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的族称族源

　　（一）族称

　　彝族多数自称“诺苏”、“纳苏”、“聂苏”(或后面加“泼”，彝语意为“人”)由于彝族分布很广。历史上还有许多不同的自称和他称，据不完全统计，直到解放前夕，还有：“纳罗泼”、“迷撒泼”、“濮拉泼”、“濮瓦泼”、“阿西泼”、“撤尼泼”、“里泼”、“葛泼”、“罗泼”、“罗武泼”、“阿哲泼”、“六米”、“勒苏泼”、“山苏”、“阿租泼”、“格濮”、“阿武”、“他鲁苏”、“撒摩都”、“六得濮”、“纳查”、“拉乌苏”、“纳若”、“咪西苏”、“罗罗”、“白罗罗”、“黑罗罗”等几十种。“诺苏”、“纳苏”、“聂苏”均为彝语，“诺”、“纳”、“聂”是各地方言语音差别所致，都是“黑”的意思(也有“虎”之意)。黑色在彝族人们的观念中包含有深、广、高、大、强、多、高贵、主体等意义，“苏”是群体、人们、家族的意思，“诺苏”(或“纳苏”、“聂苏”)意为“主体的民族”、“尚黑的民族”。1950年始，彝族选择了鼎彝的“彝”为共同的族称，替代了旧史籍文献中的“夷”字。

　　（二）、族源�

　　彝族源自古羌人彝族族源问题，由于汉文史志记载甚少，故长期以来学术界有各种说法：南来说，即古越人和马来人种说；东来说，楚人说；西来说，西藏或藏缅交界处说；云南土著说；河湟古羌人北来之说；另外还有濮人说、卢人说及云南土著说。在6000—7000年前，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到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沿金沙江在安宁河流域的邛都和普渡河流域的滇池定居。滇池和邛都的居民，史称“越雟羌”、“青羌”、“蛮夷”、“郡夷”、“叟”等，并不断和当地的僰(濮)人、僚、汉人等融合，成为彝族的先民。�

　　在古羌人与西南土著部落融合为僰的基础上，昆明人与僰(濮)的融合是形成彝族过程中一个新的发展。魏晋以后，昆明人与僰(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

　　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

　　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各地彝族都有出自仲牟由的同一传说，据传世较完整的水西安氏谱系计算，至清康熙初年已历传85代，约可上溯至战国前期，所生6子发展为“六祖”部落。

　　语言方面：

　　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同属彝语支的语言还有我国的哈尼语、拉祜语、僳僳语、纳西语、白语、基诺语、桑孔语、怒族怒苏语、怒族柔若语，以及泰国的阿卡语、姆比僳语、姆比语，老挝的普诺伊语、西拉语，越南的彬语等。

　　彝语支语言的主要特征之一是韵母日趋单元音化以及紧喉音的发生。彝语是比较典型的韵母单元音化语言，大多数方言元音分松紧；声母多，韵母少；声母塞音、塞擦音、擦音分清浊，有的方言有鼻冠浊复辅音和清擦边音；一般有三个或四个声调，调值平直。基本语序为“主语—宾语—谓语”，名词、人称代词作定语时在中心词前，形容词、数量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词后。量词丰富，部分动词的自动态和使动态用声母辅音清浊交替表示。

　　彝语分六大方言：北部方言，分布在四川西南部和云南西北部大小凉山一带；东部方言，分布在贵州西部、云南东北部和广西西部；东南部方言，分布在云南东南部；南部方言，分布在云南南部；西部方言，分布在云南西部；中部方言，分布在云南中部。各方言之间差异较大，主要表现在词汇上，其次是语音上。说不同方言的彝族彼此不能通话。

　　（二）彝文

　　彝文，史称“爨文”、“韪书”、“罗文”、“倮倮文”、“夷文”，约有一万多字，是处于表意向表音发展中的一种音节文字，通行于北部、东部、南部、东南部方言地区。发现较早的金石彝文如：贵州的《拦龙桥碑记》(1259年)、《成化钟铭文》(1485年)、云南的《镌字崖》(1533年)等，后又发现贵州的《妥阿哲纪功碑》，推测可能是蜀汉时期的作品。从字体看，那时的彝文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据清《一统志》卷四八四载：“唐，阿畸，纳垢夷之后，隐岩谷，撰爨字如蝌蚪，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号韪书，爨人至念习之，以为书法。”彝文经典《帝王世纪·人类历史》载：宓阿叠创造文字。《西南彝志》载：伊阿伍创造文字。还有阿使拉责、吉禄老人、伯博耿等人创造文字的种种传说。有人推断，《后汉书·笮都夷传》所载的《白狼歌》，可能是用白狼文写下来的，白狼文是彝文的前身。有人认为，战国时的巴蜀铜戈文字可能与彝文有历史上的联系。也有人认为，西安半坡的刻划符号与彝文相近似，彩陶刻划符号与凉山彝族衣饰上的图案也相似。但从已发现的金石碑文和文献记载等推断，彝文产生不应晚于东汉。彝文多数是独体字，有少数合体字，没有表示义类的偏旁部首，笔划少则一笔，多则十几笔，一般三、五笔。基本笔划有竖、横、左斜、右斜、点、圆、半圆、竖折、横折等。书写行款四川彝文为横列左行，现也有横列右行的；云贵彝文为直列右行，晚近也有直列左行的。彝文造字，采用象形、会意、转位、增点、同音假借、借用汉字等方法。

　　彝族的历史：

　　3000多年的彝族文明史，展示了彝族曾历经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领主制和封建地主制等不同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阶段。�

　　远古时期，彝族先民居住的滇池和洱海地区，从陆续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遗物和遗迹看，彝族曾经历一段漫长的新石器时代。晋宁石寨山滇人墓出土的青铜器文物说明，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末，滇池地区曾出现灿烂的青铜文化。公元前280年楚将庄礄到滇池时，“旁平地，肥饶数千里”(《史记·西南夷列传》)，可见古代滇池地区的生产力已有较高水平。楚人留滇，使滇池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新的阶段。�

　　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游牧部落是雟、昆明；定居部落是夜郎、滇、邛都，各自分布于今贵州安顺、云南晋宁、四川西昌一带。与此同时，彝族传说自“六祖”后十余代约当西汉中、后期，已有兹、莫、毕、革、卓五种等级的分化。其中兹、莫、毕为统治者，革、卓为被统治者。彝文著作则有“六祖”畜牧部落征服濮人农业部落的记载。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居住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王、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或“六祖”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

　　公元八世纪前后，在云南哀牢山北部和洱海地区出现了六个奴隶主集团，史称“六诏”，其中“蒙舍诏”的首领皮罗阁在公元783年统一“六诏”，建立了以彝族为主体，包括白、纳西等族在内的“南诏”奴隶制政权，并由唐朝册封为“云南王”。对彝族先民居住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一时期，在贵州彝族地区也出现了“罗甸”等奴隶主集团和政权，总称为“罗氏鬼主”。凉山彝区原来的部落军事首领“兹莫”，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奴隶主统治的秩序，由几十个“兹莫”统治。�

　　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蒙古贵族为加强各地彝族兹莫即奴隶主争取工作，在彝族地区分封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而建立了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续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

　　在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撒(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

　　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如在东川、乌蒙等地，乾隆十一年(1746)，已经是“汉土民夷，比屋而居……与内地气象无二”。�

　　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逐步侵入，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各个彝族地区，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广大彝区，由于居住分散，历史、地理条件的不同，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滇、黔、桂绝大部分彝区早已进入封建地主制；滇东北、黔西北部分地区尚存有领主经济的残余；川、滇大小凉山地区还长期保留着比较完整的奴隶制度。

　　另外，在云南铁路沿线彝族地区，已有资本主义因素。在滇东北地区还出现了以龙、陇、卢、禄、陆、安六大家族为主体的封建地主、官僚买办集团。新中国成立后彝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相继粉碎了封建制和奴隶制的枷锁，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彝族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建设着自己的家园，政治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彝区社会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彝族的内部统治

　　1949年以前，大小凉山彝族社会的全体成员，严格地划分为诺伙、曲诺、阿加和呷西四个等级。诺伙是统治等级，其余是被统治等级，程度不同地受着诺伙的剥削和奴役。但在被统治等级中，也有高等级占有低等级的现象。1949年以后这种奴隶社会的等级制被废除。

　　（一）诺伙 汉语称“黑彝”，在政治、经济上享有无上的特权，是凉山的统治者，诺伙都有严密的家支组织和广泛的家支联系，并利用家支进行统治，自视血统纯洁、高贵，享有世袭的贵族身份和统治特权，与被统治等级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少数诺伙虽然经济下降，但并不因此改变他们的贵族身份和等级特权。�

　　（二）曲诺 汉语称“白彝”或“百姓”，是被统治等级中最高的等级。这个等级也是世袭而来，少数是阿加赎身来的。他们的人身世代隶属于各自的诺伙主子，必须居于主子的管辖区内。诺伙主子有权将他们的人身转让、赠送、赔偿乃至作为赌注。不过事先一般要取得曲诺本人的同意。曲诺有自己的婚权和对子女的亲权，有独立的经济生活，但他们的财权是不完整的，要受到主子的一定限制以至侵夺，由于曲诺内部的贫富分化，少数人无地无畜，欠租举债，被迫等级下降沦入阿加和呷西的队伍；也有少数占有较多的土地和牲畜，并占有几户阿加和几个呷西。然而，曲诺永远不能上升为诺伙，也不能摆脱对诺伙的人身隶属关系。只在局部边沿地区，由于曲诺对所属的诺伙进行了反复的斗争，才使隶属关系稍有松驰，以至完全摆脱这种关系。�

　　（三）阿加 汉语称“安家娃子”。他们的社会地位比曲诺更低，除少数是下降的曲诺即所谓彝根阿加外，大多是汉人呷西经主子强迫配婚后与主子分居分食，等级上升的所谓汉根阿加。由于阿加的血统不同，彝根阿加只被诺伙占有，汉根阿加既可被诺伙占有，也可被曲诺以至彝根阿加占有。任何主子都有权将汉根阿加整户拆散、变卖以至虐杀，但对有家支的彝根阿加，主子一般不能任意杀害。汉根阿加必须住在主子的宅旁，以便随时供主子驱使，毫无行动自由，而彝根阿加只需住在主子的管辖区内，阿加无婚权和子女的亲权，主子有权随意将阿加的子女抽作呷西和陪嫁丫头，阿加子女的婚配概由主子作主。少数阿加的子女经主子允许可以自婚，但女儿外嫁，聘金全归主子，儿子自婚后所生的子女，一般是第一个女儿归自己，其余全归主子，或女儿与主子对分，儿子全归主子，也有主子只抽第二个子女的。主子允许阿加持有少量私产来维持他们的最低生活，但这种极为菲薄的财产与阿加人身一样也完全归主子所有和支配。少数阿加可以上升为曲诺。�

　　（四）呷西 彝语称“呷西呷洛”，汉语称“锅庄娃子”。他们居于等级阶梯的最底层，主要是掠来和买来的汉人，或抽来的阿加子女，少数是破产下降的曲诺。呷西一般都单身，一无所有，毫无人身自由权利。他们可被诺伙、曲诺以至阿加占有，终年住在主子家里，在主子的监视下从事家内和田间的劳役。主子为使呷西繁殖奴产子，防止他们逃走，往往强迫呷西配婚成家，允许上升为阿加。

　　更详细的请参考：

　　彝族概况 http://wwwchiyouname/page/zl/mz/yzgkhtm

　　彝族的计量 http://wwwchiyouname/page/whyz/mzjl/yizuhtm

　　彝族的语言文字 http://wwwchiyouname/page/whyz/yywz/yizuhtm

　　彝族的美术 http://wwwchiyouname/page/whyz/mzms/yizuhtm

　　彝族的舞蹈 http://wwwchiyouname/page/whyz/mzwd/yizhtm

　　彝族的禁忌 http://wwwchiyouname/page/whyz/mzjj/yizjjhtm

　　彝族的族称族源 http://wwwchiyouname/page/whyz/zczy/yzzyhtm

　　彝族的宗教信仰 http://wwwchiyouname/page/whyz/zjxy/yzxyhtm

　　彝族的婚恋习俗 http://wwwchiyouname/page/whyz/hlxs/yizuhtm

　　彝族的历史 http://wwwchiyouname/page/whyz/mzls/yizuhtm

　　彝族的天文历法 http://wwwchiyouname/page/whyz/twlf/yizuhtm

　　彝族的音乐 http://wwwchiyouname/page/whyz/mzyy/yizuhtm

参考资料：

土家先民经历了从“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到“土王崇拜”和“土老司崇拜”的历史过程，这几种主要的崇拜形式构成了土家文化的基本架构。作为廪君即虎巴后裔的土家人，因“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之故，最先产生了血祭白虎图腾的崇拜形式，所谓血祭即人祭，这是一种古老而残酷的崇拜形式，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被“祖先崇拜”形式所替代；对“八部大王”的崇拜是“祖先崇拜”的主要内容。“八部大王”又称“八部大神”，传说是靠喝虎奶长大的八个神人，他们的名字分别为：熬潮河舍、西梯佬、西河佬、里都、苏都、那乌米、拢此也所也冲、接也会也那飞列也。酉阳县酉酬镇的巴柯村建有“八部大王庙”，现仍存“八部大王之位”残碑一块。由于他们神力无边，战功显赫，有德于民，成为土家族崇拜的远古祖先；“土王崇拜”是在土司制度实行以后才产生的一种崇拜形式，均以姓氏为纽带，具有明显的宗族色彩。“土老司崇拜”是“土王崇拜”的又一形式。土老司，土家语称为“梯玛”，是土家人信奉的本民族“巫师”。土家人把“梯玛”看成是人神合一的统一体，在原始落后的社会环境下，特别是在土司制度时期，“梯玛”是土家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崇拜对象。他头戴凤冠高帽，身穿八幅罗裙，运用八宝铜铃、牛角、司刀、卦子、令牌等法器，从事“摇宝宝“、”还牛菩萨愿“等法事，主持大型祭祖和摆手舞活动，以”梯玛跳神“的形式替人消灾除病，祈求吉祥。”梯玛“是土家先民进行”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土王崇拜“的组织者、指挥者和具体实施者，作为土家文化模式的主要角色，”梯玛“在婚丧嫁娶、摆手祭祖、敬神驱邪、治病消灾、祈求幸福吉祥等社会活动中，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职能。在土家地区”梯玛“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甚至土司们也敬畏几分。

酉阳地处古代五溪之首的酉溪地带，属土司统治时”九溪十八峒“原始部落。自上古时期就”巫风盛行“，古籍所载昔日这里”言语侏俚“、”连腰踏蹄“、”喜鬼尚巫“，故酉阳州志有”土人面对篝火歌舞膜拜以祀神“的记载。毋庸讳言，在摆手舞的形式和内容中，都具有十分突出的”巫文化“色彩。”巫“的产生具有极其复杂的社会原因，它是伴随着人类对事物的模糊认识而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这一文化现象在中原地区逐步消失，却在相对落后的武陵山区得以长期保存并渗透于各种文化形态之中。

土家先民在进行”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土王崇拜“和摆手舞祭祖等活动中，都强烈地表现出了对先祖的祭祀和崇拜之情。无论是摆手祭祀歌，还是摆手舞本身都贯穿着祈求神灵庇护和祭祀先祖的主题。土家人用这种歌舞的形式来实现”娱神“和自娱的目的。 酉阳土家摆手舞植根于武陵腹地、酉水之滨这片深深的沃土，赋有灵性的黄天厚土孕育了这一灿烂的民族文化。它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流露，感情深刻而真挚，艺术表现鲜活而生动，经过千百年的流传和加工，成为极其精美的优秀叙事诗篇，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质朴、厚重之美

酉阳土家摆手舞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十分古朴，所反映的内容涉及土家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宏大而又精细。从形式上看，因举办时间、举办地点和祭祀主体的不同，又分为”大摆手“形式和”小摆手”形式。“大摆手”一般为“三年两头摆”，地点大多在“大摆手堂”或“八部大王庙”举行，祭祀主体主要是“八部大王”，举行“大摆手”时，在摆手坝的中央设置丈余高的“龙凤大旗”，以示感谢“龙哺乳、凤羽温”之恩，还要在摆手场的四周插上许多旗幡，以此烘托和营造庄严、肃穆的氛围。历史上，“大摆手堂”都是分地域设置，届时不分州、县，四乡八寨的土家人均汇集到“大摆手堂”前，参加这一民族盛会。而“小壁手“则是以村寨或姓氏为单位每年都举行的祭祀活动，一般在”土王庙“或”爵主宫“进行，祭祀主体主要是”冉、杨、田“或”彭、田、向“等三姓土司和历代先祖。相对于”大摆手“而言，这一形式更为实用、方便。这两种形式都反映了土家先民用”一年一小摆，两年一大摆”的祭祀活动来表达对神灵的祈求和先祖的崇敬；从内容上看，“大摆手”主要表现人类起源、神话传说、古代战争等宏大场面，表演时手持长矛或齐眉短棍，身披“西兰卡普”，以锦代甲，其舞姿剽悍、劲勇，在中途还要穿插表演更为原始古老的土家族“茅古斯”舞，在“茅古斯”表演中除了有神话传说、祭山狩猎等主题外，还突出地表现了土家先民的“生殖崇拜”的文化现象，即“男根”崇拜。“小壁手“则主要表现民族迁徙和生产生活画面等，舞姿轻柔而细腻，表演时很少运用道具，也不受服饰限制，但所反映的内容十分细致，如：栽秧、薅草、打蚊子、抖屹蚤、牛擦背、打糍粑等等。质朴的表演形式和厚重的表演内容构成了酉阳土家摆手舞极其深遂的民族文化内涵，表现了土家人对先祖的崇敬和热爱生活、战胜自然、祈求五谷丰登的朴素信念。

歌舞乐结合、自然之美

原始摆手舞中既有歌、又有舞，还有打击乐的伴奏，三者浑然一体，互为补充，自然流畅。

《摆手歌》的演唱分为两种形式：一种由土老司演唱，歌词内容大多为祭祀先祖、民族历史和迁徙故事等，一般安排在摆手舞进行之前演唱。如流传在酉阳县下寨村一带的以反映民族迁徙为主要内容的原始摆手舞，最先就要演唱《古根歌》，歌中唱到：”讲古根来唱古根，讲起土家有原因，想起土家过去事，土家人哟泪淋淋。……为了感谢先祖恩，土家人呀唱古根，山寨修建土王庙，摆脚摆手进庙庭……“这不仅表现出了浓郁的祭祀色彩，还回答了为什么要跳摆手舞的由来；另一种是由表演者自己演唱，歌词大多反映生产生活情景，一般穿插在摆手舞中进行。如流传在酉阳县可大乡、后溪镇一带的以表现农事劳作为主要内容的原始摆手舞，就要用土家语演唱《农事歌》，歌中唱到：”利古嘛写昔岔也，私里子媚结嘎也……“，其汉语意为：”秧子嘛栽得好，大米饭吃得饱“，同时还要穿插土家语对白，其形态十分原始古朴。而原始摆手舞中的纯打击乐伴奏形式则是摆手舞的又一特色，拌奏乐器为大鼓和土制大锣，声音浑厚、低沉，气氛庄严、肃穆。

动作夸张、粗拙原始之美

酉阳土家摆手舞在情感的表达上十分自然、真挚，既追求生活的真实，也表现艺术的真实，土家先民从生产生活的具体形态中抽象出许许多多细小而又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原始动律，它直接反映了土家人的心理素质和审美情趣，是历代土家人对生产生活的形象概括和真实情感的升华，情绪自然朴实，感人至深。

酉阳土家摆手舞的基本动作都从不同的层面上表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结合，例如：手脚同边的”单摆“、”双摆“、”回旋摆“等动作，正是适应肩挑背磨和行走山涧小道的土家先民对真实生活的艺术夸张，或者说是在强烈的生态压力面前所表现出的乐观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色彩；又如：”抖疙蚤“、”叫花子烤火“等动作，形态十分丑陋，但它却反映了土家先民在迁徙途中的辛酸和苦难，时刻教育后人不要忘记民族的历史；再如：”磨鹰闪翅“（即岩鹰）等动作，是土家先民对盘旋和翱翔在武陵上空的岩鹰的原始摹仿，它反映了土家族人民渴望展翅飞翔和冲出大山、搏击蓝天的美好愿望。

挖掘推广

自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成立以来，酉阳县委、县政府将土家摆手舞这一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提炼、升华和普及，推出了集观赏性与普及性于一体的广场壁手舞和相关舞蹈精品，使酉阳广场摆手舞成为一个极具民族特色的群众性广场舞蹈。

1956年，从事民族事务工作的着名教授潘光旦先生，从北京来酉阳考察时, 被蕴藏在这片神奇土地上丰富多采的土家文化深深吸引住了。他建议地方政府应该尽快组织专业队伍，尽快抢救，挖掘、搜集、整理这一批宝贵的民族文化财富。酉阳历届县委、县政府领导将收集整理工作列入了重要的议事日程，1982年初开始对蕴藏在本县境内的各种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门类，特别是对酉阳土家摆手舞的原始资料进行了全面的普查、摸底和采风工作。1984年，根据国家文化部《关于收集、整理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的通知》精神，酉阳土家摆手舞被作为重点收入集成。1993年，县委、县政府邀请四川省成都市歌舞剧院副院长、国家一级编导张瑜冰，四川省舞蹈家协会常务理事琚渝安，成都市歌舞剧院曲作家陈大德三同志，以酉阳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为基础创作素材，编创了土家族特色浓郁大型乐舞《摆手祭》，并推出了酉阳第一套广场壁手舞。1994年，《摆手祭》在四川省第二届少数民族艺术节上摘取“特别奖”，第一次唱响了酉阳土家摆手舞这一民族文化品牌。此后，酉阳在土家摆手舞的提炼工作中，不断推出新的文艺精品。1998年，以酉阳原始摆手舞动作“岩鹰展翅”为基本素材创作了舞蹈《岩鹰颂》；1996年由鲁小伯同志根据“打绕棺”和摆手舞打击乐为基本素材而创作的土家族吹打乐《欢乐的毕兹卡》在重庆市首届民间吹打乐比赛荣获二等奖；1999年又推出《酉阳广场摆手舞》加快了摆手舞的推广和普及。2001年3月，酉阳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命名为”摆手舞之乡“。 1999年，由酉阳县编排的土家摆手舞，代表重庆市赴香港参加国际旅游节展示，受到香港同胞和海外人士的青睐，同年，还赴北京参加了全国第七届少数民族运动会表演项目的比赛并荣获铜牌奖；重庆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台《走进生活》、《魅力12》、《文艺天地》等栏目多次赴酉阳拍摄摆手舞专题节目和人物专访，并将酉阳摆手舞在1998年重庆电视台与香港凤凰卫视联合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播出；2001年10月3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同志回酉阳看望老区人民时，在城北桃花源广场与各族群众同跳酉阳土家摆手舞，后欣然题词：”酉阳——土家摆手舞之乡“。在2002年5月，文化部把酉阳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摆手舞）“。2008年6月7日国务院把酉阳土家摆手舞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今酉阳土家摆手舞的普及工作已深入千家万户，普及率达80%以上，群众文化、广场文化活动蓬勃开展，民族文化保护意识得到加强，为促进”三个文明“建设和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