)、墨山、劫、狐胡、渠犁、乌垒。三十六国中,一部分是游牧部落,另一部分是城郭之国。
总的来说就是,民族很多很杂,有的时期就是叫匈奴,有的时期叫做突厥
本文2023-08-21 15:27:02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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