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喜欢安徒生童话的读者，一定听说过“美人鱼”的故事，作为一种人首兽身的种族，它们以腰部作为区分，生活在海洋的底下，而在古老的东方传说中，“美人鱼”却有另外一个称呼，那就是鲛人。

在东晋专门记录各种志怪奇闻的《搜神记》当中，最先提到了鲛人的概念：“南海之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泣，则能出珠。”

在古人的理念当中，鲛人和西方的人鱼还是有所不同的，他们的性别相对而言被淡化，大家似乎更在意它们能够化成珍珠的泪水。

对于传统的农耕文明来说，盛产于河流海洋的珍珠，的确是种不可多得的珍宝，再加上它们又的确是采珠人千辛万苦在海水中获得，很难免不加以其他的想象。因此在神话故事中，鲛人的“功能”也就越来越玄乎：《述异记》甚至还认为，鲛人所编织的绡纱，能够入水不湿：“蛟人即泉先也，又名泉客。南海出蛟绡纱，泉先潜织，一名龙纱，其价百余金。以为入水不濡。南海有龙绡宫，泉先织绡之处，绡有白之如霜者。”

如果说，上述的内容只是小说志怪，是人们所想象的产物，然而其实并非野史空穴来风，比较严肃的正史，同样也出现鲛人相关的内容，就有些让人感到吃惊了，西汉时期，司马迁所写的《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就提到了相关于“人鱼”的记载，始皇帝在刚刚即位不久，收集天下奇珍异宝，建立了庞大奢华的始皇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起初人们认为以水银作为江河大海的说法过于夸张，尽管到如今，始皇陵并没有开发，然而专家却明显在始皇陵附近的土壤当中，侦测到了超标的汞含量，这说明司马迁并没有说假话。那么“人鱼膏”为蜡烛的长明灯，是否也是同样存在呢？

另外一本《太平御览》，作为杂学书籍，由宋朝著名学者编著，写下55部、550门，专门提供给宋太宗观看，期间同样说到鲛人：“鲛人从水出，寓人家，积日卖绢。将去，从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满盘，以与主人。”

古籍中曾多处提到鲛人，其实并非野史空穴来风，难道她真的存在？

对于外界来说，历史上各个并不相同的人类文明之间，都存在有“人面鱼身”的族群，也是一种十分神奇的巧合，日本民间传说中，有一种类似于人与的妖怪，被称之为矶姬，是一种十分可怕的海妖。

至于希腊人，也提到了海妖塞壬，也是人面鱼身，会利用优美动听的歌声，诱惑来往的船只，在岸边的礁石上撞了个粉碎。

截止到如今，科学家认为，美人鱼和鲛人的原型，应该要属于海洋中的草食性哺乳动物，儒艮，然而在实际上，这种生物和那些民间的传说，差距实在是过大，对于人类文明而言，海洋依然神秘，也希望将来，能够发现人鱼的真实痕迹吧！

提及秦始皇焚书坑儒，有多少人拍案表示心痛？又有多少人对此破口大骂？原因就在于始皇帝此举使得很多珍贵的书籍被付之一炬，不能为后人所研究、见识。可事实上，秦始皇焚书是留有备份的。

秦始皇既统一六国，思考问题自然要统观全局。那个时期想要长久保存的书籍，一般都是用刀在简牍上一笔一笔地刻成，那些见解独到的鸿篇巨制更是耗时数年数十年。所以在焚书的种类上，秦始皇就做出规定，只烧以下两类书籍：第一类是作者非秦国人的史书，第二类是诗书和百家语。这样一来就有很多书籍得以幸免。这也就证明，秦始皇并没有焚尽百家书，有些书没有被列入焚烧的范围。

其次，焚书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要告诉百姓，哪些书不能看，哪些书不能藏，有了这些书应该怎么办。但秦始皇自己明白，这些书只是不能让百姓们看到，宫中还是可以留有备份的。有些言辞虽然不利于秦国内部的和平统一，但是还有很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所以，焚书只是一种手段，一种震慑百姓的手段，让大家主动交出手里该烧掉的书。不良言论的来源没有了，人们自然就不会去讨论，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如此说来，秦朝的焚书其实只是一个假象，绝大部分的书籍都被保存了下来，即使不是原本也有备份。只要秦国存在，这些书就会一直流传。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很多珍贵的古籍现在都不复存在呢？项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项羽攻入咸阳后，除去烧杀掠夺，还火烧秦宫室。传说大火三月不灭，这才使得宫中很多珍藏的书籍都被付之一炬。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汉代以后对古籍的保存保管也不是很完善。据统计，约有接近80%的汉代书籍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所以说，秦始皇焚书不是像很多人想的那样一把火烧尽了所有珍贵典籍。从这一点上来看，秦始皇的确有很多过人之处。

呃呃~~~秦始皇焚书坑儒失去了大量书籍，这个我也不知道；南北朝时期北周武帝撰写的《象经》已经失传了，据说是周武帝发明了象棋并写了象经，但现在仅剩下《象戏经序》 、《进象经赋表》、《象戏赋》，三篇。

亚特兰蒂斯文明是西方古籍中记载一个文明，而夏朝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一个王朝，现代人对于这两个文明的存在都存在疑问。虽然已有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些文明存在的可能性，但仍然不能确切地证实它们的真实性。那么这两个文明到底哪个才是真实存在的呢？

说到古文明，相信很多人都能够联想到玛雅文明，但很少人知道亚特兰蒂斯文明。由于考古学家目前仍未在陆地上发现有关于亚特兰蒂斯文明的遗迹，因此对于该文明是否存在于历史上还有待商榷。

但是古希腊先贤柏拉图确实在他的著作《对话录》中提及了这个文明，并且将这个文明描述成高度发展的文明。传说亚特兰蒂斯文明盛产黄金和白银，他们的宫殿都是由金银制成的，金碧辉煌，由此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文明的发展程度有多高。

无独有偶，在中国的大多数史书中也记载了一个王朝，它被认为是中华文明史的开端，它就是夏朝。最早记载夏朝的古籍就有《尚书》，但由于该书在历史上曾经流失过，因此不少史学家表示对该书记载的真实性的怀疑。

在之后春秋战国时期又有史籍重新记载了这个王朝，令后世又开始对这个王朝充满了好奇。被认为是中国通史开篇之作的《史记》中也记载了夏朝的存在，但我们也知道史记是司马迁四处拜访总结的成果，其中许多历史的真实性还有待研究。

东西方都出现了两段存疑的历史，这引起了另一个疑问，到底是东方的《史记》更加靠谱一点呢？还是西方的《对话录》更加真实呢？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从两本书的创作背景、作者的身份等不同方面来加以比较。

首先是《史记》，它是由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编写而成。众所周知，中国自古就有撰写史书的习惯，而《尚书》被认为是最早的史书，它记载了公元前1000多年的历史。

而且中国古代帝王对于历史的记载十分看重，因此历朝历代都有专门撰写历史的官员，因此中国古代历史能够得到比较详细的记载，这些流传到后世更是一笔无价的财富。

相比之下，西方在历史记载上则做得没有中国详细，而且西方许多史书中往往会将史实和神话传说交织在一起，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荷马史诗》《圣经》等书籍便是代表。因此《对话录》相对于《史记》来说在真实性方面可能稍微落后一点，也就是说亚特兰蒂斯文明存在的可能性要比夏朝存在的可能性要低。

其次我们从作者的身份来进行讨论，司马迁是《史记》的创作者，他的父亲和兄弟都是当朝的史官，由此看来他们父子三人都是专职写史书的，因此对于他们所撰写历史的真实性，现代史学家还是给予一定的肯定。

而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柏拉图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他在哲学思考上的贡献要比在记载历史的贡献要多，因此他和司马迁相比较的话，后者的专业性更强，写出来的历史会有更多人选择相信。

而且《史记》中记载的商朝已经在考古上证实了，因此人们对于该书的信任度还是比较高的。当然这也不是说亚特兰蒂斯文明就一定不存在，其真实性还有待发掘。

近些年来，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四库全书》热，各路学者高度赞扬四库全书对中华文明的丰功伟绩，精装本、线装本等一出再出，有点铺天盖地的气势。然而，对于《四库全书》，鲁迅的评价却非常低：

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在鲁迅看来，可谓是“四库全书出，中国古书亡”。那么，四库全书究竟有何罪过，让鲁迅给予如此低的评价？

所谓“四库”，即为经、史、子、集，所谓“全书”，即为集中历史上的全部书本之意。如果光看名称，的确应该是一次文化盛世，既然如此鲁迅为何那么评价呢？其实很简单，四库全书一点也不全！

首先要看一个问题，就是乾隆为何要修四库全书？说到底，这不是为了保护华夏文化，而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用现在话说，就是“统一思想”，让天下人理所当然的服从满洲统治，增强愚民和奴化教育的思想教育。

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编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编入这一大文库时，也就能够查出那些应予取缔或销毁的一切异端著作。正如LC古德里奇所论证的，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

美国学者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一针见血的指出乾隆修《四库全书》的目的。在这一目的之下，《四库全书》是一本什么样的全书，就可以理解了。

《四库全书》的编修纲领，就是要突出儒家文献和反映清朝统治者“文治武功”。但四库全书中的儒家学术，除了基本经典儒家著作外，主要是程朱理学里讲究“君君臣臣”的这一套，非常有利于统治，也是最僵化的儒学思想。

在这一纲领之下，具有民主色彩，其他开明的儒家学派，或敢于批评儒家思想的文献，以及宋元明艺术作品（小说、戏曲等）之类，自然要被排斥在外。至于科技作品，除了天文、农家、医学等少量著作之外，其他著作一般不收录，尤其西方科技作品，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所以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差，也别总怪传统文化。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排斥在外或不收录的作品，很多成了禁书，比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就被封禁，直到近代在日本发现，中国人才知道明朝人写了这么一本了不起的科学著作。

鲁迅说的“四库全书出，中国古书亡”，究竟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很简单，四库全书编修过程中，至少有三个大“罪过”！

第一，四库全书一共收录3461种，成书79000卷，近77亿字，但明令焚毁的书籍就有3000多种。专家研究认为，估计禁毁6766部，93556卷，超过收录数字，还不包括民间害怕文字狱而主动毁掉的书籍。显然，这是最直接的“古书亡”。

第二，本来四库全书只是整理古书，但乾隆却要求“删改削减”古书，不利于清朝的词句一律删改。而且，这种“删改削减”规模非常旁大，不仅是正规史书、文献，还包括地方志、野史、小说等领域。无疑，这就让后人带来很多难题，古书自然因此而亡。

第三，晚清有学者指出，“《晋书》以次，则讹字不可枚举”，即为《晋书》之后的史书上错字连篇。为何？其实这是故意让乾隆看到，然后产生一种“我比你们聪明”的感觉，但问题在于，乾隆没多少时间看，所以就造成了“司事者虽明知其讹误，亦不敢擅行改刊矣”。

正因如此，四库全书与其说是一本中国式百科全书，不如说是一本灾难之书，由此鲁迅才给予四库全书超低评价。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四库全书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灾难。

朱棣编修《永乐大典》时，宗旨是“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相反《四库全书》却是有选择、有目的编修，毁掉的书籍超过收录的书籍，实在让人感慨！

尽管有不少学者歌颂四库全书的伟大成就，但就四库全书以上的问题，对华夏文明而言，究竟是赚了还是亏了，是利大还是弊大，还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

董永和七仙女的传说，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人们在津津乐道传说的同时，对 历史 上究竟有没有董永？以及董永究竟是哪里人？更喜欢刨根问底。

尽管是传说故事，但在古代史书古籍里还真有所记载。

《汉书·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记载，董永的曾祖父董忠，是汉宣帝的侍卫公元前66年，在平息霍光之子霍禹谋反事件中有功，被朝廷封为“高昌侯”，赐千户。后其子董宏、孙董武、曾孙董永世袭继承爵位。属“千乘人”的官宦富豪。因董宏“佞邪”而剥免了封位，星转斗移，到董永这辈已一贫如洗，成了“穷小子”。

晋朝干宝著的《搜神记》中，“永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意思是：董永早年死了父亲，与父亲相依为命。父亲耕田种地，董永推车跟着帮父亲料理农事。后来父亲死了，没钱埋葬，只好卖身为奴，换些钱粮，为父亲操持丧事。

在《搜神记》里，董永是个汉代农民，而且还是个“穷小子”，属于生活在 社会 最底层的“贫下中农”。

不管是由“千乘人”变为穷小子，还是压根儿就是个穷小子。董永，在 历史 上都是真实的。

董永能被后人传颂，除了找了个“七仙女”当老婆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董永是孝子。他卖身葬父的行为，符合古代传统道德思想，值得人们赞誉和推崇。就是放到现今 社会 ，那也应该是值得褒奖的“道德模范”。

至于“卖身葬父”，这也是有根据的。“卖身葬父”的最早版本是汉代刘向的《孝子传》。而且记述得十分详细：前汉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独养父。父亡，无以葬，乃从人贷钱一万。···无钱还君，以身作奴······。因刘向的《孝子传》佚失，后晋干宝的《搜神记》，宋《太平御览》等都有相应转引。

下面我再着重说说史书古籍对“董永和七仙女”故事的记载。

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发生在董永“卖身葬父”之后。最早提及“董永遇仙”的是曹植在悼念父亲曹操的《灵芝篇》。其中写道：“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债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

最早对“董永遇仙”作开放式生动描述的，还是《搜神记》。原文为：“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大概意思是，董永卖身葬父后，在去债主家打工还债的路上，遇到一个漂亮姑娘，姑娘主动提出要做他老婆。董永推脱不过，遂答应姑娘，结为夫妻。

更为生动的是，姑娘随董永到了债主家，跟董永一起打工还债。打工还债中，男耕女织。七仙女成了“日织千丈”的“天之织女”。

织女，在古代文献里究竟是什么人？司马迁的《史记· 天官书》中说“织女，天之孙也。这让人们又联想到另外一个神话故事——《牛郎织女》。这牛郎的媳妇也是织女啊。

在早期传说中，董永和牛郎的妻子都是”织女“。那天帝的孙女，怎么可能既是董永的老婆，又是牛郎的妻子呢？怎不”1女嫁2夫“了？这可有悖伦理啊！ 于是，在隋唐时期，”人仙之恋“符合道德伦理，人们借天上有三颗织女星，把一织女，换说成”三织女“。为了让”三织女“深入人心，古人还借用了《史记·殷本纪》中”三人行浴“的传说，演绎出”三织女浴于池“的故事。这样一来，董永跟牛郎就成”连襟“了。你说有趣不？

最后，我再说说董永究竟是哪里人？

隋唐之前， 历史 上的”千乘人“董永是山东人；到了唐代，因《董永变文》里面有”孝感先贤说董永“，董永成了湖北孝感人；宋代以后，董永又成了“江苏人”、“安徽人”、“河南人”、”河北人“、“山西人”等等。其中，董永是“江苏人”更有说服力。因为“家住丹阳，姓董名永”嘛！可江苏有三个丹阳。一是镇江丹阳；二是南京旁边的安徽当涂小丹阳；三是东台的丹阳。更有说服力的当然是镇江丹阳。因为明嘉靖唱本《织锦记》里明明写着：“董永，字延年。润州丹阳县董槐村人”。

作为土生土长的丹阳人，我更相信，董永是我们镇江丹阳人。

（吴志阳）

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等，无论提到哪一件中国的传统文化古籍都是让人羡慕无比的瑰宝。

当阿里达摩院利用数字化技术，在四川大学的文史专家们的牵线搭桥下。终于在汉典重光平台上回归了首批数字化的古籍，包含40余种宋元刻本、写本，共有20万页。让我们不禁看到了新的希望。

我国古籍流失最严重是主要原因是战乱。当时许多所谓的外国科考队趁着混乱的局势，肆无忌惮的盗挖、偷运、走私、贸易。导致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众多古籍珍本纷纷流落海外。更有甚者连流落何方都无从得知。让国人为此感到心痛不已。

而在全球许多博物馆内都可以看见这些中国古籍的身影。让我国著名学者郑振铎曾经发出无奈的感慨：“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国家政府对这些流失海外的古籍也极其高度重视，但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我国想要全部追回这些古籍原件的难度非常大。有很多时候也是凭着爱国人士的一腔热忱通过拍卖、捐赠等方式让古籍回家。

这些古籍都是我们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见证，是我国发展的历史载体。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了更详尽清楚的路径。为了避免这些古籍再次流失遭受毁坏。我国许多地方都成立了专门的古籍保护研究院，除了运用传统的修补技艺来修补受损的古籍外。还通过数字化这种科学技术让这些珍贵的古籍得到长久的保存。每一本能传承至今的古籍都是无数前人耗费心血或牺牲生命保留下来的，而我们必须更好的将这些传承给后世子孙们。