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籍的收藏价值?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4浏览:1收藏

古书籍的收藏价值?,第1张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古籍拍卖会场场火爆,且价格越拍越高。书价大幅提升是否等于所有古籍都能升值?王令策认为,善本古籍和版画古籍的增值潜能较大。

善本古籍

善本古籍主要指具有历史文物、学术资料和版本艺术价值的版本书。它包括内府刊刻的殿版书,海内外绝无仅有的孤本,内容好、书法精的明清抄本,以及清初以前的精美刻本。年代越久远,书品就越珍贵。往往衡量私人藏书是否达到藏书家水平,也经常以收藏多少善本书为标准。

宋版书一向被认为善本书之佼佼者,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由于宋版书弥足珍贵,有宋版书的人大都不愿意轻易出手,特别是收藏家手里的宋版书,别说让他出让,甚至从不示人。所以,一旦有缘与宋版书相遇,只要财力允许,下决心买下定是一条增值财路。元版书虽不能同宋版书相提并论,但收藏界一向认为,宋元本同属珍稀善本,爱好者值得关注。现在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年代较近的古书便自然升华,明版乃至清初版本,凡是具有文献价值和刻印精美的古籍,也已步入善本行列。王令策说,目前明清善本尚不难寻,价格也不算太高,但增值潜力颇大,收藏者值得关注。

王令策告诉记者,善本的古籍有以下9种代表性:

①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②明刻本和明抄本(刻印模糊和流传较多的除外);

③清代乾隆以前的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④太平天国及历年农民政权所刻印的图书;⑤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⑥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⑦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⑧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⑨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

版画古籍

在收藏者关注善本古籍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版画古籍的收藏了。王令策说,从历次书刊拍卖会的图录看,无不将漂亮的版画画面精印拍卖图册中,哪怕书中只有一幅也从不放弃。我国版画古籍很多,诸如《芥子园画谱》、《芥子园画传》、《晚笑堂画传》、《百孝图说》、《红楼图咏》、《唐诗画谱》、《鸿雪因缘图记》、《三才图绘》、《孔子圣迹图》、《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诗》以及《耕织图》、《棉花图》和《蝴蝶秋斋所藏画册》等。最为精美的要属明末画家胡正言的版画力作《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这两套版画古籍不仅在于艺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还开创了木版水印先河,解放初年,一部明版装裱成册的《十竹斋书画谱》仅售10元,如今它的价值已经超过10万,可见版本好,刻印精美,书品完整的版画古籍,都值得投资收藏。

藏古籍辨版本

我国的古籍图书总体上是以雕版印刷形式为主,多种形式(活字、石印、影印)并存的局面。所谓雕版印刷就是把文字刻在木板上,然后用来印书的印刷工艺。先在木板上刻出阳文反字,再在板上涂墨,蒙上纸张刷印出书页。古人称用这种方法印出的书叫刻本或者刊本,现代人把它称为木刻本。木刻本又根据不同情况分成原刻本、翻刻本,写刻本、套色刻本几种不同的版本系列。周海鹰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

原刻本,亦称祖本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第一版,是一部书的原貌和“灵魂”。作者、出版者往往十分重视原刻本,所以大都是精工细刻,同时对纸墨也很讲究,印出的书版面整洁、字迹清朗。一般来说,原刻本印刷的数量不大,所以古籍中的原刻本一直是藏家的首选。

判断一部古籍是否是原刻本,通常要从资料记载、出版者署名、书中的序言、跋语中的叙述去综合判断,有多个序言的古籍,要重视最后的序言是否被抽毁。此外,由于古籍雕版一经刻竣,便不会变动,所以还可用原刻本雕版的尺寸、字数去比对。周海鹰说,清康熙年间编纂出版的《康熙字典》,其中的武英殿内府原刻本是清初的著名善本,但《康熙字典》在清中期、清末,直至民国,翻刻、翻印已不知其许,原刻本与后印本价值差距甚远。从博物馆所藏康熙内府宫装本得知,原刻雕版板框19.5×14厘米,8行12字,小字按双行计。根据这个尺寸与实物一比对,是否原刻本便一目了然了。

翻刻本,也称重刻本或复刻本目前存世的古籍中绝大多数都属此类。翻刻本与原刻本相比,虽然基本相同,但往往因为政治、人为或技术的原因而有所变化,有时还产生一些差错。而且翻刻次数越多,错讹的地方也就越多。因此收藏价值相对于原刻本有一段距离。

翻刻本一般从牌记、序言中可以看出,但不排除少数不良书商为获得暴利,有挖补书牌、抽毁后序、后印改前印的做法。这就需要藏家从书品、纸张、不同时代的刻本特征去综合判断。周海鹰说,尽管如此,但有几种翻刻本倒是值得藏家关注。其一,原刻本已佚失不存,或只有孤本残卷存世或流失。那翻刻本也就成了存世的惟一,其珍贵程度不亚于原刻本。其二翻刻者是历史上著名的刻书机构。如历代的官书局,声名显赫的通志堂、汲古阁等等,这些机构往往集中了一批著名的工匠,刻工精湛,校勘仔细,纸墨上乘,其刊本以其印刷工艺上精美而提升了自身的艺术价值。三是影刻本。由于古籍中的宋元善本,书写多出名手,并非匠人所为,故字均肥细有则,佳者有欧柳笔法,墨色清润,印刷皓朗。影刻就是先在原刻本上进行影摹,然后再上版雕刻,如此印出的书与宋元版原刻本不仅内容相同,细节也相符,连版心中刻工的名字,所作的记号均原样保留。此种影摹宋刻的称“复宋本”,影摹元刻的叫“复元本”。古时影刻宋元版古籍最多也最精的是明末毛子晋的“汲古阁”。这些影刻本的价值要大大高于一般的翻刻后印本。

写刻本,是指由擅长书法的人书写上版,有时也有作者自己书写上版的这类刻本数量很少,属木刻本中的精刻精印本,也是古籍收藏中的上乘佳品。由于此类刻本多出于名书家之手,常常一页书就是一幅精美的书法作品,甚为难得。比较著名的有宋代苏轼写刻的《陶诗》,明代夫容馆本《楚辞章句》,清代郑板桥自书的《板桥集》。另外,清代扬州诗局也出版了不少这类写刻本。

套色刻本,又称套印本这类刻本是在同一书页上,分次印上颜色不同的文字和图画。这种套色印刷技术最早出现在元代,至明万历年间发展成熟。当时刊刻了不少朱墨套印、三色、五色的套印本。这些套印本的价值,往往高于同时期墨本价值的数倍,历来是收藏界追逐的热点。其经典作品有《程氏墨苑》、《春秋左传》、《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等。

活字本,即用活字排印出来的书最早使用活字印书的是北宋庆历年间的平民毕升。当时他用的是泥活字。此后陆续出现多种材质的活字本古籍。元代首先用木活字印出《大德旌德县志》;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后创立铜活字,清代又出现了磁活字版的《周易说略》,咸丰七年上海出现最早的铅活字本《六合丛谈》,开近现代铅字印刷之先河。活字本在古籍中所占份额极小,有记载说,流传至今的古籍总共有数万种,但其中有书目可稽考的活字本仅220种,明以前的活字本基本无实物存世。

目前藏家所想收藏的基本围绕着清武英殿木活字“聚珍版”和清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

石印本是由一种特殊的药墨把文字写在纸上,待其微干将它移到石面上,再施油墨印书。这种方法在清末由欧洲传入,由于它省去了繁琐的雕版工艺,所以很快得到了广泛推广和运用,并逐步替代了雕版印刷术。

石印本存世量极多,早先收藏古籍的人对其不屑一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用此法影印的前代古籍佚失后,这类石印本也成了珍品。因此,收藏石印本,要关注那些用宋元善本、明清版画为底本的影印本,一般的石印写本无大的收藏投资价值。

周海鹰说,在古籍收藏时,我们只要认清古籍的版本情况,把握住“善本时间早于乾隆;同一时期的古籍中刻本优于印本;初刻优于翻刻;套色优于单色;图画优于文字”的原则,就一定能提高鉴赏能力,淘到更多有价值的古籍。

古籍辨伪

采访时,王令策向记者推荐了四本收藏古籍的入门书籍,一本是毛春翔先生撰写的《古书版本常谈》,一本是《古籍基础知识问答》,再者就是李致忠的《古书版本学概论》和陈国庆先生的《古籍版本浅说》。王令策说,收藏古籍除了要掌握古籍方面的知识外,还应该了解伪造古书的一些伎俩。历来各种藏品都有造假者,古籍也不例外。不法书商任意剜改书名、著者之名,伪造珍罕书者防不胜防。其手段之狡猾,竟使行家也常常陷入真假难辨的窘境。

根据历来古籍书版的作伪现象,王令策认为主要有一下一些方式:

杜撰书名、著者如果某一部书,前代公私书目都不曾记载过,在以后某一时期突然出现,这部书可能是伪书。如明代徐弘祖《徐霞客游记》,不法书商竟将其篡改为《游记名山》,骗人上当。

增删刻书牌记刻书牌记是考证此书的出版人、出版地点和年代的重要依据。版本异同,价差很大。故增删刻书牌记之事,在明清时期时有发生,如今虽未曾出现,但也要多个心眼。

割改序跋肆意割改序跋中的内容,撤换序跋,冒充古刻旧刻而从中牟利。

版本杂拼利用一本经多次传写或印刷而形成各种不同的本子,杂拼成一书。古籍《唐诗品汇拾遗》十卷,不法书商硬把三种版式行款各不相同的书瞎拼一气,冒充明成化间刻本。

剜改目录、卷数目录是记录图书的书名、著作、出版、内容的纲目。不法书商常利用同种书由于刊刻者、刊刻时间不同,目录卷数产生差异的情况,篡改卷数,删割目录,伪加编造,以残本冒充全书。

染纸造蛀,以充古籍采用染纸和伪造虫蛀的办法作伪。染纸作旧,明代有之,而近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饱学鸿儒,他们要么受到国家尊重,要么桃李满天下,总之他们的人生和待遇总是不错的。

但是所谓时也运也命也,有些人生错了年代,其人生就比较悲惨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人是隋朝的刘炫,刘炫编了一部伪书十分传奇,这部书叫《连山易》。

刘炫是隋朝经学家,所谓经学家就是对于儒家经典烂熟于胸,同时能对其进行注解、阐释和发扬的大师。

刘炫生活的年代是隋朝,他曾一度进入隋朝文化中枢,做到太学博士,其门生也不少。

但是,因为隋朝对于儒生不够重视,给予的待遇很低,刘炫生活比较窘迫。手中无权无势的刘炫为了解决生计,被迫造了几部假书,其中就有著名的《连山易》。

我们都知道“连山”“归藏”是失传已久的易学经典,很多人想要找却找不到,刘炫伪造《连山易》等古籍,在当时引起过一阵波动。

但随即便被戳破,刘炫名誉扫地,丢了官职。刘炫又因为倔脾气得罪了隋朝的“蜀王”杨秀,一度被定罪。

总之,他的前半生颇为坎坷,可以说是历尽艰辛,郁郁不得志。

“连山”“归藏”据说是《周易》的前辈,获得了这两部书连同周易,据说就可以通晓天地玄机,了解宇宙本源。

连山归藏早已失传,刘炫伪造《连山易》目的是赚钱“稿酬”解决生计,但是他或许没有想到,这部“大名鼎鼎”的伪书并没有失传,相反它流传到了今天。

《新唐书@艺文志》中就记录着这部书的十卷本,根据考证,多半便是刘炫所作“伪书”,就这样,这部《连山易》便阴错阳差的“活”到了今天。

晚年的刘炫更加悲惨,隋末大乱,血流成河,刘炫衣食无着,悲痛欲绝。

他的门生曾一度搭救他,但是,这位当时已经六十七岁的老者还是死在了河间城之下。

河间城乃是刘炫的老家,他想进城,却因为曾与起义军有过联系而被拒绝,因此惨死。

这位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大儒,就这样悲惨死去。

隋朝短命,有人归罪为隋炀帝杨广穷奢极欲,好大喜功,导致天下大乱,而实际上,除了隋炀帝的原因,隋朝国策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史书记载:“此所以儒罕道人,学多鄙俗者也”,就是说隋朝官方对于养活读书人没有兴趣,导致读书人斯文扫地,大多是“鄙俗者”,这对于隋朝“精神文明”极为不利。

隋末乱世,不少读书人投身起义军,成为推翻隋朝的重要力量。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1、藏经纸:唐人写经所用的一种纸张,颜色黄褐,犹如茶色,略有棉性,质地厚硬,不透明。

2、毛边纸:色呈米黄,故亦称黄纸。正面光,背面稍涩,质地略脆,韧性稍差,牢固度次于太史连纸。《常昭合志稿》云:“隐湖毛氏所用纸,岁从江西特造之,厚者曰毛边,薄者曰毛太,至今犹存其名不绝。”然据《中国雕版源流考》称,明司礼监造纸名色中,既有“毛边”名称,则非始于明末以毛晋得名可知。清乾隆以后印书用纸,除太史连纸、棉纸外,有一大部分是用毛边纸印的。

3、毛太纸:与毛边纸颜色相似,质地略差,纸幅也较小,厚薄不等,有明显的直纹。清同治光绪间,用此纸印书较多。

4、棉连纸:实际是宣纸的一种。汪六吉制造的称六吉棉连,色白如玉,匀净细腻,绵软有韧性,摹拓碑帖彝器多用之。清末比较考究的印本,也多用棉连纸。

5、太史连:比开化纸色略黄,质地细腻匀净,绵软有韧性。清雍正年间用铜活字排印的殿版《古今图书集成》所采用的两种纸,一为开化纸,一即太史连纸。

6、官堆纸:色黄比毛边纸略厚,金陵书局印书多采用之。

7、白绵纸:白绵纸印本书籍是明刻本的一大特色,尤其在正德至万历年间大为使用。“明白绵纸本”近乎明版好书的代称,故藏家自当珍视之。历来认为白绵纸就是由绵茧所造的纸,但经过现代科学方法的检测,得知白绵纸实际是楮皮纸的一种。

8、开化纸:开化纸产生于明中晚期,到清三代大为盛行,殿版书几乎均用此纸来印刷,到嘉庆之后逐渐失传了。由于开化纸洁白细腻,薄而有韧性,再加上雕版精良,所以印出的书真正称得上纸白墨黑。到民国初年,陶湘的其中一项专藏就是开化纸本,因此而赢得了“陶开化”的雅称。因开化纸产量不大,除殿版书使用外,民间使用极少,故用开化纸所印的书,按今天的藏书标准均为较好的版本

9、连史纸:元代人费著在其所作《蜀笺谱》中说:“凡纸皆有连二、连三、连四笺。又有青白笺,背青面白……”这是连史纸的最早记载。连四纸从明代开始又称连史纸,此名一直沿用至今。连二、连三、连四是造纸时所用抄纸帘的使用方法的名称。

连史纸在清代时印书大量使用,过去一直认为清代最好的印书纸是开化纸,后来得以见到宫内陈设用书几乎都是用连史纸,从这点上看来,连史纸并非像书界以往认为的那样不高档。

10、皮纸:皮纸是用楮树皮和桑树皮所造的纸。产生于唐代,由于皮纸生产成本较高,故一般讲究的书才用皮纸印,其主要原因是因为皮纸坚韧、抗蛀,比麻纸更加洁白平滑,而有的皮纸在生产过程中也加入一些麻料,所以用肉眼看,有时候皮纸看上去像麻纸,如南宋廖莹中世采堂本《昌黎先生集》习惯说法是白麻纸,而其实是白色桑皮纸。

明代官方刻书主要是用皮纸和白棉纸,故而从收藏角度上看,凡皮纸本书大部分都是好书。对于初入门者这是一个简单的办法。

11、竹纸:竹纸就是用竹的整个茎杆,经过几十道工序而加工成纸的。中国造纸最初是用麻料破布,而后发展到用树皮纤维造纸,这是造纸术的一大进步,而从树皮纤维发展到用整个茎杆造纸又是一大进步,使得纸得以降低成本而大量普及。

竹纸产生于唐末,但没有普及,到宋代才大量使用。但今天流传下来的宋版书用纸大多数是麻纸,其主要原因是竹纸发脆易碎,而在当时好书都是用麻纸来刷。现今市场流通的明清古籍绝大多数是用竹纸,就纸张的性质而言,竹纸本是常见的几种明清用纸中除土纸外最差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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