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局二十四司,管理宫廷事务的机构。隋炀帝时始置全，唐、宋、明沿设。

唐制六局

尚宫局

尚宫二人，正五品。六尚皆如之。掌导引中宫，总司记、司言、司簿、司闱。凡六尚事物出纳文籍，皆涖其印署。有女史六人，掌执文书。

司记二人，正六品；二十四司皆如之。掌宫内文簿入出，录为抄目，审付行焉。牒状无违，然后加印。典记佐之。典记二人，正七品；二十四典皆如之。掌记二人，正八品；二十四掌皆如之。

司言、典言各二人，掌承敕宣付，别钞以授司阍传外。掌言二人，掌宣传，外司附奏受事者，奏闻；承敕处分，则录所奏为案记。有女史四人。

司簿、典簿、掌簿各二人，掌女史以上名簿。禀赐，则品别条录为等。有女史六人。

司闱六人，掌诸閤管钥。典闱、掌闱各六人，掌分涖启闭。有女史四人。

尚仪局

尚仪二人，掌礼仪起居。总司籍、司乐、司宾、司赞。

司籍、典籍、掌籍各二人，掌供御经籍。分四部，部别为目，以时暴凉。教学则簿记课业，供奉几案、纸笔，皆预偫焉。有女史十人。

司乐、典乐、掌乐各四人，掌宫县及诸乐陈布之仪，涖其阅习。有女史二人。

司宾、典宾、掌宾各二人，掌宾客朝见，受名以闻。宴会，则具品数以授尚食；有赐物，与尚功涖给。有女史二人。

司赞、典赞、掌赞各二人，掌宾客朝见、宴食，赞相导引。会日，引客立于殿庭，司言宣敕坐，然后引即席。酒至，起再拜；食至，亦起。皆相其仪。

彤史二人，正六品。有女史二人。

尚服局

尚服二人，掌供服用采章之数，总司宝、司衣、司饰、司仗。

司宝二人，掌神宝、受命宝、六宝及符契，皆识其行用，记以文簿。典宝、掌宝各二人，凡出付皆旬别案记，还则朱书注入。有女史四人。

司衣、典衣、掌衣各二人，掌宫内御服、首饰整比，以时进奉。有女史四人。

司饰、典饰、掌饰各二人，掌汤沐、巾栉。凡供进，识其寒温之节。有女史二人。

司仗、典仗、掌仗各二人，掌仗卫之器。凡立仪卫，尚服率司仗等供其事。有女史二人。

尚食局

尚食二人，掌供膳羞品齐。总司膳、司酝、司药、司饎。凡进食，先尝。

司膳二人，掌烹煎及膳羞、米面、薪炭。凡供奉口味，皆种别封印。典膳、掌膳各四人，掌调和御食，温、凉、寒、热，以时供进则尝之。有女史四人。

司酝、典酝、掌酝各二人，掌酒醴酏饮，以时进御。有女史二人。

司药、典药、掌药各二人，掌医方。凡药外进者，簿案种别。有女史四人。

司饎、典饎、掌饎各二人，掌给宫人饩食、薪炭，皆有等级，受付则旬别案记。有女史四人。

尚寝局

尚寝二人，掌燕见进御之次叙，总司设、司舆、司苑、司灯。

司设、典设、掌设各二人，掌床帷茵席铺设，久故者以状闻。凡汛扫之事，典设以下分视。有女史四人。

司舆、典舆、掌舆各二人，掌舆辇、繖扇、文物、羽旄，以时暴凉。典舆以下分察。有女史二人。

司苑、典苑、掌苑各二人，掌园苑莳植蔬果。典苑以下分察之。果熟，进御。有女史二人。

司灯、典灯、掌灯各二人，掌门閤灯烛。昼漏尽一刻，典灯以下分察。有女史二人。

尚功局

尚功二人，掌女功之程，总司制、司珍、司彩、司计。

司制、典制、掌制各二人，掌供御衣服裁缝。有女史二人。

司珍、典珍、掌珍各二人，掌珠珍、钱货。有女史六人。

司彩、典彩、掌彩各二人，掌绵彩、缣帛、丝枲。有赐用，则旬别案记。有女史二人。

司计、典计、掌计各二人，给衣服、饮食、薪炭。有女史二人。

宫正一人，正五品；司正二人，正六品；典正二人，正七品。宫正掌戒令、纠禁、谪罚之事。宫人不供职者，司正以牒取裁，小事决罚，大事秦闻。有女史四人。阿监、副监，视七品。

唐朝（618年~907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也是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

疆域和政区

大唐盛时疆域图唐朝的疆域在最盛时期东至朝鲜半岛，西达中亚咸海,南到越南顺化一带，北包贝加尔湖。唐朝周围的异族很多，为了有效管理突厥、回纥、靺鞨、铁勒、室韦、契丹等，分别设立了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六大都护府。

关键词：唐朝 妇女 女性意识 复苏 彰显

女性意识，实际上就是有关于女性的观念，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中国历代的妇女意识，是植根于中国历史土壤的产物，是中国宗法社会、封建专制制度和小农意识的产物，它集中体现为男尊女卑的轻视妇女的价值观和束缚妇女的道德礼教观，这些观念深深烙印在世世代代的中国的男男女女的头脑之中，习以为常，根深蒂固。然而，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少有的"开放性"社会，它所创造的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最开放的国度之一，唐朝妇女也因此别具风采，而为世所瞩目。

在魏晋南北朝经历了胡、汉文化持久、反复的冲突之后，多元性的文化终于在唐朝得以最为充分的释放。唐朝妇女女性意识的变化与唐朝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密切相关：唐太宗令寡妇再嫁，突破了正统妇女贞节观的限制，挖掘了妇女在人类自身繁衍、发展生产等方面的社会价值和意义，使其本原性得以充分的复苏。武则天当皇帝，冲击了正统的男尊女卑观念，妇女的自然天性和社会能力得到在整个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释放，唐朝妇女自身能力上的进取性，有了空前的高涨，从而其女性意识得以大幅度的彰显。唐玄宗一方面限制妇女干政，以巩固皇位，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给妇女在婚姻、社交等社会生活方面的自由，这种相对开放自由的妇女观显示了唐朝盛世统治者的自信开放、务实进取的性格。唐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开放性，使得唐朝妇女在其思想观念上有了极大的宽松感，在其日常生活上就显现其不同于以往朝代妇女的行为特征。

一、本原性

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妇女不仅居于较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女性有着惊人的创造力，她们是征服自然的英雄，是创世造人之母，是创造发明的神灵，社会生活的主宰。人们不仅奉现实中的女性为尊崇膜拜的对象，还把这种崇拜转移到对自然物的崇拜上，又从自然崇拜反过来映照对女性的崇拜。母系社会中的女性的种种权力，如生育抚养人种的权利，组织氏族生活和生产的权利等都是自然的赋予，而无法律意义上的人为特权，妇女只不过是在履行了自然而然赋予的权利义务之后而取得了全社会人员的尊崇，这种女性意识其实是懵懂而自然的，人与人，男与女之间便也是天然的平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序言中曾经说过，“女系的这种独特的意义，在父系的身份已经确定或至少已被承认的个体婚制时代还保存了很久。”⑴女性的这种自由意识一直延续到父系社会到来，五帝时代还盛行着杂婚习俗，如殷商的先祖契的降生是他的圣母简狄吞食了神鸟大卵，周的先祖后稷只有母亲姜嫄而不知其父是何人……这些都是母系社会女性中心意识的神话再造。

五帝时代是社会生活和两性关系发生历史性转折的重要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发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畜牧业和农业从狩猎和采集业中分化出来，女子在传统行业中所占的优势地位逐步让位于擅长放牧和种植的男子，在氏族组织中的作用，男子也占据了支配的地位，世袭也逐渐过渡到以男系为准，于是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⑵父系社会，活跃在社会舞台上的核心人物已有男性取代了女性，女性的作用受到贬抑，失去了其崇高的社会地位，人们也由对自然和生殖的崇拜转而崇拜起“天”与“力”。所谓“天”便是男性统治者——“帝”的象征，与女性有关的泛自然神都归服于“帝”的统治支配。而“力”则是权利的象征，力气的代表。韩非子说过“上古争于气力”。谁强悍有勇力，谁就能保存自己并能征服其它部落，从而也使得本氏族或部落成员慑服。由于典型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已经形成，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父系继嗣的问题突出起来。恩格斯说：“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成。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以及生育只是他自己的并且应继承他的财产的子女——这就是希腊人坦率宣布的个体婚制的唯一目的”⑶于是，在这种家庭和私有制发展的大形势下，个体婚制的传子制的启始，使得中国妇女的地位也随之开始了新的一页。女性意识被男权思想无限期的压制，其被奴役的历史也便开始了。

唐朝是经济空前繁荣、思想空前活跃、妇女空前解放的时代，但是要看到的是，这种妇女的空前解放，实际上便是一种女性意识上的本原性的体现。隋唐时期的汉族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唐文化体现出来的便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的大气派，一切因素，一切形式、一切风格，在唐代文化中都可以恰得其所，于是，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女性自然有许多别于中国封建社会其他朝代的女性之处。胡汉相融合的最大表现就是作为游牧民族的胡文化将一股豪强侠爽之气注入作为农业民族的汉文化系统内，唐人不仅气质上“大有胡气”，而且立法颇富“胡风”。唐代妇女在这种“胡风”文化的氛围中，在礼法薄弱的“胡人”社会，豪爽刚健，绝不类南朝娇羞柔媚和两汉的温贞娴雅。例如：唐朝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拥有一定的法定继承权，女性可以单独为户主，具有较为独立的经济地位，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发挥着作用等等。唐朝妇女也颇为“妒悍”。《西汉杂俎》中记载：“大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吃醋”之说的典故便源自唐代。所谓“妇强夫弱，内刚外柔”、“怕妇也是大好”，竟成为唐人笔记小说中津津乐道的“题目”。唐朝妇女审美观也因胡风浸染而由魏晋时期的崇尚纤瘦变为崇尚健硕丰腴。唐朝一些艺术作品中展示的妇女骑马击毬的情景，一反汉文化以阴柔为妇女典则的传统，透露出胡族女性活泼、勇健、无拘无束的性格。所以，唐朝女性便在中国传统女性中，有着其独特的魅力。或者换句话说，唐朝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女性意识得以一定程度上的本原性复苏。这便是唐朝女性文化的一大特点。而这种本原性的复苏。并不同于现当代妇女女性意识上的解放，而是一种女性意识压抑了若干年之后的释放，是“胡文化”“胡风”的释放和表现。所以，唐朝妇女在本原上的复苏性表现更多地体现为性意识上的复苏，以及生活作风和生活方式上的追求两性自由交往。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时代，婚姻思想开放，贞节观念淡漠。唐公主改嫁者达数十人，高阳、襄阳、太平、安乐、永嘉诸公主还养有男宠。《唐律》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使唐人对离婚态度较为开通，有的离异书上还有祝福之语：“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士……一别两宽，各生欢喜。”⑷唐代女子的贞操观念完全不像宋代以后要求那么严酷，社会上对这方面的要求相当宽松，从宫廷到民间，人们性生活的自由度相当大。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正处于封建社会鼎盛时代的唐朝，封建礼教远没有发展到后来那么严酷的地步。作为统治者禁锢人和人性的工具的封建礼教，本来是随着统治阶级的需要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统治者总是越到末世，才越感到有把人们的头脑、身体、七情六欲都管起来的必要，于是礼教也就愈加严格、周密而强化。从先秦到唐代，虽然在各代都不断有人出来倡扬女教，但统治阶级对这方面的束缚需要还不那么急切。尤其是唐代，由于高度繁荣昌盛，统治者有充分的信心和力量，所以在性以及其它方面的控制更为宽松。第二，唐代有一段相当长的太平盛世，生产力发展较快，人口增加较多，整个社会比较富裕。在人们衣食丰足、生活稳定的情况下，必然会较多地追求生活中的享受与快乐，包括性的欢乐，这是人们固有的需求层次的递升与变化。古人说“饱暖思*欲。”如果我们把“*欲”理解为爱情（禁欲主义者总是把人们正常的爱情与性的需要斥之为“*欲”），那么，这句话是个真理。饱暖是人的第一需要、基本需要，一般说来，当这第一需要、基本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人们较少地去追求爱情、性、自尊、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需要；生活富裕了才会更强烈地去追求其它。第三，唐代是一个汉族“胡化”、民族融合的时代。李唐皇族本身就有北方的少数民族的血统，他们曾长期与北方少数民族混居生活，又发迹于鲜卑族建立的北魏，而后直接传承鲜卑族为主的北朝政权，所以在文化习俗上沿袭了北朝传统，“胡化”很深，唐统一天下后，就将这些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带到中原。宋朝的朱熹曾攻击唐朝“闺门不肃”，“礼教不兴”，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⑸这也是实际情况。同时，唐代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及国际交流空前频繁，气魄宏大的唐朝对所谓“蛮夷之邦”的文物风习是来者不拒，兼收并蓄。许多少数民族的婚姻关系还比较原始，女性地位较高，性生活比较自由，这些文化习俗对唐代社会的影响十分强烈，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力地冲击了中原汉族的礼教观念。

唐代社会的性自由度较大，主要表现在婚前性行为较多，婚外性行为较多，离婚和再嫁比较普遍这三个方面。从史书和当时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可以见到，唐代民间妇女自由恋爱、自由结合的事是比较常见的。“娼家越水边，摇艇入江烟，既觅同心侣，复采同心莲。”“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些诗歌都写出了劳动妇女自由的爱情生活。她们长年在外劳动，与男性交往较多，礼教观念淡薄，感情自然纯朴奔放，所以自由恋爱的事较多。至于一些中上层的女子，这类事也不少，而且社会并不过分谴责。例如，大历中才女晁采与邻生文茂时常以诗通情，并乘机欢合，晁母得知，叹曰：“才子佳人，自应有此。”于是为他们完婚。女子与情人私奔之事也时有发生，如台州女子肖惟香与进士王玄宴相恋，私奔琅琊，住在旅舍中。唐代的许多传奇小说都描写了这一类男女追求爱情、自由结合的故事。后世广为流传的《西厢记》出自唐代的《莺莺传》，莺莺和张生私通，实际上这个故事的结局也并不像后世所改成的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是莺莺另嫁，张生另娶，后来两人还有诗赋往来。从《莺莺传》中还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此并不以为怪，只是说张生太忍情了些，而且作为佳话韵事传颂不已。由此可见，唐人对子女婚前贞操并不十分计较，失身而又另嫁也视为常事。遍览唐人传奇、笔记，闺阁少女或女仙、女鬼“自荐枕席”的事俯拾皆是，这正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封建礼教对于女子离婚与再嫁是作了许多严酷限制的，社会对离婚与再嫁的态度也反映出社会的开明程度、婚姻自由度和性自由度。唐朝仍是封建社会、男权社会，在婚姻问题（结婚与离婚问题）上仍旧是以男子为中心。唐律中也有“七出”和“三不去”的规定，尽管有一定限制，但男子出妻还是很容易的，出妻的事很多。例如，严灌夫妻慎氏因十余年无子被休弃。李回秀的母亲出身微贱，其妻喝斥奴婢，母亲听了不高兴，李就休弃了妻子。唐代的特点是在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休妻现象的同时，女子主动提出离异或弃夫而去的事也时有发生。例如唐太宗时刘寂妻夏侯氏因父亲失明，便自请离婚，奉养老父。秀才杨志坚嗜学而家贫，妻子不耐贫苦，去官府要求离婚改嫁。杨志坚以诗送之曰：“平生志业在琴诗，头上如今有二丝。渔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荆钗任意撩新鬓，鸾镜从此画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当时州官颜真卿处理此案，把这个女人批判了一通，云：杨志坚素为儒学，遍览《九经》，篇咏之间，风骚可摭。愚妻睹其未遇，遂有离心。王欢之廪既虚，岂遵黄卷；朱叟之妻必去，宁见锦衣。污辱乡间，败伤风俗，若无褒贬，侥幸甚多。最后，虽然判决离婚，任其改嫁，但责杖刑二十；同时对杨志坚“赠布绢各二十匹，米二十石，便署随军”。据说，由于颜真卿这一判，风俗大正，此地再无弃夫之人。唐末还有一位李将军之女，由于战乱离散，不得不嫁给一名小将为妻。后来她找到了亲属，便对丈夫说：“丧乱之中，女弱不能自济，幸蒙提挈，以至如此。失身之事，非不幸也。人各有偶，难为偕老，请自此辞。”全不把“贞节”、失身当一回事。女子离婚或丧夫后再嫁，也是唐代的普遍风气，不受社会舆论谴责。据《新唐书·公主传》载，整个唐代，公主再嫁的达二十多人：计有高祖女四，太宗女六，中宗女二，睿宗女二，元宗女八，肃宗女一。其中三次嫁人的有三人。这说明当时的朝廷对此是不以为怪的。此风不仅存在于朝廷帝王之家，而且存在于官僚、贵族以至于平民之家。即使是门第显赫的仕宦之家也不忌讳娶再醮之女。宰相宋璟之子娶了寡妇薛氏。严挺之的妻子离婚后嫁给刺史王琰，后来王犯罪，严还救了他。韦济之妻李氏夫死以后，主动投奔王缙，王纳为妻室。就是一代大儒韩愈，女儿先嫁其门人李汉，离婚后又嫁樊仲懿，可见读书人家也不禁止女儿再嫁。

二、自主性

唐朝妇女女性意识上的自主性，表现为其女性地位的尊严的提高。盛唐时期，有登基制诰、号令天下的女皇帝，有设立幕府、干政决狱的女显贵，有挥翰作诗的女才子，也有擅长丝竹管弦、轻歌曼舞、色艺皆佳的女艺人……她们都得以抛头露面于社会。尤其当时诗坛巨擘、文章魁首、各界名流与青楼女子的密切交往，他们对于才艺出众的女子，不但悦其色，慕其才，而且还知其心，敬其人，做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像歌妓兼诗人的薛涛、鱼玄机、刘采春，女道士李冶等才女，周围有一批崇拜者，他们是社会名流，诗人文士。像元缜、白居易、刘禹锡与女诗人薛涛，元缜与刘采春，陆羽、刘长卿与李冶都是声色相求、情好志笃、诗词酬唱的诗旅挚友，决不像宫体诗作者把女性当物化审美和色情对象来描写，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思想上的共鸣。像元缜惊服薛涛的诗才、辩才，引为知己，赠诗称赞薛涛：“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⑹对薛涛的姿色、辩才、文采给予极高赞誉。另一诗人胡曾写诗称赞薛涛：“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树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⑺又如出家的道士、诗人李冶，为超脱不群的文士陆羽、僧人皎然、诗人刘长卿、朱放等器重，李冶与他们的交往也非常坦诚，感情真挚动人，交游之厚，与陈规陋俗、封建礼法格格不入。这种坦诚公开的男女社交在中国封建社会并不多见。唐代杰出女子以自己的才情赢得了正直文士骚客的尊重敬慕，这在中国女性生活史和妇女观念上都是值得注目和值得研究的，这种情况，不但前代绝无，而且影响深远，开启了后代尊重女性男女平等的意识。唐代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不是偶然的，是盛唐经济生活、文化精神的一种反映。开放的社会，繁荣的气象，博大包容的胸怀表现在文化思想上必定是兼容并蓄，允许所谓各种“异端”存在的，表现在女性意识上也必然是自主性的，多元化的，不但以体现正统儒家的伦理价值、恪守道德礼教的、封闭内室的贤妻良母为唯一的女性模式，那种能给社会带来美感、乐趣的社会型女性如歌妓、舞女也是受到肯定的。她们当中的佼佼者，自然更受到同气相求的文士的尊崇。唐朝妇女们常常抛头露面外出，甚至男女同席共饮、谈笑唱和，而无所顾忌。唐朝皇室贵族中便男女无别，唐中宗韦皇后和权臣武三思同坐御床玩双陆，中宗还在一旁为他们点筹。边帅安禄山在后宫与杨贵妃一起吃饭、打闹，常常通宵不出。宫中的女官们时常“出入内外，往来宫掖”，⑻结交朝臣外官。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与族兄杨国忠甚至并辔走马入朝。至于寻常百姓人家就更没有什么约束了。“君家在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相问，或恐是同乡”，⑼这首唐诗便描写了一位船家女子与陌生人大大方方打招呼、攀谈的情景。白居易的名诗《琵琶行》叙述了一位商人妇在丈夫外出时夜半与一群陌生男子在船上聚会交谈并弹奏琵琶的事情。宋朝人洪迈曾感叹道：“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饥也。”⑽唐朝妇女在社交上面体现的这种自主性，一扫六朝充斥着的铅华脂粉，体现出富丽堂皇、多姿多彩的美。

三、进取性

马克思曾经高度评价了妇女的历史作用，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某种程度上说，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历史的经验证明，妇女地位的提高，对推动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历史自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社会以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沿着迂回曲折的道路前进，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三次高潮，即三次鼎盛局面。而尤以第二次最为兴旺。所谓最为兴旺的第二次，便是以唐朝作为代表的。

唐朝前期，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艺品日益精巧，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车水马龙，繁华似锦。唐朝后期，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以后南方经济水平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先后有“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呈现出一派升平景象，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日臻成熟和完善，而且社会风气也日益开放。此时的女性，也由于在日益开放的社会风气中的熏陶，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而在此，亦出现了中国的第一个封建女皇帝——武则天，而武则天的出现，又从另一个角度，像是一针兴奋剂，更加促使了唐朝女性积极参加社会各项活动，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即女性意识上的进取性，继而完成唐朝妇女女性意识极大的彰显。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其他坐过皇帝宝座的小女皇也有，但现在一般的观点都把武则天作为唯一的女皇来看待，因为她是凭借自己的实力登上皇帝宝座的，不是别人的傀儡。武则天自立为皇后之后，开始参预朝政，与高宗并称“二圣”。683年，高宗死，李显继位为中宗，尊武氏为皇太后，由太后临朝称制。翌年，废李显为庐陵王，立李旦为睿宗，武太后掌实权。690年，废李旦自立为则天皇帝，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史称“武周”。武则天称帝后，大开科举，破格用人；奖励农桑，发展经济；知人善任，容人纳谏。在她掌理朝政的近半个世纪，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为后来“开元盛世”打下基础。武则天当政期间，唐朝女性较以前更多地参与到政治经济的国家生活中来，使得压抑了许久的女性意识，得以一定程度的苏醒。

在传统社会中的男性统治者看来，女属阴，男为阳，但在唐代，妇女参政议政的现象屡见不鲜，自武则天当政以来，这种妇女参政议政的现象更为突出。如上官婉儿的一生曲折动荡，并投靠多种政治势力，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其作为杰出的唐朝女性的代表，在参政议政等等方面，都展现出了她独特的女性魅力和其不朽的才华，这是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阴影下，其女性意识的强烈表现。也从另一个层面上，代表了唐朝女性开阔的思维方式，以及积极的思想意识。社会地位是一个反映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差别性的社会学概念，具体是指人们在社会等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并通过人们在社会上所尽义务、拥有的权力，以及受到的待遇等表现出来。唐代女性之所以勇于冲出封建礼教的禁锢，与其在当时文化教育较普及的社会氛围中亦能习文读书、接受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唐朝妇女学习诗文更加蔚成风气，仅《全唐诗》中收录的女作者就有100余人，唐人笔下的美好女性几乎无人不能吟诵诗章，挥毫成诗。唐太宗长孙皇后喜爱读书，可以著述。徐贤妃4岁随父读书，能诵《论语》、《毛诗》，8岁就能写文章。武则天文史兼通，故此才能替皇帝批阅奏章、代行朝政，从此登上权利的台阶。《女论语》作者宋若昭五姐妹自幼随父读书，她们都不愿意嫁人，立志要以学扬名，唐德宗时将她们召入宫中，称为“学士”。许多著名文士的妻子都是丈夫的闺中诗文之友，诗人元稹的前妻韦氏、继室裴氏，著名才子吉中孚之妻张氏，进士孟昌期之妻孙氏、殷保晦之妻封询都是才女，有的还常代丈夫作诗应酬或书写文卷。出身士人或平民家庭的著名才女、诗妓薛涛与女道士李冶、鱼玄机都是自由读书习诗。鱼玄机在观看新科进士题名时曾吟出“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⑾的诗句，表达了对自己才华的自信，和不能与男子同登金榜、一展雄才的遗憾。

四、开放性

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唐前期（高祖——唐玄宗）经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后，唐代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顶峰，与此同时，人的个性得以相对自由发展，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广大女性纷纷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下解脱出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例如：唐前期，女性大多大胆追求个性美，着装服色的选择将官方规定弃置一旁，甚至盛行穿胡服、戴胡帽等；施面妆也是“浓妆艳抹”。唐朝妇女的日常服装，上身着衫，下身穿裙。衣裙上有瑰丽的花纹，裙子以红色最为流行。富家女子常常用精美的丝织品做衣料，衣服柔薄而精巧。从总体上看，唐代服装造型雍容华贵，配饰富丽堂皇；质料唐以丝、麻为主，以红、紫、黄为等鲜艳的暖色调为主要色调。唐朝妇女上身常着圆领的长衫，肩上披帔，还有特别的短袖半臂衫套穿在长衫外；下身穿裙，裙腰高，线条优美，显得身材颀长、秀美，反映相对稳定的一面。唐朝以汉族为主，汉族的文化源远流长，文明且讲究，逐渐形成了飘逸的塔形衣冠。因居住在温暖湿润地区，丝织技术高超，丝织品花色品种很多，以轻盈精薄著称。如吐鲁番出土的轻容纱比马王堆出土的素纱更精巧。唐代的贵妇大都“缣罗不着爱轻容”。而且，在唐朝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唐朝女性喜欢穿男性服装。唐朝统治者出身胡族，因而尚武，故此喜着胡服；唐朝前期社会开放，妇女参加社会活动较多，男装较为方便；唐代妇女的自我表现意识较强，男装可以体现女性身体各部位的曲线。尚武和开放，无疑是女扮男装流行的大背景，突出女性人体美，则可能是个别妇女的意识，未必是所有人的想法。而开放和体现人体美，也可以通过其他装饰表现出来。但北齐、北周、隋朝也同样有胡族血统，有尚武精神，有开放的社会，却还没有见到妇女大量穿男装的现象，足见唐朝女性在其意识上的开放性。唐朝前期宫廷和上层社会活动中，不像其他时代那样排斥女性。而这些女性的社会形象，往往是以男装的模样出现的。两个极具影响力的女性武则天和太平公主喜穿男装的事例，必然会对社会风气产生影响。从高宗到睿宗统治时期，武则天、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金仙公主、玉真公主等女性给社会造成一个所谓“女人国”的形象，但是在传统的男性权威的思想意识支配下，出头露面的女性往往要以男装的形象站在人们面前。服装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中排在首位，足见服装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它可以体现一个民族的整体精神面貌，而唐朝女性在服装穿着上的富贵、典雅、夸张、华丽以及匠心的独特，都体现出唐朝妇女在其意识上的开放性和积极性的一面。

习俗，也叫风俗习惯，它是长期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习俗虽然不是以行政命令或国家强制性手段对社会各成员的思想、行为进行约束，但在法制还不健全和完善的中国古代社会，习俗文化在维护社会安定、维持封建统治等方面，往往发挥着法律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唐朝妇女社会地位似乎也有所提高，唐贵族妇女多有参政习惯，即使一般女性，外出经商者有之，诣阙进诗者有之，与男子自由交往者有之，出外游乐聚观者有之，受到的限制较其他朝代为少。一般认为，这与大唐国力强盛所引发的自信心和李唐皇室身上具有的推崇妇女的鲜卑遗风有关。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饮酒。女人丰满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妃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有开创性的朝代，不仅武功鼎盛、宗教自由、文化丰富，更难得的是“女权高涨”，因为李渊是从边疆入主中原，所以曾经广泛接触四方少数民族，于是自然形成一种塞外民族开放豪迈、不拘小节的作风。男性如此，女性也是这样，所以才有“唐朝豪放女”的美誉。这种崇尚自己的作风，也影响了女性美容化妆的风格，当时，女性化妆时，还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姻脂，是那时非常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

唐朝是妆饰极盛的时代，从保存至今的美术、雕塑作品以及诗文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唐代仕女图、敦煌壁画中的妇女服饰鲜明、新奇、精巧，开放的社会在服饰上也是不论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但从发髻样式和华美的种类来说，各不下十几种，点唇的样式也名目繁多。唐初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写到当时贵族妇女的妆饰之盛：“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鸭黄。鸭黄粉白车上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写娼家妇女“娼家日暮紫罗裙，情歌一啭口氛氲……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两种妇女，社会地位一贵一贱，然而在服饰美容上同时起到引导社会新潮流的作用。唐朝妇女对于“胡妆”的偏爱也是很有特色的，“圆鬟椎髻，不

参考资料：

http://womensohucom/13/93/article214989313shtml

司膳 司珍 司设 司制 ==这是电视里的 1、官名。隋文帝所设内廷女官“六尚”之一。管理宫廷事务的。员额三人，约当从九品，掌导引皇后及赏 尚宫局 赐等事；辖司令三人，掌图籍法式，纠察宣奏；典琮三人，辖琮玺器玩。炀帝建尚宫局时为主官，从五品，管司言，掌宣传奏启；司簿，掌名录计度；司正，掌格式推罚；司闱，掌门閤管钥。四司各二人，从六品。下有典、从七品，掌、从九品。女使若干人。唐承隋制而小有更改，尚宫二人为正五品，四司改称司记、司言、司簿（以上各二人）、司闱六人，正六品。以下典记、掌记等，分别为正七品、正八品。五代北宋仍有尚宫、司言等名。金与明初均依唐制。明永乐后，职尽移于宦官。《明史·职官志三》：“女官。六局。尚宫局，尚宫二人，正五品……掌导引中宫。凡六局出纳文籍，皆印署之。若徵办于外，则为之请旨，牒付内官监。监受牒，行移于外。领司四：司记，司记二人，正六品；典记二人，正七品；掌记二人，正八品。掌宫内诸司簿书，出入录目，番署加印，然后授行。女史六人，掌执文书……司言，司言二人，典方二人，掌言二人，女史四人，掌宣传启奏。凡令节外命妇朝贺中宫，司言传旨。司簿，司簿二人，典簿二人，掌簿二人，女史六人，掌宫人名籍及廪赐之事。司闱，司闱六人，典闱六人，掌闱六人，女史四人，掌宫闱管键之事。”参见“六局二十四司。” 2、宫廷女官名，尚宫局的负责人。《旧唐书·后妃传下·女学士尚宫宋氏》：“自贞元七年已后，宫中记注簿籍，若莘掌其事。穆宗复令若昭代司其职，拜尚宫。”《明史·后妃传》：“又命工部制红牌，镌戒谕后妃以下至嫔御女史，巨细衣食之费，金银币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宫取旨，牒内使监覆奏，移部臣取给焉。若尚宫不及奏，内使监不覆奏，而辄领部者，论死。” 尚宫，属正五品官阶。 编辑本段内部生活 尚宫局的女人没有家室，爱情亲情具无，有的只是孑然一身，寂寞难耐。女人一旦没有了感情寄托，被迫 尚宫局 与寂寞为伍时，会变得茫然不可思议无所事事。无所事事的女人会自然地本能地无事找事打发时间，便有了各种各样的小争执小纠纷小矛盾。斗着斗着，如上了瘾一样，停不了手，越发引起内心深处的欲望，尔虞我诈终于如家常便饭一般。 清末宫女 这些宫女的争与执，大都无关痛痒，不为亲情友情爱情，更不关家国存亡、百姓生灵，为得只是争一口气，图得只是一时之快。你方罢手我登场地为宫中之人上演一场又一场的宫廷女人戏。 王宫内有不同的正殿偏殿（如大殿、太后殿、中殿、东殿等），内有不同的部门，如针房、绣房、御膳房、退膳间、洗踏房、洗水间、生果房等，由王上以致小王子小公主的日常起居饮食，都得靠宫女打理照顾，所以宫女的需求量很大。王宫每年会从民间招收女孩入宫，中人、白丁女儿均可报名。入宫后从小宫女做起，以后可晋升为内人、上馔内人、尚宫，或最高尚宫等职级。（即尚宫的职务） 女孩入宫当小宫女的年龄，由四、五岁至十多岁不等。一般来说，入宫年龄越小，接受宫廷教养培训的时间越长，由于自幼熟习宫廷礼仪，长大后大多被派往大殿，担任王上身边的“至密尚宫”。若是十岁以后才入宫，多派往御膳房、退膳间、洗踏房、洗水间、生果房等地方，因为这些部门较侧重教授有关职务的技术。如御膳房学做料理、针绣房学做针线等。每个入宫的孩子会归一个内人或尚宫管教，担任老师兼母亲的角色。大家在同一个房间生活。 小宫女在宫内学习礼仪及技术后，大约八至十年后可参加“内人试”，合格后正式成为内人，属九品官阶。内人再经过十多廿年历练后，可以参加尚宫考试。通过考试，会获赐予牒纸与假髻，属正五品官阶。 尚宫局 以后有机会晋陛至最高尚宫、提调尚宫的话，官阶会更高。 其实，王宫内所有妃嫔及宫女，均属内命妇；内命妇之首为王后。一朝为宫女，终身是王上的女人。一旦举行内人试（内人礼），即意味着婚礼，宫女正式成为王上的女人，一生不能婚嫁。作为宫女，要离开王宫只有两个可能，一是年老体衰或疾病缠身，再不就是服侍的主子病逝，守丧三年后才可回家。离开王宫后也不能婚嫁，或作妾。既然宫女不能像一般百姓般，为人贤妻良母，唯一的前途，似乎是努力迈向成为尚宫的漫漫长路。 编辑本段源起隋唐 唐代女官制度承袭隋代： 唐代尚宫女官 六局管二十四司： 尚宫局，管司言，掌宣传奏启；司簿，掌名录计度；司正，掌格式推罚；司闱，掌门阁管龠。 尚宫局 尚仪局，管司籍，掌经史教学，纸笔几案；司乐，掌音律；司宾，掌宾客；司赞，掌礼仪赞相导引。 尚服局，管司玺，掌琮玺符节；司衣，掌衣服；司饰，掌汤沐巾栉玩弄；司仗，掌仗卫戎器。 尚食局，管司膳，掌膳羞；司酝，掌酒醴益醢；司药，掌医巫药剂；司饎，掌廪饩柴炭。 尚寝局，管司设，掌床席帷帐，铺设洒扫；司舆，掌舆辇伞扇，执持羽仪；司苑，掌园御种植，蔬菜瓜果；司灯，掌火烛。 尚工局，管司制，掌营造裁缝；司宝，掌金玉珠玑钱货；司彩，掌缯帛；司织，掌织染。 六尚之中司乐、司膳二司是每司各四人，其余二十二司，每司各二人。各司下又分设典及掌，以贰其职。六尚十人，从五品。司二十八人，从六品。典二十八人，从七品。掌二十八人，从九品。此外还有不入流（无品级）的女史，人数不定。 唐玄宗开元年间，对妃嫔称号另作更改： 三夫人：惠妃、丽妃、华妃。正一品。 芳仪六人。正二品。 美人四人。为正三品。 才人七人。为正四品。 尚宫、尚仪、尚服各二人。正五品。 其余各司各典的女官为六品至九品。 编辑本段历史制度 尚宫，宫廷女官名，尚宫局的负责人。《旧唐书后妃传下女学士尚宫宋氏》：“自贞元七年已后，宫中记 尚宫局 注簿籍，若莘掌其事。穆宗复令若昭代司其职，拜尚宫。”《明史后妃传》：“又命工部制红牌，镌戒谕后妃以下至嫔御女史，巨细衣食之费，金银币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宫取旨，牒内使监覆奏，移部臣取给焉。若尚宫不及奏，内使监不覆奏，而辄领部者，论死。” 唐太宗到唐玄宗的大唐盛世，连续了一百多年，然而到了唐朝后期，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唐皇朝，特别是其统治阶级，就一直处于动乱纷争中。宦官和后宫的争夺更是越演越烈，皇帝成为其操作朝政的工具，上演了一部部“你方唱罢我等台”的闹剧。 尚宫这个词也为广大观众所熟悉，但其实中国从汉朝已经有“尚宫局”制度，后来才传去韩国的。尚宫局是掌握后宫内务的最高权力中心，不同朝代有六司、八司等分工。 编辑本段分级制度尚宫局 尚宫局：设尚宫二人，正四品，掌导引中宫，凡六局出纳文籍皆署之，若征办于外则为之请旨，牒付内官监，监受牒行移于外，下辖四司，分别是： 司记司 司记二人，正五品，掌印，宫内诸司薄书出入录记、审署加印，然后授行； 尚宫局 典记二人，正六品；是司记的副手； 掌记二人，正七品；也是司记的副手； 女史六人，女史掌执文书。 司言司 司言二人，正五品，掌宣传启奏，凡节令外命妇朝贺中宫、司言传旨； 典言二人，正六品，司言的副手； 掌言二人，正七品；司言的副手； 女史四人，掌执本司文书。 司薄司 司簿二人，正五品，掌宫人名籍登录及赐廪之事； 典簿二人，正六品，司薄的副手； 掌薄二人，正七品，司薄的副手； 女史六人，掌执本司文书。 司闱司 司闱六人，正五品，掌宫内门阁锁匙之事； 典闱六人，正六品，司闱的副手； 掌闱六人，正七品，司闱的副手； 女史四人，掌执本司文书。 尚仪局 尚仪局：设尚仪二人，正四品，掌礼仪、起居之事。下辖四司及彤史，分别是： 司籍司 司籍二人，正五品，掌经籍图书、笔札几案之事； 尚宫局 典籍二人，正六品； 掌籍二人，正七品； 女史十人，掌执文书。 司乐司 司乐四人，正五品，掌率乐人演习乐阵，悬拊击退进之事； 典乐四人，正六品； 掌乐四人，正七品； 女史二人，掌执文书。 司宾司 司宾二人，正五品，掌朝见、宴会及赐廪之事； 典宾二人，正六品； 掌宾二人，正七品； 女史二人，掌执文书。 司赞司 司赞二人，正五品，掌朝见、宴会、导引赞相之事； 典赞二人，正六品； 尚宫局 掌赞二人，正七品； 女史二人，掌执文书。 彤史 彤史二人，正五品，掌宴见进御之序，凡后妃群妾御于君所，彤史谨书其日月。 尚服局 尚服局：设尚服二人，正四品，掌供服用采章之数，下辖四司，分别是： 司宝司 司宝二人，正五品，掌服契图籍； 典宝二人，正六品； 掌宝二人，正七品； 女史四人，掌执文书。 司衣司 司衣二人，正五品，掌衣服首饰之事； 典衣二人，正六品； 掌衣二人，正七品； 女史四人，掌执文书。 司饰司 司饰二人，正五品，掌巾栉、膏沐、器玩之事； 典饰二人，正六品； 掌饰二人，正七品； 女史二人，掌执文书。 唐代尚宫女官 司仗司 司仗二人，正五品，掌羽舆仪卫之事，凡朝贺率女官擎执仪仗； 尚宫局 典仗二人，正六品； 掌仗二人，正七品； 女史二人，掌执文书。 尚食局 尚食局：设尚食二人，正四品；掌膳羞品齐之数，凡以饮食进御，尚食先尝之。下辖四司，分别是： 司膳司 司膳二人，正五品，掌割烹煎和之事； 典膳四人，正六品； 掌膳四人，正七品； 女史四人，掌执文书。 司酝司 司酝二人，正五品，掌酒酝酏饮事； 典酝二人，正六品； 掌酝二人，正七品； 女史四人，掌执文书。 司药司 司药二人，正五品，掌医方药物； 典药二人，正六品； 掌药二人，正七品； 女史四人，掌执文书。 司饎司 司饎二人，正五品，掌给宫人廪饩柴炭之事； 尚宫局 典饩二人，正六品； 掌饎二人，正七品； 女史四人，掌执文书。 尚寝局 尚寝局：设尚寝二人，正四品，掌天子燕寝及嫔妃进御之次序。下辖四司，分别是： 司设司 司设二人，正五品，掌床帷茵席，洒扫张设之事； 典设二人，正六品； 掌设二人，正七品； 女史四人，掌执文书。 司舆司 司舆二人，正五品，掌舆辇、伞扇，羽仪之事； 典舆二人，正六品； 掌舆二人，正七品； 女史二人，掌执文书。 司苑司 司苑二人，正五品，掌囿园种植花果蔬菜之事； 典苑二人，正六品； 掌苑二人，正七品； 女史四人，掌执文书。 司灯司 司灯二人，正五品，掌灯烛、膏火之事； 典灯二人，正六品； 掌灯二人，正七品； 女史二人，掌执文书。 尚功局 尚功局：设尚功二人，正四品，掌督妃嫔宫人女红。下辖四司，分别是： 司制司 司制二人，正五品，掌衣服裁制缝纫之事； 典制二人，正六品； 掌制二人，正七品； 女史四人，掌执文书。 司珍司 司珍二人，正五品，掌金玉宝货之事； 典珍二人，正六品； 掌珍二人，正七品； 女史六人，掌执文书。 司彩司 司彩二人，正五品，掌缯绵丝絮之事； 典彩二人，正六品； 掌彩二人，正七品； 女史六人，掌执文书。 司计司 司计二人，正五品，掌度支衣服、饮食、柴炭之事； 典计二人，正六品； 掌计二人，正七品； 女史四人，掌执文书。

《挥扇仕女图》是一幅描写唐代宫廷妇女生活的佳作。全卷所画人物共计十三人，分为五个自然段落。

5个段落似离还合，从不同的侧面，刻画了人物在不同场景中的各种心理状态。在画中，作者通过对嫔妃的生活的描绘，表达出她们寂寞、沉闷、空虚、无聊、幽恨暗生的心情。画面结构井然，线条秀劲细丽，赋色柔丽多姿，艳而不俗。

画家周昉出身于豪门显宦，因此，他对于贵族阶层绮靡奢华的生活非常熟悉。其仕女画不以烈女、贤妇、仙女等为表现对象，而是取材于现实生活中贵族妇女的行乐活动，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从而迎合了中晚唐时期大官僚贵族们的审美意趣。

其作品在张扬唐王朝繁华兴盛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亦揭示了贵妇们极度贫乏的精神世界。这副图中嫔妃们体貌丰腴，衣饰华丽，但她们面含幽怨，举止慵倦，毫无生气。

历史传承

《挥扇仕女图》是一件流传有绪的作品，从明朝汪珂玉的《珊瑚网》一书的记载里，人们查出有下面的记载：“《唐周昉仕女图》，泥金字标题，款云臣周昉进。”文章里详细地记载了仕女的人数，动作情态、服装色彩等等。

1953年9月故宫博物院绘画馆开幕时，这幅画陈列出来。详细地把原画的情节和《珊瑚网》书中的记载对照了一下，证明了这幅《挥扇仕女图》就是《珊瑚网》中记载的《唐周昉仕女图》。或许是年代久远，这幅画屡经装裱，把原有标题款字失去，改题《唐人挥扇仕女图》。

衣食住行

唐代的服饰在形制、质料、颜色诸方面仍有法规上的尊卑贵贱之别。武德四年(621)，唐高祖初定服饰之制，规定了祭服、朝服(又名具服)、公服(又名从省服)、常服(又名燕服)四种服制。其中常服规定赤**为帝国专用，自此黄袍成为帝王的象征。其后，唐太宗、高宗、德宗、文宗等也都曾下令，对文武百官及庶民百姓的服饰区别做出明确规定。大致来说，贵族官僚及富室之家的服饰均以锦绣绫罗制成，庶民百姓只能穿粗布麻衣，服饰穿着有严格的等级限制。

唐代男子的服饰风尚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初唐至盛唐时以裤褶服式为时髦，头戴幞头，身穿圆领、右衽、长仅及膝的窄袖袍衫，腰束革带，足登长靴或软皮靴。中晚唐时，上层社会的男子服饰又恢复了秦汉时的宽袍长袖，长裙高履，但裤褶式仍在下层人民中间流行。

唐代妇女的服饰富丽绚烂，前后多有变化，但基本的服装有裙、襦、衫、帔几种样式。唐初女装因隋之旧，大多上身穿窄袖衫襦，下身着曳地长裙，足登弓履或高头履，即所谓”小头鞋履窄衣裳”的样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的密切，特别是妇女思想的解放，唐代女装的形制趋行暴露和开放。唐初上层妇女外出多着 ，全身障蔽。自永徽之后，皆用帷幔，帽裙至颈，渐为浅露，无复遮蔽，士庶竟相仿效。不久，又胡帽乘马，露髻驰骋，或着男子衣服靴衫，招摇过市。到天宝初年，”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衿袖窄小”，出现了”粉胸半掩疑暗雪””长留白雪占胸前”的开放服饰。中唐以后，窄袖管服装逐渐过时，代之而起的宽袖衣裳，妇女服饰愈来愈肥，愈加褒博。

唐代妇女的发型十分繁多，以梳高髻为美，发式有云髻、螺髻、反绾髻、半翻髻、三角髻、双环望仙髻、回鹘髻、乌蛮髻等。面部化妆也非常繁复，化妆顺序大致为敷铅粉、抹胭脂、涂鸦黄、画黛眉、点口脂、描面魇、贴花钿等，其中眉式即有鸳鸯、小山、五岳、三峰、垂珠、月梭等十数种。

唐代饮食比前代更加丰富多样，主食以麦、粟、稻为主，间以多种杂粮。小麦面食是最主要的食品，无论贵贱皆食之，以饼类样式最多，有汤饼、胡饼、蒸饼、煎饼、凡当饼，红绫馅饼、赍字五色饼等。馒头也已会制作，称为钉坐、豆钉或曼头，多为祭祀所设。主食中还有烧饼、寒具(馓子)，馄饨等。副食以小葱、韭、蒜、姜、菠菜、竹笋、杏、梨、枣、瓜、葡萄等蔬果为主。肉食也很常见，尤其是富贵之家，以牛羊猪鸡为主，动物的下水、腑脏也开始被烹制成各种美味。蛤蜊、鳜鱼、虾、蟹等鱼类产品也都进入饮食之列。调味佐料有盐、醋、酱、胡椒、蔗糖等。

酒已成为唐人生活中的必需品，饮酒之风甚盛。全国各地名酒甚多，仅京师长安一带就有西市腔、郎官清、阿婆清、新丰酒、仇家酒、户县酒等。城乡各地酒店、旗亭众多，酿酒沽酒生意红火，在长安还有胡姬所开酒店，专卖胡酒，成为文人雅游饮宴之所。

茶成为唐人须臾不可离之物，自开元初年，饮茶之风风靡全国，各地茶肆林立，煎茶卖之，茶道大行。陆羽所撰<茶经>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茶道的著作。茶叶成为进贡、赏赐馈赠的佳品。品茶、斗茶成为士人的雅好。”田闾之间，嗜好尤切”，普通百姓也已离不开茶。

唐代饮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胡食盛行，尤其是开元以后，”贵人御馔，尽供胡食’，成为时风尚。前述胡饼即是一种胡食，这是唐代民族融合的结果。

唐代的居住条件因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差异很颇大。皇帝所居宫室最为豪华。唐初，长安的太极宫是皇帝议政和居住之地，有太极殿、两仪殿、甘露殿、延嘉殿、承香殿五座大殿。自贞观八年（634）始，唐太宗以为其父李渊清暑为名，于太极宫以东营建新的宫室，初名为永安宫，后易名为大明宫。龙朔二年（662），高宗李治身患风痹，恶太极宫“湫湿”，对大明宫大加修造，并将政治中心移于此。大明宫南部呈长方形，北部呈梯形，以丹凤门、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蓬莱殿、含凉殿、玄武殿为中轴线，左右两侧各建有若干配殿，气势磅礴。玄宗即位后，又兴建了规模宏大的兴庆宫，把宫殿和园林有机地结合起来。主要宫殿楼阁有兴庆殿、大同殿、花萼相辉楼、勤政务本殿、沉香亭等。至此，唐代诸帝在京城内兴建了三个宫殿区，时称“三大内”。武则天迁都洛阳后，也大兴土木，修建了三阳宫、兴泰宫及明堂、天堂等。此外，唐代还兴建了九成宫、玉华宫、翠微宫等许多离宫别馆。

唐代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庶民百姓的私人住宅有着形势和规模上的规定限制：即王公之居，不施重拱，藻井；三品，堂五间九架，门三间五架；五品，堂五间七架，门三间两架；六、七品，堂三间五架，庶人四架，而门皆一间两架。但皇室宗亲及高宫权臣多越制造宅，竞为奢侈。安史之乱后，一度大兴“木妖”之风，将军马璘造一座中堂，即花费二十余万。相比之下，一般庶民百姓无力购买砖瓦，多以茅屋为居，时有火灾发生，常有漏屋之苦。

唐代交通十分发达，以长安为中心的陆路交通网，以及由大运河和南方水乡构成的水路交通网四通八达，同时，驿站制度建全，陆有陆驿，水有水驿，陆驿有车马，水驿有舟船，为公私行旅和商贾往来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唐代养马经历了一个衰而盛的过程，开元盛时，不仅政府拥有许多官马，民间私马数量也相当可观，马车成为重要的交通工具。车乘方面的尊卑贵贱十分明显，皇帝有供服乘之用的五辂（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及耕根车、安车、四望车，还有供仪仗之用的指南车、记里鼓车、白鹭车、辟恶车等十二属车。皇后有重翟、厌翟、翟车、安车、四望车、金根车六等。皇太子和王公大臣也各有车乘。民间马车则主要用于运输。

马车而外，牛车、驴车的使用也比较普遍。肩舁和檐子也是重要的交通工具。肩舁又叫肩舆、软舆、软舁等，檐子也叫竹舆、兜笼，均要以肩抬扛。

唐僖宗李儇（862年-888年），唐朝第一十八位皇帝（武则天除外）。唐懿宗第五子，原名李俨。

单就一个“僖”字就足以概括他的为人：嬉戏游乐、不务正业。李儇即位时才12岁，是整个唐朝即位年龄最小的皇帝。他自幼生长在皇宫，娇生惯养，根本不懂民间的艰苦，一门心思就是如果开心玩乐。

说起玩乐，唐僖宗绝对是个高手。他对玩很有钻研，只要是玩乐的项目都很精通，比如斗鸡、赌博、骑马、射箭、弹琴、下棋，但是他最迷恋、也最擅长的还是打马球。

马球并非中原王朝本有的运动。据向达、罗香林等学者考证，这种运动起源于波斯，向西传至欧洲，向东经由中亚传入中国（也有学者认为发源于我国西藏）。在欧洲，这种球类运动通常使用藏语中的称呼，名为“Polo”，并逐渐成为一项贵族运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设计师拉尔夫•劳伦（Ralph Lauren）受到Polo球衣的启发，设计了著名的Polo衫，更是引领一代风潮。

唐朝的女子也爱打马球

马球在唐朝可谓风靡一时，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唐朝的绝大多数皇帝都是马球的忠实爱好者，比如：唐太宗、唐玄宗、唐穆宗等等。除了受家传风气的影响，唐僖宗喜欢马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拥立他上位的大宦官田令孜：唐朝中后期的宦官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一定要让皇帝沉迷于游乐之中，这样他们这些宦官才能趁机牢牢的掌控朝政大权。

唐僖宗在宫中养了很多专门陪他打马球的侍从，常常废寝忘食的打马球。唐僖宗治国理政无能，但是打马球绝对的高手。据说他可以骑在飞奔的马上，用杖连续击球数百次之多，令人佩服之至。有一次，他颇为自负的对身边的优伶石野猪说：“朕若参加击球进士科考试，应该中个状元。”石野猪巧妙的回答说：“若是遇到尧舜这样的贤君做礼部侍郎主考的话，恐怕陛下会被责难而落选呢！”

唐僖宗打马球

黄巢起义，眼看农民军就要攻入长安城。唐僖宗打算逃往四川避难，为了挑选节度使，他居然举办了一场可谓“空前绝后”的马球比赛：他召集神策军将陈敬瑄、杨师立、牛勖和罗元杲四人举行马球比赛，奖品是川中地区三个重要节度使的位置。唐僖宗规定，谁第一个进球，谁就能去三川中最富饶的西川做节度使，其他人只能分到山南西道（陕南附近）节度使和东川（重庆附近）节度使的职位，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击球赌三川”。结果是卖烧饼出身。但是球技高出一筹的陈敬暄获胜而出，赢得西川节度使一职。候选人崔安潜，只因马球打得差，只能将大权拱手送人。将国家大事当做儿戏，可谓荒唐之极！

击球赌三川

不过，唐僖宗的好日子也没有过多长时间。从黄巢起义攻入长安城开始，唐僖宗就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活。他在位15年，有大半的时间都是处于颠沛流离、担惊受怕的状态。光启四年（888）三月，唐僖宗最后一次回到长安的一个月之后暴疾而亡，终年2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