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图书馆多年来以藏书丰富，独具民族特色而著称。现有藏书60万册，以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文献为主，外文文献为辅。所藏的民族文献种类繁多，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彝、壮等24种；外文有英、俄、日、德等14种。特藏民族文字古籍近10万册（件），其中不少是珍本、孤本。文献中有不少国内外罕见的各种民族文字写本、刻本、金石拓片、舆图，还有年代久远的稀世真品、菩提叶写本等。汉文古籍中大量收藏了地方志、史志、民族史志、年谱、传记，并有部分孤本。如《甘省便览》、《西昌备乘志》等。此外还有极为珍贵的元初补雕的《金藏》，它是《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的底本之一。民族文字古籍中，有藏、蒙古、满、维吾尔、彝、壮、水等文种，仅藏文经典就有三千函，数万种之巨。这些古藏文珍品中有《红史》、《萨伽班智达贡嘎坚赞本生事记》等。其它民族典籍精粹有蒙古文《成吉思汗格言》、彝文《西南彝志》、水文《正七》等。2008年3月1日，馆藏《大方便佛报恩经七卷》、《菩萨本行经三卷》、《三传密经》（藏文）、《大藏经甘珠尔》（藏文）、《西南彝志》（彝文）、《逢井》（水文）等6种古籍入选国务院颁布的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009年6月，馆藏藏文《观自在菩萨说普贤陀罗尼经》、《帕当巴桑杰息结汇集》、《观自在菩萨说普贤陀罗尼经释》、《观自在菩萨说普贤陀罗尼经难释》、《帕当巴桑杰传及息结传授录》、《瑜伽自在织布师传薄伽梵上乐轮之身灌顶仪轨》、《密宗四部总建立》、《摄陀罗王时轮注释根本摄陀罗随入一万二千无垢光》、《诸至尊具德大师传授法录》、《噶举派教法史》、《目录集加持速降》、《语词库轮释》、《丹珠尔》（二百二十五函）,蒙古文《丹珠尔》（一百八函）和水文《正七》等15种古籍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009年6月，中国民族图书馆被国务院批准列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2010年6月，馆藏《唐陆宣公集》二十二卷等31种古籍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佛在世时就已经有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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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牟尼佛像的沧桑

　　他端坐在金色圣殿大昭寺，左手捧钵，右手扶膝盖，面容慈善，神态安详，双目低垂，默然含笑，似在沉思，又像在凝望，令人亲近，使人向往。只要你瞻仰过一次，就会终生难忘！

　　他是大昭寺的主神，藏传佛教的精髓，千百万佛教信徒的信仰中心。拉萨原先叫“吉雪卧塘”，意为吉曲河下游的牛奶坝子；因为有了这尊佛像，才改名为拉萨，也就是神佛住地的意思，他的巨大份量可想而知了！

　　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对他的虔诚和崇拜。每逢神圣的日子，拉萨人照例都要来朝佛。他们围绕释迦牟尼佛像转圈，圆圆的圈子缓缓移动，从古至今、从早到晚，周而复始永不止息。他们在大昭寺门前五体投地的跪拜，千百年来这里粗糙的石板已经被朝拜者的身体磨擦得像镜子一样的光滑。他们来到佛祖像前，往长明灯里添酥油，在佛的脚下献哈达，还有人在佛像前点千灯、点百灯，用金粉重刷释迦牟尼的面部和金身。总之，他们把所有的虔诚都献给了佛。

　　还有信仰极度虔诚的人，他们用人间罕见的方式表达对佛的崇信。他们从西藏各地，甚至从千里之外的青海、四川、甘肃藏区，一步一个长头磕到拉萨，仿佛用自己的身体丈量“世界屋脊”上的土地，最后匍匐在佛的脚下，把额头轻轻地贴在他的左膝，低声地陈述自己的祈求与愿望，这是一个藏传佛教徒最为幸福和满足的时刻。

　　确实，他是一尊不同凡响的佛！

　　成像于佛祖的世之时

　　藏文史书记载，这尊佛像在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已经塑成。萨迦·索朗坚赞撰写的《西藏王统记》（刘立千译）上面有这样一段掌故：

　　那时，佛尊释迦牟尼住在舍卫城，向当地比丘、比丘尼、男女居士讲经传法。有一天，圣者曼殊室利忧心重重地对佛祖说：“世尊您住世的时候，我们能眼看佛容，耳听佛语，心有所皈依；如果祖师涅盘离世，一切有情将依止何处呢？”佛祖听过，含笑无言，接着从他身上，发出四道光，分别照射到大梵天、罗延天、帝释天和工巧之神毗首羯摩身上。于是，大梵天奉献五种珍宝，请毗首羯摩塑造了佛陀的法身像；罗延天奉献五种珍宝，请毗首羯摩塑造了佛陀的报身像；帝释天奉献了因陀罗宝、绿色宝、妙庄严宝等天上五宝和金、银、珍珠、珊瑚、蓝宝石等人间五宝，请毗首羯摩塑造了佛陀十二岁身量的化身像。佛的姨妈（也是继母）波阇波提说，释迦八岁时，身量如蓝毗尼园的台座那么高，十二岁时，脚踏舍卫城的门坎，头部触到门楣，这是他那时候的身量。

　　毗首羯摩熔化了各种宝物，铸造出佛陀十二岁身量的化身像。颜色像熟金子，一只手做结定的姿式，另一只手做压地印的姿式。相好庄严，慈和美妙。据说凡是见到这尊像的人，都能够解脱三毒的痛苦，生起真实的信仰，具足一切见、闻、念、触的功德，与见到了佛陀本人一模一样，没有丝毫差异。当时佛祖住世，亲自为身像开了光，散花加持，最后藏于印度金刚座寺。

　　飘洋过海到中华

　　《西藏王统记》还记载说印度法王达磨波罗在位时，东方中国君主秦王符坚，送给达磨波罗三件无价之宝，包括一件无缝的锦衣，他向印度国王求取一尊殊胜的释迦牟尼佛像，以宏扬华夏的佛法。达磨波罗为印中两国的传统友谊，毅然决定将国宝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送往中国。当他和大臣一起走进供奉释迦牟尼佛像的神殿时，发现这尊本来朝南而坐的圣像，现在居然面向东方了。国王想：“啊！原来佛像早已心向中华了。”于是发大欢喜心，造了一艘很大的船，船身挂满旗幡彩带，乐工们演奏着美妙音乐，将佛像送往东方汉土。汉地国王也以最隆重的仪式到海边迎接，并供奉在金子镶嵌的国王宫殿中央。

　　但是，成书于1434年的藏文史书《汉藏史集》（陈庆英译），对佛像如何来到中国的记载不尽相同，该书引用《松赞干布遗教》中说：印度国王达尔玛巴拉（也许就是上面说的达磨波罗）在位之时，有外道军队摧毁了吉祥那烂陀寺，教法几乎遭到毁灭，于是向汉地国王提婆热扎请求派遣援兵。汉地国王回答说：“我的军队不能前去，但是可以将珍宝送去，依靠它你们可以战胜外道、复兴佛法。”印度国王得到帮助，击败了外道军队，内道佛教又像白昼一般显明。印度王臣皆大欢喜，致书汉地国王说：“成就如此善业，皆是因为你汉地国王之慈悲教诲和历次送来的礼物之力。你的恩德巨大，要想什么样的回礼。我们一定奉送。”汉地国王说：“谢谢你们的好意，请将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之像，以及四部佛经、四位持律比丘送来东土。”达尔玛巴拉王说：“我的这尊本尊佛像，从来没有想过将它送往别处，但是你的恩德甚大，而且此像由你迎请去，对有情众生广有利益。”于是，以各种供品供养，举行盛大的送接仪式，觉卧佛像就这样来到了汉地。

　　总之，不管哪种说法更准确，西藏古代历史学家们一致肯定释迦佛像先是佛祖在世时铸造，并且在南北朝时期印度国王送给中国的无价之宝。

　　文成公主带进西藏

　　又是几百个春天和秋天过去了。

　　唐太宗李世民掌政的时候，周边各国首领都派出使节来请婚。经过七试婚使，这位有着长远战略眼光的英主力排众议，将聪慧美丽的文成公主许配给当时知名度和实力都逊于其他诸国的吐番赞普松赞干布。

　　临行之际，唐太宗决定将中华国宝、供奉在洛阳白马寺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赐与文成公主携同进藏，作为修习佛法的本尊，利乐雪域有情。藏文古籍《西藏王统记》记载道，唐太宗对文成公主说：“爱女积福所凭依，有我所供本师像，施主帝释天所造，其质乃由十宝成，毗首羯摩为工匠，亲承如来赐开光。如此无比如来像，见、闻、念、触诚叩请，佛说急速证等觉，利乐源泉觉卧像，舍此如舍寡人心，仍以赏赐我娇女。”通过这段记述，可以看出唐太宗对唐蕃关系的重视以及将传国之宝送往吐蕃的良苦用心！

　　当时专门打制了一辆手推车，装载释迦牟尼佛像，由汉族大力士鲁噶和拉噶两人推着，长途跋涉数千公里，从长安城一直推到拉萨。公主一行翻过无数高山峻岭，渡过无数江河急流，遇到过无数次狂风暴雪、地震山崩，所历艰难困苦确实难以描述。当他们临近拉萨时，藏王松赞干布认为文成公主是度母化身，可能从东南西北不同的方位同时入城。于是派出四路人马到郊野欢迎。其实公主和随从是翻过拉萨北面的郭拉山口而来的。当他们抵达拉萨北面的绕木齐平野时，运载释迦牟尼佛像的木轮车陷进泥沼中，力士拉噶和鲁噶奋力推拉，也没有办法拖出。文成公主卜算得知：泥沼下面是神龙宫殿，释迦佛像有意留在此地镇压地煞。于是在佛像四周支上木柱，张挂绫罗帐幔，进行种种供养。接着公主锦衣玉佩，由二十五位美丽侍女簇拥，弹奏着琵琶器乐，沿卧塘湖柳林草地游赏风光。吐蕃臣民纷纷出动，欢迎大唐公主光临，争相观看天朝仕女仪容，人们围绕公主载歌载舞，热情奔放，感奋不已。

　　供奉于拉萨小昭寺

　　在文成公主来藏之前，藏王松赞干布的尼泊尔妃子也携带一尊释迦牟尼八岁等身佛像明久多吉到了拉萨。她在内邬塘（现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一带修建神庙，但是一直未能成功。听说大唐公主精通地理勘察，便先请禄东赞疏通，又派仕女送去金粉一升，请文成公主代为测定一建庙佳地。文成公主摊开八十种博唐及五行推算图，测算出西藏呈魔女仰卧之像，拉萨卧塘湖为魔女心血，红山、铁山、磨盘山是魔女心窍上的脉络，应当填平卧塘湖，建一释迦神庙以镇之。还有，正如前面所述，绕木齐下面有神龙宫殿，也应在上面供奉一尊释迦牟尼佛像，以保拉萨和整个藏土的安宁。

　　于是，在藏王松赞干布的主持下，尼泊尔公主修建了大昭寺，供奉释迦牟尼八岁等身佛像；文成公主修建了小昭寺，供奉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两座寺庙无所谓大小，它们同一天开工，同一天落成。藏王松赞干布、尼妃赤尊公主、汉妃文成公主参加了隆重的开光典礼，这是西藏古代史上最为了不起的日子，其时大地生辉，天降花雨，王臣百姓，歌舞欢娱，作诸戏乐，极一时之盛，大昭寺门向西，小昭寺门东向，寄托着两位公主对家乡父母的眷念。

　　两尊佛像换了位

　　大小昭寺修成后不久，出现了两尊释迦牟尼佛像互相换位的事情。关于佛像换位的原因，西藏史书上都有比较明确的记载。

　　据说藏王松赞干布去世后，孙子芒松芒赞继承了王位。当时盛传武则天皇帝要派出大军攻打拉萨，夺回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佛像。吐蕃王臣在惊恐之余，匆忙把这尊佛像转移到大昭寺南镜门里面隐藏，并用泥土封好，上绘一副文殊菩萨像。同时把大昭寺的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明久多吉挪到小昭寺主殿供奉。

　　拔·塞朗所著《拔协》（佟锦华、黄布凡译）记载，公元八世纪初，唐中宗将金城公主许配给吐蕃赞普赤德祖赞，狗年（710年）从长安到达拉萨之鹿园。金城公主说：“我要看看祖奶奶公主（指文成公主）的供养处－－释迦牟尼佛像。”她到了小昭寺，向每尊佛像献了供养，没有找到释迦牟尼佛像；然后来到大昭寺，先给诸佛像上供奉，再找释迦牟尼像，也没有找到。金城公主说：“根据有关大昭寺的记载，寺庙中共有五间佛堂，如今只看到四间，定然还有一间隐蔽的内佛堂。”于是便在佛殿的墙壁上到处敲击，敲到殿中一处向内凹入墙壁上的门坎的下部时，墙上出现了裂缝，便挖去泥皮，发现一门，打开门，果然看见内藏的释迦牟尼金佛像，金城公主大喜道：“要为祖奶奶文成公主的佛像举行‘现面’典礼！”马上摆献了盛大的供奉。《西藏王统记》记载，金城公主将佛像安置在殿后净香室中心，建立了供祀之制，从此这尊神像成了大昭寺的主佛。

　　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执笔撰写的《大昭寺史事述略》，引用了布敦佛教史的说法，似乎两佛换位是遵循文成公主的遗言，“公主临终时，说把佛祖从小昭寺请来，藏在大昭寺的屋檐下，门上要刷粉，并画上妙音菩萨，说完便去世了，大臣们按公主的遗嘱，对换了两尊佛。”

　　饱经磨难与沧桑

　　佛像在大昭寺主殿没有呆多长日子，西藏政坛又发生变故，他也因此遭到厄运。总之，作为佛教至尊的他，在西天佛地的雪域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饱经了磨难、冷落与沧桑。

　　藏文史书记载，藏五赤德祖赞在羊卓雍湖边坠马而死，王子赤松德赞尚未成年，政事由母舅玛尚·春巴杰执掌。他宣称：“国王之所以短命，都是奉行佛法的报应。为了消除今生的灾难，应该奉行苯波教。”还说：“文成公主带来的佛像是汉地的佛像，应该送回汉地去。”于是，他发动了吐蕃时期第一次反佛运动。大昭寺遭到封禁，神殿改成了屠场，血淋淋的皮子和牛羊的内脏挂在诸神的身上、手上。文成公主带来的佛像，被用皮绳编织成的网套着，拉到大昭寺门外。玛尚派了三百个力士，命令他们把佛像送回中原。奇怪的是，他们把佛像拉到城郊的卡扎洞地方，佛像如同生了根似的，再也拉不动了。只好就地埋在沙坑里。

　　后来，又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反佛大臣纳朗·陶杰唐拉巴背脊开裂而死，觉诺·桑杰和玛·结让也手脚蜷缩而亡。老百姓和占卜人都说：“这是因为汉地释迦牟尼佛像发怒，将他埋在沙坑里真是罪孽大啊！”大家商量道：“这尊佛像，最初是从印度去的，还是把他送到印度去吧！”于是将佛像起出，用两头骡子驮着，当他们来到芒域吉隆的时候。听说去印度的道路不通，就将佛像留在芒域地方了。

　　佛像在那里滞留了14年。后来藏王赤松德赞亲政，剪除了玛尚·春巴杰等人，王臣们聚在一起议论兴佛的事情。大臣尚·聂桑禀告道：“祖辈松赞干布倡兴佛法而国泰民安，他的圣裔，赞普您的父王赤德祖赞也奉行妙善佛法，后来遭到玛尚的破坏。玛尚还把汉地运来的佛像送走，但是从前只用骑士抱在怀里运来的佛像，这时成千人也抬不动。后来商定送到芒域，才用两匹骡子驮了去。如今应该将那尊佛像从芒域请回来供奉。”于是，藏王赤松德赞“始以宝车自芒域迎回觉卧释迦牟尼佛像，用诸伎乐，安奉于绕萨神变殿（即大昭寺）净香室中央，仪极隆重。”（《西藏王统记》，刘立千译）

　　大约过了80年，赤松德赞的孙子达玛乌冬赞掌政的时候，这尊殊胜的佛像又遇上了第二次反佛运动。达玛乌冬赞（即朗达玛）不止一次声言：“拉萨连年发生人疫灾害，都是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佛作崇的结果。”他命令：“汉地和印度的释迦牟尼佛像都要送回他们的家乡去。”这次臣民们没有听从他的指示，他们认为释迦牟尼佛像是雪域藏土幸福的根源，要像保护眼珠一样加以保护。他们运来很多沙子，把佛像埋在沙堆中间。同时弄了一块大石头，推进卧塘湖里，石头发出很大的声响。朗达玛询问是什么响声，臣民们谎报道：“佛像抬不动，绳断人伤，我们很气愤，把他推进卧塘湖里了。”朗达玛表示满意，并且下令封闭大昭寺，在大门上绘上僧人饮酒图。在整个毁佛时期，大昭寺里荒凉破败、杂树丛生、狼狐出没，根本没有香火可言了！

　　悠悠岁月又历一千年

　　公元十一世纪随着藏传佛教后宏期的开始，释迦牟尼佛前的香火又渐渐兴旺起来，到现在岁月悠悠又近一千年了。

　　据说，毁佛藏王达玛乌冬赞被剌而死，他的儿子维松和云丹长大成人后，就不那么敌视佛教了。人们偷偷将释迦牟尼佛像从沙堆里刨出来。公元十一世纪中叶阿底峡大师在聂塘授徒传法，多次到拉萨大昭寺转经，并且从释迦牟尼殿的柱子下面取出《松赞干布遗教》，可见当时释迦牟尼佛像前已经不那么冷清了。

　　公元1076年，阿里桑嘎尔译师帕巴西绕来到拉萨，这是反佛运动后第一次对大昭寺进行维修。据东嘎·洛桑赤烈的著作记载，公元1160年，拉萨、澎波等地四个僧侣集团互相火并，大昭寺佛殿被火焚烧。当时由达布噶举派高僧楚诚宁波调解，并且再一次修复了大昭寺，把它交由蔡巴噶举派创始人公堂喇嘛香管理。恰白·次旦平措先生告诉笔者，公元1310年，阿里亚泽王派顿巴仁多尔及管家阿族等，带去以十八藏克（藏族计量单位，一藏克相当于二十八斤）为一驮、一共一百零四驮铜和五百两金子，在释迦牟尼佛座上面修了金顶。公元1409年正月，宗喀巴大师在大昭寺创立了默朗青波传召大法会。在此之前，拉萨河南岸的柳乌地方长官朗噶桑波奉当时西藏的统治者乃东王之命，对大昭寺进行了大规模的维修。宗喀巴大师向佛像奉献了纯金制作的五部如来佛冠，并以珍珠、宝石、碧玉、松石嵌饰，极为美妙庄严，胸前嵌右旋白海螺。而佛身所挂大念珠，据说是明朝皇帝赐给色拉寺创建人、宗喀巴的大弟子绛青曲杰，而由绛青曲杰献给佛祖释迦牟尼的。从此这尊佛像被称为“乔瓦仁波齐”，意为“至尊怙主”。他是大昭寺的主佛，雪域藏土第一神，其地位之高、尊荣之重，如前述。岁月悠悠，时代变换，然而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的长明酥油灯，一直闪闪发光、长时不息。

　　-----------------------------------------------节自《雪域西藏风情录》 廖东凡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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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2392部）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个）名单，现予公布。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和利用好珍贵文献典籍，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指导方针，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公布为契机，加强科学规划，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做好珍贵古籍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使中华民族珍贵的文献典籍永泽后世。

本批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10部古籍，包括3部汉文古籍和7部藏文古籍，分属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汉文1部藏文7部）、敦煌研究院（汉文1部）和甘肃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汉文1部）。

我省本批入选的3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分别为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和张掖市甘州区博物馆，加上此前入选的甘肃省图书馆（第一批）、兰州大学图书馆（第二批）、拉卜楞寺藏经楼（第二批）和天水市图书馆（第三批），全省已有7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2002年8月28日，塔尔寺新建藏经楼工程开工奠基仪式在塔尔寺举行。　塔尔寺有着悠久的历史，寺内四大扎仓、印经院及各殿堂和活佛府邸积累了大量以《甘珠尔》、《丹珠尔》及《宗喀巴师徒全集》为代表的各种版本的藏文古籍，由于寺院条件所限，寺内藏书及木刻经版分散于各处，至今从未进行过系统整理，致使有些藏文古籍善本、孤本濒临失传。因此，尽快抢救、整理寺内藏文古籍，新建综合藏经楼是塔尔寺活佛、僧众梦寐以求的心愿，也是十三世嘉雅活佛等老一辈活佛未尽的遗愿。为了实现这一愿望，寺院民管会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并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香港知名人士李嘉诚先生的大力资助。目前，修建藏经楼的条件基本具备，设计图纸已经确定，修建工程正式开工。

新建藏经楼计划内设图书馆、阅览室、艺术三绝陈列室、珍品文物陈列室等馆、室。工程完工后，寺院将着手整理各殿堂、印经院及活佛府邸的藏书、木刻印版，并进行必要的复制后存放于藏经楼内，供寺内僧伽及各方学者研修查阅。同时，要对寺内各殿堂珍贵的渐塘布画和唐卡进行复制补遗后将珍品存放于藏经楼内。

该工程计划投资约1500万元，于2004年完工，工程竣工后将成为该寺一个新的景点。

开工典礼按照传统仪轨进行藏宝瓶仪式。

新建藏经楼效果图。

塔尔寺民管会主任西纳・洛桑旦贝坚赞主持藏经楼开工典礼。

青海省委副书记白玛出席开工典礼，并发表讲话。

布达拉宫（藏文：པོ་ཏ་ལ），坐落于中国西藏自治区的首府拉萨市区西北玛布日山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集宫殿、城堡和寺院于一体的宏伟建筑，也是西藏最庞大、最完整的古代宫堡建筑群。

布达拉宫依山垒砌，群楼重叠，是藏式古建筑的杰出代表（据说源于桑珠孜宗堡），中华民族古建筑的精华之作，是第五套人民币50元纸币背面的风景图案。

主体建筑分为白宫和红宫两部分。宫殿高200余米，外观13层，内为9层。布达拉宫前辟有布达拉宫广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城市广场。

布达拉宫最初为吐蕃王朝赞普松赞干布为迎娶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而兴建。布达拉宫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圣地，每年至此的朝圣者及旅游观光客不计其数。

2013年1月，国家旅游局又列其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2018年11月1日起至2019年3月15日，布达拉宫实行免费参观。

扩展资料

自2019年起，中国官方将实施为期10年的布达拉宫文物(古籍文献)保护利用工程，这也是迄今为止布达拉宫最大规模的文物(古籍文献)保护工作。

此次布达拉宫古籍文献保护与利用工程整体实施方案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承担，项目主要分为：古籍文献可预防性保护、抢救性保护修复、数字化保护、展示利用四个部分，该工程将累计投入专项资金3亿元人民币。

据悉，布达拉宫馆藏文物丰富，包含各类古籍文献，总量达10万余件。目前布达拉宫宫藏在册的汉、藏、满、蒙、梵等多文种珍贵古籍文献近4万函。

上世纪90年代，布达拉宫文物建档工作基础较为薄弱，仅对文物进行了目录、名称登记，缺乏完整、规范的详细档案，给文物普查以及科研工作带来不便。

-布达拉宫

人民网-中国官方启动最大规模布达拉宫古籍文献保护工作

藏族舞蹈的特点

舞蹈艺术是伴随人类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同步产生，并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中不可缺少

一门最早形成的艺术形式之一。几千年来，生活在雪域高原上的勤劳聪慧的藏族先民们，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在征服大自然的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风云变换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古老歌舞艺术和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宗教舞蹈。这些争芳吐艳、千姿百态的民族民间歌舞艺术，犹如夜空闪烁的繁星，遍布在幅员辽阔的万里高原上，它是藏民族历史的见证和活化石，它向世人展示出雪域高原人独特的风采。

谈到藏族舞蹈的 审美特征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历史上是如何看待舞蹈，以及如何定位舞蹈艺术在藏族文化中的地位。在藏族传统文化典籍“大小五明学”中把舞蹈归于“工巧明”（即工艺学），这就表明舞蹈艺术在理论上被定位于大文化范围之内，并形成具有成熟理论的艺术形式之一。在西藏历史上，“羌姆”等舞蹈大多不仅配有文字记录的“舞谱”，还用“线”记录着“舞曲”；“卡尔”舞蹈的音乐“藏文古谱”流传至今。在古代藏族民间歌谣中传唱着众多的有关“说舞蹈”方面的歌谣。在众多的舞蹈论述中，关于什么是舞蹈、形体运用以及“舞蹈艺技九”等舞蹈理论是古代论述藏族舞蹈的精髓之作，也是最具有代表性是舞蹈理论部分。藏文古籍中关于“舞蹈的各种动作姿态是人体塑造的精彩工艺”。正是这一活生生的“工艺”，表现着当时当地人的思想感情。由于每个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政治历史、宗教信仰、民俗民风的不同，又形成了具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风格，不同地区舞蹈，动作力度、软度、开度、幅度和舞律存在差异，有的民族舞蹈动作的重点在下肢，而上身动作较小；有的民族舞蹈上身动作较为丰富，而下身动作较少；正是诸多舞蹈风格中蕴藏着民族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特征。

“审美意识是客观存在的诸审美对象在人们头脑中能动的反映，一般通称之为‘美感’”。其中包含了如审美趣味、审美能力、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感受等等。

藏族舞蹈有其共性的审美特征，但由于人们居住的地理气候差异、方言差异、服饰差异、宗教影响而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情趣。藏族舞蹈有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众多民族民间舞蹈；有专供上层社会享用的卡尔舞蹈；也有专为宗教仪式服务的羌姆舞，以及众多门派的藏戏舞蹈。以上舞种虽然表现形式和手法各不相同，但舞蹈的基本身韵、动作、姿态和技巧却很相近，音乐的基本曲式结构和节奏曲风比较相仿；在服饰方面除宽、肥、瘦及色彩的区别外，样式也基本相同；以圆圈舞为主的跳法也很相似。因此，相似或相近的身韵是形成藏族舞蹈美学特征的“根”，是相对稳定的审美感受的共同反映。在藏族歌谣中唱到要跳舞“就要跳天空无边无际舞”，“高山不可动摇的舞”跳起来的“卓舞的节奏快如夜空的闪电”。前藏人的舞蹈，活泼有力、热情典雅、柔和敏捷，具有浓厚的纯农区和城镇市民特色；后藏人的舞蹈，奔放潇洒，步伐灵巧多变，充分体现着西部高寒人的性格特征；阿里地区的舞蹈，有着典雅稳健的舞步，优美自如，充分体现着古象雄文化的韵味；而藏东康巴人的舞蹈，威武粗犷、豪放潇洒，充分展现着康巴人的气质特征。

关于 藏族舞蹈的形态美 ，可以在《中国歌谣集——西藏卷“打开歌门”》的章节中发现一些有关的阐述。比如：林芝地区果偕“祝歌舞者门面三层高”中唱到：

胸部是锅庄的仓库，今日要打开仓库门；胳膊是卓舞的翅膀，今日我要炫耀翼力；

腰部是歌舞摇摆处，今日我要放松放松；膝盖是锅庄的风轮，今日我要转动转动；

双脚是锅庄的滚球，今日我要滚一滚它。

藏文古籍对舞蹈者的形态要求有 ：

上身动作像雄师，腰间动作要妖娆。四肢关节要灵巧，肌腱活动要松弛。

全身姿态要柔软，表演表情要傲慢。举止要像流水缓步，膝窝曲节要颤动。

脚步脚尖要灵活，普遍要求英姿雄壮。……

藏族舞蹈非常强调舞蹈时，膝、脚、腰、胸、手、肩、头、眼的统一配合及统一运用 。众多藏族古老民歌中关于具体形体要求的歌词和古籍的理论如此一致，不能不说是一个民族对舞蹈者形态、舞姿的共同审美感受。上述关于舞蹈形态的要求不是空泛的，脱离实际的，而是至今保留在众多的藏族舞蹈中，如“热巴舞”、昌都“果卓”、定日“甲谐”、贡布“箭舞”等舞蹈中， 男子舞者 的上身动作非常讲究，不论手持道具与否，其“上身动作像雄狮”威武雄壮，极富有高原人彪形壮汉的气质，给人以战胜一切艰难险恶环境的信念，而 女子舞 的上身动作则含蓄典雅，给人以健康和优美的感觉。与此同时，“果卓”、“果谐”等不少舞蹈中男女舞者的前胸或上身动作稍向前俯，这不是表现背东西的舞蹈，这一现象除了与服装的肥厚、装饰物等有关外，从舞蹈学角度分析，向前微俯与动作的大小、强弱、高低对比等关系密切。综上所述，藏族舞蹈所具有的美学特征，是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诸多文化现象的集中体现，也是藏民族的舞蹈风格及特点形成的根基。探讨藏族舞蹈的审美特征，是继承优秀藏族舞蹈艺术，发展符合民族审美情趣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需要。藏民族舞蹈不仅是西藏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也是表达民族思想情感最有力的“形象语言”。

正如藏文古籍所指“歌舞剧(戏)是：往事如同语言一样，用形态表达各种语言的歌舞剧，它主要舞蹈者手、头的各种变化，如卷羊毛时手的动作反复多次后形成优美、迷人的舞”，可见，双手的动作在藏族舞蹈中尤为重要。从对双手的基本要求看，除灵活多变外，手势还要如同“莲花印”，即双手要像盛开的莲花瓣，要有层次地旋转，在旋转中产生优美的想象。我们在观看藏族不同风格的舞蹈时，会发现其双手的动作是非常丰富并极富活力。双手动作在藏舞包括藏戏舞蹈中已经演化成千姿百态的舞蹈语汇，如藏戏舞蹈中的手势与戏剧语汇融为一体，成为藏戏不可缺少的表现手法。同样，在羌姆舞蹈中不少舞全手势动作来展示内容；热巴舞中的“颤肩舞”；果谐中的双手前后甩动和胸前划摆，至于“手镯舞”中海螺手镯舞的手势动作就更加丰富。藏戏舞和羌姆舞中很多手势动作直接反映生活，随着剧情、节奏的变化，手势动作也跟着变化，双手始终随舞蹈内容的变化而舞动，并为升华为具体情感需要而创新、发展，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和独特的审美特征。

民谣和古籍中还提到“双脚是锅庄的滚球”、“双脚是舞轮”，“脚下没有刺”、“脚步脚尖要灵活”等，脚是舞蹈跳动、踏节的关键。要求舞者的脚像“轮子”、“滚球”般灵活多变，如果说手势动作是“噶尔”歌舞，脚部动作则是“卓”舞蹈，手舞足蹈就形成了舞蹈。舞蹈时要如同“脚下无刺”，踏着强有力的节奏舞起来。藏族舞蹈的双脚动作灵活轻巧，节奏鲜明，脚步热烈而整齐，如踢踏舞步活泼、清爽，踏出的节奏热烈、坚强有力而轻重分明；果谐舞步是典型的集体舞步，舞蹈充满了劳动气息，在粗犷昂扬的歌声中步伐整齐而富有生命力；昌都果卓的“亚巴舞”步，虽没有音乐，但音乐产生在双脚有力的跺踏声中，一种振天的声响回荡在舞场上空。此外，民谣和古籍中还谈到头部动作，“头是舞的摇晃处”，“做右手势动作和向右行进时头向左看，左动作要反姿，做下面动作时向前看”。从中不难看出不少藏舞的规范程度和形体和谐运用的美学特征。藏舞中的头部动作也是非常丰富的，有绕头舞、甩头鞭舞、前后甩动舞、左右甩动舞等，这些都是舞蹈内容与形体变化紧密结合具有独特头部动作的舞蹈。

舞蹈者的全身要求在民谣和古籍中的论述也较多，如女性“全身姿态要柔软”、“体态轻捷如身上无肉，舞姿柔软如腰上无骨，从背影看好像没有臀部，从前面看好像无腹肚”，男性“普遍要求英姿雄壮”。这些形体要求在当时可能属于理想化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审美愿望符合舞蹈艺术的基本要求，体现了先人们讲究匀称的美学思想。形体是舞蹈艺术的表现工具，那么怎样的形体才算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要求。在藏文古籍和歌谣中反映出来的舞者的形体要求就体现着藏民族的审美意识，同样也是藏族舞蹈的审美特征之一。另外，用“比喻”的手法来创作舞蹈也是藏族舞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美学特征。“藏文舞谱”有一条用“比喻"的方法创造舞姿的论述，认为用“比喻”的方法可以丰富人的想象，从而产生新的联想，如“雄狮抖搂绿鬃在火中燃烧”，“大鹏展翅飞翔”。……

……目前藏族舞蹈中动作名称沿用动物姿态的比较多，但完全模仿动物姿态而保留的比较少，这是因为动作向更加舞蹈化方面发展的原故。总之，“比喻”的手法丰富了藏族的舞蹈，从而形成了丰富多采的藏族舞蹈语言。

“颤”、“开”、“顺”、“左”、“绕”是各种类不同藏舞的共同特点，或称为 藏族舞蹈的五大元素 ，从而构成了它区别于其他兄弟民族舞蹈的美学概念。这五大元素的形成，是同藏族人民的 历史条件、社会制度、风俗信仰、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文化传统 等有着密切联系的，是长期在人民群众中凝成的审美标准。

藏族舞蹈中除上述共有的主要特点外，在舞蹈的动律上还普遍存在着 最基本的 “ 三步一变 ” 、 “ 后撤前踏 ” 、 “ 倒脚辗转 ” 、 “ 四步回转 ” 的共同规律 。在这种共同规律的基础上产生出种种不同的变化，再加上手势的运作、腰身的韵律、音乐的区别而构成不同的舞蹈风格。

藏族舞蹈的步伐 十分丰富，从脚部动作上可概括为“蹭”、“拖”、“踏”、“蹉”、“点”、“掖”、“踹”、“刨”、“踢”、“吸”、“跨”、“扭”等12种基本步伐。

藏族舞蹈的手势 ，可归纳成“拉”、“悠”、“甩”、“绕”、“推”、“升”、“扬”七种变化。

藏舞中的技巧 主要有：辗转、刨腿转、踢腿转、果谐转、跨腿转、跳跨转、推磨转、蹲转、跪转、掖转、正反转、扭腰正反转、拧身反跨转、点步翻身、踏步翻身、点转、平转、小蹦子、死人蹦子、躺身大蹦子、平转虎跳以及跨腿跳、吸腿跳、盖腿跳、撩腿跳、蹭步跨腿跳、兔子跳、猫跳等等。

摘自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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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稞酒与藏族酒文化

以酒为载体的酒文化，源远流长，纷繁多彩，是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的杰出创造。一个民族的酒文化不仅是这个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一定反映，而且更充分体现了这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因而不同的民族大都具有各自独特的酒文化。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以曲酿酒的国家，有着悠久灿烂的酒文化。生息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我国各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经过文化的交流、整合，逐渐形成丰富多姿的各自的民族酒文化。以青稞酒为主载体的酒文化，就是我国酒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绚丽的奇葩。

一、藏族酒史

　　一个民族的酒文化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方面。酒俗、酒具、酒歌等文化表征，都建立在酒这一物质基础之上。因而一个民族的酒文化，实际是以造酒为发端的。

　　藏族造酒的历史，民间传说是从唐代文成公主把汉地酿酒术带到吐蕃时开始。但考诸史实，藏族造酒的历史应远比此早。众所周知，藏族是古代生息于青藏高原的若干民族和部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藏族的先民与我国汉文典籍中称为“羌”的民族系统有很深的渊源。羌，意为“西方牧羊人”，原是殷周时中原华夏族人对其西部地区的以游牧为主的民族部落的泛称。考古和文献资料证明，古羌人的最初生息地即在青藏高原，以后逐渐迁徒，分散形成许多的种落，有一部分改为从事农耕生产。古羌很早就创造了灿烂的高原文化，据有的专家考证，早在中原华夏人有麦种之前，古羌人已在高原上成功的培育出一种稞麦，即今藏族的主要粮食青稞。①羌族的一支神农氏后来进入中原与黄帝族相融合形成为华夏族。夏代开国的大禹，也是“长于西羌”②西羌的中心原在青海的河湟地区，公元前四世纪时受强秦之逼而向西南方迁徒，进入四川西北部和甘肃南部、青海西部和东南部，以及西藏等地，形成许多部落。到了南北朝和隋朝时，高原上已有苏毗、党项、白兰、吐谷浑、附国、嘉良、东方等较大的部族。当公元七世纪崛起于藏南雅鲁藏布江河谷的雅隆部落相继征服诸羌部，统一高原，建立强大的吐蕃王朝时，这些羌部中的许多羌人均被融合，成为了藏族。因此，藏族酿酒的历史应追溯到吐蕃王朝建立以前的古羌时期。古羌嗜酒，“饮食以酒、乳、牛羊肉为多。”③晋人王嘉《拾遗录》曾记一羌翁九十八岁仍嗜酒如命。羌人不仅嗜酒，而且很早就会酿酒。晋初善酿好酒的尚书张华，其酿酒所用，“蘖出西羌，曲出北朝。”④西羌人既有蘖，当已会造酒。《新唐书·党项传》记载党项人不事农耕，但“取麦他国以酿酒。”吐蕃统一高原过程中，除一部分党项人内徙外，留居原地都入于吐蕃，显然党项的酿酒术亦会入于吐蕃。《旧唐书·吐蕃传》记吐蕃旧俗有“接手饮酒”（《新传》作“手捧酒浆以饮”义同。）藏文史籍《王统世系明鉴》记松赞干布制定的吐蕃法律二十部中亦有“饮酒要有节制”的规定。可见早在文成公主入藏之前，吐蕃已有酒，并已能造酒。不过，此时吐蕃造酒尚未掌握中原地区先进的复式发酵法。《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中记载吐蕃贵族韦氏年老时惧自己死后子孙不能继续享受爵禄，因而设宴请松赞干布与其盟誓的故事。这个重大的宴会都仅“以半克青稞煮酒，捧献饮宴”。半克仅合七公斤，量是很小的。这种“煮酒”是用青稞发芽酿造的，颇似啤酒的制法，与后来藏族传统的青稞酒制法有很大不同。

　　公元641年唐文成公主出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为唐蕃大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开辟了道路。特别是文成公主为促进汉藏文化交流不遗余力，不仅随嫁带去中原各种书籍、食品、工艺品，而且极力协助松赞干布学习先进的唐文化、技术和典章制度，推动吐蕃社会的发展。据藏文史籍记载，公主随带去的书中有“六十种讲说工艺技巧的书籍”和“各种食品、饮料配制法”，其中即有造酒的技术。公主还十分注意吐蕃农业和产的发展，专门带去了吐蕃所没有的蔓菁种子。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像《齐民要术》一类的农技书籍，亦必然在公主带进吐蕃的书籍之中。

　　但是，酿酒是一复杂的工艺，极不易熟练掌握。酿酒的成败和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操作人员的的经验。公主入藏九年后，松赞干布又向唐朝请派“造酒、碾、石岂 、纸、墨之匠。”可见当时吐蕃虽已输入内地酿酒法，但尚不能完全掌握。此后，随着唐蕃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公元710年金城公主入藏，随带大批内地工匠；公元755年后吐蕃在占领陇右诸州、北庭和一度攻占唐都长安中，又俘获大批汉族工匠，内地先进的酿酒技术才逐渐被吐蕃所真正掌握。

　　必须指出，藏族古代社会中，并不像现在一样普遍饮青稞酒。事实上在吐蕃王朝时期，藏族饮用的酒的种类甚多。在敦煌出土的写于公元九－十世纪的《笨教殡葬仪轨书》中，人们所使用的酒类饮料有小麦酒、葡萄酒、米酒、青稞酒等五种。其中提到干布地区小王向吐蕃赞普奉献的“酿酒粮食”为“青稞、大米任何一种均可。”在一些藏文史籍中，还记载吐蕃佞佛普热巴金“饮米酒酣睡”，被臣下扼杀的事。⑤可见，在吐蕃王室和贵族中，当时比较盛行饮米酒。这一习尚，很可能是受唐之影响。众所周知，唐代饮米酒之风甚盛，宫廷中更是如此。现今西安宴席上必备的一种乳白色米酒，传即唐宫之酒。文成、金城公主入藏和吐蕃“豪酋子弟入（唐）国学”学习，势必将此风尚带入吐蕃上层社会。

　　吐蕃早在公元670年就占有西域的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并与波斯、大食、印度、尼泊尔等有交往，葡萄酒当即从西域输入，葡萄酒色红，而吐蕃人尚红，故葡萄酒在祭祀与宴饮中一度较盛行，在康区的三江流域（澜沧江、怒江、金沙江）酿制葡萄酒有很长的历史，《明实录》记载：洪武七年（1374年）康区谷日地方酋长以所造酒来献，其地“旧有造葡萄酒户三百五十家”⑥可见，这一藏区曾有酿制葡萄酒的专业户，而这些酒亦主要是供上层所需而生产的。

　　西藏东南部林区盛产蜂蜜，蜜酒是当地人很早就会生产的一种酒，藏文史料中说：“在工布地区，杂日山王曾于十五世纪向唐东杰布奉献过蜜酒和小麦啤酒。”⑦在藏族社会中蜜酒是较珍贵的酒，一般用于献于贵人。数量不多。

　　小麦是藏族主要粮食之一，量虽不如青稞大，但易采用内地传入的麦酒酿制法生产，故早期吐蕃多有酿制小麦酒的。

二、青稞酒及藏族酒俗

　　任何一种文化的整合，都经历了一个选择、适应的过程。一定的文化，都必适应于主生这个文化的社会经济基础。吐蕃社会饮酒的多样化，反映了吐蕃对外部文化的广泛吸收。吐蕃王朝在汲取外来的先进文化方面是十分开放的。据波斯文古籍《世界境域志》载，八世纪拉萨已有西域和波斯、印、缅商人。至于唐朝的手艺人、商贾、学者、僧人等更为数众多。佛教文化、儒家文化及本地的土蕃文化彼此激烈竞争，佛教的印度中观派与汉地的禅宗也互争短长。在这样的氛围中，西域的葡萄酒、内地的米酒被作为“时髦”饲料而流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藏区平均海拔三千公尺以上，干寒，无霜期短，除极少数地区可产稻米外，绝大部分地方不产米。吐蕃强大时期占有陇石和川滇的一些地方，有较多的米源，但当吐蕃于九世纪崩溃后，已不能再从这些地方获取稻米。米酒的酿造便难以为继。同样的原因，西藏产葡萄之地不多，葡萄酒自吐蕃失去对西藏的占领后，来源亦日趋减少。自产量十分有限，只能供上层享用。小麦虽藏区多有栽种，但产量远较青稞为少。这样，以青稞酿酒，便自然而然成为藏族人民普遍采用的制酒方式。青稞酒亦成为藏族酒文化的主载体。

　　前已述及，早期青稞酒的酿制是先将青稞（大麦的一种）发芽，经糖化后加入酵母菌（蘖），使其酒化而成酒的。自内地的复式发酵酿酒法传入后，青稞酒的酿法已类似内地黄酒的酿法。关于青稞酒的酿造法，著名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有非常生动具体的描绘：

要说酒是怎样造，造酒先要有粮食。

青稞用来煮美酒，花花的汉灶先搭起，

铜锅用毛布擦干净，青稞放在铜锅里。

倒入清洁碧绿的水，灶火膛里火焰升。

青稞煮好摊在白毡上，再拌上精华的好酒曲。

以后酿成好美酒，一滴一滴滴进酒缸里。

酿一年的是年酒，年酒名叫甘露黄。

酿一月的是月酒，月酒名叫甘露凉。

只酿一天的是日酒，日酒取名甘露旋。

　　学术界认为《格萨尔王传》的产生年代不早于十一世纪或十三世纪前后，以后在流传过程中继续增补而成。因而，它反映的藏族古代社会多为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社会生活情况。我们从中可知，至少在那时酿酒原料已是青稞，其酿法亦完全是复式发酵法。

　　近代由于藏族的发展和汉藏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加强。藏族青稞酒的酿制技术和所酿酒质均有所提高，首先是用曲方面已绝少用自制的土曲，多采用内地输入的质量较高的酒曲。其次，在控制酿造温度方面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近代康区藏族酿酒，煮好青稞后，“晾干放凉，和以曲末，入釜中，以青稞麦桔杆覆之，数日酿成，渗水入釜沃之，便得多量之酒。”⑨复式发酵法是糖化与酒化同时进行，但二者对温度的需要却相互矛盾，高温对糖化有利，但却对酒化不利，易于导致酒酸败。青稞酒质量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要让其酸味减至最小最小。藏族人民在长期实践中掌握了把煮好的酒粮晾干放凉，再入曲酿制的低温投缸法，能使温度慢慢升高，容易控制，避免杂菌入侵，达到对糖化、酒化均较有利的酿造条件。在酒的酸度和出酒率方面均较前为优。现代藏族家庭所酿的青稞酒，一般能达到15～20度，味微酸而回甜，性平和，不燥烈，男女老幼均能饮用。

　　上面所说的酿法，多用于宴会等用酒量较大的时候。至于平常藏民家中自饮的酒，则多是将青稞煮好后，晾晾，和入曲末，然后装入特制的木桶或陶罐中，用泥封口，盖上一些毡垫、皮袄或麦杆。两三天后放封，渗入一定数量的清水，再封好，等一两天之后，酒便酿成。只要拔去桶下的木塞，就有清冽的青稞酒流出。

　　在藏区东部一些喜饮“咂酒”的地方，还有一种“干酿”法，即酿制青稞酒时先不渗水或渗少量的水。在“吃咂酒”时，才从上而冲入温开水，饮酒的人将竹管（或麦管）插入酒罐的底部，便能吸到酒。这种酒可随冲入水的速度大小、数量多少而调节其浓淡。

　　由上述可知，青稞酒的酿造法基本是学自祖国内地的黄酒酿法，但藏族人民在长期的酿酒实践中，又融入了民族的、地区的特点，以使其更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和民族习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青稞酒既是汉藏文化交流的结晶，又是藏族的创造。

　　青稞酒藏语呼作“酉仓 ”（chang），藏语康方言呼为“穹”（chong）。我国古代习惯泛称酒为“酿”。“ “酉仓 ”与酿音极近，可能即“酿”的借词的音变。清代以来一些汉文书籍中常将青稞酒称作“蛮冲酒。”“蛮冲”实际“穹”的音译。青稞酒酿造过程要冲水，青稞酒是用麦管、竹管吸咂，故又称为“咂酒”。

　　青稞酒对于藏族来说，是喜庆的饮料，是欢乐、幸福、友好的象征。绝非“消愁”之用品。藏族豪放、热情，男女老幼均爱好喝青稞酒。但长期的佛教思想的影响，又使藏族人养成了“饮酒有节制”的传统，平时一般是不随便酒的，但在喜庆、欢乐的时候，则总是要饮得来酣畅尽兴方休。因青稞酒性平和，吃醉的人较少的。尽管有饮醉者，藏族绝少有酗酒者。

　　藏族的婚礼中离不开青稞酒。提亲时要带上“提亲酒”，女方如允则要同饮“订婚酒”；迎新娘时，半途要设“迎亲酒”，新娘辞家时要饮“辞家酒”；婚宴中要共饮“庆婚酒”。

　　藏族极好客，对客人敬上一碗青稞酒，是表示主人好客之心如酒力一般热烈，友情如酒味一样浓厚悠长。

　　藏族过年过节都要饮青稞酒，以示庆祝。就象汉族大年初一早上吃汤元，以祝全家这一年团园、园满一样，藏族大多地方都在年初一早上喝八宝青稞酒“观颠”（将红糖、奶渣子、糌粑、核桃仁等放入青稞酒合煮的稀粥样的食品）。以祝全家新年中丰收、幸福、吉祥。

　　青稞酒具有罈、壶、碗、杯等，以杯、碗盛饮为普遍。西藏仁玉县的绿玉酒壶、酒碗、酒杯是珍贵的藏族酒具，畅销于各藏区。江西景德镇的彩绘小龙瓷碗也是藏族普遍使用的酒具。其余多为木质酒具。就罈饮酒是在喝咂酒时，其饮法是，先烧开一大锅水，放在火塘边温着，然后将一罈酿好的青稞酒插入两支或数支竹管（或麦管）放在火塘边的客位上，客齐后，主人先请最年长的客人坐于酒罈边，诵经和以指拨点酒洒向四方后，即开始饮。饮时请另一位或几位年长客人与先前那位长者对坐，各吸一根竹管，主人掐起一瓢水慢慢从罈上部浇入，水流经罈中已酿熟的酒粮而浸入罈底便成为酒了。竹管深插在罈底，故吸酒而不会吸入糟。第一轮酒毕，又以长先幼后的顺序换上另一轮客人。主人始终在旁渗水，一罈酒吸出已无味时，又新换上一罈。

　　藏族善歌舞，饮青稞酒时少不了唱酒歌、跳锅庄。歌助酒兴，舞借酒力，这样方饮得淋漓酣畅。

　　青稞虽然受到藏族人民的普遍喜爱，但由于其至今仍停留于家庭手工酿造水平，消费上亦是自酿自用，未能成为商品而流通。因而其酿制技术难以提高，消费范围也有很大局限。藏族牧区因不产粮食，过去饮用青稞酒都是从附近农区的人家手中以畜产品交换。由于交通不便，藏族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和青稞酒不能长时间保存等原因，藏族牧民得到青稞酒颇不易因而牧民饮青稞酒的数量大大少于农民和城镇人。近代以来汉藏贸易有较大发展。许多牧民已习惯购买汉地输入的白酒、啤酒来取代传统的青稞酒。

　　另一方面，由于青稞酒技术沿袭家庭祖辈口传身授的方法，各家所酿质量有较大差异，一家几代人所酿也往往悬殊很大。加之设备简陋、缺乏现代检测手段，只能依靠个人经验来掌握，酿制质量难以稳定，时有失败。因而现今一些家庭的青年一代已不太愿费时费力的自酿酒，转而以啤酒之类的性味极近似青稞酒，而又随时可以方便购得的商品饮料来替代。传统的家酿青稞酒技术有面临失传的危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藏族的生活水平提高很快，面临日益增长的藏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青稞酒势必只有走出家庭酿制的窠臼，转入现代化工业生产，方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目前拉萨已有现代的青稞酒厂，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现代化生产的青稞酒也将会崛起于高原。

藏传佛教与藏族酒文化

　　众所周知，藏族是几乎全民信仰喇嘛教（藏传佛教）的民族，宗教深入社会的各个方面和人的心灵深处。因此，有人把藏族文化称之为“佛教文化”或“喇嘛教文化”。但是从酒文化来看，藏族文化实际上并非全属佛教文化范畴。佛教是主张“出世”的，它要求人们戒除“三毒”（贪、嗔、痴），摈弃一切欲望和追求，皈依于“三宝”（佛、法、僧）。饮酒作为一种物质欲，无疑是应当摈弃的。酒还易“乱性”，影响修行的虔诚，佛教入门的最初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不妄语、不饮酒）即要求戒酒。因此酒与佛教本当是不相容的。但奇怪的是笃信佛教的藏族人民都喜爱饮酒。深受佛教影响的藏族社会都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酒文化。

　　为什么在藏族社会中佛教文化能与酒文化并行不悖共同发展呢？我们知道，佛教是一种适应性极强的宗教。就象佛教传入汉族地区后，为适应深受儒家文化薰陶的环境，遂吸取儒家文化，发展形成了禅宗这样的佛教宗派一样，佛教自七世纪传入西藏后，亦经过三百年左右的适应过程，形成了融藏地原有的土著的宗教笨教与佛教中的带有藏区特色的佛教喇嘛教。中其教义、经典仍是佛教，但在某些仪轨和神祗方面都来自笨教，而且在修习上偏重于密宗。自元代开始，喇嘛教不仅在宗教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取得在藏区的统治地位。出现了政教合一制度。“出世”的僧人却管理尘世纷繁的事务，卷入政治的勾心斗角之中，这本身即与佛教宗旨相矛盾。但喇嘛教的领袖却能处之泰然，自圆其说，因此，它能包容酒文化，并让它发展，就无觉为怪了。

　　酒，“天之美禄也”。“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消愁遣兴”⑽藏族居住地区大都自然条件严酷，高寒多风。藏族社会由于长期停滞于封建农奴制阶段，生产力低下，人民的物质享受处于相当低的水平。由于物质贫乏，人们的嗜好亦极少。酒作为自古传下的一种生活品，不仅能增加藏族人民抵御劣气候的能力，更能给生活增添丰采和乐趣。尽管茶是藏族的第一饮料，但茶作为糌粑、酥油相伴的生活必须品，实际上成为了主食品。酒在诸如喜庆场合作为一种烘托气氛的饮料，亦是茶所不能取代的。藏族人民笃信佛教，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热爱生活，追求幸福。适度的饮酒并不影响他们对佛教的敬奉。因此，佛教在藏族社会的传播过程中，不能不对藏族人民传统的饮酒习惯表示某种认同。另一方面，世俗的上层亦有饮酒的嗜好，佛教要取得他们的支持，亦不能不迁就他们。在一份古代藏族文学作品《茶酒仙女》中把茶和酒分别作为高僧大德和国王、大臣各自的理想饮料，并说：国王和大臣们饮了酒，“智谋会象春潮澎湃，荣耀如旭日东升”；将军和勇士喝了酒，“胆量会象烈焰腾空，入阵时如同猛虎下山。”而茶则适宜高僧大德饮用，“使他们神智清醒，勤奋修行，增进智慧。”⑾这种把世俗与宗教人员相区别的态度和对酒的功用的肯定，反映了喇嘛教对酒及酒文化的现实主义态度。

　　当然，由于佛教戒酒，藏族在向神佛教敬献和祭祀时是不能用酒的，而是以净水代替。这与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习惯以酒作祭祀品是不同的。

　　应当特别说明，喇嘛教僧人实际上也并不都是戒酒的。在一些宗教书籍内，反而对饮酒的事津津乐道，承认酒对修行者有所脾益。如著名的《米拉日巴传》中写道：米拉日巴的师父、喇嘛教噶举派（白教）的祖师玛尔巴不仅自己爱饮酒，还叫米拉一起喝。后来米拉在深山苦修，节制饮食，却一直不能“摄界归脉”。一天吃了妹妹送来的酒和未婚妻送的美味食物后，功夫陡然大进。打开师父所赐的秘卷一看，才知道修行到一定程度后，“要全靠好饮食”“多少喝一点酒”，才能把全身脉结打开，生出乐、明、无分别的境界，到达“涅槃”。米拉由此领悟到修习最上乘的密宗，要“以妙欲为道”的奥义，终成正果。

　　由上述可知，喇嘛教最上乘的密宗是允许饮适量的酒的。酒对修上乘密宗的僧人是一种“方便”（即手段）。事实上许多密宗大师都是饮酒的。著名的喇嘛教宁玛派（红教）祖师莲花生就是个极爱饮酒的僧人，传说他曾在一个酒店连饮了七天七夜。

　　不仅以密宗为主的宁玛、噶举等派饮酒，就连以“戒律精严”“着称的喇嘛教格鲁派（黄教），亦有僧人饮酒的”。如六世达来喇嘛仓央嘉措便是“耽于酒色”的。但虔诚的宗教徒们并不因此而减少对他的尊崇。就是创立格鲁派的宗喀巴，也“认识到最好是强调饮酒和吃肉的象征意义。因为，否认它们的价值只会使自己在追求的范围内达到有限的目的。”⒀因为藏族的主食品是肉和粮、乳。在广大的牧区更以肉、乳为粮，故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喇嘛教，虽然反对杀生，都不得不吃肉，否则即难以生存。这种情况极好地说明佛教的社会适应性。在某种情况下，它不得不迁就于所处的环境，即使社会使其与某些戒律相悖。一位著名的格鲁派僧人，曾任塔尔寺住持，并且是十四世达来的哥哥的土登美诺布活佛对此有一精彩的阐释：“吃肉本身并不是坏事。要说坏的话，就坏在你心里的想法：如果你认为吃肉是件快乐的事，那你就是以索取别的生命来寻欢作乐，这就成了坏事了；如果你吃肉仅仅是因为没有别的食物，或没有肉吃就难以维持生命，那就不是坏事。”⒁推及于酒，也是同样道理，在某种非吃酒不可的环境时，饮酒亦不算是坏事，只要不影响对信仰的坚定。当然，对藏区来，酒毕竟与肉在“生存必需”这点上，不能相比。因而格鲁派戒律，不戒吃肉，但仍戒酒，僧人饮酒的事例是极少的。

　　还要指出的是，佛教的四大“根本戒”中并不包括戒酒（四根本戒即入门五戒中除酒以外的四戒）。可见酒并非在佛教深恶痛绝之列。只不过对出家人加以酒戒，防止其贪杯乱性，不能致志于修行，对于广大的信教群众来说，仅要求信仰教义，并不苛求戒律。自然在四根本戒之外的酒戒更不会施之于群众了。因而，尽管寺庙中戒酒，民间的造酒、饮酒照样兴盛发展。事实上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兼容和涵化，使得藏族的酒文化更具特色。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L A怀特有一句名言：“文化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需要。”⒂藏族的酒文化正是在满足雪域高原人们的需要中诞生、形成的。它也必然会随着藏族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需求的提高而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