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原：熔铸的执着

　　熔铸的执着

　　——论绿原诗歌中的理性化色彩

　　张立群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100089)

　　作为绿原的诗友，著名诗人牛汉曾经在《荆棘与血液——谈绿原的诗》一文中这样评价过：“从诗的角度来说，我倒觉得绿原诗里一直有着一种时起时伏、若明若暗的理念化倾向。”[1] 而在《绿原的诗》一文中，著名诗歌评论家周良沛则又有“绿原诗中表现的全部知性，起先都是来自自身的不幸遭遇和各个时期在底层人民之间而有的活生生的感受、思索和剖析，以及同时接受的先进的——由切合抗战现实的民族的、爱国的思想到马列思想的引导。由于有这些思想准备，他又是诗人，必定会发而为诗，发而为‘知性’强的诗，但决不是概念化的诗的哲理和哲理的诗。有思想的自觉，有艺术的自觉，才有‘将太阳同向日葵溶解在一起’的诗。”[2] 虽然，上述两种评价在表面的概念使用上存有不同，但如果联系诗人绿原的具体创作和生活历程的话，我们似乎不难发现：诸如“理念化”、“知性”以及“哲理”等词语（事实上，关于类似的论述远远超过以上所列举的）尽管有语义色彩和程度之间的差别，但它们在具体指涉绿原的诗歌时，其整体含义却是基本相同的，即这些词语最终所要说明的都是贯穿绿原诗歌写作中的“理性化色彩”。那么，这种“理性化色彩”究竟如何在绿原的诗歌写作中予以呈现并展开其历史情境的呢？所谓“熔铸的执着”正是以此为逻辑起点进行阐述的。

　　一

　　尽管，最初登上诗坛的绿原是以《童话》诗集的方式，让众多读者在他的“童音”与梦一般的天国中迷醉，而徜徉于其“童话”中那奇妙、梦幻与淡淡哀伤的境界，也会让令人不自觉的想起曾经一度流行于30年代诗坛的、如卞之琳式的现代派诗歌 [3]。但即使在这一时期，诗人也往往在类似“不是没有诗呵，/是诗人的竖琴/被谁敲碎在桥边，/五线谱被谁揉成草发了。// 杀死那些专门虐待青色谷粒的蝗虫吧，/没有晚祷！/愈不流泪的，/愈不需要十字架；/血流得愈多，/颜色愈是深沉的。// 不是要写诗，要写一部革命史啊。”（《憎恨》，1941年）的诗句中，以“浑身都是敏感的触角”[4]的方式传达出诗人当时险恶的生存环境，以及战争的烽烟正焚毁那一个个如梦般的“童话”。而后，在建国前7年的时间里，绿原便进入了其怒张式的政治抒情诗时代。在《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1944年)、《终点，又是一个起点》(1945年)、《复仇的哲学》（1946年）、《伽利略在真理面前》（1946年）等作品中，绿原不但关注时代风云以及挣扎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物的命运，而更为重要的是，绿原正在这些具有时代性和战斗力的诗篇中和过去的自我进行“告别”。于是，在诸如“有战士诗人/他唱真理的胜利/他用歌射击/他的诗是血液/不能倒在酒杯里”（《诗人》，1949年）、“人活着/像航海//你的恨，你的风暴/你的爱，你的云彩”（《航海》，1949年）的诗句中，诗人对真理的追求、战士的认可、人生的理解正以理性融合情感的方式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建国前在绿原诗歌中呈现出的“理性化色彩”以及诗风前后的转变，除了与诗人自觉反叛当时黑暗专制社会以及适应时代要求有关外，还与埋藏于绿原心中的幼年生存体验有关。绿原从小父母双亡，是在比他年长十九岁哥哥的抚育下长大成人的。父母的过早离世、几个姐姐相继送人当了童养媳，以及生活的清苦，不但使他缺少儿时的快乐，而且也造成了他身体上的羸弱以及性格上的内向、心灵上的孤寂。这种现实的生存环境不能不在诗人幼年的记忆中留下所谓“苦难的心理原型”，因而，虽然最初的绿原是以一种单纯、透明、充满幻想的“童音”方式登上了诗坛，但这种在详细考察诗人生平之后的“独特表达方式”除了是寄予一种对不幸童年的精神补偿外，更多是在于具体表达方式与创作风格上的不同。而一旦外在的环境再度发生变化和诗人自我逐渐在成熟的嬗变中走向广阔的“大我”空间后，那么，这种潜在的因子就会适时而发，并在犀利与备份中释放出哲理与思辨性的色彩。而从“童真”到“莽汉”的转变过程不但是绿原建国前诗歌创作的整体趋势，同时，也无疑是符合诸如“七月诗派”那种融合时代、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之“创化”的历史特点的。[5]

　　自1949年下半年创作出《从一九四九年算起》，到1959年写成《又一名哥伦布》之前，绿原进入了他创作上的一段“低回时期”[6] 。在这一时期内，虽然新中国的诞生让诗人感受到了无比的幸福，但由于长期忙于机关工作，无法更深入地进入到生活的内部，所以，完成于这一时期的诗歌大多显得有些空泛乏力，而这，对于始终在诗歌创作上有不懈探索精神的绿原来说，无疑是可以明显感受得到的。写于1953至1954年间的《雪》（1953年）、《快乐的火焰》（1954年）、《小河醒了》（1954年）等作品，是诗人努力摆脱束缚之后的创作，其朴实、活泼、自然、明朗的生活气息曾一度让人耳目一新。然而，无论就当时的发表机会，还是1955年的身陷囹圄，都使得这种探索被人为的中断了。

　　1955年5月13日，绿原因“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被投入监狱。至此基本中断创作达20余年之久，直到1979年才获得重新发表作品的机会。然而，监狱的生涯并没有使其意志彻底消沉，在1955至1962年单身监禁的七年里，绿原虽然在心灵上遭受炼狱式的煎熬，但他依旧通过顽强自学的方式，练就了德语翻译的技能。对苦难的反复咀嚼和深入灵魂的体验，不但使其意志得到了巨大的磨练，同时，也为其深刻认识人生、社会、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完成于这一时期的著名的“潜在写作”文本《又一个哥伦布》（1959年）、《手语诗》（1959年）、《面壁而立》（1960年），以及完成于十年浩劫中的《重读〈圣经〉》（1970年）、《信仰》（1971年）等均在“理性化色彩”方面达到了诗人的顶峰。与此同时，诗人也由于其坎坷的经历、中年的成熟心态，渐次达到了诗歌艺术与自我人格意义上的双重成熟。在最近一次接受访谈中，绿原在回忆80年代初期重获新生后的具体诗歌创作时曾经说道：“停笔二十多年，到八十年代重新拿起笔来，我发现距离自己过去的艺术思维很远了，对过去的作品几乎不认识，在感情上已经无法相互交流。原来我已开始变成一个老人，对很多事物不再是从前的感觉和看法，所以在我的笔下，诗风、文风也就跟从前不大一样了。多年来，我已不再写那种激昂的政治抒情的作品，也没有《童话》式的唯美的诗句。现在我写诗试图表现的，只是自己对于人生的一点感悟。所以，我的诗风比较沉稳，和从前的风格相比，几乎判若两人。这里有很多原因，主要是我经历了太多的变故，再写，在思想感情上已不可能像青少年时代那么单纯了。”[7]这足以证明诗人重新面对诗歌时无论从心态，还是从情感方面都已经有了崭新的认识，不过，在这种认识中，集中传达的仍然是一种理性化的东西。而完成于这一时期的《秋水篇》、《高速夜行车》以及90年代的《忆昙花一现前后》、《读冯至〈十四行集〉》、《紫色雨》等都是以较为典型的哲理诗、具体象征和寓言的方式以及对生命的深刻感悟与认知，对这种“理性化色彩”进行了具体而外在的表达。

　　至此，我们在全面联系诗人生活经历的前提下，已经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常常弥漫于绿原诗歌中的“理性化色彩”的具体成因了：除了幼年的苦难经历和适应时代性、社会性的外在要求之外，生存背景的强烈转变、炼狱式的生涯、岁月流逝中成熟与坚定都是形成这种理性化色彩的重要原因。当然，在此过程中，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绿原本人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兼备古今中外哲学、历史、文学等多方面知识的事实。于是，所谓的“理性化色彩”便在绿原的诗歌中以多样化、多层次、多角度的方式予以展开了。

　　二

　　纵观绿原的诗歌创作历程，可以清楚地发现：所谓的“理性化色彩”大致是从如下几个方面予以表达的。首先，是强烈的理性思辨色彩。写于1948年的《诗与真》虽然在知名程度上无法与后期的一些广为人们传诵的作品相比，但在这首题记为“诗没有技术 真理没有衣服 人没有世故”的短制当中，绿原还是以“诗是人类底兄长/它指责生活底幻想/诗给人以高度的自由/人必须有海水的方向/诗和真理都很平常/诗决不歌颂疯狂//人必须用诗找寻理性的光/人必须用诗通过丑恶的桥梁/人必须用诗开拓生活的荒野/人必须用诗战胜人类的虎狼/人必须同诗一路勇往直前/即使中途不断受伤”的直抒胸臆的方式表达了他对诗歌如何乃至为何寄予理性（或曰诗人对自我诗歌功能）进行了一种形象的表达。而在稍后的《诗人》（1949年）当中，绿原又以“解读诗人”（诗歌内容，见上）本身的方式，对诗歌写作者本身寄予了一种理性的承担。自然，在这种前提下，诗人诗歌中的“理性化色彩”就获得了相对稳定意义上的“写作基础”。

　　如果说当年的“童话”诗歌常常由于天真、明朗和淡淡的哀伤而掩盖了诗人心中童年的苦难经历，那么，炼狱时期的绿原已经将诗歌中的“理性”暴露的一览无遗。以著名的《又一名哥伦布》为例，在这首写于囹圄时期的作品之中，绿原通过古今中外的对比与象征，将自己比喻为500年前航海探险的哥伦布。然而，对比当年乘坐“圣玛丽娅”号航船、在空间无边无际的海洋上行进的哥伦布，今天的“哥伦布”却是以单身牢房为孤独的“圣玛丽娅”在时间的航线上“没有分秒，没有昼夜”——

　　这个哥伦布形削骨立

　　蓬首垢面

　　手捧一部“雅歌中的雅歌”

　　凝视着千变万化的天花板

　　漂流在时间的海洋上

　　他凭着爱因斯坦的常识

　　坚信前面就是“印度”——

　　即使终于到达不了印度

　　他也一定会发现一个新大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的哥伦布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虽然，“他终于没有到达印度/却发现了一个新大陆”；然而，今天中国式的“哥伦布”却只能凭借着“常识”和“坚信”去寻找“新大陆”。诗结尾处的“即使终于到达不了印度/他也一定会发现一个新大陆”已经清楚地说明这个代表真理与目的的“新大陆”在当时是无法获得任何承诺的。不过，正是这样一种可以坚定信念的意志，却使诗人当时的艰难处境、忧患意识以及透过诗歌可以体验到的宽广意境得到了深刻的表达。

　　《重读〈圣经〉》是绿原在这一时期另外一篇重要的作品。在这首可以与《又一名哥伦布》并称为“双璧”的诗中，绿原以“‘牛棚’诗抄第n篇”的别样自诩和借喻的方式，将《圣经》神话故事与现实高度融合在一起：

　　今天，耶稣不止钉一回十字架，

　　今天，彼拉多决不会为耶稣讲情，

　　今天，马丽娅马格达莲注定永远蒙羞，

　　今天，犹大决不会想到自尽。

　　这时“牛棚”万籁俱寂，

　　四周起伏着难友们的鼾声。

　　桌上是写不完的检查和交代，

　　明天是搞不完的批判和斗争……

　　“到了这里一切希望都要放弃。”

　　无论如何，人贵有一点精神。

　　我始终信奉无神论：

　　对我开恩的上帝——只能是人民。

　　整首诗不但笔力沉重、深刻犀利，而且，又在不失明朗、乐观的情怀中浸透了诗人对人生、世道的深入思考，因而，其本身投射出来的厚重感、批判意识以及自觉的理性思辨色彩，也就在同类作品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与强烈理性思辨色彩相对应的是绿原诗歌中的哲理化倾向和知识化倾向。哲理化色彩以及知识化色彩是绿原诗歌的另一显著特征，同时，也可以视为是理性化色彩的又一外在表现。当然，所谓哲理化倾向往往由于其含义的原因而具有内在的层次感。在《绿原论》一文中，陈丙莹曾这样论述道：“有的论者认为哲理化是绿原诗歌的致命伤。事实上恰恰相反，绿原政治诗的独创性正在于他把哲理的艺术引入革命诗、新诗。我们还没有见到有哪一个诗人如绿原这样重视哲理，大量地运用哲理，如此成功地把哲理诗化。”[8] 确然，浸透于绿原诗中的哲理由于时代语境和诗人个性特点的原因，并非是那些现代玄学派的沉思与默想，而是融合社会现实、革命哲学的以及生命体验的一种理性发挥。比如，在绿原闻名一时的政治抒情诗中，读者不但可以能够体会到情感的激越，而且，还能在同时得到一种思索的激发。因而，这种融合情感、但又并非裸露理念的作品，就并不仅仅是写出了人生的哲理，更重要的是，它们还以激动人心的方式，让读者在阅读与思考中通向诗的哲理。

　　在绿原诗歌哲理化表征的过程中，常常时隐时现于诗人作品中的宗教意识以及宗教情怀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事实上，许多研究者已经在《重读〈圣经〉》等作品中发现了绿原的宗教情怀（如巴巴拉·霍斯特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耶稣》中“关于绿原的《重读圣经》”的论述），而反复在作品中出现宗教人物、宗教题材、宗教色彩，在绿原的诗歌中也并非只占领少数地位。但在这些诸如“晚祷”、“十字架”等意象、类似以诗解读宗教故事的篇章，以及诗人在受难之后于炼狱环境下写出的大量作品中，最终与宗教救赎相关的却是如何思考现实的社会人生与永恒的真理。比如，在《伽利略在真理面前》（1946年）这个与“中世纪教会”密切相关的作品中，诗人的最终目的是要引申到现实中的“政治犯”、“人的标准”以及对真理的追求。所以，这些所谓的宗教意象到最后也就成了一种表达哲理化倾向的“符号象征”，并在狂飙似的政治理性冷却下来之后，转化为一种特定哲学理性的物质承担。

　　同样地，知识化倾向在绿原诗歌的“理性化色彩”当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这里所谓的“知识化”并非就是简单指向绿原大量阅读之后，在作品中常常表现出的知识性倾向，它在某种程度还指代绿原诗歌接受的诗学影响乃至师承关系。早在考察建国之前绿原诗歌的创作过程时，有论者便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气质与歌德性格的重叠，便代表了绿原追求的最重要的方向”[9] ，而生性好学和受难之后自我排遣时的阅读与补充，也无疑为这种知识性的写作素养创造了“客观的条件”。因而，在后来的《歌德二三事》、《西德拾穗录》、《秋水篇》等作品中，俯仰古今，熔哲学、历史、文学于一体，不但表现出一种更为深远的境界，而且，还常常在个性气质、知识融合的过程中，传达或曰加重了诗人诗歌原来就存有的“理性化色彩”。或许正因为如此，熟悉绿原诗歌创作的友人才会进行如下的评价：“如果说，解放初期新诗歌创作中那种缺乏艺术感染力的空洞歌颂，与他诗创作上潜伏的理念化倾向容易不自觉地合拍起来；那么他后来多年在孤独中被迫冷静思考问题的经历，他从事文艺理论翻译的习惯，以及他的诗作固有的冷峻的论辩性质，更从诗人主观上助长了那种理念化的倾向。”[10]

　　最后，融形象、情感于一体也是绿原诗歌“理性化色彩”的重要特征。强调“理性化色彩”的诗歌往往由于侧重理性的表达，而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排斥诗歌的情感与具体的形象。但是，如果一旦形象和情感过度的得以放逐，则会使诗歌的说理变得生涩、干枯。绿原是一位善于处理诗歌情、理以及形象的诗人。他不但常常通过非凡的想象设造哲理的具体形象与象征，同时，熟识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也造就了他诗歌中可以以诸多知识化形象来拓展了联想的广度和深度，而且，绿原的许多成功的哲理诗也并不晦涩。

　　与以形象说理相一致的还有绿原诗歌中浓郁的抒情性。许多研究者都曾经注意到绿原一生很少写过情诗，然而，这并不是诗人缺乏抒情的依据与理由。事实上，从“童音”时期开始，绿原的诗歌就已经表现出了坦诚而率真的抒情性；政治抒情诗时代的绿原更是以浓郁的感情色彩、尖锐有力的讽刺，将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和黑暗社会的愤怒发挥到了极致。只不过，绿原很快由于所谓的“反动集团”而被陷入了逆境，于是，其情感的抒发也相对变得内敛，其形象表达也显得相对深沉。但是，这样的现实条件也造就了绿原诗歌理性表达的均衡性。在《又一名哥伦布》、《重读〈圣经〉》等篇章里，生动感人的形象与深刻哲理、内蕴的情感相互契合所产生的力量是动人心魄的。而自新时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呈现在绿原诗歌中那种近乎超然的心态、深刻的理性则正是这种多重结合在岁月淘洗下的自然延伸。

　　正如绿原在一部诗集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诗人是在生活之中，不是在舞台之上。生活远比舞台更宽广，更严峻，更难通向大团圆的结局。因此，诗人只能够、也只应该按照生活的多样化的本色，来进行探险式的创作，而不能是，也不应是舞台上常见的、用一种程式向观众展示一段既定人生的表演艺术家。”[11] 贯穿于绿原诗歌中的“理性化色彩”是对真理的追求、对艺术的执着、岁月的坚定等多方面因素共同熔铸的结果。虽然，绿原并没有以理论和口号的方式宣扬过自己的诗歌追求，但对诗歌理性的真善美追求却始终伴随着他的创作实践，并在时光延展的过程中，逐渐融入他的生命并进而成为其生存的重要方式。因此，无论就三言两语就能启发读者的心智，还是诗人本身将诗歌视为崇高而神圣的事业，都是其艰难、孤独但又不乏自信的诗歌旅程的必然结果。“但诗不能有庸俗的胜利/理想和果实最后总归可能”，绿原诗歌的理性化色彩是血肉熔铸后的一次结晶，而熔铸过程中的执着则是引人瞩目的一次心路历程。

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年出生在意大利，自幼热爱航海冒险。他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十分想往印度和中国。当时，地圆说已经很盛行，哥伦布也深信不疑。他先后向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等国国王请求资助，以实现他向西航行到达东方国家的计划，都遭拒绝。一方面，地圆说的理论尚不十分完备，许多人不相信，把哥伦布看成江湖骗子。一次，在西班牙关于哥伦布计划的专门的审查委员会上，一位委员问哥伦布：即使地球是圆的，向西航行可以到达东方，回到出发港，那么有一段航行必然是从地球下面向上爬坡，对于帆船怎么能爬上来的问题，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哥伦布也只有语塞。另一方面，当时，西方国家对东方物质财富需求除传统的丝绸、瓷器、茶叶外，最重要的是香料和黄金。其中香料是欧洲人起居生活和饮食烹调必不可少的材料，需求量很大，而本地又不生产。当时，这些商品主要经传统的海、陆联运商路运输。经营这些商品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极力反对哥伦布开辟新航路的计划。哥伦布为实现自己的计划，到处游说了十几年。直到1492年，西班牙王后慧眼识英雄，她说服了国王，甚至要拿出自己的私房钱资助哥伦布，使哥伦布的计划才得以实施。

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受西班牙国王派遣，带着给印度君主和中国皇帝的国书，率领三艘百十来吨的帆船，从西班牙巴罗斯港扬帆出大西洋，直向正西航去。经七十昼夜的艰苦航行，1492年10月12日凌晨终于发现了陆地。哥伦布以为到达了印度。后来知道，哥伦布登上的这块土地，属于现在中美洲加勒比海中的巴哈马群岛，他当时为它命名为圣萨尔瓦多。

1493年3月15日，哥伦布回到西班牙。此后他又三次重复他的向西航行，又登上了美洲的许多海岸。直到1506年逝世，他一直认为他到达的是印度。后来，一个叫阿美利哥的意大利学者，经过更多的考察，才知道哥伦布到达的这些地方不是印度，而是一个原来不为多数欧洲人知道的大陆。但是，在命名上这块大陆却用了证实它是欧洲人所未知大陆这种情况的人的名字命了名：阿美利加洲。哥伦布并不是最早发现美洲大陆的人，“新大陆”狭义上对哥伦布和西方人是“新大陆”，对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来说并不是新大陆，他们早在4万年前就已经到达美洲大陆，大约是在从亚洲渡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的，或者是通过冰封的海峡陆桥过去的。不管是那个哥伦布还是其他西方人登上的美洲大陆，都不是“首先发现”，在他们来之前这里不仅有几千万的居民。美洲土著居民本身就是远古时期从亚洲迁徙过去的。中国、大洋洲的先民航海到达美洲也是极有可能的，但这些都不能改变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重要意义。哥伦布的发现对世界却产生了当时人所料想不到的巨大影响，也成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新航路的开辟其实只是为了哥伦布想要的钱，他才不在乎什么历史的发展。哥伦布的发现成为美洲大陆开发和殖民的新开端，是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哥伦布可以说是黑人奴隶贸易的先祖，作为一个航海者，他固然伟大，但他同时也是一个万恶的殖民者，他在殖民美洲时所做的事是无法想象的。毕竟从一开始，这个伟大的航海家进行航海的主要原因就是黄金，这间接导致了三角贸易。15世纪时欧洲人口膨胀，西方人知道美洲大陆后，使欧洲人有了可以殖民的场所，也有了可以使欧洲经济发生改观的土地、矿石和原材料，但同时，这一发现却导致了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文明的毁灭。14-15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开始快速发展后，欧洲资本主义对原材料的需求和掠夺的希望促使了新航路开辟，之后欧洲人开始对美洲等进行政治的控制，经济的剥削和掠夺，宗教和文化的渗透，大量殖民，使该大陆原住民的土地丧失，成为宗主国的殖民地，文化和生活方式也逐渐发生消亡。

哥伦布的远航是大航海时代的开端。新航路的开辟，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它使海外贸易的路线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从那以后，西方终于走出了中世纪的黑暗，开始以不可阻挡之势崛起于世界，并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成就海上霸业。一种全新的工业文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

　　哥伦布（约1451～1506），Colombo，Cristoforo

　　意大利航海家。生于意大利热那亚，卒于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一生从事航海活动。先后移居葡萄牙和西班牙。相信大地球形说，认为从欧洲西航可达东方的印度和中国。在西班牙国王支持下，先后4次出海远航(1492～1493，1493～1496，1498～1500，1502～1504）。开辟了横渡大西洋到美洲的航路。先后到达巴哈马群岛、古巴、海地、多米尼加、特立尼达等岛。在帕里亚湾南岸首次登上美洲大陆。考察了中美洲洪都拉斯到达连湾2000多千米的海岸线；认识了巴拿马地峡；发现和利用了大西洋低纬度吹东风，较高纬度吹西风的风向变化。证明了大地球形说的正确性。促进了旧大陆与新大陆的联系。他误认为到达的新大陆是印度，并称当地人为印第安人。

　　第一次出航：88人 3艘船

　　第二次出航：1200人 17艘船

　　第三次出航： 6艘船

　　第四次出航： 4艘船

　　郑和，本姓马，小字三保，云南昆阳（今昆明市晋宁县）人，郑和约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出生。由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原因，幼年时的郑和已开始学习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教规。郑和父亲与祖父均曾朝拜过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熟悉远方异域、海外各国的情况。从父亲与祖父的言谈中，年少的郑和已对外界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而父亲为人刚直不阿、乐善好施、不图回报的秉性也在郑和的头脑中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明朝统一云南战争后，郑和给带到南京，受阉，做了宦官后被分到北平，在燕王府服役。郑和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航海家。郑和的才能在他一生所做的各项伟大事业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在航海、外交、军事、建筑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智慧与才识。。从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郑和先后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经东南亚、印度洋远航亚非地区，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航海足迹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七次航行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组织之严密，航海技术之先进，航程之长，不仅显示了明朝国家的强大，也充分证明了郑和统帅千军的才能。

　　永乐三年（1405）五月己卯，“中官郑和等赍敕往谕西洋诸国”；五年（1407）九月壬子，“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还，械至海贼陈祖义等”。

　　永乐五年回加不久复受命出使西洋，永乐七年（1409）回国。

　　第三次奉命出使，至永乐九年（1411）六月乙巳，“内官郑和使西洋诸国还，献所俘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并真家属”。

　　第四次，据《明成祖实录》卷86载，永乐10年（1412）“十一月丙申，遣太监郑和等赍敕往赐满刺加、爪哇……诸国锦绮纱罗彩绢等物有差。”实际上该年郑和并未成行，而是驻军长乐县十洋街，并奏建长乐南山行宫以为官军祈报之所。第二年（1413），又重修长乐南山三峰塔寺；4月，“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回语可佐通信者，乃得西安羊市大清真寺掌教哈三。”直至这一年冬天，郑和才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永乐十三年（1415）七月癸卯，“郑和等第四次奉使西洋等国还。九月壬一寅，郑和献所获苏门答刺贼首苏干刺等于行在。”

　　第五次，永乐15年（1417）五月十六日，郑和在泉州伊斯兰教灵山圣墓行香并勒石纪念，不久即统帅舟师下西洋；永乐十七年（1419）七月戊午，“官军自西洋还”，受到成祖的赏劳。

　　第六次，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癸巳，“郑和等第六次奉使西洋诸国”；永乐二十年（1422）八月壬寅，“中官郑和等使诸蕃国还，暹罗、苏门答刺、阿丹等国悉遣使随和贡方物。”

　　第七次，宣德五年（1430）六月戊寅，“遣太监郑和等赍诏往谕诸番国”。这时，郑和已所届花甲。宣宗诏谕下达后，郑和并未立即成行。第二年（1431）正月，他在太仓刘家港天妃宫刊勒《通番事迹碑》；十一月，又在长乐南山寺刊立《天妃之神灵应碑》，并“驻泊兹港，等候朔风开洋”。直到这一年的十二月九日，他才率船队出五虎门，正式起航。宣德八年（1433），郑和“奉使历忽鲁谟斯第十七国而还”。不久，约在宣德十年（1435），他默默地在南京辞世，终年65岁。郑和墓在南京市南郊牛首山南麓，当地群众俗称“马回回墓”。其后裔自明清以来世代相沿，定期来这里祭扫，从未间断过。

　　明朝祝允明所撰《前闻记》(1525年刻)详细记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行程日期及各地停留之日期，可供参考：

　　人数：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史、事、办事、书算手、医士、铁锚、木艌、搭材等匠，水手、民稍人等，共27550员名。

　　里程：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六日(1431年1月19日)龙湾开舡，十日到徐山，二十日出附子门，二十一日到刘家港，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到长乐港。十一月十二日(1431年12月16日)到福斗山。

　　十二月九日出五虎门，二十四日到占城。(注：自福建五虎门至占城共行船16日。)

　　七年正月十一日开舡，二月六日到爪哇。(注：自占城至爪哇共行船25日。)

　　六月十六日开舡，二十七日到旧港。(注：自爪哇至旧港共行船11日。)

　　七月一日开舡，八日到满剌加。(注：自旧港至满剌加共行船7日。)

　　八月八日开舡，十八日到苏门答剌。(注：自满剌加至苏门答剌共行船8日。)

　　十月十日开舡，十一月六日到锡兰山。(注：自苏门答剌至锡兰山共行船36日。)

　　十日开舡，十八日到古里国。(注：自锡兰山至古里国共行船9日。)

　　二十二日开船，十二月二十六日到忽鲁谟斯。(注：自古里国至忽鲁谟斯共行船35日。)

　　八年二月十八日(1433年3月9日)开船回洋。

　　三月十一日到古里。(注：自忽鲁谟斯至古里国共行船23日。)

　　二十日大综船队回洋，四月六日到苏门答剌。(注：自古里国至苏门答剌共行船17日。)

　　十二日开船，二十日到满剌加。(共行船9日。)

　　五月十日回到昆仑洋，二十三日到赤坎，二十六到占城。

　　六月一日开舡，三日到外罗山。(共行船2日。)

　　九日见南澳山。十日晚，望见望郎回山，六月十四日到碕头洋。十五日到碗碟屿。二十日过大小赤。二十一日进太仓。七月六日到京。二十一日关赐奖衣宝钞。

　　船号：如清和、惠康、长宁、安济、远之类，又有数序一二等号。

　　船名：大八橹、二八橹之类。

　　备注：郑和第七次大航海于1431年1月19日离开南京龙湾港，于1432年1月12日离开福建五虎门，途径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剌、锡兰山、古里国，于1433年1月17日到达忽鲁谟斯(位于今伊朗东南米纳布附近，临霍尔木兹海峡。)，共用两年时间到达目的地忽鲁谟斯。1433年3月9日，离开忽鲁谟斯，1433年7月22日回到南京，回程共用了4个月时间。

　　郑和七次下西洋所经过的国家和地区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共有36个：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刺加、勃泥、办门答刺、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苏禄、加异勒、阿丹、南巫里、甘巴里、兰山、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溜山、孙刺、木骨都束、麻林地、刺撒、祖法儿、竹步、慢八撒、天方、黎代、那孤儿、沙里湾尼（今印度半岛南端）、不刺哇（今索马里境内）。

　　郑和大航海所涉及中外地名解释

　　1、西域

　　在古代，狭义的西域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地区；广义的西域指越过狭义的西域向西所能到达的地主，包括中亚、西亚、印度半岛，直至欧洲东部、非洲东北部。“其西域之西”中的“西域”指狭义西域，若与下文“迄北”对应，似可作“西部疆域”解；“西域忽鲁谟斯国”中的“西域”指广义西域。

　　2、西洋

　　元、明时的西洋，指南海以西(约东经110以西)，相当于今文莱达鲁萨兰国以西的海洋和沿海各地，远至印度半岛、波斯湾及红海沿岸、非洲东北部一带。

　　3、占城国

　　亦称占婆，古国名，在今越南的中南部。中国史籍上曾称之为林邑、环王。当地盛产稻谷，称“占城稻”，为稻谷良种之一，宋时传入我国；郑和下西洋后，占城稻在我国长江、珠江、闽江流域大面积引种、推广。福建省福州长乐一带称此稻为“占谷”或“黄占”，直至三十年前，都是当地高杆晚稻的一个优良品种。

　　4、爪哇国

　　亦即麻口若巴歇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Java Island)。唐代以来的史籍称其地为“诃陵”“ 婆”。该岛北临爪哇海，南滨印度洋，面积126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亿，是印尼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主要城市有雅加达(首都)、万隆、三宝垄、泗水苏拉卡尔塔)、泗水为华裔长乐人聚居地。

　　5、三佛齐国

　　亦即室利佛逝国，梵文Srivijaya的音译，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上的古国，当时都约在今日的巨港(巴邻旁，Balenbang)，位于苏门答腊东南部慕西河畔。

　　6、暹罗国

　　泰国(Thailand)的旧称，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中部。十四世纪中叶，由暹国与逻国合并而成，南临暹罗湾。现首都为曼谷，泰国的华侨 与华裔人数居世南亚首位。

　　7、南天竺

　　天竺为古印度别称，古籍又称天竺为身毒。天竺分北、中、南三部分，南天竺指印度半岛的南部地区。

　　8、锡兰山国

　　亦即锡兰(Ceylan)，或称狮子国，今称斯里兰卡(Srilangka)为亚洲南部岛国，隔保克海峡与印度东南部相望，面积65万平方公里，为佛教古国之一，主要民族为僧伽罗族与泰米尔族。首都科伧坡(Colombo)，位于该岛西南。

　　9、古里国

　　又称“古里佛”，故地约在今印度半岛西南部喀拉拉邦的科泽科德(Koxhikode)一带，为海上交通要冲。明永乐五年(1407)郑和二次下西洋时曾到此访问并立碑纪念。

　　10、柯枝国

　　亦译作“国贞”，故地在今印度西南部的柯钦(Cochin)一带，是航道要冲和重要港口。十五世纪初与我国有友好往来。

　　11、忽鲁谟斯国

　　即霍乐木兹(Hormuz)，又译作和尔木斯，地在今伊朗东南米纳布(Minab)附近，临霍尔木兹海峡，废址在霍尔木兹岛北岸，扼波斯湾出口处，为古代交通贸易要冲，今为对岸阿巴斯港所取代。

　　12、木骨都束国

　　今译作摩加迪沙(Mogadiscio)是被称为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共和国首都，位于索马里东南，临印度洋。13世纪以前建有古城。郑和下西洋曾两度访此。

　　13、南京龙江

　　明初设“龙江船厂”于此。故址在今南京下关三汊河附近的中保村一带；水道旧称龙江，出龙江关通长江，龙江船厂曾为郑和下西洋造“宝船”，故又称“宝船厂”，造船的船坞叫“船作”，遗址犹存，宛如一口口巨大的水塘。1957年此地出土一根大舵杆，长1107米，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此舵杆之长，足证郑和宝船规模之大。据《龙江船厂志》载，1411年(永乐九年)该船厂“改、造海船247只，备使西洋诸国”。龙江之滨原有天妃宫，已圮。

　　14、长乐南山

　　因位于福建省长乐县县治之南而得名，今长乐县城区街道环绕此山。海拔仅约四十余米，又称登高山；该山有兰茗、香界、石林三个小山峰，故亦称三峰山，山上登高山；该山有兰茗、香界、石林三个小山峰，故亦称三峰山，山上有塔，称三峰塔(圣寿宝塔)；有寺称三峰寺或三峰塔寺；寺旁有“天妃行宫”，祀妈祖，《天妃灵应之记》碑即立此宫内；宫旁有郑和所建“三清宝殿”，殿内“钟鼓供仪，靡不俱备”，钟即“郑和铜钟”，原件抗战期间移南平市。以上寺、宫 、殿均已圯，塔巍然存，近年加固整修，更为壮观。1935年，在原寺、宫、殿废址上建有郑和史迹陈列馆，《天妃灵应之记》碑系该主馆主要陈列文物，南山(三峰山)同年辟为“郑和公园”。

　　15、兹港

　　指长乐太平港通闽江。位于长乐县南山西麓以西、以北，狭义指靠近长乐县城吴航头一带的下洞江水域；广义泛指整个下洞江水域，该港原来江面宽阔，水深可泊巨舟，有“无风万里磨平玉，有月千波漾碎金”之说；港东北、东南屏峙首石、六平诸山，可蔽阻台风袭击，为避风良港。《长乐县志》《长乐六里志》均载有；三宝太监郑和通西洋，驻舟师造巨舶于此，奏改名为太平港等句。由于沦桑变化，今仅余一狭长水道，通小汽轮，原水道大部分成为沃野良田，部分辟为新居民区，该居民区主干道路称“太平港”路，与郑和路垂接。

　　16、苏门答腊国

　　又译作苏木都剌(Samud'ra)、苏文答剌、苏文达那。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Sumatra Island)北部洛克肖马韦附近，今为全岛总称，该岛北临马六甲海峡，南濒印度洋，赤道横贯中部，为印尼西部大岛，面积434万平方公里，首府棉兰。

　　17、满刺加国

　　旧译亦作麻六甲，今译作马六甲(Malacca)14－16世纪马来亚半岛上的封建王国，位于今马来西亚、马六甲洲一带，居马六甲海峡要冲，1411年(永乐九年)，该国国王拜里迷苏剌(Parmesvara)曾率妻子、大臣等540人来中国访问；郑和船队屡经其处，现马六甲州居民半数为华裔，其首府马六甲市居民四分之三为华裔；市内有三保庙、三保井、三保城等古迹。

　　18、阿丹国

　　Aden，古国名，今译作亚丁，故地在今亚丁湾西北岸一带，扼红海和印度洋出入口，为海陆交通要冲。古时为宝石珍珠集散地，十五世纪前期便与中国互通使节、贸易。今之亚丁市位于亚丁湾一个突出的小半岛上。为也门民主队民共和国(南也门)首都。1990年5月，南、北也门合并为也门共和国，亚丁成为该国的“经济首都”。

　　19、卜剌哇国

　　故地在今索马里共和国布拉瓦(Brava)一带；十五世纪前期与中国友好往来，互通使节，郑和船队曾到此访问，布拉瓦东临印度洋。

　　现存史料关于郑和大航海使用的宝船纪录

　　1、《明史》郑和传："永乐三年（1403年）6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域，以次遍历诸国"。

　　2、南京下关"静海寺碑"云："永乐三年，将领官军，乘驾二千料海船并八橹船。永乐七年，将领官军，乘驾一千五百料海船并八橹船。"。

　　3、《崇明县志》和《太仓州志》记载郑和船队自浏河出海时，有海船二百零八艘。

　　4、《国榷》记载：永乐三年，造宝船六十三艘。

　　5、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记录有："宝船共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船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 。

　　6、《星槎胜览》"占城国"条云："永乐七年，太宗皇帝令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等统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海舶四十八号，往诸番国开读赏赐，是岁秋九月，自太仓刘家港开船，十月至福建长乐太平港停泊，十二月于五虎开洋，张十二帆，顺风十昼夜至占城国"。

　　7、《西洋番国志》记载宣宗皇帝的敕书云："今命太监郑和等往西洋忽鲁漠斯等国公干，大小舡六十一只……及随舡合用等火器……"。

　　8、《前闻记》中记载郑和下西洋所用海船有大八撸和二八撸船。

　　9、刻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天妃经》卷首有关郑和下西洋插图描摹复原图，整幅图由六面连接而成。《天妃经》全名《太上谈天妃救苦灵应经》，全一卷，是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僧人胜慧在临终时，命弟子用他所遗资财，发愿刻印的。刊刻时间为第五次下西洋后，正准备进行第六次下西洋。该图绘出了6桅帆船的形象资料，与《龙江船厂志》上所附该厂曾建造的早期4桅海船形制甚为相合。

　　10、《天工开物》云："凡风篷之力，其末一叶敌其本，三叶调匀和畅。顺风则绝匪张篷，行疾奔马，若风力洧至，则以次减下，狂甚则带一二叶而已"。

　　11、明《武备志》中之"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后附载的过洋牵星图，图内绘有三桅海船。

　　郑和宝船的主要造船地

　　郑和宝船号称巨舶，其主要造船地为南京。

　　由于海船体积大，构造也较复杂，必须有相当规模的船坞和作坊。据《武备志》中的《自宝船厂开始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记载，郑和宝船自其建造地宝船厂出发去西洋。据《同治上江两悬志》记载："都船厂在仪风门，即宝船厂，永乐三年三月命郑和等行赏占城"。龙江船厂是在原龙江船厂厂址再向南扩建而成，越过秦淮河，直达下保、中保、上报村及三汊河地区，龙江船厂内设提举司、作房、分司、篷厂、指挥举，在造船时实行明确的分工和严格的制度。

　　《龙江船厂志》记载："洪武、永乐时，起取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南直隶（今江苏）滨江府县居民四百余户，来京（即南京）造船，隶属提举司，编为四厢。一厢出船木梭橹索匠；二厢出船木铁缆匠；三厢出艌匠；四厢出棕篷匠。"

　　《明会典》记载大规模的造船厂，拥有工匠数百人，有船木工、艌工、箬篷工、橹工等。

　　郑和宝船的另一建造地点是船队出发港福建长乐。

　　据《长乐县志》记载："太平港在县西半里许，旧名马江。……明永乐间，太监郑和通西洋，造巨船于此，奏改太平港"。

　　郑和下西洋后还有一些下西洋巨舶停泊于福建，正统四年（1439年）明英宗命福建三司于见存海舟内择一，以赐琉球国使回国。

　　据统计，在郑和大航海期间，全国共造大小海船近4000艘，船场遍及全国各地；永乐年间，明朝海军拥有3800艘舰只，其中包括1350艘巡逻船，南京新江口有400艘大型主力舰。因此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李约瑟断言："在1420年前后，中国海军也许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其它亚洲国家，甚至可能超过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超过所有欧洲国家海军的总和"。

　　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与功绩

　　郑和下西洋是一种国家行为,郑和船队是一支强大的战略力量明政府派遣郑和船队下西洋显然是从当时国家利益(包括皇帝的意志)和国家需要出发郑和下西洋的使命和功绩概括起来,主要包括4个方面:

　　1、推行和平外交,稳定东南亚国际秩序

　　郑和下西洋前,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动荡,主要表现在东南亚地区各国相互猜疑,互相争夺当时东南亚两个最大的国家爪哇、暹罗对外扩张,欺压周边一些国家,威胁满剌加、苏门答腊、占城、真腊,甚至在三佛齐,还有杀害明朝使臣的,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使团;再一个海盗猖獗,横行东南亚、南亚海上,十分嚣张,海上交通线得不到安全保障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一方面直接影响中国南部的安全,一方面极大影响了明朝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皇帝采取了“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和平的外交政策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通过各种手段,调解和缓和各国之间矛盾,维护海上交通安全,从而把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周边联系起来,试图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提高明王朝的国际威望所以从明朝派遣郑和的使命可以看出是实现和平的使命

　　郑和下西洋调解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周边的稳定,维护了东南亚、南亚地区稳定和海上安全,提高了明朝的声望所以,可以看出郑和的船队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不是用于侵略扩张,而是用于实现和平目的在当时国际环境条件下,陈祖义几千人,阿烈苦奈儿上万人,没有强大军事实力做后盾,是难以实现和平的

　　李约瑟评价: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然有恩人自居;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

　　2、震慑倭寇,牵制蒙元势力,维护国家安全

　　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东部海上的倭寇,北方的蒙元残余势力和西北的帖木儿帝国中国倭寇最早出现在元朝末年,日本国内发生内战,部分武士和浪人为了生存便到中国沿海抢劫,到明初朱元璋时期,非常猖獗当时明朝刚刚建立,国内还不稳定,所以集中精力安内,国防上采取被动的防御战略,在沿海省份设立卫所,在北方修长城和派兵屯边

　　朱棣时期,陆海两方面对明朝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改变了被动防御战略,主动出机,陆上方向实施迁都、亲征漠北;海上方向组建了郑和舟师,震慑和打击倭寇和反明势力,并从海上实施战略包抄,对西北方向进行战略上的牵制,从而减轻明朝北部的压力

　　3、发展海外贸易,传播中华文明

　　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政治目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国家实施这么大的战略行动,它是多方面考虑的在郑和船队下西洋过程中展开许多贸易活动,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朝贡贸易这种贸易是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基本形式,带有封建宗主国的性质它通过这种形式获得这些小国对明朝宗主地位的认可,这是朝贡贸易的政治目的当时各国都积极到中国来朝贡,一方面得到明朝的庇护,一方面得到的丰厚赏赐据统计,永乐在位22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况空前更有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4个国家先后7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还有3位国王在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他们遗嘱要托葬中华明朝都按照王的待遇厚葬

　　第二种官方贸易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双方官方主持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交易,是明朝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郑和船队除了装载赏赐用的礼品外,还有中国的货物,如铜钱、丝绸、瓷器、铁器等这种贸易可以用明代铜钱买卖,多数以货易货最有影响的是击掌定价法在印度古里国,中国船队到达后,由当地的代理人负责交易事宜,将货物带到交易场所,双方在官员主持下当面议价定价,一旦定下,决不反悔双方互相击掌表示成交这种友好的贸易方式,在当地传为美谈郑和下西洋期间,尤其是后几次下西洋贸易规模扩大,遵循的平等自愿,等价交换,具备了国际贸易的一些基本原则

　　第三种民间贸易这种贸易一定程度上是在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带动下出现的它不是通过官方,而是由商人或民间自发性展开的郑和下西洋消灭海盗,维护了海上安全,开辟了航线,促进和刺激了民间贸易据有学者研究,郑和使团不禁止下西洋官兵带一些中国货物在沿途进行交换东南亚百姓对中国丝绸、瓷器、工具非常喜欢,郑和船队一到都争先恐后的划船或到码头交易,有的还请官兵到当地的集市设摊交易当时中国主要输出的瓷器、丝绸、茶叶、漆器、金属制品、铜钱等,中国换回的主要是珠宝、香料、药材、珍奇动物等,当时中国从海外进口100斤胡椒,当地价值1两,回到国内出售20两,利润丰厚

　　郑和下西洋进行的贸易活动有政治行为的贸易,也存在经济行为的贸易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不仅进行海外贸易,还传播先进的中国的文化当时东南亚、南亚、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落后,非常向往中华文明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还肩负了“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使命郑和出色将中华文明远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

　　现在在海外还流传许多郑和的故事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留下郑和遗迹,表达了当地人民对这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先驱的敬意

　　4 、开拓海洋事业,铺平亚非航路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占据着地球表面积708%,拥有着丰富的资源自古以来,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盛衰休戚相关我们的祖先早期创造了龙山和百越海洋文化,15世纪初,郑和大规模远航活动,把中国古代的海洋事业推向发展高峰,对人类的海洋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是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为西方人的大航海铺平了亚非航路当葡萄牙的航海家达加马沿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抵达东非海岸时,当地人就告述几十年前中国人曾几次来到这里他们在阿拉伯领航员的帮助下,沿着郑和船队开辟的航线顺利到达了印度

　　二是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一些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郑和航海图》就是通过大量海洋调查绘制的这种海洋考察活动比世界记载最早的1872年——1876年英国的“挑战者”号进行海洋调查早了400多年

　　三是对航海区域进行了战略布局郑和下西洋根据其使命和掌握的海洋知识,在辽阔的海外选择了占城、满剌加、旧港、古里、忽鲁莫斯等地作为海洋发展的重点区域,有利于扩大海外交通和贸易范围

　　郑和下西洋在海洋事业上还有许多贡献郑和的功绩是辉煌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从30多岁开始,前后28年献身海洋,最后一次下西洋时,已经60岁了,为了中外文化交往和航海事业,他毅然率领船队出使,这次他再没有回来,病逝在印度的古里,时年62岁,永远的长眠在他开辟的和平的道路上

　　在群星璀璨的中华英杰中,郑和不但以先于西方人航海,胜于西方人的航海技术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我觉得人们关注和研究他的最主要层面,恐怕是郑和所代表的一种文化精神:一种中国人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价值趋向,一种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决心

　　所以，我认为郑和比哥伦布更伟大

1、 世界属于勇者。

2、 哥伦布的这段话非常经典，在后世被传播为名言。

3、 天才是别人认为毫无价值的地方，但你可以挖掘黄金和甘泉！

4、 刚才说话的人高叫道：这不能算，他把蛋壳摔破，当然可以站住。

5、 这时，哥伦布笑着拿起熟蛋，轻轻敲了敲桌子上的尖头。稍微碎了一点壳的蛋稳稳地站在桌子上。

6、 哥伦布只是坐船往西走，然后往西走，遇到了一个大陆。任何人只要一直坐船往西走，都会有这个发现。这句话让原本欢快吵闹的宴会顿时变得沉默，人们面面相觑。

7、 在一些人看来，世界上所有的发现和发明都很简单。然而，他们总是在别人指出该做什么之后说出来。哥伦布走上人群，说：你说得很好，我打破了蛋壳，你没有打破。但这就是你和我的区别，我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谁更勇敢。你不敢摔倒，我敢摔倒。

8、 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新大陆后回到了西班牙。西班牙王室为他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迎宴，所有的贵族和著名人士都参加了宴会，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问他关于哥伦布的冒险经历和奇怪的事情。西班牙国王建议每个人都为哥伦布的成功举杯庆祝。这时，一群人大声说：我认为这不值得庆祝。

9、 哥伦布先是惊呆了，然后笑着站了起来。他没有急于反驳或为自己辩论。相反，他抓起桌子上的熟鸡蛋，说：请试试。他能把熟鸡蛋的小头朝下，站在桌子上吗？我们不明白哥伦布想做什么，但我们显然对他的建议感兴趣。几位贵族先拿起鸡蛋试了试，但没有成功。然后，其他人也拿起桌子上的鸡蛋试试，但没有人能让鸡蛋小头朝下站在桌子上。

10、 哥伦布(约1451)~1506年)，意大利航海家。他出生在意大利热那亚，死于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哥伦布年轻时没有受过多少正式教育。虽然他的父亲是一名著名的纺织工匠，但哥伦布对航海和地中海以上的商船非常感兴趣。25岁时，也就是1476年，他留着红发，随着沉船的残骸安全地游到了葡萄牙。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住在葡萄牙，结婚生子。不幸的是，他年轻的妻子很快就死了。哥伦布本可以在葡萄牙附近的商船上继续稳定地生活在当地的水手身上，但他总是梦想着获得财富和荣誉，期待着西方的神秘之处。哥伦布认为，印度和中国可以从欧洲西部航行到东部。在西班牙国王的支持下，他出海四次(1492年)~1493年，1493~1496年，1498~1500年，1502mdash;1504年)。从大西洋到美国的航程已经开通。先后到达巴哈马群岛、古巴、海地、多米尼加、特立尼达等岛屿。第一次登上帕里亚湾南岸的美洲大陆。(理)考察了中美洪都拉斯到达连湾2000多公里的海岸线；认识巴拿马地峡；发现并利用大西洋低纬度吹东风，高纬度吹西风的风向变化证明了地球形状的正确性。它促进了旧大陆和新大陆之间的联系。他错误地认为新大陆是印度，并称当地人为印度人。哥伦布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航海家之一，他发现新大陆的事迹是众所周知的。哥伦布的成就在航海界是无与伦比的，但人们对他的优点从来都不同。

哥伦布国籍：意大利。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是意大利的著名航海家，是地理大发现的先驱者(参阅《征服天堂》(Conquest of Paradise)(Vangelis范吉利斯))。

1451年8月或10月生于意大利热那亚，1506年5月20日卒于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哥伦布年轻时就是地圆说的信奉者，是曾经在热那亚坐过监狱的马可·波罗的崇拜者，立志要做一个航海家。 

在西班牙王室的资助下，1492年8月3日，哥伦布乘着这艘长仅二十多米的船，从巴罗斯港出发，航行七十天，到达巴哈马群岛的圣萨尔瓦多岛，发现了美洲。

扩展资料：

哥伦布的发现成为美洲大陆开发和殖民的新开端，是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哥伦布可以说是黑人奴隶贸易的先祖，作为一个航海者，他固然伟大，但他同时也是一个万恶的殖民者，他在殖民美洲时所做的事是无法想象的。

毕竟从一开始，这个伟大的航海家进行航海的主要原因就是黄金，这间接导致了三角贸易。 

15世纪时欧洲人口膨胀，西方人知道美洲大陆后，使欧洲人有了可以殖民的场所，也有了可以使欧洲经济发生改观的土地、矿石和原材料，但同时，这一发现却导致了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文明的毁灭。

14-15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开始快速发展后，欧洲资本主义对原材料的需求和掠夺的希望促使了新航路开辟。

之后欧洲人开始对美洲等进行政治的控制，经济的剥削和掠夺，宗教和文化的渗透，大量殖民，使该大陆原住民的土地丧失，成为宗主国的殖民地，文化和生活方式也逐渐发生消亡。 

-哥伦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